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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州军事判官李定在孙觉的推荐下进京听调。他一直在远离京师的地方工作，并不了解京师中两派斗争的情况。他先去拜访谏官李常，李常问道：“君从南方来，应该知道青苗法在地方上推行的情况，百姓对此法到底是什么态度？”李定马上回答道：“挺好啊！此法方便百姓，百姓们都欢天喜地。”
李常警告李定说：“你初来乍到，不知朝廷里的情况。现在整个朝廷终日为此法争论不休。你见到别人千万不要这样说，最好不要谈及青苗法，有人问就说不清楚，否则你会被人攻击。”
“我这是实话实说，本来如此嘛！我如实反映情况，怕什么攻击呢？”李定感到莫名其妙。
次日，李定又去拜访恩师王安石。前文提到，王安石曾在江宁开馆授徒，李定曾去学习过，是王安石的及门弟子。他来到京师，自然要去拜访老师。二人见面后，王安石也问起青苗法在民间的情况，李定如实回答。王安石听后很高兴，因为这是直接来自地方的反映，非常有说服力。
王安石便推荐李定觐见神宗。其实，李定来京师，只需到吏部报道，然后听从派遣就可以了。但因为他是王安石的学生，又来自南方基层，对于青苗法推行的情况当然有发言权，且有可信度，所以王安石推荐他见皇帝也在情理之中。
神宗听到李定的汇报，对新法尤其是对青苗法的顾虑彻底打消，更加坚定了变法的决心，并加强了推行青苗法的力度。形势对保守派极其不利。
李定果然如李常所预料的，一下子成为保守派攻击的主要目标。由于他奏对称旨，被任命为太子中允监察御史里行。但围绕他的任职，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周折。这在当时的朝野传得沸沸扬扬。
任命李定的辞头到中书舍人手中后，被封还回来。担任中书舍人的宋敏求、苏颂、吕大临三人拒绝起草诏书。
当时圣旨形成的过程是这样的：先由执政大员征得皇帝同意后起草一个具体意见，然后交给中书舍人知制诰再进行正式起草润色，推敲字句，定稿后才能正式发出。
三名中书舍人不肯起草诏书，神宗下了几次手诏晓谕，三人仍无动于衷，这就把矛盾激化了，要么是收回辞头，要么是罢免三人的知制诰之职，二者必选其一。结果宋敏求三人落职，被另行安排。三人因此还获得一些人的赞美，被称为“熙宁三舍人”。
很明显，三舍人不是针对李定本人，而是针对新法和王安石，其实也是间接指向神宗。
任何时期都有既得利益集团以及阶层，附着在这个阶层上的一些知识分子往往占有很大的舆论阵地，能量很大。李定作为当事人，一下子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
几经周折，李定太子中允的官还是当上了，但遭到了更大的攻击和诽谤。
数日后，监察御史陈荐上奏章弹劾李定匿丧不报，不为生母守丧，大逆不道，有伤伦常，请治罪。
其实，这已经是几年前的事了。李定的父亲李问的正妻是浩氏，妾是仇氏。事情发生在李定父亲死前。李问死后，李定请王安石给写墓志铭，其中说：“娶开封浩氏，有两男子，察，山南东道节度推官，蚤卒；定，集庆军节度推官。”明明白白写的是正妻浩氏生的两个儿子，李察和李定。仇氏是李问的妾，在他父亲死之前就死了，据说有人告诉李定，仇氏是他的生身母亲。李定当时在泾县主簿任上，于是请假回家，因为不能确定自己是否是仇氏所生，请假的理由只能是父亲年迈有病，回家服侍父亲。回家后，问父亲自己是否是仇氏所生，父亲矢口否认。这种事，父亲是最高权威，他便没有为仇氏守丧。
既然有人弹劾，就不能不过问，圣旨批复，交江东淮浙转运使衙门调查审理此案。不久，转运使上奏章，说查阅以前档案，只有李定因父亲年迈请求归家赡养之文书而没有其母亲死亡的记载，而所谓的仇氏是否是李定的生母无法确定。神宗于是下诏允许李定上奏章自辩。
李定上书自辩，说他根本不是仇氏所生，请求有司明断。有关部门进行专门辩论，司马光、苏东坡等人提出让李定履行为生母守丧的责任，实际是要把李定从京师赶出去，给王安石一点颜色看。
王安石不能不说话了。他为李定的父亲写过墓志铭，还有一定的印象。他认为，李定生母是谁没有明确，当然也就不存在大逆不道之罪，故此事不宜深究。从李定请求辞职为年迈的父亲养老之事来看，李定是孝敬之人。
由于王安石的全力保护，李定才免罪。在对李定进行弹劾围攻的人中，领头的便是司马光和苏轼。苏轼弹劾的奏章很有分量，如果不是王安石水平高，还真没有办法驳倒。
司马光和苏东坡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是小人的行径。正因为苏轼把李定得罪得太狠，后来到元丰二年时，李定才起劲地整苏轼，造成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
不久，拒不执行青苗法的一些州县级官员先后被革职。欧阳修连上两个札子要求停止青苗法，未获批准。他又写信给王安石，指责王安石不该如此更改祖宗旧制，请王安石罢青苗法，并认为青苗法的本意就是要向百姓取利，如果要避免这个嫌疑，请取消二分钱的利息，白借给百姓。
王安石专门写了反驳状，指出如果没有一定利息的话，朝廷就要背上沉重的包袱。何况，这样贷款，没有办法控制那些投机取巧者。欧阳修见自己的意见不被采纳，青苗法照旧推行，厌倦政治的思想情绪更加强烈，连续上表请求致仕，获得批准。
欧阳修这位三朝元老退出了政治舞台。欧阳修自己也清楚，神宗和王安石对他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前文提到，欧阳修不但连续上札子反对青苗法，而且在本州拒绝实行。这可是违抗朝命，一般官员是要受到严厉处分的，重则罢官。但王安石除写文章反驳他的论点外，还特别为他上书，免去对他的处分。
三朝老臣、大名士欧阳修怀着对王安石的不满情绪回家隐居了。司马光怀着对王安石的不满情绪到地方上做官了。那么多好朋友如宋敏求、苏轼、苏辙兄弟等也都因为变法与王安石产生了矛盾，变得关系冷淡甚至决裂了。
这令王安石非常伤心，但不能因此就停止变法。王安石看到，新法在克服重重阻力后正在全国范围内得到贯彻执行，变法大业正在健康地发展。如果坚持三五年，得到整个社会的普遍认可，变法大业就会成功，将会给百姓和朝廷带来永远的利益。那时，对自己产生误解的这些朋友或许就能理解自己的苦衷而重新改善与自己的关系了。所以，王安石并没有动摇变法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