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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林翼当巡抚前，连续四任巡抚，没一个活得了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胡林翼通过笼络官文稳住湖北政坛的重要性。官、胡并立，是湖北政坛最为稳定的时期，后人论之，以为“湖北富强基于此”。
天京内讧之后，太平军军心大乱。胡林翼抓住机会，乘势反攻，终于拿下武汉。接着，湘军乘胜逐北，水陆并进，数日内风卷残云般地收复了湖北全境。
胡林翼终于可以真正地履行他的巡抚职责了。他打算“放手大干”一场。但是，在放手大干之前，他还面临着一个障碍，那就是湖广总督官文。
胡林翼在权力面前从来不会谦退。他的政治信条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一定要把权力用足用全，包揽湖北全权，对湖北进行全面治理整顿。但是，要包揽全权，他首先要搞定官文。
咸丰五年四月，即胡林翼署理湖北巡抚才一个多月，朝廷即将当时任荆州将军的官文擢升为湖广总督，其用意显然是以旗人亲信来监视和牵制胡林翼。
对于官文这个人，胡林翼早有了解。早在咸丰二年夏，胡林翼就曾在给湖南巡抚张亮基的信中这样谈到出身内务府的旗人：
揆帅（指官文）左右无一正人，无一谋士，其忌刻倾险，尽是内务府气习，此诚不可与争权。……不如姑示韬晦，待其自败，以败事计之，当在此时矣。
官文身边被小人包围。官文集团的作风是妒贤嫉能、溜须使坏，典型的内务府习气。这样的人，还是敬而远之，等他们自己出问题的好。
可见那时胡林翼、张亮基等正派官员对官文是何等反感。官文手下的官员，也多是无耻之辈。这些人心中根本没有国家，“无一事不思夺民，衙门丁胥差役，无一人不思朘民”
。
所以，两人刚刚上任时，关系非常紧张。虽然那时在战争状态下，他们两个人一个管江南，一个管江北，职权尚没有交叉，但是部下已经彼此敌视，势如水火。“将吏各有所统，颇构同异”，“文武各有所主，议论颇不相下，两公遂成水火之势”。“僚吏意向，显分彼此，抵牾益甚”。关系最紧张时，官文主动登门拜访胡林翼，胡林翼拒而不见。
但是现在湖北已定，想要从容展布，就要先解开这个朝廷戴在自己头上的紧箍咒。
一个是正人君子，一个是奸邪小人，胡林翼似乎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把官文赶走，二是与他斗争。
可是这两个办法都不行。斗争会造成内耗，让官文的下属抵制自己，自己的政令在湖北行不动。赶走，朝廷还会再换一个旗人过来。以汉人任湖北巡抚，以旗人为湖广总督，这是朝廷既定的政策，而官文这个人，在旗人官僚中还不算最坏的。曾国藩说过：“官秀峰城府甚深，与人相交不诚，然止容身保位，尚无险陂。”虽然自私自利，城府很深，但毕竟他胸无大志，只图安享尊荣，比较好摆弄。赶走这一个，可能来一个更坏的。
所以胡林翼一个脑筋急转弯，决心笼络、操纵和利用官文，让他成为自己的牵线木偶。
于是，咸丰六年岁末拿下武汉后，二人的关系突然有了大家意想不到的转变。
《湘军记》这样记述：
（胡林翼）既渡江，见总督，下令僚属曰：“督、抚相见，前事冰释，敢再言北岸将吏（指官文所统官吏）长短者，以造言论罪！”官文闻之，大欢。林翼又以盐厘月三千金充督府公费，两人约为兄弟。
也就是说，胡林翼公开对自己的下属说，以前我和官文有矛盾，现在总督和巡抚已经见了面，关系正常了。如果谁再敢在我面前说总督属下官员的坏话，我就要治罪。官文听了，非常高兴。胡林翼又送给官文每月三千两的盐务陋规，两个人遂结为兄弟。
徐宗亮则说，胡林翼为了与官文交好，还采取了夫人路线。官文的家事都是由其小妾和家丁管理，所以胡林翼千方百计地讨好官文的小妾，让自己的母亲认官文的小妾为义女，“家人往来如骨肉焉”。
胡林翼凡有功劳，皆推让于官文。比如武汉克复过程中的大小战役，官文指挥的江北官兵基本没出什么力，但是胡林翼上报时，皆推官文之功于前。官文出身内务府，骄奢成性，挥霍无度。胡林翼知道官文“用财欲泰……乃以荆州道竹木税一项专归督院……文恭得此，亦感文忠之厚云”
。把原本归自己支配的荆州道竹木税盈余划给官文。官文既得到了大量钱财，又满足了虚荣心，也就不得不被胡林翼“左右”。
如此一来，“督抚若为一体”，“团结如一人”，而胡氏“不啻为总督”，“遂以得行其志”。有野史记载，两人一旦有什么矛盾，胡林翼就请官文的小妾，也就是他的“义妹”从中沟通。“文忠欲有所施设，虑官为难者，则先通殷勤于其妾。妾乃日夜聒于文恭之前曰：‘你懂得什么。你的才具识见安能比我们胡大哥？不如依着胡大哥恁么做便怎么做罢。’官辄唯唯奉命惟谨。”
这个记载虽不尽可信，但颇为传神。从此“军政吏治皆林翼主稿，官文画行。有言巡抚权重者，一无所听”。特别是胡林翼因自己的汉人身份，有些话对咸丰不好直说，都可以找官文为他代言。“文忠所引嫌不能言者，亦竟劝文恭（官文谥号）独言之，訏谟所定，志行计从。”
胡林翼此举，被证明是极为明智的。在官、胡两人分任督抚之前，督抚不和，相互掣肘，势成水火，必置对方死地而后快，是湖北官场的痼疾。从咸丰元年起，几年之间，官湖北者犹如走马灯一样轮换不停，湖北巡抚换了八个人，湖广总督换了六个人。而且这些人的下场，大多很惨：
咸丰元年任总督的程矞采，因防御太平军不力，于二年被革职。继任者徐广缙只干了三个月，也因防剿不力被革职拿问。张亮基干了十个月，因半壁山之败被降调为山东巡抚。吴文镕则干了四个月，因被巡抚崇纶所逼，在黄州兵败自杀。台涌干了两个月，被革职。杨霈做了五个月，被革职。
巡抚下场更惨。常大淳于咸丰二年就任，同年十月在太平军攻武昌时投井自尽。崇纶逼死吴文镕，自己也没落好下场，后来在朝廷逮问时服毒自杀。青麟干了五个月，被军前处斩。陶恩培做了六个月，最后也是在武昌投水自尽。
就是说，在胡林翼当巡抚前，连续四任巡抚，没一个活得了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胡林翼通过笼络官文稳住湖北政坛的重要性。
官、胡并立，是湖北政坛最为稳定的时期，后人论之，以为“湖北富强基于此”。
和曾国藩不同的是，胡林翼是一个把“道”和“术”紧密结合起来的人，他的权术和手腕通过笼络官文一事体现得淋漓尽致。
胡林翼中年以后，进德极猛，一言一行，都不乏道学之征。他不爱财，“从政以来，未尝以一文寄家”，“位巡抚，将兵十年，于家无尺寸之积”。
他以身许国，公忠为他人所不能及。他“系心朝廷，常至感念流涕”。他说，“吾人以身许国，即难进退任情”，“如女子之结缡，从一而终”。
他为政操劳，不顾惜身体，年不足五十，由于“积年戎帐”，已经如“八九十人”，为国家、为君主，确实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他在官场倡导所谓“着诚去伪”。曾国藩说，“润帅之整饬吏治，全在‘破除情面，著诚去伪’八字”
。
但另一方面，胡林翼也从来没有放弃对“术”的运用。有人说，“胡文忠为人最有血诚，然亦善用权术”
。
罗泽南死后，他又全力笼络罗泽南的接班人李续宾、李续宜兄弟，“以昆弟待之”。书信往来之际，每每戏称续宾“圣人”，称续宜“亚圣”，对二人的关照无微不至。
李氏兄弟在前方带兵，他们的父母年事已高，二人常“以不能归省为憾”，胡林翼就专门派人将他们的父母接到自己的署中，如同儿子孝养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赡养他们，公务虽然繁忙，却每天早晚都去问安：“为迎养其父母，晨昏定省，如事父母。日发书慰二李，二李皆感激，愿尽死力。”
胡林翼印章
这种过分的笼络甚至引起李氏兄弟的怀疑。李续宾有一次问曾国藩，胡林翼对他们兄弟这样好，是否出于权术？
昔李勇毅公（指李续宜）尝告曾公曰：“胡公待人多血性，然亦不能无权术。”公答之曰：“胡公非无权术，而待吾子昆季，则纯出至诚。”勇毅笑应曰：“然，虽非至诚，吾犹将为尽力以灭此贼也。”是时将帅同心如此，故卒有成功云。
曾国藩不好点破，只好说胡氏若待别人，权术或有之，但对你们兄弟是纯粹出于真心，绝非权术。李续宜则以“然，虽非至诚，吾犹将为尽力以灭此贼也”的话来“笑应”，可见他对胡林翼以权术驾驭他是心知肚明的。
曾国藩在这点上与胡林翼不同。曾国藩对待外部人，也就是政敌或君长，或有用权术之处。比如他对王有龄之见死不救，对朝廷隐瞒李秀成供状的部分内容，显然都是权术。但是对自己的下属，他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贵权术”。首先是他自觉天性拙直，不擅长此道。他说：
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恨，何益之有？
就是说，我原本是一个老实人，没什么太多的心机。但是以前因为在官场上混，也学了些权术，结果把自己的心术学坏了，权术用得还不如别人好，往往会让人看出来，只让人笑话，有损无益。
其次，曾国藩的人生哲学是“拙诚”。他认为“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拙诚可能一时效率不高，但是持久没有后患。自己集团内部的人，是需要终生相处的，你用权术，早晚会被看出来，有副作用。“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
如果大家都钩心斗角，进入恶性循环，那事情只会越来越坏，对谁都不好。所以他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要对同事、下属推心置腹。
曾国藩以“拙诚”为本，追求的是无后患；而胡林翼以“权术”为用，注重的是高效率。胡林翼是以“济世补天”为志的人物。为了达到补天的目的，他机关算尽，手段用绝，需要用霸术的时候毫不犹豫。他曾经说过：“兼弱攻昧，取乱侮亡，言道学者疑之，而英君贤相之方略实不外此。……帝王驭世之微权，必取强桀之人预为驾驭，为我用而不为人用。”
也就是说，强者生存，强者吞并压服弱者，这是天下不易之规律，那些所谓的圣君贤相，其实所作所为就是以强欺弱，以大欺小。所以，一个人，一个国家，必须“自强”，这样不但可以避免为人所兼、所侮，而且还能够取、侮他人，达到成功。所以，做人谋事要主动，要占据“为我用而不为人用”的先机。
胡林翼王道、霸道兼用，效率当然要高于曾国藩。但是任何权术都不可能不留下痕迹，因此也容易获“德薄”之讥。左宗棠称胡林翼“喜任术，善牢笼”。赵烈文在和曾国藩谈起三国人物时也说：“胡咏芝颇得古人家数。”
哪些古人呢？显然是曹操、孙权之流。曾国藩后来也曾以胡林翼为例告诫李鸿章不要常用权术：“闻渠（指刘铭传）于阁下不满处在‘权术’二字。昔年希庵（李续宜）不满于胡文忠，亦在此二字。”
但曾国藩对胡林翼用权术颇能理解，他说，胡林翼的权术不同于平常官僚，因为驱动他用权术的动力，是救天下的诚心：“惟诚信之至，可以救欺诈之穷”
。他认为理学所讲的“诚笃”与世俗所需的“权术”，在胡林翼身上，通过“经世之志”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他说胡林翼虽“可移入霸术一路”，但因为“进德”，所以由“霸术”一路转入救民济世的圣贤一路。所以，胡林翼的霸术与曹操高下不同，结果也不同，仍不失为圣贤。这与胡林翼自己对权术的理解是一样的。胡氏的名言之一是“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同时，“术”与“术”不同。“术”不仅是欺诈、手腕、虚饰，有时候，“术”更可以称为技巧，让“道”浸润人心的过程更为顺畅。胡林翼的“术”中，就包括他高超的沟通技巧。
在与下属的交流中，胡林翼特别善于以“化公为私”的方式来调动下属的工作积极性。史载他“以州县悬隔，遇事辄手札咨问，务达其情。尝言公文同而手札专，则吏有不敢轻视之心；公文严而手札亲，则吏有不忍漠视之心”
。也就是说，胡林翼喜欢用手札的方式与部下交流，因为公文内容同一，而手札则专寄一人，部下不敢轻视。公文语气冷漠，而手札内容亲切，部下更会重视。
咸丰七年，胡林翼给在宜昌地方上任职的一个姓牟的僚属写了这样一封私函：
闻廉吏之风久矣，勤苦之至，感念何深！阁下盖以伯夷之节，为士行之勤者，弟尚拟特荐而未发。前此乃军务例章，不足以尽公之美也。
昔年有饷无兵，近年有兵无饷，下游积欠百余万矣，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乞饷之书，与申包胥七日七夜不绝声相似，而怜我之人，殊不可得。秦哀《无衣》，亦不再唱矣。本省饷项，以盐课为大宗。然蚁慕膻行，鱼多漏网。办理不得其人，立见减缩。
楚中廉吏，弟以阁下为第一人。宜昌之事，必借长才；大局所关，维持匪易。阁下即多劳，而又乌能已乎！
弟志在东征，百折不回，但望夏秋之间，九江不溃，事必可为。从此勾当公事，不仅保楚，兼以保吴，弟力又非能保楚、保吴也。有都与杨与李以为将，弟等只须谋饷以助之耳。尚乞念鄙人至愚至拙之苦衷，与申甫、麟洲妥为经理，以济时艰为幸。
信的内容都是谈公务，但胡氏以私人信札形式传达，且谦而以“弟”自称，尊称对方“阁下”，并极力称赞对方，表达自己的倚重之心及荐拔之意。他开诚布公地力陈饷事的艰难，激励对方竭力经营，以济时艰。通篇没有督责之词，没有长上之态，恳切真挚，娓娓道来。当然，这本身不免包含“权术”成分，但这种“权术”是以德意为基础的手段。曾国藩因此说：“胡公近著，批牍感人最深，尺牍次之，奏疏又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