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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 年，国家统一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国家组织工作队到县里具体指导督促。县里组织的工作队到公社、到大队，工作组 1～2 人为一个小组，具体落实住进小队（那时把乡政府叫人民公社，乡政府下面的村叫大队，村组叫小队）。工作队到我们队来宣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的是防止修正主义。
后来工作队在我们生产队的宣讲更深入细化，叫“四清”工作组，开展“四清”运动。哪些是要进行四清的？“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具体说就是队里的干部和分管工分的会计、管生产队总账目的会计、管粮食仓库的保管、生产队负责财经的出纳员（会计）。管这些具体钱和物的人员，首先要在群众大会上，先讲各自负责的工作情况，全部讲完后，群众进行评议。几个人讲了几个晚上，群众反映像这样讲，听完前头忘记了后面，叫评议从哪里说起，怎么说呢？后来干脆采取讲一个评一个的搞法。
管工分的会计讲完后，工作队动员群众进行评议，让大家听了过后，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要有什么顾忌。群众看到工作队这么一讲，奔着打破锣讲锣、打破鼓讲鼓、一是一二是二的想法去讲。俗话说没有行市有比市，大家从日出到日落，天天在一起劳动，哪一家一年有多少工分，心中的数应该与记工分管工分所记的数，差上不差下，基本差不多才是。
我的父亲曾经读过几年私塾，会算账，他曾经用十七桥的算盘算过加减乘除。土地改革运动（就是刚刚解放时），乡政府派他到武昌算“xie钱”——这话是他教我学算盘时说的，可是“xie钱”是什么，我至今也不知道。那时没注意，也没问他算“xie钱”是什么意思。现如今父亲已去世，不知算的什么账叫“xie钱”。
散会回家，父亲就在家叽叽咕咕闷着在心中算账。一天，他跟我们讲，我家的工分与某某家的工分应该差不多。他家一个拿了 10 分全劳力，我父亲也拿10 分全劳力；一个拿妇女工分 7 分，我母亲也拿 7 分；他们有一个小时候患小儿麻痹症走路不稳的儿子，只能照看塆子门前稻田里苗不被猪、鸡损害，不能做重活，生产队只要有照看的事就安排他，生产队一天给他 5 分；农忙放假，我和哥哥都参加生产队劳动，生产队给哥哥每天 7 分（是男孩子但还是学生），我参加做插秧苗、打窝种豆子等工作，生产队每天给 5 分。我和哥哥两个人抵他家一个残疾孩子的工分，应该差不多。上交肥料折扣分，我家上交肥料还多些，怎么算我们的总工分都应该比他们家多。按记工分会计在会议上讲的数据和我们估算的工分，他家总分比我家多一千多分，太明显了，我们都想不明白。
在这种分析事例下，父亲鼓足勇气才在群众大会上提出来，几天后有了回音。工作队也不许那家说什么，只是管工分的人（是那家的“老表”）稍作解释，说 7 分与 7 分有区别，就是说我的母亲身体不好患有胃病，没有做到出全勤，但那也应该持平啦。这个问题提出后，别人也仿照我们的计算方法——对比法来清算工分。清算工分是工作队领导叫清算的，不是我们别出心裁要算的。这一清算，带来许多麻烦事，引出裙带问题。
管记工分的人的叔叔，是大队财经大队长，在大队的会上，他讲不清钱用在什么地方，手续不清的问题比较严重，很快财经大队长被撤职，还要退赔钱。听说赔了现金，还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拿出来退赔，如缝纫机也拿出来退赔。那时家中有缝纫机的家庭很少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