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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皇宫出来，王安石的心绪一直静不下来。他感觉到自己这次应召而起是正确的选择。如果还像几年前那样封还诏书的话，恐怕就要错过千载难逢的机会了。走着走着，他便回忆起这几年发生过的事……
仁宗没有亲生儿子，他死后英宗继位。英宗赵曙是濮安懿王赵允让的第十三个儿子，濮安懿王是商王赵元玢的儿子。如果说明嫡传辈分的话，要从宋太宗赵光义那里算起，才好理清。赵光义有九个儿子，老三是真宗，老四是商王赵元玢。仁宗是真宗的儿子，濮安懿王允让是商王的儿子。仁宗和濮安懿王是同祖父的亲堂兄弟。仁宗身体不好，三十多岁也没有子嗣，就把濮安懿王的儿子赵曙抱到宫中抚养。赵曙五岁时，仁宗有了亲生的儿子，就把赵曙送回濮安懿王府。
可是，天公不作美，正如俗语所云，“严霜专打独根草”，仁宗的宝贝儿子夭折了。以后所有的嫔妃再也没有怀孕的。
英宗即位时已经三十二岁，是成年人，当然有自己的主见。可以说，他完全继承了仁宗的衣钵，而又不如仁宗仁慈。英宗即位后一切遵从旧制，什么也不想动，继续重用韩琦、文彦博、曾公亮等具有保守倾向的老臣，采用当年汉惠帝和宰相曹参的策略，也来个“萧规曹随”。但由于背景完全不同，故所取得的效果也就完全不同。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前十一年是由刘太后摄政，后三十多年都是他亲掌朝政。仁宗优柔寡断，朝纲不整，吏治腐败。朝廷的政令难以畅通，各种法令制度形同虚设。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对立悬殊，国家财政空虚，外族不断入侵，人民起义此起彼伏，可谓内忧外患极其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皇帝维持现状、不图进取只能说是无能，与“萧规曹随”不可同日而语。
英宗不思振作，众大臣采取保守的态度，整个朝廷和仁宗在位时一样，只是维持局面而已。在这种情形下，还能有什么作为呢？这时的中书舍人王安石闷闷不乐，也只能天天上朝处理自己的公务，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样倒也清静，可这样清静的日子也没过上多久，王安石家中又出了大变故。
这年八月辛巳日（十二），王安石的母亲吴氏老夫人在家中溘然长逝，享年66岁。王安石是大孝子，对母亲的突然离世非常悲痛。到朝廷报丧请假后，在家中设置简单的灵堂祭奠。
办丧事时，许多朝廷大臣、同僚、亲朋好友都前来吊唁。受王安石委托，好朋友曾巩为老夫人作墓志铭。宰相富弼多次派人前来慰问，或送钱物，王安石很是感动。
待“头七”过后，王安石把母亲的灵柩运回江宁故宅，设置了一个比较宽敞的灵堂，然后等候吉日入土，将母亲和父亲合葬。
灵堂在西面厢房，里面铺一些谷草，谷草上面再铺一个草垫子，上面有简单的褥子和被子。王安石和几个兄弟轮班守候在母亲的灵柩旁。一般来说，晚上都是王安石在这里，一边守着灵柩里的母亲一边读书思考。
多日的悲伤和应酬让已经四十多岁的王安石非常疲惫，他面容憔悴，胡须比较长，衣服也不整洁，但精神头还行，记忆力不减。
这天黄昏，王安石坐在草垫铺的地铺上看书。忽然风风火火进来一个人，王安石一看，是送快信的“急足”。“急足”是宋代一种职业名称，指专门送快信的人，类似现代的“特快专递”快递员。范仲淹在《与中舍书》中说：“某拜闻中舍三哥，急足还领书，承尊候已安，只是少力。”可见当时专门有这种送信之人。
原来是王安石的好友潘夙新近到荆南做官，派人给王安石送来亲笔信。这位“急足”见王安石坐在地铺上，衣服陈旧，面容消损，以为是护院的家丁，便招呼道：“老院子，快把这封信给中书舍人送进去！”完全是命令的口气。
王安石立即站起来，一看信封，见是老朋友送来的，马上就拆。
送信人一看，急了，大声叫道：“舍人的信院子怎么就敢拆开看，你的胆子也太大了！”王安石也不理睬。那送信人大呼小叫，外面的仆人进来制止道：“你嚷嚷什么，这位就是舍人大人！”
那送信人瞪大眼睛看着，愣了一会儿，也不道歉，急忙退出去，到院子里还连忙说：“好舍人！好舍人！真是好舍人！”
王安石对新君英宗多少有些失望，何况自己又是居丧期间，尽量避开是非，故不过问朝廷之事。但他毕竟是颇有济世之心的热血男儿，京师来人一谈到朝廷大事时，他又常常忧心忡忡。尤其是在治平二年（1065年）春天所发生的几件事，更使王安石深感忧虑。
英宗登基后，不但不思振作，而且亲小人远贤臣。这从王广渊和蔡襄的一进一退就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
王广渊是英宗在藩邸时的一个弄臣，不学无术，专会阿谀奉承，遭到人们的鄙视。可英宗登基后，却硬把他安排在直集贤院的重要位置上。知谏院司马光和参知政事欧阳修都直言上书，言辞激烈，尖锐地指出这样做会使天下士人丧失廉耻之心。但英宗还是坚持这样安排，二人也没有办法。
蔡襄字君谟，仙游（今属福建）人，是朝野闻名的大名士，进士出身，忠正耿直，品学兼优，尤其擅长书法，为当世第一书法家。北宋书法家以“苏黄米蔡”并称，四人中，他的辈分最高。他是1012年生人，比苏东坡还大24岁，而苏东坡比黄庭坚和米芾都大。当他的书法作品闻名海内外的时候，另三位书法家还没有出名。
据史料记载，他的书法作品在辽国也是价值连城。蔡襄本人极其耿直，曾出任过知制诰之职，当仁宗皇帝任命官吏或大臣有所不当的时候，他就把圣旨的辞头封上退回去，不肯起草诏书。多亏英宗登基后他不在知制诰的职务上，否则，他非遭重谴不可。尽管如此，他还是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打击。
英宗登基不久，就相信起邪门歪道来，经常在深宫中做法事而不临朝。嫔妃近侍之人终日蛊惑他，说他当皇帝，朝廷内外都有人反对，风言风语中好像是蔡襄就曾经反对过。又有人说蔡襄曾经写过这方面的东西，在京师里流传。可能是蔡襄曾经得罪过英宗身边的一些佞幸小人，所以，那些人都向英宗进谗言。有人说在宫中看到了蔡襄写的反对英宗继承大统的文章。一个人说看到过，几个人出来证明，英宗就信了。他找来宰相韩琦和参知政事欧阳修，提出要把蔡襄赶出朝廷，到外地去做官。
韩琦和欧阳修都不同意，便问英宗是什么理由，英宗把他听到的情况说了。韩琦和欧阳修问英宗皇帝是否亲眼看到那篇文章了，英宗说虽未亲眼看到，可内侍们说得真真切切，可能是真的。韩琦和欧阳修均提出异议，他们俩各举出一个不久以前发生的事为例证，说明不要说没有亲眼看到文章，就是亲眼看到了，也要仔细甄别，以免有人蓄意陷害。
韩琦所举是发生在庆历七年（1047年）的事。当时，枢密使夏竦想要陷害宰相富弼，让他府中一名聪明而擅长写字的婢女模仿富弼的笔迹，一段时间后模仿成了，写得非常像，几乎可以乱真。富弼有一个很密切的朋友叫石介，已经在两年前死去。而夏竦让那名婢女模仿富弼的笔迹用富弼的名义给石介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要进行废立大业，废掉仁宗而另立他人，让石介到辽国去请求外援。通过一番安排和造假，这封信被枢密院的人截获，呈交御览。
仁宗一看此信，特别气愤，这可是大逆不道之事。但他冷静一想，认为此事很蹊跷，有很多疑点，故未马上处理，而是交给大理寺去调查。由于笔迹相似，案子很棘手。可是，石介已死，怎么调查也是真死了。后来经过具体负责此案的提点刑狱吕居简一再辩护，又经过专家确认，认定那封危言耸听的信是有人模仿富弼笔迹假造的，这才避免一场大狱，富弼避免一死。仁宗还算仁慈，对造假之人夏竦没有追究。
欧阳修所举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过了很久之后，欧阳修一讲起来还觉得毛骨悚然，非常气愤。欧阳修守母丧归来，格外受朝廷重用，被派到吏部去权判铨选，也就是任命安排官员。他看到许多权贵子弟不排号，不断地走后门挤掉那些没后台的普通官员，极其不合理，就写奏章要求禁止这种现象。这就得罪了一大批权贵，有人就模仿欧阳修的笔迹语气写了一封要求仁宗大肆裁汰抑制内官的奏稿，并偷偷送到宫中，在内侍们手中流传，内侍们恨得牙痒痒。同时外面的一些权贵再进谗言。欧阳修见情况太危险，只在此职上干了六天就坚决要求改换了职务。欧阳修给王安石安排官职就是那个时候的事。
这两件事就发生在仁宗朝，人们记忆犹新。韩琦、欧阳修二人讲完这两件事后一再说明蔡襄可能是被冤枉的，是有人蓄意诽谤和陷害。英宗反驳道：“无风不起浪。即使是诽谤和陷害，那为什么要诽谤陷害他而不是别人？”韩琦和欧阳修虽然有些生气可也不敢表现出来，只是坚持为蔡襄解脱辩白。英宗也知道自己有些理亏，见二位老臣又不退让，也不好再坚持，就闷闷不乐地一挥袖子让二位退下。
也是蔡襄倒霉。几天后，蔡襄就开始请朝假，即不参加早朝，但白天照常上班处理工作。连续三天，英宗就发怒了，下朝后又召见韩琦和欧阳修，气冲冲地问他们俩：“蔡襄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何连续不上早朝？三司使如此繁忙，蔡襄却如此延误怠惰，岂不耽误军国大事？”当时蔡襄正在三司使任上，这是主管全国财政经济的重要职务，政务确实非常繁忙。二人回答说，蔡襄一向忠于职守，工作勤勤恳恳，最近几天是因为他八十多岁的老母亲病重在床，需要请医抓药，晨昏服侍，所以请了朝假，但白天照常上班工作，三司使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没有过错和闪失，没有办法处理，也不应当处理。英宗余怒未消，但找不到太恰当的理由，就一甩龙袖说：“你们二人退下吧。反正我看蔡襄不称职，给他换个职务吧！”
韩琦和欧阳修退出内廷，商量一下，看来不动蔡襄的职务是不行了。如果再保蔡襄，可能就会害了蔡襄。为了避免蔡襄再被暗算，让他避一避风头，二人商议，干脆让蔡襄出任杭州知州离开朝廷算了。于是向英宗提出此方案，马上得到批准，蔡襄就这样被赶出了京师。
听到这些消息，王安石很压抑。没有想到，就在他为母守丧期将满的时候，京师方面又传来令人吃惊的消息。原来是朝廷出现“濮议”，即关于英宗生身父亲的陵寝和称谓问题，朝臣中出现两派，闹得不可开交。韩琦和欧阳修都受到激烈的人身攻击，欧阳修坚决要求外任而离开了汴京。
到治平二年（1065年）七月，王安石守丧期满。在守丧期间，许多朝廷大臣和亲朋好友前来慰问或吊唁，除前文提到的富弼之外，宋庠、张弁等也非常殷勤，好朋友曾巩先后来了三封信，情意非常殷切，慰问之外，还与王安石谈论许多朝野之事，使王安石颇受感动。
守丧期刚满，七月二十七日，朝廷就发来札子，要求王安石赴阙，回朝廷任职。但王安石没有同意，写《辞赴阙状》婉言谢绝。几日后，朝廷又发第二道札子，王安石又一次写状婉言谢绝，不肯赴阙。几日后，王安石又封还了第三道札子，并写第三封《辞赴阙状》，表达对朝廷和执政大臣的感激之情，并说明自己需要在家中静养一段时间，等身体恢复后再赴京任职。
王安石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因为过于悲伤而身体确实不好，二是因为听说朝中很混乱，而英宗又不如仁宗宽厚仁慈，对英宗有些缺乏信心，对政事有些厌倦，故三次写状婉言谢绝。
丧服已除，又不回朝任职，王安石也不能无所事事，就在家乡开馆授徒，当起教书先生来。这可能是他一直想要培养人才的一种尝试，客观上也为他日后领导变法时进行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经验。南宋大诗人陆游的爷爷陆佃以及龚原、蔡卞、李定、郑侠等人都是他在这一时期里收的学生。这些人在他日后进行变法时，都曾经起过各种不同的作用。他的大部分学术性很强的论文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荆公王学”主要的传布便是在这期间。关于这一点在后面将专门阐释。
王安石讲学的内容，基本思想是儒家经世济民的宗旨。他注意把儒家思想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进行教学，更注意将学问转化为实际的能力。王安石一生非常强调知识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指导作用，认为空洞的学问一文不值。
治平四年的春天对于王安石来说，是个最有意义的春天。正月，坐上皇帝之位还不到四年、年仅三十六岁的英宗赵曙驾崩，其长子神宗皇帝登上舞台……
王安石一边思考一边走路，忽然一抬头，发现到家了。
回到家中，王安石仔细回味着白天和神宗的对话，感到一阵阵的激动。他看得出来，这位新君年龄不大，却精明强干，有汲汲求治之心，这是改变目前国家衰颓之势，振兴国威的前提。皇帝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这是一个必须认真思考且需要慎重回答的问题。于是，晚饭后，他便一个人坐在书房里，边想边写。有时，写到兴奋之处，还不由自主地激动一会儿，待心情平复下来再接着往下写。写完之时，已是五更天，东方露出了鱼肚白。
王安石所上的这篇奏章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文章开头说明写作此文的缘起：“臣前蒙陛下问及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臣以浅陋，误承圣问，迫于日晷，不敢久留，语不及悉，遂辞而退。窃唯念圣问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无一言之献，非近臣所以事君之义，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陈。”
宋朝从960年建国，到熙宁元年（1068年），已经是第109个年头，这里说百年，是取整数而已。接着，王安石用十分精练的语言概括分析了百年无事的原因。这就是北宋王朝是在五代战乱基础上建立的，人们久经战乱的折磨，均渴望和平。太祖赵匡胤代周自立后，以雄才大略统一天下。其后，偃武修文，措施得当。朝廷又不惜金银财帛而和辽国、西夏缔结合约，基本维持休战的状态。真宗、仁宗、英宗又都是守成之君，所以才维持百年没有大的变故。接着，王安石笔锋一转，尖锐指出：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人君朝夕相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徭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
多年来朝廷一直因循守旧，吏治不清，君子小人杂用，邪正不分，是非不明。农民困苦，国家财政困难，虽然历代国君都俭约忧勤，但国家日益贫穷。文章先扬后抑，尖锐地指出了当时整个社会混乱贫穷的现状。最后，王安石鼓励神宗说：“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臣不敢辄废将明之义，而苟逃讳忌之诛。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则天下之福也。取进止。”王安石对神宗寄予无限的希望，他怀着殷切的心情把这封言辞恳切的奏章呈了上去。
其实，说“百年无事”很明显是那些大臣劝谏神宗不要改革的借口和说辞，因为宋辽之间没有战争是从澶渊之盟开始的，而澶渊之盟是在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签订的，应该从那时为起点进行计算，其实就六十多年，根本不是百年。我们再看看当时神宗身边的这些重臣的年龄，便可以知道神宗为何很谨慎了。
当时声望高的大臣首推富弼、韩琦，这两个人在仁宗晚年执政，仁宗曾经重病一段时间，韩琦和富弼轮流在朝中值班，决定和处理一切急务，而不准后妃和宦官插手，保证不发生意外。提醒仁宗早日确定接班人的也是韩琦和富弼，正是这两位识大体而持重的大臣保证了英宗的继位。在濮议中，韩琦是执政首相，欧阳修是参知政事，即副宰相，他们俩理解并支持英宗的意见，避免英宗的尴尬和更大的风波。而在英宗临终前，也正是韩琦的持重果断，才避免横生枝节，使神宗顺利接班。这些事情，神宗都很清楚，对于富弼、韩琦自然极其器重倚靠。
我们再看看当时这些重臣和神宗的年龄，便更能理解这位年轻帝王在用人方面的难处了。这一年是1068年，神宗是1048年出生，20周岁；富弼是1004年生，64周岁；韩琦是1008年生，60周岁；欧阳修是1007年生，61周岁；司马光是1019年生，49周岁；王安石是1021年生，47周岁。这些重臣中，王安石最年轻，但也比神宗大27岁。这五位大臣都是颇有性格且有主见的人，他们的意见又不统一甚至对立，这就要求神宗自己去选择决断。这对于20岁的年轻皇帝确实是巨大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