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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实中的部分不重合

虽然“总体上说,针对数字人文的定义或范围,学者们很少有统一的意见——很多从事数字人文的研究者们也倾向于完全避免回答数字人文是什么的问题”, 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综合性描述中窥见现今数字人文的基本框架。数字人文领域知名学者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艾伦·刘(Alan Liu)通过对斯坦福大学“文学实验室”有关文献的分析,指出当前数字人文的四种共同特征:(1)使用已经存在的数字语料库,即处理和分析已经建设好的数据库;(2)使用量化或模型方式来规划人文研究领域中的问题;(3)选择一个特定的学科去设计项目;(4)技能的结合,诸如对编程与批评分析的同时运用。 北京大学王军等以数字人文领域最有影响力的两种期刊——《数字人文学刊》( Digital Scholarship in the Humanities )和《数字人文季刊》( Digital Humanities Quarterly ),以及国际数字人文大会稿件共计约1,700篇文献为主要数据源,梳理了数字人文的研究框架。这个框架划分为三个基本模块,即数据采集与资料库构建、研究工具与研究平台的建设、数据分析与结果解读。三个模块包含的基本流程是数据的收集、清洗、资料库的构建,以及数据分析。 大卫·M. 贝里(David M. Berry)搭建了“数字人文堆栈”,用界面、系统、公共结构、代码/数据、机构、编码与教育六个层次表达数字人文的构成元素和关系结构,把知识表示、数字方法、研究基础设施和档案作为数字人文研究的主要线索。 这些综合性描述的切入点和归纳方式各有不同,但主要线索都是围绕数据的汇集、处理与分析展开,大致揭示了当前国外学者对数字人文内涵的主流认识。

再看数字记忆。数字记忆大多具有记忆资源存储和呈现的双重功能,因此基本上由两个部分构成:一是内容丰富的资源库,收藏、存储记忆资源并为记忆呈现提供支撑;二是充分的展示空间,有效呈现记忆内容。不同记忆项目对于这两种功能的设计处理不尽相同,但大致都形成了相应的资源平台和展示平台,“北京记忆”等则明确为“前站后库”架构,前站承担展示功能,后库侧重保存和知识组织。资源库组织的构建原理和方法与很多数字人文项目基本相同,只是在数字方法应用的规范性、多样性、拓展性方面有程度差异,能达到前文例举的芬兰国家集体记忆平台等资源处理水准的尚属少数,应用深度也有待提升。在资源呈现方面,数字记忆却具有一些特殊之处。总体上看,数字记忆尚未形成明确的以数据组织为核心的研究框架与实施理念。

根据记忆资源呈现方式的不同,目前世界范围的数字记忆项目可以粗略分为展陈型和叙述型两种体例。展陈型主要将该专题数字资源进行系统化展示,叙事型则是以数字记忆资源体系化、逻辑化、情节化、叙述式地呈现该专题内容。适应文化记忆的构建特点,两种类型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一定的叙事线索和特征,其中叙事型项目更为突出;与大部分数字人文项目相比,算法的应用相对较少,而是混合使用了多种数字呈现方法。

从当前状态看,面向人文学术的数字人文项目和面向个体、群体记忆的数字记忆项目在资源呈现方面有多种差异:前者的使命主要是知识组织、发现与创造,后者更突出通过记忆构建唤起情感共鸣或身份认同;前者侧重以文本为主的各类资源的数据驱动,后者除利用各类可移动、不可移动资源之外,也吸收调查与创作资源,兼有数据驱动和事实阐释驱动;前者以远读为主要资源分析方法,后者则兼用远读和细读——为追求记忆接近真实,对某些资源的细读及文化分析必不可少;前者多采用量化研究,借助算法进行文本分析,后者要兼用质性研究,到相关情境中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通过与对象互动来理解和解释其行为,梳理事实线索;前者追求结论、逻辑严密严谨,其可视化多为计算结果的映射,后者浸入当下意识和情感,融入意义感,可视化中含有源于历史、体现当下认知的创作型表达;前者的公众参与形式多为众包任务,后者更加重视众筹资源;前者的成果主要是数据库和学术结论,主界面注重提供多途径查询入口,后者除资源库、移动端、网站之外,还会有多种表达记忆叙事的数字产品,如动画、3D建模、互动游戏、口述、视频等,主界面注重向用户提供直观、便于理解的资源分类体系或专题列表等导览系统。总之,人类记忆的场景性、情节性、时空性等特质对于数字记忆的叙事性表达需求,使之在呈现界面采用了较多非计算方法,转而利用多样的数字方法,以感性和理性的交织,兼及知识(事实)传播与情感呼唤,形成饱满的再现力和感染力,这样一来,便与大多数面向学术的数字人文项目有了不同的形象性格和方法应用。 fzn1IiWMsWgjSX6Bnpi46Cy9+8/SO3kXzemuVrcEWx2lwDzBnZlypKPkBbpUmj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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