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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王安石依旧在翰林院任翰林学士。他刚到翰林院不久，司马光也被任命为翰林学士。这两位早就在一起工作过且相互倾慕的大学士再一次担当同一职务。十多年前，王安石第一次到朝廷任职，就和司马光在一起。当时二人同任群牧判官之职，还共同出席过群牧司使包拯摆设的宴席。如今，二人又走到一起。也不知是神宗的有意安排，还是上天在冥冥中别有寓意，一定要让这两个极有个性的人在一起。
我曾仔细思考过这种情况，认为应该是神宗的有意安排，因为只有让同等水平的人处理同样的事，才能比较两个人的实际能力。神宗赵顼虽然年轻，但读书勤奋，历史知识已经很丰富，又向富弼、韩琦、文彦博等多名大臣咨询过治国之道，一直在寻找一位有能力有担当、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大臣。
神宗赵顼是位有大志的帝王，他即位之后，首先面临的问题便是严重的财政危机，近几年连续入不敷出，府库空虚。大臣张方平奏章里的话时常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方今至要，莫先财用。财用者，生民之命，为国之本。散之甚易，聚之实难。财用不足，生民无以为命，国非其国也。”最后两句曾多次出现，神宗最关心的便是国计民生，他确实是位好皇帝。因此他不能无限期等待，他需要尽快改变现状。
此外，神宗还有一层更深的忧虑和愿望，是他时刻难以忘怀的深深的隐痛，那就是朝廷对于辽国和西夏长期妥协求和，实际就是投降屈膝，向两国上贡。有一次和大臣谈话时，谈到了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御驾亲征与契丹作战，在燕京城下大败而逃。神宗无比沉痛地说：“太宗自燕京城下兵败，被北虏穷追不舍，仅得脱身，所有随身携带的服御宝器、随从宫嫔全都被抢走，太宗腿上连中两箭，箭疮岁岁必发，最后竟因此而去世。此乃不共戴天之仇。如今却年年捐银输帛数十万，并尊北虏之帝为叔父，为人之子孙者，应该这样做吗？”说罢泪流满面，大臣也都陪着悲泣。由此可见，富国强兵，改变被敌国欺侮的地位，这种思想已经深深扎根于这位年轻的帝王心中了。
可以推测，对司马光和王安石的这种安排，神宗是有一定用意的。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考验和观察，神宗想在二人中选择一人委以大任，协助自己来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革。他发现，这两个人都学识渊博、品行端正、清廉自守，都有担当精神，而且都不到五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期。
王安石曾经把夫人为他买的妾打发回去，等于白送给人家九千缗钱。这件事当时就在社会上流传开来，士大夫们对王安石的这种风范给予极高的评价。神宗当然也有所耳闻。
司马光也有一件类似的事。他年轻时，曾在太原府担任通判，知府是著名的颍国公庞籍。司马光结婚已几年，夫人却没生孩子。庞籍的夫人和司马光夫人一商量，怕影响司马光的后嗣，没征求司马光本人的意见就给他纳了一个妾。夫人怕有自己在，司马光拘束，就故意回娘家躲开。
司马光吃完晚饭，处理完事情，便回内室休息。可一看，夫人不在，一名打扮漂亮的陌生年轻女子含情脉脉地坐在床边，忙问是怎么回事。妾把夫人的安排和意思说了一遍。司马光和颜悦色地劝慰那女子，请她暂时到别的房间去，并说明天就派人把她送回娘家，由她自行嫁人，卖身钱全部赠送。这件事在士大夫们中也传为美谈。
神宗认为司马光老成持重，适于守成；而王安石有胆识有魄力，适于开创新局面。如果这两个人能精诚合作，是最理想不过的了。但他也发现，在治国方略方面这两个人的意见又水火不容，不可能合作。故在一段时间里，神宗皇帝犹豫不决。他还要考验一下二人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秋季，河朔地区遭灾严重，国库极度空虚，钱财匮乏。宰相曾公亮上表请示，请求今岁秋郊免去以前对两府官员赏赐的惯例，以节省国家钱财。宋朝对官吏的待遇比较优厚，每有朝廷典礼，对各级官员都有数目不等名目繁多的赏赐。两府是指中书省和枢密院，即宋代主管行政和军事的两个最高的职能部门。曾公亮的表章送学士院取旨，等候批复。因为圣旨是由翰林学士起草的，所以无论什么重要的表章都要经过翰林学士们过目，经过翰林学士们讨论同意后请皇帝批准才能动笔写诏书。
见到这份表章，王安石和司马光又产生了不同意见。当时神宗皇帝也在场。
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应当从贵近开始，可以听从两府辞去赏赐的意见。”
王安石不同意司马光的意见，反驳说：“从前常衮辞堂馔，时议认为常衮如果觉得自己不能胜任，就应当辞去官位，不应当空享俸禄。何况国用不足，也不是当今最紧急之务。”
常衮是中唐之人，为人谨小慎微，但无治国安邦之能，代宗朝曾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出任宰相之职，只知节俭，主动辞去堂馔的待遇。所谓的堂馔，是唐朝赐给宰相的一种生活待遇，即每日中午，几名宰相在政事堂吃一顿午饭，一方面是便于宰相们联络感情，另一方面也是工作需要，因为当时宰相要到午后才能回家。当然，这顿饭的费用由公家报销，不用宰相们个人掏腰包。
在元载因为贪污被处理后，常衮更加小心，为表示自己的清廉，他主动提出免去堂馔，或由自己掏腰包，不再花朝廷的钱。此事提出后，遭到很多大臣的反对，有人对他进行冷嘲热讽，说如果知道自己不称职，就应当辞去相位，不应当空享俸禄，只辞去那么一顿饭算什么？
但无能只是常衮的一个方面，他确实是个儒雅君子，为人之道很可取。唐德宗把他贬为潮州刺史。后来他又担任福建观察使。潮州地区非常落后，他到任后，建立学校，大抓文化教育，对这一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安石的意思是两府的当务之急是整肃朝纲，提高工作效率，尽快改变朝政混乱的局面，尽快解决财政困难的问题，只辞去点赏赐之物算不得什么，所以才说了上面的话。
司马光听王安石反驳自己，马上接过去说：“常衮辞禄，也贤于那些持禄固位的人。何况国用不足，确实是当务之急。”
神宗看看二人，默默地听他们俩争论，一言不发。
王安石接着说：“国用不足，不是当务之急。国用之所以不足，只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而已。”
司马光马上不服地说：“您所说的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善于聚敛搜求以穷尽百姓的钱财而已。百姓穷困不堪就要为盗，这不是国家的福分。”
王安石反驳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善于理财的人，不增加百姓的赋税也能使国用充足。”
司马光又反驳说：“天地所生的财货万物，是有一定数量的。不在百姓手里，就在官府里。譬如天降雨水吧，夏天涝了秋天就必定要旱，因为雨水是有一定数量的。”
“天生财货并无定数，只要法规制度得当，措施得力，就可以发展生产，多生产财货，不加赋税完全可以使国用充足。”王安石坚持自己的观点。
“您所说的不加赋税而国用足，不过是设法暗中侵夺百姓的利益，这种办法的害处要比公开增加赋税大多了。这分明是当年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司马迁在《史记》上特意记录下他的话，可见这些话是不明智的。”
司马光的话很不友好，已把王安石比成桑弘羊。桑弘羊是西汉时期的大臣，在发展经济方面颇有建树。但很长的历史时期中，在正统文人眼里，他一直是只知理财不懂礼法的反面人物。王安石见司马光的话有些过头，便有心要再进行反驳。这时，神宗说话了。
“两位爱卿不要争论。在节用辞赏这个问题上，朕同意司马大人的意见。但王爱卿说的也不无道理，此次就依从王爱卿意见，驳回他们关于辞赏的请求，就这么定了。”皇帝的话是金口玉言，谁敢不听。而这一天，翰林学士中值班执笔的又是王安石，所以，就这样做了批复。
神宗的意见带有折中的性质，他在理论上支持司马光，而在实际行动上又支持了王安石。他那么做，一是给司马光面子，二是同意司马光“国用不足为当务之急”的观点。
司马光所说的国用不足，在当时确实成为朝廷的燃眉之急，少发点赏赐虽然起不了什么大作用，但节省用度是当时缓解国用不足这一矛盾的最有效的良方。宋朝建国以来，在宋太宗时建立内藏库，作为皇帝宗室内部的钱财收藏库，有皇帝自己支配的特殊经费的性质。里面收藏有金银布帛、珍珠玛瑙、奇玩古董等各种宝物，供皇宫内院支出，皇帝对大臣的赏赐也从这里支出。
自从设立此库以来，进库有账，出库账目却不清。任凭一些小内侍进去支取，一百年来从未清点过库存，只凭账面上的记载来进行估计，故神宗对内藏库究竟有多少储备心中没数。神宗命有司清点库存。结果与账面所记出入太大，库存金银宝物等已非常有限。这更使神宗忧心忡忡。
在这次争论之前，神宗曾交给司马光一项任务，命他牵头置局看详，裁减国用制度，仍取庆历二年的数目，凡与今日开支不同的，详细开列出清单来。然后逐项进行裁减，务必把国用开支压缩下来。其实就是以庆历二年的国用开支为参照，详细制定来年的国家财政支出的预算。
数日之后，司马光说：“国用不足，主要在于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陛下必须与两府大臣以及三司使官吏共同谋划，还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经过许多岁月，方可奏效，不是微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下来的。”神宗听后，大失所望，因为司马光的话等于没说，这一点不用他说，神宗早就明白。神宗把这件比较棘手的事交给司马光去做，一是当时的急需，二是考验一下司马光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和胆识。
神宗心里明明白白，国用冗费，贵族奢靡已非一朝一夕，压缩经费开支决非一般小事。多年的习惯已经养成，而且凡是开支浪费之处，都是有来头的。不是皇亲国戚就是王公权贵，对任何一方面的经费进行压缩都要面临极大的阻力，甚至说有一定的风险，这是一个得罪人的差使。
司马光连一点具体的意见也没有拿出来，或许是由于他确实缺少谋划这种全国性大预算的本领，或许是由于他老奸巨猾，怕得罪人。不管是什么原因，司马光没有为神宗分忧，这令神宗非常失望。神宗急需解决具体问题，而不是听说教。
在两府主动请求辞去赏赐时，司马光之所以说节省用度是当务之急，也与这件事有关，他理解神宗现在最为头疼的就是财政严重匮乏的问题。因此司马光一说国用不足为燃眉之急，神宗便有同感。但神宗对王安石的意见也听得明明白白，理解王安石的深层含义，故最终还是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神宗对王安石已开始器重了。
在司马光和王安石争论的时候，神宗一直不打断，就是想让两个人把话都说完，他是非常聪明的，他听出了两个人的话外音。司马光主张节约，维持现状。王安石主张开源，理财生财是关键。两相比较，无疑王安石的观点更有实用性和前瞻性。
这场争论过后，司马光和王安石在如何处理国政、如何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上的分歧已非常明显。神宗想要同时重用两人的愿望看起来已难以实现。这就给还很年轻的神宗出了一道难题，促使他非要在这二人之中选择一位不可，尽管他很不情愿，但也只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