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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罗洛·梅怀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进入了大学，但还不清楚自己将走向何方。父亲在基督教青年会工作时树立的榜样，还有他作为母亲“助手”而被赋予的殊荣，都为他指明了“宗教工作”这一职业方向。余下的一切，甚至是梅自己的精神生活，都不甚明了。他希望能找到自我，并收拾好他那凌乱的情感和野心。由于大学没能为他提供逃离家庭困境的机会，这一任务就变得更为艰难了。厄尔要求基督教青年会把他调到东兰辛
，这样露丝和罗洛就可以在“家庭财力允许”的情况下住在家里，同时进入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College）读书。正如一名大学管理人员后来在奖学金表格上所写的：“家里的……孩子比钞票还多。”
东兰辛在某种程度上为罗洛提供了丰富和激荡的学术生活。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教职工和三千多名学生形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社区，与密歇根州的首府兰辛无缝融合在一起。校园文化让罗洛接触到了新的人群、新的着装风格、更自由的性观念，以及探索思想、文学和艺术的开放氛围。少数较富裕的学生沉浸在20世纪20年代神话般的生活中——爵士乐、摩登女郎、飙车、狂欢派对和非法酒会。而罗洛和大多数学生面对这种寻欢作乐只会瞠目结舌。他们大多思想严肃，预备在工业化的大城市里工作，或在日益机械化和商业化的农场里劳作，或者像梅那样，寻找与他新生的理想相匹配的使命。
密歇根州立大学前身是密歇根州立农学院，成立于1855年，旨在推动科学农业的发展，保持该州经济的发展处于巅峰状态。然而，到了世纪之交，有限的课程设置却让密歇根州立农学院在日益城市化的世界中处于弱势，而其他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则依靠职前培训和人文教育而蓬勃发展。令人担忧的状况比比皆是：入学人数下降，教师流动迅速，以及州农业委员会的控制。20世纪20年代，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归来的士兵挤满了那些开设商科和人文学科的学校，却避开了农学和兽医学。密歇根州立农学院克服了农业委员会及其立法同盟的阻碍，在1921年开设了新的文理课程。到1925年，学校已经有了足够的变化，便换了新的名称：密歇根州立农业与应用科学学院（名字的后半部分得到了农民游说团的支持）。1926年秋天，罗洛第一次踏入的正是这个新命名的校园。他学习了学院新开设的文科基础课程——英文写作、文学、西班牙语、欧洲历史、基础动物学和公共演讲，还选修了鸟类学、绘画、装饰、设计和宗教教育等课程。他的成绩还不错——一连串的B，中间夹杂着C和A。尽管如此，他在大学一年级还是陷入了混乱。身处新校园，却和家人同住，使他错过了成千上万来自密歇根农场和小镇的年轻男女所体验到的离家兴奋。他也比大多数同学都年轻，是一个笨拙、尴尬的“小镇人”，被剥夺了宿舍或寄宿生活带来的友谊。学校的课程、作业和课外活动，与父母想让他帮忙照顾弟弟帕特的期望产生了冲突，尽管厄尔和玛蒂之间日益激烈的争吵也冲击着整个家庭。
作为一个小镇上的“好”孩子，他没有钱，也没有社会地位，而大学生活中充斥的自由放纵的玩闹和阶级势利，让他感觉很难受。“在大学校园里，我觉得自己被孤立在群体之外。”多年后他回忆道。住在家里，没有“社交影响力”，让他觉得自己是隐形的、无足轻重的。校园里的“大人物们”轻视他，觉得他“一无是处”。当然，他也害怕自己一无是处，于是想方设法让自己与众不同。
除了在英语课上，他几乎找不到什么灵感。系主任约翰斯顿（W.W.Johnston）教授激发了他对文学想象力的热情。文学和孤独帮助罗洛将自己视作一个敏感的反叛者，迷失在农场男孩、工程师和被宠坏的势利小人中间。他梦想成为诗人，诗歌成了他灵感的源泉。最终，他在志趣相投的人群中找到了朋友，他称其为校园里的“少数派、改革派”，这些年轻的男女乐于与彼此做伴，并炫耀自己的道德优越感，蔑视那些他们认为愚蠢的大多数人。
尽管如此，罗洛还是常常与他的“改革派”伙伴保持距离。虽然这种友谊很吸引人，但在他早年的生活中，几乎没有与同龄人保持亲密的经验。他从未在同一个地方住过足够长的时间，他也为自己的家庭生活感到羞耻，不敢邀请朋友们到他家里。而现在，在一个接受他的群体中，他仍然感觉到疏离，只有在别人需要他的支持或建议时，他才会敞开怀抱，成为“他人的朋友”。然而，他经常提供一种好心但居高临下的基督教式“帮助”，而非一种更近似友情的拥抱。一个密友曾经这样忠告罗洛：“我不喜欢你的喋喋不休，‘盲目乐观’，总是‘太过温和’。你就不能偶尔强硬一点吗？”
虽然亲密关系仍旧是个问题，但文学和校园里更自由的智识生活，让梅在寻找自己立足于世的位置时，展开了对思想与意义的激情探索。他与罗斯科·布洛斯（Roscoe Bloss）以及“改革派”中其他四人联合起来，创办了一份售价五美分的双周刊物《学子》（ The Student ），“致力于在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校园里寻求真理”。布洛斯专注于具体的言论自由问题、学生选举和大学政治，而梅则探讨“宏大的”主题：道德、殉道、意志和反叛。
罗洛尤其想要寻找男子气概的典范，他对行动本身的崇拜不亚于对任何特定的事业。他的价值观与其父和基督教青年会的价值观相仿，尽管带有反叛的、自传体的色彩，且在思想上不大相同。在第一期刊物中，他着重介绍了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大学生涯，将之描述为一段由弱者转变为强大领袖的传奇故事。梅描绘罗斯福“与其他年轻的大学生别无二致”，除了他那“让生活变得更有价值的坚不可摧的决心”。也许梅想到了自己在高中球场上的懦弱表现，于是他强调了罗斯福对年轻人的不朽忠告：“生活就像打橄榄球一样，要遵循的原则是奋力冲向底线，不犯规，不逃避，但要奋力冲向底线。”
梅还用粗体字印刷了一段摘抄，节选自阿尔伯特·哈伯德（Elbert Hubbard）描写传奇的美西战争的小册子《致加西亚的信》（ A Message to Garcia ），并提出了关于勇气与男子气概的问题。书中讲述了一个“名叫罗文的家伙”，不顾一切地将麦金莱总统（President McKinley）的密信送到古巴反抗军领导人手中。梅在开篇点明了书中的教导：“年轻人需要的不是书本上的知识，也不是对这个或那个的指导，而是挺直腰板，这样才能心怀忠诚，迅速行动，集中精力；去做事——‘把信带给加西亚’！”然而，对梅这一代人来说，没有什么战场密信需要传送，人们也无须在战争中受苦或牺牲。
罗洛的确找到了一场值得他用灵魂去参与的战斗，即在一个趋近民主和工业化社会的世界中捍卫个性。他在《我们是奴隶吗？》（ Are We Slaves? ）一文中大声疾呼：“顺从的铁箍已经牢牢地束缚住了大多数美国人民！”教育不再培养“性格与个性”，而是教授学生“适应”这“庞大工业体系”的技能，只有勇敢的人才能够面对“被风暴席卷的世界”！他宣称“最强大的人将走上一条孤独之路”，并构建了一座象征着勇气的美国万神殿：林肯、惠特曼、爱默生和梭罗。而基督站在所有人之上：“社会称祂为激进分子、狂热分子，并大肆辱骂祂。如果祂没有成为个体的力量，你我今天就不会存在于此了！”梅将这些杰出的人物视作独行者，表明了他自己对于“成为某人”的最初感受。这种在一个循规蹈矩的世界中对个人自主性的关注，将成为梅毕生著作的核心主题。
结果，在同一期《学子》上，一篇不那么英雄主义的文章导致了该刊物的下架。1928年4月，梅的编辑同事罗斯科·布洛斯猛烈地抨击了密歇根农业委员会（该委员会曾试图解雇密歇根州立大学的校长），声称密歇根州立大学“根本不是一所大学，而是一个政治游乐场，校长的职位是政党候选人的诱饵，这所学校则是州长用以节省开支的州立机构，用来掩盖其他部门的贪污行为”。学校暂停了布洛斯的职务，并训斥了梅，而梅在管理部门的监督下接任了《学子》的总编辑职位。梅避免直接发表有争议的言论，但找到了其他方式来谈论那些令人尴尬的议题。比如，在一个“开放论坛”栏目中，他刊登了一个学生的“意见”，该学生将布洛斯的争议性报道——只是“新闻失误”——与一家当地报纸更大胆的意见相比，该报写道：“接受密歇根州立大学校长这一职位，大约等同于断送了职业道路。”到学期结束时，尽管罗洛试图维持人们对布洛斯事件的注意力，或许布洛斯还可以因停职而赢得荣誉，但他只是再次受到了训斥。这种毫无英雄气概的牢骚无疑令他失望。不过，编辑《学子》这一工作帮助他明确了自己的志向，并在世界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罗洛在宗教信仰方面的斗争不那么明显，却更加深刻，正是在他加入“改革派”和《学子》编辑部的那几个月里，这种斗争达到了高潮。“我突然意识到，”几年后他回忆说，“对上帝的看法……我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信念——相信上帝是一位伟大的父亲，总是亲自守护着他的孩子们——已然变得空洞起来，对我的生活毫无意义。”他从“真”“善”“美”等永恒的理念中获得了一些慰藉，但他觉得这些理念都太过抽象了，难以缓解“那种深切的渴望，那种强烈的冲动——想要在宇宙中找自己的归宿”。他时常发现自己“极度孤独”，陷入“绝望的魔咒”。他最终宣告自己是个无神论者，但同时也寻求精神上的安慰。
他求助于一名富有魅力的年轻诗人兼英语助理教授本内特·“巴克”·韦弗（Bennett“Buck”Weaver）。韦弗出生于1892年，在威斯康星州的一个农场长大。1916年，他在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攻读博士学位，并加入密歇根州立农学院的教师队伍，成为一名维多利亚时代文学专家。他还是一位积极、进步和热心的基督徒。1922年，韦弗的宗教倾向使他接受了双重职位，主管东兰辛人民教会（Peoples Church）的宗教工作与宗教教育，并担任大学社区的基督教青年会秘书一职。韦弗与牧师纽厄尔·麦丘恩（Newell McCune）一起，协助启动了麦丘恩所称的“伟大实验”，将教会重新构建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活动中心，为密歇根州立农学院的学生和教职人员提供基督教教育、社会行动和神职服务。韦弗还发起了“大学基督教会议”系列讲座，邀请全国宗教领袖在会上讨论时事。
梅一家刚到东兰辛就加入了人民教会，而韦弗很快就认识了这家人。罗洛被这位年轻的诗人所吸引，他的精神生活给罗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韦弗坦率地谈及自己的长处和缺点，说需要寻找自己的宗教真理，这让罗洛深受感动。韦弗认为，信仰是寻求内在、个人智慧和神秘体验的产物。他很少强调神学的正确性或行为的必要性，而是注重“人格”的成长，反映了一种有关生活意义和行为的自由派观念，与厄尔的基督教青年会中的准则和态度相一致——至少与他在公共生活中宣扬的那些相一致。
巴克·韦弗是罗洛一生中追随的众多新精神领袖中的第一个，他的出现恰逢其时。在他们关系的早期，他帮助梅度过了一段格外严酷和孤独的抑郁期——在基督教传统中，这种抑郁的核心被视为一种不断加深的“罪的信念”。韦弗哄劝梅，使其情绪得到改善；而在这种心境中，梅莫名想起“古往今来的许多人都在祈祷中获得了全然的安慰”，并借由“找到一个充满人性的、慈爱的上帝”而克服了孤独。事实上，韦弗带领梅获得了他的第一次“皈依体验”。曾有一刻，在孤独的房间里，梅突然听到了熟悉的话语：“到我这儿来”，以及“我将送你一位圣灵”。他跪倒在地，试图祈祷。“当我跪在那里时，好像突然透过紧闭的双眼看到了一束光；我感到一丝温暖弥漫在我孤独的心里——终于出现了一个有人性的上帝，给了我真正持久的安慰！”
巴克·韦弗对罗洛的影响远不止这一次宗教体验。事实上，梅很快就将他的治疗方法具体化，把它视作咨询和生活中最真诚、最具关怀的人际关系典范。他珍视韦弗那种“爱我并相信我”的能力，能够出于“个人喜好”，而并非出于传教的冲动，对像他这样的人产生特别的兴趣。巴克·韦弗定义了何为“人类的朋友”。
1928年夏天，罗洛和父亲一起，在威斯康星州日内瓦湖城（Lake Geneva）附近的基督教青年会营地工作。在那里，他沉浸在自然、友谊和对自身状态的沉思之中，也在考虑接下来的秋天该做些什么。韦弗曾建议他，可以考虑转到一所更适合他的兴趣和天性的大学，于是罗洛在9月初回到东兰辛，向韦弗寻求进一步的咨询，也向他爱戴的英语教授约翰斯顿寻求建议。梅的宗教经验、与韦弗的友谊，以及重新投身父亲的基督教青年会圈子，都指引着他走向宗教领域的未来。他觉得密歇根州立大学在这方面给予他的帮助微不足道。
韦弗建议梅申请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他认为欧柏林学院是罗洛的最佳选择，因为它在人文学科领域很出色，而且有着悠久的基督教活动传统。欧柏林学院成立于19世纪30年代，曾是废奴主义的沃土，是黑人和妇女教育的先驱，培养了学生对各种改革的热忱。南北战争结束后，欧柏林学院成为最进步的宗派学院之典范，配备了一批富有朝气、受过大学教育的专家，致力于将广泛的人文教育与基督教结合起来。在亨利·丘吉尔·金（Henry Churchill King）担任校长期间（1902—1927），狂热的自由派基督教信仰与对所有领域（包括圣经研究）的批判性学术理念逐渐融合。正如欧柏林学院的一位历史学家所言：“强调个人救赎和个人道德准则的旧福音派信仰，正在让位于一种新的信仰——将对个人价值的尊崇与社会救赎相结合。”
这些价值观对罗洛来说并不陌生。他曾在韦弗关切的辅导中体验过这些价值观的作用。梅了解欧柏林学院的名声，也读过金写的一本鼓舞人心的书，但直到1928年秋天，他才想到在那里读书的可能性。在欧柏林这样的私立学校上学，要承担学费、住宿费和伙食费，这似乎从来都不是他的选择。而此刻，无论代价如何，这已成为他精神上的迫切需要。
罗洛决定亲自去申请。就在学期开始前，他搭便车来到了210英里外的欧柏林。如果我们相信他通常准确的记忆的话：他提着行李箱，口袋里揣着5美元，走了半个街区来到校园，寻找他的教育机会。他一眼就看到了纪念拱门，它是为了纪念在义和团运动（the Boxer Rebellion）中遇害的欧柏林传教士。这座建筑高贵的新古典主义设计和其中的一句铭文让他敬畏不已：“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当他看到纪念碑上的名单时，突然感觉“来对了地方”。这不是一所像密歇根州立农学院一样的、他所谓的“乡间学院”，而是一所以使命、命运甚至殉道为荣耀的地方——而这一切正是梅所梦想的人生。
在彼得斯礼堂，梅遇到了神学教授兼男子学院院长博斯沃思（E.L.Bosworth）。这位院长已经读过韦弗和约翰斯顿关于罗洛的信件，以及他匆忙填写的申请表。韦弗强调了“他无私的体贴……他对信仰的无畏和‘坚持不懈’的品质”，认为欧柏林学院将提供一个“合适的环境”来供罗洛深造。约翰斯顿将罗洛描述为“一个高尚、心地纯洁、正直、有理想、具有独立思想和判断力的年轻人”。梅在自己的申请中表达了一种渴望——“通过在博学的基督教教授的指导下学习，与真诚、目标明确的同学交往，从而获得发展和教育”。梅和院长就基督教青年会、基督教承诺以及梅的志向聊了一个小时，然后博斯沃思宣布：“好的，你被录取了。”
支付学费和生活费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梅的父母以6%的利息借给他350美元，而他同意在1932年之前还清。他已经在基督教青年会营地挣了90美元，并计划每年夏天继续在那里工作。他靠打工、学院贷款和小额奖学金凑齐了剩下的钱，并立即开始寻找负担得起的住宿。他调查了一个被学生们称为“穷人之家”的寄宿合作社，但没有空房。最终，罗洛在东学院街的一名教师家里找到了一个房间，并凭借在厨房帮忙抵偿租金。他依靠类似的工作取得了在女生宿舍进餐的机会，该女生宿舍被昵称为“梵蒂冈”，因为在那里可以看到彼得斯礼堂（一个关于圣彼得大教堂
的玩笑）。第二年，他搬到了男生楼，担任宿舍顾问，不过继续和女生们一起用餐。
生活在大学环境中本身就是一种历险，而学生关系紧密的欧柏林似乎更像是一个大家庭，而非一个机构。在宿舍楼和整个校园里，罗洛找到了密歇根州立大学所没有的接纳、友谊和亲密。“‘梵蒂冈’的同学们完全接纳了我。”他回忆道，“每个人都很爱我，我想我也爱他们。”在校园里，每个人在遇到熟人时都打招呼。有一次，他在寻找房间时敲错了门，迎接他的不是寄宿学生，而是刚刚退休的亨利·丘吉尔·金本人。金和这个年轻人亲切地闲聊，还把他送到了正确的地址。罗洛为欧柏林优雅而纯真的氛围着迷。在“梵蒂冈”，这个“乡下男孩”学会了男人帮女人挪椅子以及其他的“礼貌仪式”。他“成功了”，被那些他一直认为比他优秀的人接纳了。
这种友善、优雅，以及找到精神家园的难以言喻的感觉，帮助梅开启了一个崭新、愉悦而严肃的智识世界。有一段特别的记忆概括了欧柏林在他生命中的意义。在第一堂希腊语课的研讨会上，他凝视着桌子中央一只漂亮的希腊花瓶复制品。“我从前经常看着它，好奇地想，人类怎么能做出如此精美的东西呢？我不知疲倦地看着它。”他回忆道。古希腊文化研究成了一扇门，穿过这扇门，艺术、哲学和文学在他的生命中获得了核心意义，即使其他课程也唤醒了他对后来的西方传统的认识。那个学期的课程——莎士比亚与十六、十七世纪的戏剧，《圣经》在历史与文学中的价值，还有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英国小说，美国文学和哲学导论——使他的头脑中充盈着新颖而富有启发性的想法。
梅还在教职人员中发现了新的男子气概的模范，他们不惧于按照自己的理想来生活，并且尊重自己的情感。梅的政治学教授奥斯卡·亚西（Oscar Jászi）令他着迷，后者是一位流亡的匈牙利爱国者，也是一战后短期政府的成员。亚西为课堂带来了一种由悲剧经历所调和的政治感。最重要的是，罗洛受到了一位传奇的英语教授查尔斯·韦杰（Charles Wager）的影响。韦杰早在25年前就来到了欧柏林学院，是欧柏林学院对人文科学之追求的精神化身。他教授古典文学和英国文学，并敦促学生追求知识和道德上的卓越。
梅清楚地记得韦杰在两个学期的维多利亚时代散文课中的最后一堂课，他在课上谈到了“永恒的真理”，以及休息、独处和对个人命运之信仰的重要性。韦杰朗诵了一首诗，它后来成为罗洛一生中最爱的诗歌之一，即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的《噢，我可否加入那隐形的唱诗班》（“Oh May I Join the Choir Invisible”）。艾略特以格外优美、如宇宙般恢宏的语言，表达了对实现崇高成就的渴望，罗洛最初在山姆·沃尔特·福斯的《路边小屋》中窥见过这种渴望。“噢，我可否加入那隐形的唱诗班/由那些涅槃重生的人组成/他们的降临使人心善良。”
作为罗洛的导师，韦杰为这个年轻人的生活、性格和课程提供指导。这就是欧柏林学院的教育方式。学生们经常在课外与教授交谈，如在宿舍、寄宿家庭或在附近教师的家中。周日晚上，他们会请求去教授的家里聊天。他们从知识聊到道德再聊到个人，而这种亲切的氛围也巩固了教授作为道义权威的理念。
欧柏林学院为罗洛提供了一种特别的智力滋养。教授们在持续一学期或一学年的课程中，通过让学生们阅读原始文本和浅显的综述，介绍了整个西方艺术、哲学和文学的传统。他们认为，给生活带来意义和美是他们的使命，并鼓励学生评价一篇文章或一件艺术作品的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在一次作业中，梅的哲学教授要求学生们自行评判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不久前出版的《哲学的故事》（ The Story of Philosophy ）中提出的各种体系。罗洛做出了巧妙的回答，从柏拉图到尼采等众多思想家身上分别撷取“微小的”真理，然后汇集成一篇《哲学中的哲学》（他取了这样一个标题），“几乎是最完美的哲学”。在六页半的篇幅里，他将古希腊以来的西方伟大思想归纳为几个类别：
古老的苏格拉底似乎对我们说“寻找真正的智慧”，他是对的。柏拉图说“梦想美好的乌托邦”，让我们这样做吧。亚里士多德给我们的启示是“要博学”，我们当然应该遵循这一准则。培根恳求我们“要科学”，斯宾诺莎表示“要看到宇宙的统一性”，伏尔泰说“别把生活看得太严肃”，卢梭建议我们“顺应你的天性”，康德说“要倾听责任发出的微小声音”，叔本华告诉我们“万物背后皆有伟大的意志”，斯宾塞则宣称“宇宙是一场宏大的演化”，等等。我们能否拓展思维，观察到所有这些哲学中隐藏的统一性：如果可以，那么我们便拥有了古往今来的真理之综合，拥有了哲学中的哲学。
这篇论文揭示了梅后来对于综合（synthesis）的主张，以及通过整合自古以来的伟大思想来分析当今问题的早期倾向。它也标志着梅首次尝试理解尼采的哲学，而后来，他称赞尼采对他转向存在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梅注意到，尼采的“思想在他人的世界中格格不入，因为尼采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也是孤独的”。然而，梅并没有忽视这个孤独的人，而是用了几乎整整一页的篇幅来介绍他，比留给其他任何思想家的篇幅都要多。他叙述的口吻反映了他对这位哲学家的认同，也展现了《圣经》用语与心理学描述的惊人呼应。“他的声音仿佛在荒野中哭泣，”梅写道，并为尼采赋予了施洗者约翰（John the Baptist）的角色，“他不正常且心理失调，他的观念扭曲而不健康，但他却是一个深具诚意、饱经苦难的哲学家。”在罗洛的解读中，尼采对“超人”的呼唤，实则是“要求坚强、勇敢地生活”，类似于“施洗者约翰说‘我来到这里，是为了让你们的生命更丰盛’”。罗洛在尼采的人格中看到了一种反基督教的基督（anti-Christian Christ）的悖论，并在很早就揭示了流行心理学词汇与宗教词汇是如何融合的。
梅的努力得到了B+的分数，这比他在欧柏林学院的大多数成绩都要好。尽管他在智力和精神上有所觉醒，但按照惯常的标准，他仍然是个有些平庸的学生。总体来说，他的成绩都是B，但在一门哲学课上得了C+，还在他最喜欢的一门韦杰的维多利亚时代散文课上得了C。他只在《圣经》和希腊语课上得了A。教授们注意到了他的课堂发言和其他创造性的迹象，因此对他的成绩感到疑惑。一位心理学教授特意告诉他，根据学校的记录，他的智商超过了97%的学生。那么，为何他的成绩如此平庸呢？
多年以后，梅解释说，这主要是由于他父亲的狂热世界观——一个充满社团和委员会的世界——与他新的求知热情之间的冲突。而通常情况下，智力会落败。实际上，除了工作和课程之外，他似乎参与了校园里的所有活动。在第一个学期，他加入了基督教青年会委员会和其他学生团体；那年春天，他还成为《欧柏林评论》（ Oberlin Review ）的工作人员。他在大学四年级时参加了更多的活动：继续负责《欧柏林评论》的工作，主持基督教青年会的委员会会议，在学生会执行委员会任职，加入欧柏林远足社团，在欧柏林管乐团演奏，还在“梵蒂冈”主持牧师工作（即带领每顿餐前的祈祷）。他付出了巨大的学业上的代价，但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有一个学期，梅因为旷课被扣了两个学分。教授看到罗洛对希腊语的热爱，敦促他在大学四年级继续学习，不过，据教授回忆，梅“控制住了”自己，“变得更像一个中西部人”，放弃了希腊语，以便专注于课外活动。
欧柏林学院的自由派基督教的承诺，确实通过其服务传统指导了罗洛的活动。当了解到学院在废奴主义、妇女权利、社会福音和国外传教等改革活动中的领袖历史时，他对学院的神圣目标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他的周围，学生和教授们讨论着当时的重大事件——社会主义、战争、美国内政，以及1929年10月后的股市崩盘。梅总结了他在那些年的态度：“我是个不折不扣的社会福音派。我崇尚自由主义。我会投票给社会主义者。”
罗洛旋风般地参与非学术活动的积极姿态，尤其是他对其他同学的帮助，都被人看在眼里。欧柏林学院备受爱戴的公理会牧师詹姆斯·奥斯汀·理查兹（James Austin Richards）和其他人都对罗洛作为非正式咨询师和知己的能力尤其印象深刻，这一角色与罗洛宣称的“宗教事业”的前途相一致，深受韦弗的榜样影响。理查兹在协助罗洛申请大学四年级的助学金时写道：“在一群年轻人中，在讨论关于基督教人生观的一些困惑时，他表现得最成熟、最积极。”这位牧师注意到，梅似乎已经“拖住了一些来找我解答精神困惑的小伙子，并且试图帮助他们”。理查兹补充说：“在我最感兴趣的事情上，校园里没有人比他更有帮助了。”
罗洛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咨询师，他有效地帮助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然而，和同龄人做朋友还是让他觉得有些不自在。在界限清楚的情境中，他自信的外表掩盖了内心深处的羞怯、不安和笨拙。虽然他已经不像在密歇根州立大学时那样备感疏离，但在某些方面，欧柏林学院让他自身的矜持更加令他难以忍受了。他没法再归咎于制度，他必须直面自我。他向理查兹牧师寻求建议，向他坦白了自我怀疑、虚伪和试图“放弃”时的极度沮丧。理查兹告诉他：“让我们搞清楚一件事，你对自己太不公平了。”他安慰罗洛，说他是“学校里最优秀的人之一”，他只是受到“自卑情结”的折磨。就这样，也许是平生第一次，梅听到有人用宗教和心理治疗的术语来分析他心中的不安。
听到一位福音牧师使用“自卑情结”这个词，也许让梅吃了一惊。他回忆起大学里唯一接触到的心理学，是在一堂充斥着统计数据的枯燥课程上，而且他对精神分析这门学科几乎一无所知。正是牧师辅导工作，为梅开启了心理治疗领域的大门。到了20世纪20年代，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卡尔·荣格，尤其是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精神分析理论和治疗技术适时地渗透进了美国人的需求和敏锐感知，成为自由派基督教中最先进的领域之核心。教会和基督教青年会中的许多人发现，精神分析的思想启发了古老的宗教问题，而其临床方法有望为教牧研究的特别领域带来激动人心的创新。
自19世纪中叶以来，新教徒对心理学和宗教经验的兴趣一直在增长，并在1902年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出版《宗教经验种种》（ 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 ）后达到了顶点。1906年，波士顿伊曼纽尔圣公会教堂的三名医生和两名牧师举办了关于身心联系和道德生活的系列讲座，这是融合心理治疗与宗教的第一次重大尝试。后来，他们开设了一家诊所，从医学和精神的角度开展情感咨询。然而，最直接地将心理学引进教堂的是詹姆斯在哈佛大学心理学院的第一个心理学博士生斯坦利·霍尔（G.Stanley Hall）。1909年，作为克拉克大学的校长，霍尔赞助了荣格第一次以及弗洛伊德唯一一次在美国的讲座。后来，他还大力支持阿德勒在美国的工作。他自己的学术研究致力于将科学、道德和宗教相结合。他最著名的成果是关于青春期的大量研究。他还撰写了两卷本的厚书，重新诠释了基督教信仰，名为《心理学视角下的耶稣基督》（ Jesus, the Christ, in the Light of Psychology ）。
梅接触到心理学与精神之间对话的可能性，始于欧柏林学院的一门名为“宗教经验类型”的课程，该课程的主要阅读材料就是詹姆斯的《宗教经验种种》。他和理查兹的谈话也让他接触到了基于心理学的宗教咨询。而后，在1929年夏天，他参加了由日内瓦湖城基督教青年会学院主办的咨询讲习班。罗洛参与了有关宗教、婚姻、性和青少年咨询的心理学新见解的非专业研讨会和讲座。正是基督教青年会议程中的这一鲜为人知的方面，促成了梅对心理治疗的接受。
基督教青年会学院的讲习班邀请了一些德高望重的人担任主讲。心理咨询课程的第一位演讲者是哈里森·埃利奥特（Harrison Elliott），他是《心理学对宗教的影响》（ The Bearing of Psychology on Religion ，1927）和《耶稣如何解决人生难题》（ How Jesus Met Life Questions ，1920）等书的作者。埃利奥特将斯坦利·霍尔的观点巧妙地应用于具体的生活情境中。正如梅在埃利奥特的第一场讲座后指出的：“新兴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研究让人们能够更有效地解释信仰在促进个人发展方面的力量。”后续的讨论则强调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并提议将人类的需求看作一系列阿德勒式的从坏到好的发展过程：
被忽略→被尊敬
身体痛苦→身体健康
失败→掌控
不被爱→被爱
担忧→心灵平静
循规蹈矩→勇于冒险
埃利奥特指出，耶稣强调“目标”，他将罪恶看作缺陷，并非为了谴责，而是为了改正。现代的咨询师也可以仿效基督，引领来访者走上富有成效的人生之路。当然，这样的智慧打动了罗洛，在他看来，这既是对他人，也是对自己的最好忠告。
与罗洛关心的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埃利奥特夫人”的讲座，她是哈里森·埃利奥特的妻子，也就是基督教女青年会未来的主席格蕾丝·劳克斯·埃利奥特（Grace Loucks Elliott）。她试图澄清人们对异性的误解，并以正确的视角来理解性欲。她谈到两性之间的误解，尤其是男孩和男人倾向于将女性理想化为天真无邪的（因为女性被教导要隐藏她们的真实感受和欲望）。她解释道，女性和男性一样，有强烈的性冲动，只是方式不同。正如罗洛所记录的：“女孩有更多与性有关的情绪，因为她们的性器官是看不见的。男人的感觉集中在一个地方，而女人在感受，却不知道感觉从何而来。”
在谈到基督教婚姻中的性时，埃利奥特夫人在开场白中讲道：“没有人会像步入婚姻那样，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开展一项商业活动。”埃利奥特夫人声称，婚姻中的性，绝不是一个要被污名化或“克服”的东西，实际上，它是“力量、激情、生命力和活力的基本源泉。性能够将男人和女人结合为完整的一体”。它是“生活中最光辉的部分”，尤其是当丈夫和妻子一同达到高潮时。她把解释如何达到那种恩典般的性状态的任务留给了基督教青年会学院的院长约翰·昆西·埃姆斯（John Quincy Ames）。他详细地介绍了性交的阶段、性兴奋的方法、婴儿性欲的例子，以及通奸、卖淫和同性恋等“不合要求的”性行为方式。在那些不合要求的情况下，性快感并非产生自真正的结合，尤其相较于婚姻中完美的共同高潮。这种相互性带来了“精神上的推动力——与上帝更紧密地相连”，而“调情”和“性爱抚”（让伴侣中的一方达到高潮）则不然。
自慰也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埃姆斯对单独的性行为提出了更尖锐的批评，而不是简单地称其为严重的罪行（sin）。正如梅在埃姆斯的讲座中记录的：“自慰者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是生活中的失败者。”这样的断言让他感到不安，因为他花费了很多时间谴责自己，认为自己沉迷于自我享乐。于是，他仔细地聆听埃姆斯说道：“没有什么比自我贬低更影响我们发展自己的基督教人格了。”埃姆斯引用阿德勒的观点，将社交和身体上的“不足”归咎于童年时父母的暗示。他建议人们与咨询师坦诚地交谈，让咨询师直率地分析并给出建议。埃姆斯对这些未来的咨询师们说：“在诸如性的方面，与当事人交谈，提供事实，让他意识到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其他所有人。”
罗洛非常激动，请求和埃姆斯进行私人咨询，在咨询中，他承认对自己的习惯极其担忧。“我的不自在，”罗洛在记录埃姆斯的诊断时说道，“主要是由于我的性问题，即相信我和别人不同，因为我自慰，而我以为别人不自慰。”造成这种感觉的原因是，他年轻时曾被人“嘲笑”他的生殖器，而且他的父母从未谈论过性。埃姆斯向他保证，“百分之九十九”的男孩都会自慰，罗洛可以去和信任的朋友交谈来证实这一点，然后他就会意识到他跟大家“在同一条船上”。
我们只能间接地了解到这些和其他讲习班带给梅的直接影响。尽管与埃姆斯的会面给他带来了明显的助益，但他并没有将心理学术语当作日常用语来使用。相反，他的词汇表达主要受到基督教，尤其是文学探索的影响，特别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诗歌和散文的影响。甚至当梅在基督教青年会学院学习心理治疗的基础知识时，他还经历了一场缺乏基督教特色，但充满了维多利亚式敬畏的信仰更新。“我记得，我在这个营地的小路上走着，”60年后他回忆道，“小路上没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我体会到一种与上帝交融的感觉……嗯，我非常喜欢华兹华斯的一句诗：‘我们感觉到一个超越汝的存在，栖息于夕阳的光辉里、无垠的海洋中和清新的空气里……’我的宗教信仰很像那些维多利亚时代或浪漫主义诗人的信仰，比如雪莱、济慈和华兹华斯。”
梅的毕业规划反映了欧柏林学院毕业生普遍存在的理想主义。他在“基督教宗教工作”中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并计划成为一名传教士，然后进入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他曾希望能够作为欧柏林学院著名的山西项目
中的一员去往中国，但没能入选。欧柏林学院还曾提名他为罗德奖学金
获得者，但他在竞争中提前被淘汰。不过，他遇到了一位来自希腊萨洛尼卡
的教会学校安纳托利亚学院（Anatolia College）的招聘人员，被说服去那里当老师。1930年6月毕业时，梅为离开欧柏林学院而难过，但又为希腊宏伟的遗址和新生活的开始而激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