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与仿佛哲学

历史哲学家只是改变了世界的一小部分；重要的是宽恕这个世界。

——奥多·马奎德（Odo Marquard）

“有些事情看起来像是夸大其词，就像《皮塔瓦尔》（ Pitaval ） 中的故事，尽管故事并不血腥。”这是1914年5月5日《工人报》第一版下半部分专栏文章《消失的档案》（ Der verschwundene Akt ）里的第一句话。同样就在这一天，一位记者在切尔诺夫策的《布科维纳邮报》（ Bukowinaer Post ）的头版上咆哮道：“那些应该引起注意的东西，因为没有被看到，所以它们不存在。”而《维也纳新自由报》（ Wiener Neue Freie Presse ）用3页篇幅的特刊介绍了计划新建的通往维也纳的弗朗茨·约瑟夫皇帝政府纪念桥，即现在的海利根施塔特大桥，该桥在特刊介绍发行一年之前已封锁了部分交通。《维也纳新自由报》从第八页才开始出现第一批广告，包括位于克赖因的日光疗养院，预防皮肤粗糙的松香皂，巴特哈尔的碘溴浴，巴德托波尔希茨的疗养院，瑞士的格里森巧克力，以及对如何消除因精神和身体疲劳而引起的便秘给出的温馨建议——一杯天然的“弗朗茨·约瑟夫”苦矿泉水——以统治者的名字命名似乎有点轻佻。《维也纳新自由报》是帝国最负盛名的报纸，其编辑部、行政部门和印刷厂都位于费希特巷2号，维也纳城市公园附近。这条街是以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约翰·乔治·费希特（Johann Georg Fichte）命名的，如今，维也纳劳动监察局就坐落在这座宏伟的历史主义风格的建筑里。同样在1914年5月5日，阿德勒开始着手研究哲学，并从事劳动监察局的工作。他给人写了一封信，我们无法确定收件人，只能推测可能是美国心理学教授斯坦利·霍尔（Stanley Hall）：“我想我同意您的观点：我们的个体心理学实际上是一种关注（和兴趣）的哲学和心理学，因为个体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态度（观点）和行动，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同一事物的基础。”阿德勒跨越大西洋的通信，让心理治疗和心理学之间的关系比学科历史上公认的还要紧密。

1881年，莱比锡大学为“心理治疗”设立了第一个教席，这意味着设立者从学术上认可了这门学科作为科学。设立者名为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生于1859年，被认为是创伤治疗和精神创伤学早期形式的创始人。这位法国人在30岁时出版了《自动化的心理：针对人类活动的低等形式的实验心理学尝试》（ L’automatisme psychologique：Essai de la psychologie expérimentale sur les formes inférieures de l’activité humaine ），推动了当时人们对精神创伤学的认知。由于19世纪中期生物精神病学和神经学开始发生转变，严格的自然科学和物理问题被推到台前，但哲学问题并没有因此隐入后台，也没有被视为过时的问题而被抛弃。比如关于自由意志的讨论，关于行动、意愿、指示和指挥行为的因果关系，至今都在心理学的探讨范畴中。

精神活动的因果关系是“迷人但不准确的神话”，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是第一个试图征服它的哲学家。他将意识的意向性理解为：意识并不接收周围的现实，而是指向周围的现实。这意味着，没有一个意识世界是与现实世界无关的。不过对阿德勒来说，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和其目的论、威廉·狄尔泰 （Wilhelm Dilthey），以及汉斯·费英格（Hans Vaihinger）更为重要。

对于比胡塞尔年长近30岁的威廉·狄尔泰来说，心理学已经是生活的主题。这位柏林的哲学教授将人类学归为“心理学”，称心理学包括实用人类学、哲学人类学和比较心理学，并且认为，作为一种知识理论，人类学是心理学的结果，后者是在考虑到生物学因素和分类的情况下，在人类存在的多样性上取得的经验。狄尔泰强调了未来的方向，即目的论。目的论起源于托马斯·冯·阿奎纳（Thomas von Aquin）的中世纪经院哲学，于18世纪重新被康德发现，又在100年后在维也纳被弗朗兹·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找到。阿奎纳的目的论充满神学思想并面向上帝，而浪漫主义者克莱门斯·布伦塔诺（Clemens Brentano）和贝蒂娜·布伦塔诺（Bettine Brentano）的侄子——1874—1895年在维也纳担任哲学教授的弗朗兹所持的目的论，则将“意向性”一词理解为心理上的内在性。

狄尔泰常常和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一起被归为19世纪末生命哲学的代表人物，但这并不正确。因为狄尔泰不认为生活被神话或者被神化的汝（Du）所包围，人们只能凝视其不可捉摸的面孔——恐惧，不安，抑或满是热情。对他来说，“生活的全部事实”在于“经验哲学和心理学的真正出发点”。这一观点代表了一种思维方式，从现象学的角度来说，要从整体开始以理解部分，并从部分中重新建立整体。阐释学的循环原则并不仅仅适用于理解文本。“如果说康德把心理学和认识论分开了，那么狄尔泰关于美学和历史的工作，则对心理学描述与认识论的关联程度重新提出了疑问。”

狄尔泰多年来一直在开设心理学讲座课，但直到1894年才书面提出关于“描述心理学和分析心理学”的独立构思。他把生活理解为自我和世界之间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并谈到“体验自己的状态，理解在外部世界中具象化的精神”。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狄尔泰研究的主题从刺激和反应模式转变为整体性原则，即思维等同于对现实的感知，感觉等同于价值和意愿，等同于目的的统一。整体性原则成为他思想的中心纲领，以及他的心理学的主要概念，他把整体的概念作为“原始现象”和“思维模式”应用到有机体。狄尔泰的理论结构通过“表达”概念，与生活客观现实相关的理解理论融合在一起，这大概是由心理结构的因果关系带来的。这一理论影响了关于生活背景的哲学：个体的经历，即便过了很长时间后，也会形成生活背景。早在1699年，英国人沙夫茨伯里伯爵（The Earl of Shaftesbury）就谈到了“心灵的统一结构和构造”。狄尔泰在关于“语义学”的文章片段中强调：“在记忆中，经验被组合成一个统一体，并获得了与整个生活中其他经验的关系——语义”。在这个意义上，语义是“一种在各部分之间寻找到的内在联系，和时空、因果这些真实的联系无关”。各种功能性的生活表达相互关联，“思维本身并不会产生这种关联，但人们可以到处宣扬思维，使关联生效”。狄尔泰说：“生命历程中，每一段经历都和整体相关。这种生活背景不是连续时刻的总和或缩影，而是由联结所有部分的关系构成的统一体。”按照他的观点，描述心理学能够为人文学科提供一个关于世界基本要素的非假设性设想，而自然科学将世界割裂开来，其结果是假设的微粒——“自然科学从基本微粒中创造物质，这些微粒只能被当作分子的组成部分，不能独立存在；在历史和社会奇妙地交织在一起的整体中，相互作用的单位是个体，它们是一个心理和物理意义上的整体，其中每个个体都相互区别，每个个体都是一个世界”。

1894年，狄尔泰完成论文《关于描述心理学和分析心理学的观念》（ Idee über eine beschreibende und zergliedernde Psychologie ）的大纲。这是他对描述心理学的成熟构想，明确涉及“结构规则，这个规则把智力、本能生活和情感生活，以及意志行为联系在一起，构成结构化的精神生活整体”。他的人类学的核心是“发展”和“后天的关联”，以及有机体的事实，后者延伸到了精神领域。

在狄尔泰的最后一份手稿，即未完成的《宗教问题》（ Das Problem der Religion ，1911年）中，狄尔泰回归了人类学，并从心理学延续了“描述和分析”的属性。这位哲学家旨在克服传统心理学孤立地研究自我观察的现象，并将个体视为从心理物理学 来说孤立的分子的问题。但他想保留社会生活和历史生活所构成的基本单位。他认为，社会不是一种聚合状态，更准确地说，个体才是一个社会最突出的元素，个体的意识是社会的体现。在狄尔泰看来，社会是自我延续的整体，它指向一个更大的整体，即他提出的“精神生命结构”这个概念。他用“精神生命”这个在19世纪末的德语中鲜少使用的词，创造出了20世纪的重要关键词。他说：“自然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因为我们只能看到它的外表，看不到内在。社会才是我们的世界，我们用自己的一切力量参与社会中的相互作用，因为我们从内心深处、从最活跃的躁动中，感知到社会体系建立起来的条件和力量。”

阿德勒是哲学家吗？这是一个怪异的问题，却也是合理的。无法想象阿德勒的神经症理论如果不涉及生命哲学，会是什么样的。阿尔弗雷德·阿德勒读过哲学，有人文学科的背景，借鉴了多方依据，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他1912年出版的《神经症的特性》（ Über den nervösen Charakter ）这一涉及广泛的书中。他早期著作的引用涉及德摩斯梯尼、达尔文、黑格尔、康德、拉瓦特 、席勒、叔本华、苏格拉底、威廉·冯特、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以及弗朗茨·冯·巴德尔（Franz von Baader）等。他从这些人的著作中找到纲领性的概念，折中后为自己所用。大学期间，阿德勒参与了马克思社会主义学术圈，阅读过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的《唯物主义史》（ Geschichte des Materialismus ）。不过，早期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受康德的影响。在维也纳大学，阿德勒应该听过著名哲学家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的演讲，因为作为一个极其喜爱阅读报纸的人，他绝对无法抵抗马赫的魅力。当时，人们对尼采作品的热忱也让他的影响逐渐加深。一些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的出版物甚至宣扬“尼采式的社会主义”，比如阿德勒在1905年发表过文章的《新社会报》（ Neue Gesellschaft ）。

1902年，阿德勒在《医学专业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提议在维也纳大学设立一个社会医学的教席（这一职位于1909年设立，被任命的医生曾担任企业卫生和劳动保护的监督工作）。约20年后，他又主张设立治疗教育学的教席，即当今术语中说的特殊教育学。这个高校职位是预防学和治疗学的结合，对此，阿德勒主要关注的是那些在成长过程中被忽视、有犯罪倾向的儿童和青少年。这符合他的主张，即教育可以补偿全人类的自卑感；学识和洞察力是化解对生活的恐惧和自我厌恶的基本，也是建立安全感的首要条件。缺乏这些的情况下，通过社会化训练作为补救措施，个体还是可以融入群体的文化世界和生活世界的。因此对个体心理学来说，教育处理的是性格和人格问题。1902年的这两篇文章还受到社会哲学方面的启发，包括鲁道夫·魏尔肖的社会医学和细胞病理学一元论，以及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关于个体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思想。从这两者中，阿德勒采纳了关于人类“团体奉献”（Wirhaftigkeit）的理论，这是关于人的社会性的理论，没有这种社会性，就没有人类，也没有群体和社会。与此相反，弗洛伊德假设了人类原始的非社会性，因此两人的思想从根本上分道扬镳。

针对有机共同体，魏尔肖有一个前达尔文主义的概念。与他同时代的生物学家、解剖学家威廉·鲁（Wilhelm Roux）从1895年起在德国哈勒执教，他将生命定义为“消费的过度补偿”，并在他的一本有影响力的书 的标题中，将生命定义为有机体各部分之间的斗争。鲁认为，生命体吸收超过必要的能量，就转变为补偿性的能量，即“为生存斗争所储备的能量”。在过度补偿中，进化论和热力学之间相互平衡，生命具有补偿和过度补偿的能力，即自我调节。

这一点被阿德勒接受后应用于心理学。鲁认为，强大的过度补偿作为进化过程，能动态地帮助热力学的进化过程。尼采也考虑了这一点，权力意志从心理学角度成为弱者追求力量和优越的概念，即成为“超人”。这一思维体系在尼采之前就已经被大脑生理学所掌握，也为阿德勒关于器官自卑的观点提供了依据。

阿德勒将自己的学说理解为“使用的心理学”。他认为，区分个体的不是个体拥有的品质总和，而是品质的使用，强调的不是拥有，而是使用。性格形成于练习某些能力然后又忽略它们的交替过程中，使用还是不使用，由自我（Ich）来控制，有针对性地进行。他认为，进化的结果会传递给后代并继续遗传，这在科学史上符合新拉马克主义 。

当时阿德勒活跃的科学讨论圈子中，整体性思维正在取代因果科学的思考方式。随着社会学兴起对意义的理解，阿德勒察觉到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差异，以及两者不断加深的分歧。他显然把自己从“将自然科学知识应用于人的精神生活”这样的思维中分离了出来，最终“拒绝一切严格的决定论出现在精神生活中”。

有一部作品尤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汉斯·费英格的《仿佛哲学：基于唯心主义实证主义的理论虚构、实践虚构和宗教虚构的体系》（ Die Philosophie des Als Ob.System der theoretischen, praktischen und religiösen Fiktionen auf Grund eines idealistischen Positivismus ）。费英格出生于1852年，是新康德主义者，这部共有848页的作品是他1876—1878年在哈勒大学担任哲学教授期间所著，但1911年才出版。仿佛哲学的出发点在于认为“自由”是一种偏离现实的假设，是实践所需的“虚构”。费英格的虚构主义概念有意识地选择偏离现实，但是必须假装存在康德所说的“物自体”。只有在这个前提下，现实才是可以想象的。他认为，事实上，真理是一种虚构。

费英格摧毁了对客观认知的信仰，他把康德的思想提升到符合当时时代现实的层面。他认为，人是通过一系列目的来感知现实的，人的出发点是对按照目的所规划的自然的幻想。只有通过这样的虚构，才有可能设想出自然的混乱。然而，我们赋予（或强加给）自然的秩序——作为虚构的捏造——超出了人类的洞察潜力。人类制造出了一张世界蓝图，在其中，类别（Kategorie）是占领世界的基础。根据费英格的说法，某些现象会反复出现，基于对这些现象的观察，规则被发现。费英格由此得出结论，意识并不等同于一面被动的镜子，“遵循物理规则反射光线。意识并不会接收任何外部刺激，除非能够根据自己的尺度塑造外部刺激。于是，心理是一种有机的创造性力量，它自主地改变所接收的东西以适应自己的目的，并使外来的东西适应自己，正如它能够使自己适应新的东西一样。精神不仅仅在吸收，同时也在侵占和加工。由于其天生的适应性构成，精神在成长过程中，从外部刺激中创造出器官，以适应外部条件”。

阿德勒因此认为，人不仅要对有意识的自我负责，还要对无意识的自我负责，生命法则和充满生机的本能贯穿着两者。个体是一个行动者，能够采取社会行动，而不是一个行动受到本能的因果支配的受害者。只有在甄别自我欺骗的性格时，才会产生完整的人。

阿德勒从费英格的观点中派生出他自己的理论——关于儿童早期的关键性生活设想。他将模仿、认同和身份归结为虚构，这3个概念会从有意识发展到无意识，成为灵感、冲动、生活形态行为。“仿佛”行为必须符合这个人，“每个人行动的前提在于把自己的判断当作‘仿佛是’唯一可行且完全正确的。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一点，那么我们就不会按照判断做出行动”。错误的生活观念之下，按照私人逻辑判断，结果会是错误的生活，并伴随着从神经症到精神病再到变态疾病的形成。

阿德勒援引费英格的理论后指出，神经症不是无意识的压抑，而是逃避无法处理的任务的手段。弗洛伊德区分了疾病的“初级获益”——从神经症获得的优势，以及患者通过急性神经症获得的“次级获益”。而弗洛伊德眼中最有前途却也有分歧倾向的“星期三协会”成员——阿德勒，认为，更重要的是着眼于“次级获益”，他建议治疗师以鼓励和协助的形式积极干预。神经症患者的感知方式是二分的，非黑即白，没有灰色，不允许有流畅的过渡，坚持明确的分解。这是对待世界的原始方式，全有或全无的原则反映的是非理性，这是“私人的智慧”，与“常识”相对。

阿德勒特别强调虚构的私人逻辑的内在一致性，却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潜伏在其中的矛盾。因为“仿佛”对他来说是一个理想的传递者：以节约的方式从本能传递到思维及理性且合理化的解释倾向。他同意费英格的一个观点：建立在抽象过程基础上的对立模式，只能应用于思考的过程，因为现实世界并不是由不可改变、不可动摇的对立面组成的。

抽象、类别、对立，它们都包含在费英格的虚构概念中。它们都是能掌握世界的有效工具。人必须做决定，并承担其后果，这决定了他必须从不同的可能性中做出选择。为了让选择变得轻松，建立虚拟的对立几乎必不可少，因此，认识论的任务不可能是对现实的描述，它的使用在更大程度上决定着实际的适用性。认识论是一种工具，让人更容易在现实中确定方向。相关的例子有用经度和纬度来划分地球——它们并不存在，但很有用。阿德勒将费英格的思考转接到心理学上，他认为，自卑感及与其“紧密相关的厌恶感和不满意”，是“接近虚构的终极目标”的出发点和内在驱动力。

激情是基于观点与虚构的。这些都被看作是整体的而不是暂时的。人们已经习惯这样的虚构，他们与虚构一起生活，也生活在虚构之中。但人们忽略了在正确的时间消除这些虚构。对阿德勒来说，决定性的表达模式变成了行动，关键不是病人表达的内容，而是他以什么目的、做出怎样的举动。从费英格怀疑的实用主义态度中，阿德勒为自己推导出了一套理性的工具来分析正确的行为，查明私人逻辑和倾向性的观点。因此对他来说，这成了一项生活计划研究。

虚构主义作为个体心理学的核心，还指向其他东西。虽然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理论中也有注重自身缺憾的人类画像，但缺憾在阿德勒的学说中才是重点，它是对治愈的迫切愿望，就像“因不足而感到痛苦的空虚”。就科学理论而言，“个体心理学因此位于温和的本质主义——比如无意识的自卑感和与此相关的自我价值问题作为人类学的事实——和构成主义之间。前者表明它在心理动力学理论中的来源，后者使它可以与系统理论以及目前在文化学和人文科学中流行的现代建构主义思考相联系”。从这个方面来说，阿德勒是“现在所谓的‘后现代意识’的先锋”。 kgbIRDhQPD7yZTw0P1xfLfLYotopg8N5ozXZreTplFm4u05/7Qu2IZsiJcWjdZQ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