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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
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例如，他曾经密切注视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塞尔·德普勒的发现。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他毕生的真正使命，就是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设施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斗争是他的生命要素。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满腔热情、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作为全部活动的顶峰，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没有别的什么建树，单凭这一成果也可以自豪。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可以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资料来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伦敦英美给养司令部的墙上，醒目地书写了一首1620年的摇篮曲：
丢失一个钉子，坏了一只蹄铁；
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
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
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争；
输了一场战争，亡了一个帝国。
马蹄铁上一个钉子是否会丢失，本来是初始条件的十分微小的变化，但其“长期”效应造成的却是一个帝国存与亡的根本差别。这就是军事领域中的“蝴蝶效应”。2011年1月，一向被视为非洲之星的突尼斯，因为一个青年大学生毕业后找不到工作而无证销售水果和蔬菜，遭到警察殴打，投诉无门自杀而死，引起了大规模的抗议，进而演化成无法控制的社会骚乱。统治了突尼斯23年的铁腕总统本·阿里最后变成了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不得不乘飞机逃亡到沙特阿拉伯去做寓公。当然，引起突尼斯社会骚乱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深层次的、多元的，大学生自杀事件只不过是一个导火索，由此而引发了一场政治领域中的蝴蝶效应。一个明智的领导一定要防微杜渐，看似一些极微小的事情却有可能造成全局性的分崩离析，那时岂不是悔之晚矣？
“蝴蝶效应”的理论以实证手段证明了中国一千三百多年前《礼记·经解》中“《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的哲学思想。
在当代，蝴蝶效应通常表现于天气、股票市场等在一定时段内难以预测的比较复杂的系统中。蝴蝶效应说明，事物发展的结果，对初始条件具有极为敏感的依赖性，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将会引起结果的极大不同。蝴蝶效应引起了人们对因果性关系的深入认识。
（资料来源：《照辩证法办事》，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年版，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