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一次讲座中，主讲老师描述了自己和一个经历过“5·12”汶川地震的小男孩一起吃饭的场景。饭桌上大家正在闲聊，一辆卡车从外面的马路上驶过，发出了轰鸣声，餐桌稍有震感。大家都没当回事，但唯独那个小男孩不见了踪影。经过寻找，大家发现他在饭桌底下藏着。老师发现他面色苍白，双手颤抖，眼眶里有眼泪在打转。很显然，这个小男孩被大卡车经过造成的震感激活了曾经的创伤体验。
人的大脑中有一个部位叫杏仁核，它是让人产生情绪、识别情绪和调节情绪的重要结构。每当人们经历诱发情绪的事件时，相应的信息可能会被标记，尤其是恐惧和痛苦的感觉。当人们再次被暴露在曾经有过创伤体验的画面或声音中时，就算时隔多年，杏仁核也会发出警告，引发大脑恐惧中心的一系列活动，导致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呼吸急促等表现。
而这个小男孩的表现明显是创伤后的应激障碍——饭桌的震动激发了他曾在灾难中经历的恐惧情绪和回忆，他的身体也表现出如同再次亲身经历般的紧张。
大多数人理解的创伤是在战争中、灾难中，突然出现让我们极端惊恐、惧怕的事情或场景。这确实是现实生活中人们遭受创伤的重要途径。但更普遍的情况常常被人们所忽视——关系中的创伤。
雨琪从大学毕业那年开始来咨询室接受心理辅导，到现在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然而正是在即将迈入第三年的一段时间里，雨琪在咨询中表现出了与过去迥然不同的一面。
“我帮她（室友）做了很多事情都好像是理所应当，而在我发高烧的时候，她不但不愿意帮助我，还指责我自作自受。所以在她又一次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拒绝了，却竟然被她指责，说我不近人情，说我过分。”雨琪在咨询室里情绪激动地说。
咨询师回应道：“在这个过程中，你的需求被忽略了，还受到了指责。”
“不只是被忽略、被指责这么简单。我反复回想和她的相处，上班的时候，失眠的时候，看书的时候，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的生活。我会想象跟她对话的场景，把同一个对话反复想象无数次，甚至每次都会有不一样的版本，但每一次，她都在利用我、伤害我。”
“这种感觉让你很痛苦。”
“你根本没有办法理解那有多痛苦！”雨琪愤怒地对咨询师吼道。
咨询师有些诧异，因为雨琪以前并不这样，大多数时候，她都比较伤感且平静。究竟是什么让她痛苦到如此强烈的程度，让她对这个人如此愤怒，让她反复回忆、反复想象，情绪激烈，难以摆脱，甚至到了别人难以理解的程度——是创伤体验。但为什么咨询了两年多，她才会如此强烈地表现出来？或许此时的咨询师在雨琪眼里和那些冷眼旁观的人一样，让她感到无比失望和愤怒。
从高中开始，直到大学期间，每当雨琪感到痛苦的时候，她都会用小刀划自己的手臂，她曾说：“那种疼痛仿佛能缓解内心的难受，看着血流出来，心情也能莫名好些。”相比过去那个把所有痛苦情绪都转向自身甚至自伤自残的女孩而言，雨琪在这一阶段能够更加直接地表达出心中的痛苦和愤怒，可以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是什么让雨琪如此痛苦，甚至通过自我伤害才能得到缓解？她又为什么会在咨询的过程中因为咨询师的反应而爆发出惊人的愤怒？
在雨琪小时候，她的父亲经常会在严厉指责她之后，把她丢在街上就走了，或者不分时间地点地打骂她，甚至会在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无端责怪她，把她赶出家门。在那些被打骂、被针对、被抛弃的时刻，她其实都在经历着难以描述的紧张、恐惧和被迫害的感受——对，她的杏仁核也一定会标记下这些情景。她的室友习惯性地推卸责任，利用雨琪，不分情况地指责她，这让雨琪感受到了那种儿时曾无数次出现过的创伤体验——被伤害、被利用、被抛弃，这些经历激活了雨琪内心深处难以名状的恐惧感和被迫害感，甚至让她如同回到了当时被父亲责骂、殴打、抛弃在街上的感觉中。对于普通成年人来说，这种事情可能发生一次就很受伤，得缓个好几天才能恢复，而对于年纪还小的雨琪而言，这种被抛弃、被家暴的伤害就如家常便饭一样稀松平常，这在雨琪心中造成了一种长期性的关系创伤。
雨琪不仅在说到这件事的当下表现出了过分激动的情绪；在之后的咨询中，她甚至嘶吼、哭泣、怨恨，但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甚至吐字都不再清晰，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拼命哭喊想要获得父母关爱的孩子，或者一只极度紧张、浑身乍毛的狸花猫。
在感觉到被抛弃、被伤害的时刻，她的内心该有多么绝望，但像这样的哭喊放在以前，只会招来父亲更严厉的责骂和训斥，以及母亲假装什么也没发生的冷眼旁观。过去的她因此学会了不再反抗，把愤怒转向自身，进行自我伤害。而现在，当她对咨询师有了更多的信任之后，移情悄然发生了，咨询师就好像从前冷眼旁观的母亲一样，令她无比愤怒和失望，但同时她又无比希望母亲能够给予她渴望的温暖和保护。
与同学相处时，她无法敞开心扉相信别人，因为别人无意中的行为总能刺痛她；与同事相处时，她更难以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总在用一个厚厚的壳罩住自己，不然就很可能会因为过度敏感做出不当的反应；在恋爱关系中，她总对男朋友感到无比失望、愤怒，亲密关系难以长久，这也让她痛苦不已……她好像一个一直躲在角落瑟瑟发抖的小女孩，难以走出那个令人恐惧的、黑暗的、寒冷的小房间。而这些遍布在生活中的畏缩和反复体验到的痛苦，正是原生家庭中长久以来的关系创伤给雨琪留下的影响。
雨琪持续接受了两年多心理辅导，才逐渐能够相对直接地表达内心的情绪感受，理解自己痛苦的原因。但还有多少经历着长期关系创伤的孩子和成人，依然在没有任何帮助的情况下艰难前行？
在与重要他人的相处中，如果时常出现一些情境，让我们陷入巨大而淹没性的恐惧、害怕、无助，或者被迫害等痛苦情绪中，那么这就有可能是一段存在创伤的关系体验。这种情况多吗？我们可以看一组数据。
世界上有大约1/3的夫妻之间发生过暴力行为。
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2011年公布的《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显示，在整个婚姻生活中曾遭受过配偶侮辱谩骂、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制、强迫性生活等不同形式家庭暴力的女性占24.7%。
另一项研究发现，在父母有婚姻暴力的家庭中，74.1%的子女会遭受暴力；父母婚姻暴力频率较高的家庭，子女遭受家庭暴力的比例达78.8%。
此外，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对68篇研究文献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在中国0—17岁的儿童中：
遭受躯体虐待的发生率为26.6%；
遭受情感虐待的发生率为19.6%；
遭受性虐待的发生率为8.7%；
遭受忽视的发生率为26.0%。
家庭暴力是最直接的关系创伤，但并不是唯一的形式。此外，单亲家庭、重组家庭、留守儿童，以及父母也有一定程度心理问题的家庭等，可能都会在很大程度上给孩子造成心理创伤。这对孩子的身心发展而言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先来了解一个心理学概念：泛化。
学生A在学校被学生B欺负了，但A的父母认为只要A遇到问题，就是他自己做得不够好，就是他又闯祸了。A认同了这个观点，把被欺负的事情归因于自身，无从表达自己的愤怒。但不管怎么自责，他都无法改变被欺负的痛苦，于是他转而认为这一切痛苦都是因为上学，只要不上学，就不会痛苦，因此他开始表现出厌学情绪。
学生D被欺凌的场景发生在厕所。因为被恐吓，D不敢反抗，也不敢透露给别人。她因此不愿意上厕所，不仅是在学校，在家、车站、电影院等任何场所也一样，她认为厕所就意味着痛苦。
这种与最初刺激事件类似、关联的事情（部分泛化），或与最初刺激事件不类似、无关联的事情（完全泛化），也能和最初刺激事件一样引起类似的心理和行为反应的现象，就叫作心理问题的泛化。
在原生家庭中长期经历关系创伤，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让孩子对“与人相处”这件事情产生负面的体验，尤其是独生子女。对于独生子女来说，和父母的关系几乎是他们成长过程中、他们的世界观初建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人际关系。这很可能会让他们把“与父母相处”的恐惧和创伤体验泛化到“组建家庭”上，甚至泛化到“与任何人的相处”上。
这也让我们更容易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会非常反感结婚和生育——如果他们曾在自己的家庭关系中经历和积累了太多痛苦的体验，这些痛苦像毛线球一样在心里越积越大，理不清也剪不断，那么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这些问题都归结于婚育，也就是归结于家庭。“不婚不育保平安”的说法相当于倡导不要组建家庭，有家庭就有理不清的痛苦。
泛化程度更严重一些的人，可能会认为只要试图与人联结，就意味着痛苦，所以“就算不得不面对孤独，也想要一个人的自由”；就算是沉迷游戏、短视频和电视剧，也不愿意在现实生活中与人接触；他们选择养猫养狗养宠物，但不愿意养孩子。因为和人相处会痛苦、会受伤。有受虐经历的个体会回避各类社交活动，不愿向外界求助，甚至会通过消极的行为减少外界对自己的支持。
可以想象，在一次次的聚会、集体活动或者朋友活动中，往往是经常体会到受伤的那个人更容易退缩和回避。
如果与人相处是一件复杂又痛苦的事情，那么最好的选择就是一个人待着——独居就成为新的潮流。
2022年，我国独居青年人数已经突破9200万，在一项研究采访中，访谈对象小E说道：“我觉得自己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散步还挺爽的，还是会比较喜欢一个人待着，享受一个人的时间……我觉得相对于孤单来说，自己住还是挺舒服、挺自由的。”
独居生活逐渐成了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成为一种亚文化。有接近四分之一（24.85%）的独居者是与他人合住但与合住者零交流的“隐性”独居青年，有48.48%的独居青年一个人租住了整套房子。
宁可支付高昂的房租，也要保证一个人的空间——可见独居对他们而言有着极其重要的心理意义。他们真正想要维护的，是一种“不被打扰”的个人边界感，是能够允许自己“做自己”的安全基地，是一个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在享受——原生家庭中不断被伤害、被侵犯的个人边界让他们缺乏一种安全感去面对新的亲密关系和信任，他们在精神层面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弥补曾经缺失的那部分自我安抚、自我满足与自我滋养。于是他们宁可花费巨大的成本，也要寻得这样一个象征着自我空间的避风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