序言

真正的异国只在过去。

——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

20世纪是心理学的世纪。

这个漫长的“世纪”实际上持续了百年有余。它始于1900年之前，因为奥地利精神病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 Die Traumdeutung ）出版于1899年——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将“释梦”这一古老的文化技术当作整体来研究，而不是针对梦的个例。直到2011年，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骨灰被运送回维也纳，才标志着这个时代的结束。

如今，维也纳中央公墓中立有一块方正的墓碑，标示着心理学家阿德勒的长眠之地，这里几乎和市中心的景点一样挤满游客。这块石碑高于常人身高，一圈高度与视线平齐的钢板围绕着它，上面刻有英文。它象征着现代，刻的文字也易于理解。在阿德勒生命的末尾即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已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齐名。天才爱因斯坦测量了宇宙，而天才阿德勒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取得了成功——绘制人类心灵的图景。

两者齐名的评价从何而来？是因为头条新闻的宣传和时代精神的契合，还是说赞誉的背后另有原因？比如对人类、对自我提出了全新的、符合现代的甚至超越时代的问题？比如对个体和群体的价值体系发问，比如对没有科学家和作家的自我反思就无法解决的思考方式、行为方式和感知方式的探寻？心理学史不仅仅是纯粹记录现象的历史。如果我们想到，20世纪最伟大和最有影响力的三位心理学家，即精神分析理论的先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和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后者与前两者相比显然错误地被忽视，于是我们就会意识到，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产生的种种问题获得历史认识已是迫在眉睫。因为这一点从始至终影响着心理学，并在人类医学进入高科技和先进技术时代之后，更加深远地改变着心理学。对心理学和对人类的认知奠定了人类学的基础，并决定了我们对步步紧逼的终极问题的历史认知。

可以说，精神分析流派中，没有一个学说像阿德勒的治疗体系——个体心理学——那样，与个体克服疾病和痛苦的努力紧密相连。个体心理学的早期质疑者、意义治疗的创立者、出身维也纳的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在1993年发表过他肤浅的看法：“每一个心理治疗流派的创始人其实都只是书写了自己的疾病史，试图解决他亲历过的问题。”

抛弃心理学来理解历史是空谈，毫无意义；而不在历史之中理解心理学，不仅缺乏依据，从学术上来说也是蛮不讲理且目光短浅的。要了解精神分析理论的现状，就无法脱离其经历过的发展阶段和执行阶段，更不能忽视奠基者曾陷入过的死胡同、走过的艰难路程、攀爬过的知识天梯。心理学研究的进步历程并不仅仅由主流承认的胜利者书写。维也纳医科大学公共卫生中心的心理治疗师奥斯卡·弗里逊施拉格（Oskar Frischenschlager）教授说：“为什么人们喜欢通过传记来了解精神分析或者心理治疗的历史？答案很简单，因为这和研究对象本身相关。心理学研究的是经验和行为，精神分析则进一步涉及更难触及的无意识，以及生长于不同文化中的个体的复杂历史。但是，所有在科学范畴中讨论的精神功能，都同时直接影响我们每个人。”

一位心理学历史学家曾在20世纪70年代说，阿德勒对我们的影响相当合时宜。这一说法仍然适用于50年后的现在，甚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个体心理学的影响及魅力持续至今。阿德勒是最早理解并命名以下现象的人之一：由于事实上的或自认为的不足，以及自尊的缺乏，人类发展出通过贬低他人来提高自己的倾向。在一个群体或整个阶级长期被不平等对待、明显低人一等的情况下，这些负面感受加剧并导致人们寻求补偿，借助逃避的手段来中和自我怀疑与质疑。

阿德勒的发现提供了新的术语：心身医学。病症的评估，被视为如他所说的男性抗议意义上的机体的反叛。衰弱和疾病作为权力工具；器官自卑的补偿；自卑感；机体的社会性关联；机体、心理上层建筑和人格目标三者的统一；症状作为器官的术语；人类生活的社会结构；完成任务时的设立目标的意识；因缺乏社会定位而进行的虚假补偿；神经症同时作为权力问题和有效性问题；心理医生的治疗目标应是让病人成为自己的医生，即推动医患关系的民主化和提高对患者在康复过程中共同承担责任的重视程度——这些要点既是个体心理学的指导原则和口号，也指明了其治疗模式。个体心理学最明显的特征是在诊疗对谈中不容易发现的一点：不再放置沙发。病人和医生相对而坐，四目相对，没有高低之分，融为一体。感知彼此的动作是诊疗中的要点。

阿德勒的信条是接受人本来的面貌，并从人们深陷的地方或者在诊疗过程中“迎”回自己。“个体心理学家认为，个体的自我发展或失败与社会环境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个体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并需对其积极地做出回应。个体心理学既适用于防止对英雄的崇拜，也适用于抵抗无望的想法，个体正是社会历史现实的集合体。”

阿德勒留下的原始材料，存于美国华盛顿特区国会图书馆档案盒里的有数米长，另一些在伦敦的一位熟人手上，还有一些在中欧几所机构中，数量不多，因为他习惯在回复信件后扔掉它们。不过，由于阿德勒不停地建立新的联系，结交新的朋友，因此在他交往过的人的记忆中，存留着大量关于他的趣闻轶事。可惜，“在轶事之中，很难找到真相”。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生平被归因所笼罩，受到亲历者主观描述的影响，其中不乏虚假的部分，并被对立者的回忆污染。新闻界也在传播错误信息上推波助澜。比如，《纽约时报》在瑞士心理学家荣格1961年去世时写道，他创造了“自卑情结”一词，而这是错误报道；伦敦《泰晤士报》在1939年的一篇长篇讣告中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视为“自卑情结”之父，对他表达了敬意，这同样是错误的。因为真正提出这个概念的人，是阿德勒。

历史学的方向是曲折的。它从来没有心无旁骛地直线前进过，反而常常迂回而行。相当多的中间成果对形成一个有意义的完整有机生命体没有什么贡献。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为此找到了一幅图景。他在《没有个性的人》（ Der Mann ohne Eigenschaften ）中写道：“那么历史的道路就不是一只台球的路线，一被推出便沿着某条轨道运行，而是像云的道路，像一个漫步大街小巷的人的道路，这条路时而因一个阴影、时而因一群人或房屋正面的某种奇特装修而偏转，并且最后来到一处它既没见过也不想到达的地方。在世界历史中有某种迷路。当代总是像一座城市尽头的房屋，却不知怎么的不再完全是这座城市的房屋。”

就是在这样的房子中，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成长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