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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越次入对后，神宗便一直非常重视王安石。就在王安石把他连夜写成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呈交的第二天，神宗又单独召见王安石。
神宗说：“朕昨晚详细阅读了爱卿的章奏，仔细思考你的意见，都很深刻而实际。爱卿所详细陈列的各条失误，务必一条一条详细规划，试为朕策划设施之方略。”
王安石立即回答：“马上就一条一条规划出来有困难，这也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事。请陛下能以讲学为事。在讲学中这些道理自然就可以讲解清楚。道理既明，则策划设施的方略也就自然清楚明白了。如此复杂的社会问题，需要一点点厘清。”
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每隔两三天，神宗就安排几位饱学硕儒到迩英阁中讲经论道，研讨一些理论问题和怎样治理国家的问题。至于谁来主讲，由神宗指派。神宗每次都到场，虚心听讲，有时还提出一些实际问题与讲学先生或听讲的人共同讨论。
这天早朝后，由王安石主讲《礼记》，王安石对前人的一些讲解注释提出不同意见，得到听讲人的普遍赞同。讲解完毕，神宗命王安石留下单独谈话。这是神宗和王安石的第三次单独谈话，内容又深入了一层。
其他人刚刚退出去，神宗就有些迫不及待地说：“朕想再听听卿的议论。”
王安石说：“臣愿尽微言。
“古代圣明君主，必得贤臣而后才可天下大治。唐太宗必须得到魏徵，刘备必须得到诸葛亮，然后才可以大有作为。
“陛下如果确实能成为尧、舜，那么就一定会有皋、夔、稷、契。陛下如果确实能成为高宗，那么就一定有傅说。那两位君主，有什么值得称道呢？这么大的天下，常患无人可以帮助治理天下，就因为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契、傅说之贤人，也将会被小人所蒙蔽，不得施展才能而郁闷离去。
“什么时代没有小人呢？即使是尧、舜的时代，也不能避免有四凶啊！能够辨别出四凶而且诛杀他们，这就是尧、舜成为尧、舜的原因。如果使四凶在朝胡作非为，谗害忠良，那么皋、夔、稷、契亦绝不会终身苟食其禄。”王安石说得非常肯定。
“说得好！说得好！”神宗连连点头表示同意。君臣的想法越来越接近，两人的谈话越来越投机。
我们仔细分析君臣的对话，王安石的意思是说国家政治是否清明的关键在于天子，天子如果能够是非分明、辨别忠奸而立场坚定，那么一切奸人便都无法兴风作浪。王安石的话寓意很深刻，其实就是提醒神宗要明辨是非，处理军国大政要有主见而不能优柔寡断。
这一天是十月壬寅日（初九），四天后的丙午日（十三）是由司马光主讲。讲学结束后，神宗留下司马光，向他询问富民之术。司马光回答说：“富民之术，关键在于得人。直接管理百姓的是县令，要知道县令是否贤良，莫若知州；要知道知州是否贤良，莫若转运使。陛下只要慎重选择好转运使以上的朝廷大员，使转运使掌握督察知州的政绩，使知州掌握督察县令的政绩，何愁百姓不富裕？”神宗默然，没有表态。很明显，司马光的意见不具体，是老生常谈的大道理，在解决具体问题上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神宗需要的是具体的策略而不是空洞的道理。
神宗与王安石和司马光分别谈话，就是在考察二人对于治理天下的实际能力。每一次谈话后，神宗内心的天平就向王安石这面倾斜一些。不久，真正考察二人思想和能力的事情又出现了，而且是大的考验。
这件事是一位特别有性格之人造成的，这个人就是王韶（王子纯）。实际上他是北宋中叶一位名将，所建立的功业也极为崇高和重要，但历史的尘埃已将其厚厚掩埋，令人惋惜。因为他是王安石坚决支持和提拔的人，所以他人污蔑抹黑或虚化王安石的过程中，自然把他的历史功绩也抹杀了。这是极不公平的。
这时，王韶到京师向枢密院投书，献《平戎策》三篇，提出一套平定西北的策略。
王韶曾参加制科考试不中，一气之下客游陕西，专门进行实地考察，采访调查少数民族的风俗人情，对这一地区的情况了解得特别清楚，所上的《平戎策》特别有分量。
神宗看后，为之所动，交给司马光和王安石看，并让他们各自提出自己的意见。王安石认为这三篇文章有分量、有道理，是从实际出发，朝廷可以考虑这件事，但一定要非常慎重，千万不可轻易用兵，只能暗中准备。
司马光则认为现在万万不可谈论用兵，不可谈论边事。这不是采纳不采纳的问题，干脆就不应该讨论。司马光与富弼的意见一致，即请神宗“二十年口不言兵”。应该说，当时的主要大臣多数是主和派，其实就是投降派。最后，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任命王韶为“管勾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从这件事看，神宗是一位有主见，有进取心的年轻帝王。
我曾经仔细思考神宗的抉择，这是非常关键的一项决定，实际是他要重振国威的具体表现。对于富弼反复强调的“二十年不言兵”，对于司马光、韩琦的妥协态度，神宗是不满意的。而且就算不主动发起战争，也不可不进行这方面的准备。他支持王安石、任命王韶具体负责这项事务，很有魄力。还有一点，言兵不言兵并不是自己说了算的事，敌国来侵犯，难道就不出兵抵抗吗？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经过一年多的深思熟虑和多方面的实际考察，22岁的神宗皇帝赵顼终于下定决心要进行变法了。因为一年多来，他反复指示执政大臣和三司使等主管财政的官员要最大限度地压缩开支，但朝廷的财政依旧捉襟见肘，窟窿越来越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财政赤字越来越大，日子已经很难维持。如再不想办法，这种积弱积贫的局面就无法得到丝毫的改善。
于是，神宗终于下定决心起用王安石，以便按照自己的意图对混乱无序、庸俗腐朽的社会状况和死气沉沉的世风来一个大的冲击，建立一种崭新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使百姓们尽快富裕起来。只有民富，国家才能强大。只有国家强大，人民才能挺起腰杆来，恢复中原大国在周围国家中的地位，把祖宗丢掉的面子重新找回来。
其实，这次极为深刻的全方位的变法是神宗最开始酝酿的，但具体措施和步骤是由王安石制定和实行的。正因为神宗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在变法遇到那么大阻力时，神宗才能坚持住，没有从根本上动摇。
既然要变法，就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班子，还要处理日常的军国大政，于是，神宗先后任命富弼为宰相，陈升之为枢密使，任命王安石、赵忭为参知政事，再加上保留原宰相曾公亮、原参知政事唐介的职务，就形成一个宰相、三名副宰相以及枢密使、枢密副使等人共同执政的局面。由富弼、曾公亮、赵忭、唐介四人抓日常工作，由陈升之和王安石抓变法改制的工作。
王安石担任右谏议大夫兼领参知政事之职，正式任命是在庚子日。从这一天开始，王安石真正掌握了制定新的法规制度、全面进行变法的主动权。他改造社会，造福人民，遗泽后世的宏图大略开始得以施展。
他默诵着李商隐的两句诗“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昂首挺胸，走进参知政事的办公处，怀着坚定的信念，开始勾画崭新的社会蓝图。他要排除一切干扰，克服一切困难，闯过一切艰难险阻，向着既定的理想目标奋勇前进。
六天后的丙午日，司马光觐见神宗，要求离开朝廷到地方去做官。实际上他是对变法表示坚决的反对，在闹情绪。
神宗没有批准，他曾听闻司马光在辽国享有“忠亮”之清名。原来，吕公著出使到辽国的时候，辽国的几名大臣都问：“贵国的司马光为什么离开御史台？”当时，司马光刚刚调出御史台不久，可见辽国人对司马光很熟悉，也非常关心。吕公著回国后把这件事报告给神宗。司马光被留了下来。
经过司马光的推荐，治平三年在濮议中因为对韩琦和欧阳修进行恶毒攻击而被贬出京师的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又回到朝廷，吕诲又一次到御史台这个中央监察机关任职。
吕诲、范纯仁和吕大防三人在濮议中曾联合上奏折弹劾韩琦和欧阳修，指责欧阳修是“豺狼”“奸邪”，语言太过分。其实，当时双方没法说哪一方正确，因为那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吕诲为人好沽名钓誉，特别偏激，据欧阳修关于濮议过程的记载，当时吕诲等人之所以用那么过激的语言，就是为了激怒欧阳修和朝廷，就是为了被贬，以此来钓取敢于直言的名誉。
范纯仁在对待欧阳修的态度上更令人不理解。欧阳修当初是范仲淹庆历新政最坚决的支持者，即使被人指责为“搞朋党”也不在乎，被贬谪也绝不退让，与范仲淹结下极为深厚的友谊。韩琦和范仲淹是非常好的朋友，又曾经共同率领军队戍守西北边陲。韩琦对范纯仁的恶毒语言更是不理解。
范仲淹死后，欧阳修受范纯仁请托为其写神道碑，碑文中有这样的内容：范仲淹在推行庆历新政时，受吕夷简排挤而被贬，二人产生隔阂；后来范仲淹在西北戍边时，吕夷简在朝中任宰相，二人相约，尽释前嫌，勠力破贼。表现出范仲淹以国家大局为重的非凡气度。
范纯仁看了这几句话后，说道：“先父至死也未和吕夷简解仇。”把碑文退回来，请欧阳修把这几句话删掉。欧阳修回答说：“你父亲和吕公相约破贼，尽弃前嫌，是我亲眼所见。你父亲与吕公释嫌的话，在他写给我的信中也有。你们当时还小，不知道这些事。何况，父亲自言平生不怨恶一人，而其子却不使其解仇于地下，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呢？”他对范纯仁进行了批评，坚持不肯删掉那几句话。
范纯仁见欧阳修不肯删，没有办法，就自己动笔删去。等碑文雕刻出来，把拓片送给欧阳修时，欧阳修挺生气，说：“这不是我写的文章。”这件事在当时士人中广为流传。欧阳修对范纯仁当然很不满意，认为父子的品性相去甚远，说了几句批评的话。范纯仁在濮议中那样恶毒地攻击韩琦和欧阳修，不够厚道，对他本人的威信也有很大损害。但有一点可以说明，这就是范纯仁和吕诲都是很有战斗力的人物。范纯仁当时任同知谏院之职，是职掌规谏朝政缺失的重要角色。
北宋士人，多喜欢斗嘴，最有战斗力的便是司马光、范纯仁、吕诲、苏东坡等人。
甲子日，正式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是主管全国财政计划，制定财政政策和制定所有改革大政的部门。由于多数大臣不赞成变法，不愿意参加这项工作，所以王安石推荐精明强干、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吕惠卿负责，而由他本人和陈升之掌握全局。一场自上而下的，涉及千家万户，涉及各个阶层、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最深刻的社会改革开始了。
从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那一天起，变法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就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