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 1950 年农历六月出生,也就是当年公历 8 月,按现在的入学标准,我应该在 1956 年 9 月上学。但由于封建思想普遍扎根在当时老百姓的心里,农村比城市重男轻女的思想要严重得多;而我的家庭姐妹多,经济条件又不好,因此这一年我没能上学。
当年的农历十月,我的大弟弟出生。
大姐操持着家里的大小事,如一日三餐饭,全家洗衣的活儿,挑家里吃的水,往返有 1 里路左右。农忙时更忙,放牛、早晚喂牛等。二姐被父亲的亲哥哥(两弟兄是双胞胎)——我们叫大伯——接到他们家做女儿,因为他无儿无女。我哥哥排行老三,上学念书,有空时帮父亲砍柴,家里人多烧柴量大,还帮父亲撒网打小鱼兑换钱,这也是家里的经济来源之一。
我排行老四,妹妹排老五,我比妹妹大近四岁,带大弟弟的事就落到我的肩上,洗尿片,换尿布,摇摇篮让弟弟入睡,睡醒了需要逗逗和抱一抱他;有时还要帮大姐洗碗、扫地;承担父母“叫口”的任务,就是给张三李四递信,因为我讲话清楚、跑得快——这些都是我的事。
有天晚上,母亲加班纺线,要我给大弟弟摇摇篮,当时我非常不高兴,反嘴生气地说白天带了、摇了,晚上还要我摇。母亲为了安慰我,天没黑就给我火笼坛烘脚,暖和暖和,给了点好处,我就妥协了,马上高兴起来,一不小心,没有穿鞋的右脚一下子踩进刚装好木炭的火笼坛里,脚被火烧到,右脚五个趾头的趾甲壳被烧黄了,有的趾头突然起了绿豆大小的水泡。当时看没破皮,不很严重,只是放在冷水里浸浸,没做其他处理。到了深夜,脚在被子里热起来,越来越痛,火烧火燎地疼痛,痛得钻心,痛得我叫爹叫妈,没办法只好把脚从被子里伸出来,脚搭到墙上,脚底朝天,人成了倒睡状,就这样糊糊涂涂度过一夜。
第二天早上母亲用传统的土办法——薄荷干叶、旧棉花絮,烧成炭灰,用当年的新菜油调成糊状,涂敷在烧伤处,不知不觉水泡慢慢干瘪了,好了,也没留下疤痕。
我很纳闷,不打消炎针,不吃任何药,用自制的药敷涂就能好,是我人皮实,还是自己配制药有一定的科学呢?分析起来,薄荷清热,减轻烧痛,旧棉絮吸水,经过火烧成灰又消毒,菜油也有清热止痛、防感染等作用,还有什么作用,又没做科学实验,就不得而知了。
一转眼大弟弟过了半岁,变得爱哭,开始都认为是饿了才哭,后来吃或不吃一样哭。大人说,有的孩子天生爱哭,我被他哭烦了就恼他,不耐心带他。
大弟弟稍睡着睡得深时,我往外跑,出去玩自己的,和我的小伙伴一起用稻草搓成绳子,前面用稻草扎个大坨坨,捆绑做龙头,后面草绳隔空插一个木棍子当作把柄。大孩子拿龙头,我生来个子不高,拿龙尾。就这样从村东头游到西头玩。隔壁邻家都听到我的弟弟在家哭,告诉母亲,说我只顾自己玩,不好好带弟弟,我老是受批评、挨骂。
过了一段时间,大弟弟头上长脓疱,用的土方法。我记得清楚,当时大人叫我到村东头大河边去找长流水的大石块上生长的青苔(学名不知叫什么),一点一点揪出来,敷在脓疱上,开始长出来的敷好了,后来长出来的不见好。我和妹妹,在不同时间、不同年龄时,上半年天热时额头上都长过脓包,我是在代家山大妈家敷好的,妹妹是在自家罗家畈敷好的。父母坚信大弟弟的也能敷好,便继续敷,拖延了最佳治疗时间,大弟弟出现低烧,没钱到正规医院治疗,可能感染了,大家说是败血症。不满周岁的大弟弟夭折了。
农村大多数人小病用土办法治,大病硬扛。扛得过来命大叫“精英”,扛不过来算倒霉,很少人有病送医院治疗。大弟弟走了过后,大家东言西语,硬说是我没带好造成夭折的,把这么大的责任追到我一个七八岁的孩子身上,我内心不服,憋了许久的气。我们一个门楼进家,要经过三个天井院子,院里住着姓徐、尚、吴、罗、王五大家,终于有一天,在院里有人的时候,我有意与父母争吵、辩论:大弟弟夭折的事,明明是我们落后、穷,没钱到医院看病治病,说成是我没有带好弟弟,是你们认识有问题,不是所有的病都能用土办法治好的,我和妹妹敷好了,弟弟没有敷好,说明人和人不一样,男孩子命贵些,你们不知道哇!根本没有弄清楚弟弟到底是什么病要了他的命,就到处说我没带好,要了他的命。
闹了一阵,不知父母是听懂了我说的意思,还是怎么的,父亲说:“你小小年纪‘能’得很呀!”就甩手走出家,干他自己的事去了。后来我得了一个绰号,叫“能人”。“能人”的绰号就是这样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