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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是一场噩梦，我们最近才开始从梦中醒来。
——劳埃德·德莫斯（Lloyd deMause）
一篇评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们读到：“正如家长和老师在实践中发现的，教育问题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时年（1904年）34岁的青年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继续说，人们会认为，人类经过代代传承，已经在“几千年的人类文化”中掌握了适当又连贯的解决方法，毕竟每个曾“作为教育对象”的人都接受了足够多的行为—反应机制。“人们会认为”这个限制，出现在评论第二句的开头，而这一限制正是阿德勒的假说形成中最重要的部分。因为以自己为参照和榜样来教育孩子的强迫性意志，是由“所有没有意识到这一强迫性意志的人”来体验的。
反过来说，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成为教育者。由于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因此教育者需要有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不仅要认识到教育对象本身及其性情、天赋和缺点，而且还要认识到自己的性情、天赋和不足。教育者必须培养出同理心，才能成为孩子的支持者。这同样适用于医生，既往病史需要被一步步拆解开来，从“症状到病灶”，和教育者一样，没有“过分的自我欺骗”，有清晰的自我意志，是成为医生的前提和基础，这样才能打开、唤醒和促进病人的自愈能力。这一理论意味着两件事：其一，修正了医生的自我形象和治疗者形象，从假定的全知全能者转向知己；其二，病人的参与。自我和他者、发现他者或对方才能的过程（如感知发展的可能性）、移情、深化、人格成长，都是理想的教育学需要的关键词。
没有比《医学专业报》（ Ärztliche Standeszeitung ）更好的媒体来宣传这一思想了。它成立于1902年，每月出版两次，发行量1万份，免费发放给奥地利的每一位医生。阿德勒的文章《医生作为教育者》（ Der Arzt als Erzieher ）刊登在1904年的第13、14和15期。
这篇文章值得关注，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发表关于教育学和心理学系列问题的文章。这个主题已经进入人们的视野，而阿德勒正处于当下讨论领域的中心。美学和哲学的危机之后，治疗学迎来了景气的环境。在逐渐变成工业社会的西半球，诗人作为“超验的医生”已经失败了。现在，真正的医生取代诗人，成为健康的守护者。
1905年，名为《医生作为教育者》的医学杂志问世，主要面向神经科学专家和儿科医生。1908年，在布雷斯劳
任教的奥地利儿科医学教授阿达尔贝特·切尼（Adalbert Czerny）在维也纳的弗兰茨·多伊蒂克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医生作为儿童的教育者》（
Der Arzt als Erzieher der Kinder
）。这家出版社在9年前曾出版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这本书于1911年发行第三版，1942年发行第九版。预防性治疗是《医生作为儿童的教育者》关注的重点，预防被认为对世纪之交如“神经质”“神经衰弱”之类的病症非常有效。
在《医生作为教育者》这篇文章里，阿德勒回顾了一代人以来医学活动在酒精成瘾、传染病、梅毒和其他性病、结核病，以及降低婴儿死亡率方面取得的成功。
他不遗余力地使用传统的“悲情公式”，为医生英雄式的工作建立语言基座，这一直在《医学专业报》受到欢迎。
阿德勒把“学生保健”作为一个新领域，提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应学习这一医学分支，这一理论可以和他之前的社会医学论文结合起来——也与《医生专业报》的编辑海因里希·格林（Heinrich Grün）所属的社会主义民主环境结合起来。
但阿德勒问道，为什么医学的进展还没有达到他希望的程度。答案是：因为“人们的启蒙工作和物质福利”不受医学界强制指导。然后他转向身体教育——包括营养、分工和娱乐，但其中更重要的是游戏、运动和体育。他警告说，让医生在心理教育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不仅仅是建议。他列举了几本关于教育的书，一本是1882年的，一本是1904年刚刚出版的卡尔·格鲁斯（Karl Groos）的《儿童的心灵生活》（ Über das Seelenleben des Kindes ）。阿德勒认为，这本书在洞察力方面超过了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这也意味着阿德勒读过《梦的解析》）。
随后，阿德勒讨论了现实中儿童教育的具体问题。他沿着他所处时代的路线前进，从带有明显社会等级制度特征的“家长制—父权制”印记的婚姻咨询开始论述。对只有健康的人才应该生孩子这个观点，阿德勒比同时代倾向优生学的人表达得更加谨慎：病人——按当时的说法被称为“退化者”——极有可能“为后代带去有害的结果”。他坚持认为，孕妇身体和心理的稳定，对未出生的孩子至关重要。公民的基本道德、守时和整洁（这是“文化最有力的展现方式之一”），对婴儿来说至关重要。另外，体能训练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失去了身体和心灵的互动，人就会失去一些东西，而这些东西后来成为阿德勒观点的核心——“对自身力量的信心”。娇弱的、被过度保护和被恐惧包围的儿童，会“装病”或夸大病症来寻求庇护。体育活动能给儿童带来“自信”，而后来“自信”也成为阿德勒术语的标志。“教育最重要的辅助是爱。只有在爱的协助和孩子的好感中，教育才得以进行。”母亲和父亲对爱的输出应当是同等的，父母任意一方的偏爱都有害无利。同样地，反过来说，如果有两个或更多的孩子，父母就必须避免偏爱其中一个孩子。我们可以基于此，提炼出阿德勒在未来几年里越来越核心的观点，即兄弟姐妹的排名以及与之相关的偏好和回避行为。他反对家庭以外的看顾者，如保姆、家庭教师或寄宿学校等机构加入对儿童的照顾，这一观点令人吃惊。阿德勒认为，外人的加入会带来孩子的情感匮乏，难以磨灭的屈辱、恐惧和对性格要素的抑制。他提出绝对不能使用体罚，且惩罚只能在有学习效果的情况下进行。与用藤条惩罚相比，阿德勒列出的惩罚方式相当“无害”：撤销和父母同桌而坐的权利、训诫，以及责怪的眼神，终极手段是扔掉孩子最喜欢的事物。把孩子锁在房间里是“野蛮的”，打孩子也是，两者都只会适得其反。用责骂进行谴责和羞辱，会让孩子的性格发展变得糟糕；过度赞美也是目光短浅的，因为从长远看，孩子需要拥有面对批评的抵抗力。阿德勒的暂时结论是，父母应该是“始终具有公正意识的法官，但同时也是永远充满爱的保护者”。他认为，教育的艺术必须成为一个流派。
引人注目的是阿德勒在这本书的表述中的克制，以及他展现出的柔软和温和。他提及“友好的告诫”时，使用了“非常柔和”这个说法，说到幼小的儿童“幻想出来的谎言”是“不应该被悲剧化的”，因为“我们全部的生活”和成年人的世界“充满了谎言”。如果儿童的“说谎”一直持续，那么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为他提供“可靠的保障”。用阿德勒的话来说，在这个环境中，儿童不用在他人面前吐露秘密、撒谎或伪装。
如果这一切都成功了，那么孩子会自然地对父母产生“服从”，这就是“教育的独立效果”。在这样的过程中，“独立”这个形容词显得最为重要。教育没有变成让人失去灵魂的校正，而是可以助力、激活和加强儿童的内心生活，为其提供指导。恐吓是破坏性的，并会产生反社会的效果：儿童会变得孤独，害怕所有人和事物，尤其是对某些机构的代表，如教师和医生。孩子会变得懦弱，沉溺于狭隘的生活。对抗自我指责、自我压制和精神麻痹的方法是对话，应该向孩子解释事情之间的关联，说明前因后果。
文章中，阿德勒的总结是以否定的方式开始的：他反对以校正为目的的、“黑色”的惩罚教育法。H.F.卡勒（H.F.Kahle）在他的《新教大众教育的几个特点》（ Grundzügen der evangelischen Volkserziehung ）——一本供神学院学员和神学研究所教师使用的手册（1890年第8版）中——曾建议将军队的风格应用到教育中。在与6～12岁的孩子打交道的过程中，卡勒充分利用命令等级的顺序——从秩序命令到出门前的命令，此外，这种教育方式也是针对教师和孩子双方的训练：“必须练习执行命令，让发布命令成为老师的第二天性，让准时遵守成为学生的第二天性。”
阿德勒在这本书出版14年后提出反对意见：采用可怕的惩罚措施，会导致孩子懦弱、逃避的行为。只有自信的孩子才会成为勇敢的孩子，才能更有力地塑造他们的生活，在一步步发展中提升对认知和知识的好奇，且不易受到他人影响。许多问题不是“折磨”——在1922年的版本中，这个词被改为“痛苦”——这些问题概括起来就是孩子的一个烦恼：“我从哪里来？”在性成熟的问题上，阿德勒是弗洛伊德的忠实追随者——他认为性成熟在儿童时期就已经存在，但一旦由于无知或恶意煽动而形成错误的不雅行为，就会诱发神经症。如果一个人用关心和细心帮助孩子度过青春期，他就能在这个“怀疑的时代”和权威垮台的时期，成为孩子的性教育“顾问”。
以上汇总的阿德勒的观点，并不是完全由阿德勒原创的，当时这些观点还没有一个独立的心理学理论，但这篇早期文章确实具有象征意义。积极赞扬自我意志对儿童发展和克服教学困难的重要性，以及独立自主的意义，这些观点在当时极不寻常，是关于个人和反抗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意志的理论，在社会上还未发展起来。阿德勒为之创造出了“男性抗议”（männlicher Protest）这个词。1914年，阿德勒将这篇文章收录在他与卡尔·弗尔特米勒共同创作的《治愈与教育》（ Heilen und Bilden ）一书中。1922年，该文本被纳入修订后的重印版，并对术语进行了更正。
阿德勒自己也把“一个良好的环境”放在心上，以教育他的孩子。他在1908年8月5日大女儿瓦伦丁娜10岁生日时，给她写了下面这封信：
我可爱又善良的小瓦利（瓦勒尔）：
你已经知道自己长大了，而且对生活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但也许有一件事你还不知道——或者说得更清楚一点，你没有思考过这件事，就像许多人不去深入思考已经知道的事情。我以前也是这样，而且我意识到这一点有些太晚了。
这真的很容易理解。生活中满是困难，阻碍不断出现，但我们只从单一的角度看自身的存在，觉得自己在不断地与困难和阻碍做斗争。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生活看起来又是不一样的，并不是有人一直幸福，有人一直不幸。幸福与否主要取决于我们所持的观点，并始终取决于我们为自己设定的目标。如果这个目标定得太高，甚至无法实现，那么我们自然就会一直感到挫败和失望。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自己设定的目标过高，这就构成了他们的不幸。这一点可以通过观察他们，轻易地从他们无止境的不满和缺乏幽默感中猜到。
然而，如果他们理解了这一相互关系，并且能够承认，要想变得幸福和快乐，只要停止过度重视以往的目标，所有事情就都会变得更加容易忍受。生活中余留的困难是有价值的，能够证明我们在克服困难中的坚定，抑或让我们在无法克服困难时学会忍耐。……
我们所有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喜欢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他人或不利的环境、无法改变的事实。只有在不情愿的情况下，我们才会想起，每个人都被烦恼和困难所困扰，而这些烦恼和困难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即在困难无法改变时也毫不畏惧，使自己变得更强大。
我已经学会用这种方式来看待生活了，也许你已持有同样的观点！如果没有，那么只要尝试一下，从这个有利的角度来看待你的生活。我想，我认识到的这些是我拥有的最好的东西，也是我能为你送上的最好的生日礼物，我亲爱的小瓦利。
几年前，我曾经给你写过一次信（可惜我很少在你的生日时陪伴在你身边），说你给我带来的全是快乐，并在精神上一直与我同在。如果你乐意的话，就让我在今天重复这些话，就像我过去一直做的那样。今天，我也在精神上与你同在，生活在有你的幸福里。
爱你的老父亲，问候并亲吻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