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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三年，就在曾国藩在长沙创建湘军的时候，江忠源受朝廷之命往援江西。
七月，廷樾等至南昌，诸生见贼争搏战，死者七人。国藩虽闻败，颇悦，以为诸生果可任，非绿营巧懦者比也。
也就是说，夏廷樾率部在南昌战败，有七个领兵的书生战死了。曾国藩听了不仅没失望，反而“颇悦”，为什么呢？因为“以为诸生果可任，非绿营巧懦者比也”。这些书生确实可用，远比绿营那些闻风即逃的军官强。
显然，书生们表现出的血性远比他们的作战技术要宝贵。这场战役，坚定了曾国藩“选士人，领山农”的建军思想。
湘军的出现，与湖南独特的“士风”分不开。
在传统时代，湖南属于边远地方，人民朴野，读书人也都朴实劲健，素来与空疏的乾嘉学风和神异的阳明学说无缘。所以，湖南人重“实学”。在道光咸丰年间，我们注意到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湖南的书生，不论是在朝还是在野，都喜欢看地图、读兵书。
曾国藩在北京诸部为官时，“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喜欢研究地理，了解全国的山川险要。
而举人左宗棠和秀才罗泽南、李续宾等人，在湖南乡下一边做着孩子王，一边也在研究地理和军事。左宗棠“胸罗古今地图兵法、本朝国章，切实讲求”，罗泽南“所著地理水道书，多论兵家形要”。李续宾更为投入，“益研精兵事，恒以巨幅纸绘图，累数百”。
所谓“近日尤怪事，往往爱谈兵”
。
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注意研究实际问题的读书人“深忧天下将乱”，他们从种种征兆判断，一场翻天覆地的大乱将要降临，需要他们及早进行知识准备。
正因如此，他们一旦放下书卷，跨上战马，马上就能表现出相当高的军事素养。比如做了多年孩子王的老秀才罗泽南，虽然以前从来没摸过兵器，但一领兵，居然就卓有成效，征战四年，克城数十，历经二百余战，几无败绩，屡屡以少胜多。
除了实用知识的储备外，湖湘理学还给了这些书生强大的精神力量。他们在出山之前，已经解决了生死问题，因此一出山，就能把生死置之度外，由辞章之儒一变而成为帕首提刀的悍将，湘军也由此树立起“踔厉敢死”的风气。
相同的知识背景，相同的风土人情，塑造了高度一致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因此才出现了一个“湘军集团”。
按理说，这样一支从理念到行动都高度一致的队伍，应该很容易做到团结统一吧？
不尽然。
去年我去了一次湘乡，地方政府为了接待我，特别请了当地一个研究曾国藩的人来陪我吃饭。整顿饭过程中，普通话说得不错的他基本都在用湘乡土话与当地干部交谈。虽然湘乡土话极难懂，但我听懂了他的潜台词，那就是曾国藩要由我们湘乡人来研究，没有你们外地人的事。
饭后，一位在湘乡工作的外地干部说，湘乡人最大的问题是不团结。
毛泽东也曾经提及此点，他说：
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又不为人所喜。做一个湘乡人非常重要，而且是湘乡的某一区人也很重要。湘乡分为上区、中区与下区，上区的学生与下区的学生不断地打架，完全是因为乡土观念。双方好像要拼个你死我活似的。
更有人总结说：
湖南人缺乏大局意识，有时窝里斗；不合群，团结精神差；性格急躁，气太盛，不能虚衷受益；不善于纳言和向他人求教……
其实何止湘乡人如此，何止湖南人如此，只要是中国人，都知道“窝里斗”这个词。甚至大而言之，整个人类社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一个领域内，最顶尖的几个人，关系往往处不好。曾国藩说：“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
曾国藩看得很清楚，声名和地位差不多的人，最容易相互嫉妒，你看不上我，我看不上你。
曾国藩后来在胪陈胡林翼功绩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大凡良将相聚则意见纷歧，或道义自高而不免气矜之过，或功能自负而不免器识之偏，一言不合，动成水火。
确实，相轻者岂止文人，各个领域凡才能出众者，多有恃才傲物、互不相下的毛病。一个集团内部的领导层之间，出现矛盾和争执是非常常见的。
因此，带这样一支队伍，既容易，又不容易。
在不少人心中，曾国藩这个人往往是“权谋”的代名词，感觉曾国藩是一个老谋深算甚至老奸巨猾的人。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曾国藩待人的原则，并非权谋。曾国藩有一句名言：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曾国藩在处理湘军集团内部关系的时候，以“拙诚”为原则，尚拙，尚诚。他对待同事和下属，第一个特点就是不用权术。他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要对同事和下属推心置腹。曾国藩在自己集团内部，说话往往是很直接的。“凡正话、实话多说几句，久之人自能亮其心，即直话亦不妨多说，但不可以讦为直，尤不可背后攻人之短。”
李鸿章刚到曾国藩大营的时候，曾国藩对他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
胡林翼对曾国藩的这一点非常佩服。他说：“吾于当世贤者，可谓倾心以事矣。而人终乐从曾公，其至诚出于天性，感人深故也。”也就是说，我想尽办法拉拢人才，但人们还是认为曾国藩更有吸引力，这是因为他的至诚出于天性，所以感人至深。
曾国藩对待部下的第二个特点，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句话有多种解释，我的理解是：你想在这个世界上站得住，也要帮助别人站得住；你想有所发展，也要给别人制造发展的良机。
李鸿章来到曾国藩幕府的时候，惊讶地发现，曾国藩的幕府像一所大学校。为什么呢？因为除了带兵打仗之外，曾国藩还兼当这些幕僚和将领的老师，每个月会出两次作文题，让大家作文，然后他在百忙中，晚上点灯给大家批改。他每天都会找不同的人，和他们进行谈话，教他们怎么做官，怎么打仗。
曾国藩说：
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则人知恩矣。
曾国藩在保举下属方面非常努力。他曾经对皇帝说，“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说李鸿章才大心细，人才难得。李鸿章在安徽混了好多年，仕途一直没有起色，在曾国藩这里待了几年后，才出掌一方。左宗棠当师爷当了好多年，最后犯了事，大祸临头，跑到曾国藩这里，不过三五年，就当上了总督。曾国藩的部下后来有二十六人成为总督、巡抚、尚书；有五十二人成为三品以上大员。因此所谓湘系“文武错落半天下”，夸张点说，天下一半的官员都是曾国藩的部下。
第三个特点，则是一个“恕”字，用宽广的胸怀容纳人。
曾国藩晚年给儿子写过一封遗嘱，什么内容呢？重点是要求两个儿子要避免犯两个错误：一个是嫉妒，另一个是贪求。接着“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曾国藩又说：
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
嫉妒与贪求，都是一定距离之内才能产生的。相距很近、地位持平的两个人，才会相互嫉妒。而在名和利的分配与争夺之际，最容易产生冲突。
因此曾国藩说，一个人必要的自我修炼，是克制自己的贪求之心。“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
在湘军内部，曾国藩在处理名和利的时候，非常注意把握平衡。他在给鲍超的信中说：“凡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之；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之。”
凡涉及利益，一定要注意与人共分，你有好处，也要给别人一些好处；凡涉及名声，一定要注意与人共享，不能自己垄断。所以曾国藩做事，“功不独居，过不推诿”。有了功劳，分给别人；有了问题，自己承担起来。“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曾国藩死后，薛福成代李鸿章写了一道奏折，表彰曾国藩的功劳，说他“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这就是曾国藩能够吸引一大批人为他所用，并最终成就自己事业的根本原因。
所以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曾国藩一直是主张退让一步。这在他与左宗棠、沈葆桢的关系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曾国藩能做到这一点，当然是基于境界的高远和胸襟的广阔。曾国藩常说：“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
这就是所谓的圣贤功夫。
不知不觉，《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已经写到第三本了。
第一本的重点是发掘曾国藩的内心世界，第二本的内容是关于曾氏家族，这一本的内容则集中于曾国藩与他的“战友”们。
之所以写了这么多关于曾国藩的文字，一个重要原因是我认为相对那些厚黑学的历史读物，“曾国藩”是当世的一剂良方。在所有中国古人中，曾国藩集中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正面因素。在今天这个浮躁、急切的时代，读读“曾国藩”，了解一下“拙诚”之道，有益无害。
这本书参考了唐浩明、朱东安、董丛林、翁飞、王澧华、成晓军、刘忆江、谭伯牛、谢世诚等先生的研究成果，特此致谢。或有未及注明之处，也一并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