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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这两次争执所反映出的，在联合指挥期间，曾、胡二人虽然经常有不同意见，但是彼此都能坦诚相待，不恃客气，顾全大局。“两人间都不乏争议，甚至有时还比较激烈，但这不仅没有妨碍彼此间关系，反而更加深了相互间的理解，在争议之中使得各自意见的正误优劣更加明晰，利于择善而从，统一认识和步调。”
理学理念相同，“经世”之术互异，曾国藩与胡林翼两人在事业上既相知又互补，两人的关系因此成为传统时代人际关系中一个难得的典范。
胡林翼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他永远不能忘记，当初自己离开九江赴湖北作战时，手下的兵将除了六百贵州勇外，都是曾国藩送给他的。他后来攻克武汉，靠的也主要是曾国藩所派的罗泽南部和杨载福（即杨岳斌）部。胡林翼一直感恩戴德，发迹后仍然念念不忘，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说自己的“皮匠小店”，“昔年本钱出于老板”。因此在成为巡抚后，他对曾国藩也全力帮助，不遗余力。
胡林翼自觉地将湖北定位为“湘军大本营”。他在给咸丰的奏折中说：
夫善斗者必扼其吭，善兵者必审其势。今于武、汉设立重镇，则水陆东征之师，恃武、汉为根本。大营有据险之势，军士无反顾之虞。军火米粮委输不绝，伤痍疾病休养得所。……且东征之师，孤军下剿，善战者必伤，久役者必疲，伤病之人留于军中，不仅误战，亦且误饷。若以武、汉之防兵，更番替代，弥缝其阙，则士气常新，军行必利。至水师以炮为利器，炮声震迭，无半年不小修之船，亦无一年不大修之船。更番迭战，以武、汉为归宿，则我兵常处其安，而不处其危矣。
也就是说，战争必须审势，进行整体布局。如果把武汉建设为大本营，则东征的军队有一个可以依靠的根本之地，没有后顾之忧。湖北不光可以成为东征湘军的军饷、军械供应地，也可以成为伤兵治疗休养所，还是水师舰船的维修处。这样，湘军就可以保持永续的战斗力。
胡林翼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胡林翼接手湖北时，“武昌城中，民物凋耗，官场尽如乞丐……六十州县，失陷四十七八处，公私皆搜括一空”
。凭着过人的才智与权术，胡林翼把湖北治理得井井有条，当时湖南岁入不过二百五六十万两，而湖北在胡林翼的治理下岁入达到四百万两。在这四百万两中，他最大限度地投放军需。曾国藩在江西带兵，饷源极其紧张，各省中只有胡林翼竭尽全力，把协济曾军作为自己不可推卸的义务，“馈饷源源不绝”，使湖北成了湘军的大后方、大本营、大血库。
咸丰九年年初，因为湖北财政困难，有部下建议将每月协济曾国藩的饷银由三万两减至二万两，胡林翼坚决不同意。他说：“此万不可行之事。涤公忠义冠时，斧柯未具，专恃湘、鄂之饷，无论如何亏欠，此三万者，必不可丝毫欠缺。”
也就是说，曾国藩忠义无双，对大局特别重要，现在没有别的饷源，主要依靠湖南、湖北，所以无论财政怎么困难，这三万两都不能不供给他。
事实上，胡林翼不仅保证了湖北的饷银，还利用自己的人际资源，经常出面替曾国藩向四川、陕西、山西等省催要军饷，在关键时刻多次帮了曾国藩的大忙。
就在胡林翼在湖北呼风唤雨之时，曾国藩却陷入了人生最困难的阶段。他在江西因为没有地方实权，“不管吏事，权轻饷绌”，“列郡多陷者”，到处被人排挤，实在是干不下去了，于是借父丧的机会回到湘乡，居家期间伸手向咸丰要官。没想到咸丰认为此时太平军因内讧实力已经衰落，不用曾国藩也可以平定，所以干脆解除了他的兵权，让他在家守孝。
这一尴尬的境地，让曾国藩感觉非常痛苦。
在这种情况下，左宗棠对曾国藩的态度是板起面孔，厉声批评，搬出君臣大义，指责他不应该和皇帝讲条件。胡林翼的反应却完全不同，他完全理解曾国藩的苦衷，并且一再为曾国藩鸣冤叫屈。他在书信中说：“此老有武侯之勋名，而尚未得位；有丙吉之阴德，而尚未即报。”
也就是说，曾国藩有诸葛亮那样的功劳，却没有相应的地位；有汉名臣丙吉那样保护皇室的大德，却没有得到皇帝的认可。“频年做客，仰食于人，金石孤忠，可敬可念。”
长年替各省卖命，吃各省的粮饷，半饥半饱，却不改孤忠，实在可敬。
他说出了曾国藩自己无法说的心里话。这样的人，才是曾国藩的知音。
曾国藩回籍蛰居期间，丧失了对湘军的直接指挥权。原在他手下的不少重要将领，陆陆续续改归胡林翼指挥。从那时起，胡林翼就临时接替了曾国藩湘军领袖的地位，成了维系湘系势力的核心。正是因为他的苦心调护，湘系势力才没有四分五裂。所以李续宾当时说，“时事大艰”，他与杨载福、彭玉麟等人“共事一方，水陆士卒幸皆联成一心，和衷共济，赖润公（指胡林翼）维持其间”
。否则湘军可能已经被和春、胜保等统帅的国家正规军分块吞并，不再成为一个整体。
曾国藩因此也放下心来，对胡林翼感激万分。他说：“江、楚、皖、豫诸将帅，惟润帅能调和一气，联合一家。”江西、湖南、安徽、河南四省的军队，全是因为胡林翼协调，才能消泯矛盾，团结一致。“万一有它，四省大局，实虞其散”
。
胡林翼致曾国藩信
虽然实力上早已经成为湘军集团的一把手，但是胡林翼在湘军中始终把握一个定位，那就是自居于二把手的位置，“名位既与曾公并（其实其位已在曾国藩之上），且握兵饷权，所以事曾公弥谨”
，从来不想挑战曾国藩的领袖地位，凡有重大举动，必和曾国藩商量而后行。这不仅仅是私人关系上的谦让，更重要的是因为曾国藩在湘系中的影响无人可以代替。胡林翼主动居于次席，既是对曾国藩这个恩主的尊重，也是基于自知之明，因为维护曾国藩这面大旗，对湘系集团的团结，对自己的协调指挥更有好处。
曾国藩居乡期间，心灰意冷，一度以为平定太平天国的战事与自己没什么关系了。胡林翼却千方百计、绞尽脑汁，为曾国藩创造再次出山的机会。早在咸丰七年秋，他就曾上奏咸丰，借口浙江形势危急，请他起用曾国藩，“以一事权”。结果咸丰拒不同意。天京内讧之后，石达开率二十万大军从南京出走杀入浙江。浙江是清朝重要的财赋基地，皇帝非常重视。于是胡林翼抓住这个机会，奏请由曾国藩带兵去救援浙江。
咸丰环顾四周，确实没有其他合适人选，只好同意了胡林翼的请求，再次起用曾国藩。
曾国藩再度出山之后，仍然处于困境中。因为皇帝仍然不想给他督抚之权，只是让他当游击之师，当救火队长。一开始是命他援浙，等浙江形势不再紧张后，又命他入闽、入川、援皖，命令朝三暮四，让曾国藩左右为难。连江西巡抚耆龄也自不量力，想调动指挥曾国藩，要他驻守九江。曾国藩“倏而入川，倏而援闽，毫不能自主”。真是四顾茫茫，无所适从。
幸好有胡林翼苦心替他筹划出处。
咸丰九年秋，石达开部在浙江、福建等地施展不开，又试图进军四川，开辟新局面。咸丰皇帝见状大惊，仓皇议防。胡林翼感觉这是给曾国藩谋得督抚地位的大好机会，于是计划与官文合作，“频说官文合奏，请诏曾国藩援蜀，冀朝命以授总督”，为曾国藩取得四川总督一职。
胡林翼给官文写了一封长达三千字的密信，摆出八条理由，诱说官文向朝廷密荐曾国藩当总督。在这封信的结尾，胡林翼甚至吹捧官文之“心术德量”可与陶澍、林则徐相比，要求他的密折必须“精心结撰”，“尤以必得总督为要着”。
官文倒也听话，真的精心措辞，写了一封奏折，内容说：
奴才不揣愚昧，伏求皇上天恩，饬令曾国藩酌带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水陆精锐将士，由楚江驶入蜀中，限五十日到夔州，责以守蜀之任……抑奴才更有请者，凡客兵之人，他省非有统辖之权，不能与本省兵勇联为一气；又军行饷糈为重，未有封圻之责，即无筹饷之方。……曾国藩廉介性成，于财赋兵农素所深究，若得假以尺寸之柄，必能通筹全局，以浚饷源而裕天储。
带兵打仗没有行政权，就无法与当地官场结为一体。没有财权，就不能保障军饷。理由说得非常充分。可是咸丰皇帝实在太固执了，亲信的意见竟然也不起作用。疏入之后，咸丰仍施故技，只令曾国藩入川带军，不给他总督之职。这样一来，曾国藩入川之后，就会重复他在江西被当地官员排挤敌视的经历。何况曾国藩和胡林翼都知道，石达开这次西进，表面上声势浩大，实际上已经是强弩之末，在军事上并不足为虑。于是胡林翼转而怂恿官文再次上奏，不让曾国藩入蜀，而是留下来与胡林翼合军一处，共同收复安徽。
官文确实与胡林翼“团结如一人”，马上又老老实实按胡林翼的口径写了一封奏折。于是，皇帝同意曾国藩留下来与胡林翼合军一处。曾国藩终于摆脱了西上四川、客军虚寄之苦。
朋友如胡林翼者，方可称“为人谋而忠”。
曾国藩后来回忆这段经历说：“（咸丰）八年起复后，倏而入川，倏而援闽，毫不能自主。到九年与鄂合军，胡咏芝事事相顾，彼此一家，始得稍自展布以有今日，诚令人念之不忘。”
皇帝之所以同意曾国藩留下来与胡林翼进兵安徽，是因为曾国藩出山不久，就发生了轰动一时的“三河惨败”事件。
天京事变之后，朝廷本以为太平军指日可平，没想到濒死的太平天国活力居然又渐渐恢复。
石达开出走之后，洪秀全放手起用陈玉成、李秀成等一批年轻有为的天才将领，解决了失去杨秀清、石达开导致的人才危机。清军江南、江北大营在天京内讧后加紧进攻，想在咸丰八年内就攻陷天京。李秀成、陈玉成为解天京之围，施围魏救赵之计，进军安徽庐州（今合肥），把江北大营的清军调动出来，连战连胜之，遂破江北大营。
庐州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安庆失陷后，这里是安徽省府。所以咸丰皇帝非常着急，命令湘军名将李续宾立即夺回庐州，并且在数天之内，连下严命。李续宾连年苦战未得休整，进入安徽后又孤军深入，屡犯兵家大忌。于是他派人回武昌报告，请求派兵援助。
不料这一年七月十一日，胡林翼因母亲去世，已经丁忧返乡。湖北全权，归官文一人掌握。官文一直以来对湘军诸将并无好感，之所以没有掣肘湘军，只是因为有胡林翼调护。胡林翼一回老家，湘军集团就事事不顺。
《藤花馆掌故笔记》中说，李续宾向湖北请求救兵之时，“胡文忠亦守制，居益阳故里，鄂中军务由官文恭主持。文恭颇不嫌于忠武（指李续宾）”
。
也就是说，此时胡林翼在湖南益阳老家守孝，军务由官文主持，官文一向不喜欢李续宾。
当时湖北有李续宜所率四千人、唐训方所率三千人，是完全有兵可派的。然而，官文收到李续宾的告急书后，一不发兵增援，二不令其退兵，让他陷于进退维谷的困境。《湘军志》中称：“林翼已持丧还葬，官文得书，笑曰：‘李九所向无前，今军威已振，何攻之不克，岂少我哉！’遍示司道，皆以续宾用兵如神，无所用援。续宾虽请援，亦不肯留军示怯懦，则进三河。”
官文说，李老九一向勇敢无敌，如今为什么突然懦弱不前，难道是看不起我吗？他的属下也都说不用救援。
李续宾遂陷于死地，太平军发起进攻，不过几天的时间，湘军六千精锐即被全歼，李续宾及曾国藩的亲弟弟曾国华皆死于军中。三河一败，安徽全省糜烂，太平军乘胜连续拿下舒城、桐城、潜山、太湖。
李续宾是罗泽南的接班人，是罗泽南之后湘军中最重要的骨干，陈玉成歼此一军，不仅使太平军重振军威，也使整个战局发生重大扭转。曾国藩一年之内消灭太平天国的乐观预想彻底破灭了。他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说：“军情变幻不测，春夏间方冀此贼指日可平，不图……有三河之大变，全局破坏，与咸丰四年冬间相似，情怀难堪。”
也就是说，三河之战引起双方攻守形势的变化，与当年湖口、九江之战差不多，足见此败影响之大。胡林翼闻讯更是痛心疾首，“大恸仆地，呕血不能起”，“彻日彻夜彷徨惊惧”。
通过三河之败，我们更可以看出胡林翼在当时天下军事大局中的重要性。如果不是他回家奔丧，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惨剧。可见湘军与朝廷特别是满洲亲贵之间，离不开胡林翼这样一个双方都信任的人居中调护。曾国藩在给左宗棠的信中这样说：“自润公去位，全局皆呆。”
所以曾国藩再三写信，力劝胡林翼夺情出山。胡林翼事母至孝，本以“丁忧复起，名教攸关”，想守完三年孝期再说，但曾国藩苦苦劝说，指出如果朝廷另简他人出任湖北巡抚，湖北就不再是湘军大本营，天下事将越发不可收拾。胡林翼不得不再度出山，受印治事。
胡林翼和曾国藩至此进一步并肩战斗，谋划共同收复安徽，湘军从此进入双峰并峙的双头领导时期。
曾国藩和胡林翼都对并肩指挥充满期待。他们都认为，二人合军，集二人智力之所长，思虑能更周密。
曾国藩与胡林翼这对组合确实称得上珠联璧合。这两个人都以理学为信仰，价值理念高度一致，同时性格和作风上又有明显差异。曾国藩为人持重儒缓，胡林翼则大胆急进。曾国藩包容大度，但是又有些书生气；胡林翼“聪敏豁达，事至应机立断……不以例文拘束”
。原来构成二人初期交往障碍的性格反差，此时却成为难得的互补因素，有助于战略思考和决策的全面性。要收复安徽，首先要拿下安庆。要拿下安庆，首先要拿下由湖北进军安庆的要道太湖（安徽太湖，非江苏太湖）。曾、胡二人经过会商，迅速拟定了进攻路线。
但是，有合作就会有冲突。双头领导肯定会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关于任命谁为前敌总指挥，曾国藩和胡林翼展开了激烈争论。
进攻太湖的军队，由多隆阿、鲍超、蒋凝学、唐训方四部组成，这四部组合完成后，四个将军中，谁成为前敌总指挥就成了一个关键问题。
这四部中，鲍超、蒋凝学、唐训方都是湘系人马，只有多隆阿一个是旗人。多隆阿隶属满洲正白旗，擅长指挥马队。咸丰六年，他被湖广总督官文调至湖北，归胡林翼统领，经胡林翼按湘军的营规改编，成为湘军中的一员。通过一系列战斗，多隆阿逐渐与湘军第一名将鲍超齐名，有“多龙鲍虎”之誉。
曾国藩认为，四人当中，湘军出身的将领占三人，因此理所应当重用湘军将领，特别是以名望最高的鲍超为统帅。但是胡林翼打算让多隆阿出任总指挥。理由有二，一是多隆阿的智谋高于鲍超。虽然多隆阿为人“意忌情深，忮心尤胜”，但“其临阵料贼，明决如神，骁果冠伦，实有可凭”
。相比之下，鲍超有勇无谋，没有当总指挥的素质。
二则是多隆阿的旗人身份。
胡林翼一贯重视“调和满汉”。咸丰皇帝之所以一再防范曾国藩，主要是因为心中那条绷得极紧的“满汉之防”的防线。胡林翼因此特别注意笼络、结交旗人，除了官文外，他与文庆、肃顺、僧格林沁等人的关系都处理得不错。在与曾国藩合军收复安徽的过程中，胡林翼也处处注意调和满汉。他重视多隆阿，正如曾国藩当初重用塔齐布，是为了向朝廷表示湘军并无满汉之分，以赢得朝廷的信任。因此他明确地说，多隆阿是“天子之使”，以满族将领的身份总统前敌乃是“名正言顺”。
胡林翼的意见一出，不但曾国藩不同意，其他湘军将领也纷纷反对，以“多隆阿新贵重，诸将不乐出其下”。
这段时间，胡、曾两人频繁联系，“一日一书”，甚至一日两书或更多。曾国藩连日写信给胡林翼，坚持反对意见。他主要担心鲍超在多隆阿的指挥下能否用命。他认为“近年鲍之战功比多更伟”，况且鲍超本来就“不服多之为人，深恐归其节制”。
然而，胡林翼仍然认为多隆阿是最优人选。他说，鲍超是他胡林翼久用之将，自己待他如兄弟，让他委屈一些，他也无话可说。
董丛林评价说：
多隆阿当时领兵较多，颇有实力，若激其不满而借故退离战线，对战事的影响将是全局性的。而出自胡林翼麾下的嫡系湘将鲍超，即使产生不满，也较易于被说服和掌控。胡林翼甚至做了最坏打算，“如因此而鲍请退，则留其兵与多”。总之，胡林翼力主条件更合适的多隆阿任前敌统领，事实证明他最后如此拍板决断，诚有必要。
此时军情非常紧张，胡林翼结营山阿，风雪漫天，“独居深念，恒用隐忧，以谓事权不一，兵家所忌”，熟计之下，不待曾国藩同意，“一夕，忽蹶起”，径自拍板，以所统诸军悉隶多隆阿调遣。
此举令“诸军大惊”，“曾公得咨文，忧疑终日”。但事已至此，曾国藩没有过分固执己见，看到胡林翼对此已有“确见”，曾国藩从“勿必、勿固”的原则出发，表示他初到安徽“情形较生”，于前面之说“不敢固执”。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
钧意如有确见，即可早定。侍情形较生，不敢固执……
这样，多隆阿正式总统前敌各军。从事后的发展来看，胡氏此举对应对事权不一、多头涣散的安徽战局至关重要。事情定下来后，其他各将也就各从其分，听从指挥，特别是鲍超在胡林翼的劝说下也能积极用命。咸丰九年十月，湘军对太湖发动进攻。多隆阿在战争中能“统筹大局”，“会商诸军”，“谋勇兼优”，指挥合理，取得了太湖、潜山大胜，击毙太平军两万余人。“皖事大定，楚边始得稍息，文正亦甚服焉。”
曾、胡合作期间，另一次比较大的争执是关于围攻安庆期间是否救援武汉。
打通了湖北通往安徽的道路后，湘军顺利进军，不久便将安庆团团围住。陈玉成多次救援，都无法突破多隆阿的防线。咸丰十一年春天，太平军为了解安庆之围，再一次发动西征，威胁武汉。胡林翼身为湖北巡抚，手足无措，急得吐血，以至于有“笨人下棋，死不顾家”之叹，多次要求曾国藩派鲍超或多隆阿救援武汉。
曾国藩看出这是陈玉成的调虎离山之计，判断此举不过是为解安庆之围，因此不为所动。他说“去年之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
，“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
。
曾国藩说，太平军并不是真的要拿下武汉。即使拿下武汉，对整个战局的影响也并不是特别大。“无论武汉之或保或否，总以狗逆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
所以他咬定青山不放松，坚持留住多隆阿和鲍超，继续围困安庆。他恐曾国荃壕墙不守，将胡林翼希望调去援鄂的鲍超霆营留在宿松以备救援，实际上是将鲍军当成了他的战役总预备队。
战略上有一条基本原则，就是致人而不致于人，也就是要迫使对方按照自己的战略安排行动，迫使对方跟着自己的步调走。从这个角度看，曾国藩做的是对的。但是曾国藩做出这个决策，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因为陈玉成的太平军在湖北势如破竹，取得了很多胜利，让身为湖北巡抚的胡林翼日夜不能安枕。如果武昌真的失守，不但胡林翼要面临重责，曾国藩也会背上背信弃义的骂名。幸好陈玉成最后没能拿下武汉，免去了一场虚惊。而湘军对安庆的围困没有受到干扰，后来终于按计划将这座至关重要的城市拿下，让整个局势彻底明朗。事后胡林翼对曾国藩的决定表示充分理解，没有发出丝毫怨言。
正如这两次争执所反映出的，在联合指挥期间，曾、胡二人虽然经常有不同意见，但是彼此都能坦诚相待，不恃客气，顾全大局。“两人间都不乏争议，甚至有时还比较激烈，但这不仅没有妨碍彼此间关系，反而更加深了相互间的理解，在争议之中使得各自意见的正误优劣更加明晰，利于择善而从，统一认识和步调。”
在越来越深入的合作中，两个人的友谊也日渐加深。他们相互信任，相互欣赏。胡林翼对曾国藩尊重有加，对别人说：“吾于当世贤者，可谓倾心以事矣。而人终乐从曾公，其至诚出于天性，感人深故也。”
而曾国藩则评价胡氏“忧国之诚，进德之猛，好贤之笃，驭将之厚，察吏之严，理财之精，微特同时辈流不逮，即求之古人，亦岂多得？”
。
两个人更相互砥砺，达到了孔子所谓“友直，友谅”的层次。曾国藩曾写信给胡林翼说：“此后侍（自称）与老前辈（指胡林翼）当谨守准绳，互相规劝，不可互相奖饰，互相包荒。”
也就是说，我们两个人约定，从此以后要以圣贤的准则相互给对方挑毛病，而不能相互戴高帽，相互包容过错。
就在曾、胡二人合兵安徽之时，长江下游起了变故。原来，太平军彻底摧毁了江南大营。原两江总督何桂清出逃，总督位置出缺。
咸丰皇帝不得不进一步重用曾国藩，任命他为两江总督。
得知曾国藩终于得到了督抚之位，胡林翼喜出望外。他深知曾国藩对这一头衔的渴望。得到这一任命，曾国藩终于有了募兵筹饷的实权，不像之前以一空头侍郎带兵，寄人篱下，处处要看他人脸色行事。胡林翼高兴地说：“涤帅诚得督符兵符则否极而泰，剥极而复。天下士气为之一振，二三年后，吴患当少纾耳。”
其实这个江督之位，按资历本来应该是他胡林翼的。两江总督出现空缺时，咸丰皇帝的第一反应是把胡林翼调往两江，只因为肃顺提醒他“胡林翼在湖北措注尽善，未可挪动”，他才改了主意。
巡抚和总督毕竟不同，如果能成为总督，则胡林翼个人的功名就达到顶点了。
但是胡林翼并无此想，因为他此时已经身患重病。
胡林翼的身体一直不太好，中年以后更因为过度劳累，积劳成疾。自咸丰四年起，他就开始患上失眠症，此症“五、六、七年每年加增”，年年加重，到后来“其不寐之状，遇夜尤甚，必俟黎明乃得安枕”。此外，还有经常性腹泻，“每间一二月即犯三五日”。到了咸丰六年，这种症状加重，“无三五日不病者”。再后来他又得了肺病，根据病状分析，应该是肺结核。曾、胡合兵之后，他的病状日益加重。他曾悲观地说：“林翼精力殆将不支，然无法可避，只合干去。譬之大海遭风，不行亦未必活命也。”
此时的他早已消尽身世功名之念，一思一虑，皆从天下大局出发。因此听说曾国藩获得江督之位的消息，胡林翼心情大好，病情也有了起色，“弟本孱弱奄奄，近日因涤丈之督吴，又冀幸正气可申，元气可转，精神气象亦且增旺”
。
高兴之余，他对曾国藩也不免有担心。因为在他看来，曾国藩的性格过于保守持重，有时还有点固执己见，这会影响他充分用好这个两江总督的权力，迅速平定太平天国。
因此，当曾国藩来信请教这个两江总督怎么个当法之时，胡林翼针对曾国藩的个性，为曾国藩拟定了一个大胆的进取方略：“奉初一日手教，思拟再四，竟须放胆放手乃可有济。”
他建议曾国藩，一要大胆起用湘系人马，比如李元度、李鸿章、沈葆桢、李瀚章等人，分任地方巡抚，迅速拿定地方大权。当此苏浙沦陷、官员或死或逃之际，正是破除旧官场中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之羁绊，放开手脚用人的大好时机，不能顾虑他人议论，缩手缩脚。
二要迅速扩军，加大募兵数量，在数量上压倒太平军。“加募四万人”，“破格请将，放胆添兵”，并且强拉刘蓉等将才前来带兵，“办此等事，非强拉人不为功，莫过于慈和也”。在军事上，按照朝廷“兼程前进，收复失地”的旨意，分兵奇袭，一出杭州，一出淮扬，迅速在长江下游与太平军展开全面争夺。
针对曾国藩过于谦谨退让的性格弱点，胡林翼更激劝他要包揽把持，“长驾远驱”。他告诫曾国藩“放胆放手大踏步”，“毋专取丞相谨慎为也”
，也就是告诫曾国藩不要像诸葛亮一样，只求谨慎，而错过了进兵的大好时机。
这些建议，充分体现出曾、胡二人的个性差异。曾国藩持重，作战总要算到十分才行，难免就有黏滞、拘泥之处。相反，胡林翼认为，军事“本无万全之策”，“约不过五六分可靠，便应放手放胆”
，更愿意冒风险。譬如下围棋，曾国藩不论和谁下棋，总是以厚势为主，以防守为上，有十足把握才敢进攻。而胡林翼则是先大致判断一下对手，如果明显弱于自己，不妨一上来就如砍瓜切菜，大开杀戒，杀个痛快淋漓。因此胡林翼总是忍不住催曾国藩“毋专取丞相谨慎为也”。
果不出胡林翼所料，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战略布局一开始确实表现得过于保守。胡林翼建议他大踏步进军，他却不敢以区区万人径赴太平军密集之地，不管朝廷如何督责，胡林翼如何激将，他总是以不变应万变：牢守方，先清安徽，次及吴越。胡林翼非常着急，认为这是“急脉缓受，大题小做，或恐不济”，甚至向曾国藩发火说：“有此一副大本领，而迟迟不肯放手，吾且怨丈矣。”
胡林翼在写给阎敬铭的信中更这样说：
涤帅于徽、宁之事，处处棘手。其治兵也，防患过深，如豳人塞向瑾户之法。窃恐德足以入文庙，功必不足入太庙，吴人渐怨。异日稗官野史，将蒙千古之忧。此一代苦节名臣也，心甚念之。
豳人塞向瑾户，是指天气要冷了，农民就把朝北的窗户堵上，把门抹上泥巴，在黑洞洞的房间里忍着。这是批评曾国藩过分谨慎。
不过曾国藩还是吸收了胡林翼的部分建议，在人事安排上大胆以自己的嫡系掌握地方实权，破格推荐沈葆桢为江西巡抚，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李续宜为安徽巡抚。在兵力上则以左宗棠一支率先攻入浙江，这一布置相当于胡氏规划的三支中的南支。
老成持重再进一步就是贻误战机，明快进取也容易一着不慎，得不偿失。曾国藩的迂缓在胡林翼的促动下没有坚持到底，胡林翼的操切也在曾国藩的中和下没有形成风险。正如这次的意见交锋一样，两个人性格的互补对事业发展形成了良好助力。
胡林翼劝曾国藩“包揽把持”，也就意味着他主动把手中的湘系核心地位转回给曾国藩。胡林翼非常乐于这样做。为了增强曾国藩的权势，胡林翼全面配合，无所顾惜。
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与胡林翼的分工有所调整。他自己离开安庆，跨江进驻皖南。胡林翼则留下来，与曾国荃一起继续围困安庆。为了增强自己的实力，曾国藩请胡林冀把最精锐的部下鲍超一部六千人划给他指挥。如同当初曾国藩同意罗泽南支援武汉一样，胡林翼也毫不犹豫，慨然应允。
鲍超是湘军中的一员猛将。他本是四川人，家世极贫，流落湖南，一度沦落到了形同乞丐的地步。投入湘军之后，因为作战勇猛，很快从一个普通士兵升为军官。鲍超出身行伍，目不识丁，是一个纯粹的武人，虽“英鸷无比，而天资太钝”。但是胡林翼对他绝无歧视，“不以行伍之人视之，亦不以部曲待之矣”，“深相器重，约为昆弟之交”
，居然与之结为异姓兄弟。在胡林翼的培养下，鲍超成为后期湘军中第一猛将，作战最为得力。能慨然以此军相赠，足可见胡林翼待曾国藩之诚。
不光慷慨地把鲍超送给曾国藩，在协调曾、鲍的关系上，胡林翼也费了不少心思。
鲍超刚刚从胡林翼麾下转归入曾国藩手下时，一时不能适应。
鲍超是个好财喜货之人，胡林翼因此在金钱上对他非常大方，“治军以整纲纪为先务，不在小费”
。开始时，鲍部军纪很差，获胜后常纵兵大掠。“或告公。公曰：‘春霆，豪杰也，吾自有法待之。’翌日忠壮（鲍超谥忠壮）来谒公，自其为偏裨时已爱之，呼为弟。至是劳苦良久，细询其家，月须用金若干，为之筹划周挚。且曰：‘吾弟尽瘁王事，岂可使有后顾忧哉！’因按月如数代寄归，由是忠壮感激，不复如前所为。”
也就是说，鲍超贪财，胡林翼说，鲍超是豪杰之士，我自有办法对待他。于是胡林翼细问鲍超家里需要多少钱，为他筹划周详，按月寄钱。从此，鲍超部的军纪多少好了些。
但是，曾国藩对部下就没有这样的权术手段。曾国藩用人强调“慎用”“严绳”，原则性过强，连他自己有时都感觉“失之过严”。刚刚归入曾国藩麾下时，鲍超正回川省亲，迟迟未归。曾国藩见大战即将开始，“以檄促之”。鲍超在路上“禀请曾相借发二千金寄家。曾相斥之，谓时事孔亟，毋得迟迟其行。今且未立一功，而先谋家室，将何以服前敌军心？”
。
鲍超要两千两银子才肯动身，曾国藩却不给他这笔钱，而是责以大义。胡林翼一听，“即自寄三千金赠之。春霆深感激，致死力焉”。
咸丰十年秋，安庆之围正处在关键时刻，第二次鸦片战争也进行到最激烈的关头，英法联军进抵北京城下。胜保奉命勤王，向皇帝指名要奏调鲍超一军北上归他指挥。胜保在政治上一直是湘军的敌人，这显然是旗人将领想削弱湘军的一个计策。
此时鲍超对曾国藩的严格管束仍然心有不惬，于是跃跃欲试，曾国藩当然不同意。鲍超遂派人征询胡林翼的意见。胡林翼得知后十分生气，当即写信给鲍超，把他臭骂了一顿。
胡林翼说，你鲍超真是个糊涂人，枉费了曾国藩培养你的一片苦心，为小人胜保所愚弄而不自知：“涤帅（指曾国藩）与兄（指胡自己）深知其（指胜保）为人忮忌贪诈，专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将。弟（指鲍超）若北援，无论南北风气异宜，长途饷项军火，无人主持，且必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名也。”
胡林翼说，如果是我胡林翼或者曾国藩亲自带兵北上，则能保证你不会受别人的气。所以，曾国藩不让你北上，是爱护你。“以兄与涤帅若能北行，则所带将士或不致十分饥困，亦不致受人磨折也。弟若知涤帅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流涕之不暇。涤帅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也……吾弟尚不知涤帅苦心婆心，救全弟命之诚，故不惜反复言之。”
他对鲍超说，你是个笨人，要老老实实听曾国藩的话；还以古人韩信、张苍的故事，讽劝他不要有什么二心。“弟于世事太愚，当一心敬事涤帅，毋得稍有怠玩。自来义士忠臣，于曾经受恩之人，必终身奉事惟谨。韩信为王，而不忘漂母一饭之恩；张苍作相，而退朝即奉事王陵，及王陵之妻如父母，终身不改。此其存心正大仁厚，可师可法。弟以一协标兵，受涤帅之知遇，一年拔至守备加都司，此次以旧率归旧部，岂忍萌妄念哉！”
信尾，他又说：“手此缕缕训弟，皆一片良心之言。千古药石之言，弟可熟读莫忘。”
鲍超见到这封信，才恍然大悟，从此老老实实听曾国藩的话，不再起异心。
就像在协调曾、鲍关系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那样，如果说曾国藩是湘军之严父，那么胡林翼就是湘军之慈母。
胡林翼认为，湘军事业能否成功，关键在于内部是否和谐：“事之成败，不争贼之强弱多寡，而在我辈之和与不和、慎与不慎耳。”他说，“军中之事，不患兵力之不勇，而患兵心之不齐”
。因此，他一直有意识地充分发挥自己在整个湘系集团中的联系人、调解者的作用。
我们来看看他在左宗棠的一生事业中所发挥的协调、帮助作用。
开头我们提到，胡、左二人在道光十三年相识并定交。三年后，陶澍唯一的儿子又娶了左宗棠的女儿。这样一来，左宗棠和胡林翼又成了亲戚，不过左宗棠长了胡林翼一辈，成了“季丈”。
此后二人交往自然更加亲密。左宗棠常年居住在陶澍家里，替陶澍理家课子，长达八年。胡林翼也多次前往陶家，住在岳父家里。“林翼与先生风雨联床，彻夜谈古今大政。”
彼此的了解越来越深，两个人在政局、人事、古今人物品评等方面的观点高度一致。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两人）古今大政，以及古来圣贤、豪杰、大儒、名臣之用心行事，无所不谈，无所不合。”
左宗棠性格刚直，为人自大，他自己也承认“我刚而偏”，一般人很难和他合得来，连湘军集团中的很多人都看不惯他。曾国藩的好友刘蓉痛恨左宗棠，说左氏“立功一时，而流毒于十数年之后”
；另一位好友郭嵩焘后来也和左宗棠成了死对头；李鸿章和左宗棠晚年也一直面和心不和。湘系之外的人，很多对左氏更是深恶痛绝。比如曾任江西布政使的张集馨，在回忆录中满怀怨愤地骂左宗棠“存心阴险，极不易交”
。
能和这样的人保持一生的朋友关系是不容易的。好在胡林翼情商极高，知道如何捋这样的“顺毛驴”，所以两个人相交越来越深，甚至达到了无话不说、相互攻错的程度。在朋友中，只有胡林翼敢于毫不客气地指出左宗棠的缺点。左宗棠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润之前在此会葬，盘桓十日而别，深信宗棠相与之诚，而以虑事太密、论事太尽为宗棠戒，切中弊病，为之欣服不已。”
胡林翼说左宗棠的毛病是考虑事情太过严密，论断事情话说得不留余地。这话如果是别人说出来，左宗棠肯定会当场翻脸；胡林翼说出来，左宗棠居然能痛快接受，并且还表示欣悦佩服。
左宗棠虽然一身臭毛病，但毕竟才华出众，无人能比。为了让只有举人身份的左宗棠不埋没在深山中，胡林翼不遗余力，反复向他所认识的封疆大吏们进行推荐。他最早曾向林则徐推荐过，林则徐已经首肯，左宗棠却因为家事牵绊，没能出山。后来胡林翼又多次向湖广总督程矞采推荐左宗棠，称左氏“有异才，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品高学博，性至廉洁”，“读本朝宪章最多，其识议亦绝异。其体察人情，通晓治略，当为近日楚材第一”，“才学识力，冠绝一时”云云，极尽揄扬之能事。
可惜程氏没有识人之才，没有被胡林翼热情洋溢的推荐打动。
到了咸丰二年，张亮基出任湖南巡抚，胡林翼正在贵州知府任上，又多次向张亮基全力推荐。胡林翼在给张亮基的信中这样说：
……左子季高，则深知其才品超冠等伦，曾三次荐呈夹袋中，未蒙招致。此人廉介刚方，秉性良实，忠肝义胆，与时俗迥异。其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精通时务。访问之余，定蒙赏鉴。即使所谋有成，必不受赏，更无论世俗之利欲矣。
时事孔棘，得人为先。……计惟有举贤才以赞幕府，方为忠爱之至。计野人葵藿之诚，盖为此也。
他反复四次向张亮基推荐，终于让张亮基动了心，决定礼聘左氏。然而，推动左氏出山工程至此才算完成一半，剩下的一半是要做左宗棠的工作。因为左宗棠虽然满怀用世之志，但是架子一直端得很高，总是摆出一副不屑出山的姿态，胡林翼全力举荐，他却“屡加诮让”。张亮基两次派人去请，左宗棠也坚拒不出。张亮基只好请胡林翼想想办法。胡林翼殚精竭虑，巧妙措辞，写信给左宗棠，劝他“屈己救人”。胡林翼说：
张中丞两次专人备礼，走请先生。一阻于兵，其一计已登青览。
……（张中丞）言思君如饥渴。中丞才智英武，肝胆血性，一时无两。……默计楚祸方烈，天下之祸方始，非才不济，而大勋必成于张中丞……
……林翼之意，非欲溷公于非地，惟桑梓之祸，见之甚明，而忍而不言，非林翼所以居心。设先生屈己以救楚人，较唐荆州之出山，所补尤大，所失尤小。设程制军听余言而坚求先生，楚祸何至如是之亟！区区爱国爱乡里愚诚，未蒙深察，且加诮让，且入山从此日深。异哉，先生之自为计则得矣！须知自古圣贤仙佛、英雄豪杰，无不以济人济物为本，无不以损己利人为正道。先生高则高矣，先代积累二百年，虚生此独善之身，谅亦心所不忍出也。
胡林翼把左宗棠捧到圣贤仙佛的高度，还说左氏如不出山，对不起两百年历代祖宗积累的德业。这样的高帽送上去，左宗棠才半推半就地出山，开始了他那非同寻常的幕僚生涯。
左宗棠出身仅为举人，门第不过中农。如果没有掌握广泛人际资源的胡林翼如此全力举荐，他绝不可能一跃而成为一省巡抚的主要幕宾，一出山就左右全省事务。可以说，左宗棠的一生事业都是胡林翼为他打下的基础。
而在左宗棠遇到危难时，胡林翼更是全力相救。
咸丰九年，永州镇总兵樊燮控告左宗棠劣幕不法。咸丰诏命官文查办，说如果左氏确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
曾国藩、郭嵩焘等一干朋友都积极设法营救，其中胡林翼尤其“焦灼急切”。从胡林翼写给官文的一件密函中，可以见到胡林翼为此事所做的努力：
湖南左生季高，性气刚烈矫强，历年与鄂省交涉之事，其失礼处久在山海包容之中。涤帅所谓宰相之度量，亦深服中堂（指官文）之德大，冠绝中外百僚也。来谕言“湖南之案，并无成见。从公而断，从实而问，无甚牵连者免提，有关紧要者亦不能不指名提取，不能令罪人幸免”一节，读之再四，心以为惧。……左生，实系林翼私亲，自幼相处。其近年脾气不好，林翼无如之何。……如此案有牵连左生之处，敬求中堂老兄格外垂念，免提左生之名。此系林翼一人私情，并无道理可说，惟有烧香拜佛，一意诚求，必望老兄俯允而已。
也就是说，左宗棠这个人性格刚介，多年来与湖北官方来往中肯定有很多失礼之处，一直得到您老的海量包容。曾国藩经常说您有宰相的度量，非常佩服您的德行。您来信说对此案并无成见，一切秉公而断，没什么关联的人当然能放就放，但是关键人物一定要追究罪责，这让我读了之后非常惶恐。左宗棠是我的亲戚，我和他打小就认识，这些年他脾气不好，我拿他也没什么办法。这个案子如果牵连到他，敬求您老人家格外关照。这是我出自个人的私情，也没什么道理可讲，只有一个劲地烧香拜佛，请您老兄一定同意。
为了营救左宗棠，胡林翼四处求人，其中有些内情连左宗棠本人都未必尽知。正如刘坤一日后所说，如果不是胡林翼低三下四，四处求人，左氏“几乎殆矣”！虽然在给官文的信中，胡林翼说他只是因为左是私亲，“并无道理可说”，但是实际上，胡林翼此举主要是为天下惜人才。
就像这次的樊、左冲突一样，左宗棠一生动辄与人发生矛盾，每当重大冲突发生，胡林翼都要跑前跑后，为左宗棠和稀泥、擦屁股、解危局。在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复杂关系中，胡林翼也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左宗棠虽然只是举人出身的幕友，但是一直瞧不起二品大员曾国藩，平时书信来往“不肯稍自谦抑”，“词旨亢厉，令人难堪”。曾国藩曾经向胡林翼诉苦，说左宗棠“遇事掣肘，哆口谩骂，有欲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之语”。咸丰七年，曾国藩乡居期间向皇帝要官，左宗棠更是破口大骂，令曾国藩非常气愤，两人一度“不通音问”。
胡林翼深知曾、左二人的关系对维系湘系团结的重要性，因此千方百计地调和他们。樊案之后，左宗棠没法再在湖南待下去了，胡林翼于是建议他到曾国藩大营，帮助曾国藩处理军务。
曾国藩对左宗棠的到来感到非常欣喜，但也有隐忧。喜的是左氏才大，如能为自己所用，则如虎添翼。忧的是左宗棠这个人确实难以相处，他怕自己对付不了。适此时四川兵事紧急，咸丰上谕垂询曾国藩和胡林翼，问左宗棠是否可以带领一支军队入川。曾国藩感觉这对左宗棠来说倒也不失为一条很好的晋升之途，因为显然“督办军务”比在自己身边“襄办军务”责任更重，品级更高，于是致书胡林翼，表示“季公之才，必须独步一方，始展垂天之翼”。也就是说，左宗棠的性格，适合独当一面。而且“在吴仅为襄办，入蜀则为督办”，就是说，如果在我幕中，只能做我的助手，而入蜀地位更高，因此建议让左宗棠入川。
胡林翼接信之后，非常清楚曾国藩的心理。左宗棠也心知自己此时在官场还没有根基，离开胡林翼和曾国藩的卵翼单独入川，根本无法成事，因此向胡林翼表示愿意入曾幕效力。于是胡林翼致书曾国藩，为左宗棠说项。他以曾国藩经常要求部下直言进谏为切入口，以“朝有争臣”“室有烈妇”为喻，担保左宗棠“临事决疑定策，必大忠于主人”。信中说：
左季高不愿入蜀，……愿依丈（指曾国藩）而行。……季高谋人忠，用情挚而专一，其性情偏激处，如朝有争臣，室有烈妇。平时当小拂意，临危难乃知其可靠。且依丈则季公之功可成，分任皖南，分谋淮扬，不出仁人之疆域。临事决疑定策，必大忠于主人。
他又写信给左宗棠，说：“涤帅奉命已久，吴人喜极生怨……涤公之德，吾楚一人。名太高，望太切，则异日之怨谤，亦且不测。公其善为保全，毋使蒙千秋之诬也。”
曾国藩于是奏留左宗棠襄办军务。在胡林翼的劝告周旋下，左宗棠对待曾国藩的态度也比较驯顺，二人这个阶段的合作非常顺利。据曾国藩的机要幕僚赵烈文说，左宗棠“其时颇知感戴（曾国藩），凡事情理相商，辞气亦甚卑约”
。后来，胡林翼又向曾国藩建议由左宗棠自募一军，独当一面。这支军队从营伍编组到军官的选择，都由胡林翼一手策划。楚军成军后战功卓著，在曾国藩的推荐下，左宗棠不久就成了浙江巡抚。
可以说，如果不是胡林翼一再苦心调停，如果没有曾国藩的虚怀大度，左宗棠不可能一飞冲天，“遂跻疆帅。开府闽浙，摅其所蓄，恢恢而敷布之”。然而即便如此，左宗棠对胡林翼也常有轻慢举动。他经常说胡氏不及自己，批评胡林翼“谋欠深、断太速”，不能识人用人。在文才方面，左也自以为横绝一世，不把胡林翼放在眼里。吴汝纶所作《左文襄公神道碑》中说：
公性刚行峻，不为曲谨小让。始未出时，与曾公、胡公交，气陵二公，出其上。二公皆绝重公。公每语人曰：“曾胡知我不尽。”三人者相与会语，公辄题目二公，亦撰语自赞，务压二公，用相嘲谑。又尝言：“当今善章奏者三人，我第一。”
后来他甚至连受到胡林翼提携引荐的事实都“不肯自承”。
对于这一切，胡林翼都不予计较，不与左氏争辩。但是，对左宗棠经常惹事的臭脾气，对他“面折人过，不少宽假”的说话做事方式，胡林翼倒时常进行直言规劝，告诫他“此时此世，惟让美可以免祸”
。左宗棠因此也不无反省与改进。
胡林翼去世后，左宗棠回顾自己与胡相交始末，才痛感胡林翼对自己的重要性，痛悔自己的一些言行：“咏公逝去，人之云亡，悲恸何既！……回思平生辩驳之谈，深自悔恨。”
他在祭胡氏文中云，“我刚而褊，公通且介”，道出了他和胡氏性格上的长短；而“我尝戏公：吾岂妄耶？”，则表现出他对胡氏失礼之处的反悔。最后他感叹：“自公云亡，无与为善，孰拯我穷，孰救我褊？”
更提挈了胡氏与他关系中的纲领。左宗棠这一生，确实有赖于胡林翼“救其褊”而“拯其穷”。
胡林翼的去世，不仅是左宗棠的损失，更是整个湘军集团的巨大损失。在胡林翼去世后不久，曾国藩和左宗棠的关系又一次紧张起来。已任巡抚的左宗棠故态复萌，对曾国藩毫不尊重，因用人用兵经常发生争执，终因幼天王事件再次失和。此时已经没有胡林翼居中调停，二人终生不通音问。我们有理由推测，如果胡林翼没有早死，曾、左和曾、沈断交之事也许不会发生。
不仅在曾、左关系之间，在湘军系统中其他人发生矛盾之时，胡林翼也凭着他出众的情商，有效地发挥着润滑剂、黏结剂的作用。
曾国藩后来在胪陈胡林翼的功绩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大凡良将相聚则意见纷歧，或道义自高而不免气矜之过，或功能自负而不免器识之偏，一言不合，动成水火。……外省盛传楚师协和，亲如骨肉，而于胡林翼之苦心调护，或不尽知。
确实，相轻者岂止文人，各个领域凡才能出众者，多有恃才傲物、互不相下的毛病。“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很难处得好。因此，一个集团内部出现矛盾和争执是非常常见的。
比如湘军水师将领杨岳斌、彭玉麟名位相当，分掌长江和内湖水师，曾经一起出援湖北。刚到湖北之时，二人关系不和，“往往违言”，甚至闹到彼此反目的地步。
胡林翼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分别写信邀请二人前来商量军情。杨岳斌捷足先至，宾主握手言欢。不久彭玉麟也驾到，杨岳斌一见便起身要走，胡林翼强行将他摁在座位上。彭一见这情形，也打算掉头而去，胡林翼又起身强行拉住，将他也摁在座位上。彭、杨二人相对无语，情形很是尴尬。胡林翼于是令手下设席开宴：
时彭雪琴侍郎、杨厚庵提督分带长江内湖水师，偶因事不和，文忠知之……乃命设席，酌酒三斗，自捧一斗，跪而请曰：“天下糜烂至此，实赖公等协力支搘，公等今自生隙，又何能佐治中兴之业邪？”因泣下沾襟。于是，彭、杨二公皆相呼谓，曰：“吾辈负宫保矣，如再有参差，上无以对皇上，下无以对宫保。”遂和好如初。
也就是说，胡林翼酌酒三斗，杨、彭二人一人一斗，自己则捧一斗，跪在二人中间说：现在天下糜烂到这等地步，全赖各位和衷共济，支撑危局；你们两人如今闹别扭，又如何佐助中兴大业？说完，泣下沾襟。彭玉麟和杨岳斌大为感动，赶紧扶起胡氏，向他谢罪，从此遂捐弃前嫌，和衷共济。
可见胡林翼维系众将，确实费尽心力。所以，曾国藩和左宗棠都一致认为他一生“赤心以忧国家，小心以事友生，苦心以护诸将”。
曾国藩说：
近世将才，推湖北为最多，如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都兴阿、多隆阿、李续宜、杨载福、彭玉麟、鲍超等，胡林翼均以国士相待，倾身结纳，人人皆有布衣昆弟之欢。或分私财以惠其室家，寄珍药以慰其父母。前敌诸军，求饷求援，竭蹶经营，夜以继日，书问馈遗，不绝于道。自（咸丰）七年以来，每遇捷报之折，胡林翼皆不具奏，恒推官文与臣处主稿。偶一出奏，则盛称诸将之功，而己不与焉。其心兢兢以推让僚友、扶植忠良为务。……此臣所自愧昔时之不逮，而又忧后此之难继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