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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京官生活为何如此之穷困呢？第一个原因是薪俸水平低。
翰林地位清要，然而薪俸很低，以至被人称为“穷翰林”。解剖曾国藩这个典型，我们对清代京官俸禄之薄可以有一个具体的了解。
清代文官“正俸”，也就是正式工资，基本承袭明朝，只略有调整，自一品到九品至未入流，共分10个等级：一品最高180两，二品155两，三品130两，四品105两，五品80两，六品60两，七品45两，八品40两，正九品33.10两，从九品只有31.50两 [1] 。
除了正式工资之外，还有实物补贴，即“禄米”，供官员食用的大米。一般来说，一两工资，同时发放一斛（半石）禄米。
乾隆年间定制，一、二品官员双俸双米 [2] ，也就是开双份工资，发双份禄米。其他京官食双俸单米 [3] 。除户部等少数官员外，绝大部分京官没有养廉银 [4] 。
按这个标准，曾国藩这样的从七品京官薪俸是正俸四十五两，加上四十五两“恩俸”，此外还有四十五斛（二十二点五石）“禄米” [5] 。
为了准确计算曾国藩的薪俸，我们需要将禄米折成银两。虽然发给官员的禄米名义上是精品大米，但事实上京仓粮食“红朽者多” [6] ，因此中下级官员领到米券后，常“以贱价售之米肆” [7] 。综合各种资料，我们可以确定当时禄米每石大约值银一两三钱，这样的话，曾国藩每月22.50石的禄米值银29.25两。加上双俸，曾国藩的薪俸总数为119.25两。参见“清代道光年间京官俸禄表”（表2-1）。
表2-1 清代道光年间京官俸禄表
说明：本表以《中国俸禄制度史》（第2版） [8] 中的“清代文官俸禄定例表”为基础，禄米按每石值银一两三钱（每斛0.65两）折算
除此之外，京官还有数目不等的“公费”，即办公经费。但是制定于顺治年间的公费标准极低，身居一品的内阁大学士和各部尚书，仅“月支公费银五两”，翰林院修撰以下月支银二两到一两不等。曾国藩这样从七品翰林的公费标准是一两半。但公费在晚清是折成铜钱支给的，“凡京官公费每银一两折制钱一千文” [9] 。具体发放时又并非如此整齐规律 [10] ，时有错后发放及补发。按曾国藩《辛丑年用钱票数》 [11] 账簿，多的月份是1700文，少的月份只有140文。逐月累加算出来的结果是这一年他的公费收入共计15 353文。通过曾国藩的兑换实例，我计算出道光二十一年（1841）的银钱比例是一两银换制钱1434文 [12] 。以此标准折算，则曾国藩全年公费收入15 353文，折合10.71两。
将薪俸与公费两项相加，曾国藩全年正式收入为合计129.96两。张德昌说：“和同时期的其他阶层的人来比较，京官的官职收入并不菲薄。”比如，李慈铭所用男仆年工资不过十两多一些而已 [13] 。因此他认为清代京官虽然以穷困闻名，但实际上生活水平很高，甚至很多人都过着“糜烂豪奢的生活”。然而，官员与社会底层仆役的支出结构和水平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是由京官的特殊生活方式决定的。以仆役的工资做参照，并不能真实反映京官的生活水平。
那么翰林曾国藩的生活方式和质量如何？一年又需要支出多少呢？我们在这一章从衣食住行等项来详细观察一下曾国藩的支出结构。因为《湘乡曾氏文献》中存有辛丑年（道光二十一年）完整账簿 [14] ，即《辛丑年用银数》 [15] 和《辛丑年用钱票数》 [16] 等，所以我们以道光二十一年为观察重点。
在这些账簿中，曾国藩所用的货币单位有银两、现钱和钱票。晚清北京地区行用的钱有现钱、钱票的区别。现钱又称大钱，指清代制钱。钱票乃是钱庄和各种商铺发行的民间纸币，或称私票，其面额有五百文、一吊、两吊、两吊五百文到五吊或五吊以上 [17] 。
从曾国藩的账本可见，在道光二十一年，它的信用状况良好，与现钱等值。本章的银钱比率，均按一两比一千四百三十四文统一换算。
[1] 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第2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第561页。
[2] 乾隆五十三年（1788）上谕：“向来六部尚书、侍郎，每年俱给予双俸双米，而大学士之兼管部务者，则照尚书例，俸、米俱属双支，其不兼部之大学士，每年系双俸单米。大学士领袖班联，职分较大，所得俸米，比尚书转少，殊未允协。嗣后，大学士之不兼部务者，亦著加恩给予双俸双米，以符体制。”见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第2版），第557页。
[3] 外官实行养廉制后，从雍正年间到乾隆初年，京官也实行了双俸制改革。从乾隆元年（1736）起，京员例支双俸单米。至于试用官则不食双俸，而尚书、侍郎及大学士等高级官员双俸双米。
[4] 雍正十一年（1733）奏准支给户部有关官员养廉银，其标准为：“户部银库郎中、员外郎，每员岁给养廉银各五千两，司库三千五百两，大使二百两，库使三百二十两，笔帖式八百两；颜料库郎中、员外郎、司库，每员岁给养廉银各一千两，大使三百两，库使、笔帖式各一百八十两，掌稿笔帖式、库使二百七十六两六钱有奇；缎匹库郎中、员外郎、司库，每员岁给养廉银各四百五十两，大使、库使、笔帖式各一百五十两，掌稿库使、笔帖式二百一十两。三库总档房主事三百六十两，笔帖式一百二十两。”乾隆十四年又谕：“吏、礼二部堂司各官，向未议有养廉，著加恩于三库饭银赢（盈）余数内，各赏给银一万两，分赡养廉。”参见昆冈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二十五年重修本）卷二六〇《户部·俸饷·京官养廉》，光绪二十五年八月石印本。
[5] 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第2版），第561页。
[6] 震钧：《天咫偶闻》卷三《东城》，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第68页。
[7] 同上。
[8] 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第2版），第561页。
[9] 昆冈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二十五年重修本）卷二五〇《户部·俸饷·京官月费》。
[10] 康熙之后，公费折钱支给，到了晚清，这项原本低微的公费更是大打折扣。何刚德说：“部员月费，廉俸之外，月给新铸大铜钱二十钱，一当五，适合百钱之数。”已经是可有可无了。见何刚德、沈太侔：《话梦集·春明梦录·东华琐录》，柯愈春、郑炳纯点校，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第13页。
[11]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台湾学生书局，1965，影印本，第4005—4050页。
[12] 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一年多次以银换钱，每月有两三次之多。本书取每月最初一次的兑换实例，平均十二次兑换率，得出的结果是一两银换制钱1434文。
[13] 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0，第51页。
[14] 这个账簿的缘起见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十二日日记：“去年用银八百两，还账三百，用去五百，数目不甚清晰。本年别立一簿，须条分缕晰，自立章程。”《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1987，第60页。
[15]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第4000—4004页。
[16] 同上书，第4005—4050页。
[17] 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598页。它在发行过程中，没有发行准备制度，主要的保证就是无限责任和多户联保。因此，钱票的基础全在商人的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