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本书是今本《周易》的正读文本。通过对《周易》逐卦逐爻、每字每句的解读，希望为读者提供一个可靠的研习易文化的基础读本。

今本《周易》，亦称通行本《周易》，是两千余年间流传最广最久、影响最为深远的《周易》读本。《周易》亦称《易经》，为“群经之首”，包括本经、《易传》（又称《十翼》《易大传》）两部分。

本经，占筮之书。有六十四卦符、卦名、卦辞与三百八十四爻辞以及乾“用九”、坤“用六”（用，通之义）两条辞文，用于巫筮操作，大都为巫筮记录。

周代“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周礼·筮人》）。“原始易学是巫学”（拙著《周易的美学智慧》，湖南出版社，1991年），此之谓也。

《周易》分上经三十，首乾、坤而至坎、离；下经三十四，首咸、恒而至既济、未济——古称“二篇”。“先儒以乾至离为上经，天道也；咸至未济为下经，人事也。”（孔颖达《周易正义》引韩康伯注）此就《易传》而言，本经实专在于占筮。古代易学从巫易发明天理、数理、哲思与文蕴，故称上经之要义为“明天道”，下经之要义为“述人事”。循天道以尽人事，为古代易说基本人文主题之一。

本经卦序，遵循“二二相耦，非覆即变”（孔颖达《周易正义》）之则。六十四卦体，从乾坤至既济未济，皆“二二相耦”，凡三十二对。每一对之相邻两卦，或覆或变，或覆变相兼。

覆，指相邻对应之两卦各上下颠倒，遂成对方之卦体，如屯、蒙然。六十四卦中具覆之关系者，凡二十八对，涉五十六卦。

变，指相邻对应之两卦六个爻位之爻的爻性皆反，如乾、坤然。六十四卦中凡四对，涉八个卦，为乾、坤，颐、大过，坎、离，中孚、小过。

三十二对卦中，泰、否，随、蛊，渐、归妹与既济、未济四对，为既覆又变的关系。

古时易学，又将三十二对卦体归类为“错综”。六爻爻性皆反的变卦，称“错”，如乾、坤二卦相错；全卦颠倒而成对方之卦体的覆卦，为“综”，如屯、蒙二卦相综——此所谓“错综其义”（孔颖达《周易正义》引韩康伯注）。

可将全部六十四卦归为错卦、综卦与错综卦三类。除错卦与综卦外，覆变相兼的错综卦凡四对，已如前述。

来知德《周易集注》云：“六十四卦，其中有错有综，以明阴阳变化之理。错者，交错对待之名……综者，高低织综之名。”又称：“六十四卦，除乾、坤，坎、离，大过、颐，小过、中孚八个卦相错，其余五十六卦皆相综。”而否、泰，既济、未济四卦与归妹、渐，随、蛊四卦“可错可综”。此是。

《易传》是易学史上第一部易学通论。包括七种十篇大文，分别是《彖辞》上下、《象辞》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

《彖辞》上下，凡六十四条释文，逐卦解说六十四卦名、卦辞意义。

《象辞》上下，即“大象”“小象”，共四百五十条释文，包括释卦名、卦辞凡六十四，释爻辞凡三百八十四，释“用九”“用六”之义二。

《系辞》上下，共二十四章（上十二、下十二），阐发《周易》本经的哲学、仁学等意义，论述八卦起源与古筮法等，解析爻辞之义凡十九条。

《文言》，分乾、坤两部分，为乾、坤二卦人文意义之专论。

《说卦》，前半为《周易》本经的总体诠释与发挥，后半记述八卦所喻事理及意义。

《序卦》，说明本经六十四卦序列的逻辑联系及其意蕴。

《杂卦》，将六十四卦每卦的人文意蕴，以意义相反的两卦为一对，不依本经六十四卦序列，错杂而谈，要言不烦。

《易传》作为第一部易学通论，奠定了易学的基石。其内容主要为儒家人文之思，集中于仁学，以及“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哲学、古筮法遗存、无处不在的用于解易的象数之学。

关于今本《周易》的成书，班固云：“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汉书·艺文志》）此指，上古伏羲 “仰观”“俯察”，“于是始作八卦”（《系辞下》）；中古文王重卦六十四；下古孔子撰《易传》大部分篇章，司马迁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

凡此，皆值得略加辨析。

其一，始创八卦的，应是殷周善于卜筮的巫师、术士。其间，必有原始酋长、英雄人物与圣王等。伏羲作为中华“人文始祖”的一个共名，并非实有其人，如何“始作八卦”？

其二，文王重卦事，《系辞下》确有疑似记述，到底未敢断言。《史记》亦称，西伯“其囚羑里，盖（按：大概义）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周本纪》），未作肯定。今人高亨说：“重卦为何人所作，先秦古书均未道及。”（《周易古经通说》）所言有点绝对。应该说，关于文王重卦，先秦古籍尚未明确断定系文王所为。《易》之筮符的发明，始为“数卦”（数字卦），继而阴阳爻（九、六），再而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终而六十四卦（重卦）系统，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人文时期。数卦，又可能始于更为古悠的数占，与历数相系。殷末西伯（文王）可能有贡献于演《易》六十四，却并非今本《周易》六十四卦的确切作者。

其三，孔子撰《易传》诸篇，恐亦为疑案。

首先，孔子是否《易传》诸篇的作者，《史记·孔子世家》《汉书·艺文志》与《易纬·乾坤凿度》等，都作了肯定性回答。孔颖达《周易正义序》云：“其《彖》《象》等‘十翼’之辞，以为孔子所作，先儒更无异论。”

然而孔子自称“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这在《论语》中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倘孔子撰作《易传》，岂非与《论语》中夫子自道矛盾？

经笔者粗略统计，《易传》载孔子语录凡三十一条（《文言》八、《系辞》二十三），语前标以“子曰”二字，这一文本现象类于《论语》。《论语》体现了孔子的仁学之思，而非孔子所撰，故有诸多“子曰”之语，推而可知《易传》亦非孔子所作。欧阳修《易童子问》曾云：“何谓‘子曰’者？讲师之言也。”岂有自称“师言”的？欧阳修据此提出《易传》非孔子所撰，成为疑孔第一人。

迄今仍有学者认为，仅凭“子曰”有关语录，不足以推翻孔子撰《易传》这一先儒旧说。贾连翔《出土数字卦文献辑释》说“孔子作十翼称‘子曰’，犹司马迁作《史记》称‘太史公曰’，此古人著书通例”，且引李学勤所言“孔子不仅是《易》的读者，也是一定意义上的作者，这正是因为他作了《易传》”为其佐证。（中西书局，2020年，第2页）

问题是，似不宜将“子曰”与“太史公曰”作简单类比。《史记》凡一百三十卷，卷末一般有“太史公曰”一段文字，以作说明或全卷综论，可能是司马迁撰毕全书、逐卷通览时所增写。而《易传》三十一“子曰”之言，显然是作为先师孔子言述的引用而存在，以示尊显与重要。其实《易传》只是引用了孔子之言，而其另有作者，只是今人难以确考姓甚名谁罢了。

原始儒学为孔子的礼仁之学。子贡云：“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可见，“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的“道”，指礼仁意义之人道而非哲学意义之天道。而《易传》尤其是《系辞》与《文言》等篇，却多有思想意蕴深厚、关乎天道的哲学命题，如“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引者按：太之本字）德曰生”“形而上者谓之道”“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之思，其思性底蕴与致思方式，显然与孔子礼仁之学的总体人文特质不符。假设《易传》的作者确系孔子，则须承认历史上除了《论语》的孔子，似乎还有另一个《易传》的孔子，无疑，这是不可能的。

再如关于八卦起源，《易传》共存四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伏羲“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观变于阴阳而立卦”；“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凡此不一、抵牾之处，显然是《易传》非孔圣一人所为的又一证明。

《易传》的基本思想无疑是属儒的，但这不等于说孔子是《易传》的作者。《易传》诸篇，为儒门后学所撰，可以肯定作者并非一人。孔子生前“读《易》，韦编三绝”，必然对易学发表过诸多重要见解，“子曰”之辞，应为儒门后学记忆、传承中的孔子的话，一般难以排除后学对于先师之言的采辑与发挥。

其次，《易传》的成篇年代也是一个颇为烦难的问题。假如《易传》的作者确为孔子，孔子生当春秋末年，则《易传》成篇的年代清楚明白，无需稽考。然而由于《易传》并非孔子所作，所以关于这一问题的看法甚多。

仅就今人而言，李镜池认为，“《彖》《象》二传当著于战国末年至秦汉之间；至《系辞传》恐怕是从汉初直到西汉末”，“《系辞》（包括《文言》——原注）实是西汉时代一班易学家说《易》的遗著的汇录”。（《古史辨》第三册，1931年）

郭沫若称，“‘十翼’不作于孔子，是不待论的”，从《荀子·大略》“《易》之咸，见夫妇”与《彖辞下》“咸，感也”一语判断，《彖辞》作于战国末的荀子之后，《说卦传》以下的《说卦》《序卦》《杂卦》三篇，“出于汉宣帝时”。（《〈周易〉之制作时代》）

张岱年说，“《系辞》的基本部分是战国中期的作品”，“《彖传》应在荀子以前”，“《文言》与《系辞》相类，《象传》与《彖传》相类，应当是战国中后期的作品”。（《论〈易大传〉的著作年代与哲学思想》）

严灵峰指出，《象辞》文字简朴，“是解说爻辞的”，在《易传》诸篇中应为最早成篇，“《大象》（引者按：《象辞》有大、小二篇）多采《论语》《中庸》《大学》各书文字为之，疑系秦政焚书以后”。（《〈易经〉小象成立的年代及其内容》）

高亨说，“《易传》七种大都作于战国时代”，“《彖传》作于《象传》之前”，“《彖传》《象传》《文言》《系辞》当写于魏襄王（引者按：时在战国中期）之前，《说卦》《序卦》《杂卦》可能写于魏襄王之后”。（《周易大传今注·卷首》，齐鲁书社，1979年）

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种种见解，录以备考。有一点可以肯定，《易传》的成篇必经过数代儒生的构思、采辑、撰述、订正、增删与润色，历时颇久。

今本《周易》直接传自汉费直古文本。西汉今文《易》兴，“田何传之，讫于宣、元，有施、孟、梁丘、京氏，列于学官。而民间有费、高二家之说”（《汉书·艺文志》）。民间所传古《易》，居古文经之首，为费氏《易》。据《后汉书·儒林传》，陈元（东汉建武年间博士）与郑众（郑司农，郑兴之子，史称“先郑”）皆传费氏《易》，继而马融、郑玄（史称“后郑”）与荀爽亦为之传。由是，大兴费氏《易》，而京（房）氏《易》衰。今本《周易》体例，原本《易传》十篇附于本经之后，这一编制始于东汉郑玄（《三国志·魏书·高贵乡公髦纪》）。自魏王弼《周易注》始，将《彖辞》《象辞》有关文辞系于相应卦爻辞之后，将《文言》有关文辞系于相应的乾、坤二卦卦爻辞之后，将《系辞》上下、《说卦》、《序卦》与《杂卦》依然系于本经之后，这一体例迄今未变。

研习易学，应以通读今本《周易》入门，亦须掌握诸如“数卦”（数字卦）、战国楚竹书《周易》、帛书《周易》、王家台秦简《归藏》易与清华简《筮法》等相关文史、考古知识与易理，探赜索隐，钩深致远。

本书认为，今本《周易》作为一部典型的从原始巫筮向人文哲学提升的中国古代经典，从本经至《易传》，确是一个以原巫为历史人文之根因、根性而向“史”发展的“综合思想库”，可谓大哉《周易》，天下独步。作为中国文化“巫史传统”的代表作，不乏中华智慧的“现代性资源”，亦难免具有过时、迷信的文化糟粕。读《易》，尤需坚强而冷峻的理性批判。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曾提出“以复古为解放”这一著名的治学命题，即对于“清学”而言，“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研习《周易》，须先习象数（基本的，为爻位、爻时与变卦说等），以经解传而非以《易传》道德说教之类误读本经，尔后知《易传》哲学、仁学与美学之根由，识《易传》之重要，乃可谓“以复古为解放”。以习得象数之学为基础，努力运用文化人类学关于巫学的理念读《易》，汲取、引用古贤笺注、文字训诂的见解，同时纠正其可能的缺失之处，我愿称之为“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