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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由家起程，进京赴官。由长沙到北京，全程二千余里，他费时六十三天，共用银一百多两 [2] 。我们可以简略描述一下他的行程，来看一看传统条件下旅途之艰难。从老家到省城长沙是陆路。从湖南长沙上船，走了半个月水路，抵达湖北武汉，平均每天船只行进六十里（途中阻风停泊四天）。由汉口起又改为陆路。先是坐二把手人力推车（雅称“一轮明月”），从汉口走了十四天到达河南周家口，在周家口换乘篷车，费用是六十千文 [3] 。坐篷车行程三十八天，因拜访地方官等停了六天，实际行走三十二天，每日行进五十到八十里，于道光二十年正月二十八日抵达北京。
曾国藩中进士后虽已授翰林院庶吉士，但他的仕途并不能从那时算起。因为翰林院庶吉士属于实习性质，没有品秩，也没有俸禄。只有经过翰林院“散馆考试”，授予正式官职，才算开始为官。
到北京之初，曾国藩暂住千佛庵中，每日勤奋练习写大卷的书法楷字，全力准备散馆考试。四月十七日他参加散馆考试，取列二等十九名，四月二十二日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三甲进士留馆者例授此官）。因此道光二十年四月二十二日是曾国藩京官生涯的正式起点。
翰林院乃储才养望的轻闲之地，地位清要，职务闲简。翰林们的职责说起来，有“充经筵日讲官”——偶尔被选中给皇帝讲讲经书，“撰写典礼册文”——写写重要典礼上的册封文书，“纂修校勘书史”——参与官修丛书的编辑校订，以及以“文学侍从之臣”的身份入值宫中随侍皇帝等。但事实上，由于翰林人数众多，每个人承担以上职责的机会并不多，绝大多数时间用来读书学习，以备数年一度的翰林大考。和其他官员不同，翰林升官主要依靠的不是政绩，而是“大考”的成绩。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那次“翰林大考”中，曾国藩成绩突出，连升四级，由从七品授任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
虽然仕途如此顺利，生活如此悠闲，但曾国藩翰林生涯的经济状况始终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窘”。借贷和哭穷一直是他在翰林院中经济生活的主旋律。有两个证据可以很好地说明他的窘迫情状。
一个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身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与仆人陈升发生了一场冲突。因为穷困拮据而脾气又大，曾国藩早已被陈升看不起。在这场口角冲突后，陈升卷铺盖另寻高枝去了。这件事使曾国藩颇受刺激，他还写下了一首《傲奴》诗：
……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 [4]
另一个证据更有说服力。曾国藩为人重感情，对亲戚关系十分重视，稍有余力，必加周济。道光十九年十月曾国藩进京为官前，曾专门去看望几位母舅。当时他的大舅已年过花甲，却“陶穴而居，种菜而食”，过着半野人的生活。曾国藩不觉“为恻然者久之”。他的二舅江永燕送他走时，向他预约工作说：“外甥做外官，则阿舅来作烧火夫也。” [5] 而南五舅一直把他送到长沙，临别握着曾国藩的手说：“明年送外甥妇来京。”曾国藩说：“京城苦，舅勿来。”南五舅说：“然，然吾终寻汝任所也。”言已泣下 [6] 。
曾国藩进京为官，使得所有亲戚对他寄予厚望，认为天子脚下的翰林公只要稍一援手，就能使他们的生活天翻地覆。然而，曾国藩当官已经好几年，却没有余力周济他们。五年后江永燕贫病而死，没沾到外甥一点光。大舅也依然没有房住，南五舅也没能到北京享福。
[1] “京官”与“外官”（地方官或称“在外文职”）对应，是指在京衙门文职官员，又称“在京文职”。本书按照官员品秩和地位，将清代京官分为高级、中级、低级三类。一至三品为高级京官，四至七品为中级，八品以下为低级。
[2] 参考曾宝慈：《曾文正与曾忠襄兄弟之间》，《曾国藩传记资料》（三），（台湾）天一出版社，出版年不详，第417页。又曾国藩家书中说：“男路上用去百金。”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94，第2页。
[3]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1页。
[4]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第43页。
[5]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76页。
[6]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