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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 9 月再不上学，我就满 7 岁进 8 岁了。我看到和我同年出生的两个男孩下半年就读二年级了，自己很着急，又不敢主动提出上学读书。可我命好哇，上级督促工作组来检查，成人办夜校扫盲，凡是走过场、办得不力的村要加强，同时宣传国家提出普及小学文化。没上学的孩子，不论年龄大小，一律上学读书。我的好运来了，上学读书的愿望实现了。当年 9 月份我正式在四庙小学报名，从我们村里到四庙小学，俗称四庙，有四里路，中间隔条河，叫王家河，没有桥，我经常蹚水过去，湿衣湿书包地上学。四庙小学 1～6 年级的孩子都在那里上学。
上学第一天，我没有新书包，用的是哥哥用过的书包，但没有破，与现在的书包不一样，就是母亲用一块土布自己缝的布袋。可我非常高兴，因为能穿一套新衣服。裤子是母亲自织、自做的土布黑底白经条裤；上衣是用国家发的布票买的洋花布，蓝底红花，母亲自己做的，就连扣子都是用布做的。我也不知道当时穿着好不好看，反正有新衣服穿，又能上学读书，心里说不出那种高兴的滋味。高兴极了！
第一个月，语文老师教我们“人、口、手、大、中、小”，要求会认、会写、会组词。数学老师要我们每个同学自带 10～30 根木柴棍子放在书包里备用，学、认、写 1～10 的数字，以及 10 以内的换算，如“6+4=10”“7+3=10”。后来不要我们带木柴棍了，老师有了新办法，拿出一个大算盘，稍斜点，不让算珠子来回滑，挂在黑色粉牌上，教我们用算盘学数学。算盘上面一个珠子当五个用，下面一个珠子上一个，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这样既教了数学又学了珠算。农村用算盘算账很普遍，方便易会。我学会了在算盘上加减，老师说加法会打“666”，一次成功就过了关。我过关了，高兴得很。后来听说数学老师不啃书本，灵活，教学有方，上面教育局表扬了他。有这样的好老师，我也感到自豪。我很喜欢数学老师上课，爱听他的课，我的数学自然要好些。加上我上学晚，年龄又大些，考试总是先交卷子，交完卷子跑到教室外面的窗户上扒着看教室里面的同学用手托着下巴，知道他们不会做，便将答案写在纸条上，丢到同学桌子上，被刘老师发现了，他轻一下、重一下，抿着嘴，揪着我的耳朵把我拉到教室门口站着。当时我非常恼火，一下子从非常喜欢他变得气他、恨他。不凑巧的是，他又兼我们体育老师，整队时，他喊立正、稍息。我与他反着来，他喊立正我稍息，他喊稍息我立正。可他也有对策，他顺手在操场边折断树上的小枝条，只要我反着来，他定用树枝条打我的脚。那时候从来没有听说学校召开家长会，只有老师带着难解决的问题，不管天阴路滑，大路或小路、山路或平路，好走不好走，都主动到村组进行家访。父亲得知此事批评我：因为有你们，家里负担重，事情做不过来。没有让你的大姐上学念书，你有机会不好好学习，还得罪老师，男孩不像男孩，女孩不像女孩，该不该那样做呢？这些话触动了我，我当着老师和父亲的面前，立即表态，承认不对，改正错误。
我对美术老师吴老师有着深刻的印象，60 年过去了，记忆犹新，我总感觉到他和其他老师有点不一样，虽然教美术，却好像领导的模样，要求我们先学会画国旗和党旗，边教怎么画、怎么开始动笔，边说国旗与党旗的区别，说国旗旗面为红色，代表着亿万人民红红火火的革命，旗上的五颗红星象征共产党领导人民大团结。党旗也是红色的，和国旗颜色一样，不同的地方是，国旗中是五角星，党旗中是镰刀和铁锤，镰刀代表农民，铁锤代表工人，无产阶级才是革命者。孩子们年龄小，理解能力差，孩子们说都是红色的，都是革命的，一样的还要搞两面旗。美术老师听后，觉得孩子们好像没有完全弄懂，竭力去解释，说国旗代表国家，共产党就好比一个人需要拐杖，是不可缺少的。后来一次到了该上课时，不见那位吴老师，另来了一位老师给我们上课，说“今后你们的美术课就由我来上，关于吴老师另有安排。”过段时间才知道，吴老师说错了话，说了不该说的话，已经下放到西边山劳动改造去了。
四庙小学气氛变得紧张起来，老师与老师见面谁都不敢主动先开口讲话。那位爱唱歌的老师不唱了；爱摸摸孩子头的老师，他低头走路，面无表情，也不摸摸孩子的头了；学校大孩子和小孩子一起欢欢跳跳的劲头减少了；随着这种紧张的气氛，厨房师傅和清洁工在操场前一块土地上种菜的欢笑声也没有了。原来他们都害怕做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被打成右派。在这种压力下，个个谨小慎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