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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乡曾氏家族本来是非常典型的“平头百姓”。曾国藩曾说：“吾曾氏家世微薄……” [1] “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 [2] 也就是说，从元明到晚清五六百年，曾氏家族没有出过一个读书人。
确实，查阅《大界曾氏五修族谱》，从南宋年间那个可疑的“宋翰林院学士曾仕珪”往下，到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为止的二十二代间，连一个秀才也没出过 [3] 。
直到清道光十二年（1832），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才取得突破，成为曾氏家族第一个秀才，曾家才脱离平头百姓行列，进入“绅士阶层” [4] ，不过属于“下层绅士”。道光十八年（1838），曾国藩又考中了进士，曾氏家族也由此跨过了“上层绅士”阶层的门槛。此后，曾国藩在官场上不断升迁，他的兄弟曾国荃以军功崛起，曾氏家族上升为“豪门巨族”，登上传统社会金字塔的顶端。从这个角度来说，曾国藩家族是研究清代社会垂直流动的一个很好的样板。
在传统时代，平头百姓要想爬上士绅阶层，并不比骆驼穿过针眼容易。明清两代士绅占全社会人口的比例，在最多的时候也不过1%左右 [5] 。
平民百姓想要改换门庭，最主要的途径当然就是科举。然而传统时代科举的录取率极低，最低一级功名秀才（生员）的录取率不过1%左右 [6] ，至于举人、进士功名，当然更是难上加难。何炳棣说，以明代1393年为例，“进士只占总人口的0.000055%，清1844年，0.000048%” [7] 。也就是说，进士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平均不过千万分之五左右。
因此，由布衣而入仕，通常不是一代人能完成的事业，往往需要好几代人进行接力。宗韵在《阶层与流动：明初农户入仕案例分析》一文中，对明代二十个家族的奋斗史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明初普通农民家庭攀升为官宦之家，平均需要四代到五代人，花一百三十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 [8] 。
在这个漫长的奋斗过程中，通常有两个必须通过的关口。第一，奋斗的起点往往是这个家族从中农以下变成富农或者地主，也就是经济地位要有一次上升。第二，有一代人获得秀才这个低级功名，后代才有可能中进士。
为什么要经过这两个关口呢？首先，只有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才能供孩子读书。虽然中国科举制度最令人称道之处就是它的公平性，然而这种公平性是受到经济条件的极大制约的。潘光旦、费孝通分析了清朝从康熙到宣统年间的915份朱墨卷，得出的结论是，科举制看似公平，但是实际上对城镇居民、有产之家庭更为有利。张仲礼也认为科举制实际上更有利于有财富权势者 [9] 。因为供孩子读书、参加考试，特别是参加乡试以上级别的考试，是要花很多钱的。参加乡试，需要在省城住店或者租房，“而此时房租又颇昂贵，非一般贫寒子弟所堪承受。而参加会试，更是所费不赀。有些离京城较远的省份，第二年三月的会试，在前一年十二月初就准备上京。旅途劳顿之苦，旅费之巨，不难想见” [10] 。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河南拔贡王锡彤由汲县赴北京参加朝考。河南离北京并不算远，然而往返路费还是花掉了约50两白银；到了北京之后，他经历了到礼部投文、报到、买卷、团拜等必需的程序，又花掉50两左右 [11] 。这样大的支出是中农以下的人家通常难以负担的，所以大部分科举的成功者都出自小康以上的家庭。
之所以要由前代人获得一个低级功名给后代人做垫脚石，是因为获得举人、进士等高级功名的难度远远大于秀才。艾尔曼说，在3万名生员中，“只有1500名（5%）从乡试中胜出成为举人，而在举人中最后只有300名（20%）可以通过殿试” [12] 。也就是说，按所有参加科举的人数与最终的进士名额计算，录取率是0.015%。
由平民家庭白手起家中了秀才的第一代科举成功者，由于教育质量的限制，往往只能止步于第一阶。但是他们却可以给自己的孩子提供更为优越的教育环境，做孩子的启蒙老师，成为孩子向上攀登的阶梯。王先明研究证明，晚清考中举人的那些人，查他们的祖、父两代，大部分都取得过秀才等基础功名。“其祖、父有功名身分的举人所占比例占绝对的多数。” [13] 何炳棣也说，明清两代近百分之七十的进士不是出身于普通平民之家 [14] 。具体到清代，百分之八十以上进士的三代祖先中至少出现过一个秀才 [15] 。
曾国藩的同时代人李鸿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安徽李氏最初“清贫无田”，到李鸿章高祖时，才“勤俭成家，有田二顷” [16] ，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李鸿章的祖父李殿华立志要光大门户，发奋苦读，无奈时运不济，两次乡试均告失败，止步于生员。李殿华从此退居乡间，率子孙耕读，“足不入城市几近五十年”。他承担起所有家事，让自己的子孙们专心于学业。命运终于对李氏家族的顽强努力加以回报，李文安父子后来双双金榜题名，“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 [17] 。
曾国藩家族的科举史与此十分相似。湘乡曾氏接力式奋斗的起点，也就是经济地位的上升，是在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这一代完成的。曾玉屏出生之时，家境属于中农。他“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一度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以至人们担心曾家在他手里破落。好在从三十五岁起他痛改旧习，勤苦力田，“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多种经营，一年到头，无稍空闲。高嵋山“垅峻如梯，田小如瓦”，曾玉屏“凿石决壤” [18] ，将十几块小田土连接成一片大田地。几十年艰苦创业，终于使曾家经济状况逐渐改善。
嘉庆十六年（1811）曾国藩出生时，家里有田地百余亩，家中有祖父母、父母、叔婶、大姐加上他共八口人，人均田地至少十二亩半。晚清中国人均田地，学者的乐观估计是三亩，悲观估计仅为一点四亩，具体到嘉庆十七年（1812），吴慧提供的数字是一点七一亩 [19] 。也就是说，曾家人均土地是全国水平的七点三倍左右。
毛泽东的出生地与曾国藩家相距不远，出生时间较曾国藩晚八十二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中说，“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后来又买了七亩，“就有‘富’农的地位了” [20] 。人均五亩多地就算富农，这一几十年后的标准亦可略资参考。据此我们大致可以判断曾家的成分为小地主。曾国藩为曾玉屏作的《大界墓表》中说曾玉屏中年以后成为地方上的头面人物，经常修桥补路，救助孤贫 [21] 。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他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这是曾家向绅士阶层进发的第一层基础。
曾玉屏对湘乡曾氏家族更大的贡献，是高瞻远瞩地供自己的儿子读书。曾玉屏深知功名对光大家业的重要性。据族谱记载，曾玉屏并不是湘乡曾氏的第一个地主。事实上，在五六百年的历史中，曾氏一族也数度上升到小地主阶层，比如曾国藩的太高祖曾元吉就生财有道，在康熙至乾隆年间积聚了数千两的产业，置买了数百亩田地。然而由于没有功名做保障，这一短暂的地主地位很快被中国社会“诸子均分”习俗所打破：曾元吉晚年将家产均分给了六个儿子，自己只留下衡阳的四十亩田作为养老送终之用。六个儿子每人可以分到五十亩左右的田地，再次回落到中农阶层 [22] 。
为防止曾家的富裕如曾元吉时代一样昙花一现，曾玉屏下定决心，一定要让自己的孩子博取功名。他一力负担起所有家业，供长子曾麟书从小读书，并且不惜代价“令子孙出就名师” [23] ，摆出一副破釜沉舟的架势。
在曾玉屏的严厉督责下，曾麟书“穷年磨厉，期于有成”。无奈他的天赋实在太差了，前后应考了十六次秀才，都失败了。直到四十三岁头发已经花白的时候，才“得补县学生员” [24] 。
虽然来得有点儿晚，然而这毕竟是曾氏家族史上破天荒的重大突破，值得大书特书。曾国藩回忆父亲生平至此，不觉叹道：“五六百载，曾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至是乃若创获，何其难也。” [25]
取得秀才即“生员”身份，意味着获得一定的特权：从面子上讲，“一得为此（指秀才——作者注），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于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 [26] 。可以免除一点儿赋役，出入可乘肩舆，见了地方官，不必下跪。在法律上也享有一定特权：犯了罪，先要由学官免除秀才身份才能定罪。因此小吏和衙役等人不能随便欺负，“平民且不敢抗衡，厮役隶人无论已” [27] 。
然而，这点儿实际利益对一个安分守己、家口不多的普通生员人家来说，意义不大，也就是说，秀才功名对家庭经济地位的改变十分有限。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秀才不能当官。
确实，在曾麟书成为秀才后，曾氏一家的经济地位没有发生明显变化。几乎每一个读书人的目的都是走上仕途，而只有成为举人和进士才能保证他们获得官职。然而曾麟书中了秀才后，却再也没进过考场。通过十七次艰难科考才得了一个秀才这个事实，让他认识到自己确实缺乏读书的天分，根本无力跨过从生员到举人的鸿沟。他早已经把努力的重心转到了培养几个孩子，特别是长子曾国藩身上。
曾国藩的祖父和父亲对曾国藩的殷切期望从曾国藩的学业进程中就可以体现出来。曾国藩四岁即启蒙 [28] ，八岁就读完了《五经》，开始学习写八股文。“读《五经》毕，始为时文帖括之学。” [29]
然而由于天资平平，曾国藩的科名之路开始也并不顺利。他十三岁即赴省城参加考试，一直考到二十二岁，前后考了七次才中了秀才，看起来很可能要步父亲的后尘了。不过在那之后就峰回路转，早年扎实的基本功让他厚积薄发，转过年来就中了举人。在两次进京会试失利后，在道光十八年（1838）春也就是二十七岁时取中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更因在随后的朝考中发挥出色，被授为翰林院庶吉士。
曾家三代努力至此大功告成。相比宗韵所说的一百三十年，曾国藩家族的奋斗过程算是相当顺利的。从父亲曾麟书读书起到曾国藩中进士，前后不过四十多年；不过，曾国藩父子两人异峰突起之前，却是这个庶民家族五六百年之久的蛰伏。曾国藩屡屡说他的发达“赖祖宗之积累” [30] ，这并非虚言。
[1]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94，第236页。
[2] 同上书，第331页。
[3] 《大界曾氏五修族谱》，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据1946年三省堂木活字本2002年复制本，《谱叙》第3—4页。
[4] 关于绅士的定义，一部分研究者认为生员等低级功名获得者不应该被列入绅士阶层，比如许顺富说，生员和监生仍属平民范畴，正如他们被称为“士民”而非“缙绅”。只有贡生以上的人数较少的群体才能被称为绅士（许顺富：《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第15—16页）。而更多的研究者则认同张仲礼先生所作的更为广义的定义：“绅士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而获得的，凡属上述身份者即自然成为绅士集团成员。”（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3页）也就是说，生员以上的功名获得者皆可被称为绅士，虽然生员和监生只能被列为下层绅士。本书采用后一定义。
[5] 太平天国前后，由于捐纳大开，军功盛行，所以士绅阶层膨胀很快，根据张仲礼的估计，从太平天国前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真正获得功名（academic success）的人群——士绅（gentry）的人数也不过占全国的1%左右（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第100页）。承平时代这个比例当然更低。
[6] 张仲礼、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等人的研究认为生员的录取率在1%左右。艾尔曼则以1850年为例，计算出“在200万名参加院试的读书人中，只有3万名（大约1.5%）成为生员”。见纪莺莺：《明清科举制的社会整合功能：以社会流动为视角》，《社会》2006年第6期。
[7] 纪莺莺据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对相关数据进行了简单计算。见纪莺莺：《明清科举制的社会整合功能》。
[8] 宗韵：《阶层与流动：明初农户入仕案例分析》，《历史档案》2010年第3期。
[9] 纪莺莺：《明清科举制的社会整合功能》。
[10] 陈宝良：《明代儒学生员与地方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231页。
[11] 蒋纯焦：《晚清士子的生活与教育——以塾师王锡彤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年第2期。
[12] Benjamin A. Elman，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p.14.转引自纪莺莺《明清科举制的社会整合功能》。
[13] 比如山东省中举69人，其祖、父有功名者60人，占比为86.9%；山西为55%；四川为38.3%；广东为67.6%。见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第152页。
[14]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312页。
[15] 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136页。
[16] 李文安：《李光禄公遗集》卷一，页四，清光绪年间刻本，转引自苑书义《李鸿章传》，人民出版社，1991，第4页。
[17] 李文安：《李光禄公遗集》卷八，页二，清光绪年间刻本，转引自苑书义《李鸿章传》，第6页。
[18]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29页。
[19] 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增订再版）》，农业出版社，2016，第210页。孙毓棠、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载《清史论丛》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第117—120页。
[20]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第105—106页。
[21]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30页。
[22] 刘鹏佛：《清代湘乡曾氏家族与经济社会》，博士学位论文，厦门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2003，第45页。
[23] 《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29页。
[24] 同上书，第331—332页。
[25] 同上书，第331页。
[26] 顾炎武：《生员论上》，收入《顾亭林诗文集》，中华书局，1983，第21页。
[27] 叶梦珠撰《阅世编》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83页。
[28] 《曾国藩年谱》：“嘉庆二十年，公五岁，冬十月，受学于庭。”年谱中的五岁为虚岁。见黎庶昌撰《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第2页。
[29] 黎庶昌撰《曾国藩年谱》，第2页。
[30]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岳麓书社，1994，第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