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罗泽南开赴武汉，使得湘军的重心从江西转到湖北，曾国藩不但在政治上处于湘军集团的第二位，军事上也是第二号人物了。从此他坐困江西，一筹莫展，惊险万状。而胡林翼得此精兵，局面一下子大为改观。其后胡林翼能夺武汉、取九江、谋安徽，屡建大功，都是得益于他掌握了湘军最精锐的罗泽南部。曾国藩关键时刻的自我牺牲，成为曾、胡一生交往中的又一个关键点。
咸丰二年，太平军纵横两湖，为母亲守孝的曾国藩墨绖出山，创办湘军。而胡林翼仍然在贵州忙于剿匪。
此时两人时变位易。在北京时，胡林翼是曾国藩的“前辈”，资历和级别都高于曾国藩。而现在曾国藩已是正二品的大员，胡林翼则不过是从四品的小小知府。不过胡林翼自幼见惯了高官显宦，这种地位上的差距对他来说不会构成交往上的障碍。所以，在咸丰二年得知曾国藩母亲去世的消息后，胡林翼就立刻去信吊唁，并且致送了很厚的赙金，希望借此与曾国藩建立联系。
曾国藩赴长沙后，给胡林翼回了这样一封信：
（腊月）二十一日驰赴省垣，日与张石卿中丞（张亮基）、江岷樵（江忠源）、左季高（左宗棠）三君子感慨深谈，思欲负山驰河，拯吾乡枯瘠于万一。盖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亦无日不屡称台端鸿才伟抱，足以救今日之滔滔。而恨不得会合，以并纾桑梓兵后之余虑。
也就是说，我到了长沙，日日与巡抚张亮基以及江忠源、左宗棠三人深谈，商量拯救乡梓的办法。我们在一起，经常聊起你，大家都说，救今日之危局，正需你这样的大才，真恨不得能让你马上回湖南，我们一起做事。
之所以重点提左宗棠，是因为曾国藩知道胡林翼与左宗棠是至友
。曾国藩的意思是湖南可以为胡林翼提供更好的人际环境，因此希望胡林翼以后有机会能回湖南建功立业，“并纾桑梓兵后之余虑”。
这封信想必对胡林翼有所触动，因为他此时在贵州官场的处境并不太好。
除了捕盗有为外，胡林翼还是一个罕见的清官。其他人做知府，都很快腰缠万贯，只有他，要靠借钱过日子。在致友人的信中，他说：“林翼久无利心，黎平二年，私计久绌，家丁清苦尤甚，散去者五六人，尚有二三廉谨者亦将引去。在黔八年，……交情绝少。去秋至今所赖以借贷者，潕中行店耳。刻下已计一千八百，市卖皆穷，借贷亦难，此私计之不可以言状者，集郁集枯，自有命焉。弟之不求财，是本心也。”
因为他不捞钱，所以家丁都不愿意跟着他干，已经有五六个人辞职，还有两三个也要走了。在贵州待了八年，欠了一千八百两的外债。现在再借钱都已经很困难了。
然而，贵州虽是边朴之地，亦与天下官场道理相通，那就是行高于众，人必非之。胡林翼在地方上政绩越突出，操守越出众，处境就越难受。他在贵州剿匪几年之后，招来很多流言，“公连月奔驰，蒙犯瘴疠，囚神瘁形，迄不得息。而官场流言，至有讥公为贪功擅杀者”
。也就是说，他连月奔驰，四出捕盗，身心俱疲，但是官场上纷纷传说，胡林翼急着升官，拼命杀人，甚至滥杀无辜以冒功。胡林翼闻听，自然愤怒非常，以至于上司提拔他做贵东道，他都愤然辞谢了，因为这正坐实了他急于升官的指控。他说：“八年黔中，险阻备尝。……然终以小人目我，又何乐久为此小人哉？”
已经流露出想离开贵州官场之意。
所以，接到曾国藩的信后，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胡林翼毅然向朝廷请缨，要回老家杀敌效命。确实，在边疆地区剿剿土匪，算不上什么大事业。乱世之中，两湖这样对抗太平军的主战场，才是他更大的舞台。
此时的湖广总督是曾国藩的座师吴文镕，曾国藩曾向吴推荐过胡林翼，因此吴文镕一到任，就奏报皇帝调胡林翼赴援湖北。
咸丰三年年底，胡林翼带所募练勇六百人，离开奋斗了八年的贵州，奔赴烽烟遍地的湖北，希望大展身手。
不料这六百人的队伍还没有开到省城，就传来吴文镕在黄州殒命的消息。胡林翼一下子没了上级，湖北形势又极度混乱，这六百人不可能独立与数万太平军抗衡，一下子落入了进退失据的困境，军饷无着，亟须接济。
正在训练湘军准备出师的曾国藩迅速向胡林翼伸出了援手。他派人给胡林翼送来了大批军用物资和两千两白银，解了他的燃眉之急，同时还商请湖南巡抚骆秉章，把胡林翼留在湖南，又上奏朝廷，推荐胡林翼之才可以大用。“以公军无所属，……遂乞骆公资以饷械，请暂驻岳州会师。寻密疏论荐，谓其才胜臣十倍，可倚平寇。”
在奏折中，曾国藩称胡林翼“胆识绝人，威望夙著”，“屡著战功”，“所至皆惬民望”，“才大心细，为军中万不可少之员”。
这是曾国藩素来的做事风格，奖掖帮助他人不遗余力。这种雪中送炭，令胡林翼感激不已。从此，胡林翼在军事上进入了曾国藩的调用支配范围。
两人在京城一别，再见面已经是十三年后，咸丰四年四月初九日的妙高峰下。此时曾国藩正当靖港初败和湘潭大胜后进行长沙整军之时。
京城送别之时，曾国藩三十岁，胡林翼二十九岁。如今，曾国藩四十三岁，胡林翼四十二岁，都已步入中年。终年劳瘁之下尘满面、鬓如霜，不复京华时的风华正茂。相见之下，想必感慨不已。
历史上没有留下关于这次会面的只言片语。但是可以想象，这次见面，两人都会对彼此变化之大深感惊讶。胡林翼会看到，早年那个拘谨谦退的曾国藩，此时已经成了湘军“大帅”，由中央到地方的历练，让他的性格在原来的沉稳踏实之外，又加入了干练和自信，正当湘潭大胜之后，意气风发。而胡林翼的变化似乎更大。“文忠公少年有公子、才子之目，颇豪宕不羁。改官黔中，始励志政事。军兴而后，益以名节励世。”经数年边远地区政务磨炼，胡林翼原来举止中的睥睨一切、轻扬浮躁已经被磨得差不多了，“待人一秉大公，推诚相与，无粉饰周旋”
。其沉毅之气、经世之识与曾国藩一拍即合。天下滔滔之际，两个人更明确地意识到，只有他们这样的人携手并肩、齐心合力，才能挽回天命人心。
不久，曾国藩大军围攻九江，奏调胡林翼前来帮忙，从此胡林翼成为曾国藩的直接部下。
正式成为湘军一部，对胡林翼意义重大。首先，他对曾国藩创建的湘军军制非常钦佩，说“此军颇强，颇知耻”。他以湘军营制改编了自己从贵州带来的六百兵勇，按湘军战法作战，战斗力大为提高。在九江、梅家洲之战中，胡林翼与曾国藩部下的配合良好，屡立战功。
胡林翼书信
其次，他和曾国藩二人的互相了解更加深入。他后来说，“入湘以后，默察丈（指曾国藩）之鉴赏，乃自信益坚矣”
。
再次，他在这里结识了湘军名将罗泽南。
罗泽南是一位奇人。他身世之悲苦、运数之奇，只有今天韩剧里的主角可以相比。他比曾国藩大四岁，比胡林翼大五岁，出身极穷，“少好学，家贫，夜无灯，读书月下”，又命运极惨。成年之前，母亲与三个兄长就先后饥病而死，十九岁开始教书挣钱养家，刚欲尽尽孝心，竭力供他读书的祖父和嫂子又得病死了。二十九岁那年，他更是遭遇生命中最严重的一次打击。那年，他又一次从县城考秀才回来，徒步赶路，半夜才回到家，还没进家门，就听到妻子的哭声。原来因为大旱无粮，三个儿子都饿死了。“十年之间，迭遭期功之丧十有一。至二十九岁，而长子、次子、三子连殇。”
他考了七次，年过三十，才考上一个秀才，四十岁以后，仍然以教书为生，遇有灾年，仍然无米为炊。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运动，他肯定会以一个老秀才之身老死牖下，默默无闻。
但是，此人不论多穷多苦，从不以个人之穷达为忧，而是专心理学，以经世致用为志。虽然只是个老秀才、教书匠，但是由于学术素养久已为乡里所知，很多人都慕名前来拜他为师。太平军起，他率弟子王錱带头办理团练。曾国藩出山后，他就成了曾国藩的嫡系。虽然以前从来没摸过兵器，但是他带兵作战，居然卓有成效，征战四年，克城数十，历经二百余战，几无败绩，屡屡以少胜多，堪称湘军中的“战神”。
此人之所以如此能战，第一原因是勇敢。因为学养深厚，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所以打起仗来，从不怕死。胡林翼评价“每战必先，忠勇冠时”，在他的带领下，湘军树立起“踔厉敢死”的风气。第二是经世致用，一直致力于有用之学。比如他对地形勘察与军事地图的绘制甚为重视，在从戎之前，他就撰写了地理专著《皇舆要览》，“穷阴阳之变，旁及州域形势”
。入军后，他注意实地考察地形，绘制地图，选择有利地势来作战。第三就是因为理学功夫深，在极乱的战场上，能做到不动心，所以头脑冷静，分析战况，分毫不差。曾国藩说他“行军有伸有缩，有开有合”，可以说是一个军事天才。
罗泽南带兵，极有特点。他在营中亦不忘老塾师故技，“朝出鏖兵，暮归讲道”，每天白天打仗，晚上他把部下召到一起，教他们读书，给他们讲理学道理。“所部壮丁，习刀矛火器之暇，以《孝经》《四书》转相传诵，每营门夜扃，书声琅琅出壕外，不知者疑为村塾也。”
故有人说：“湘军自讲学起，修道为教。”曾国藩也说：“吾湖南近日风气蒸蒸日上。凡在行间，人人讲求将略，讲求品行，并讲求学术。”
湘军后起名将李续宾、李续宜等就是他的学生。
胡林翼中年以后，对理学的兴趣越来越浓。我们细读胡林翼留下的文字，再考究其行状，会发现从中年起，理学理念已经沦其肌而浃其骨。
支撑着胡林翼在贵州艰苦奋斗的，正是理学的“尽心”理念。胡林翼在贵州的表现，已经说明他在官场上，确实克去了利心。
他后来回忆说，“克去利心，故有黎平至近年之薄效”
。
因此，一见到罗泽南，胡林翼就为罗泽南的见识和气度所折服，这样的人正是他心目中以理学经世的典范。
罗泽南是极端的唯意志论者，特别强调“心”也就是“意志”的作用。他说：“立一身之主宰，而提万事之纲者，其维心乎？心也者，理之舆也。事物未至，理具于心；事物既至，心即运此理以应之。其静也，动之理所由存；其动也，静之理所由发。……心之为物，灵变不测。出入无定时也，因应无定在也。放而纵之，茫然莫知其所至也，苦以拘之，又急迫而不能久也。御之以理，而居之以敬，动静交修，内外夹持，庶能保之而不失耳。”
有人问他制胜之道，他说：“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
罗泽南认为，治世先要治心：“幸诸生克自奋发……拔本塞源，共正天下之学术。学术正，则祸乱有不难削平者，非徒恃乎征战已也。”
也就是如果“学术正”，则天下的祸乱自然会平息，不一定要靠战争来消弭。胡林翼也完全认同这一点，认为弘扬理学是挽救世事的根本。他说，“人心于邪，缘学术不趋于正”，“世自乱我心自治”，“天下事……祸不在盗贼而在人心”
。因此，他在建立事功的同时，还“欲正人心，引为己任”。
因此，胡林翼与罗泽南一拍即合，对罗氏钦佩不已。胡林翼情商极高，善居人下，虽然他官位高于罗泽南，功名更是与这个老秀才不可同日而语，却主动拜罗泽南为老师，“执弟子礼甚恭”，在军中成天与罗泽南讲道学，“穷义理之精微”，理学修养大大增长，治“心”本领突飞猛进。
正是在九江城下，湘军遭遇了成军以来的最大挫折：九江久攻不下，湘军水师又在湖口大败，被分割成内外两部分，失去了战斗力。失去水师配合的湘军陆师就如同没了脚的螃蟹，泥兵江西动弹不得。太平军军势由此复盛，挥兵湖北，武汉再度告急。胡林翼此时身上挂着湖北按察使的头衔，因此自请回援武汉。
虽然江西局势非常紧张，但曾国藩还是慷慨地放胡林翼西上，以助他成就功名。胡林翼手中嫡系不过是六百贵州勇，曾国藩为了保证他回援成功，在兵力非常紧张之际，还是拨出石清吉部与王国才部数千精兵交给胡林翼，让他凑成了一支六千人的队伍。
这六千精兵，成了胡林翼起家的重要资本。
胡林翼拥有的另一项重要资本，则是他日益精进的理学修养，也就是在任何环境下都能做到“不动心”的本领。
胡林翼回到湖北时，汉口、汉阳已经落入太平军之手，只有武昌一地还在勉强支撑。以六千人当数万太平军劲旅，胡林翼下定了必死之决心。他写信给妻子说：
正月十八日，到省城中，一无所有，兄只宜尽力一战耳。胜亦佳，败亦佳，胜则成一时之功，败则成千古之名。不足念，不必悲也。兄已升苏藩，又调北藩。一迂腐书生耳，官至二品，年逾四十，只合如此。所望夫人为我善自排遣，善养高堂，实为义分之当然。
可见此时胡林翼确实做到了以生许国，生死置之度外。他说，“人生在世，只有安心法。安心做一忠义人，则亦无他念矣”
，“心中无一毫私欲家室之念”。
武昌一城，太平军与清军激烈争夺，易手多次，战局胶着，并无进展。激烈的战事、复杂的战局，让胡林翼“一夜白头”，不过他的“心”坚定不摇。他在家书中说：
平生自谓才大……而今年之才力竭矣，今年之难之苦则竭力尽心万难支撑矣，心中未尝不愁。却喜性情开展，不甚怕死，故如此磨折、如此艰难，形状如昔，惟须发稍白耳。
战争磨去了胡林翼身上最后一点早年遗留下来的狂傲，也锻造了他更为冷静的头脑，更为坚忍的意志。
就在胡林翼竭尽全力在战场上指挥战士厮杀的时候，咸丰五年三月，一个意外的消息传来：
原湖北巡抚因为城破自杀，朝廷任命胡林翼为湖北巡抚，使他成了独当一面的封疆大吏。
湖北巡抚这个位置，在太平天国运动的背景下非常重要。因为湖北据长江中游，幅员广大，占有此地，才有可能以中游的物资兵力源源不断顺江而下，节次平定下游。
去年八月，咸丰曾经一时激动，让曾国藩署理此职，但是仅仅九天之后，就收回了成命。没想到现在，却给了资历远比曾国藩浅的胡林翼。自咸丰四年二月至今，胡林翼由知府而道员而按察使而布政使而巡抚，由从四品而至正二品，连升五级，速度令人咋舌。
这就是咸丰的用人术。
曾国藩练成湘军以来，这支生猛的汉人队伍一直是咸丰心头的隐忧。他“以国藩一人兼统水陆军，心忧之”而选择胡林翼，主要是因为胡的实力远逊于曾国藩，没有尾大不掉之忧。胡林翼的能力，屡经曾国藩等保奏，早已经简在帝心。皇帝如此破格提拔，胡林翼一定会感恩戴德。
曾国藩对此当然感觉很意外，自己梦想多年而不得的职位，部下胡林翼却如此轻松地得到了。胡林翼成了湖北巡抚后，胡、曾二人虽然名义上是平级，但是曾国藩以在籍身份带兵，胡林翼则获得一省实权，曾国藩的地位已经处于胡林翼之下了。曾国藩心头也许会在第一时间掠过一丝嫉妒，但是这丝嫉妒应该能一扫即去，剩下更多的是高兴。因为有胡林翼这样的湘系人马出镇湖北，湖北就可能成为湘军的战略后方，有利于整个战局。
而胡林翼可能比曾国藩还要意外。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在战乱中飞黄腾达如此之快。就是当初他红翰林的势头不被打断，也不可能这么快就成为一方诸侯，更何况后来仕途跌蹉。原以为此生可能无望主政一省，没想到加入湘军麾下才一年多，就获得了此项任命。
在受宠若惊的同时，他感受到更多的是一位主角即将登场的兴奋和跃跃欲试。是的，湖北是他经世之学、致用之才的再理想不过的试验场。
然而，在上场之前，他还面临着一个问题：舞台还被他人占用着。湖北还在太平军手中，这个巡抚一时还是空头之职。只有尽快拿下武汉，他才能在湖北立足。
胡林翼想到了向曾国藩请求援兵，并且最好是湘军最有名的战将罗泽南。
此时的曾国藩，正泥兵九江城下，进退不得，处于极度困难中。咸丰五年七月，塔齐布因为九江久攻不下，吐血而亡。三天后，内湖水师统领萧捷三在会攻湖口时阵亡。曾国藩手下能征之将、可用之兵，只剩下罗泽南一部。恰在此时，太平军又大举进入江西，曾国藩的处境非常困难。
所以此时胡林翼来信请求罗泽南赴援，确实给曾国藩出了个难题。不放罗泽南，武汉确实一时难以拿下来；放走罗泽南，曾国藩自身安危难保。
就在曾国藩左右为难的关头，罗泽南找到曾国藩，主动表示愿意赴援湖北。虽然与胡林翼共事时间不长，但是两人已经结下深厚的情谊，他决心迅速前去帮助胡林翼。罗泽南对曾国藩说，相比之下，湖北战场关系天下大局更重。如果湖北不能扫清，曾国藩在江西也会无所作为。如果拿下湖北，江西则如同建瓴而下，更容易争夺。
罗泽南在最困难的时刻要离开自己去投奔新晋巡抚，曾国藩心中难免有些不舒服。后来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咸丰五年，余率水陆驻扎南康，志在攻破湖口一关。……罗罗山于五年八月至南康、湖口一看，知其不足以图功，即决然舍我而去，另剿湖北。其时有识者，皆佩服罗山用兵能识时务，能取远势。余虽私怨罗山之弃余而他往，而亦未尝不服其行军有伸有缩，有开有合也。”
认为罗泽南只顾自己建功，不顾他的安危，语中仍有怨意。
但是，一番犹豫之后，曾国藩还是同意了罗泽南的请求。他同意罗泽南的分析：从天下大局看，武汉确实更为重要，自己的安危则次之。
因此，想通之后的曾国藩不但同意派出罗泽南军，而且还从塔齐布军中抽调彭三元、普承尧部，编入罗军，以增强其实力。曾国藩在关键时刻顾全大局的胸怀，确实为一般人所不及。
罗泽南部加派一营之后，人数达到五千之众，全为湘军骨干。他这一走，曾国藩在江西显然就安危难卜了。因此听说曾国藩要派走罗泽南，曾国藩的手下纷纷反对，连曾国藩的朋友刘蓉都坐不住了。“幕府刘公蓉谏曰：‘公所赖以转战者塔、罗两军，今塔将军亡，诸将可恃独罗公，又令远行，脱有急，谁堪使者？’”
曾国藩回答说：“吾极知其然，计东南大局宜如是。今俱困于此无益，此军幸克武昌，天下大势可为，吾虽困犹荣也。”
“罗公遂行”。
罗泽南开赴武汉，使得湘军的重心从江西转到湖北，曾国藩不但在政治上处于湘军集团的第二位，军事上也是第二号人物了。从此他坐困江西，一筹莫展，惊险万状。而胡林翼得此精兵，局面一下子大为改观。其后胡林翼能夺武汉、取九江、谋安徽，屡建大功，都是得益于他掌握了湘军最精锐的罗泽南部。曾国藩关键时刻的自我牺牲，成为曾、胡一生交往中的又一个关键点。
罗泽南一部的到来，帮了胡林翼的大忙。此时胡林翼虽然已经成了巡抚，但是对罗泽南益发仰若天神，执弟子礼，毕恭毕敬，“虽与僚属语，必称罗山先生，事无巨细，咨而后行”
。以疆臣而为统将晚辈，史所罕见，胡林翼的“会来事儿”可见一斑。罗泽南也出死力，战局迅速改观。
但是，放走得力干将的曾国藩不久就收到恶果。太平军回师江西，把曾国藩围困在省城弹丸之地，文报不通，一夕数惊。曾国藩的处境极为危急，时刻有被杀的危险，如果石达开再加上最后一把劲，曾国藩可能就在江西殉国了。后来王闿运在写《湘军志》时，连夜阅读当时的文件，朦胧中好像见到曾国藩当年的窘迫之态。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夜览涤公奏，其在江西时，实悲苦，令人泣下。……‘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出师表》无此沉痛。”
曾国藩也讲他在江西之时，“久困彭蠡之内，盖几几不能自克”。由此可见曾国藩当年的处境是何等狼狈！
半年之后，曾国藩实在没有办法，致信胡林翼，商量能否让罗泽南回援。罗泽南一方面不舍得放弃即将到手的武昌，另一方面又感觉不回救曾国藩，道义上说不过去，以“武汉未克，江西复危，力薄兵单，不能两顾”急火攻心，不顾兵家大忌，带领部下冒死猛攻
，结果被炮弹弹片击中额头，“伤深二寸，子入脑不出”，重伤死于武昌城下。临终之时，胡林翼赶到战场，见了最后一面。此时罗泽南已经“神散气喘，汗出如洗”，但仍然一语不及私事，只谈军政学术，特别是嘱咐胡林翼说：“危急时站得定，才算有用之学。”还说：“死何足惜！事未了耳。其与李续宾好为撑持……”
胡林翼也不得不感叹“其心术学术不愧名儒”。
从罗泽南的例子中，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理学信仰的力量。
罗泽南已经殒命，曾国藩仍然身处危险之中。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闻讯，赶赴湖北请缨，要去救援兄长。尽管武汉现在正处于胶着之际，回援江西会让湖北兵力单薄，但胡林翼还是慷慨拨出四千军队，交给曾国藩统领，开赴江西。这四千人“均系久经战阵，骁果精卒”。
危急时刻能全力支援对方，曾国藩与胡林翼二人的相知在急难之时日渐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