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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意识层面精神生活的本质，关键在于无意识。
——卡尔·古斯塔夫·卡鲁斯（Carl Gustav Carus）
阿德勒写这封信的6年前，即1902年，弗洛伊德写道：“有一天我非常惊讶地发现，非医学专业人士对梦境的见解，虽一半仍陷于迷信之中，但却接近真相。……我通过运用一种新的方法，对梦境有了新的认识，这种方法后来以‘精神分析’之名在整个研究流派中得到认可。”被整个流派认可？这更像一场白日梦而不是现实。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极度需要回应和共鸣。换句话说，他需要追随者。同年，他成为副教授，收获了声誉，那时他已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讲师。
还是在1902年。10月，弗洛伊德邀请与自己相识的威廉·斯泰克尔、在物理疗法研究所任教并采用电击疗法的童年好友马克斯·卡哈内（Max Kahane），还有经营一家“温泉疗养院”的鲁道夫·赖特勒（Rudolf Reitler），一起参加每周一次的会谈。这个邀请只在周三晚上，所以这个会谈的圈子很快被命名为“星期三协会”。弗洛伊德在过去几年中发表了一些重要的文章：1893年《论癔症现象的心理机制：初步通报》（ Über den psychischen Mechanismus hysterischer Phänomene.Vorläufige Mitteilung ）、1895年《癔症研究》（ Studien über Hysterie ）、1898年《神经官能症病因学中的性》（ Die Sexualität in der Ätiologie der Neurosen ）、1899年《梦的解析》（ Die Traumdeutung ），以及1901年《日常生活精神病理学》（ Zur Psychopathologie des Alltagslebens ）。1905年，《性学三论》（ Drei Abhandlungen zur Sexualtheorie ）问世。斯泰克尔应该是第一个接受精神分析治疗并在随后将这种治疗方法应用到病例的医生。第一次应用大约发生在1903年，弗洛伊德将一个病人介绍给他，并充当了类似督导师的角色。
除了斯泰克尔、卡哈内和赖特勒，第四位参与者就是阿尔弗雷德·阿德勒。阿德勒和弗洛伊德第一次有记录的来往是一份邮寄的简短消息，它在1899年2月的最后一天被寄往切尔宁巷，内容是请求允许转介病人进行咨询。1902年，阿德勒读了《梦的解析》，被深深吸引。
1904年12月12日，弗洛伊德在维也纳大学医学院进行了一次题为“论心理治疗”（Über Psychotherapie）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说：“精神分析疗法是为长时间无生存能力的病人创造的，它因为使许多这样的病人拥有了持久的生存能力而有所成就。”“星期三协会”对这场演讲很重要，它不仅为演讲涉及的假设和理论持续增加热度，还是演讲展示的场所。
1906年，50岁的弗洛伊德已经写了5本书和大约70篇文章，他胡子花白，仪表保养得当，脊背已略微弯曲，在乐于接受新事物的维也纳圈子里声名远扬。据一位同时代的人说，他在年轻人中很受欢迎，尽管他不喜欢与他们有太密切的个人接触。1897年，他就被任命为无薪
的副教授，但这个职位拖延5年之后才被正式确认。他限制他人来访，精神病诊所以外的学生只有在持有特别的书面许可的情况下，才可以来听他的讲座课。他只愿意和对精神分析感兴趣的人或忠于学科的人讲话，这些都凸显出他的使命感。
年轻的医学生弗里茨·维特尔斯于1906年参加了弗洛伊德的区医院精神病诊所的讲座课，并在之后记下了这次经历：来听讲的人很少，泛着回音的房间里甚至连前三排座位都没有坐满。弗洛伊德在没有笔记的情况下讲了大约一个小时，把这一小群人牢牢地控制在他的魔力之下。有一点短暂的休息时间让大家活动腿脚，接着，弗洛伊德又讲了一个小时。维特尔斯说，他看上去比50岁年轻：“他的头发光滑乌黑，几乎没有变灰，他把头发分在左边，留着法式山羊胡。”他那双发着光的深棕色眼睛会先敏锐地审视每一个提问者，然后才给出答案。这次讲座的内容是传统心理学的缺点，当弗洛伊德讲到在莱比锡大学任教、具有影响力的民族心理学家威廉·冯特（Wilhelm Wundt）时，他引用了卢多维科·亚利欧斯多（Ludovico Ariosto）的叙事诗《疯狂奥兰多》（ Der rasende Roland ），诗中，一个巨人在战斗中被砍掉头颅，但他却无暇顾及，继续战斗。弗洛伊德觉得冯特很像那个战士：“发展至今的心理学很有可能被我的梦境理论杀死，但它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还在继续被传授。”讲座结束后，“一群崇拜者”领着弗洛伊德“凯旋般地穿过庭院，来到阿尔泽街上”，“从阶梯教室到大门这段不长的路程中，我们尽可能地引人注目。弗洛伊德习惯保持得体”。
1908年，近30人加入了“星期三协会”，但通常只有差不多一半人会出现在会谈时。听众涵盖了可接受教育的阶级，其中包括医生（阿德勒于1903年加入了最传统的行业组织——医者协会）、教育家和作家。他们最初聚集在一起，不仅是出于好奇、想要掌握弗洛伊德理论并了解它的意愿，还因为对精神病学、教育学和与人类心理相近领域的研究现状感到不满。阿德勒表示：“作为一名医生，基础医学实践不能让我满意，我越来越转向精神病学。”
起初，尽管有意识形态的差异，但这还算得上是个和谐的团体。很多人，包括一些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民主派人士，甚至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都知道阿德勒崇尚社会主义，他在左派的《工人报》等媒体上的文章早就表明了他的立场。该协会关注每一次讨论，无论它是关于一份临床病例、一位诗人、一个罪犯、一本新的学科专著，还是关于一名视觉艺术家的生活和工作。任何领域都会成为讨论的主题——动物心理学和社会学、宗教和生物学、教育、犯罪学和神话，甚至还有联想实验和精神电疗实验。
“弗洛伊德讨论圈中的每个成员都相信，元帅的权杖就藏在自己的背包中。”个别人想保持自己的想法，宣扬自己的观念，在面对弗洛伊德的快速反应和灵巧时更是如此。奥托·兰克（Otto Rank）从1906年起就是勤奋的会议记录员，他努力做到机敏又友好，但也常常表现出些许傲慢无礼。维特尔斯来访时表现得又真诚又执着，没有带着最耀眼的光芒，给人一种顺从的感觉。斯泰克尔在会议中很爱争吵，非常自负，因为他在不少报纸上刊登过文章，有专栏。“这些行为特征自然也成为精神分析的理论素材”，成为精神分析发展的助力。然而，这份助力后来被证明是阻碍，甚至是破坏性的，因为冲突作为无意识过程的明显表现，会被提升为精神分析的典范。这时候，这种规范的设定与个人虚荣心相互作用，成为组织头疼的问题。
接下来是做笔记记录。最终，会谈上讲的内容、如何理论化以及如何反思都被记录下来，即使不是为了永久保留，也是为了未来的学科发展。这也推动了个人想要把自己推到前台。这个一直一目了然的圈子，自认为是进步的冲锋军、先锋派。现在必须决定，谁可以在弗洛伊德身后高举军旗，谁是少尉，谁是副官，谁可以进行最大胆的侧翼演习。于是，人群中出现了过分虚荣、固执己见的表达，人们开始追求提出来的概念应该是完全原创且令人耳目一新的。有时，推测性的辩论变成一场具有挑衅意味的口舌之争。比如，对德高望重的瑞士精神病学家厄根·布洛伊勒（Eugen Bleuler）的一本研究成果评论说，没有一个精神病学家会因为这本新书而受到启迪——这是阿德勒的第一次评估。同时，阿德勒还刁难演讲者——过早秃顶、留着小胡子的内科医生爱德华·希奇曼（Eduard Hitschmann）。希奇曼在整个“星期三协会”活动期间保持着格外尖锐的风格，几次被弗洛伊德作为“猎犬”派往前线。弗洛伊德当晚同意阿德勒的观点，认为布洛伊勒的工作很薄弱；不过有一点他必须反驳阿德勒，因为那本书中确实有很新颖的观点。兰克记录下弗洛伊德的说法：“将疾病归结为感染，这个观点在癔症的全部文献中都找不到。”
在俄狄浦斯情结之父弗洛伊德的眼里，“儿子”们之间存在着不小的竞争。“星期三协会”的第一位外国客人，来自苏黎世的马克斯·艾丁根（Max Eitingon），于1907年7月参加了会谈。他就神经症和癔症的原因、治疗和转移的本质，客观地提出了疑问，希望得到答案。
“星期三协会”巩固并扩大了弗洛伊德的核心追随者。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这个精神分析团体的凝聚紧密：1908年，卡尔·亚伯拉罕（Karl Abraham）从苏黎世搬到柏林，开始热情地支持弗洛伊德的工作，他创立柏林精神分析协会，为精神分析学家的正式培训奠定了基础。
1908年，该团体转变为正式组织，它主办了在萨尔茨堡举行的第一届国际精神分析学大会。来自奥地利、瑞士、美国、英国、德国和匈牙利的42名精神分析学家参加了会议。“星期三协会”首先更名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以便实现专业化，并尝试作为专业组织在多国巩固地位，联合起来抵御来自医疗机构的攻击。批评家们大肆发言，对他们的指责如下：老妇人式的精神病学、巫术和精神自慰、偏执的哗众取宠和吹毛求疵，精神分析学家作为“心胸狭窄的狂热者”，在最坏的情况下“已准备好去疯人院”。评论弗洛伊德书籍的专业评论家很少——大多数心理学相关的杂志都忽略了他——而且都贬低他，对他不屑一顾。他们认为弗洛伊德的理论是错误的、未经证实的，与任何经验主义都相去甚远，简而言之，不可接受。许多追随冯特观点的心理学家觉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让人想起古代的梦境神秘主义。
随着1910年国际精神分析协会的成立，精神分析学派日趋扩大。有启发意义的是：精神分析是“唯一一个在地方组织建立之前就有国际基础的专业分支，因此弗洛伊德主义者允许自己无视地方或国家的习俗、习惯和法律”。成员们出席每年两次的会议，相互之间保持通信，有时通信的数量大到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