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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北京之前，在白杨坪小天地里成长起来的曾国藩，全部精力都用在八股文上，好友刘蓉说他当时“锐意功名”，他自己也说当时最大的心事不过是“急于科举”。在道光二十三年的一封家书中他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 [1] 曾国藩认为因为周围都是见识庸俗鄙陋的人，所以自己的头脑也很闭塞。
道光二十年入京为官，不仅是曾国藩仕途上的起步，也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起点。作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是全国精英之渊薮。一入翰苑，曾国藩就见到很多气质不俗之士。他在写给诸弟的信中兴奋地介绍说：
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镜海先生、艮峰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知道者，则有吴子序、邵蕙西；讲诗、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京师为人文渊薮…… [2]
这些朋友给了他极大的影响，让他知道了圣人可以“学而至之”：
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始知范（仲淹——作者注）韩（琦——作者注）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 [3]
曾国藩检讨自己，不觉自惭形秽，因此毅然立志自新，“学做圣人”：
慨然思尽涤前日之污，以为更生之人，以为父母之肖子，以为诸弟之先导。 [4]
“学做圣人”之志对他的日常生活习惯和经济生活状况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起，曾国藩按唐鉴的建议，学习倭仁开始记日课。他在给弟弟们的信中介绍说：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 [5]
如前所述，翰林的生活主要任务就是读书养望，充实学养。然而曾国藩天生乐于交往，喜欢热闹，几乎每天都要“四出征逐”。他自己反省认真读书的时间太少，有时间读书心也静不下来。既然要自我完善，首先当然就要抓紧时间。从十月初二日起，曾国藩给自己规定了以下基本学习日程：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这是必须完成的课程下限。除此之外，他还每日读《易》，练习作文，学习效率大为提高。
“学做圣人”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拒绝世俗利益的诱惑。在三十岁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不以做官发财的誓言。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们的家信中说：
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 [6]
事实证明，曾国藩的一生基本上践行了这个诺言。明清两代的官场有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清官大部分都有较好的理学素养。比如明代著名清官薛瑄就以理学闻名，他一生刚直不屈，被称为“薛夫子”“铁汉公”，以“光明俊伟”著称。而另一清官海瑞则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强调心口如一、知行合一，终身活在天理与世俗的交战之中。清康熙朝盛产清官，一个原因是康熙朝正是清代理学大兴之时。著名清官陆陇其“笃守程朱”，被尊为清代理学儒臣第一。熊赐履、李光地两位清官，也都是著名的理学名臣。其他清官如张鹏翮、蔡世远、陈鹏年等无一不是理学精深之士。
这种现象自然并非偶然。因为理学家的快乐就在于与欲望为敌，用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来彰显意志的强大。我们看史书所载明清两代清官形象，实在令人鼻酸。
明代的著名清官轩輗“寒暑一青布袍，补缀殆遍，居常蔬食，妻子亲操井臼” [7] ；秦纮“廉介绝俗，妻孥菜羹麦饭常不饱” [8] 。
更著名的清官海瑞“布袍脱粟，令老仆艺蔬自给”，长年吃不上肉。
清代名臣张鹏翮“居无一椽，食无半亩，敝衣布被，家计萧然……四壁空虚，一棺清冷，贫宦与老僧无异也” [9] 。
名臣于成龙因长年舍不得吃肉，只吃青菜，故得了一个绰号“于青菜”。辞世后，遗物仅有粗米数斛，盐豉数器，白银三两。
陈瑸官至巡抚，平时也舍不得吃肉，“其清苦有为人情所万不能堪者”，康熙当着众大臣称他为“苦行老僧” [10] 。
可以说，薄俸制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方面，由于传统社会一直没能建立起约束各级权力的有效机制，使薄俸制的荒悖正如“渴马守水，饿犬护肉”，因此官员们的整体腐败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但与此同时，薄俸制也培养了独特的“清官文化”，导致明清两代官员两极化发展。在贪风遍地的背景下，清官们如同数盏明灯，高悬在昏黑一片之下，成了王朝的点缀。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
曾国藩“学做圣人”是极为认真的。在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家的影响下，他在生活中时时与“欲望”交战：“天理人欲，决不两立，须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见人欲消尽。” [11] 在有关曾国藩的资料文献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笔营求私利的记载。如果说他走过后门的话，也仅限于诰封用宝之类的小事 [12] 。
但困窘的生活确实使理学家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断为利心所扰，并不断地自我批评。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他的一段日记十分典型：
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 [13]
听到别人得了一笔不小的别敬，不觉心为之动。晚上梦到别人发财，并且羡慕不已，醒来后痛自反省。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
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余将为祖父庆寿筵，已有中府外厩之意，污鄙一至于此！此贾竖器量也。不速变化，何以为人！ [14]
立志成为圣人的曾国藩，却心心念念想着借祖父的生日多收点儿份子钱。并且因为即将到来的祖父生日宴会，未雨绸缪地加大了社交力度。这其实不能说明他本性如何贪婪，只能说明清代财政制度是何等扭曲，一个遵纪守法的官员要面临何等巨大的经济压力。
正是理学提供的“意志万能”理论，支撑着曾国藩在无比肮脏的官场中超拔流俗，抵御住了种种诱惑。可以说，在京官初期打下的理学基础，是曾国藩一生保持清节的关键所在。
[1]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56页。
[2] 同上书，第47页。
[3]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56页。
[4] 同上书，第56页。
[5] 同上书，第40页。
[6]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183页。
[7] 张廷玉等撰《明史9》，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第2931页。
[8] 张廷玉等撰《明史10》，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第3195页。
[9] 张勤望：《遂宁张氏族谱》卷四《通奉公行述》，民国十三年刊本。
[10]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上册，晋石点校，中华书局，1984，第77页。
[11]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第七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第1721页。
[12] 曾国藩在家书中谈及这次诰封用宝的过程：“诰封已于八月用宝，我家各轴竟尚未用。吾意思急急寄回，以博父母大人、叔父母大人之一欢。乃竟未领得，心焉负疚。去年请封时，系由礼部行文吏部，彼时曾与澄弟谈及。以为六部毕竟声势相通，办事较易。岂知不另托人不另给钱，则书办置之不议不论，遂将第一次用宝之期已误过矣。现在已另托夏阶平妥办，不知今夕尚用宝否？”见《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221页。
[13] 《曾国藩全集·日记一》，第116页。
[14] 同上书，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