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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9月，罗洛·梅从兰辛乘火车到纽约，然后登上了一艘开往希腊的货船。他是美国公理会差会（ABCFM）派往旧奥斯曼帝国的教师团队中的一员。美国公理会差会负责所有的行程安排，给罗洛签发了去纽约的神职人员通行证，并为他预订了一艘从美国出口公司租用的一战时期的改装货船。从兰辛到萨洛尼卡的途中，罗洛时刻受到美国公理会差会的监督。
不管监督有多严密，罗洛都将这段旅程视作一次伟大的解放。他只在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的小城镇生活过，被美国中西部的新教文化所环绕。21岁时，他期待着能够漫步于标志性的希腊文化遗址中——当他还在欧柏林时，就爱上了那里。罗洛常常一个人待在他那窄小的房间里或甲板上，呆呆地望着大海，沉浸在梦境般的思绪中，或者写些日记。他继续用浪漫主义诗人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感受。早些时候，他引用了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的《自立》（“Self-Dependence”）中的诗句：
让我，让我凝视着你，
感觉自己变得像你一样广阔！
或许他还想到了诗中的其他几句：
下定决心做你自己；并且知道，
找到自我的人，就摆脱了苦难！
他并不总是孤身一人。罗洛发现自己被一个名叫伊丽莎白·韦弗（Elizabeth Weaver）的年轻女子所吸引，她自愿去安纳托利亚女校任教。两位传教老师一起聊天、观赏飞鱼和海豚，度过了漫长的时光。他和伊丽莎白发展出了热烈的友谊，并如他在大量日记中写下的那样，他已经坠入爱河。他痛恨自己的羞怯，从未鼓起勇气表达过真实感情，甚至从未得到一个吻。
当罗洛看见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岸，而他们的船如此靠近非洲海岸时，喜悦之情压倒了沮丧，他觉得自己仿佛能闻到摩洛哥的柠檬和橘子树的气味。有一天，当雾气散去，罗洛惊讶地看到了帕特农神庙和雅典卫城，他高声朗诵了拜伦赞美诗中激动人心的诗句：
希腊群岛呵，美丽的希腊群岛！
热情的萨福
在这里唱过恋歌；
在这里，战争与和平的艺术并兴，
提洛岛崛起，福玻斯
跃出海面！
在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港口，安纳托利亚学院的代表会见了梅和他的教师同事，并把他们带到一艘改装过的游艇上。第二天早晨，他们驶进了萨洛尼卡。当罗洛走下船时，他便踏入了一个对基督教有着深远意义的城市。在使徒时代，保罗
在当地传教并建立了一个基督教社区，他写给皈依者的信成为《新约》中不朽的《帖撒罗尼迦前后书》（
Epistles to the Thessalonians
）（萨洛尼卡在希腊语中读作“Thessaloniki”）。这座城市本身由马其顿国王卡山德（King Cassander）于公元前315年建立，并以他妻子的名字命名。
数百年来，萨洛尼卡在希腊、罗马、拜占庭和拉丁基督教的统治下，经历了繁荣与冲突的更迭，每种文化都为其艺术、建筑和民族社群留下了印记。穆斯林的统治始于1430年。在接下来的四个半世纪里，土耳其人将萨洛尼卡建造成了通往奥斯曼帝国的繁荣和国际化的西大门。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庞大的塞法迪犹太人
群体的帮助——在1492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之后，正是这些穆斯林迎接了这群犹太人。19世纪，欧洲的企业家用铁路将萨洛尼卡与西欧连接起来，并将萨洛尼卡的港口修建得更加现代化。萨洛尼卡众多的犹太人定下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基调，但他们也与土耳其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西欧人和谐共处。这是一个繁华的口岸，是一座仅次于曾经的君士坦丁堡的繁华之都。
然而，在1930年，梅和他的教师同事们遇到的是一个黑暗而流着血的城市，一个饱受天灾人祸摧残的苦难之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巴尔干地区民族主义的激烈竞争和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日益动荡，这座城市的繁荣景象开始崩溃。腐败和混乱破坏了社会秩序，激发了由土耳其国父凯末尔·阿塔图尔克（Kemal Atatürk）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萨洛尼卡是阿塔图尔克的诞生地，后来则是“青年土耳其党人”起义的总部，在那次起义中，人们建立了宪法和议会，并于1909年推翻了苏丹的统治。然而，土耳其很快就卷入了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失去了马其顿和萨洛尼卡。萨洛尼卡于1912年成为希腊的一部分。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萨洛尼卡成为协约国对抗土耳其的主要阵地，后者在同盟国的胁迫下加入阵营。
萨洛尼卡逐渐成为成千上万名希腊和亚美尼亚难民的目的地。随着战争爆发，土耳其人开始怀疑，亚美尼亚人和希腊人——在民族主义动荡时期的外国人和基督徒——是危险的颠覆分子。仇外心理很快就发展为一种消灭小亚细亚地区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群体的一致行动。从1914年底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数百万人被戕害或驱逐——那些在土耳其邻国居住了几个世纪的人们，如今发现自己成了迫不得已的流亡者。萨洛尼卡位于土耳其的边境，因此成了难民首选的目的地。希腊人则把难民们安置在市区周围的棚户区。几十年后，希腊人称萨洛尼卡为“难民之都”或“可怜的母亲”。与此同时，在1917年，一场据说是意外的火灾烧毁了城市中心区的三分之一，摧毁了许多年代久远的迷宫般的社区。至少有七万人无家可归，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犹太人。
安纳托利亚学院成了萨洛尼卡的土耳其出逃难民的庇护所。1886年，美国传教士在奥斯曼帝国的梅尔济丰（Merzifon）一所神学院的旧址上创办了这所学校，它很快就变成了小亚细亚地区的新教和西方文化的重要前哨。然而，它的传教目标和大批的亚美尼亚学生引起了当局的怀疑，甚至政府的官方批准也没能使它免受偶尔的攻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土耳其对抗亚美尼亚人的战役中，这所学院实际上成了待宰羔羊。1915年，土耳其士兵有条不紊地围捕了梅尔济丰的亚美尼亚人（占该市三万人口的一半），并将他们带到山上处决，埋在乱葬岗。不顾学院校长乔治·怀特（George White）的抗议，土耳其士兵冲破学校的大门，拖走了他们能找到的所有亚美尼亚人——教师、家属和学生。土耳其当局于1916年5月关闭了这所学校。1919年后，阿塔图尔克领导的民族主义运动，以及土耳其与希腊重新陷入敌对状态，摧毁了安纳托利亚学院在土耳其存续的所有希望。校长怀特最后在萨洛尼卡为学校找到了一处新址，将教育难民儿童作为该校最紧迫的任务。到20世纪20年代末，安纳托利亚学院及其姊妹学校美国女子寄宿学校已经在哈里拉乌（Charilaou）郊区购置了楼房，并开始了对数百名希腊和亚美尼亚青少年的教育工作。
当梅和同事们前往位于城市郊区的校园时，石砾路变成了泥泞小道。平地和山坡上遍布用镀锡铁皮、废木头或油桶仓促搭建的帐篷和棚屋。衣衫褴褛的难民家庭在稍微富裕的邻居家垃圾堆里寻找食物，他们默默地注视着衣着整洁的新来者，而这些美国人也遇到了他们在国内未曾见过的贫穷与绝望景象。
罗洛旋风式的历史之旅很快就变成了乏味的日常。他和其他教员以及许多行政人员一起住在人事楼。他教授英语、（新教）基督教和《圣经》。他每天早上7点钟起床，和其他老师一起吃早饭，然后冲到“四合院”去上8点15分的课。接着，他带领学生做礼拜，继续上课，直到12点30分，休息吃午饭，然后回到教室和自习室，一直到4点15分。秉承基督教青年会健全身心的传统，梅还管理着体育委员会，并经常在其他时间辅导学生手球、橄榄球和篮球。有时下午，他会在城外东边的霍尔帝亚蒂山（Mount Hortiati）山脚下散步。他常常站在这片不起眼的高地上，看着夕阳在海湾对岸的奥林匹斯山后落下。不过，这算不上一种舒适的生活。萨洛尼卡美丽的秋天很快就被短暂且寒冷的冬天所取代。狂风暴雨将街道变得满是泥泞，而夜间的严寒使车辙和水坑都结上了一层冰。
罗洛的职责和日常生活，以及他经受的身体不适，都是传教教师生活的典型特征，这是他的成长背景为其所预备的角色。与此同时，正像一些传教士所经历的那样，异域文化和他试图将之改造为虔诚基督徒的百姓也在诱惑着他，迷乱着他的精神。他先是从教科书上寻求理解，学起了现代希腊语和希腊近代史。然而，他周围的美丽与神秘很快就吞噬了他的想象力。梅尤其被学生们的举手投足打动，他们似乎沉浸在一种悲剧性的知识中，这种知识超越了梅自身经验的世界。他们也显得轻松自在，不受新教中关于美德、勤奋和清白的教义所束缚。这些男孩的名字——普拉顿、亚里士多德、苏格拉顿、阿伽门诺斯——都令他着迷，让他联想起古希腊时期。作为传教士，他将他们看作有待启蒙的灵魂，但同时也被他们的放荡不羁所吸引。
悄无声息地击碎梅心中关于智慧和权威的脆弱外壳的，并不只有那些男孩。罗洛受到无处不在的美的诱惑。奥斯曼帝国的建筑、拜占庭的教堂、点缀着希腊和罗马遗址的原始牧场，那色彩、面孔、奇特的语言和笑声、夸张的手势，甚至是耀眼的阳光，所有这些都唤起了他的渴望。有时，他只是漫步在萨洛尼卡喧嚣而繁忙的港口，去感受它的声音、色彩和芳香。而多年以后，他的脑海中依旧能够浮现出这样的画面：“帆船从小亚细亚驶来，甲板上高高地堆满了橙子。”
罗洛利用学校的假期周游各地，并在日记和家信中记录了他浪漫的探险。他的第一次重要旅行是在1931年的复活节。当时他登上一艘意大利小船，去参观曾被称为君士坦丁堡，但不久前被土耳其人正式更名为伊斯坦布尔的城市。他给家里寄了一封长达五页、行距甚密的信件，当语言变得苍白时，他就在信的空白处画满船只和尖塔。他陶醉于视觉上的美感和感官上的惊喜——启程时，满月“像一个硕大的橙色圆球，从萨洛尼卡的山丘后面升起”；返程时，他乘着一趟“走走停停”的火车，穿越色雷斯和马其顿的战场。他品尝着“上等的晚餐”，看着“萨洛尼卡城中成千上万的远处闪烁的金色灯光越来越暗”，还发现月光下驶过的其他船只如此迷人，以至于他需要将其勾勒成画。他在早餐时翻阅旅行指南，或坐在那里入迷地听同车乘客讲述伊斯坦布尔和一战的历史。他们穿过达达尼尔海峡，来到达达尼尔要塞，十二门巨型大炮守卫其间。罗洛在天亮前就醒来，瑟瑟发抖地站在甲板上，想第一眼就看到“轮廓黯淡的尖塔直插云霄”。
罗洛如饕餮一般饱览了伊斯坦布尔。“高耸、厚实而坚固的”城墙激起了他的恐惧，仿佛一个深洞，被处决的囚犯被抛尸其中，然后漂浮到海上。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汽船之旅让他发现了“难以言喻的”美，被废黜的苏丹宫殿里的利剑、珠宝和金镜也是如此。然后是琳琅满目的集市——“到处都是色彩！红色、黄色、橙色，艳丽的毯子、鲜艳的服饰、抛光的黄铜烛台和托盘、气味浓烈的香料、馥郁的香水、水果、食物，应有尽有！”
梅对伊斯兰的感情更为复杂。他参观了一座又一座清真寺，欣赏它们宽敞的圆顶内饰，“地板上铺着鲜红华丽的地毯，伊斯兰教的‘牧师’站在高处主持礼拜”。他参加了一次穆斯林礼拜，被预备性的净礼和“300名穆罕默德信徒整齐鞠躬祈祷”的有节奏的跪拜所震撼。然而，他觉得有必要否定他所看到的一切，便将那些祈祷者比作“一群正在操练的士兵”，并强调他“无法认同他们的宗教”。与伊斯坦布尔传教委员会办公室的熟人一起参观这座城市之后，他的言辞变得更加尖锐：“历史清楚地表明土耳其人都是杀手……现代土耳其人仍然觉得自己不可碰触基督教。”通过对希腊的浪漫认同，他重申了对土耳其人的厌弃。“在希腊人实现他们的梦想，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回（伊斯坦布尔）之前，”他有意识地以拜伦勋爵的口吻宣称，“这座城市将不过是一场历史的盛会。但是——作为希腊人——总有一天我们会夺回我们的古城！”
1931年夏天，梅前往意大利这片更安全的文化沃土。他在那不勒斯和罗马完成了一次旅游的朝圣——他参观了艺术博物馆，敬畏地伫立在古老的废墟中，和在一群人中间看见了教皇，在小餐馆里大快朵颐——同时却感到极度孤独。北上至佛罗伦萨后，他的运气就变了。当他走下皮蒂宫的台阶时，看到了来自欧柏林的查尔斯·韦杰，并高兴地喊出了他的名字。韦杰还记得他的样貌，这让他受宠若惊，但当教授请求看他的家庭照片，以便瞥一眼钱包内印着的姓名时，他感到了淡淡的失望。尽管如此，他还是被教授的善良打动了。韦杰熟练地领他游览了佛罗伦萨，带他去喝茶，并且当梅告诉韦杰，自己住在一家廉价旅店的破旧房间时，韦杰还主动邀请梅去他那更豪华的住处。罗洛接受了邀请。他们一起旅行，一同讨论文学与生活。
因为这次相遇，在随后的旅途中，梅开始与韦杰密切地通信。罗洛对法国阿尔卑斯山的美景赞不绝口，但抱怨他“厌倦自我”。韦杰反驳说，梅似乎是“世界上最不符合这种描述的人”。这位教授提到了一些新伙伴，一名年轻的美国高中教师和一名21岁的德国学生，他带着他们到处参观，还特别兴奋地描绘了从他的窗户看到年轻男子和男孩在亚诺河（Arno）沐浴的景象。他还透露了对罗洛的特殊感情，在回应梅表达的“越来越孤独”时，他提到“我们佛罗伦萨人都喜欢被人想念”。在下一封信中，他写道：“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收藏我的信件。在你的一生中，友谊和爱恋的信件是不会少的。你很有吸引力。”韦杰主动表示，梅是他的“天赐之物”，只是遗憾他不能待久一点。他若有所思地问道：“你觉得，为什么一个人真正渴望拥有的人，却几乎总是在别的地方？”
他们是一对奇怪的组合，一个是精力充沛的理想主义青年，一个是64岁的老于世故的教授兼美学家。两个人都沐浴在对方的光芒中。梅享受着他最喜爱的教授对他的悉心关注，韦杰则被罗洛迷住了。韦杰称赞他不仅精力充沛、长相英俊，而且对文学和艺术的鉴赏能力也很强。几年后，他们在通信中谈及拜伦时，他写道：“你自己就是个诗人，我的罗洛，一个实实在在的诗人。”
多年之后，当梅听说韦杰是同性恋时，便对教授对他的关注感到好奇。然而，这样的同性吸引在当时很常见，往往充满强烈的情欲，但只是偶尔才会引发性关系。梅对教授的感情并不复杂，就像韦杰的许多学生对他怀有的感情一样。事实上，年轻的罗洛在与女性和同龄人的亲密交往中感到局促，在与诸如巴克·韦弗和查尔斯·韦杰这些导师的交往中，却能够自然地投入。
回到希腊后，在安纳托利亚学院的第二年，罗洛开始滑向危机。他在欧洲的第一年深受启迪，但也让他失去了平衡。在意大利的几个月，他深感孤独，只有在遇到韦杰后才稍有宽慰，现在却又面临新学期的苦差事。同事们令他感到厌倦，他也嫉妒“他的”男孩们对两位新教师的关注。这些都是更深层问题的最初症状。很简单，面对新的经历，他的宗教信仰和自我感知开始崩溃。他回忆道：“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发现我的习惯和原则，这些来自典型的中西部小镇童年的习惯和原则，比如勤奋工作、忠诚、正直等，离我越来越远了。”
开学四个月后，梅开始与自己的灵魂做斗争，这种斗争在那些宗教苦行者身上由来已久，他在日记中把这种自我批判记录为“对生活的新思考”。他探讨了自己在世上的存在和举止的方方面面、别人对他的看法，以及他与上帝的关系。首先是更新他的信仰的策略：对于自欺（bad faith），他需要更多的信仰；对于孤独，他需要顺应；而治疗自我关注，他需要回归上帝。他写道：“在上帝的恩典中，我逐渐学会回到上帝的怀抱。”他力求“做一个上帝之子、被耶稣所爱之人，除此之外一切都不重要”，并遵照“你们要完全”（Be Ye Perfect）的诫命而活。梅宣称：“我相信上帝正日复一日地引导我，使我有能力更好地侍奉祂——其余的都不重要。”
梅将自己的问题主要归咎于“自然”原因——新工作的困难、思乡之情、对异国文化的日常适应，以及同样重要的，他“对贝蒂的爱慕”所引发的“不安”——贝蒂（伊丽莎白的昵称）是他在船上迷恋的对象，但他却无法鼓起勇气与身在安纳托利亚女校的她联系。他发誓，在未来的几个月里，他要“少一点不耐烦，多一点精力”去工作。他要学会爱他的“同事和男孩们”。他请求上帝给予他单纯的美德——耐心、勤奋、勇气、信任和爱。他宣称：“我不需要担忧，我不是将军；我只是祂的士兵。”
每宣誓一次，罗洛似乎就更加迷失。为了显得更严肃，他蓄起了胡子，但他的脸上只显露出越来越多的绝望。他每天工作到精疲力竭，却一天比一天孤独。很快，他就卧病在床。三月初，他干脆停课了。其他老师为他代课，院长和夫人邀请他跟他们一起住在可以俯瞰校园的山上。他们给他出主意，并照料他直至恢复健康。罗洛花了几周的时间才恢复体力，但依然深受困扰，而院长家舒适的环境对他不安的情绪几乎是一种侮辱。
罗洛再也无法克制自己，他踏上了一场非同寻常的宗教朝圣之旅，就像他的自我审视计划一样，同属于宗教传统中的庄严行动。1932年3月23日晚上10点左右，在与院长进行了一次深刻的谈话之后——这次谈话切中了他绝望的要害——他决定登上霍尔帝亚蒂山。这一想法刻不容缓。不管当时正下着冰冷的雨，不管山脚在几英里之外，也不管山顶高耸于城市的上空，罗洛沿着泥泞的牧羊小道艰难地上路了。凌晨4点左右，当他到达山峰的第一处高地时，雨变成了雪，但他的身体一刻不停地前行，因为有一个念头指引着他：“我必须改变我的生活。”
黎明时分，他到达了山顶下的一个小村庄。村民们刚刚起床，就看到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衣服上结满了霜，跌跌撞撞地走进卡芬尼奥村（Kafenio）。罗洛操着简单的希腊语和手语，租了一个楼上的房间，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他起床后走下楼，看到十几个人挤在烧炭的铁炉四周。他们穿着羊皮袄子和带流苏的黑色鞋子，喝着咖啡和茴香酒，在炉子的平顶上烤着小鱼；而外面正下着雪。这些人点头微笑，示意这个样貌奇怪的人加入他们，一起坐在炽热的炭火旁。
梅从口袋中拿出一个小本子，开始默默地书写。很快，其中的一个人问道：“你在写什么？”（Ti graphíte?）罗洛用蹩脚的希腊语回答：“什么是生活。”（Ti ine Zoeis.）他们都开怀大笑起来，一个人说：“很简单。如果你有面包，你就吃；如果没有面包，你就饿死。”罗洛实际上有两个问题：为什么他的生活和意义感会崩溃？他真正的使命是什么？这就是现代版本的班扬之问：“我该怎么做才能得到救赎？”他花了三天中的大部分时间，一页又一页地记着潦草的笔记，开始重新划定他的生活和信仰的界限。他为新的“人格”设定了“真实”和“自发”的目标，这个议题来自他在基督教青年会学院遇到的心理学化的基督教。然而，这些沉思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们赤裸裸地揭示了危急存亡的事项——精神上的生与死。
罗洛从“我现在的处境”开始，承认“认真和热忱”给他的教学披上了光彩的外衣。他把“微不足道的工作”做得很好，并且“遵循了指示”。他仿佛是“机器上一个可靠的齿轮，但仅此而已”。他惊恐地预见自己在接下来的二十年“沿着勤勉的传统之路滑行”，成为“一个还算成功的传教士，‘尽力’传道，不辞劳苦地接触和号召教徒”。这一问题在他与安纳托利亚学院学生的交流中变得尤为严峻。他似乎更感兴趣的是“做好”传教士的工作，而非真正地与“男孩们”打成一片。他与学生的几次自发接触给了他一种“强烈而真实的快乐”，而这只会凸显其他大多数交流中“被迫而不真诚的感觉”。这不仅仅是因为那种强调“接触”以劝人皈依的传教观念，在他看来是不真诚的，还因为他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像极了厄尔——上帝的推销员，而那是他不喜欢的。“在潜意识里，我喜欢自己在这些接触中被人看见（大概是被安纳托利亚学院的负责人看见），”他潦草地写道，“如果我在罗马遇到了这些男孩中的某一个，我应该不会特意和他交谈，和他一起去某个地方……所以我‘接触他们’的原因只是想要做好我的工作。”
罗洛将人分为“接触对象”与“有个性之人”，其中有两层含义。他反感这种传教观念，即将个体当作推进个人或宗教事业的手段，而不承认个体的独特品格。但事实上，他开始怀疑他自己的特殊性是否得到过认可。从那年秋天他回到安纳托利亚学院开始，他的感觉就是，同事们对他展现的所有“尊重和善意”，也是他们会“向其他人丝毫不差地展现的——而我是罗洛·梅这一事实并不会带来任何不同”。他甚至怨恨院长及其夫人在他崩溃后对他的照料，“他们并不顾及我是谁，而是别有用心，为了在（他们）自己的王冠上缀上星星”。
罗洛将“人格”定义为一个人独一无二的天赋。他和其他许多自由派基督徒一样，开始相信对人格的承认是基督教的核心。保持对自己和他人的独特性的尊重，可以通过多种宗教方式表现出来：避免对他人产生愤怒或淫欲的想法，把另一侧脸颊转向他人，以及“把你的外套也给那些向你索要衬衫的人，以此表明你的人格比物质更有价值”
。有趣的是，尽管梅描述了深刻的基督教品格，但他却发现，现代社会的本真人格在本质上几乎不涉及基督教，甚至根本不涉及“宗教”——而属于“艺术家”和“哲学家”。他声称：“哲学家和艺术家是幸福的，因为他们的人格就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他还进一步指出：“艺术家是众人眼里最具个性的人，而文学家最能识别他人的个性。”
或许罗洛已经不自觉地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太过于离经叛道了。他把笔记的下一部分命名为“耶稣怎么想？”（后来某天，他记下了这段话：“我的主要启示还是来自基督教——必须让它更加合理化。”）他假设天父上帝为人类创造了一种意识，鼓励他们相信“生活是美好的”和“人类本来都是兄弟”。梅得出了一个自然的结论：“生活的方式就是允许一个人借助自然和良善的本能去表达，去除束缚带来的影响，让人自由地去爱。”
在他看来，抵制自我解放，既是国家的缺陷，也是个人的缺陷。是什么阻碍了广大美国人——具体而言是罗洛——去“单纯”而自由地爱？他解释道，是“清教徒的思想……认为上帝是一个严厉的监工；认为生活和人都不是良善的，所以我们必须战斗——与自己、自身本能以及与他人战斗，以此获得救赎”。在美国人的心灵中，一种“清教徒式的”传统对抗着“天生的本能，如自发地爱”。然而，这些本能却可以战胜传统，成为“救赎”的潜在来源。“既然如此，”他写道，“皈依真实、真正的宗教始终是有可能的。”
“真正的”宗教承认个体的独特性，而非关注集体的“灵魂拯救”。欧柏林学院的巴克·韦弗、韦杰教授和理查兹博士都曾对“作为罗洛·梅的我感兴趣”，这些例子便为改变带来了希望。他们的行为阐释了“真实”的“主要原则”：“人格是我们身上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它最初是上帝赋予我们的。它是我们的自我。一切违背它或不是由它自发促成的行为，都是不诚实的、矫揉造作的，是对我们自己和上帝的谎言，永远不会奏效。”
因此，最好的生活不能由死记硬背的规则来定义，而要借由“表达”真实的自我来实现。他再次将这种能力与基督教的品格区分开来。他总结道：“许多非基督徒身上展现的对人格的自然、自发而真诚的尊重，比如一些普通人展现出来的礼貌，比许多基督徒对人格的人为而训练有素的尊重要好得多。”他不认为这是对“自我表现派”或“放荡不羁者”的“辩护”。自律，也是人格中自然而真实的一部分。然而，其核心必须是一个人对自身天赋的欣赏。
罗洛不停地写着，试图正式地总结出他所谓的“我的神学”。他从“上帝是父亲”开始，“我们继承了他的一部分”，而“每个人的自我，每个人最核心的、最有价值的部分，就是人格”。人格就是“上帝与我同在”之体现。“所以，我，就是上帝的一种表达。”他继续写道，“由此可见，我人生的最终命运、我的目标，就是表达上帝。”罗洛解释道，这种表达不是仅仅涉及“侍奉”上帝，或者涉及“存在”、“信仰”或“爱”，而是包含所有这些状态。他总结道：“‘最高善’（summum bonum）——最好的生活，来源于自由而自发地表达这些状态。”而问题是，即使是最具善意的基督徒，也没有信心相信精神自由。
那么梅自己呢？当他回忆起自己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和欧柏林学院劝说朋友皈依基督教时，“那种不纯洁的虚伪感……令他极度厌恶”。虽然梅还没有接受精神分析，但他已经把这些问题追溯到父亲的影响：“他关注‘应该’和‘必要’，很大程度上受责任驱动。他不知道如何放下自我，也不知道如何沟通。（尽管他是一个品格高尚的人。）”梅觉得自己简直在照葫芦画瓢。高中时，他就“喜欢完成任务，将他人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在欧柏林学院时，他“以极大的热情去学习”，但他的“私心”是“完成任务”，而不是“志在学习”。
他发誓要改变。他不会再仅仅因为“应该这样”或“看起来不错”而在早晨祈祷。他告诫自己：“不真诚的祈祷是不可能应验的。”他也不会再加入早餐桌上虚情假意的闲聊。“早餐桌上的‘早安’往往是不真诚的，”他总结道，“除非是回应别人，否则完全不用说。”最后，在课堂上，他要减轻“对学生态度的过度敏感”，并与学生保持更远的距离，从而“将教学变得更客观”。对于上帝和学生，只有“真实”行得通。
梅在山顶上的启示预示了关于本真自我的议题，几十年后，当他从基督教转向存在主义的视野时，这一议题将会成为他写作的重心。事实上，他年轻时在山顶上的沉思，虽然明显植根于精神上的痛苦，却显示出自由派新教的特征
，仿佛邪恶并不存在于世。罗洛强调自由、纯粹与简单，只是顺便想知道“坏事是否也是人的自发表达——暂无答案。但若是这样的话，生活的准则就是表达美好，而非糟糕的部分”。
对一个23岁的年轻人来说，这种对邪恶的忽视似乎很平常，不过在后来的日子里，梅却将他对悲剧的敏感归因于他在希腊的那些岁月。在希腊，他看到了政治动荡和大屠杀的结果，并逐渐理解几千年历史所凝聚的悲剧性智慧的深度。他将自己的“精神崩溃”部分归因于这种环境下的生活对他那脆弱的美国式乐观造成的挑战。然而，他的反思并未触及欧洲的黑暗主题——没有触及难民、贫穷、种族杀戮或是灾难。显然，在霍尔帝亚蒂山上，最重要的事是自我的恢复。陌生的环境催化了梅的沉思，但这些沉思在很大程度上仍旧是自给自足的。
为了真正改变自己的生活，梅寄希望于一种基于本真性的崭新信仰，以此取代基督教日常生活中固有的陈规旧则。还有什么关于精神的更特别的理解能够引导这种直觉？还有什么行动带来的精神领悟能够定义这种本真性的生活？当罗洛怀着对新生活的无畏感下山时，这些问题还尚未得到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