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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梅所说的，在阿德勒研讨会的最后一周，有一天，他正在描画旅店窗外的树木，突然听到街上有个女人叫他。这个陌生的美国女人问他是否想参加一个去东欧的绘画考察团。她介绍自己名叫埃尔玛·普拉特（Elma Pratt），是国际艺术学校的校长，并邀请他下楼聊一聊。梅回答道，他没有钱（350美元的学费和开支在1932年是一笔巨款，远远超出了他的负担能力）。普拉特和梅做了一笔交易——他可以“作为一名高级男伴”加入考察团，后来他解释道，也就是陪同诸位女性艺术家探索欧洲的夜生活，帮她们搬行李、预订火车票和酒店。作为回报，他将获得考察团正式成员的待遇。他迅速接受了这个提议。梅成了一名贫穷但英俊的艺术家，而那些女性大多来自在全球日益严重的经济大萧条中幸存下来的家庭。
普拉特遇见梅是偶然的，但也充满了巧合，由此促成了这次交易。尽管年龄相差20岁，但他们同属美国中西部寻求现代基督徒生活的人群。在罗洛寻找人生意义和使命的时候，普拉特显然已经找到了她的意义和使命，并且能够理解他的追求。梅没有记录他们的交流，但他们肯定谈到了欧柏林。埃尔玛·普拉特出生于1888年，在欧柏林镇长大，1912年毕业于欧柏林学院。她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毕业后多次前往欧洲旅行。在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她在法国的联军部队中为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在1922年，当被问及欧柏林如何塑造了她的生活时，她回答说，它“激起了我心中深刻的渴望，想要认识上帝，并利用这种知识来摧毁所有与祂不同的东西——从而为我的同胞服务”。在普拉特看来，这意味着对世界和平与理解的热切追求。
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普拉特的传教热情集中在艺术方面。她在维也纳参加了绘画课程，并在波兰犹太同事玛丽亚·韦尔滕（Marya Werten）的介绍下，了解了波兰的民间艺术——舞蹈、音乐、手工艺和绘画。与当时许多画家和音乐家一样，韦尔滕希望保护被现代性所威胁的传统习俗，并通过民间传统来增强民族自豪感。普拉特非常喜欢这种体验，在韦尔滕的帮助下，她于1928年创办了国际艺术学校。他们为美国艺术家组织游学活动，探索欧洲艺术和乡村民间艺术的当代发展。普拉特希望通过自己与艺术和乡村生活的接触，激发其他人对文化的理解。
这次游历开始于约瑟夫·宾德尔（Joseph Binder）的画室，他们在这里住了两周。宾德尔是一位著名的维也纳平面艺术家，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因对广告业和海报设计的贡献而闻名。他在广告、海报、水彩画和素描中，融入了现代主义大胆而朴素的丰富色彩和果决线条。就性格而言，他散发出一种维也纳人特有的快乐、直率和机智。宾德尔的作品帮助梅定义了他生活于其中的视觉世界，他本人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梅对于艺术家作为先知的构想。宾德尔曾访问过美国，并且和阿德勒一样，欣赏美国新鲜而自由的活力。梅对他说的每一句话和展示的每一种技巧都表现出热切的接纳，这让宾德尔满心欢喜。两人的初次见面让他们结下了终生的友谊。
宾德尔的画室还为另一场重要的会面提供了场所。在国际艺术学校中有个成员叫伊莎贝拉·洪纳（Isabella Hunner），或者叫“贝茨”（Bets）——她更喜欢别人这么称呼她。贝茨28岁，比罗洛大5岁，在她的家乡巴尔的摩，她已经开始画收费的时尚肖像画，但她渴望拥有“真正的”艺术家的生活。她身材娇小、聪明伶俐、能言善辩，爱情经历丰富，而且有一种叛逆的性格，这使她的少年联盟
形象更加立体。罗洛和贝茨彼此吸引。他们聊个不停，一起游览了维也纳的博物馆、咖啡店和宫殿。他们观看了歌剧，听了交响乐，还穿着暴露的欧式泳装在公共泳池晒太阳。罗洛第一次真正体验到浪漫情调，以及随之而来的不安全感和嫉妒。在维也纳的最后一个周六的晚上，两人游览了美景花园（Belvedere Gardens）。当他们坐在一个大型喷泉的边沿上时，贝茨向罗洛表白了。他回应道：“我也爱你。”在这个夏天余下的时间里，他们几乎形影不离。
艺术家们从维也纳出发，前往韦塞利（Veselí）——捷克斯洛伐克摩拉维亚地区（今属捷克）的一个小镇。他们乘坐的巴士在崎岖的道路上嘎吱作响，乘客一边吸入黑色的尾气，一边眺望车窗外壮丽的捷克乡村。普拉特和韦尔滕早已安排韦塞利的居民穿着传统服饰在宽阔的街道上行走；而当艺术家们下车时，一群身着艳丽服饰的女学生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第二天，他们参观了一户人家，罗洛用蹩脚的德语和房主聊起了其现在生活在美国的儿子们。当地居民为这些美国人举办了一场传统的摩拉维亚婚礼，并为他们提供了服装，以便他们能够“入乡随俗”。
阿德勒、赛夫和克劳斯都会对梅的“放纵”感到骄傲。当这群人经过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时，他跳舞、喝酒、庆祝，进入一种心醉神迷的状态。罗洛和贝茨徒步旅行，在田野里做爱。他们身上的气味和新割的干草气味融合在一起，令人神魂颠倒。将近五十年后，梅仍然记得这种“珍贵而美妙”的感觉，一如他生命中其他美好的感觉——他被“带进了一个新的世界”。
在国际艺术学校的旅行结束时，贝茨留在了欧洲，在安纳托利亚学院开学前的三周里，和罗洛一起旅行。他们穿过巴尔干半岛，前往萨洛尼卡，坐在三等车厢的木制座椅上，在乱七八糟的行李箱和邋遢身体散发出的气味中，吃着煮鸡蛋；他们亲吻着，在彼此的怀里睡去。罗洛带她进入这座城市和学校，把她介绍给老师和行政人员，还给她指了远处的霍尔帝亚蒂山。
两人放弃了参观学院的必要礼节，乘火车前往雅典，并委托一名出租车司机载着他们穿过地峡，前往伯罗奔尼撒，然后向南来到科林斯附近的萨罗尼克湾（Saronic Gulf）的一处海岸。在科林斯附近，使徒保罗曾对那里的居民说：“男人最好不要碰女人。”罗洛和贝茨在一个偏僻的海滩上搭起帐篷。九月晴朗的天空下，清澈湛蓝的海水轻轻拍打着沙滩。他们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赤身裸体，吟诵诗歌，为彼此画素描，也描画粗犷的海岸地形，时不时地跳进凉爽的海水中。他们谈论阿德勒、艺术、创造力和爱。孤独的罗洛宣称阿德勒的“社会兴趣”正确恰当，叛逆的社会名媛贝茨则坚持艺术家要隔绝于世。他寻求生活的理想与典范，她则主张以体验的方式拥抱生活。他们在月光和星光下做爱。一天晚上，他们去了纳夫普利奥镇（Nafplio），在长长的码头上散步，而渔船正载着当天捕获的鱼归来。他们牵着手，凝视着一座被夕阳染红的水面所环绕的岛屿堡垒——布尔齐（Bourtzi），罗洛还记得贝茨用一声惊叹打破了沉默：“今天真是美不胜收！”
但当下已是九月，是分别的时候了。他们回到雅典，罗洛与贝茨吻别，登上返回萨洛尼卡的夜车。回到安纳托利亚学院后，他回忆道：“我茶饭不思……因为每一个举动都让我想到贝茨。我仿佛看见她就在我眼前，感觉到她近在咫尺……”而贝茨在他离开后的第二天写道：“最脆弱的时刻是黎明时分，头顶没有松枝和星星，东方没有玫瑰色的光芒，西方没有你和白色的月光，没有浪花翻腾，也没有柔风低语。”整个秋天，梅都在为那个幸福的世界哀悼，不分时间和地点。他再也不会体验到如此炽烈的爱情了。
梅很难重新开始教学，不仅仅因为他想念贝茨。爱情和心理学，以及投身艺术实践，早已点燃了梅对发展前景的想法；而事实证明，重新接受学院强加给他的种种限制，令他痛苦不堪。罗洛再次神经紧张起来。1932年10月，他在日记中透露，这种紧张是“对我留在塞萨洛尼基生活的抗议”。他自言自语，陈述了在安纳托利亚教书的好处和他应尽的义务，但也表达了他对更广阔世界的渴望。最后，他找到了解决办法，给自己的情绪下了一道直接的命令：“所以，让我喜欢上这里的生活吧。”然而，现在他拥有了阿德勒思想的敏锐视角，他自身无拘无束的创造力，以及爱和性放纵的经历。他明白，塑造一种新生活，需要的不仅仅是山顶上的启示、超我的命令，或是简单的自我克制；相反，他必须努力实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正如他在离开贝茨一个月后的日记中所写：“改变之道是发展，而不是突然转变。勇敢地发展。”
他的新勇气在家信中得到了展现。在写给“母亲、父亲和全家人”的信中，他公开提到了自己与贝茨的关系，尽管其中明显涉及了性关系，并且两人都不认为这段关系会持续下去。“她和我在夏天成了非常亲密的朋友，”他坦言，“她是我最亲密的女朋友……我们很爱彼此，虽然不是那种走向婚姻的爱，因为她（比我大5岁）在巴尔的摩工作，而我在这里工作。”
另一个变化迹象来自他日记中的沉思，宗教宣誓（religious tests）变成了心理分析，他把自己的紧张描述为一个“被宠坏的孩子”，试图“逃避责任”并“跑回家找妈妈”。他摒弃了“宗教”，因为它的指引太过简单，至少一般人是这么理解的：
宗教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容易吗？通常情况下，答案是肯定的：人们所有重大的问题都会得到解答。人们会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来判断一切，生活因此变得更加简单。然而，生活实际上并非那么简单。教徒常常把宗教置于真理之前；他使生活符合自己的标准，从而亵渎生活。所有的事情都是别有用心——没有什么是自发而为。
“我必须自愿放弃自己，”他宣称，脑海里又回响起赛夫博士的建议，“自愿把自己交给生活，接受它的冲击；自愿不再总是思考，不再有意识地‘自我审视’，而是允许我的意识和思维自发而为。”简而言之，这个命令是——停止接受命令。
罗洛以心理学的语言取代基督教的语言，这带有一种奇怪的讽刺意味。正如克劳斯在阿德勒研讨会上指出的，对梅来说，内省既是一种有用的分析工具，也是一种需要观察和分析的神经质特征。正是分析的过程促使罗洛一直在“自我审视”，以一种新的形式履行着他作为基督教徒的虔诚。事实上，他一生都执着于强迫性的自我审视。阿德勒的理论和术语帮助他驯服了言语上自我鞭挞的倾向，但新的词汇并不能完全消除一个旧习惯所包含的道德目的。
心理分析确实让梅对自己的使命有了更清晰的思考。像他这样充满精神热情的人，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召唤。直到1932年夏天，梅还经常把这种召唤描述为“宗教工作”，他指的是担任牧师或是在类似基督教青年会的机构中打杂。而他最近的心理觉醒，以及对大多数宗教日益批判的看法，为他提供了一系列令人迷惑但丰富的新选择。一个摆在眼前的选择就是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师。成为一名阿德勒学派的治疗师，既符合他的精神承诺，也能满足他的求知欲。1932年11月，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贝茨，并附上一封内容相似的信，请她转交给阿德勒。贝茨对他的选择表示欣喜，但又说：“那当然是你的领域——但有一点除外。”她还记得，他们详细地讨论过生活以及“我们年龄和阅历差异的各种迹象”。他需要“大量的阅历”，才能“真正理解他人的烦恼”。阿德勒的疑虑则更实际一些，他没有质疑梅是否适合从事心理治疗工作，而是指出，在美国他首先需要成为一名医生，“当然，学医是一件艰苦的事情，至少需要5年的时间”。
贝茨和阿德勒缺乏鼓励的回应迫使梅更系统地考虑这个问题。1933年初，他画了一张图表，以寻找“社会需求和我个人能力之间的交点”。他的才能包括“与人打交道”和“通过想法”来帮助他们。他需要有挑战性的工作，这样他才不会“宠溺”自己。他需要“令人振奋、讨人喜欢的同事”，以及阅读和学习的“文化氛围”。“向这类人开放的工作”包括教学、布道、基督教青年会的活计，以及社会服务。罗洛怀疑，作为教师，他能否与“一个人真正重要的方面”合作，而教会似乎也无法对社会做出“真正而重要的贡献”。余下的就是基督教青年会和社会服务的工作了。他觉得自己在安纳托利亚学院还算有用，但他渴望回家看望家人和朋友，“在自己的同胞中间获得生活的激励，那里的人们兢兢业业”。他要继续接受正规的教育。他写道，“我必须学习，才能在世界上立足”，去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此外，他还感到了“精神上的饥渴”。
梅关于使命的持续而自我沉迷的辩论，丝毫没有提到这样一个事实：1933年初，全球经济跌至谷底，失业、政治动荡和人间苦难在欧洲和美国已经持续数年。他没有提及这些并非因为缺乏信息。就在1933年新年前夕，梅向贝茨和查尔斯·韦杰征求了关于返回美国的意见。身处巴尔的摩的贝茨表示反对，特别是因为胡佛总统任命的一个委员会刚刚承认，这个国家“正走向混乱与革命”。她认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3月的就职典礼不会带来太大的改变。几天之后，罗洛写道，他更强烈地想要回国，因为家里出了麻烦，他母亲迫切要求他回家。贝茨重申了她的想法，认为他应该待在希腊。“你想象不到这个国家现在是什么样子，”她强调道，“不管你家里多么需要一个和事佬——再考虑一下吧。别忘了，为了他们，也为了你自己，你必须考虑到你的未来，而现在，这里没有未来。”
韦杰已有一年多没有和梅通信了，他回复了一系列非常私人的信件，以黑暗的怪念头开头，以绝望收尾。韦杰渴望见到罗洛，但像贝茨一样，他认为梅应该留在原地。工作机会很少，学院已经解雇了很多英语和音乐教师。“我们举行了一次选举，你可能听说了，”他在谈到罗斯福时打趣道，“现在我们要喝掉所有我们喜欢或能忍受的3度啤酒。”
3月，他对罗洛留在安纳托利亚学院的决定感到高兴，他写到，作为英语系主任，他在大萧条灾难面前的个人遭遇：“每一周，我都会收到穷困潦倒的已婚哲学博士递交的申请。”到了4月底，尽管罗斯福勇敢地上任并施行了最初的紧急措施，但韦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悲观。“就我而言，”他写道，“我看不到任何希望。我不知道你对这里发生的事情了解多少，但相信我，年轻人，前景并不乐观……我们正在冰上滑行——每个人都是如此——在早已破裂的冰上滑行，冰下的水异常寒冷。”
这种对美国国内形势的悲观评价，不仅加剧了梅对未来的担忧，也削弱了他的自信心。他感到焦急、厌烦、困惑且不知所措，而忏悔者“自我审视”的倾向，又促使他罗列自己的罪行。最重要的是，他感到了深深的孤独和自我疏离。这一次，当他深入自己的灵魂，寻找通往真理和意义的道路时，他运用了阿德勒的理论来“客观化”自己的处境。他在不经意间做出了一个讽刺性的决定，不再以陈词滥调充当真实的自我，而是直面自我欺骗——他的生活仿佛都依赖于此。由于长期无法与人融洽相处，他甚至回想起自己在密歇根州立大学和欧柏林学院“激进”和“破格”的时刻；而这种“俗套的非常规”，与其说是真实的，不如说是庸俗的。“我当时在攻击大众（因为我觉得自己是局外人）。”他评价说，这种习惯比单纯的“随大流”还要“低一等”。
梅对他的“性伦理”也不满意，并分析了最新的“实验数据”。他对贝茨的爱的激情基于“自然的欲望，反过来欲望又以相爱为基础”，而相比之下，最近在萨洛尼卡的两次不幸的冒险却不那么令人愉快。两个女人都不“想要‘它’”，其中一个（在随后的几周内）感到“非常懊悔”。他意识到自己被欲望所驱使，把这些女人当成了物品。关于“它”是什么，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因为在他的日记中，“它”涵盖了从热吻到爱抚到性交的全部内容。显然，罗洛觉得是他强迫她们做这些事，并为此感到内疚，因为这违背了他将个人视作独立个体而非物品的基本原则。然而，他的内疚感，至少当他在日记中允许自己面对它时，最终与这两个女人没有什么关系。当他匆匆将话题转到一个他认为恰当的对比时，关于这方面朴实无华的伦理启示才凸显出来：“一个人在晚上自慰后，第二天早上感到难为情，因为他把自己当作了一个客体，而非主体……这让他自我贬损——因此他缺乏勇气，感到难为情。”
事实上，罗洛的孤独和自我疏离导致他沉迷于寻找分析自身状况的新方法。他表现出对知识和洞察力的渴望，这种渴望远远超出了对罪恶的识别和纠正。他密切地观察自己的情绪，寻找清晰或混乱、快乐或抑郁的规律。他从玛丽·贝克·埃迪（Mary Baker Eddy）的《科学与健康》（ Science and Health ）中寻求智慧。他钦佩这位基督教科学家只思考“好的想法”为其生活带来热情和方向，但他也觉得，对邪恶视而不见终将导致灾难。实际上，他认为，“只思考正确想法的计划”对学院的一些传教士领导来说，也是一个难题。
他甚至欣然接纳基督教以外的宗教知识。在拜访当地犹太教妇女波莱特·瓦尔森（Paulette Varsons）的家时，他全神贯注地听着她母亲讲述犹太教的历史和信仰。他指出：“犹太教和新教非常相似。”但又补充说：“基督教让信徒变得懒惰——‘想想野地里的百合花，它们不需劳作……’
。”尽管罗洛仍然毫不在意经济大萧条对自己生活可能的影响，但他开始认真思考更广泛的和平与公正社会的问题。他信奉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社会改造原理”（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该原理试图通过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来结束战争，这个社会助长人类积极的热情，而非限制人们并使其走向毁灭。而从阿尔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那里，他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文明在衰落，但个体行动仍然可以拯救人类。
他现在不仅思考个人的真实，还思考如何在20世纪复杂而又危险的世界中，成为那个“路边的人”。梅为自己已然拓宽的生命寻找英雄。他早已不再将父亲视为榜样，而今甚至拒绝将耶稣视为行动的楷模：“我们为什么不说，‘安纳托利亚学院的杰出校长康普顿（Compton）会这样做吗？’或者‘史怀哲会这样做吗？’”
然而，问题是该怎么做。随着罗洛24岁生日的临近，一本新书在基督教领域引起了轰动，并将梅的职业规划重新引向了牧师。《再论传教》（ Re-Thinking Missions ）是美国平信徒调查团任命的一个委员会所做的报告，它批判了过往工作的狭隘和偏执，特别是在与本土文化有关的方面。这份报告带着宽广的胸怀和合作的精神，重新诠释了传教工作的总体目标：“与其他国家的人民一起寻求对上帝的真知和真爱，在生活和言语中表达我们从耶稣基督那里学到的东西，并努力在世俗生活中实现祂的精神。”该报告重申，这一事业“不仅需要自我牺牲的精神和彻底的奉献，还需要道德勇气、高度的智慧和对冒险的热爱”。
这些建议在今天听起来并不具备革命性，在1932年也不是什么新观点。然而，它们触及了一个20世纪普遍存在的问题——单一宗教真理的正确性，以及就此而言，在一个多民族和多信仰的世界中的文化优越感。《再论传教》在当地教会和传教团体中引发了争论，并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1933年3月底和4月初，在安纳托利亚学院举行的一场讨论帮助梅克服了作为“传教士”的不适感，而且一反常态地重新激发了他对“宗教工作”的兴趣。他在日记中写道：“在传教事业中，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一个认为自己无所不知，另一个不确定自己是否全知全能。”在学院里，这两种阵营都能找得到，而他更喜欢那些“只是帮助他人寻找信仰的人，他们处在更谦逊的位置”。那些无所不知的人似乎“对生活的领悟更少一些”。简单地说，正如他直言道，“传教运动最大的缺点就是傲慢自大”。
《再论传教》中有一条训诫对梅来说意义独特：“能够真正地理解、真诚地爱和同情与你一起工作的人们。”然而，1933年4月中旬，当梅和同伴在希腊中部游历时，在他真正遵循这种信念而生活时，梅自身的局限性暴露了出来。在靠近拉里萨（Larissa）的地方，他们遇到了一个大约有40顶帐篷的吉卜赛人营地。梅认为这肯定是一个巡回马戏团，因为帐篷的周围有四头熊、两只猴子和“无数凶猛的狗”。他最感兴趣的是那些女人。他看到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冲着路边的小贩喊叫，旋即从帐篷里跑出来，开始和小贩讨价还价。另一个大约17岁的女孩，拿着一只装满水的大铜罐，走到罗洛面前要一支烟。他被她那深棕色的大眼睛和“柔软而精致”的肌肤所吸引，快速地为她画了一张素描。他还画了一个正在给婴儿喂奶的“美丽”女子。当他煞费苦心地用铅笔勾勒出她褴褛衣衫的细节时，她大笑了起来。
梅不仅对他们的文化一无所知，而且完全不了解他们被奴役和孤立的历史，他把自己的担忧投射到了这帮贫困的人身上。他将他们与东欧农民进行对比，在他看来，东欧农民的高贵和矜持代表着“文明的壁垒”。相比之下，“吉卜赛人自由的希腊生活”则是一种“糖霜”
。罗洛思索着“吉卜赛人有趣的心理特征”：
他们直视你的脸，从不关心你是谁。这种流浪生活孕育了艺术……忘记过去的一切，只为当下而活。他们跟随当下的冲动，无拘无束地生活。从他们的成就来看，这是一种懒惰的生活（孩子在帐篷里脏兮兮的）——但对其他过着传统生活的人来说，这是对艺术生活、对鼓励自由浪漫的巨大贡献。
这些观察表明，无论做出多么衷心的承诺，要实现《再论传教》的目标都困难重重。
春季学期结束时，罗洛想起了去年夏天的历险，并渴望再次体验那种感觉，于是他前往维也纳看望阿德勒，并加入了国际艺术学校的又一次旅行。“维也纳一点没变，”他写道，“‘一切都希望渺茫，但也不完全如此’——所以他们跳着舞，欢笑着，尽其所能地用轻快和美丽来掩饰现实。”罗洛逛了博物馆，观看了维也纳爱乐乐团和国家歌剧院的演出，聆听了阿德勒的系列讲座，重燃了与约瑟夫·宾德尔的友谊，并在户外咖啡馆喝咖啡时欣赏了美丽的年轻女性。
然而，在维也纳街头生活的乐趣中，经济萧条和奥地利左右翼运动的冲突加剧了迫在眉睫的混乱感。梅从瓦尔森夫人那里了解到反犹主义，并对纳粹占领德国期间发生的反犹暴力感到震惊。在一家咖啡馆，一个“黄发、红脸的奥地利人”（在为纳粹辩护时）告诉他，“犹太人控制着报刊（就像控制电影院一样），所以他们总是‘自鸣得意’，煽动对外邦人的仇恨”，这让罗洛几乎无法容忍。罗洛与维也纳大学的一名美国学生聊天时，这名学生向他讲述了自己亲眼看见的一起反犹事件。罗洛在日记中写道：“他说，看见50个身形高大的纳粹分子袭击一个犹太学生是多么令人作呕。”在他的日记中，这些触目惊心的时刻与他在维也纳的感官享受几乎无缝融合。一幅画或一幢建筑、街上陌生的男男女女或路过的熟人、歌剧院的华丽外饰——罗洛用栩栩如生的文字勾勒出每一个瞬间。
到了7月，梅和宾德尔一起前往基茨比厄尔（Kitzbühel），开始了艺术之旅。当普拉特的学生们抵达这个明信片般完美的小镇时，梅的热情达到了顶峰。他寻找旅行团中的女性，（至少他自己说）难以抗拒她们的魅力。他首先找到了伊莎贝拉，在她刚到的那天，就和她一起去游泳；而第二天，他们的深刻哲学交流就变成了身体交流——“突然，我们开始接吻了”。这让他和其他女性的交流也顺理成章了。事实上，正如罗洛所说的，这种“成为彼此的一部分”的过程产生了强烈的情绪，并引发了一个令他眩晕而焦虑的梦，他梦见自己被困在一处很高的地方，摇摇欲坠。
也许，在无意识层面，梅知道他正在走向堕落。一周后，当他和一个名叫埃达（Ada）的女人沿着一条“迷人的小溪”散步时，他碰了碰运气，大谈自己的人生观，借此向她示爱。她却不以为意，指责他在说教，并请求他不要“把他的哲学牵扯进每一次谈话中”。那天晚上，在基茨比厄尔大饭店的一次舞会后，另一个女人拒绝了他的求爱。他对感官愉悦的期待崩塌了。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欧洲现在似乎成了一块“鸡肋”，艺术学校也“没有意思”。他想要回家。他在日记中写道：“在我的幻想中，我见到母亲、父亲、唐和所有的家人，世界突然充满了生机和色彩，充满了希望。”只是第二天早上他和普拉特的谈话，让他断了立即离开的念头。他咨询了宾德尔，而宾德尔以维也纳人的简洁回应道：“我认为你待在希腊完全是浪费时间。”一天后，他已经做出了决定，至少他不会回到安纳托利亚学院了。
然而，求爱被拒和思乡之情并不是导致他想回家的唯一原因。他还觉得自己“脱离生活的磨炼和坎坷太久了”。“我的心召唤我回美国，”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最想做的事是学习；我决心游说我在美国认识的所有人，借足够的钱去上协和神学院……我的勇气告诉我，要回到生活中去。”普拉特为他提供了一份在纽约艺术学院办公室的工作。罗洛下定了决心之后，便从安纳托利亚学院辞职，并请求学院将他的衣物打包寄到纽约。学院回信说，他们很乐意把罗洛的东西打包寄出，但在打印信件的末尾，院长手写了一段话，指责罗洛对学院的承诺太过轻率。
不到一周，罗洛就随艺术学校回到了维也纳，准备去布达佩斯进行最后一次艺术之旅，然后返回美国。他还抽空拜访了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我几乎可以说我爱那个男人！和他握手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温暖——那种完全自在的舒适感觉，也是我喜欢和他交谈的原因！
当你见到他时，他就会给你勇气。他相信你；你因此变得强大，可以畅所欲言。在他面前，你不会觉得尴尬。这得益于他毕生致力于理解和帮助他人所形成的性格。遇到一位像阿德勒一样的人……会使你对他人产生一种流动的爱，使他们灵魂中的爱蔓延开来。
罗洛预定了前往纽约的“欧罗巴”号汽船船票，途中与约瑟夫·宾德尔做伴。由于惧怕德国和奥地利发生的事件，宾德尔在美国多所艺术院校和大学谋得了两年的教职。当他们乘坐火车穿越希特勒执政的德国，前往不来梅港时，梅在眺望田野时随口说道，他本以为会看到“短剑”而不是青草。宾德尔立即把他拉到男厕所，低声说，在德国说这样的话是不安全的。
他们登上船，离开了局势日益紧张的德国和奥地利，来到了虽然麻烦不断但事态更平和的美国，这让两人感到了些许宽慰。对罗洛来说，在船上甚至还有机会最后一次体验单纯的浪漫关系——这次是和宾德尔认识的一名年轻舞者。1933年8月底，“欧罗巴”号抵达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