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生老病死苦

制置三司条例司按照神宗的旨意，裁减制定当年和来年的财政支出预算，立即碰到最棘手的问题。这涉及朝廷宗室内部和王公大臣的既得利益，是最得罪人的事。司马光之所以没办，恐怕也与此有关。韩琦当年想办这件事，但只是想一想和说一说，一点行动都没有。得罪人的事没有人愿意干，尤其是这种得罪皇亲国戚和大臣的事。

王安石吩咐吕惠卿，行动要慎之又慎，但态度要坚决，这是变法的开端，如果出了问题就不好办了。

朝廷上，一般的军国大政就由富弼和唐介、赵忭他们处理，重大的事情，王安石和陈升之也与之共同讨论裁定。而制置三司条例司具体制定法规和条例时，富弼、曾公亮、唐介、赵忭等人都要参加。其实，当时的情况是变法的最具体的事由吕惠卿主持，由王安石审核拍板，然后拿出来与那几位大臣集体讨论，有时神宗也亲自参加，听取大臣们的辩论。

曾公亮和富弼本来就非常器重王安石，又是几朝老臣，也理解神宗要变法的苦衷，所以轻易不发表反对意见。陈升之是以枢密使的身份参与制置三司条例司工作的，与王安石个人关系甚好。王安石最开始步入仕途、在淮南任判官时，二人就相识，故他也非常支持王安石的工作。

唐介是一介老臣，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以前，唐介就在这个任上。先前，当中书省对什么事情产生争论，意见不一致时，神宗就说：“去征求一下翰林学士王安石的意见，他同意就办，不同意就不办。”别人都不说什么，唐介却反驳说：“王安石确实有才能，陛下认为他可堪大用，就重用他。中书政事奈何取决于一翰林学士？”由此可见他为人之耿直。后来，神宗果然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唐介耿直有余而才智不足，对变法不理解，在神宗面前经常和王安石争论，喋喋不休，但在理论上他总讲不过王安石，神宗又常常支持王安石。他又气又急，旧病复发，竟一命呜呼了。

神宗亲自到唐介家去吊唁哭祭，看到灵柩前放的遗像有点不像本人，就命内侍马上回宫把唐介的画像取来。唐介的家人都感到诧异，不知是怎么回事，宫中怎会有老爷的画像？原来，仁宗朝时，唐介因为直言敢谏而深得仁宗器重和信任。仁宗让宫廷里的画师给唐介画了一张像，仁宗御笔亲题“右正言唐介”五个字，一直保存在宫中，外人不知道。唐介是仁宗和英宗两朝先帝留给后朝的直臣，神宗对他很是器重。

王安石的变法大刀阔斧地进行，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触犯许多人的既得利益，而既得利益受到损害的人与对变法本来就持反对意见的保守派联合起来，对王安石及新法发起强烈的进攻。

制置三司条例司第一项最具体的工作就是裁减全国财政经费的支出，把财政支出最大限度地减下来。而开销最大最浪费的是宫廷宗室及皇亲国戚们的各种额外的待遇和名目繁多的赏赐。这虽然是最敏感最难办的事，但王安石在请示神宗同意后，还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庆历年间，吕夷简排挤掉范仲淹后，为了收买人心，对皇室宗亲和后妃等进行大幅度赏赐，之后竟成为定例。这其实是一切奸狡大臣的共性，就是慷国家之慨讨好贵族和皇亲国戚。吕夷简对宗室实行特殊政策，大肆恩赏官职，凡是宗室子弟均安排为宫廷环卫官的职务，耗费了很大数额的俸禄，朝廷支出骤然增加。此举令宗室和后妃们对吕夷简一片赞美之声，却为国家财政留下了无穷的负担。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心理，这就是在生活待遇上喜升恶降，一旦提高了就不愿意降下来。所以司马光引用张知白的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确实是个千古不变的真理。

后来韩琦执政时，想革除吕夷简留下的这一弊端而未果，故一直遗留到现在。只有王安石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新法规定：只有宣祖赵宏殷（赵匡胤之父）、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这三祖每一支每一代保留一个名额，选择一贤良之人为公爵，其他公爵全部废除。宗室子弟一律需要经过考试选拔后才可以当官。这一下子打碎了一大批宗室子弟的铁饭碗，这批人在京师里吵吵闹闹，到处煽风点火，造谣生事。这些人与大臣们都有各种联系，社会活动能量很大，新法一下子成为众矢之的，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话题。

新法还裁减了后妃、公主及臣僚的推恩钱。所谓的推恩钱就是赏赐的钱，以前这方面的名目繁多，数量很大，而且是固定的，到什么节日、有什么祭祀活动发放什么、发放多少都有定数。虽名曰赏赐，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经济收入。这涉及后宫及文武百官的利益。

如此大规模地裁减宗室、宫廷后妃和公主的待遇，必须要得到神宗皇帝的批准和坚决的支持，否则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因为一切法规最后拍板的人必须是神宗皇帝，而且这涉及的全是皇帝家属以及亲眷的利益，他不批准无人敢行动。仅此一点，我们就应当充分肯定神宗的英明与神武。然而，神宗也因此在宫中常常听到有人对新法不满，对王安石进行攻击。

大幅度压缩财政支出取得了相当理想的效果，再加上省兵并营等措施的实行，当年就把财政支出压缩了四成，而又不影响朝廷任何政务的正常进行。用这部分经费中的一部分来提高现职官员的俸禄，又极大地调动了官员们的积极性。

由于财政困难，变法前，有许多地方官员的俸禄都不能按时兑现，官员们当然有情绪。而没有俸禄，胆大的官员就巧取豪夺，弄个脑满肠肥，胆小的就苦了。如今一变法，不但俸禄能准时发放，而且还提高了，官员们怎能不高兴呢？全面衡量，得大于失，所以神宗更加坚定了变法的决心，更支持王安石的工作了。

王安石学识渊博，有多年的实践经验，深得神宗信任，便无所顾忌地进行变法。曾公亮已经71岁，见王安石果断敢为，朝廷事务纷然，大臣们议论纷纷，就想退出这场将要兴起的纷争，一再提出致仕的请求，也就是要求离休，即使上朝也不管事。

富弼身体不好，总是请病假，三五天也不上一次朝。他对新法虽然有些想不通，但见神宗态度坚决，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过且过。

赵忭虽然也已经过了六十岁，但身体硬朗，性格极其耿直，对新法有许多意见。但他学识不广博，反应也不快，笨嘴拙舌，一着急还结巴。每提出一个新方案，他就和王安石辩论，可怎么也辩论不过王安石，一着急就说不出话来，脖子都憋得通红，回去后对家人或朋友叫苦连天，连说：“嗨！这官当得，真是难办啊！真苦－苦－苦啊！”

京师里的人就送给中书省这五个人五个字，分别是“生”“老”“病”“死”“苦”。“生”是说王安石生气勃勃，锐意变法；“老”是说曾公亮老了，一味只想退休；“病”是说富弼有病，总是休病假泡在家里；“死”是说唐介竟抑郁至死，再也不能参知政事了；“苦”是说赵忭，遇事就争论，争论不过就会叫苦连天。

这些情况也说明变法已深入人心，已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但王安石的头脑是十分清醒的，他也苦于那些颇有才能和声望的人物不支持他，而要变法又需要有一批人来做具体工作，于是他不得不提拔重用一些他本人都不十分满意的人。

吕惠卿就属于这种人。吕惠卿最早登上政治舞台是由于欧阳修的推荐，前文提到过。此人也确实精明强干，但就是急功近利，功利心太重。他积极支持王安石变法，很大程度上是投机行为。王安石对他看得还是比较清楚的，所以王安石想要尽力提拔一些既支持新法又忠正厚道的君子到变法领导者的队伍中来。

可是司马光坚决反对变法，苏轼的立场基本和司马光一样，这二人都有很高的社会知名度，可就是不支持变法，王安石很苦恼。他在苏辙所上的一份奏折中，发现其在论述问题上有抑制兼并而要求改革的意思，就把苏辙安排到制置三司条例司中来，任命他为这个部门的“检详文字”。这是主管审查复核这个变法部门所有文件的要职。苏辙是苏轼的亲兄弟，与司马光的关系也很密切。王安石的这种人事安排，也表现出其要尽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之人的胸怀。

变法进行半年多，有的方面开始见到成效。但那些有威望的大臣多数依旧持观望态度或反对态度，王安石很伤心。正因为如此，他才不得不再提拔一些自己并不十分满意的人。他也预料到这样做的后果。

一天，神宗问王安石制置条例工作进度如何，即新的法规制度制定得怎么样了。王安石回答说已经进行检详文字，即进行到最后审稿定稿的程序，马上就可以向全国颁发了。神宗很满意。

王安石接着说：“然而，现在急于理财，则必须使用能人。天下见朝廷以使用能人为先而不重用贤人，见朝廷以理财为先而不重视礼义教化，恐怕风俗由此而变坏。故在重用能人时一定要同时尊重贤人，在抓理财时一定要同时抓礼义教化。待新法实行后，再渐渐进贤人而退小人。”

神宗点头称是。当然，能人不一定是贤人，也不一定是小人，需要经过实践的考验。王安石当时的见解确实是很了不起的，他已经注意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同时并举的重要性。随着新法的制定和颁布，保守势力对新法的攻击力度加大了。王安石和神宗面临着更大的考验。 lgCRFOswLCDzqMT44DcPfx7gk9BYOJAZlFBudTivVyZ8Eh9li6BRtfJ/7AasWP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