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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毛泽东从支持革命的《湘汉新闻》上第一次看到“社会主义”这一新名词，接着读了江亢虎写的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小册子，遂产生浓厚兴趣，并与同学进行了讨论。这个时候，毛泽东将社会主义仅仅是看作外来的新鲜事，不但不清楚它有许多流派，而且还远没有与中国自身联系起来。五四以后，在十月革命和中国新思潮运动的激荡下，他很快发现改造社会的方法中，“有一派很激烈的”，“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法，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
不过，在相当时间内，他仍没有弄清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的区别。1920年3月，他专门去找亦师亦友的黎锦熙谈“究竟选定哪一种社会主义”。
与此同时，他在给周士钊的信中明确地表示：“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
这种迷惑应该是很多人都经历过，面对潮水般的“新思潮”，“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
对毛泽东来说，这种情况在几个月以后就发生了改变。后来他谈到，“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他所记忆的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未必准确，因为这年夏天他仍在积极地进行“湖南共和国”的筹划。同年10月，他还参与起草省城全体市民致谭延闿的请愿书，望其打断从前一切葛藤，铲除旧习，采取民治主义及社会主义，以解决政治上及经济上之特别难点，而免日后再有流血革命之惨。
希望统治者采取“社会主义”以避免“流血革命”，这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和做法。不过，大致同时，他在《湘江评论》上开始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的胜利，认为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世界”，“我们应该起而仿效”。
可以说，毛泽东心中的一扇大门正渐渐关闭，而另一扇大门则正在打开，并且越开越大。
他后来回忆，1920年冬，“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
根据目前能查到的材料，这三本书中有的出版时间可能晚一些，但是这期间毛泽东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应大致不差。许多人都是读了这些书而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新式书籍是推动近代思想变革的最重要的载体。而从此再“没有动摇过”，对毛泽东来说则有着独特的思想渊源。
早在1917年8月，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就曾写道：“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这个“大本大源”是什么呢？“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
这个“本源”显然类似于古代所讲的“道”，而中国之“道”在五四那一代人心中已失去了“真理”之价值，反而成为竞相批判之物。但是，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又难免带着深深的传统烙印，不由自主地或不自觉地天然地渴望遇到一种与传统“哲学”和“伦理学”同质性的“道”：既能解释世界，又能改造世界。经过长期的摸索、反复的比较和亲身的实验，毛泽东最终发现，马克思主义即是他孜孜寻求的能够致国家“富强幸福”的“大本大源”。从此，不再动摇也就变得可以理解。
1920年11月，毛泽东复信罗章龙，强调新民学会的结合，要有明确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这里所讲的“主义”显然已很明确，那就是马克思主义。正是这时，他应陈独秀之约，会同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在长沙创建了共产党组织。
这应该是他在理论上和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最重要的标志。中共八大时，毛泽东填的入党时间即是1920年，说明这一事件乃是他的人生进入到一个新阶段的里程碑。
毛泽东还明确地表示赞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新民学会的方针。他说，这个方针是世界主义的，就是四海同胞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他不同意萧子升等所主张的、自己也曾认同的以教育为工具的方法，而极赞成蔡和森提出的用俄国式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因为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他还明确地指出，对于绝对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可见，走俄国人的路，用激烈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方法来“改造中国和世界”，对毛泽东来说已经明确无疑。值得注意的是，对自由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一些精英层面的自由知识人，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认识到这一点。当时，蒋廷黻大声疾呼：“我们对于本国的政治没有认识。因为没有认识，所以我们才高谈，畅谈，专谈西洋的自由主义及代表制度”；“从理想来说，我以为这种制度比任何专制都好，从事实上看起来，我以为这种制度绝不能行”。
大干快上，能够迅速地切实地解决中国的问题，乃是五四以后致力于社会改造者的一种普遍追求，这方面，毛泽东和马克思主义者显然走在前面。
1921年1月，毛泽东同何叔衡等十余人在长沙召开新民学会会员新年大会。他在会上的发言指出，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五种：1.社会政策；2.社会民主主义；3.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4.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5.无政府主义。这五种方法，有的自己亲身实践过，有的反复研究过，他一一作了评述，最后说，“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稍后，他在给蔡和森的信中写道：“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
此时的毛泽东明显地不再有究竟选哪种主义好的烦恼，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有了初步的理论上的建树。同年10月，他在湖南一师出席“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会”，并作关于剩余价值的讲演
，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已非常深入。
几个月后，他代表湖南的共产党组织去参加中共一大。从此，毛泽东作为一个出色的共产党人开始了他崭新的革命历程。1922年4月底，他在衡阳湖南三师作关于社会主义的学术讲演，指出要改造社会必须有一种正确的远大的理想，并且为实现这种理想而奋斗，这个理想就是社会主义。
同年12月，根据中共二大纲领，他向湖南学生联合会提出的奋斗目标，即是造成真正民主主义的政治，进而建设真正平等的社会，创造真正的光明世界。
自此，以社会主义来改造中国和世界，成为毛泽东矢志不移的一种信念。在他看来，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当然，他后来还认识到民主革命完成后，不能马上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分两步走：“第一，要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改变为民主主义社会，即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共产党还要办一件事，还要换一个朝，就是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
然而，社会主义的目标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丝毫没有忘记过，即便是后来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出现了偏颇，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出现了失误，而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却从未动摇过，对社会主义的追求也从未停止过，这就是毛泽东，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
综上所述可知，毛泽东参加革命的初心就是要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得幸福，就是要改造中国和世界。1925年，他曾明确地说明：“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
这与党的十九大所概括的中共的初心和使命是何等一致！可见，毛泽东的初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也从另一面说明了十九大提出的“初心不改”符合历史的实际和逻辑。而要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使人民幸福，在毛泽东看来，就要在中国“干社会主义”。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也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
联想到中国共产党现在正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来作为实现初心的目标，这同样与毛泽东的“初心之路”相符！毛泽东曾豪迈地预言：“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由此，将迎来“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
这不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吗？然而，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担当起这样一种大任，还需要自身的磨砺、社会的认可和人民的选择。对此，或许可从他者的眼光中窥见历史发展的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