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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曾国藩心目中，家族的分量不亚于朝廷的兴亡。毕竟没有了大清王朝，曾氏家族还要继续生存下去。而在胡林翼心中，国重于家。他一生立身行事很少虑及家族和亲人，为朝廷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所以有如此差别，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曾国藩和胡林翼身处不同的家族中：曾国藩兄弟五人，姊妹四人，上有父母，下有二子；而胡林翼是独生子，又膝下无儿，领兵之时父亲也已经去世，没有太多的直系亲属可以挂念。
咸丰十年，胡林翼病情加重，经常高烧吐血，从病状看，很可能是肺结核晚期。
胡林翼知道自己的病是积劳而成，本来应该长期静养，让自己处于无事、心平气和的状态：“贱恙是伤劳，即俗所谓痨病名也。有事则病，无事则安；心忧则病，心悦则安，大约是做不得官的病。”
“贱恙桐城王医与作梅均言心肺脉模糊，此是最重之症，用一分心即增一分病，用一日心即增十日病。”
但是军中哪有这样的环境，此时内忧外患交集，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交织在一起，他没有一日不处于操劳、焦灼之中，病情只能越来越重。咸丰十年四月，他开始每天吐血一二百口。“吐血每日二百余口，又兼咳嗽甚重。”
他知道自己已经余生不多。
咸丰十年五月，卧病中的胡林翼突然上了一道《敬举贤才力图补救疏》，向皇帝举荐了一大批人才。
说突然，是因为皇帝并没有命他举荐什么贤才，他的这道奏折并非应命而上。
他在奏折的开头就如同作论文一样地说：
臣闻戡乱必在仁贤，理财必先政事。古今无不平之贼，而在先求平贼之人。萧何荐韩信，即拜大将，一军皆惊。光武帻坐，迎见马援，恢廓大度，坦然不疑。是盖深知非常之才，不可以拘牵资格，修节边幅为用也。
接着，他向皇帝举荐了十二个人。其中有道员沈葆桢、李元度二人。胡林翼请皇帝任命他们为巡抚，或者至少是藩臬之任。还有没有进士身份的举人左宗棠和秀才刘蓉，请皇帝令他们各练兵六千，出当大任。此外又推荐八人，“均未曾识面，亦无文字往来”，但是因访闻既确，据实附陈，以备圣明采择。
在传统官场，用人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高级大员的任命权为皇帝专有，除非皇帝主动咨询，否则是不容许臣下随便发表意见的。否则，很容易被怀疑为朋党或者僭越。
胡林冀当然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在奏折的末尾解释他此举的动机：
夫用人行政，朝廷自有大权，举尔所知，刍荛不嫌下问。臣力疾从军，不敢自逸，惟恐先犬马填沟壑。若目睹时局艰危，避忌模棱，知而不言，负恩实大。
原来是因为他估计自己可能活不长了，人之将死，抛开一切顾虑，对皇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因此举荐完贤才后，他又一不做二不休，另上一折，弹劾了一批不称职的大员。他“以捻匪剽掠河南祥符三十州县，祸且延五省，疏劾胜保（以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者）欺谩”
，又举报即将赴任四川总督的曹澍钟夸诈不实，不宜升官：“曹澍钟之巧滑，众皆知之，但无人肯直陈耳。”“查曹澍钟夸诈不实，本不知兵，亦未曾亲历戎行。在广西时，于分内之事一无展布，屡陈川省军情，自谓官民信服，不过欲脱离残破之广西，而莅完善之川省。”荐举新任成都将军东纯负责督办四川军务。
河南、四川等地都非胡林翼管辖，以如此尖刻激烈的语言弹劾与他平级的总督巡抚和统兵大员，在官场上极为犯忌。胡林翼说“臣极知所言为越分”，但是如果不这样做，对国家大局来说非常危险，因此“狂愚之见，伏乞圣明鉴察”。
曾国藩一直苦于不能上结主知，而胡林翼却与咸丰心有灵犀。他的这两道看起来干犯政治纪律的莫名其妙的奏荐和弹劾，性本多疑的咸丰还真听进去了。不但听进去了，并且深为感动，从善如流。五月十一日，他即批复道：
本日据胡林翼陈奏各情，业经降旨，令东纯兼程前往，署理四川总督，并令暂时接办军务，曹澍钟已令回籍终制矣。该抚所保之左宗棠一员，前已有旨，赏给四品京堂，令其襄办曾国藩军务。若令督办川省军务，能否独当一面，于大局有无裨益，即着妥速筹商。如可胜任，即一面令该员迅赴川省，一面奏闻，再降谕旨。其沈葆桢一员，已谕庆端等饬令前赴江西。俟李元度募勇到时，即可驻防一处。刘蓉一员，并谕知骆秉章饬令募勇六千，前赴江浙、皖南等省。
胡林翼推荐的这些人，后来大部分都得到了重用；而曹澍钟则被责令回籍终制，四川总督改用骆秉章。
正如这道奏折所体现的，胡林翼晚年心术达到了“纯忠”无二的程度。
胡林翼对大清王朝的忠诚，不但远过一般官僚，甚至也高于曾国藩。相比胡林翼，曾国藩心中的“杂念”显然要多一些。
曾国藩虽然自诩治军严明，对诸将一视同仁，但是谁都能看出来，曾国藩对自己的兄弟们一直明显偏向。湘军中，曾国荃、曾国葆的势力扩充得非常迅速，军饷、器械比其他人要充足得多。安庆之战和天京之战中，他都安排自己的兄弟曾国荃围城，城下之后可以获得头功，却安排其他人担负更为艰苦也更不易建功的打援任务。结果安庆功成之后，曾国荃所获独丰，多隆阿却怀恨离开湘军集团。
虽然自身非常清廉，但是曾国藩对弟弟曾国荃在战争中的劫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知道，曾国荃并不是为自己一人贪，而是为了“照顾”整个曾氏家族。正是在他的放纵下，曾国荃积累起了数万身家。
曾国藩在家书中不停地讨论自己家族的兴衰，“我家气运太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他自己的出处进退考虑，很多时候都是和家族命运的考虑联系在一起的。“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
总之，曾国藩一生有两个核心焦虑：一个是自己能不能做到圣贤，挽救国家；另一个是曾氏家族能不能光大和永久。在曾国藩心目中，家族的分量不亚于朝廷的兴亡。毕竟没有了大清王朝，曾氏家族还要继续生存下去。
而在胡林翼心中，国重于家。他一生立身行事很少虑及家族和亲人，为朝廷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之所以有如此差别，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曾国藩和胡林翼身处不同的家族中：曾国藩兄弟五人，姊妹四人，上有父母，下有二子；而胡林翼是独生子，又膝下无儿，领兵之时父亲也已经去世，没有太多的直系亲属可以挂念。他可以一心一意，赤心许国。
咸丰十一年二月，胡林翼肺病加重，他在写给官文的信中说：“近来五心烧热如火炙，夜间尤甚。二十六日以后，添咳嗽，吐浓紫色血。……病势危笃，一日不如一日。”
然而在这个时候，胡林翼仍然修学不辍，每日攻读经史。“治经史有常课，仿顾亭林读书法，使人雒诵而己听之，日讲《通鉴》二十页，四子书十页，事繁则半之。而于《论语》尤十反不厌，敦请耆儒……与之上下其议论，旁征列史，兼及时务，虽病至废食，犹于风雪中张幄听讲，不少休。”
每天研习《通鉴》二十页，四书十页。办法是让别人反复诵读，请来老儒名宿一起讨论。特别喜欢温习《论语》。病得吃不下饭，还在风雪呼号的大营中学习不辍。
他还每日自省，“每问：‘吾今日接某人，治某事，颇不悖于斯义否？’其痛自绳削如此”
。
胡林翼专门聘请儒士姚绍崇等人，待以“宾友之礼”，兢兢于“讲学修德”。他说：“自今一言一动不中理道，君等争之。争之不得，至于襆被求去，则我必从。”
也就是说，自今天以后，我的一言一行有任何地方不符合道义，你们都要和我力争。如果力争不成，你们可以以辞职威胁我，那样我肯定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曾国藩是在为官之初痛自磨砺，要求自己的一举一动无不合乎圣人之道，猛火熬炼数年，奠定了一生事业的基础。胡林翼则是在生命走向结束之际，愈加自我淬炼。此时读书悟道，已经不是因为什么实际需要，而纯粹是因为内心的皈依。他“立定志向，在‘理’路上做人，不做不休”，他要求别人劝谏自己，理由是“盖人生晚节末路，不可一毫失著，君等其念之”。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越到生命的终点，他越走得战战兢兢，生怕晚节不保。
胡林翼书法
越是病重之时，理学越成为他分秒不可少的精神支柱，“行军所至，日夕支帐为邸，烧烛席地以讲”。据说有一天胡氏病得厉害，连饭都吃不下，人们劝他稍稍休息一下，可他笑曰：“是口不能食而犹能语言，耳亦犹有闻，岂以病而废学哉！”
胡林翼在晚年达到了中国人所说的圣贤境界。李瀚章说：“公（指胡林翼）生长华胄，少时解衣怒马为跅弛之游。中年折节读书，有心儒先理学。”郭嵩焘说胡氏少负才气，晚年“维德日新，几于哲圣”
。曾国藩的机要幕僚赵烈文言其“始犹英雄举动，继遂渐入道域”
。曾国藩更是有这样的评论：“润公聪明，本可移入霸术一路。近来一味讲求平实朴质，从日行俗事中看出至理来。开口便是正大的话，举笔便是正大之文，不意朋辈中进德之猛有如此者。”
咸丰十一年五月十五日，为了协调军事，曾国藩、胡林翼于东流附近的香口镇见面，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见面。其时，曾国藩癣症复发，“疮痒异常，直无生人之乐”；而胡林翼肺病晚期，吐血不止，神形委顿，不到五十，望之几乎近八十之人。二人为了镇压太平天国，皆已付出全副身心。
与曾国藩会面后不久，胡林翼的病情日趋恶化，每日咳嗽不止，晚上无法睡觉。“贱病血稍止而咳有加，恹恹一榻。偶阅文书一二行，气即上冲，咳即大作。夜间稍合眼辄咳，欲耽半夜之美睡亦不可得，而百年之美睡又不即至，吾命穷矣。”
对胡林翼的病情，曾国藩关心备至，军务缠身，离得又远，无法亲至，但是他经常派人探视病情，频繁去信询问。胡林翼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坦率地说：“然愿即军中以毕此生，无他念也。”
他对曾国藩故作轻松地说：
生死之际，如倦极思得一睡，睡着便安，即“没吾宁也”之义。
“没吾宁也”出自宋代张载《西铭》的最后两句：“存吾顺事，没吾宁也。”人活着的时候应努力尽自己的责任，那么他离开人世的时候，就是安宁的，问心无愧。
八月初一日，湘军终于攻克了安庆，这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非常关键的一次胜利，“捷书至，公忧稍释”。胡林翼自度大限将临，仍力疾从公，为历年在安徽战死与殉难的官绅士庶请求旌恤。他还不知道，咸丰皇帝已于七月十七日崩逝于热河行宫。
不久“旋闻文宗晏驾”。咸丰去世，曾国藩内心可能并无太多悲痛之情，胡林翼却非常伤感。“文宗凶问至。公自以受主知深，追慕沉挚，拊心悲泣。”他想到咸丰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又担心咸丰去世之时，八大臣与两宫矛盾重重，国家前途莫测。“旋闻文宗晏驾承德，哀诏久未下。公忧思彷徨，中宵起立，仰视曰：‘京师必有事。’故病遂加笃。”
他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说，“惟七月十七之事，主少国危，又鲜哲辅，殊堪忧惧”
，咸丰之死所造成的阽危的国势，终于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八月二十六日，胡林翼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濒危时分，胡林翼“喘息仅属”，僚友亲属们来探望时，面对人们的问候与祝愿，他嘴唇翕张，但已说不出话了。左宗棠描述胡氏临终之时的情景说：“公卧射堂，屏退妇稚。血尽嗽急，肤削骨峙，频闻吉语，笑仅见齿。”
八月二十六日亥刻（晚九时），胡林翼病逝，时年五十岁。
胡林翼去世之前，曾国藩还请两位懂医的幕友欧阳小岑与赵烈文，专程前往武昌为胡诊病。到九月初三日，胡林翼的幕僚来信，曾国藩方得知胡林翼病逝，伤痛不能自已，彻夜难眠，“惘惘若有所失”。
回顾他与胡林翼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钦佩又相互批评的交往史，曾国藩叹息说：“从此共事之人，无极合心者矣。”“胡宫保……忧国之诚，进德之猛，好贤之笃，驭将之厚，察吏之严，理财之精，何美不备？何日不新？天下宁复有逮斯人者耶？”
（本文重点参考了董丛林的《胡林翼政迹与人生》一书，以及欧德良的论文《胡林翼理学经世思想研究》中的相关内容，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