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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一年，入不敷出如此。
那么，京官通常如何弥补赤字呢？
办法通常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如前所述，像曾国藩、陈源兖那样，在入京为官之前，通过拜客、“打秋风”来筹集资金。第二种是由家中或亲友提供资助。“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中了进士后被任命为刑部主事，但是因为家境贫困，一度不想就任。后来还是族叔刘举臣每年接济他二百两，才勉强做了十年京官，这一点后面还会介绍。第三种是收受其他官员特别是地方官的馈赠，也就是所谓“炭敬”之类。第四种是借钱。第五种是靠第二职业如润笔及“坐馆”（当私塾老师）收入，比如下文提到的李慈铭及林则徐的例子。第六种是到外面出差获得额外收入，这一点在下一章将重点介绍。最后一条途径当然是贪赃，不过因为京官大多数身居清水衙门，机会不多。曾国藩在家乡拜客及借款等收入，如前所述，约两千两。除去在家花费、进京路费外，还有大量积余带到京城。道光二十年和二十一年，他基本就是靠这些积余生活。道光二十年，因为入京草创，花去了八百两白银。道光二十一年的支出中，大部分仍然依赖此项。曾国藩的另一项重要收入是外官的馈赠。
谈起晚清的官场腐败，人们最为熟悉的恐怕就是“冰敬”“炭敬”等名目。外官馈赠，实际上是自然形成的平衡京官与外官收入差距的一种分配机制。因为众所周知，地方官收入丰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自然可以稍稍分润一点儿给京中的同乡、同学和同年。
何刚德这样描述这一馈送在晚清的演变：
道咸以前，外官馈送京官，夏则有冰敬，冬则有炭敬，出京则有别敬。同年同乡于别敬之外，则有团拜项，谓每岁同年同乡有一次团拜也。同光以来，则冰敬惟督抚送军机有之，余则只送炭敬而已。 [1]
在道光、咸丰以前，地方官送给京官的钱，有四类：夏天送冰敬；冬天送炭敬；如果进京办事，离开北京前送的叫别敬；此外给同年和同乡还要送一点儿，叫团拜钱。同治、光绪以来，只有地方总督、巡抚给军机大臣才送冰敬，其他官员都只送炭敬了。
那么，金额多少呢？“其数自八两起，至三百两为止。沈文肃送军机，每岁只三百金，而军机亦有不收者。其余则以官阶大小，交情厚薄为衡。……而别敬则较为普通，督抚藩臬到京，除朝贵外，如同乡同年，及服官省份之京官，多有遍送，其数不过十金上下，后来竟有降至六金者。然而京官日渐加多，外官所费已不赀矣。” [2]
一般来讲，地方总督、巡抚送军机大臣，一般多不过三百两。普通地方官送给京官的，每次八两到十多两。别敬一般十两左右，后来有降到六两的。
当然，文人送钱，也有讲究，不会直接写明数目，而是以隐语代之：
光宣之际，公行贿赂，专重权贵，末秩闲曹愈难沾丐矣。炭敬即馈岁之意，函中不言数目，只以梅花诗八韵十韵或数十韵代之，若四十则曰四十贤人，三百则曰毛诗一部，何等儒雅。亲贵用事时，有人送涛贝勒千金者，信面犹书“千佛名经”四字，亦尚不直致。惜涛不知所谓，举以示人，后拆开，始知是千两银票也。 [3]
四十两，在信中说送你“四十贤人”；三百两，称为“毛诗一部”，因为毛诗三百首。当然，也有个别不学无术的亲贵闹笑话。比如载涛收到一封信，上面写着“千佛名经”四个字，不知道什么意思，当着众人打开，才发现是一千两银票。
道光二十七年，张集馨出任四川按察使，在回忆录中留下了送别敬的具体标准：“别敬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鹤汀（赛尚阿——作者注）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递减；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 [4]
军机大臣每人送四百两，军机章京每人十六两。当然，如果是有交情或者需要帮着办事的章京，一百或八十两。尚书一百两，侍郎和大九卿五十两，以下递减。他进京一次，一共花了一万五千余两别敬。
而樊增祥1890年10月26日给张之洞的一封密信，给何刚德“光宣之际，公行贿赂，专重权贵，末秩闲曹愈难沾丐矣”一句提供了注脚：
都门近事，江河日下，枢府惟以观剧为乐，酒醴笙簧，月必数数相会……近有一人引见来京，馈大圣六百（大圣见面不道谢），相王半之（道谢不见面），汶长二百（见面道谢），北池一百（见面再三道谢），其腰系战裙者，则了不过问矣……近来政府仍推相王为政，大圣则左右赞襄之，其余唯诺而已。 [5]
此信讲的是某人进京时向军机大臣馈赠银子后各人的态度和反应。清代官员之间通信，常用隐语。此信中“大圣”指孙毓汶，因为他姓孙。收到外官馈赠六百两后，见了一面，但没有道谢。“相王”指首席军机礼亲王世铎，收了三百两，派人道谢，但是没有见面。“汶长”指许庚身，收到二百两，又见面又道谢。“北池”指张之万，只收到一百两却喜出望外，见了面再三表示谢意。“腰系战裙者”指额勒和布，一文钱也没收到。决定能收到多少钱以及收到钱的态度的，是收送二人的地位和权力关系。之所以礼亲王世铎和孙毓汶收到的多而态度矜持，是因为这两个人位于权力中心，说话算数。
从以上记载中可见，“冰敬”（孝敬夏天买冰消暑的钱）、“炭敬”（冬天烧炭的取暖费）、“别敬”（离别京城时的“分手礼”）之类馈赠，少则数两数十两，多则数百两，同治、光绪年间官场腐败情况加重，有人送过千金，不过这已是足以惊人耳目的极限了。因为数目不多，面积太广，人们习以为常，已经很少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腐败。光绪八年（1882），户部堂官王文韶、景廉被指控收受巨额贿赂。调查发现二人在钱庄的存款中，有五万多两被列在“别敬”“赠敬”“节礼”等项下，来源则涉及众多官员。负责办理此案的惇亲王奕誴力主严查送礼者，而参与审案的翁同龢则认为，“别敬”“赠敬”“节礼”等，向有此例，不能视为受贿，并且在日记当中抱怨惇亲王不“晓事”。最后经慈禧拍板，五万多两“别敬”“赠敬”“节礼”既大多属馈赠，不便查出，置之不问。可见朝廷对此项的态度。
事实上，对大部分京官来说，外官馈赠都是沙漠般枯竭的财政生活中不多的清泉，几乎所有的京官都对此如饥似渴，因为它们积少成多，已经成为和俸禄一样稳定和重要的收入来源。冯桂芬说：“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 [6] 许多京官生活的重心就在营谋馈赠，他们花大量时间用于酒食征逐，部分原因也是只有广泛交游，才有可能辗转认识许多外官。外官入京之际，京官都争相延请，所以每天都有饭局。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描述京官对这类馈赠的贪婪时说：
京官俸入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事，每遇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迄无虚日。濒行时，分其厚薄各家留别。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望未餍，即十分周到，亦总有恶言。甚而漠不相识，绝不相关者，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乞帮，怒其无因，闵其无赖，未尝不小加点染。 [7]
京官就靠着“咀嚼外官”生活，外官送别敬，不管如何尽力多送，最后总有怨言。甚至原来并不认识、绝无来往的京官，也会贸然写帖子来请你吃饭，或者写信请你帮助，你也不得不多少帮一点儿。
李慈铭也说，京官穷得没办法，每逢一个地方官进京，都要摸摸底，看看有没有同学、老乡什么的关系可以拉得上。如果有的话，就要想方设法拉上关系，先是去拜见，然后是请吃饭，希望从中获得一点儿好处：“京官贫不自存，逢一外吏入都，皆考论年世乡谊，曲计攀援。先往投谒，继以宴乐，冀获微润。彼外吏者少分其朘削所得，以百之一辇致权要，杀其豪末遍散部院，诸司人得锱铢以为庆幸。于是益冥搜广询，得一因缘，动色相告，趋之若鹜，百余年来已成故事。” [8]
许多老辈京官，为了得一点馈赠，不得不自失身份，同样见于李慈铭日记：“上午诣王子敬小坐。见潘星翁及秦宜亭为所画扇，俱细皴密字，称谓甚恭。两君于后生皆以丈人自居，子敬年少卑秩，何以致敬若此？盖重其为外吏，不无觊望；又酒食征欢，其交易密耳。宜亭，江湖老客，固不足责；星翁年位俱高，似失中朝老辈之体！” [9]
潘星翁是指潘曾莹，官工部左侍郎。学有根底，工书画，居侍郎高位，年齿已高，为了跟着外官混吃混喝几顿，不惜千方百计讨好年轻后辈。
所以很多地方官“以进京为畏途” [10] ，就是因为害怕和讨厌京官的这种“咀嚼”。嘉庆年间刊印的《都门竹枝词·京官》这样说：“外任官员怕进京，逢人说苦万千声。劝君莫贴洗尘酒，别敬于今久不行。”咸丰九年三月，段光清因升任浙江按察使进京，同年、同乡和浙江籍京官都为他接风饯行，经常是一天要赴七八处宴会。他不能推辞，每次都去赴宴，但都是“饮酒数杯，略话寒暄，又赴他席”，这样“酬应数日，酌留别敬”。段光清说自己“已花银数千”，但是仍然感觉在京官那里“不见讨好” [11] 。
和大部分京官一样，曾国藩对外间馈赠也十分渴望。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曾国藩在家书中说：“男今年过年，除用去会馆房租六十千外，又借银五十两。前日冀望外间或有炭资之赠，今冬乃绝无此项。” [12]
不过曾国藩在京官中属持身清峻、注重名声的一类，他在京虽然交往频繁，但多是与崇尚理学的京官朋友相往还，并无致力于与外官“通消息”，故接受的官员赠送不多。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在《辛丑年正月记旧存银数》中，曾国藩记载正月这类收入有以下几笔：
程玉樵送别敬十二两。罗苏溪送炭资十两。李石梧送炭资十六两。
在《辛丑年入数》中记载从二月到年底的此类收入：
二月初五日，彭洞源送银四两。三月初六乔见斋送别敬十六两。劳辛阶送别敬十两。十四日黄世铭送别敬十二两。六月十五日座师吴甄甫送别敬五两。十月初八李石梧送别敬十二两。
统计全年炭敬、别敬等项共计九十七两。不过在《辛丑年年底汇总数》账簿中，记载“外来馈赠九十八两五钱七分”。说明除以上列出各项外，还有一两五钱七分此类收入忽略未记。
而道光二十一年以后，随着他人际交往面越铺越广，在士林中声望越来越高，这类收入水涨船高，应是理所当然。不过此后曾国藩关于此项的记载绝少，仅有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日寄诸弟信记载：
今年冬间，贺耦庚先生寄三十金，李双圃先生寄二十金，其余尚有小进项。 [13]
曾国藩到京第一年因诸事草创，花去八百余两。到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家中带来的银钱花光，外官馈赠又如此之少，他开始面临借钱问题。京官借钱的对象，通常有同乡、同僚、朋友以及商户。一般来讲，商户比较愿意借钱给官员。因为京官绝大多数总有机会外放为地方官，或者有机会出外差发财，因此不管拖欠多久，最终总能还上。
当然，京官与京官也有不同。在京为官，声誉如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决定了你能不能顺利地借到钱。曾国藩在家信中说：
盖在外与居乡不同，居乡间紧守银钱，自可致富；在外者有紧有松，有发有收，所谓大门无出，耳门亦无入。余仗名声好，乃扯得活；若名声不好，专靠自己收藏之银，则不过一年，即用尽矣。 [14]
道光二十一年年底，年关将近，手头银两全部花光，曾国藩找人现借了五十两银子，才勉强过了个年。及至道光二十二年的春夏之交，他借银已达二百两。到这年年底，累计已达四百两。在这一阶段家书中多次出现“借”“欠”“窘”的字样，艰难情形，跃然纸上。在此之后，借钱更成为曾国藩弥补财政赤字的最主要手段。比如道光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家书中说：“现在京寓欠账五百多金。” [15] 道光二十八年（1848）五月初十日家书显示，欠债已经过千：“京中欠账已过千金，然张罗尚为活动。” [16]
除了这两项之外，道光二十一年起，曾国藩还新开辟了一项小小的资金来源。当年六月他接手了北京长沙会馆的管理事务。作为回报，会馆每个月十五千文的房租收入可以先行挪用，“例听经管支用，俟交卸时算出，不算利钱” [17] ，对他的财政紧张起了小小的缓解作用。当年他的账簿中就记有这样一笔：“借会馆银四十两。” [18]
说到这里，必须说明一下，在计算曾国藩道光二十一年收支时，没有统计他借给朋友们的钱数。事实上，因为交游广泛，为人仗义，曾国藩在自己捉襟见肘之时，仍然大量借钱给他人。当年的借出数账簿显示，他借给朋友们银一百九十一两三钱四分，以及钱十二千文。根据《辛丑年年底汇总数》，借入、借出相抵，他净借入八十五两五钱三分。同时，这张单子还显示，他动用了“人寄卖货银”，即他人托他代卖货物所得银两四十二两二钱。综合以上，这一年他共借入、挪用银两一百六十七两七钱三分。
分析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收入来源，可以列表如下（表2-13）：
表2-13 曾国藩道光二十一年收入结构表
从这张表我们可以看出，俸禄收入只能满足开支的五分之一左右，外官馈赠和借款是京官重要的资金来源渠道。
从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收入支出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翰林的曾国藩的支出主要用于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广泛结交朋友，以及竭力保持官员体统。至于收入，由于持身清峻，有时只能靠借贷等来弥补不足，因此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其实如果不是为了力保清节，曾国藩完全可以开辟更多财源，比如可以像某些京官那样放下身段厚起脸皮结交外官，以谋取更多馈赠。
[1] 何德刚：《春明梦录·客座偶谈》，第103页。
[2] 何刚德：《春明梦录·客座偶谈》，第103页。
[3] 同上书，第103—104页。
[4] 张集馨撰《道咸宦海见闻录》，杜春和、张秀海点校，中华书局，1981，第89—90页。
[5] 齐世荣：《史料五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90—91页。
[6] 《校邠庐抗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第8页。
[7] 张集馨撰《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70—271页。
[8]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12》，广陵书社，2004，第8373页。
[9]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8》，广陵书社，2004，第5355页。
[10] 张集馨撰《道咸宦海见闻录》，第271页。
[11] 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60，第144页。
[12]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18页。
[13] 同上书，第48页。
[14]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122—123页。
[15] 同上书，第142页。
[16] 同上书，第167页。
[17] 《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16页。
[18] 吴相湘主编《湘乡曾氏文献》，第40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