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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孔子为我们开发出来了人性当中相当珍贵的一个创造性动力——“仁”，那么孔子自己又通过哪些示范，来让我们去体会“仁”之为用呢？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孔子把原本具有人格神意味，能够赏罚的“天”予以人文化了。在夏、商、周时代，天被认为是世界的主宰，是一个有意志的人格神，类似于西方的上帝，天不仅决定着个人的生死，还主宰了人的命运。而孔子虽然保留了“天”的名义，却把原本属于“天”的内容转移到了人的身上，也就是说，之前人们一直强调的天的创造性，就变成人的创造性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在《论语》中，很多句子里的“天”可以被理解为“自我、良心”的意思。比如说：“吾谁欺？欺天乎？”意思就是：我骗谁呀？我还能骗得过自己的良心吗？再比如：“五十而知天命。”这个“天命”的意思也就是说，人到了五十岁才知道个人的命运，哪些是自己可以做的，哪些是自己做不了的。
那孔子让我们体会“仁”之用的第二个方面，就是重新诠释了君子和小人的概念。君子和小人原本指两个社会阶级，所谓君子指的是贵族阶级，他们是社会的管理阶层，比如天子、诸侯、大夫都是君子。而小人指的就是平民，他们是被管理的阶层。古代这两个阶级都是世袭制，也就是说，贵族永远是贵族，而平民永远都是平民，社会阶级之间跨越的通道几乎是关闭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和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贵族阶层逐渐衰落，中产阶级逐渐兴起，于是，在贵族和平民这两个阶级之间，出现了一个不上不下的身份，叫作“士”，“士”主要由文化贵族之没落者与平民之获得知识才艺者构成，孔子就属于这一类。
士阶层构成了当时社会最具特色的部分，它上达贵族，下通平民，而士本身又抽离于这两个阶级之外，于是孔子就依照做人的理想，将士诠释为一种人格修养。这样一来，君子就成了具有人格修养的人，而小人则指没有接受人文教育，还不具有人格修养的人。这样一来，孔子就把君子和小人，由原来的社会阶级概念，转变成了人格修养概念。我们再把君子和小人放到《论语》中来讨论，比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里面的“君子”和“小人”，其实就是指受过教育和未受教育的人。正是孔子的这种全新的转化与诠释，使我们中国人普遍以修身养德为重，而中国社会也普遍敬重人格高尚的君子。
孔子让我们体会“仁”之用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把中华文化从以种族为区分的标准，转化成以文化来区分。一般我们讲到华夏民族和夷狄，总容易认为华夏是中原民族，而夷狄是边疆民族，这样的区分主要是以地域和血统来划分的族群观念。而孔子却打破了这种区分标准，他采用的是一种以人格修养为标准来区分华夏民族和夷狄民族的方法，具体而言，孔子认为经过人文教化的族群，就可以称之为华夏，反之就称为夷狄。孔子一生中唯一的一部著作《春秋》，就是一本表彰义道、人道和王道，而落实为华夷之辨的大书，就是我们所说的“尊王攘夷”。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中华民族，跟人的血统、肤色、地域、职业和阶级都没有关系，只跟是否经过人文教化有关。
孔子这种区别于血统、地域的民族主义，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的民族主义”，而这种特殊的民族主义，就是孔子《春秋》的大义之所在，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之所以能成为包容、开放的文化体的根源之所在。
比如，《春秋》中有一条重要的脉络，在春秋初期，孔子“尊王攘夷”的民族大义任务，是落在齐桓公身上的，齐桓公率领北方各诸侯抵抗南方的侵略者楚国，所以当时楚国被判为夷，而北方的各诸侯则是诸夏。但是到了春秋中期，楚国已经内化了。这个时候新的侵略者是西方的秦国，当晋文公率领东方诸侯抵抗西方的强秦时，秦国又被视为夷狄，而楚国则由夷狄转变为诸夏之一了。可见孔子判定华夏和夷狄的标准，的确跟血统和地域无关了。
我们总结来看，孔子对中华文化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开发了“仁”的传统，具体来说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孔子把原本具有人格神意味，能够赏罚的“天”予以人文化了，开创了以仁为本的良心教。第二，孔子重新诠释了君子和小人的概念，这一对社会阶级概念，转变成了人格修养的概念。第三，孔子把中华文化从以种族为区分的标准，转化成以文化来区分。这就是孔子对中华文化最大的贡献，他发现了“人”，彰显了人的价值，开发出中国以“仁”为本的文化传统，也因此，孔子当之无愧是“伟大的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