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收入与支出

一 京官是怎么解决住房问题的

一个人从外地来到北京生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当然是住房。和今天不同，清代京官不但没有分房，在住房问题上也不享有任何补贴。因此，除了个别人享有皇帝的殊恩赐予宅第之外，京官解决住房问题的方式和今天大部分人一样，一是买房，二是租房。

清代实行满汉分居 ^[1] ，满族京官多定居于北京内城，汉族京官基本上都居于外城（或者叫南城）。京官中有一些人在外城有自己的宅第。比如康熙年间，昆山人徐乾学显贵时，在宣南购买和自建了多处房产 ^[2] 。乾隆年间官至礼部尚书的董邦达，在米市胡同拥有一套很大的宅院，花园“花木竞秀，丘壑多姿” ^[3] 。然而这种情况在汉族京官中并不多见。因为北京地价昂贵，一般外地来京的京官很难拥有如此雄厚的经济实力。

因此租房更适合大多数汉族京官。一方面，京官生活流动性很大，他们或者因升迁调转频繁更换工作部门，或者因外放为地方官而离京，或者因父母去世要回老家守制，在北京一个地方一住几十年的不多。另一方面，北京有大量的会馆和民居常年专门出租。从供需两方面来看，租房都是最佳的选择。

当然，京官租房和平民租房还是不同。官员租房的第一个特点是要求体面。身为朝廷命官，住宅须配得上官制威仪，因此自然不能蜗居斗室，更不可能与平头百姓混居在一个大杂院里。所以京官们虽然穷困潦倒，却多租住大宅，至少要一套像样的四合院，讲求宽敞气派。如果条件许可，带花园的宅子最受欢迎。稍晚于曾国藩的李慈铭在京为官期间，租居位于保安寺街故闽浙总督旧邸，有屋二十余楹，有轩有圃，花木葱郁。这是当时京官的常态。

京官租房的第二个特点是周转率高。随着仕途迁转，官员经常更换办公地点，收入水平也会随官位升迁而水涨船高，因此对住房的要求当然也越来越高。这在清代京官的诗句中屡有反映。康熙年间的大学士陈廷敬曾说自己“五春三度移居日” ^[4] 。五年搬了三次家。乾隆年间的钱大昕则说：“客居燕台两寒暑，有似泽雉游樊笼。虎坊菜市三易寓，去住踪迹风转蓬。” ^[5] 两年搬了三次。嘉庆进士、后来官至体仁阁大学士的祁寯藻亦说：“自我官京师，十年四徙宅。” ^[6] 十年搬了四次。钱大昕于乾隆十七年（1752）六月入京，数年内在神仙胡同、潘家河沿、横街、珠巢街（今珠朝衔）、宣外大街等处搬来搬去 ^[7] ，因此写诗叹息说：“劳如车轴无停转，拙比林鸠未定巢。” ^[8]

京官租房的第三个特点是集中于宣南即宣武门外地区，特别是宣武门外大街两侧以及菜市口的南部。这有多方面原因：一是清代中央六部均设在正阳门内，宣武门外离正阳门不远，住在这儿上朝方便。二是北京位于国家版图东北部，中原及南方士子通常由西南方进入北京城，故落脚宣南最为便利。三是明代宣南地广人稀，又有树有水，风景不恶，许多明代显宦在此遗有花园别业，同时又有陶然亭、窑台以及古刹名寺等吟咏集会胜地，很对文人习气严重的京官们的胃口。故夏仁虎《旧京琐记》说：“旧日，汉官非大臣有赐第或值枢廷者，皆居外城，多在宣武门外。土著富室，则多在崇文门外，故有东富西贵之说。” ^[9] 官员多住在外城的西部，本地富户多住在外城的东部，所以说“东富西贵”。四是传统时代官员多迷信，选择住房时多讲究风水。考察京官居住史，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位于菜市口大街的绳匠胡同 ^[10] ，居然住过清代史上三十余位重要人物。清中前期的徐乾学、洪亮吉、毕沅、陈元龙等都曾寓居于此，晚清这里更是名人荟萃：同治的帝师、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李鸿藻住过菜市口胡同7-11号，左宗棠住过16号，龚自珍1819年在菜市口胡同“休宁会馆”住过，戊戌变法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住在29号，蔡元培于光绪年间任翰林院编修时也住过菜市口胡同……

这么多人选择这里，是因为传说这里是北京最有“旺气”、最能出主考的胡同（为什么京官如此盼望当主考，后面章节有详细解释）。刘光第在家书中解释说：“第于五月廿八日移寓绳匠胡同南头路西。此胡同系京师最有旺气之街道（即如今年主考，亦惟此街放得最多，此系地脉所管，街背南半截胡同次之）。第与同司主稿正郎汤伯温（名似瑄，江南人）同斋另院而共一大门。宅正对门则恽彦彬（广东正主考），宅斜对门则孔祥霖（甘肃主考），宅左（隔两三斋门）则戴兆春（陕西正主考），宅后（隔一斋门）则（李）文田（江南正主考）。盖气旺则无事不旺也。” ^[11] 不过刘光第搬到这里却并未能成为主考。

曾国藩在北京的租房历程，正符合以上四个特点。如同大多数湖南来京做官的人一样，最初几天他暂住在椿树胡同的长沙会馆（长郡会馆） ^[12] ，三天后在宣外的菜市口附近的南横街千佛寺（庵）（位于南横街与贾家胡同交口，民国年间北京内外城详图上标为“增寿寺” ^[13] ）赁了四间屋子，每月租金四千文 ^[14] ，折成白银全年需33.47两。他此时没带家眷，孤身一人，不需要居住大宅，但又不可能和平民混居，所以住在庵寺是较为经济的选择 ^[15] 。

不久，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由湖南护送曾国藩的妻小来京，曾国藩接到家书后开始四处看房。十二月十三日，他到琉璃厂看房子，看好了一处院子后，却听人说这个屋子里死过人：“此屋曾经住狄老辈之夫人王恭人，在此屋殉节。”虽然殉节乃是理学伦理中最光荣的事，曾国藩却因此打消了租这套房子的念头 ^[16] 。他在日记中说：“京城住房者多求吉利，恭人殉节……当时究非门庭之幸。”

后来他在骡马市大街北的棉花六条胡同看定一处住宅，十二月十七日搬入 ^[17] ，每月房租八千文，全年需银66.95两，已占薪俸之半。

曾国藩的众多搬迁过程中，有一次明显是出于风水方面的考虑。道光二十一年七月，朋友王继贤到曾国藩所住的棉花六条胡同拜访。王继贤字翰城，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与曾国藩同为京官，在朋友圈中是著名的“风水大师”。王氏一进曾宅，就连说此地风水不好。曾国藩在家书中汇报说：“王翰城言冬间极不吉，且言重庆下者不宜住三面悬空之屋。” ^[18] 曾国藩因为他“言之成理，不免为所动摇”，问他怎么办。王氏说八、九两月不宜搬家，因此必须当月就要搬家。曾国藩因此坐卧不安，放下手中所有事务，数日东奔西走找房子：“找房屋甚急，而讫无当意者，心则行坐不定。”最后，经“邀同翰城走绳匠胡同看风水”，终于在这条前述最有“旺气”、最能出主考的胡同北头选定了一处风水上佳的新住所，才安下心来。 ^[19] 巧合的是，两年后的道光二十三年，住在这里的曾国藩果然获得四川乡试主考的任命。

绳匠胡同的住宅有房十八间，比棉花六条胡同的房子宽敞很多。曾国藩在八月十七日家书中说，“屋甚好，共十八间，每月房租京钱二十千文。前在棉花胡同，房甚逼仄。此时房屋爽垲，气象轩敞” ^[20] 。在账簿中，曾国藩记载的房租数是十千文。这是因为当时的北京等地流通两种钱币：制钱和京钱。京钱的重量为制钱的一半，所以制钱一文等于京钱二文 ^[21] 。合成银两，房租一年要83.68两。

更多时候，搬家的原因是官越做越大，人口越来越多，对排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道光二十四年（1844）曾国藩不得不再次搬家。盖因入京以来，添了三个女儿，儿子纪泽也到了读书的年纪，要立家塾，仆妇也随之增多，“寓中用度浩繁，共二十口吃饭” ^[22] ，何况前一年又升为翰林院侍讲，于是又搬到上朝更为方便的前门内碾儿胡同西头路北。有房屋二十八间，月租京钱三十串，相当于制钱十五千文，“极为宽敞”。 ^[23] 这是曾国藩首度搬到内城居住，合成银两，年租金需125.5两。道光二十七年（1847）三月，曾国藩又一次搬家，移寓南横街路北，这次租住的宅院共有四十几间房，更为宏敞气派，价格应该也更高。

十三年间，曾国藩共计搬家八次，其中仅道光二十年就换了五次住处。总的趋势是居住条件越来越好，租金也从月租四千文到八千文、十千文、十五千文，不断上涨。具体在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一至七月，住在棉花六条胡同，月租八千文左右。八月搬至绳匠胡同，月租十千文。全年房租和搬家装修费用，共花去白银107.22两。具体支出细项见“《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用于居住项表”（表2-2）。

说明：此表据《辛丑年用钱票数》逐月逐笔统计而成

二 买衣服是一笔重大支出

京官生活中另一项较大的花销是服装，特别是进京之初购置官服的支出。中国传统服饰规章笼罩在浓重的意识形态氛围之下，以烦琐严格著称。清代冠服制度之细密更堪称历代之冠，官服的式样、色彩、质料、饰物等细节都有明确繁缛的要求。

比如官帽，按季节要求，可分为暖帽、凉帽两种。从功能上分，则又有朝冠、吉服冠、常服冠、行冠、雨冠等区别。

至于官服，按出席场合可分为朝服和吉服；按季节，可分冬、夏两种；按功用，又分为日常服和出行服。因官品之不同，官服用色、补子图案都有明确区分。《大清会典》将高级官员朝服外面的端罩按质地、皮色及其里、带的颜色，分为八个等级，以此区别官员身份、地位的高低 ^[24] 。

官服所要求的材料多较为贵重，因此一般价格都颇为昂贵。比如端罩的质料有黑狐、紫貂、青狐、貂皮、猞猁皮、红豹皮、黄狐皮几种。官帽上的顶珠，亦皆以贵重材料制作，比如一品为红宝石，二品为珊瑚，三品为蓝宝石，四品为青金石，五品为水晶，六品为砗磲，七品为素金，八品为阴文镂花金，九品为阳文镂花金 ^[25] 。暖帽周围有一道檐边，也须用名贵皮料，“以貂鼠为贵，其次为海獭，再次为狐” ^[26] 。

清代官服皆需要官员自行购置，甚至皇帝赏赐之物有些亦如此。比如清代皇帝常赏赐官员花翎，以示奖励。这种赏赐，多数时候只是“赐予其资格，花翎需要官员自行购置，其价格因眼数不同从数十两到数百两不等” ^[27] 。赏穿之黄马褂，有些情况下也是受赏者自行置办 ^[28] 。官服不但种类多，更替也十分频繁。《清史稿》说：“凡寒燠更用冠服，每岁春季用凉朝冠及夹朝衣，秋季用暖朝冠及缘皮朝衣。于三、九月内，或初五日，或十五日，或二十五日，酌拟一日。均前一月由礼部奏请，得旨，通行各衙门一体遵照。” ^[29] 也就是说，哪天穿什么衣服，不是由官员自己选择，而是要由朝廷统一下命令。《王文韶日记》比较详尽地记载了他一年更换服饰的次数。光绪六年（1880）他任户部侍郎，且入值军机，地位重要，频频出入宫中。正月初一，他入宫朝贺行礼，穿蟒袍补褂［光绪二十六年（1900）正月的日记显示朝贺太后和朝贺皇帝要求穿戴不同。朝贺皇太后时，穿“朝衣本色貂褂不带嗉”，而朝贺皇上时，则穿“蟒袍补褂染貂冠”］。正月十五，在乾清门站班，穿貂褂。十九日，换染貂冠白风毛褂。三十日，换洋灰鼠褂。二月初七日，换银鼠褂。初八日，换银鼠袍。二十五日，换毡冠绒领棉袍。三月十二日，换绒冠夹领湖色衫。十七日，换夹袍褂。二十五日，换单褂。二十七日，换单袍。也就是说，前三个月入宫，换了十二套衣服，平均不到八天就要换一次。“由貂冠、貂褂直换到葛丝冠、葛纱袍，再由葛纱直换到貂褂，这就是清代官服：皮（大毛、小毛）、棉、夹、单、纱，周而复始的一年的更替。” ^[30]

所以为官之初，购置官服，对很多官员来说是一个极为沉重的负担。很多缺乏经济实力的京官不得不长年借用官服。李慈铭在光绪十五年（1889）一月一日的日记中说：“京官多有不能具衣冠者。余为郎三十年，去岁始得一称。” ^[31] 对历代仕宦的大族来说，购置官服多少也是需要掂量一下的。同治四年（1865），翁同龢被任命为弘德殿行走，成为同治帝的老师。其兄翁同爵在家书中说：“弟平素衣服本不讲究，虽是俭德，然既当此差，则不能不添置数件……一切应添应改者可随时添改，切勿惜费将就。” ^[32] 许多官员升官之后，首先考虑的不是庆祝，而是焦虑于如何购置官服。光绪十六年（1890），李慈铭终于补授山西道监察御史，他叹道：“行年六十有二，始以正五品左转从五品，强号迁官（人们一般认为御史较郎中尊贵），始具舆服，衰颓冠獬，潦倒乘骢，草创威仪，屏当匡，未曾上事，已欲倾家，亦可笑矣。” ^[33] 刘光第原本清贫，光绪帝时升官后，一下子“用度顿添，异常艰窘”。他在家书中大谈苦况：“城外学堂亦打算顶与别人，兄租不起了。隔数日须往颐和园住班。老骡不行，又要买马，又要添皮衣，非狐皮不行；且定要貂褂。乾隆中，钱南园先生即是在军机处值日无衣，冷病死的；又要添人，至少亦当多用四五百金。” ^[34]

曾国藩素以俭朴闻名。晚年他在家书中说自己“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多次要求子女“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由此引出后世的种种渲染，比如说他最好的衣服是一件天青缎马褂，只在新年和重大庆典时才拿出来穿，平素便放在衣橱里，因此穿了三十年依然犹如新衣云云。

其实翰林们经常需要出入宫廷，衣服必须体面，方符国家体制。曾国藩为人固然节俭，但是在官派威仪上却绝不含糊。连曾国藩的夫人和孩子们，基于社交需要，衣着也都相当体面。道光二十九年（1849），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信中说：

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 ^[35]

确实，入京为官后，曾国藩的个人财物中最值钱者就是衣服了。《湘乡曾氏文献》中有一篇账单，记载他入京之初拥有的部分衣服：

芝麻纱袍套一付，线绉绵袍褂一付，宁绸单袍线纵套一付，呢袍褂一付……湖绉棉袍一件，大呢皮马褂一件，湖绉皮军机马褂一件，珍珠小毛袍褂一付，羊皮海虎绸袍一件，大呢绵马褂一件，皮圆袍一件，紫毛褂一件，沉香茧袍一件，灰鼠袍褂一付…… ^[36]

衣服档次较入京前明显上升一大级。

仅帽子一项他就有大毛冬帽、小毛冬帽、大呢风帽、小毛小帽、皮风帽等十一顶 ^[37] 。购置的这些衣服都不便宜，通常在数两至数十两银子之间。曾宝慈在《从曾文正日记看晚清习尚》中写道：“那时……裁缝工钱，袍子每件大概一千五至一千八百文……材料部分，绸袍二件计六千五百文，貂褂……二十千文。” ^[38]

而在以后，随着官职上升，曾国藩又陆续大量添置衣服。特别是道光二十三年，曾国藩赴四川主持乡试，将所带的衣服列成单据，更可以让我们领略清朝官员的排场。他带了一共九大箱，我们仅看其第一号衣箱的内容：

湖绉棉军机坎一件。

宝兰线绉羊皮一裹圆一件。

蓝宁绸狐皮一裹圆袍一件。

灰宁绸羊皮一裹圆袍一件。

兰宁绸织绒一裹圆棉袍一件。

天青缎珠毛马褂一件。

荷包四十八个（共十包）。

（宝兰）线绉缺衿圆袍一件。

玉色湖绉一裹圆棉袍一件。

刻丝夹蟒袍一件。

朝裙披肩一副。

蓝夹呢开衩袍一件。

红青呢外褂一件。

湖绉棉套裤一双。

宁绸夹袍一件。

线绉夹外褂一件。

宝底纱袍一件。

宝底纱补褂一件。

线绉单开衩袍一件。

线绉单补褂一件。

线绉单外褂一件。

元青宁绸单外褂一件。

宝兰线绉开衩棉袍一件。

天青线绉棉外褂一件。

玉色洋绉棉袄一件。

玉色洋绉夹袄一件。

香色洋绉夹袄一件。

香色洋绉羊皮军机坎一件。

…… ^[39]

清代官员服饰要求之繁缛铺张于此可见。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所添置衣服不多。因为上一年刚入京时已经基本置齐。在《辛丑年用银数》和《辛丑年用钱票数》这两本账簿中，这一年这方面记载如下：

正月，买尖靴一双，二千五百文。闰三月，买山东绸，用去一千五百文。顶子簪子等四千文，毡帽三顶、桌毡二床共计三千一百文，香珠二千文。五月付裁缝四千五百文。六月买凉帽用去一千文。八月付给裁缝三千文。九月付朝珠店一千文。十月，买袍料二千五百文，皮靴二双二千文。十二月付裁缝一千三百文，女皮套十二千文（当为夫人买——作者注），小毛冬帽二千五百文……

以上合计33.44两。详见“《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用于服装项表”（表2-3）。

说明：此表系从《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逐笔挑出服装项目制成

三“随份子”和请客吃饭

京官生活另一项重大的花费就是社交应酬及送礼开支。清代社会礼节十分烦琐，应酬名目众多，官员们更是长年生活在各种“规矩、礼数”之间。过年及端午、中秋等节，都要给上级、长辈、亲友送礼。如张德昌所说，“北京各部院衙门有一种传统的习惯，下级官吏对上级官吏要致送各种名目的节礼。对于大官的仆役、舆夫、门房要送门包、门茶” ^[40] 。日常则有大量的红白喜事及生日、升官、乔迁等应酬 ^[41] 。“有时穷无分文，也得借贷来应酬。这也是一项必需的开支。” ^[42] 以李慈铭的《越缦堂日记》为例，在光绪十五年十二月这一个月里李慈铭应酬红白喜事就有二十七起，几乎每天都要送礼。

在各种礼仪中，最不可少的是给座师的节礼。清人笔记中有翰林曾作诗这样描述自己的悲惨生活：“先裁车马后裁人，裁到师门二两银（师门三节两生日，例馈贺仪银二两）。惟有两餐裁不得，一回典当一伤神。”可见，只要还没饿死，这二两银是少不得的。

除送礼之外，京官生活中另一大花销是请客吃饭。京官生活的一大特点是安闲“稳定” ^[43] ，许多衙门的作风是“官不理事”，只有初一、十五点卯，“至都中本无官事，翰林尤可终年不赴衙门” ^[44] ，所以有大量时间用于酒食征逐。京官又生活在一张同乡、同门、同年、同学、同僚编织起来的大网之中，为了维持自己的人际关系网，需要不停地联络聚会。每年必不可少的一顿饭是新春各部院的团拜，往往每年轮值一二人承办，大摆宴席，延请戏班，价格不菲 ^[45] 。除团拜外，平日也是日日聚宴。清人张宸的《平圃遗稿》说，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所以京官的生活特点是政务不多，食务繁忙。宣南一带，饭馆林立。门前每至夜则车马盈门，灯红酒绿。曾国藩账簿中提及的饭馆有“东麟堂”和“便宜坊”。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经常提到的饭店名则有“聚宾堂”“万福居”“便宜坊”等。

京官们还经常组成各种“会”，或为品鉴诗文，或为研究学问，每会则必然聚餐。一般十数人一会，三五日一宴，月余一轮。比如林则徐在做京官时，就参加过“辛未同年季会”和著名的“宣南诗社”之会 ^[46] 。也有一些人嫌饭馆俗气，经常选择名胜古刹雅集：“都门为人物荟萃之地，官僚筵宴，无日无之。然酒肆如林，尘嚣殊甚，故士大夫中性耽风雅者，往往假精庐古刹，流连觞咏，畅叙终朝。” ^[47] 遇到风和日丽的时候，京官们往往创造各种名目赏游饮酒。“或消寒，或春秋佳日，或为欧苏二公寿。” ^[48] 道光二十一年三月十四日，因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入京，湖南八位同乡京官就曾在西直门外极乐寺中公请曾国藩父子 ^[49] 。

这种聚宴，往往都耗神费时，所费不赀，给京官们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翁方纲在给朋友的信中建议说：“以今日嘉辰，益友时复过从小集，讲道谈艺，裨益身心，盖为学之方，即在于此。……倘若曛黑始集，三鼓乃散，则人皆以为苦事，而无复唱酬之乐矣。……且除公饯、公贺诸筵宜略加丰外，其余枯吟小集以简朴为宜。八簋速舅，四簋礼贤，岂可语于吾辈偶然集话哉？人各七则七八，人约及五金，乃吾辈寒士，旬日烟火之费，而一晌暴殄，非以养安，似不若随意自办，在弟处则不过二簋、二碟、二点心、二汤而已。菜必用豆腐，用白菜乃称耳。是否如此？须先请裁于兄，而弟辈乃可遵用，行之长久也。” ^[50] 由这封信可以看出日常宴饮支出对普通京官而言是多么大的负担。

曾国藩生性喜交游，也有意识地将结交朋友作为在士林中树立自己良好形象的途径之一。因为用于社交的时间太多，他甚至在日记中做过严厉的自我批评，则他所花的精力和金钱可以想见。和大部分京官一样，曾国藩也入过诗文之“会”。道光年间，古文大家梅曾亮周围聚集起一大批切磋古文的京官。邵懿辰、孙鼎臣、曾国藩三人“先后间往，与其会，饮食游处近十年” ^[51] 。曾国藩说自己“宴饮非吾欣，十招九不起”，但愿意与邵懿辰等人游：“今日饮邵侯，婆娑办一喜。多因坐上宾，可人非俗子。” ^[52] 道光二十九年梅曾亮南归，七月二十八日，许多朋友包括曾国藩在龙树寺宴会，为梅曾亮送别。 ^[53]

我们根据《湘乡曾氏文献》中道光二十一年的数据，对曾国藩这一年社交花费进行一个不完全的统计（以下列出大概，详见表2-4）：

正月，团拜分赀二千文。黄矩卿赀分二千五百文。

二月，某友祖母去世，奠分一千文。三月，吴子宾处寿礼一两。湖广会馆公请乔见斋，分赀二千五百文。请吴世伯朱世兄，分赀一千文。四月，穆中堂、卓中堂两处祝敬，各一两八钱八分。致其他处节敬、寿敬、门包共十一两九钱四分。某朋友寿分一千文，朱世兄嫁妹随礼及送卓中堂寿屏共二千四百文。五月，陈霖生去世，奠分二十两。另一前辈去世，奠分二两。六月，送吴师请客，分赀一千五百文。七月，吴蔼人之年伯寿分一两，郭雨三之年伯寿分二两，如山三兄奠分一千文，李双圃寿屏分子四千文。八月，吕王两处寿分共二两。各位老师门包三份节敬三份，共用银六两二钱四分。九月，二十九日，钱仑仙祖母奠分二两。

十月，十七日，廖师寿辰，送银二两。十一月，公请朋友，分摊二千五百文。一朋友奠分一千文。十二月，唐镜海夫人去世，送奠分二千文。年底送穆师寿分一千文，又节寿敬四两，门包三钱。廖师节敬二两，门包三钱，黄师门包三钱。还陈岱云代交之奠分三处二千五百文。

以上共用银六十两八钱四分，钱二十七千九百文，约合银十九两四钱六分。合计这一年曾国藩人情来往花费90.52两。详见“《辛丑年用银数》《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用于应酬项表”（表2-4）。

说明：此表系从《辛丑年用银数》《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逐笔挑出应酬项目制成

上表只包含公宴份子钱，并不包括曾国藩单独请客吃饭的花费。这类花费在曾氏账本中也随处可见，比如：

二月，东麟堂请客八千文。三月，东麟堂请客十千文，便宜坊差役五百文。四月，付东麟堂十六两七钱七分。七月十二日，付厨子二千五百文，准备十三日在家请客。十月，请客预付菜钱一千文……

以上宴饮花费合计白银38.78两。细目详见“《辛丑年用银数》《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用于宴饮项表”（表2-5）。

算上请客吃饭，社交开支当年至少129.3两。

说明：此表系从《辛丑年用银数》《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逐笔挑出宴饮项目制成

四 官员的出行

除以上诸种支出，对普通官员来说，交通费压力也十分沉重。清代北京道路都是土路和石子路，交通不便，特别是下雨刮风天，常难以行走。

加上衙门离住地往往有一段距离，所以官员们多选择乘轿、骑马或者坐车出行。汉人文官虽不论年纪品级皆可以乘轿，但官轿形制根据职位高低有明确的区分，尚书、侍郎、督抚一类三品以上的官员，可以乘坐绿呢大轿，以下乘坐蓝呢大轿。不过，据何刚德的说法，京城的绿呢蓝呢，其实要求并没那么严格：“王公大臣许坐四人肩舆，或蓝呢，或绿呢，无甚区别，非如外官，必三品始坐绿呢轿也。”

虽有坐轿的权利，但京官们往往选择坐车，因为坐轿开支太大，买轿子雇轿夫的钱不是普通官员所能承受的。何刚德在《春明梦录》中说，高级大臣一年坐轿，就要费银八百两，因为必须雇有两班轿夫，还需前有引马，后有车辆及跟骡。“缘坐轿，则轿夫四人必备两班、三班替换，尚有大板车跟随于后，且前有引马，后有跟骡，计一年所费，至省非八百金不办。” ^[54] 曾宝慈的记述则更直观。他说曾广汉做户部侍郎时，“均须值日，至颐和园路程很远，骡车跸路上走颠簸，时间不短，因此侍郎以上，多乘四人大轿，大学士则乘八人大轿，即绿呢轿，下有红拖泥。轿夫都是久经训练的壮丁，上身不动，两腿迅速而步子极小，既快又稳。每轿两班，四人一班，每个人工资月白银一两，轿夫约走百公尺即换班，行走如飞。换下来的轿夫就跳上二套车休息”。 ^[55] 轿夫八人，每人每月一两，则工资一项每年就要九十六两。

因此，高级大臣也有许多选择坐车的：“然亦有不坐轿而坐车者，车则必用红套围，非堂官却不许僭也。要其坐轿、坐车，则以贫富论，不以阶级分也。” ^[56] 据《清稗类钞》，雍、乾以后，很多京官都改乘骡车，“至同治甲子，则京堂三品以下无乘轿者……光、宣间，贵人皆乘马车矣”。这是因为坐车成本至少下降一半：“若坐车，则一车之外，前一马，后或两三马足矣，计一年所费，至奢不过四百金，相差一倍。京官量入为出，不能不斤斤计较也。” ^[57] 许多强撑体面的官员，将绿呢大轿保留在宅第的轿厅里，却很少使用，只有在重大场合，才花钱去轿行雇轿夫来临时抬轿 ^[58] 。

坐车也有雇车与自备车之分。大部分中下级京官连车也买不起，只能经常雇车。何刚德说：“余初到京，皆雇车而坐。数年后，始以二十四金买一骡，雇一仆月需六金。后因公事较忙，添买一跟骡，月亦只费十金而已，然在同官汉员中，已算特色。盖当日京官之俭，实由于俸给之薄也。” ^[59] 最穷困的京官则极少雇车，绝大多数时候都选择步行，比如刘光第。

初入官场的曾国藩自然买不起轿子，但是他没有刘光第那样艰苦，隔三岔五会租一回马车，这也是一笔巨大的开销。曾国藩的活动范围，除了偶尔到衙门、皇宫和圆明园办公值班外，主要集中在宣南一带，比如琉璃厂、长沙会馆、湖广会馆。他的朋友们也大多居住在宣南。查曾国藩日记，道光二十一年，除了频繁地拜访朋友之外，他的主要出行记录如下：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一日，三鼓起，坐车至东长安门 ^[60] ，步至午门外翰林院朝房朝贺。初十日，三更起，在翰林朝房久坐。十一日，至琉璃厂。十五日，走琉璃厂。十九日，至湖广馆团拜。

二月初三日，步行至上湖南馆，发文昌帝君书。初四日，走湖广馆，公请苏臬台。初六日，走财盛（神——作者注）馆 ^[61] 。初八日，走文昌馆 ^[62] ，同年团拜。初九，走财神馆。十三日，走琉璃厂。二十日，至文昌馆。二十三日，走（湖广——作者注）会馆。二十六日，至琉璃厂买纸。

三月初三日，坐车至湖广馆请乔见斋。初五日，走文昌馆，吴子序之年伯寿辰。初六日，坐车至午门，听宣会试。初八日，走翰林院衙门，穿长安门，出前门，同父亲坐车归。十四日，陪父亲走西直门外极乐寺，同乡会者八人，共饭极乐寺。旋游大钟寺。由西直门出顺城门回家。十五日，至琉璃厂。十九日，走琉璃厂。

闰三月初二日，走琉璃厂。初三日，走湖广馆，请许吉斋师及同年。初六日，侍父亲下园子。初七日，走清漪园、万岁山、玉泉山，各处游观。初十日，走琉璃厂。十二日，至琉璃厂。十三日，走午门，至太和殿内送新进士复试。十四日，父亲出京，送至彰仪门外十五里。

四月二十一日，走内城接殿试考。灯后始出东华门，不能出城……至华甫处睡，无寐。二十四日，走文昌馆拜卓中堂寿。

五月十三日，长郡馆祭关圣帝。

六月初六日，在文昌馆请吴师。初八日，早走彰仪门外，送吴师之江西巡抚任。十二日起，接管长沙会馆事。从此月起，每初一、十五至会馆敬神拈香。

七月初五日，饭后下园子，往翰林院朝房。初六日，皇上御门，派余与幼章等四人侍班，卯正退班，由园子回。初十日，走会馆。十一日，至琉璃厂。

八月初一日，至琉璃厂。初十日，下园子随班祝嘏。十五日，至城隍庙拈香，会馆拈香。

九月二十八日，走乾清门外谢恩。至琉璃厂。二十九日，上国史馆办志。

（十月日记缺。）

十一月十四日，至湖广馆拜寿。二十二日，彰义门（彰仪门——作者注），送许吉斋之甘肃太守任。

十二月初八日，走会馆，吊李虞臣之死。十二日，走顺城门大街买衣未得。十九日，走琉璃厂。

统计这一年，上述出行记录中提到去长沙会馆十五次，琉璃厂十三次，紫禁城（包括翰林院）七次，湖广会馆六次，文昌馆五次，圆明园三次，财神馆两次；出彰义门（彰义门就是广安门）送人离京三次；至西直门外极乐寺一次；提到经过顺城门（就是宣武门）两次。曾国藩去圆明园、皇宫、翰林院等处自然需要坐车。从绳匠胡同到会馆，路并不远，账簿显示他也经常坐车去。可见他在日常生活中是比较注意官员体面的。参见《曾国藩北京居住及行踪图》（图2-1）。道光二十一年账簿中，关于交通费有十分零散琐碎的相关记载，比如：

正月，车夫一千文。三月，车钱六百文。

闰三月，车行五千文，又七千五百文，车钱一千三百。

六月，车钱六百五，二百七，六百，八百，三百五十，一百八十，车垫子一千三百五。

七月，下园车钱八百二十五。八月，车钱搬家费一千文，付小珊车夫搬家五百文，到会馆车大钱一百文，下斜街车三十文，车钱二百五十文，车钱一百二十五文。九月，会馆车钱一百七十五文，黑市 ^[63] 车钱二百九十文，去会馆车钱三百二十文，车钱三十文，车钱二十五文。十月，车钱三百四十文，到会馆车钱一百二十文，车钱七十文，车钱四百五十文。十一月，车钱五百二十五文，车钱三百文，车钱六十五文，车钱一百二十五文，车钱二十五文，车钱六十文，车钱六百文，车半天二百五十文，车钱四十六文，送老师车钱三百五十文。

十二月，车钱一千五百文，车钱一千文，车钱三百五十文，会馆车钱一百二十五文，会馆车钱二百五十文，车钱八十三文。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曾国藩日常用车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从车行雇车，定期结算，比如以上记载中数目较大者闰三月的“车行五千文，又七千五百文”即是。另一种是临时雇车，当时或者积累几次后结算，数额从二十五文到八百多文不等。需要说明的是，临时雇车的小额花费并不是每月每笔都记。道光二十一年账簿中记得比较详细的只有闰三月、六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这几个月，而二月、四月、五月这三个月干脆没有一笔记载。

记载最为详细的闰三月、六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这六个月零用车花费分别为17 300文、4800文、1120文、1355文、2991文、5908文。据此我们计算曾国藩每月平均零用车花费为5579文，此数乘以十三（当年十三个月），再合计为白银，计50.58两。详细记载见“《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用于出行项表”（表2-6）。

说明：《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记载车钱显然不全。按全部记载合计为37 404文，而如果以记载最全的六个月的情况推算，全年车钱当为72 527文

这是初入北京之际的情况。道光二十四年升为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后，曾国藩就开始自养车马。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在家信中说：

寓中已养车马，每年须费百金。因郭雨三奉讳出京，渠车马借与男用。渠曾借男五十金，亦未见还。 ^[64]

可见车马是郭雨三借给他的，可能是用来抵偿五十两负债。曾国藩每年需要花费一百两左右来饲养马匹、保养马车及雇用车夫。具体车马使用情况下一章再进行叙述。

五 文人的消遣

因为北京人文荟萃，可以从容研究学问，所以京官之中颇不乏一贫如洗但嗜书成癖者，甚至有人为搜求古籍而抛却万贯家产。比如“小秀野草堂”堂主顾嗣立毕生致力于搜辑刊印元人诗集，家产耗散殆尽 ^[65] 。

曾国藩虽然没有这样大的手笔，但亦“逛厂颇勤”。他京官生涯的日记共记了三年零八个月，其中有六十多次逛琉璃厂的记载。光道光二十一年记载就达十三次之多。道光二十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在致陈岱云的信中说：

国藩近日一无寸进，惟逛厂颇勤，惜无资可供书痴挥洒。 ^[66]

曾国藩一生自奉颇俭，惟买书舍得花钱。晚年他在家书中说：“余将来不积银钱留与儿孙，惟书籍尚思添买耳。” ^[67] 可见藏书是他一生的嗜好。经过在琉璃厂的数年历练，他已经成为淘书的行家，藏书之中不乏珍本、善本。比如他咸丰元年十二月初十日（1852年1月30日）买得一部宋版《广韵》，十分得意，夜间与朋友“痛谈”其快乐：

自署归，至同文堂看得宋版《广韵》，托张廉卿买得，漱六来，夜深去……傍夕李春甫来，夜漱六来，痛谈买得宋版《广韵》。 ^[68]

爱书如此，所以逛厂之时，一见到好书，难免即起争竞之心，以致他在日记中反省自己与人争购图书时心思如小人：

便至书铺。见好物与人争，若争名争利，如此则为无所不至之小人矣，倘所谓喻利者乎？ ^[69]

从他写给陈岱云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在买书时如何工于心计：

买得北监板《二十一史》……仆在厂肆见此，视为至宝，即以百金代为阁下购定……书贾云：《南史》二函，被他人借去未还。仆恐其嫌价贱而诡辞以求益也，乃曰“虽无《南史》，吾亦买之”，遂捆载交芸阁带归。厥后交银与书贾时，告之曰：“暂交七十金，待《南史》到时，再补三十可耳。”书贾亦甘心无辞，不意至今，《南史》尚未交到，仆屡次催问，贾言借书者已出京，渠憾之次骨。仆思以七十金而买北监板《廿一史》，即缺《南史》二函，已觉价廉而工巧矣。如贾人能将《南史》取回，收成完璧，计之得也；如不能取回，则仆借抄两套，不过费银数两，亦计之尤得者也。 ^[70]

京城图书需求量大，价格往往较贵，因此曾国藩经常托在外地为官的同年好友购买当地刊刻的多卷大书，比如曾托人在扬州购得《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托杜兰溪、陈岱云在湖南购得《皇清经解》。

道光二十三年曾国藩奉旨典试四川，临行前他整理了自己的部分藏书，写下了八页之长书目，从这个书目中推测，他此时已经藏书上万卷。及至咸丰二年（1852）出京之时，他在家信中谈及京师寓所藏书有三十多箱。如果按每箱一百五十至二百册计算，共七千余册，总数可达二万多卷 ^[71] ，可见他在京多年藏书之勤。因此，道光二十九年二月曾国藩升授礼部右侍郎后总结说，他在京多年，主要财产是书籍、衣服两项：

我仕宦十余年，现在京寓所有惟书籍、衣服二者。 ^[72]

除了买书外，买文具花销亦不少。翰林生活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准备朝考，练习所用的笔墨纸砚，均需自己购置。翰林写大卷之笔，必须用紫毫，取其“尖如锥兮利如刀”，易于用力，写字快。至于墨，因考时临时磨费事，一般都是买琉璃厂一得阁上好墨汁，每瓶墨汁约一两重，价自五钱至二两不等（开始练习时先用五钱一瓶者，渐用至一两一瓶者，到考试前才用二两一瓶者）。考试时将墨汁注于白铜墨盒之中。墨盒亦精工细刻，盒盖反面镶有青石，以便顺笔。大卷用纸必购标准大卷，以宣纸七层叠制，加打蜡磨光。日常书翰，文具也须讲究，因为这是翰林的体面。比如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三十日记载，是日为凌九写泥金扇一柄。泥金是以真金粉末加特制胶水调成，价值不低。以上售卖这些文具的店铺，基本都集中在琉璃厂 ^[73] 。一年的文具支出，也是一笔数目相当大的花销 ^[74] 。

道光二十一年初入京不久，曾国藩买书还不算多。这一年的买书等文化支出记载如下：

二月，付会文斋、字铺二千文。

三月，买《斯文精萃》一书，花去一千文。

闰三月，买《斯文精萃》《缙绅》二千文。

四月，书钱四百文，买字帖二千文。又付懿文斋书钱八两二钱一分。

六月，买书一千五百文，又买《子史精华》花四千文。

八月，文华堂装订《经世文编》三千五百文。裱对联一付、画一幅一千文。付懿文斋十两七钱二分。

十二月，买《帝王统系表》五百文，付懿文斋书钱十千文，文华堂书坊五百文，云林阁纸钱四千五百文，本立堂书钱二千五百文。 ^[75]

全年文化消费61.2两，详见“《辛丑年用银数》《辛丑年用钱票数》用于文化项列表”（表2-7）。

说明：此表系从《辛丑年用银数》和《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逐笔挑出文化项目制成

六 日常花销

曾国藩到京不久，夫人也北上入京，数年之间生养了几个儿女，人口日繁，仆妇日增，仆人工资、生活日用，也是不小的支出。更何况父亲及两个弟弟也先后入京在他家住过一段时间。在曾国藩的账簿中，买煤、买粮、买肉、买苦水甜水、剃头、打辫子、赏下人，每月都为数甚巨。

曾国藩家的日常生活，由仆人王荆七经管。每月曾国藩以银换钱后，会将部分交给王荆七，用于购买柴米油盐日用之物。道光二十一年他交付仆人王荆七（“付王荆七手用”）用于日常花费的钱数如下：

正月，十九千四百七十二文。二月，十六千二百二十文。三月，十八千四百零七文。闰三月，二十四千八十四文。四月，十三千六百八十三文。五月，二十千二百九十六文。六月，二十千八百八十文。七月，十七千九百六十八文。八月，十三千三百六十文。

九月之后不再记载此项，前九个月平均每月花费约十八千二百六十三文。以此计算则生活日用这一年（十三个月）要花掉二百三十七千四百二十二文，换算成白银为165.57两。参见“曾国藩账簿中所见日常消费物价资料表”（表2-8）。

说明：此表系从《辛丑年用银数》和《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挑出能显示物价信息的部分条目制成（不含上文衣食住行诸表中已含条目）

曾国藩“付王荆七手用”钱中，有一部分是用于仆人开支。曾家所雇用的数名男女仆人，一年工资花费亦不少。

曾国藩进京之时，从湖南带来了两个仆人：邓福和王荆七。按当时惯例，曾国藩先给了他们每人十千文的“安家钱”，说定每月工食钱五百文。

邓福在京不到一年，就被曾国藩辞退，临走前“赏钱二千文” ^[76] 。王荆七在曾寓服务时间较长，是曾国藩的贴身仆人 ^[77] 。除了这两个人外，曾国藩到京后还雇用了多名男仆，比如张福、刘兴、周贵等，月工资均五百文。从曾国藩账簿中可见，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寓中用了五名男仆和至少一名老妈。如果以六人计，平均每月工钱共三千文，合2.09两，全年约27.17两。除了工钱外，“赏钱”也是仆人的主要收入之一。按照当时惯例，对宅内仆人，过年及重要节日如端午、中秋都要给赏。这一年曾宅给下人赏钱7.27两，详见“《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用于仆役工资赏赐项表”（表2-9）。两项合计，全年用于仆人支出34.44两。

需要说明的是，除了零星几笔曾国藩单独记载外，工资的支付应该都包括在了“付王荆七手用”项目中。零星单独记载合计四千七百五十文，合3.31两。加上上项“付王荆七手用”及7.27两赏钱，则曾宅含仆役工资的日常生活支出合计为176.14两。

说明：此表系从《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逐笔挑出仆役工资赏赐项目制成

七 祖父的补品

咸丰九年（1859）之前，曾国藩兄弟一直没有分家。所以讨论曾国藩的家庭经济情况，我们不仅要替曾国藩在北京的小家庭算账，也不能忘了湘乡曾氏这个大家庭。

在传统社会，做官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一个家族的事业。跃过龙门之后，对家族不做回报，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因此作为一个穷京官，曾国藩是一直尽力接济家里的。虽然他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初七日说：“孙等在京别无生计，大约冬初即须借账，不能备仰事之资寄回，不胜愧悚。” ^[78] 但事实上，到北京后不久，曾国藩就经常往家里寄回些钱物，以贴补家用，并表孝思。

道光二十一年账簿中“买高丽参十五两八钱六分（二十二枝）”，及“买祖大人方靴”两笔记载，应该都是寄送老家孝敬长辈的。

道光二十一年之后，曾国藩此类支出逐年渐增。道光二十二年正月初七，曾国藩寄回家中鹿脯一方：

兹因俞岱青先生南回，付鹿脯一方，以为堂上大人甘旨之需。 ^[79]

这一年十二月二十日，曾国藩在家信中首次提到寄回十两白银，“为堂上吃肉之费”：

九弟前带回银十两，为堂上吃肉之费，不知已用完否？ ^[80]

同信还提到，因为祖父生日快到了，他做了两架寿屏：

正月祖父大人七十大寿，男已作寿屏两架。明年有便，可付回一架。 ^[81]

这两架寿屏成本不低。家书有详细说明：

一架淳化笺四大幅，系何子贞撰文并书，字有茶碗口大。一架冷金笺八小幅，系吴子序撰文，予自书。淳化笺系内府用纸，纸厚如钱，光彩耀目，寻常琉璃厂无有也。 ^[82]

道光二十二年起，他又承诺负担祖父母及父母四具棺材所用漆钱。因为寿具须年年加漆，并且必须加厚漆，每年都要花一笔银子。四月二十七日家信中他说：

今年漆新寿具之时，祖父母寿具必须加漆。以后每年加漆一次。四具同加，约计每年漆钱多少？写信来京，孙付至省城甚易。此事万不可从俭。子孙所为报恩之处，惟此最为切实，其余皆虚文也。 ^[83]

道光二十三年，他寄回家中阿胶等补品和补服等物品，还有四十两白银。他在三月十九日家信中提到寄回的物品，以及四十两白银的分配方案：

付回五品补服四付。水晶顶二品、阿胶二封、鹿胶二封、母亲耳环一双。……阿胶系毛寄云所赠，最为难得之物，家中须慎重用之。

竺虔曾借余银四十两，言定到省即还。其银以二十二两为六弟、九弟读书省城之资，以四弟（两）为买书买笔之资，以六两为四弟、季弟衡阳从师束脩之资，以四两为买漆之费——即每岁漆一次之谓也，以四两为欧阳太岳母奠金。 ^[84]

综合这些情状，可知曾国藩每年都会寄回家一些高丽参、鹿胶之类供堂上老人用的补品，以及治病用的药品，还有一些家庭妇女用的针线等。另一类是毛笔、书籍等供诸弟使用的文化用品。每次升官之后，还必寄补服、袍褂。

道光二十一年，除了寄回家中高丽参及方靴外，他还承担了父亲的部分返乡路费。合计59.35两。详见“《辛丑年用银数》《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用于大家庭支出项表”（表2-10）。

说明：此表系从《辛丑年用银数》《辛丑年用钱票数》账簿中逐笔挑出用于大家庭支出项目制成

道光二十二年之后曾国藩资助家中情况，详见“曾国藩京官期间资助家中表”（表2-11）。

说明：此表根据《曾国藩全集·家书》相关内容制成。道光三十年（1850），咸丰元年（1851）和咸丰二年家书中此类记载极少，不知何故

在道光二十一年中，曾国藩的账簿中没有慈善支出的记载。不过救济穷人特别是穷困族人，一直是曾国藩整个官宦生涯经济生活的一个重点。从京官中期开始，曾国藩即参与北京的慈善事业。道光二十五年（1845）十一月二十日家信中曾提及他“前门内有义塾，每年延师八人，教贫户子弟三百余人。昨首事杜姓已死，男约同人接管其事，亦系集腋成裘，男花费亦无几” ^[85] 。从道光二十三年开始，曾国藩开始对家乡族人不间断地进行接济和帮助。这在下一章中将要重点提到。

八 曾国藩支出结构分析

统计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衣食住行及文化消费各项，共花费六百一十六两四钱八分。列表如下（表2-12）：

由此可见，曾国藩这一年最大的支出是日常生活支出，其次是社交和住房。如上所述，曾国藩入京为官之初，每年法定收入129.96两。这样算来，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赤字为486.52两。

[1] 顺治五年（1648）八月，清政府在北京城实行满汉分居。内城为旗人居住，汉人可以出入内城，但不得夜宿。见魏泉：《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2页。

[2] 据说他“买宪臣傅感丁在京房屋一所，价银六千余两，买学士孙在丰在京房屋一所，价银一千五百两”，“京城绳匠（神仙）胡同与横街新造房屋甚多”。见《清史列传》卷十《大臣画一传档正编七·徐乾学》，王钟翰点校，中华书局，1987，第682页。

[3] 道光四年（1824）建立的南海会馆，就是在其故宅基础上改建而成的。

[4] 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下，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193页。

[5] 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下，第260页。

[6] 同上书，第232页。

[7] 吴建雍：《清前期京师宣南士乡》，《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8] 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下，第217页。

[9] 夏仁虎：《旧京琐记》卷八《城厢》，民国刻本，首都图书馆北京地方文献部藏。形成“东富西贵”的另一个原因是崇文门为京城总税卡，故多有商人停居。

[10] 1965年改名为菜市口胡同。1998年前后拓宽南北马路，菜市口胡同消失。

[11] 《刘光第集》编辑组编《刘光第集》，中华书局，1986，第194页。

[12] 曾宝慈：《曾文正与曾忠襄兄弟之间》，第417页。北京有两个椿树胡同：一个是在宣武门外大街东侧，西草厂街进去，南柳巷西；另一个是在珠市口西大街的北面，从煤市街进去，不过此处是小椿树胡同。考长郡会馆所在，应该是前一个椿树胡同。

[13] 《宣武区地名志》在介绍南横街时说：“109号为古刹增寿寺，查乾隆时地图千佛寺即今增寿寺。”原来这座寺庙叫千佛寺，又叫增寿寺，在历史上相当有名。据《日下旧闻考》记载，这里曾经是辽代的仙露寺，金人曾经将俘获的宋室宗亲关押于此。顾贞观那首千古名词《金缕曲》的序中说：“时丙辰冬寓京师千佛寺冰雪中作。”这里的千佛寺，即应指这座寺院。民国十七年（1928）《北平特别市寺庙登记》中记：“增寿寺坐落外五区南横街29号，建于明，宣统元年（1909）重修，本庙面积东西七丈五尺，南北十八丈五尺，房屋三十八间，自己管理，余房出租。”看来此庙规模不小，而且一直有余房出租。

[14] 道光二十年“二月初一日，赁移寓南横街千佛庵内房四间，每月大钱四千文”。见《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42页。

[15] 道光二十年七月初一日，曾国藩生了一场重病，因在千佛庵乏人照料，搬到骡马市大街南果子巷外万顺客寓，两个多月后才病愈，于十月初六日由客寓搬到果子巷南头贾家胡同内鞑子营关帝庙内。他独自住一小跨院，三开间，院中花木扶疏，颇宁静，适合病后休养。参考曾宝慈：《曾文正与曾忠襄兄弟之间》，第418页。

[16] 京官生涯中的曾国藩一方面精研理学，另一方面也热心功名，他的日记中多次记载了仕途沉浮中的焦虑不安。比如因为大考成绩迟迟不公布，他“中心焦急，四处打探，行坐不安，丑极”。又因闻放差之信，“心中有得失之念，胶轕萦扰，几不克自持”。为求官运亨通，他对官场中一些陋风庸习亦步亦趋。道光二十二年，他的跟班陈升在口角之后一怒辞职（曾国藩曾特作《傲奴》诗一首以记其事）。五天后，朋友给他介绍了周某做跟班，曾国藩考查收用后，马上将此人改名为周升。直到咸丰八年（1858），曾国藩日记中提及的五个仆人，还分别叫作韩升、王福、何得、曾盛、曹荣。可见他之图吉利讲忌讳，与绝大多数官僚一般无二。

[17]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55页。

[18]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10页。

[19]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94—95页。

[20]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12页。

[21] 邵义：《清代京钱小考与〈红楼梦〉所涉地点辨析》，《清史研究》2014年第2期。

[22]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89页。

[23] 同上书，第85页。

[24] 以上参考李国亮、尹春明：《清代冠服制度刍议》，《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智绪燕：《中国传统服饰之清代官员服饰的特点》，《山东纺织经济》2009年第4期。

[25]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第465页。

[26] 岳永逸：《飘逝的罗衣：正在消失的服饰》，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3，第9页。官服上面的装饰品也价值不菲。比如朝服上系的腰带，即朝带，据《清史稿·舆服志二》记载：“文一品朝冠……朝带镂金衔玉方版四，每具饰红宝石一……文二品朝冠……朝带镂金圆版四，每具饰红宝石一……文三品朝冠……朝带镂花金圆版……文四品朝冠……朝带银衔镂花金圆版四……”《大清会典》规定，文官五品、武官四品以上皆可挂朝珠。朝珠质料有东珠、翡翠、玛瑙、宝石、水晶、玉、青金石、珊瑚、松石、蜜珀等。一串朝珠，价值高者可值数千两。

[27] 参考曾宝慈：《曾文正与曾忠襄兄弟之间》，第425页。

[28] 《王文韶日记》光绪七年（1881）十二月十七日记载：“蒙恩赏穿带嗉貂褂，异数也，免冠碰头。……恭邸惠赠褂统一袭。”“嗉”是貂颈下的毛，长而软，是兽皮里最好的一块，故只有极少数大臣可以被“赏穿”。王文韶虽获此资格，本人却没有嗉貂褂，须恭亲王送他一件，才能穿得起。见袁英光、胡逢祥整理《王文韶日记》，中华书局，1989，第591页。

[29] 赵尔巽等撰《清史稿·舆服志二》，中华书局，1977，第3059页。

[30] 邓云乡：《水流云在书话》，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第43页。

[31] 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第62页。

[32] 翁同爵：《至叔平弟》，《翁氏家书》第十一册，转引自谢俊美《翁同龢传》，中华书局，1994，第74页。

[33] 李慈铭：《越缦堂诗文集》（下），刘再华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620页。

[34] 《刘光第集》编辑组编《刘光第集》，第287页。

[35]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184页。

[36]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第4245—4246页。

[37] 同上书，第4373页。

[38] 曾宝慈：《从曾文正日记看晚清习尚》，《曾国藩传记资料》（五），（台湾）天一出版社，出版年不详，第107页。

[39]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第4385—4387页。

[40] 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第52页。

[41] 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中记詹黼庭的孙子满月，他送糕桃帽璎鞋袜等，他的妾张姬前去祝贺，他说：“都中此等酬应，无谓甚矣。”

[42] 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第53页。

[43] 清代政治重“稳定”，重“资历”，特别是中低层京官晋升缓慢，仕途安全度也高，不是特殊情况，很少右迁（升），轻易也难左迁（降）。堂官可能变化频繁，但中下层总是按部就班，“依流平进”。何刚德说：“从前京曹循资按格，毫无假借，人人各守本分，安之若素，境虽清苦，而心实太平也。”（何刚德：《春明梦录·客座偶谈》，张国宁点校，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第83页）

[44] 林则徐致郭远堂书，道光十三年（1833），转引自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95，第31页。

[45] 之所以要举行团拜，主要由于京师地大人多，衙门林立，许多官员往往数月不见一面，得此机会可聚首联谊。

[46] 杨国桢：《林则徐传：增订本》，第36页。

[47] 朱彭寿：《旧典备征 安乐康平室随笔》，何双生点校，中华书局，1982，第282页。

[48] 张祥河：《关陇舆中偶忆编》，收入雷瑨编《清人说荟》初集，1928年扫叶山房石印本，转引自魏泉《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第12页。

[49] 唐河主编《曾国藩通鉴》第十一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第904页。曾宝慈说，城郊各寺是当时士大夫公余游宴之所，寺中和尚文化水平甚高，尤其是知客僧，他们往往言谈脱俗，博通古今，不如此不能应酬也。

[50] 沈津：《翁方纲年谱》，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2，第94页。

[51] 邵懿辰：《孙芝房墓志铭》，《苍莨诗初集》卷首，咸丰间刻本。

[52]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6页。

[53] 魏泉：《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第137页。

[54] 何刚德：《春明梦录·客座偶谈》，第60页。

[55] 曾宝慈：《从曾文正日记看晚清习尚》，第107页。

[56] 何刚德：《春明梦录·客座偶谈》，第60页。

[57] 同上书。

[58] 以上参考完颜绍元：《古代官员的“公务用车”》，《文史博览》2005年第19期。

[59] 何刚德：《春明梦录·客座偶谈》，第60—61页。

[60] 天安门前东西两侧，原有东、西长安门，每至春季，东长安门内千步廊拐角处，是礼部复查会试试卷的地方。西长安门内千步廊拐角处，每年秋天霜降节举行“朝审”仪式，由吏部、刑部、都察院联合判决“重囚”。

[61] 在福建会馆内。福建会馆建于光绪三年（1877），馆址前身为一财神庙。会馆有戏楼，能演戏。夏仁虎《旧京琐记》一书中记：“堂会演戏多在宣外之财神馆、铁门之文昌馆。”《福建馆志》中说：“福建会馆戏楼本为堂会、演戏、集会之所，非专属闽人，他省人亦可借用。”

[62] 在骡马市大街北铁门胡同。

[63] 又称晓市、小市，崇文门外有东晓市（亦叫东小市），宣武门外有西小市，是北京清代的旧货市场。这种旧货市场交易时间一般在后半夜到天明之间，所以也有人称之为“鬼市”。《清稗类钞》：“京师崇文门外暨宣武门外，每日晨鸡初唱时，设摊者辄林立，名小市，与江宁之城南二道高井附近所有者同。又名黑市，以其不燃灯烛，凭暗中摸索也。物既合购者之意，可随意酬值。其物真者少，赝者多，优者少，劣者多，虽云贸易，实作伪耳。好小利者往往趋就之，稍不经意，率为伪物。”

[64]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95页。

[65] 《清史列传》，王钟翰点校，中华书局，1987，第5824页。

[66]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岳麓书社，1994，第33页。

[67] 《曾国藩全集·家书二》，岳麓书社，1994，第1325页。

[68]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第3644、3646页。

[69]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139页。

[70] 《曾国藩全集·书信一》，第51—52页。

[71] 以上两个自然段参考朱天旭：《曾国藩的藏书与治学》，双峰网：http：//www.ldsf.com.cn/news/rwdl/2009/12—14/09121416491850821.htm，访问时间：2012年3月31日9时。

[72]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184页。

[73] 曾国藩为祖父做寿屏，多次到琉璃厂看纸。

[74] 此自然段主要参考曾宝慈：《从曾文正日记看晚清习尚》，《曾国藩传记资料》（五），第106页。

[75] 参考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第4000—4046页。

[76]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第4198页。记载：“邓福，十九年十一月起，订安家钱十千文，每月工食钱五百文。曾记共支去钱十四千三百文。二十年九月初七开销去，又赏钱二千文。”

[77] 同上书，第4199页。记载：“王荆七，十九年十一月起，订每月工食钱五百文。办衣安家钱十千文，病后许辛勤钱三千文。”

[78]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7页。

[79] 同上书，第19页。

[80] 同上书，第45页。

[81] 同上。

[82]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48页。

[83] 同上书，第24页。

[84] 同上书，第60页。该文中的四弟、六弟、九弟、季弟分别为曾国潢、曾国华、曾国荃、曾国葆，均为族中排行。

[85]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125页。 fDfpy5xZjLLoN9fS5mmuBPb+yvUgeBDS9iGIlf0CuXJOT8k2FfsBuvdMiFR6bX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