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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思想、文化较为发达的时代之一，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一个能在和平时期培育出大量思想家、现象级文化大师的时代。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周敦颐，乃至于宋徽宗，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人物，都是政治、文学、史学、艺术、哲学等各领域的宗师巨匠，我们在中学语文课上也背过不少他们的文章。在这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司马光无疑也是其中非常明亮的一颗，他的巨著《资治通鉴》，是公认的传统中国史学中最经典的著作之一。司马光不仅是一位历史学家，还是一位深度介入实践的政治家、洞察深刻的思想家。司马光最大的特点，就是擅长把对现实政治的看法以及他本人最重要的思想隐藏在对历史的解释、评价中。所以，阅读、分析《资治通鉴》，是我们了解司马光思想最好的途径。这本小书，就打算以《资治通鉴》为切入点，来探讨、总结司马光的思想特征，以及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的启示。
《资治通鉴》这部书给多数人的感觉可能是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我们从小就听过书名，知道它的作者；说陌生，我随便问一个关于它的问题，很多人可能就答不上来，比如，《资治通鉴》为什么诞生在宋朝？它为什么出自司马光的笔下？这其实是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任何一部作品，之所以会诞生于某个时代，一定有支撑它诞生的时代背景。时代背景也会在经典著作上留下深刻、鲜明的印记。本书开篇，我们就来交流探讨这个问题，《资治通鉴》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这个时代又赋予了它哪些特点。
先从《资治通鉴》这个书名说起。后世学者用“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句话解释这个书名，翻译成今天的白话文，其实就是：以史为鉴，有助于提高治国理政能力。这的确是《资治通鉴》最核心的功能。因此，梁启超曾用“皇帝教科书”五个字来概括《资治通鉴》的主旨。要理解《资治通鉴》，理解司马光编纂这部著作的意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我们必须明白，这部书有明确的政治功能指向，也就是说，司马光想通过学习历史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但这么做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当时的人们普遍相信学习历史对指导现状有意义、有帮助，如果没人相信“以史为鉴”是有用的，那么那个时代就不会诞生像《资治通鉴》这种类型的著作。
巧了，宋朝恰好是最相信知识、文化力量的时代，是一个全民相信“读书有用”的时代。这样的时代环境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在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局面：藩镇割据。中央政府失去了原来的权威性，虽然名义上还是唐王朝，但地方的很多事务都由节度使负责，中央政府根本管不了，唐朝也因此逐步走向了分裂的局面。等到唐朝灭亡以后，各大军阀你方唱罢我登场。用当时人的话来说，什么是天子？“天子者，兵强马壮者为之，宁有种耶！”只要兵强马壮，就有实力去问鼎天子的宝座，谁能把其他人都打趴下，谁就能做皇帝。于是形成了一个非常混乱的历史时期——五代十国。唐朝在公元907年灭亡，宋朝到公元960年才建立，中间这段时间就是五代十国，共延续了54年。在这短短的五十几年里，中原王朝更迭了5个，每个王朝平均11年还不到；换了14位皇帝，每位皇帝平均在位3年多，给人的感觉非常混乱。王朝更替频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每个政权都以暴力作为基础，只要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实力，就可以称王称霸，毫无秩序可言。
等到赵匡胤建立宋朝以后，他必须思考一个问题：如何避免让宋朝成为第6个短命王朝。赵匡胤问宰相赵普，过去几十年如此动荡，想让社会长治久安他该怎么做？
赵普回答说，前几十年之所以混乱，就是因为军阀权力太大，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无他奇巧”，不需要太多花里胡哨的招数，针对这些武将军阀：第一，夺其兵权；第二，控制财政。将所有最优秀的军事力量，全都调集到中央周围成为禁军，地方上不允许保留强大的军队。这样就能避免地方军阀割据的局面。
早在五代十国时期，很多皇帝就已经想到了加强中央禁军的方法。但是，地方军阀是军阀，中央军阀就不是军阀了吗？管理中央禁军的这些人难道就不能篡夺皇位了吗？赵匡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用了“杯酒释兵权”的办法，这也成了后世有名的典故。此后，无论是地方上的军阀，还是中央的军阀，军事管理权全都收回到皇帝手里，还塑造了复杂的兵将分离系统和文官管理系统。
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把整个武将集团赶出权力中心以后，他们留下的权力真空由谁来填补？在赵匡胤结束武人统治之前，原来的各种权力，尤其是地方上的权力，不仅仅是军事权，还有财政、司法、人事权等也都握在武将手里。结束了武将专权，这个国家应该建立怎样的新型管理模式？宋朝统治者的选择是：确立文治导向，也就是建立以文官为主体的国家管理模式。
我们知道，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选拔官员的制度。科举制度在隋炀帝时代被发明出来，经历唐朝，已经实践了很长时间。但在唐朝，科举制并不是选拔官员最重要的途径，例如宰相这一级的高官职位，掌握在世袭贵族手里，不是科举出身的贫寒子弟能够问津的。科举制度真正成为选拔官员最重要的途径，是在宋朝才确立的，这跟宋朝的国策为文治导向有关。
唐朝的那些读书人，别看他们考中以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当时心情很好，过几天他们就开心不起来了。为什么呢？因为考是考完了，但没有岗位可分配。唐朝还处在非常典型的贵族政治时代。很多高级官员，是因为其父亲是尚书，爷爷是宰相，所以也能当大官。但是宋朝的情况起变化了。经历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乱、唐朝晚期的黄巢起义，再加上五代十国的军阀混战，贵族社会逐渐崩溃，贵族阶层也就一步步瓦解了。因此宋朝的文官集团不可能像唐朝那样，由贵族成员来填充。于是，宋朝的第二任皇帝宋太宗，决定充分发挥科举制的作用，向全民开放，只要你愿意读书，达到一定水平后就能来应试，考试合格就能直接当官。所以出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样的诗句。宋朝就靠这套制度，选拔出了大量优秀人才，重新建立了文官政治。
宋太宗对科举制的重视，可以通过一组数据来说明。北宋第一位皇帝宋太祖在位17年左右，一共开设过15次科举考试，录取进士188人。而宋太宗在位21年期间，只开过8次科举，别看次数少，选拔出来的人才数量是宋太祖时期的近8倍，多达1487人。甚至在雍熙三年（公元986年）这一年内选拔的人才就有200多个，超过宋太祖在位期间选拔人才的总和。为什么录取这么多人？因为地方官员的缺口很大。把地方军阀铲除以后，所有的基层官员都由中央来委派，要向下分派到县这一级，因此宋太宗总觉得人才不够用。
科举制的盛况推动了教育发展，改变了很多老百姓的教育理念。从百姓的角度看，一年到头辛苦种田，就只有这么点收入，社会地位也不高，要是能够顺应潮流让孩子去念书，改变家族的地位，这不是很好吗？读书，参加科举，就成为当时社会中上阶层的不二选择。在这样的社会潮流下，教育、文化逐渐有了更深厚的基础，变得更加普及。那么接下来，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一下子多了这么多读书人，大家读点什么呢？社会希望读书人学到什么有用的知识呢？针对这个问题，宋太宗有一个重要举措，那就是集合当时最优秀的文人士大夫编辑了好几部高质量、大部头的书籍，用于总结、传播古代的知识文化。
宋太宗在位的时候编过四部大书：《太平广记》《太平总类》《文苑英华》和《神医普救方》。我们重点说第二部《太平总类》，这是部类书，有1000卷，不仅总结了很多与经邦治国相关的知识，也包含了花鸟鱼虫等博物学知识，这部书后来改名叫《太平御览》。“御览”二字意味着这是皇帝亲自看的书。因为这本书编完后，宋太宗觉得非常好，决定每天读三卷，一年读完。宋太宗不是嘴上说说，他不到一年就提前把《太平御览》读完了。《宋太宗实录》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宋太宗读书，从上午巳时（约9时至11时）开始，一直读到下午申时（约15时至17时）。当他刚翻开第一页的时候，就飞来一只苍鹤，停留在大殿的殿角。直到宋太宗读书活动结束，那只苍鹤才飞走。宋太宗感到很奇怪，说难道苍鹤通人性吗？大臣们说，一定是陛下向道向学之心精诚所至，感动天地，苍鹤是天意的代表，说明陛下搞文治一定能够成功。
实事求是地讲，这个故事不一定是真的，但是我们学历史要有一种意识，每一个虚假故事的背后，一定有一个真实的意图。编造这个故事，恰恰说明当时的君臣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希望用这种类似于神话的故事号召大家都来读书。皇帝读书感动天地，所以推动文化建设、推动教育，应该变成全社会都要响应的事情。
到宋太宗的儿子宋真宗在位的时候，又编了一部书，叫《册府元龟》，也是一部多达千卷的类书。这部书和《资治通鉴》的诞生有非常紧密的联系。宋真宗在编这部书的时候，曾和大臣们说：“所编《君臣事迹》，盖欲垂为典法。”第一个重点，他提到这部书的时候，不是说《册府元龟》，而称之为《君臣事迹》。因为《册府元龟》是整部书编成以后再取的名字，书稿完成之前有一个初名，叫《历代君臣事迹》，说明编书的目标是搜罗各朝各代的君臣事迹。
为什么要编这部书是这段话的第二个重点。搜集这些内容是为了“垂为典法”，以后皇帝们要想学习如何治国，就应该参考这部书。正因为有这样严肃的编纂目的，这部书规定了非常严格的取材标准——“异端小说，咸所不取”，所有的野史小说都不要，这些内容对治理国家没有帮助。《册府元龟》中，几乎所有的历史事件都是从非常正规的史学典籍，或者是原始档案里抄录出来的，没有一则野史。
把《册府元龟》和《太平御览》作个比较，就会发现它们有很大不同。《太平御览》里有很多花鸟鱼虫博物类知识，但在《册府元龟》里面，只有经邦治国的正史。相对正史而言，博物学知识对治国的帮助不大，因此《册府元龟》将之摒弃了。为什么产生这种变化？这需要认真分析主持编纂《太平御览》的宋太宗和主持编纂《册府元龟》的宋真宗，他们两人有什么差别，这是千万不能忽略的。
宋太宗曾帮助哥哥赵匡胤谋取天下，算是开国型君主，而他的儿子宋真宗只能算是继承型君主。这两类君主最大的差别就是权威性不一样，一般来说，开国君主的权威性更强。宋太宗要倡导读书，让所有的人来跟他学习，他做这件事情的主要目的是树立榜样，讲得不好听一点，就是要做出倡导读书的姿态，至于读什么书，并不重要。因为他的权威性已经足够强了。
他的儿子宋真宗就不一样了，相对父亲而言，他的权威有所下降。作为皇帝，他要继承父亲的政策路线，倡导文治。但他的皇位不是靠自己打拼获得的，如何能让所有臣民相信他是一个合格的，乃至优秀的皇帝？这就需要在知识层面树立自己的优势。所以，他比父亲宋太宗更期待知识给予他力量。因此，编《册府元龟》的时候，宋真宗就把如何通过读书来提高管理国家的能力作为指标了，所以这部书从头到尾都是关于经邦治国的历史事件和道理，别的一概没有。宋朝的历史发展到这一步，不仅文人士大夫相信读书对治理国家有用，皇帝本人也对此深信不疑。这就回到一开始抛出的问题：宋朝人之所以热衷于编纂“以史为鉴”类的书，一定是建立在相信“以史为鉴有用”的观念基础上。这个观念在宋真宗时代已经深入人心了。
《册府元龟》受体裁限制，存在一个缺陷。它是一部类书，即把各种和治理国家有关的历史知识分门别类进行归纳。比如，国家财政归为一类，人才选拔为一类，外交是一类，军队是一类，边疆问题是一类。这样编辑，导致历史知识都是孤立地出现在相应的板块里，没有与之相关的来龙去脉、历史背景，更无法从中看到历史兴衰变化的整体过程。这就需要有一部专门交代历史脉络，讲清楚历代王朝兴衰变化及其背后原因的史书来弥补这个缺口。于是，《资治通鉴》应运而生。司马光编的这部书和《册府元龟》一样，初始都叫作《历代君臣事迹》。一种名称在某个时期出现频率很高，往往就能代表那个时代的特征。比如汉代的人均寿命不长，父母希望子女长寿，于是延年、延寿这类名字就特别多。今天“70后”“80后”父母给孩子取的名字许多都来自那个年代流行的电视剧，是一个道理。《历代君臣事迹》这个名字说明，考察历史上君臣将相如何治国，以此来帮助当前的政治精英选择治国策略，的确是宋朝政治文化的重要氛围。
总结一下，从宋朝初期消除武将专政的负面影响开始，宋朝统治者重新建立了文官治理模式。为了配合文官政治，配合选拔文官的科举制，必须重视教育、提倡文教。因此，总结知识，编辑大部头的书籍就成了必然的选择。在这样一种相信读书有用，相信知识就是力量的氛围中，北宋中期的统治精英们坚定不移地相信，历史经验、历史知识能帮助他们领悟更有效的治国理政途径。《资治通鉴》就是这个时代应运而生的产物。这一历史过程，犹如抽丝剥茧，最终让今人有幸读到《资治通鉴》这部伟大的作品。
想了解一部经典的成书背景，一般有两个步骤：一是考察这部书诞生的时代背景，二是研究这位作者的人生经历。关于《资治通鉴》诞生的时代背景，上一章已经作了介绍。那么接下来就要关注它的作者了。在同一个时代背景下，会出现不同类型的文化大师，司马光与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相比，特长和表达方式都不一样。欧阳修、苏东坡擅长用文学手段表达思想，王安石则专注于研究儒家经典，为何唯独司马光选择用一部史学著作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换个角度说，《资治通鉴》为什么是由司马光编成的？这就必须进入司马光的个人世界，从他的人生经历中寻找答案。
绝大多数人知道司马光这位历史人物，是通过“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宋史·司马光传》讲了司马光的两个童年故事，第一个是“司马光读《左传》”，第二个才是“司马光砸缸”。司马光7岁的时候，听老师讲解《左传》。《左传》是中国古代一部叙事丰富的编年体史书，它讲述的是春秋时期的历史，对春秋时期几次重要的争霸战争都有非常精彩的描写。小司马光听了老师的课，就对《左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习得非常认真，放学以后还经常给家里人讲《左传》里的故事。这说明司马光从小复述能力就很强，更重要的是，从此司马光开启了学习历史、研究历史的征程。
关于司马光的第一份权威传记是苏东坡撰写的，标题叫《司马温公行状》。“温公”是皇帝封给司马光的爵位，“行状”就是对生平事迹的描述。司马光去世后不久，苏东坡就写了这篇传记，里面特别强调了司马光从小喜欢读《左传》，并说小司马光手不释卷，“至不知饥渴寒暑”。这是《宋史·司马光传》里第一个关于司马光的童年故事的来源，应该是非常靠谱的。由于司马光从小就培养了史学兴趣，所以他才发愿，也要写一部编年体通史。《左传》记载的是春秋时期的历史，而《资治通鉴》则是从紧接着春秋的战国时期的历史开始讲起。也就是说，《资治通鉴》是接着《左传》往下写的，可见《左传》对司马光影响有多大。但是，相比于“司马光砸缸”，爱读《左传》这个影响着司马光一生成就的故事，知道的人却很少。
《资治通鉴》编修完成之后，司马光给皇帝写了一道《进〈资治通鉴〉表》。其中说道：“伏念臣性识愚鲁，学术荒疏，凡百事为，皆出人下。”越是天才人物，越是谦虚。司马光说自己非常愚蠢，做什么都不如别人，但“独于前史，粗尝尽心，自幼至老，嗜之不厌”，意思是说，对于以前的历史，他还算是稍微花过一点心思，从幼年到老年唯一没有改变的爱好，就是读史书。请注意“自幼至老”这四个字，和苏东坡讲司马光从7岁以后专注于读《左传》，专注于历史，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问题是，只要喜欢历史、有意于历史创作，就能写出《资治通鉴》这样的巨著吗？宋朝擅长历史学的学者有很多，为什么只有司马光能做成这件事呢？在这里，我想先理出一条重要的线索：司马光和宋朝皇室的特殊关系，是司马光能完成《资治通鉴》创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资治通鉴》是一部篇幅巨大的通史，共294卷，300多万字，内容纵跨1300多年历史。光搜集资料，就得花费大量时间。修《资治通鉴》，并不是司马光一个人能独立完成的工作，而是他身边有一个团队，有很多助手帮他一起收集资料，打草稿，最后由司马光删定，这些人都要发工资。而且，当时很多珍贵的书籍收藏在宫廷图书馆里，不能随便拿出来，得找人去抄写，光是抄写手就得雇不少，这些人也得发工资。再往下讲一层，还有笔墨纸砚的供给。所以光凭司马光一个人，无论是从精力还是财力的角度来说，都很难完成《资治通鉴》这个庞大的项目。司马光之所以拥有这么多便利条件，能做成这件事，和皇帝的支持有莫大关系。
这要从宋朝的第四任皇帝宋仁宗说起。司马光就是在宋仁宗时代考中进士，并步入仕途的，那时候他才20岁。到宋仁宗执政晚期，司马光已经是中级官员中青壮派的代表人物了。司马光能力出众，性格耿直，受到很多前辈的赏识。他批评过欧阳修，但欧阳修曾说，晚辈里面司马光是最有出息的。
宋仁宗做了40多年皇帝，有很多孩子，其中也有过3个儿子，但儿子最终都夭折了，这对古代帝王来说是非常要命的事。如果宋仁宗没有生育能力，那也就算了，倒霉就倒霉在他有生育能力，却没有儿子，那皇位传承怎么办？有很多大臣都劝宋仁宗，在侄子里面认养一个。宋仁宗偏不认命，非要自己生，却始终没能如愿。
直到晚年，宋仁宗大病一场，许久才痊愈，算是死里逃生，慢慢康复了。这一次临近死亡的经历，让宋仁宗的想法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立太子这件事还是应该早点确定下来，传给侄子总比储位空置，最后导致天下大乱，或被外人抢走皇位来得好吧。也正是这个时候，司马光和其他一些官员共同催促宋仁宗赶紧选定太子。在这件事上，司马光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多次给宋仁宗上奏章，还当面向皇帝分析利弊，说明立太子的必要性。司马光的努力促使宋仁宗下了最后的决心，在侄子当中选了一个继承人，宋仁宗选中的和司马光推荐的是同一个人，就是后来的宋英宗，名字叫赵曙。
宋仁宗去世以后，宋英宗顺利即位。他当然对司马光心存感激，于是把司马光叫来，问他想要什么奖赏或有什么要求。这时候，司马光表现出高风亮节的一面，他没有要求高官厚禄，而是说自己有一个志向，想把中国古代的历史删繁就简，把和国家兴衰、“百姓幸福指数”相关的内容提炼出来，编成一本书，让皇帝在治国理政的时候，能以史为鉴，加以参考。
编史书这件事，其实司马光早年已经动手在做了。他在宋仁宗晚期编过《历年图》，就是《资治通鉴》的提纲。而《资治通鉴》最前面的8卷，也是在宋仁宗晚期就打好了草稿。但是再往下编，他觉得以个人的精力和财力，以及私人藏书的局限性，无法支撑起这项艰巨的任务。趁此机会，他就对宋英宗说：“我没有什么要求，就是希望能把这部书编成，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于是，宋英宗让司马光开设一个史局，在朝廷官员里面挑选擅长史学者加入，《资治通鉴》的编纂成为官方行为。我们今天能看到这部伟大的著作，跟宋英宗对司马光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可惜的是，宋英宗在位3年多就去世了，继承皇位的是他儿子宋神宗。喜欢历史的读者应该对宋神宗不陌生，他就是启用王安石变法的那位皇帝。我们知道，司马光恰恰是带头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一意孤行起用王安石，让王安石主持变法。所以反对王安石的新法，就相当于反对宋神宗。很多人因为反对新法被流放、被贬官。司马光也因为反对意见不被接受，离开了首都开封。略经辗转，司马光来到了洛阳，在此居住了15年。从仕途上讲，这15年是司马光的不幸阶段，但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说却是大幸，因为《资治通鉴》基本就是在这15年里编成的。假如当时司马光反对王安石成功了，他去做宰相了，哪有空来编这部大书？
所以说，《资治通鉴》的成书条件很苛刻，它对主编人的要求非常高。首先，得是一位大学者，历史学功底很深厚，才有可能完成这项工作。其次，这位主编还得懂政治，因为《资治通鉴》直接为治国理政服务，它是有政治导向功能的，只懂历史不懂政治的学者，编不出这样的书。反面例证很多，比如在清朝，几位在史学领域首屈一指的学者联合编了一部《续资治通鉴》，出版后遭到很多批评，因为他们光有历史学问，不懂政治，所以编出来的史书达不到司马光的政治高度。第三，如果司马光把精力全部用在政治上，那也不行。宋神宗即位之初，大家都在猜测，新皇帝会任命谁做宰相？最热门的两个人选就是王安石和司马光。如果当时被选中的是司马光，那他哪有时间来编《资治通鉴》？所有的时间都要消耗在处理既复杂又琐碎的政务上了。就因为他在政治斗争中暂告失败，才留出了15年时间，一心一意地编纂《资治通鉴》。
但问题又来了，大学者、大政治家、有时间，集齐这些条件就能够编出《资治通鉴》吗？也不见得。再举个例子，此人和司马光一样，同时符合上述三大条件，但他没有可能去编《资治通鉴》。苏东坡，这是一位大学者，对历史也有非常独到的看法，写过很多有名的历史评论，对现实政治也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可以称得上是政治家，甚至他对于很多现实问题的看法比王安石、司马光都要深刻。用朱熹的话讲，王安石跟司马光都是少年富贵，重要的履历都是在中央朝堂。而苏东坡一辈子倒霉，总被皇帝贬，一会儿贬到这儿，一会儿贬到那儿，所以对民生疾苦特别了解。司马光是北方人，对北方的情况了解得多，王安石是南方人，对南方的情况了解得多。苏东坡被贬到各地，东西南北的情况他都了解，所以很多时候他的看法比这两个人都深刻。但由于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缺乏稳定的工作环境，苏东坡就没有条件去完成一部类似于《资治通鉴》的皇皇巨著。
司马光独特之处就在于他身为反对王安石的精神领袖，在政治斗争失败以后，虽然离开了政治核心，但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的打击，还享受着很高的待遇，能安安稳稳地编书。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宋英宗能够顺利即位，司马光出了很大的力，所以宋英宗感激他。宋神宗同样要感谢司马光，毕竟他爸要是当不上皇帝，哪来他的皇位继承权呢？所以，即便宋神宗在政治理念上与司马光相左，更信任王安石，但在情感上，他却是亲近司马光的。因此，司马光的政见虽然没有被采纳，但他的生活环境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无非就是离开开封，去洛阳领一个闲差，拿很高的工资，继续编《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还是一部其他时代没有办法复制的伟大著作。一部书能不能被称为经典，除了原创性之外，还有一条重要的衡量标准，那就是有没有被学习、模仿。如果没有人模仿，那说明吸引力不够；倘若别人一模仿就超越了，那也不行，说明独创性不够。所以经典往往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资治通鉴》当然符合这个条件。后来续写、模仿《资治通鉴》的作品很多，但没有一部像《资治通鉴》这么成功，这么出名的。原因就是成书条件过于苛刻，还是那3条：第一，大学者；第二，懂政治；第三，有闲暇时间。例如明朝的张居正也是一个懂政治的大学者，但是他给万历皇帝上课时，只能拿着《资治通鉴》做教材，没时间自己编一部。懂政治的大学者什么时候有闲暇时间？往往是政治斗争失败以后。但一般政治斗争失败以后，就更没条件编《资治通鉴》这样的书了，苏东坡就是这个情况。所以还有第4条，要确保在政治斗争失败以后不受打击。这可太难了。古往今来，同时符合这么多条件的，只有司马光一人，没有第二个。所以《资治通鉴》也只有这么一部。正是因为司马光的经历是不可复制的，所以《资治通鉴》也是不可复制的。
司马光在洛阳编《资治通鉴》期间，虽然暂时离开了政治舞台中心，但并没有停止关心政治，更没有改变忧国忧民的初心。宋神宗、王安石的一举一动，新法给国家、社会、百姓造成的问题，司马光都看在眼里。司马光对这些问题的反应，也都一一体现在《资治通鉴》里。司马光的政见，他对时局的关心，都是通过对历史典故的解释、评价表达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安石变法对《资治通鉴》影响很大。甚至可以说，“司马光砸缸”这个故事就来源于王安石变法的影响。砸缸的故事其实是假的，并没有真实发生过。这个故事是司马光去世很多年后才被编出来的，到南宋以后才开始流行。但这个故事是一个重要的隐喻，虽然是假的，却对帮助我们认识司马光的人生有很大意义。为什么说这是个隐喻呢？其实故事里司马光砸掉的那个水缸，就暗指王安石的新法，被拯救出来的小孩，是受新法之苦的黎民百姓。古人经常用“水深火热”比喻糟糕的生存环境，处于这种状态的老百姓就像溺水之人，若有圣贤能把老百姓从这种状态下解救出来，就被称为“拯溺”。“司马光砸缸”本质上就是一个“拯溺”的隐喻故事。
宋神宗去世以后，司马光被太皇太后召回开封担任宰相，改弦更张，废黜新法。北宋灭亡后，绝大部分士大夫都认为王安石的新法是导致北宋政权衰败的罪魁祸首，相反地，他们崇拜自始至终反对王安石的司马光。在这个背景下，“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被编造出来，得以流传。从这个隐喻故事中可以看到，王安石变法对司马光一生来说是何等重要。如果脱离王安石变法的背景，我们就无法理解司马光的思想，也无法全面理解《资治通鉴》。
关于司马光不同于王安石的主要见解有哪些，是如何通过《资治通鉴》表现出来的，将在后面的篇章中展开讨论。
宋末元初的胡三省是历史上研究《资治通鉴》最有名的学者，他有这么一句评价《资治通鉴》的话，堪称金句：“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他把《资治通鉴》比作一条宽大的河流，每一位读者都只是到河边一解口渴的小老鼠，只要饮进那么几口就饱了，和滔滔不绝的水流相比，老鼠喝水的量是非常小的。我研究《资治通鉴》快20年了，研究得越深入，越觉得胡三省这话讲得对。《资治通鉴》的内容太丰富了，我们随意找一个角度深入进去，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而当我们学习《资治通鉴》积累的心得越多，就越知道《资治通鉴》还有更多价值有待于挖掘，这的确是一座挖不尽的宝藏。
前面的章节介绍了《资治通鉴》的成书背景，接下来，我打算总结一下《资治通鉴》有哪些特点，和其他史书相比，它有哪些不可取代之处。在我看来，《资治通鉴》有三大特色，了解这些特色，就明白了学习《资治通鉴》的意义所在。
第一，《资治通鉴》简明扼要，用极为精练的笔触，给我们勾勒出了1300多年的历史大脉络。
《资治通鉴》上接《左传》，从春秋战国之际的三家灭智伯、三家分晋讲起，中间经历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一直讲到公元959年，也就是宋朝建立的前一年为止。这1300多年的时间跨度，耗费了多少笔墨呢？300万字左右。光看300万这个字数，当然是皇皇巨著了，但平摊到1300多年，平均1年才分到2000多字。
比如汉武帝这一朝，长达54年，时长在中国历史上仅次于康熙和乾隆在位的时间，但是《资治通鉴》只给了他短短6卷篇幅，平均1卷要讲9年发生的事。汉武帝时代的史料多么丰富，打匈奴、通西域、强皇权，内政外交有非常复杂、非常丰富的内容可以讲述。但《资治通鉴》只给了6卷篇幅，每卷不过1万多字。惜墨如金这一特点，在《资治通鉴》中是非常明显的。
为什么如此吝惜笔墨？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里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迁、固”分别指《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和《汉书》的作者班固，《史记》和《汉书》是“二十四史”中最靠前的两部。在司马光时代，“二十四史”中的19部已经完成了，每部书都是几十万字或者上百万字，比如《汉书》80万字，《史记》也是50多万字，内容庞杂，19部史书全加起来，得有上千万字，连职业读书人都不一定读得遍。今天大学里文史专业的教授们，通读过“二十四史”的已经很少了。更何况是古代日理万机的皇帝呢？所以史书的篇幅必须精简，重心也得突出，尽量减少无效信息。为此，司马光不仅要对以前的史料做大量删节处理，还要融会贯通，形成独立的、自成一体的讲述风格。用司马光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删削冗长，举撮机要”，把烦琐的事情删掉，把最重要的信息拎出来，另成体系，帮助读者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对于1300多年的长时段历史来说，《资治通鉴》这样的处理方法，还能让历史发展最重要的脉络变得更加清晰，重点更加突出。因为《资治通鉴》是编年史，要按照年代的发展，给读者讲述每个王朝兴衰成败的过程，删除那些虚言浮词，也就去掉了很多妨碍我们洞察历史本质的干扰项，让读者直接面对影响一个时代兴衰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以汉武帝时代为例，有个名人叫司马相如，他和卓文君之间的爱情故事惊天动地，被收录进了《史记》，但《资治通鉴》里是没有的，因为他们的爱情故事再精彩，也和汉武帝时代政局的波澜壮阔无关。那么，《资治通鉴》删、取历史事件的标准是什么呢？司马光所认为的历史重点又是什么呢？
这就要讲到《资治通鉴》第二个特点，对历史的取材标准紧紧围绕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4项原则展开，不取没有实践意义的内容。举个例子，《资治通鉴》对唐朝的描述是最详细的，篇幅占比最大。两汉400多年时间，只给60卷篇幅，唐朝历时300年不到，给了80多卷篇幅。这是因为从时代上说，唐朝离宋朝近，史料更丰富，历史经验也更具备借鉴意义，所以《资治通鉴》给它更多篇幅。更令人惊讶的是，《资治通鉴》所有讲述唐朝的章节居然完全没有提到李白，这可是盛唐的标志性人物呀，《资治通鉴》居然把他遗漏了？原因和司马相如的故事一样，李白的才华与治国无关。
司马光的《进〈资治通鉴〉表》里有一句话，足以说明这部书的取材标准：“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也就是说，对于《资治通鉴》来说，所有和国家兴衰、生民休戚没有关系的历史事件，都不在取材范围之内。当然，古人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体的，一个合格的国家治理者，必须先过修身、齐家这两道关，所以《资治通鉴》也包含修身、齐家的内容，这些被看作是培养治国能力的前提。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本就有特定的目标读者，那就是皇帝，以及协助皇帝治国的高官们，所以司马光编史书的目的性是很强、很明确的。
唐朝另一位著名诗人杜甫的运气比李白好一点，他的名字在《资治通鉴》里被提到了一次。因为杜甫的诗，跟家国兴衰、社会治乱有紧密关联，被称为“诗史”。安史之乱以后，他写了很多有家国关怀的诗，所以后世的政治家们有时候触景生情，也要吟诵一两句杜甫的诗来应景。不过杜甫本人的事迹依然没有在《资治通鉴》里出现，毕竟他仍是一位诗人，而非政治家。
也许有人会问，现代已经没有皇帝，也没有王侯将相了，这部“皇帝教科书”还有什么现实价值？尤其是对我们普通人来说，阅读它的意义在哪里？时代虽然变化了，治国理政这个概念听上去的确比较遥远，但其本质上就是今天的管理观念、管理方法，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有必要学习的。无论是一个企业、一个单位、一个团队的领导者，想要提高管理效率与质量，掌握更多的管理技巧，还是普通人尝试管理自身，分配精力，积累待人处事的经验与智慧，都能从《资治通鉴》收录的故事中获得启发。虽然历史在多数时候属于大人物，王侯将相的身份有特殊性，但人性总是普适的。如果能活学活用，抛开具体的现象，提炼其中普遍适用的规律和道理，这部往昔的“皇帝教科书”一定会对今天的普通人产生很大帮助。
《资治通鉴》的第三个特点，是它能给读者创造一个看待事物的视角：用政治家，而不是文学家的眼光审视历史，总结经验教训。
曾经有读者问我，《史记》和《资治通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我会这样说：《史记》是文学家笔下的历史，《资治通鉴》是政治家笔下的历史。要理解这一点，先听我讲一个故事。
《史记·留侯世家》记载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商山四皓”的故事。留侯就是汉高祖刘邦最重要的谋士张良，“商山四皓”指的是4位隐居在商山的老人。“皓”指白头发，用以指代老人家。因为刘邦宠爱戚夫人，晚年时，他想废掉原来的太子，也就是他和原配夫人吕雉生的儿子刘盈，改立戚夫人所生的儿子刘如意为太子。郁闷而惶恐的吕雉找到张良，请他支个招，张良说：“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刘邦什么都搞得定，就是搞不定4个人。这四人就是“商山四皓”，他们一致认为刘邦是个没文化的流氓，所以逃匿山中，决然不为汉臣。和普通人的心态一样，刘邦面对自己搞不定的人，会越发仰慕。张良就建议吕雉，如果诚心诚意去请，4位老人念在安定朝局有利于天下的份上，应该会下山。等他们来到朝廷，就让他们时时跟随太子。刘邦知道以后，必然会因太子能感召这4位高人而对太子刮目相看，说不定就能保住太子的位置。吕雉按照张良的建议去做，果然请到了这4位高人。
下山后，4位老人跟随太子出席了一场重要的庆功宴。《史记》中，司马迁首先用简洁而有力的文字描写了四人的外貌：“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如果不注明这句话出自司马迁笔下，有些读者大概会误以为他们是从《西游记》里出来的老神仙。在通报姓名之后，刘邦才知道这4位形貌奇异的老人，原来就是自己仰慕已久却始终召请不至的“商山四皓”。刘邦便问他们，为什么不理他这个皇帝，却愿意跟随太子？四老的回答直接爽快，坦率地批评刘邦是个没有文化且言语粗鲁的人，太子的情况就不同了，四人用6个字评价太子刘盈：仁孝、恭敬、爱士。表示只有太子这样高素养、高品位的人才能让他们心悦诚服，四老还用一句“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太子死者”，把太子在天下高洁之士心目中的形象抬得很高。
听完这番解释，刘邦深感无奈，只能说，那以后就麻烦你们好好管教、保护我这个儿子吧。四人敬了刘邦一杯酒，起身就走了。刘邦在目送他们离开的过程中，把戚夫人叫到身边，指着四人的背影对她说：你看，连我都请不到的人，太子却能轻松召唤，看来太子羽翼已经丰满，废不掉了。“商山四皓”在短短几句话间，就推翻了刘邦的打算。仔细一琢磨，这4位老人其实什么都没做，只不过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不懂礼貌的刘邦数落了一通，而不可一世的刘邦就这么放弃了更换太子的计划。
这是《史记》记录的故事，司马迁用它来解释刘邦为什么没有成功废掉太子。这个故事非常精彩，足以令读者倾倒。但奇怪的是，《资治通鉴》同样关注刘邦晚年的太子之争，却并未采纳这么著名的故事，这是为什么？
大家仔细想想，不觉得这个故事太富有戏剧性了吗？刘邦性格刚猛伉厉，狡猾反复；他不读书、没文化，轻视儒生；不畏舆论，关键时刻甚至会用亲人的性命做赌注，这样一个人怎么突然就变得畏惧虚名、景仰高人了呢？四位从未谋面的老先生的几句话，就能让刘邦抛开对戚夫人的爱意与承诺，那他还是听说项羽要烹煮自己的父亲时，说出“幸分我一杯羹”的刘邦吗？司马光认为这不合理，越是精彩的故事往往真实性越低。因此，“商山四皓”的故事司马光没有采信。
在否定了《史记》的故事后，《资治通鉴》又是如何解释刘邦最终未换太子的原因呢？司马光不仅仅是史学家，他还是北宋中期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作为一名政治家，司马光敏锐地察觉到了刘邦朝廷的分歧。《资治通鉴》在叙述时，特别强调大臣们的反对意见，通过大臣的态度来解释刘邦废太子的阻力，比如御史大夫周昌的意见。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身份不低。周昌有口吃的毛病，说话比较费劲，即便如此，他还是要在刘邦面前表达自己强烈的不满。周昌对刘邦说：“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这里的“期期”就是用来形容周昌说话时又着急又结巴的样子，后来还衍生了一个成语“期期艾艾”。
此外，《资治通鉴》还记录了当时儒学大臣叔孙通对废太子的反对意见。叔孙通对刘邦说：“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振动，奈何以天下为戏乎！”太子是维系天下安危的根本，当老皇帝去世的时候，必须有一个众人认可的太子来继承皇位，才能确保政权平稳过渡。如果老皇帝死的时候没有太子，或者太子不孚众望，就很有可能引起实力派人物对皇位的争夺，会导致天下大乱。借助叔孙通的发言，《资治通鉴》最终总结：“时大臣固争者多，上知群臣心皆不附赵王，乃止不立。”赵王就是戚夫人的儿子刘如意。除了之前提到的周昌、叔孙通等人，大臣中反对废太子的人数非常多，而且很多人都和刘邦激烈地争执过，包括张良也反对这件事。刘邦知道，即便自己废了现在的太子，改立赵王，但赵王得不到大臣们的拥护，日后也不能成事。如果激起吕氏集团（吕雉的兄弟和她妹夫樊哙都是握有兵权的人，势力很大）与戚夫人、赵王之间的火并，反而有导致国家动荡的危险，所以刘邦打消了废太子的念头。
尽管刘邦读书不多，人也粗鄙，但他毕竟经历过很多风浪，是有一定远见的政治家。废长立幼的后果他能够预料得到。虽然司马迁离刘邦的时代更近，但司马光的解释显然更为合理。常理状态下，人的行为不会偏离正常逻辑很远。司马迁讲述的“商山四皓”故事，显然偏离了政治逻辑，更具传奇色彩。司马光才是真正能洞察政坛游戏规则的历史学家，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位资深的政治家。相比之下，司马光对刘邦不废太子的解释朴实无华，虽从故事性的角度看，缺乏精彩性，但它更可信。司马光的选择提醒我们：政治事件的结局要从政治思维、政治力量对比的角度予以考量，而不要沉湎于那些精彩离奇却不着边际的故事。从这个角度来说，司马光对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解释，比以往的历史学家更贴近历史的真实逻辑，这样也更有利于我们总结、汲取真正有意义的经验教训。否则，连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与事实都不能确保，如何能保证从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是有价值的呢？
总结一下，和其他史书相比，《资治通鉴》特点鲜明。首先，它用极为精练的笔墨，为我们勾勒出从春秋战国之际直到隋唐五代的大历史。由于它的叙事紧紧围绕着每个时代的兴衰成败展开，所以可以让推动历史发展、变化最本质的原因，更为直接、直观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其次，《资治通鉴》是写给古代的高级管理层看的，它的写作目的紧紧围绕着如何通过历史汲取教训，让历史为当前的人所用，所以如果你是抱着学以致用的想法学习历史，那么《资治通鉴》是不二选择。第三，出于政治家的理性思维，司马光对历史的洞察、对事实的把握，比以往多数历史学家都更为深刻、准确，这是我们总结有价值的历史经验的前提。总之，在现代社会，不可能让每个人都皓首穷经，花费太多时间阅读、比较各种各样的史书，想要以史为鉴，用历史智慧来加持生活与事业，那么《资治通鉴》是经历史证明的、毫无争议的首选读物。即便抛开一切功利目的，通过读《资治通鉴》来拓宽我们的眼界和心胸，也是一件极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