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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流言！

安德烈·叶菲梅奇·拉金医生——从某种角度看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据说，年轻的时候他笃信上帝，准备投身神职。又说，1863年结束中学学业后，他有意进入神学院，但似乎他的父亲，一位医学博士和外科医师，刻薄地嘲笑他并断然宣布，如果他去当教士，他就不认他是自己的儿子。这件事有多真实——我不知道，但安德烈·叶菲梅奇本人一再坦承，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有志于医学和一般的专门学科。

无论怎样，结束了医学系的学业之后，他没有去当神父，笃信上帝这一点也没有显露出来。而与神职人员之间，也像一开始从医时那样，少有相像之处。

他的外表笨重、粗鲁、一副农民模样；他的脸、胡须、平贴的头发和结实笨拙的身材令人想起大路上的客栈老板，吃得过肥、无节制而又专横。脸色严峻，布满青筋，眼睛很小，鼻子是红的。高个头，宽肩膀，长着硕大的手和脚；看上去，只消一拳——就得让人断气。但他行止安静，步态谨慎，轻手轻脚。在狭窄的走廊里相遇时，他总是第一个停下来让路，不是用你所预料的低音，而是用纤细、柔和的男高音说：“对不起！”他脖子上有个不大的瘤子，妨碍他穿浆洗过的硬衣领，因此他总是穿软麻布或棉布衬衣。总体而言，他不按医生的标准穿戴。同一套衣服他会穿上十年，而新衣服，通常是他在犹太人的店铺里买的，穿在他身上看来也像是有人穿过的，像旧的一样皱皱巴巴。他穿着同一件常礼服接待病人、吃饭、会客，但这并非出于悭吝，而是因为他全然不注意自己的外表。

安德烈·叶菲梅奇来这座城市接受职位的时候，“慈善机构”正处于极其可怕的状态。病房、走廊和医院的院子里因恶臭难以呼吸。医院的农民帮工、护士和他们的孩子跟病人一起睡在病房里。人们抱怨蟑螂、床虱和老鼠扰得人无法生活。在外科部门，丹毒一直没有绝迹。整个医院只有两把手术刀，一支温度计也没有，浴缸里存放着土豆。管理人、女保管员和医士掠夺病人的钱，至于老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前任，人们都说他秘密售卖医院的酒精，还将护理员和女病人组成了一个后宫。城里的人们很清楚这些杂乱无章之事，甚至有所夸大，但对此却平静相待；有些人辩解说，住在医院里的只有小市民和农民，他们不会不满意，因为在家生活比在医院里差得多；总不能给他们榛鸡吃吧！另一些人则辩解，一个城市没有地方自治会的帮助，就无法办成一家好医院。感谢上帝，哪怕医院再坏，也好歹算是有一个。新成立的地方自治会无论在城里还是在周边，都没有开设诊疗所，借口是，市里已经有自己的医院了。

察看了医院之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得出结论，这家机构是不道德的，对居民的健康高度有害。依他的见解，所能做的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把病人都放了，关闭医院。但他又说，要做到这一点仅凭他的意志是不够的，而且没有益处。如果把身体和精神的不洁从一个地方赶走，它就会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必须等待，由它自行消散。此外，如果人们开了一家医院并且容忍它，那就意味着，他们需要它。偏见和所有日常的污秽和龌龊都是必需的，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被加工成某种有用的东西，就像黑土中的粪肥一样。世上没有任何美好的东西在其本源之中没有过污秽。

接受职位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对待杂乱无章的状况，看上去相当漠然。他只要求医院里的农民帮工和护理员不要在病房过夜，还摆放了两个装有工具的盒子；管理人、女保管员、医士和外科的丹毒仍留在原地。

安德烈·叶菲梅奇极其喜爱智慧和诚实，可是要在自己身边建立智慧而诚实的生活，他又缺乏性格以及对自己权力的信心。下令、禁止和坚持是他完全不会的。就好像他曾立誓永远不要提高嗓门，不使用命令式。说“交出来”或“拿过来”让他为难；当他想吃东西时，他犹豫不决地咳嗽一声，对厨娘说：“可否给我上茶……”或者：“可否让我吃午饭？”跟看管人说让他停止偷窃，或赶走他，或完全废除这种不必要的寄生职位——对他来说是完全力所不及的。当有人欺骗安德烈·叶菲梅奇或讨好他，或者送来一份明显蹩脚的账单签字时，他就脸红得像龙虾，感到内疚，但账单他还是会签的；当病人向他抱怨饥饿或者护理员粗鲁时，他就会窘迫不安，内疚地嘟囔着：“好的，好的，我随后处理……大概，是有误会吧……”

一开始安德烈·叶菲梅奇工作非常努力。他每天从早上到午饭时接诊，做手术，甚至从事产科实践。女士们谈起他，都说他很专心，能出色地推断病症，尤其是儿童和妇女的疾病。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情的单调和明显的无益就让他感到厌倦了。今天接诊三十个病人，明天一瞧，拥来三十五个，后天四十个，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可城里的死亡率没有降低，病人也不停地来。从早上到午餐时为四十个就诊病人提供认真的救助，在体力上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这种救助在无奈之下只能是一种蒙骗了。一个会计年度接待一万两千名就诊病人，也就是说，凭简单的判断，蒙骗了一万两千人。把重症病人放在病房，按科学的规则照顾他们也不行，因为规则是有的，但科学没有。如果抛开哲学并学究式地遵循规则，像其他医生那样，那么，首先，需要清洁和通风，而不是污垢；需要健康的食物，而不是臭酸白菜做的菜汤；需要好的助手，而不是小偷。

可为什么要阻碍人们死去呢，如果死亡是每个人正常而合法的终结？就算某个商贩或官员多活上五年、十年，又能怎么样？如果我们认为医学的目的在于用药物减轻痛苦，就不由得招致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减轻痛苦？首先，人们说，痛苦会带领一个人臻于完美；其次，如果人类真的学会用药丸和滴剂来减轻痛苦，它将完全放弃宗教和哲学，迄今它不仅在它们那里找到免受一切灾祸的保护，甚至找到了幸福。普希金在死前经历了可怕的折磨，可怜的海涅好几年瘫痪卧床。让某个安德烈·叶菲梅奇或玛特里奥娜·萨维什纳生一生病有何不可呢？如果没有痛苦，他们的生活毫无内容，就会完全空虚，像阿米巴的生活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被这一论断所压服，他撒开两手，开始不再每天去医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