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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秋日的早晨，伊万·德密特里奇竖起大衣领子，在泥泞中拍溅着，辗转穿过小巷和后院，去某个小市民家收兑执行票。他情绪阴郁，每到早上总是如此。在一条小巷里，他遇到两个戴镣铐的囚犯和同行的四个带枪的护送兵。伊万·德密特里奇经常遇到囚犯，每次他们都会在他内心引发同情和尴尬之感，可这次相遇给他留下某种特殊、奇怪的印象。不知为何，他突然觉得，他也可能被锁上镣铐，以同样的方式被押着，穿过泥泞走向监狱。在市民那里，他待了一会儿，然后回家，在邮政局旁边遇见了相识的警察，对方跟他打了招呼并与他一起沿街走了几步，可不知为何，这让他觉得很可疑。在家的一整天，囚犯和带枪的士兵都没有走出他的脑际，一种难以理解的惊慌妨碍了他阅读和集中精力。傍晚时分他没点灯，夜里也没睡觉，一直在想自己可能被人逮捕，锁上镣铐投入监狱。他知道自己没有背负任何罪过，也能保证将来永远不会杀人、不会放火，也不会偷窃；但难道无意间、不由自主地犯罪真的很难吗，难道不可能有诬告，最后有司法的错误吗？毕竟，长期的民间经验不是白白教人别发誓不会流浪和坐牢的。司法错误在如今的诉讼程序上是很可能的，其中没有任何费解之处。与他人的痛苦有职责、有事务关系的人，例如，法官、警察、医生，随时间流逝，由于习惯的力量，锻炼到了那样一种程度，哪怕有想法，也不能不形式化地对待自己的委托人；在这方面，他们与后院里宰割牛羊而看不见血的农民毫无区别。在形式化的情形下，冷酷无情地待人，以便让无罪的人丧失所有财产权，判处苦役，法官只需要一样东西：时间。只是履行某些手续的时间，法官正是凭它们拿薪水的，随后——一切就结束了。然后就去寻找正义和保护吧，在这个又小又肮脏的城镇，离铁路二百俄里的地方！而且，在一切暴力都被社会所接容，被视为理性和适当的必需，任何仁慈的行为，例如宣告无罪的判决，都会激起不满和报复情绪的爆发时，思考正义不可笑吗？

早上伊万·德密特里奇在惊恐中起床，额头上带着冷汗，他已然完全确信，他时刻都会被逮捕。如果昨天的沉重念头这么久都没离开他——他想——那就意味着，其中有一部分道理。它们不可能毫无理由就实实在在来到他的头脑中。

一位警察，不慌不忙，从窗边走了过去：这不是平白无故的。瞧，两个人在房子附近停下，沉默着。为何他们沉默不语？

于是，对伊万·德密特里奇来说，折磨人的日日夜夜开始了。每个经过窗前和进院子的人都似乎是间谍和侦探。中午通常有警察局长坐着双套马车沿街走过，他这是从自己的城郊庄园前往警察公署，但伊万·德密特里奇每次都觉得，他行驶得太快，还带着某种特殊的表情，显然他是急于通报城里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罪犯。伊万·德密特里奇在每次铃响和大门的敲击声中打哆嗦，每当在女房东那里遇见新来的人就感到苦恼；遇到警察和宪兵他就露出微笑，吹口哨，以便显得冷淡漠然。他彻夜不眠，等待被捕，但他大声打鼾、呼气，像安眠的人，让女房东认为他在睡觉；因为要是他没睡，那么就意味着他被良心的谴责折磨着——多好的罪证！事实和合理的逻辑使他相信，所有这些恐惧——都是无稽之谈和心理反应，逮捕和监狱，如果看开一点来说，实际上没什么可怕的——良心平平静静就好了；但他推断得越聪明，越合逻辑，内心的焦虑就变得越强烈、越令人痛苦。就像一个隐士想在原始森林里为自己砍出一块地方，他用斧子干得越勤奋，森林就长得越浓密、越强大。伊万·德密特里奇最终看出这样毫无益处，便彻底放弃了推断，完全屈服于绝望和恐惧了。

他开始闭门独处，避开人。工作早就让他反感，现在则变得让他不可忍受。他怕别人会设法坑害他，往他口袋里悄悄塞进贿赂然后揭发，或者他自己无意中在公文上犯下等同于伪造的错误，或者弄丢别人的钱。奇怪，他的脑子从来不像现在这样灵活而有创造力，他每天都想出成千上万种不同的理由，来深切担忧自己的自由和名誉。但由此一来，他对外部世界，特别是对书籍的兴趣明显减弱了，记忆力也极大衰退了。

春天，当雪消退时，墓地旁的山沟里发现了两具腐烂一半的尸体——一个老妇和一个男孩，带有暴力性死亡的痕迹。城里都在谈论这两具尸体和无人知晓的杀人犯的事。伊万·德密特里奇，为了不让人认为是他杀的，就在街上走动，面带微笑，可在遇到熟人时，他就脸色忽而苍白，忽而变红，然后开始断言，再没有比杀害弱小和无力自卫者更卑鄙的罪行了。但这个谎言很快就让他厌倦了，一番思索之后，他决定，以他的状况，最好的办法就是躲在女房东的地窖里。他在地窖里坐了一天，接着又是一夜一天，冻得厉害，等天色暗下来，便偷偷地像窃贼似的潜入自己的房间。他站在房间正中，一动不动倾听着，直到天亮。大清早日出之前，女房东这里来了几位炉匠。伊万·德密特里奇很清楚，他们的到来，是为了重新砌厨房里的炉子，但恐惧提示他，他们是伪装成炉匠的警察。他悄悄离开住处，被惊恐攫住，没戴帽子也没穿常礼服，就在街上跑了起来。他身后有几只狗边叫边追，后面什么地方有个农夫在喊，耳中空气呼啸，伊万·德密特里奇觉得，整个世界的暴力都在他背后积聚起来，追赶着他。

人们拦住他，把他带回家并打发女房东去叫医生。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后面会说起他）开出了头上冷敷和桂樱水的方子，忧郁地摇了摇头便走了，他对女房东说，他不会再来了，因为他不该阻碍别人发疯。由于在家没办法生活和治疗，伊万·德密特里奇很快就被送进医院，放进花柳病患者的病房。他夜里不睡觉，耍性子，打搅病人，很快，按照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指令，他被转到了第六病室。

过了一年，城里已经彻底忘了伊万·德密特里奇，他的书，被女房东堆在遮棚下的雪橇里，被男孩子们陆续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