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美国缩影”

1987年8月下旬，经过一上午的烦闷写作，罗洛·梅从新罕布什尔州夏季别墅的小工作间里走出来，收到了美国心理学会授予他终身成就金奖的消息。彼时78岁的梅已经在公共和专业领域的聚光灯下活跃了近40年，他一直担心，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很快就会被人遗忘。“我深受感动，”第二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同事们给了我很高的评价——这让我热泪盈眶。”这项荣誉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梅知道，他正在写的也许是他的最后一本书——《祈望神话》（ The Cry for Myth ）。

《祈望神话》总结了梅先前潜心钻研的主题，但其中包含了新的亮点和焦点：神话在现代性中的瓦解，以及文化与个人需要在这些总体性叙事中构建意义、回忆和归属感。在他对神话和意义追寻（从希腊文化到阿历克斯·哈利 ^[1] 的《根》）的阐释之下，当代个体的任务是在一个没有共同意义的世界里，为自己的生活找到一种令人信服的叙事。梅将自己的成熟职业生涯献给了精神分析，而今，他将治疗定义为“寻找一个人自己的神话”。他提醒人们，无意识的个人叙事具有囚禁的力量，但也蕴藏着自由的可能性，通过讲述新的故事，人们就能够看见枷锁，重获释放自我的记忆。他还引用了加拿大女性主义诗人苏珊·马斯格雷夫（Susan Musgrave）的预言之诗：“你被锁在一种/你选择/去记忆的/生活中。”

梅不仅为读者写作，也为自己写作。在创作《祈望神话》的同时，他也在重塑对自身生命故事的深刻理解。就在他收到美国心理学会奖项通知的几周之后，他记下了一个不寻常的梦：

我住在家里，和爸爸妈妈一起。爸爸直到早上才回家。我知道有些不对劲，但不知道是什么事——没人会告诉我……然后，我听见爸爸在妈妈的房间里说话。我意识到他们又吵架了。我感觉空荡荡的，就像过去的感觉一样——我没有任何依靠，仿佛世界是陌生的。我预想到一种凄凉的生活，一种寂寞、空虚的痛感——任何事情都比那种感觉要好……一切都孤零零的……而我在其中徘徊。

“这是我童年时代的神经症，”他在日记中写道，“那个世界悲伤、孤寂、空虚。终于，我在78岁的时候，做了一个关于童年的清晰的梦！”他说，那是他终生“忧郁”的“根源”。

然而，一切并非如此简单。在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梅一直被类似的梦所困扰，并为之着迷。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师，他在这些梦中寻找这种特有的悲伤和愤怒的来源。人们对梅早年生活的了解，是事实与他自己高度主观且不断演变的记忆的混合，这很难使人对梅的童年怀有一种平衡或客观的感觉。然而，梅从他青年时代的回忆、梦境和噩梦中，编织出了一个清晰的个人神话。这些浓缩的剪影奠定了他对勇气、爱和创造力的最深刻的公共思考。即便他在从古至今的伟大文化潮流中寻找意义，他也通过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个人体验，来为自己和大众进行解译。那么，要理解罗洛·梅及其重要性，我们就必须从一个孤独青年的朦胧记忆谈起。

***

“我是个地地道道的美国人，”罗洛·梅在1972年自称，“实际上是美国中西部人。”他提到，他家乡的文化融合了“慷慨、友善、敢于冒险和尝试”与“暴力和金钱至上”，以及对“想得太多”的恐惧。这就是“美国的缩影”。梅于1909年出生在俄亥俄州的埃达镇，在密歇根州的十几个小城镇里长大，体验到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变化的世界。在那些日子里，新的磨坊、农场和工厂点缀在田野和树林间，小男孩们在那里寻找印第安人的遗迹，牧师们则在交织着闲言和祈祷的教堂里宣扬虔诚与善行。在家庭晚宴上，老兵们对内战的回忆与关于最新款汽车和双翼飞机特技飞行员的激动人心的报道，争相引人注意。美国四大都市中的三个——芝加哥、底特律和克利夫兰——将伊利诺伊州、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的城镇与食品加工和重工业联系起来，并通过铁路和五大湖航运将之与世界的其他地区相连。从家庭农场到底特律的装配线，从居民自诩白人新教徒的小镇到新移民和非裔美国人社区，中西部地区对罗洛和许多其他人来说，不仅是美国的缩影，也是美国愿景的缩影。

这种浪漫的景象与污浊的现实相冲突。罗洛在文法学校读书时，中西部地区的作家们正用文字抒写着小镇里令人窒息的狭隘而虚伪的生活。在埃德加·李·马斯特斯（Edgar Lee Masters）的《匙河集》（ Spoon River Anthology ）中，死者祈求重生，“将小镇从他心中斩草除根” ；而在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的《小城畸人》（ Winesburg, Ohio ）里，居民们展现了一个充斥着愚钝灵魂、隐秘激情和家族疯狂的悲惨世界。人们可能会逃往大城市，但在那里，城市的堕落和不公正吸引了诸如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和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这些声讨现实的作家。

梅所处的中西部地区与“小城”或“匙河”类似，但有其自身的光明与黑暗。他的父亲厄尔·塔特尔·梅（Earl Tuttle May）是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外勤秘书，收入仅能让梅一家勉强维持中产阶级的生活。同样重要的是，他的工作涉及创建并支持密歇根州各地的基督教青年会分会，这就意味着他要不断地背井离乡，这给家庭带来了可以预见的问题。罗洛在十几个城镇度过了他的青春，这使他很难交上朋友，而其他孩子也常常欺负或嘲笑这个新来的笨拙男孩。频繁的搬家让他无法与任何一个地方维持联系，也让一个讲究实际敬虔的卫理公会教派家庭变得充满张力。

没有人比罗洛的父亲更强烈地感受到教会的召唤。大家都叫他E.T.，他是个身材匀称、相貌英俊，甚至风度翩翩的人——身高五英尺六英寸（约1.7米），天生擅长讲故事，是个有天赋的教师，而且善于结交朋友，在招募基督教青年会支持者方面极其成功。厄尔的祖父米尔顿·梅（Milton May）曾经是弗吉尼亚州一个富有的奴隶主，在南北战争前解放了他的奴隶，并把他们带到了俄亥俄州。米尔顿和妻子有一个早夭的女儿和两个儿子。大儿子刘易斯（Lewis）在学校教过书，担任过治安法官，经营过杂货店，投票支持过共和党，据说还酗酒成性。他娶了埃玛·塔特尔（Emma Tuttle），至少从家族传统来看，她是个具有艺术气质的人，性情多变，虽然体弱多病，但很漂亮，而且是民主党人。1880年1月，她在第一个孩子夭折后，生下了罗洛的父亲。

关于厄尔的早年生活，我们所知甚少，主要是来自家族的传述。厄尔的父母向他灌输了强烈的正直感和服务精神，但他高中毕业后却身陷迷茫。他在文法学校教了几年书，1902年进入印第安纳州的瓦尔帕莱索大学（Valparaiso University）学习。瓦尔帕莱索从一所师范（教师培训）学校扩展为一所地方性大学，并在早期获得了学术上的卓越声誉。然而，厄尔并没有充分利用学校的新课程。无休止的常规课程和学习令他感到窒息。只有友谊、基督教青年会的活动，以及一段混乱乃至灾难般的恋情支撑着他。

他需要逃离，于是决定去基督教圣地（Holy Land）朝圣。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样的漫游并不新鲜；而对一个严肃的基督徒来说，这一目的地也不算奇特。他整个夏天都在卖地图，以筹集旅行资金，并于1903年12月从纽约出发。途中，他在开罗停留，在一座清真寺里观察每日祈祷，在一群贪图小费的小贩的陪同下游览了金字塔，还参观了一个景点——导游向他保证，法老的女儿就是在那里救出了婴儿摩西。在耶路撒冷，他参观了古神庙的西墙 和一座犹太会堂，但游览主要集中在基督教的圣地。

厄尔的旅行从表面来看有关宗教寻求，但在他的日记和家信中，却未曾提及任何敬畏、启示或重获信仰的瞬间——无论是在欧洲大教堂的阴影下，还是在伯利恒 或耶路撒冷。在他的日记中，耶稣踏过的土地并不比一座崭新的奥斯曼 火车站更令人兴奋。事实上，他似乎更关心礼节，而非宗教体验。参观梵蒂冈和古代基督教遗址时，他对天主教弥撒之美避而不谈，却对意大利人在周日仍“像在工作日一样”忙碌而惊讶不已。他被真正挑起的似乎只有性渴望，他在日记中写道，在前往亚历山大港的船上，“放荡的女人”重新激起了“老麻烦”，并引发了“一场奇怪的梦”。

3月中旬，厄尔已经高高兴兴地回到了俄亥俄州舒适的家中。他参加祈祷会，担任当地辩论比赛的评委，并在杂货店里给父亲帮忙。9月，他尝试在瓦尔帕莱索大学重新开始，但这段假期既没有改善他的学习习惯，也没有增进他对大学“科学”课程的投入。在日记中，日复一日，他只是写下“大学”这个词，只有一次，他写了“沮丧”。圣经集会和祈祷会是他校园生活的亮点，基督教青年会成了他的第二个家。

也许就是在基督教青年会上，厄尔遇到了热情而迷人的玛丽·玛莎·华盛顿·鲍顿（Mary Martha Washington Boughton）。玛蒂（人们这么称呼她）是卫理公会教徒、贵格会教徒和天主教徒的混合后裔，有法国和英国的血统（以及，这个家族确信，其血统中有一支来自乔治·华盛顿家族）。玛蒂的母亲生了一个孩子，后来在南北战争中失去了丈夫。八年后，母亲与威廉·埃里克·鲍顿（William Eric Boughton）再婚，定居于密歇根州的一个农场，又生了六个孩子。玛蒂是她最小的孩子。在玛蒂还小的时候，她母亲就去世了，玛蒂的父亲把她交给亲戚抚养。在没有双亲的家里，玛蒂差不多成了一个住家女佣，即使她同时还在为学业而努力。罗洛记得他母亲反复讲给孩子们听的一个故事：七年级时，她因为家务负担过重而成绩不及格，但她恳求校长让她升学。玛蒂的愿望实现了；她努力学习，提高了成绩，并把自己的意志归功于新的基督教信仰。

这般承诺和一小笔遗产让她得以入读瓦尔帕莱索大学。厄尔遇到的玛蒂是一个眼睛明亮的红发女人，一名追求教育和事业的20世纪“新女性”。她选修了很多领域的课程，但主修教育学。她和厄尔于1905年结婚。同年，瓦尔帕莱索大学授予玛蒂一张师范文凭，专业是学前教育，而她的新婚丈夫没有毕业就离校了。这对新婚夫妇搬到了俄亥俄州的埃达镇。厄尔在那里的北俄亥俄州大学（Ohio Northern University）完成了大学学业，玛蒂则在教堂做义工，开了一家小杂货店来维持生计，并建立了一个朴素的家。厄尔做过各式各样的工作，最后才找到称心的职位，成为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者。

在玛蒂第一次怀孕前，我们不知道梅夫妇的婚姻生活中有何喜忧，但孩子一出生，这个家庭就变成了情绪的战场。玛蒂于1907年5月生下一个脾气暴躁的女儿露丝（Ruth），女儿难以捉摸的行为浇灭了新生带来的喜悦，加重了父母的婚姻压力。也许他们感到失望，就像露丝后来争辩的那样，因为她不是个男孩。玛蒂在露丝出生的一年多后再次怀孕，并于1909年4月21日生下罗洛·里斯·梅（Rollo Reece May）。厄尔在前一天下午离开，去处理基督教青年会的事务，三四天之后才回来。玛蒂确信，他当时正和情人在一起；而六十年后，罗洛和他姐姐还在为母亲当时的怀疑而争吵——在罗洛出生的时候，如露丝所说，他的父亲正“和另一个女人乱搞”。无论如何，儿子的出生激发了玛蒂的幻想，促使她为儿子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字。“罗洛”是雅各布·阿伯特（Jacob Abbott）在19世纪中期非常畅销的基督教儿童系列图书中的主人公。从《罗洛学说话》（ Rollo Learning to Talk ，1835）到《罗洛在罗马》（ Rollo in Rome ，1858），一代又一代的美国儿童都追随着主人公男孩而成长，这些图书也于20世纪初多次再版。

阿伯特笔下的罗洛是基督教教育下的模范儿童，接受新教美德的培养，并以高尚的成年人作为榜样。罗洛当然也受到了某种形式的基督教熏陶，尽管其中浸染了他母亲的爱所带有的悲痛色彩。她溺爱他，将他看作特别的孩子——一个注定要成就大事的长子。罗洛成了她既爱又恨的亲密对象，负担着她对厄尔风流韵事的绝望和怀疑。“母亲需要我——父亲四处游荡——和别的女人在一起——她把我搂在怀里——我拥有了她的乳汁和抚爱。”七十多岁时，罗洛在日记中潦草地写道。而母亲难以捉摸，常常精神错乱，上一分钟还抱着他，下一分钟又对他大喊大叫。

肉体的惩罚填充了绝望的心理操纵。体罚是那个时代文化中的常态，但玛蒂的精神状态诱发了极端而频繁的惩罚。罗洛记得自己不止一次被鞭打屁股，还有很多次被棍子抽打腿肚子。他记得每天放学后，他都会在开着的窗户或门外聆听，努力辨识母亲的情绪。由于压力，他开始尿床，而这又进一步激起了父母的愤怒。罗洛在年龄足够大的时候，建了一个树屋来远离家里的战场。后来，他意识到这是他终生习惯中的一种模式，即在身体和精神上都退居高地——那是他能够“投身世事”的安全之地，但“代价是独自摸索、孤身一人、只身前行、栖居山顶”。

随着家庭日益壮大，玛蒂也愈发消沉。1911年，她又生了一个儿子，唐（Don）。第二年，她生了二女儿多罗西娅（Dorothea）。1915年，三女儿约娜（Yona）出生，而在露丝之后看来，约娜的出生诱发了玛蒂的“一场严重的心理崩溃（两个半小时）”。她持续抑郁，且不断加深。罗洛记得他曾经带一个朋友回家，却发现他的“母亲穿着脏兮兮的裙子，坐在房间中间给孩子喂奶……地板上到处是沾满棕色排泄物的尿布，还有一两个玩具和一些书”。罗洛的姐姐曾质疑他对父亲几乎总是缺席的遗憾之情。“如果爸爸在我们小时候更常回家的话，”露丝在信中写道，“家里就会有更多的争吵和混乱，可能还会有更多孩子。”事实上，玛蒂于1922年又生了一个孩子——刘易斯·“帕特”·梅（Louis“Pat”May）。

罗洛确实记得那些“欢乐的时光”，比如在一个周日早上，他的母亲大声喊道：“我们去野餐吧！”然后动员全家人一起做三明治，而她自己去烤了一个蛋糕。在这个时候，父亲可能会为他们示范如何在桦树上荡秋千，或者表演一些其他有趣的绝活。罗洛回忆道，当亲戚们来拜访时，厄尔有时会戴上一顶土耳其毡帽，穿上红丝绸灯笼裤，系上他从圣地带回来的腰带，并在惊讶的众人面前挥舞一把闪闪发光的短弯刀。

记忆的更深处是那些夜晚，孩子们听着通风口传来的威胁和哭喊声。厄尔曾邀请底特律基督教青年会办事处的一位同事为他们做夫妻咨询，并带领他们祈祷，但毫无帮助。没过多久，玛蒂尖叫着从卧室里跑出来，挥舞着一把剪刀，威胁着要自杀。厄尔从她手中夺走剪刀，但随后就冲出了房子，并声称他要永远离开。罗洛还记得，玛蒂把孩子们聚在厨房的灶台旁，哀叹着他们孤独的未来。一个小时后，她起身，提起墙上的电话，最终在一家旅馆找到了厄尔。“厄尔，”她简短地说道，“孩子们想要你回家。”至少是在梅的记忆中，他回家了。

这就是家庭生活中的闹剧，梅会在亲密的朋友面前，偶尔也会在公共场合谈及这些故事，但他会用更幽默的方式讲出来。然而，他与母亲和姐姐的相处经历给他的生活染上了悲伤的色彩，扭曲了他对女性最深切的渴望。他惧怕她们的力量，但通过拯救她们，他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在他爱情和婚姻中的艰难时刻，在他为此周期性寻求心理治疗的时候，这种模式不断地显现出来。一次，在罗洛和他的精神分析师进行了一场尤为艰难的治疗后，他记下了一幅萦绕在他脑海中的画面，心中弥漫着愧疚：“母亲——面带愁容，走在路上，长袜褪去一半……无缘无故地弓着身子……母亲坐在那里，目光呆滞，无缘无故地不吃早餐……露丝脸色阴沉，嘴角朝下，眼神像是疯狂的印第安人，满怀憎恨，仿佛一只随时准备跳起来的狼或疯狗……”

相比于厄尔蒸蒸日上的基督教青年会事业，玛蒂和露丝的凄惨命运显得尤为黯淡。罗洛的父亲以支持者的热情和圣人般的激情投身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他布道、筹集资金、开展体育项目、帮助问题青年，并在全州各地建立新的分会。厄尔将自己在密歇根州每一个城镇和村庄做出的努力，都看作在现代性的喧嚣中维护并传播基督教价值观的全球性努力的一部分。基督教青年会成立于英国，于19世纪50年代在美国创办，早期旨在帮助远离家乡的青年，特别是那些被城市诱惑包围的青年。南北战争结束后，它在美国的分支拓展了其使命，引导年轻人（最有可能抛弃传统价值观的群体）将活力投入对身体和政体的改革与巩固中去。

跨越镇、市、县、州和国家，基督教青年会建立了一个紧密相连的活动网络，通过加强“家、教会、学校和市政当局与社区的社会、娱乐、教育、道德和精神生活的联系”，将“社区生活基督教化”。

美国的基督教青年会把这些一般性承诺转化为渐进式的改革计划。它资助非裔美国人的教育和道德提升项目、废除童工、保护工人免受“危险机械、职业疾病和死亡”的伤害。它支持员工建立组织的权利，并致力于消除贫困。它还发起禁止酒精饮料的运动。基督教青年会的积极分子想象自己正站在全球精神和物质进步斗争的前线，想象“一个‘世界性的力量’……不仅在北美，也在东方、黎凡特 、拉丁美洲和欧洲……奠定新的社会和宗教秩序的基础”。

厄尔对基督教青年会改革运动的承诺，为他带来了社区群体的尊重乃至爱慕，但在家里，他体会到的只有冲突感。露丝的记忆可能也代表了玛蒂的记忆。“他管理的每个县级分会里的商人和专业人员都很尊敬他，”她在50年后指出，“女人们相当宠爱他。”基督教青年会的同事们也“崇拜”他。然而，露丝尖刻地讽刺道，厄尔就谦卑和效法“我们共同的主”进行了“令人陶醉的”布道，却几乎总是回避家庭责任。她回忆说：“他从未与妻子和孩子们分享过他获得的荣誉。”当厄尔把爱洒向他心爱的基督教青年会“男孩”时——他们有幸直呼他为“厄尔”——梅一家只感到被“拒之门外”。不过，至少在一个方面，露丝愿意为她的父亲辩护。她像玛蒂一样，认为他的不忠行为是必然的。她想象他陷入了“低级本能”与基督教生活之间的斗争，但相信他最终经历了“令人震撼的宗教体验，皈依，并看见了光明”。然而，即使厄尔在皈依之后不再拈花惹草，她也同样确信，这并没有给家里带来多少安宁。

厄尔对罗洛的影响尤其复杂。儿子在父亲身上看到了基督教的召唤，并且已然开始寻找自己的使命。然而，他也内化了玛蒂对厄尔忽视家庭的愤怒，并承担起了母亲助手的角色。他渴望得到父亲的尊重和关注，但也试图超越他的成就，避免沾染他身上的虚伪。父子之间的爱从来都不纯粹，而在精神分析师看来，罗洛的一些内在冲突可以称为俄狄浦斯情结。不过，对罗洛来说，他与厄尔的竞争和疏远有着更为复杂的根源，并且伴随了他的整个人生。

1921年，罗洛十几岁时，厄尔带着一家搬迁到了密歇根州的马林城，他们在那里住了将近五年，一家人似乎平静了一段时间。马林城是一个约有3700名居民的城镇，与加拿大隔着圣克莱尔河，位于底特律的东北方50英里处。其居民从事农业、造船业以及糖和盐的提炼工作。几乎90%的居民都是土生土长的白人；462名“外国人”不是加拿大人就是德国人，只有6名亚洲人，没有非裔美国人住在马林城。

这与邻近的底特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底特律当时是美国的第四大城市，人口近百万。德国人、波兰人、希腊人以及其他移民占总人口的29%，另外有4%是来自南方的非裔美国人。29家不同的汽车制造商雇用了近15万名工人，而汽车工业只是该地区几个重工业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底特律的勇气、多样性、活力与贫穷，在马林城周围麦田和玉米田里的农民看来，成了一种挑战、诱惑以及恐惧的对象。年轻的罗洛也曾怀有这种恐惧，并对底特律的工业噪声和恶臭产生了特别的厌恶。他更喜欢他的小镇上宁静和独处的空间。

正是在马林城里，罗洛和他的父亲更常待在一起，并发现了一系列共同爱好。他们会在家附近的草场上大声朗读和聊天。夏天，在基督教青年会的营地上，他们会去苏必利尔湖钓鱼，或者静静地欣赏周围的美景。罗洛后来把他对大自然的热爱归功于与父亲共处的这些时刻。最重要的是，他记得父亲帮助他在这个世界上获得了一种胜任感。父亲允许罗洛尝试新的活动并且犯错。有一次，他们在房子后面搭建一个门廊时，他让儿子为某个地方挑选最合适的木板，然后耐心地等待，直到罗洛通过反复试错，找到了合适的木板为止。能力、自立、对自身技能的信心——所有这些都是父亲精心灌输给儿子的品质。

厄尔也乐于接纳罗洛的自主行为，比如，他会收听儿子自制的矿石收音机——可以接收到底特律的WJZ电台；在晴朗的夜晚，还能收听到一个亚特兰大的电台，里面播放“红发音乐人”温德尔·霍尔（Wendell Hall）的节目。罗洛回忆道：“他会把听筒放在耳旁，我很确定，他领会到了一些有关奇迹的东西。”事实上，厄尔甚至还就收音机的奇迹布道过一回。

尽管如此，罗洛在寻找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时，还是经历了青少年特有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因为被夹在常常敌对且不可靠的父母之间而加剧。虽然厄尔教给了年轻的罗洛很多东西，并为儿子的成就感到欣喜，但罗洛长久以来的感觉是，他孤单地活在这个世上，被边缘的社会与情感环境中的不安全感所摧残。他后来向密友讲述的一个故事近乎自怜：罗洛决定参加一个飞机模型比赛，他仔细地用裹着丝线的涂漆电线制作了轻木侧支架、螺旋桨和三英尺长的机翼，并从轮胎内胎上剪下一大块橡皮带，来给螺旋桨提供动力。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罗洛在后花园测试了他的模型，却眼看着它坍塌成“一堆废墟”。他两手空空，独自参加了评审会，见到了几十架漂亮的模型——那是“富家子弟”用购买的预制零件组装成的模型；这些孩子还带着父母来观看评审会。罗洛嫉妒这些孩子，后来他又把这种感觉与另一种感受联系在一起——尽管他有梦想和天赋，却永远不会有所成就。富家子弟们享受的优越条件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一记耳光。“我知道这些东西从来都不属于我，”他晚年时写道，“一段‘穷小子’的奇特经历，应该说是神话，一直伴随着我，从未平息。”

因此，高中时代的罗洛是一个温和的矛盾体——一个英俊、苗条的少年，身高六英尺，神色中却流露出一丝犹豫不决的笨拙，映射出内心的混乱。内疚、愤怒、崇高目标、恐惧和抵抗的旋涡在家中掀起，令他在这个世上的存在也局促起来。他按部就班地完成了学业，三年内修完了通常需要四年的课程，但大部分成绩都是B，勉强达到了学校设立的大学入学标准——尽管这所高中的智商测试证实他智商超群。他也参加橄榄球赛，但一直是“替补选手”。在一个关于自我定义的象征性故事中，他记起在一场比赛中，他是球队中唯一一名能阻挡对手达阵得分的球员，可他故意绊倒，结果对手赢了。多年后，他寻思道：“我在害怕什么——害怕身体上的成功？”他担心自己缺乏勇气。他确实在公共演讲方面表现出色，赢得了全县的演讲比赛，并带领辩论队取得了胜利。也许，演讲台上的奖牌帮助他塑造了一个魅力十足的形象。

当其他人——尤其是女性——寻求他的陪伴时，这种光芒往往会黯淡下来。罗洛感受到强烈的欲望，但又激烈地压抑自己。像许多年轻人一样，他也是通过传闻、笑料和机缘巧合第一次了解到性的。他珍视自己一年级时对一个金色卷发女孩的迷恋，以及在后花园和女孩男孩们的天真游戏。他经历了青春期正常的尴尬，后来依旧记得在学校的派对上，跳舞带来的难以忍受的亢奋和困窘。一切都让人蠢蠢欲动。但在罗洛的家里，性被赋予了额外的内疚与怀疑。有段回忆概括了这一点。他记起自己在大约九岁的时候，和一个女孩在后花园“玩耍”时，玛蒂唱着《信徒精兵歌》，从屋里跑出来，狠狠地鞭打了他一顿。厄尔曾经采取了一种不那么暴力但同样直接的方式，聘请了一名基督教青年会的演讲者，分别教育了他的儿子和女儿，教导他们有关“生殖”的知识，并敦促他们禁欲。对罗洛来说，将美德等同于禁欲，以及他对父亲的不忠行为的无休止怀疑，让这个本来就敏感的话题变得更复杂了。

罗洛被学校、家庭以及他自己对于主张和成功的冲突所笼罩，但尽其所能地找寻到了满足与平静。送报纸、在杂货店当店员，以及在夏天卖马车冰激凌，帮助他赚了一些零花钱，激发了他独立的愿望。他在长途漫步中感到最自由，特别是在圣克莱尔河畔。这条河成了他的伙伴，它的过去在他的想象中赫然在目。他知道在1875年，巨大的木筏载着200万板英尺的橡木，从贝城运送到水牛城；还有尼娜号、平塔号和圣玛丽亚号的复制品，为了1893年的世界博览会驶向芝加哥。然而，对罗洛来说，更重要的是，这条河象征着永恒和壮丽，有时也象征着大自然的残酷力量。他喜爱平底船拖着房屋在雾中来回穿梭时的静谧之美，也喜欢狂风撕扯着码头和房屋，滔天巨浪使船只相撞，又将破碎的残骸冲到岸边。夏天，他在一个废弃的煤矿码头边游泳；冬天，他乘坐自制的冰船在冰封的圣克莱尔河上疾驰；春天，他敬畏地看着每年解冻时期的巨大冰块，“像我们玩弹珠游戏时弹击的玻璃玛瑙一般透明”，敲击着挡在它们前面的所有东西。他后来描述这条河：“在我的孤独和偶尔的沮丧中，它是一种慰藉，它分享了我的欢乐。”

这条河给了年轻的罗洛一处地方来思考那个令人不安却又无法回避的问题：他要如何度过他的一生？这一问题在不知不觉中呼应了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中的基督徒提出的焦虑疑问：“我该怎么做才能得到救赎？”无论他的家庭生活如何戏剧化，塑造了他的卫理公会和基督教青年会文化都给出了一个独特的答案：为人类服务。他父亲对基督教青年会的奉献为他树立了最好的榜样。拥有了一个特别的名字，罗洛难道不应该获得一个特别的未来吗？命运成了一种渴望，不仅是因为他父母的期望，还因为他在学校和同龄人中的边缘地位。完成伟大的使命，也许就能让他摆脱家庭的苦难和孤独。也许如此，他就能成为世界上的伟大人物。

不论童年的伤痛让罗洛感到多么踌躇、疏离和“怪异”，它们都塑造了他作为一名作家和心理学家所关心的议题。他在日记和梦中再现了早期的痛苦和失败，以此激励自己取得成就。如果他曾在球场上表现得懦弱，他就会为一个全新的心理学时代找到“勇气”的含义；如果说，来自母亲和露丝那爱恨交织的复杂信息，曾让他对女人的承诺保持谨慎，却又痛苦地渴求她们的爱，他就会去寻找方法来修通现代社会中的爱与亲密关系。这一点在罗洛坎坷的宗教生活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信仰、崇高的理想和家庭的混乱所组成的嘈杂音调，将他引向了终身的精神冒险，一场颠覆传统同时也明确了他追求核心的冒险。

在青年时期，罗洛对命运的想象在他1926年高中毕业时收到的一本诗集中得到了表达，这本诗集是山姆·沃尔特·福斯（Sam Walter Foss）的《路边小屋》（ The House by the Side of the Road ）。诗的第一节宣告了他想象中的未来：

有些隐居者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在自我满足中安宁度日；

有些灵魂，像星星一般，远离尘世，

伫立在孤寂的苍穹；

有些先驱开辟自己的道路，

在路的尽头；——

但让我住在路边，

成为人类的朋友。

罗洛将基督教的利他主义铭记于心。他要从谦逊里寻求伟大。他也许会通过成为“人类”的朋友而找到友谊，因为他还未曾与真实的男女建立过这样的关系。他还不知道“路边的小屋”会是什么样子。它会是一个小镇牧师的简朴小屋，或一座附属于当地基督教青年会的房子，还是会涉及某种更宏大的、尚不为人知的使命？

福斯的诗从未作为文学作品流传下来，但其激起的力量却始终伴随着梅。在80岁高龄之际，他还记得诗中的每一个字。在他去世的那天，他书房里的告示板上还钉着一份泛黄的诗稿。

[1] 阿历克斯·哈利（Alex Haley，1921—1992）：美国黑人作家，1976年出版了长篇家史小说《根》（ Roots ）。——译者注 qftrnfzPekbyL1DC7fsNmQZ/qYIzbwQa333PVuCQbQdxuD2rdQiQkWu46sRTaF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