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官自卑”

人是拥有复杂心理的生物体。

——奥努尔·京蒂尔金（Onur Güntürkün）

1904年10月17日，慕尼黑大学数学系副教授亚瑟·科恩（Arthur Korn）成为第一个成功通过电报将图像传送到1800千米以外的人。在两年前，他就已经在《电力传真电报学等》（ Elektrische Fernphotographie und Ähnliches ）一书中从理论上解释了这个原理。在这本书的第一页，科恩写道，传真电报“在也许不是很近的某一天，会促成电视的出现”。

根据“星期三协会”的会议记录，就在同一天晚上，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宣布将在近期举行关于神经症基本原理的讲座，还提及了对政治家的心理进行研究的尝试。阿德勒想证明，意识形态对世界的感知是建立在个人动机之上的，那些反对家庭存在的社会政治家“对乱伦关系有黑暗的了解”（这样的研究结论没有出现在他的书中。）会议记录继续写道：“最后，阿德勒很遗憾未能坚持研究他最喜欢的想法，证明乱伦冲动的器官根源。他只说道，从医学检查中可以发现，诗人们每次都能被检查出异常的早熟，没有进一步研究，其原因还未可知。”这段话的脚注写着：“在上述段落中，我们发现了阿德勒‘器官自卑’理论的最初迹象，该理论在他后来的个体心理学理论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3年后，阿德勒出版了一部主题为“器官自卑”的书。书的封面上写着书名《器官自卑研究》（ Studie über Minderwertigkeit von Organen ），全书共92页，绿色硬壳封面，由乌尔班和施瓦岑贝格（Urban&Schwarzenberg）出版社出版，这是一家著名的医学出版社，在柏林和维也纳设有分支机构。

书中，作为例子，阿德勒区分了先天畸形在形态和功能上的自卑。他以生物学家的身份指出，机体因素是区分这两种自卑的重点。“弗洛伊德寻找的是适用于所有神经官能症的原因，阿德勒也想效仿。当时，阿德勒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所有神经官能症的起源，即由‘器官自卑’引起的、补偿不当的感觉和行动，这代表着阿德勒的思想已完全转变方向。”阿德勒根据的是魏尔肖的失败和克服假说，并站在医学传统这一边，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有影响力的医学教授和教科书作者威廉·冯特。冯特的《生理心理学原理》（ Grundzüge der Physiologischen Psychologie ）首次出版于1873—1874年，并逐版做补充修订。他在其中说道：“生理和心理的生命进程的分离，对于解决科学任务确实是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但有机体的生命本身是一种不同进程的统一关系。”冯特为心理学奠定了这个基础之后，一种观点开始流行：“解释心理现象时，参考关于人类的生物学是不必要的。”心理学和生物学被置于相互竞争的关系中，彼此定位为对手。不过，生物心理学以其综合的观点，在神经心理的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无论是大脑的可塑性，还是学习新事物时被激活的神经细胞的同步性。生物上和心理上的因素越来越难区分，人类思维的文化形式和生物形式属于一个硬币的两面。

阿德勒将所有高层次的精神活动，如语言、艺术、哲学，都归结为“器官自卑”的存在和精神上的额外劳动。当得到好的结果和成功的补偿时，病人就会健康；在过度补偿时，他也许能取得所有想要的成就，甚至得到的超过他的预期，这会使他成为一个天才；而在相反的情况下，病人生理和心理上的疾病症状仍会存在。阿德勒认为，心理现象的生理基础已经被确定，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压抑。弗洛伊德评价，阿德勒的书对“本能的生物学基础”有重要贡献。确实，尽管突兀地从社会医学过渡过来，但阿德勒的所有著作的主题就是生物学。

1908年左右，阿德勒提出了“攻击本能”（Aggressionstrieb，也译作“好斗的冲动”）概念，这是对弗洛伊德正统观念的又一次偏离。阿德勒认为，攻击性不能被解释为性欲受挫的结果，它是独立的力量，这种本能在生活中和性欲一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准备在“星期三协会”里的演讲，他在《生活中和神经症中的攻击本能》（ Der Aggressionstrieb im Leben und in der Neurose ）和《儿童对温柔的需求》（ Das Zärtlichkeitsbedürfnis des Kindes ）两篇文章中对此进行了探索。在“星期三协会”的一场研讨会上，阿德勒将施虐癖作为主要的本能，但在书籍出版时将这个概念替换为“攻击本能”。他修正了早期的观点，认为施虐癖和受虐癖是直接导致神经紊乱的因素。“器官自卑”理论由此进入早期发展阶段。

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另一件事——这也是他在接下来30年里发展和宣传的想法——决定生活成功与否的关键，在于孩子或成人如何面对和处理任务。阿德勒是历史上第一个从人类学角度思考攻击本能的存在的心理学家。在“星期三协会”里，尽管他认为自己在进一步发展弗洛伊德的思想，但他还是遭到了反对和批评。把性驱动这个观点中立化，被协会中的其他成员视为侮辱。阿德勒也清楚，本能不是这么容易讲述的。他认为，性之外的其他本能和“文化”作为限制和调节发挥着重要作用。最终在1908年初，阿德勒写信给弗洛伊德说他想要离开“星期三协会”，但弗洛伊德一直劝说他留下来。

在1908年发表在《教育学和教育政策月刊》（ Monatshefte für Pädagogik und Schulpolitik ）上的《儿童对温柔的需求》中，阿德勒多次——而且是第一次——使用了一个术语，它后来也成为心理学中的基本术语——“社会感”或者说“群体感”（Gemeinschaftsgefühlen）。后来他对这篇文章进行了4次改动，这个术语的拼写也定格在了单数形式。他还在文章中提到，除了攻击本能，另一种活跃的本能是对关注和爱的需求，它也是性欲的变体，这种需求是教育的基础。“儿童用同样的方式渴望老师能给予他们和父母一样的满足，之后也渴望社会能这样做。”对温柔的需求是建立和培养独立自主和自律的手段，也是孩子“以文化效用”满足自身的方式。阿德勒想以自己的方式，在将自己的观点与弗洛伊德的观点区分开的同时，展示应该如何将年轻人积极地引入文化、社会、工作和生活。对温柔的索取失败会引起神经症；如果对爱的渴求没有得到满足或被中断，那么可能会引发自恋和攻击行为。阿德勒认为，攻击行为并不是破坏性的，也不是如恶魔一般邪恶，因为他很清楚“攻击”在德语中的词根意为“接近并出击”，这是行为，而不是军事进攻。于是，行动、自我教育和自我控制都进入了阿德勒的思想。在他看来，攻击本能是一种元本能（Meta-Trieb），其功能是总结和指导其他本能的执行、克服和满足。元本能的功能会越来越“心理化”，直到演变成渴望个人优越感。借此，阿德勒将自己的观点同弗洛伊德关于性欲是类似神经装置的物理机械概念区分开来。

在1909年——也就是《器官自卑研究》发表两年后，阿德勒在《论神经症的因素》（ Über neurotische Disposition ）一文中扩展了他的研究。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器官自卑”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反映在精神生活中并影响着精神生活。他在1912年出版的《神经症的特性》一书中更详细地提出了他的新构想。这是通往自我的心理学的道路，自我不是一个在良知和文化之间来回摆动、进退两难的概念，而是受本能驱动的概念；阿德勒认为，自我有能力行动并愿意行动，即自我是一个行为者。此后，阿德勒的心理学与安全感、认同、社会地位、男性气质和自我主张息息相关。简而言之，人在一个世界中的行为以及对世界做出的行为是相互的，而不是像弗洛伊德说的那样是被压抑甚至被分离的退缩行为。它不是关于性欲的满足，而是关于恐惧的。在阿德勒的体系中，人的内在经验和他的补偿能力，是将他塑造成他想成为的样子的决定性因素，而不是深陷在童年的创伤中。

目标主义的观点是阿德勒在这本书中的核心：以什么目标为目的和愿望，以及在此时此地如何相应地组织生活。每个人是一个整体，不会分解为带有管理特征的、不同的控制层级。个体对优势的追求，曾一度被阿德勒称为权力或权力意志，也由此，神经症心理学成为道德心理学。根据阿德勒的观点，获得施加给他人的权力是不道德的，神经症意味着道德上的失败。阿德勒的理论发展到1910年已经扩大，从强调严格的病因学观点，转向个人对自己、对生活、对世界的态度的深度心理学启迪。他在“星期三协会”一次关于心理上的雌雄同体的演讲中，很明显地提到了对立组的概念。他说，上层与下层、权力与无力、强势与软弱、男性和女性，是“神经衰弱者”虚构的，因为用不可动摇的对立面来思考问题，是神经质的生活形态之一。这导致了致命的扭曲——仿佛哲学的世界观对健康人来说是一场游戏，但对神经质患者来说不是。前者可以在这场游戏不合适的时候结束它；但对后者来说，它是必需品。顾及他人的思考和行动，有助于“掩饰”神经质的自我目标，社会感同样是一种虚构。这种情感越不发达，神经症的程度就越深。这将伴随着如下的投射：男性=好的，女性=几乎所有需自动抵御的、不好的、劣质的、病态的。

厌女症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症状。哲学家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1903年出版的《性与性格》（ Geschlecht und Charakter ）多年来一直畅销；叔本华和尼采也早已表达了对女性的蔑视，两人的著作都属于1900年前后哲学—艺术话语的一部分。反女性化体现在对性欲的贬低，以及将女性缺陷的临床分类心理学化，即打上“歇斯底里”这个关键词。两者都表达了对“文化的女性化”的拒绝。阿德勒将这种具有男性特征的行为称为“男性抗议”（männlichen Protest），他认为这是在文化和社会理论的范畴中，在错误地虚构女性价值较低的基础上所产生的虚荣心。这个有些难以捉摸的术语，后来被阿德勒用“优越感”或者“想变得优越”替换。他强调外界评价、自我评价和归类与个人所从事的工作之间的联系，以及对未来的塑造和定位。目的性、明确的目标，越来越成为他理论的核心。他认为，行为（das Tun）带来的动力取代了存在（das Sein）引发的神学启迪。

1910年，阿德勒用“男性抗议”取代了“攻击本能”。这一变化的理由在于，他不想再用生物学术语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想“用心理学术语或者文化心理学的术语”。这样更加容易让人理解，因为“本能”从机械论上来说是一种应用的力量，而“抗议”来源于一个融入社会的自我，它是对自己所处的环境的表态——支持还是反对，赞同还是不赞同，持保留意见还是反感。“抗议”是一种辩证的观点，允许多样性并可容忍偏差。同时，它指向对立双方外的第三方，即一种动态的总和，心理学上称作“生成”（das Werden）。

不过不久后，阿德勒又放弃了“男性抗议”这个相当不幸的术语。因为他十分在意基本结构的辩证性，而“男性抗议”意味着从被认为是带有女性气质的、虚弱的、有缺陷的状况中挣扎出来。它意味着稳定和固定的安全感，表现的是一种趋势，出现在陈词滥调和不加批判就应用的传统思维形式中，其结果是：人无法融入社会、工作和爱情。这样的削弱让社会失去积极的贡献。一个人是否真的低人一等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把自己划归为低人一等，贬低自己。

阿德勒走向了自我心理学，远离了深层心理冲突及其研究方向。对弗洛伊德来说，人是非理性的，人的思考和行为很少有理智的逻辑特征；而对阿德勒来说，所有的思考和感受、努力和行动，都蕴含在追求优越的大潮中，精神被合理化后呈现，而且因为合理，所以分析时很容易展开，也很容易看透。弗洛伊德认为人是确定的主体，受制于无意识；而阿德勒认为，人是充满权力欲望的行为者。

现在，补偿不再来自外部权威的干预，而是个体对“器官自卑”或自卑感的处理，它可以使人获得成功，或者引发精神疾病。这是一种行动和反馈的辩证关系，是以变化和改进的形式进行的坚持和行动的辩证关系。对此，阿德勒将本能的生命视为一种结果，而不是一种活跃的巨大力量。这是对弗洛伊德的直接质疑，是对其理论大厦的解构。

心因性功能障碍最重要的补偿措施之一，是建立安全感。对于阿德勒来说，即避免自卑情结。神经症患者在采取行动时，总是从主观感受到的或者客观给予的不安全感和自卑的立场出发，目标是成为“完整的人”，但是实际上，每个人内心都有自卑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的两年，将个体在世界中的存在解释为“权力意志”，是阿德勒的巧妙伎俩。在尼采的这个术语的盛名中，人们忽略了一个事实：这个有破坏力的哲学家和阿德勒主要谈论的不是权力，而是强大意志的特殊性。“权力意志”是一种“无限制的能力意志”，当“权力”受到威胁时，它就会发挥作用，建议使用意志。成功得到权力后，权力意志就不再是主题。

1929年，阿德勒解释了这种辩证的动态：“未来与我们的追求和目标息息相关，而过去则代表我们试图克服的自卑或不足。因此……对在自卑的情况中发现隐藏着或多或少的优越感，我们无须惊讶。另一方面，当我们探究优越感时，也能找到其中隐藏着或多或少的自卑感。……追求优越永不停止，事实上，它代表着精神，代表着个体的心理。” ifh3HwGCfGDIhKDl90jq6AFMHKE5+yxfETDiWzkXUKLV8WMqmfXE67MVsYWpui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