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罗洛·梅曾开玩笑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也就是他的青年时代，他周围的人“认为荷马是贝比·鲁斯击打的某种东西 ”，除了《圣经》之外，他父母拥有的唯一一本书是约翰·班扬的救赎故事《天路历程》（ The Pilgrim’s Progress ）。梅用这句俏皮话来纪念他自己的进步——从密歇根州小镇的平凡出身到二战后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并在国际上享有盛誉。他的著作——《焦虑的意义》《人的自我寻求》《存在》《爱与意志》《权力与纯真》《存在之发现》《创造的勇气》等——在美国和海外吸引了数百万读者，揭示了人们在现代世界中对意义的探索。在梅看来，这个现代世界对更高尚的真理和共同价值越来越迷茫和不确定。《精神的奥德赛：罗洛·梅传》这本书揭示了梅的内心世界和公共生活，以及它们与那些侵蚀传统并全新定义自我、治愈和精神生活的现代性力量的交会。

梅最关注的是现代性对日常意识的影响。他认为，对技术和科学的高估，以及现代生活和大众文化的规范化，使男男女女陷入了错误的选择，产生了深深的无力感、孤独感和冷漠感。他并不寻求回归“旧价值”或传统宗教，而是寻求通过勇敢地拥抱个人自由和责任，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复兴——不仅为自己，也为整个社会。

梅与战后的许多公共知识分子有着同样的担忧。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艾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大卫·波特（David Potter）、威廉·怀特（William H.Whyte）、万斯·帕卡德（Vance Packard）和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等人关注在繁荣的表象下明显的异化迹象。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解释依赖于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历史学的视角和方法论。他们共同为这个时代描绘了一幅万花筒般的图景，这一点表现在令人回味的书名中，如《逃避自由》（ Escape From Freedom ）、《孤独的人群》（ The Lonely Crowd ）、《富庶之民》（ People of Plenty ）、《组织人》（ The Organization Man ）、《地位追求者》（ The Status Seekers ）和《富裕社会》（ The Afuent Society ）。梅的著作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这些解释，但更直接地针对精神上的焦虑、抑郁和空虚感，这些似乎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他通过对古希腊哲学、克尔凯郭尔、尼采以及保罗·蒂利希的新正统新教神学的沉思，极大地丰富了源自弗洛伊德、阿德勒和奥托·兰克（Otto Rank）的基本精神分析框架。

梅成功地吸引了广泛的读者，这不仅源于他文字的力量，也源于他将心理学、哲学和宗教思想融合成有意义的形式。他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民主和美国人的感性，他的写作不是为了阐明某种理论或信仰体系的细节，而是为了激发一种智力和情感上的参与感，这种参与既有教育意义，又有治疗意义。他的写作风格符合他在新教中心地带的出身，就像朴实的牧师布道一样。梅的行文融合了各种思想和见解，既有欧里庇得斯、康德和加缪等人的名言，也有从报纸上摘取的日常事例。通过这种方式，他试图证明大多数人可能不熟悉或只知道名字的思想家与他们自己生活的关联。一些评论家指出他的散文具有布道性质，这并不总是赞美之词，然而，梅的演讲和著作在最佳状态下是精妙的、引人入胜的、具有时代精神的布道，许多人至今仍认为它们具有现实意义。

梅的声音是发自内心的。他的父亲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外勤秘书，母亲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他年轻时的愿望是接受尚未明确的“宗教工作”的召唤。他选择在协和神学院学习，于1938年毕业，并在教会担任了几年牧师。在协和神学院，他跟随传奇传教士哈里·爱默生·富司迪（Harry Emerson Fosdick）学习布道术，并与伟大的流亡神学家保罗·蒂利希结下了终身友谊。即使在他放弃基督教信仰，投身精神分析事业并倡导存在主义之后，他仍然继续强调人类的爱、超越、勇气和创造力——大多数人认为这正是人类境况的本质。在梅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帮助心理学理论和心理治疗领域为这些维度腾出更多的空间。

梅的一生本身就引人入胜，如果将其视为现代美国文化核心戏剧的一部分，其意义就更为重大——自由派新教作为文化仲裁者的衰落和“治疗”观点的兴起，同时改变了许多美国人理解生活中情感和精神问题的方式。批评家们对已故的菲利普·里夫 ^[1] 所称的“治疗的胜利”感到着迷，有时也感到震惊，有些人在其表现中看到了美国文化的成熟，有些人则看到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化灾难。梅本人也对这种发展感到担忧，并在晚年论述了脱离共同神话的个人主义的危险性。

因此，梅选择《天路历程》来象征他的成长经历并非偶然，即使这本书标志着他卑微的起点，但它仍然与他一生关注的核心问题产生了共鸣。梅利用心理学和广泛的哲学框架来回答令朝圣者痛苦的问题：“我该怎么做才能得到救赎？”而这个问题通常采取了新的形式，没有那么宗教化。在梅的第一本书中，他将成功的治疗等同于宗教体验，将“从神经症到人格健康的转变”与“体验宗教的意义”相提并论。在第二本书中，他将“圆满的人格”等同于“被救赎的人格”。后来，在《德尔斐神谕作为治疗师》（“The Delphic Oracle as Therapist”）一文中（写于他投身存在主义的巅峰时期），他指出，神话的洞见来自“启示”的成分和心理分析一样多，“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以及其他戏剧家之所以能写出伟大的悲剧，是因为神话包含了宗教维度”。对梅来说，“我该怎么做才能得到救赎”不过是“做人意味着什么”这一基本问题的变体。在梅成熟期的作品中，与世界和他人进行充分的创造性相遇成为他衡量有意义生活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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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职业生涯的演变提出了一个复杂但重要的问题：梅所信奉的人生哲学与他个人的选择、思想和行动之间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的探究对于一个直接与生存核心问题作斗争的人来说尤为恰当。我一直认为，任何一个对爱、生命的意义或者意义本身执着追求的人，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不经历痛苦。梅本人曾打算写一本自传，并将其命名为“受伤的疗愈者”。人生伤害重重，既有自己遭受的，也有施加于人的。爱也来之不易。幸运的是，他表现出极大的勇气，在没有事先审查或限制的情况下向我提供了大量私密的个人和专业手稿——信件、日记、梦境分析、草稿和布道词，以及漫长人生中经常揭示真相的珍贵瞬间。我感到很荣幸，能够深入了解梅几乎整个成年生活的意识和人生经历。这种私密的视角使我能够从内而外地书写梅，而不是试图将他的一生完美地融入心理学、宗教或哲学历史的现有叙事或争论中。

读者可能想知道，为什么书中只提到了他的三个孩子——鲍勃（Bob）、阿利格拉（Allegra）和卡罗琳（Carolyn）。在这个项目的早期，他们集体表示不愿意接受采访，也不愿让自己的生活在我对梅的生平描述中扮演实质性角色。我尽可能完全尊重他们的意愿，因为我知道，写一本涉及在世者的传记牵涉到极其重要的伦理维度。他们从未试图阻碍我的工作进展，我们之间所有的接触（主要是通过卡罗琳）都建立在信任和鼓励之上。

这本书的诞生源于一次偶然的谈话。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的朋友、已故的约翰·瓦斯康塞洛斯（John Vasconcellos）来奥斯汀出差，他是加州立法机构中一位富有人情味和影响力的议员。我们邀请他到家里共进晚餐。大约在吃甜点的时候，他表达了一个发自内心的担忧。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这位被约翰尊为良师益友的杰出心理学家，最近身体不适。约翰想知道是否会有人为罗杰斯写一本传记，以充分体现他的重要性。我表示同情，并向他保证会有人写这本传记。我没有想到约翰的下一句话是：“鲍勃，你应该写写卡尔的事。”对此，我简单地回答说：“不。”

我本可以就此打住，或者加上一句“手头事情太多，委员会工作太繁重”，或者老生常谈的学术回应——这不是我的领域。相反，我告诉他，作为传记作家，必须与传主有某种直觉上的联系，而罗杰斯并没有打动我。我补充说，如果我要写一个心理学家，那应该是一个表露自己情感的人，比如罗洛·梅。就在我说这些话的时候，我还在想这些话从何而来。我只读过梅的一本书（《创造的勇气》），这本书对我的写作有很大影响。我也只听过他的一次公开演讲。可以说，我对他的内心世界一无所知。

我也没有时间去想，为什么我认为梅是一位更合适的传主。约翰几乎立即做出了回应：“下次你来旧金山湾区，我们找罗洛聚一下。”一年后，我们三个在索萨利托（Sausalito）的一家咖啡馆见面。与梅在一起是一种享受，但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对他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感兴趣。他也不一定急于让一个陌生人写下他认为有些混乱的人生。因此，除了传记的事，我们什么都谈了，而约翰不耐烦地坐在那里，像第一次约会场合上的媒人，等待着撮合一桩交易，并对当事人的忸怩作态感到好笑。梅和我交换了地址和电话号码。我给他寄了几本我的书，之后便投身于研究他的工作和生平经历。

这段“热恋”持续了三年多，我曾多次造访梅在蒂伯龙的家和在新罕布什尔州霍尔德内斯的避暑别墅。我们谈到了彼此的工作、他从牧师到治疗师的转变、越南战争、水门事件、性和爱，以及里根总统时期的美国命运等。我们沿着蒂伯龙的悬崖散步，俯瞰天使岛；沿着新罕布什尔州森林中的小溪散步，偶遇河狸坝。我们逐渐彼此信任，1991年，梅允许我不受限制地使用他的文件。我同意为他写传记。梅和我建立了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这种关系有时会引发温暖的相遇，在这种相遇中，我们都对自己和对方更加了解。他敦促我全面地呈现他的生活——他的思想、成就、缺点、困扰和脆弱。数十年后，我终于完成了这项任务。直到现在，我才逐渐理解梅的魅力，以及它对21世纪生活的意义。我仍然对我的“餐桌宣言”的起源感到困惑，但我并不后悔它把我带上了这条漫长而生动的道路。

[1] 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1922—2006），美国社会学家、文化评论家。他写了很多关于弗洛伊德及其遗产的书，包括《弗洛伊德：道德家的心灵》（ Freud：The Mind of the Moralist ，1959）和《治疗的胜利：弗洛伊德之后信仰的使用》（ Triumph of the Therapeutic：Uses of Faith After Freud ，1966）。——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