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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这样规划自己的人生的：共分三步走。
第一步，通过某种途径为帝王所知所用。
走出第一步，他给自己规划了两条路。
第一条，走诸葛亮式的路：凭着自己的努力，或是通过隐居修道，或是通过诗赋创作，成为某个圈子里公认的“卧龙”，然后由某个“伯乐”推荐，直接进入朝廷高层。诸葛亮当年是因为崔州平、徐庶等人的赏识、推荐，才为刘备所知所用，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的。那么，他的伯乐是谁呢？他等待着这个人，也等待着风云际会的这一天。
第二条，走姜子牙式的路。这是他的“奇思异想”：有一天，他将像姜子牙与周文王相遇那样，不用任何的“伯乐”，直接被当今天子所知所重。他为什么会把希望寄托在这种极小概率事件中呢？就在于他认为“天不秘宝，地不藏珍”
，只要你是个人才，“天生我材必有用”，迟早会脱颖而出。他称这是“天道”。
而无论是走诸葛亮式的路，还是姜子牙式的路，都与他强大的自信有关。那就是他一直不把自己当一般人，而是自视为“逸人”——非同一般的人，超出流俗的人；视为“大贤”——要才有才，要德有德，而且有的不是一般的才、一般的德。这样的人，他不相信会被埋没一辈子。也就是说，他相信“是金子迟早会发光”。他也相信，他是大唐王朝品质最优的一块金子。
这样的想法在今天看来，会觉得幼稚，甚至是可笑。但在当时，却是许多读书人的普遍想法。不仅李白、高适、岑参，甚至杜甫也有这样的想法，他们都嫌科举式的发展道路太慢，都想着跳跃式发展。只是大部分人没走通，只好走了科举的路，但也有一些人走通了，比如中唐有名的李泌，他走的就是这条路。后来，李白也确实没通过科举，而是凭着他的隐士身份和诗名，一下子成了皇帝身边的工作人员。只不过，和李泌不同的是，李白并没有像他当年规划的那样，进入朝廷中心。
第二步，走战国时管仲、晏婴那样的路，帮助帝王做出足以彪炳史册的丰功伟绩来。
对于这一点，李白从生到死从来没有避讳、遮掩过。他在任何时候都这样说，对任何人也这样说。在这个世俗社会里，做出政治上的伟大成绩，是他毕生追求的一大梦想。也正是他所说的“事君之道”“荣亲之义”：他并不像杜甫或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天子呼来不上船”。对于自己与君王的关系，他年轻时就有非常清楚的定位：他并不蔑视君王，而是要用自己的才华为其服务，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这是心怀政治理想的读书人必须要选择的道路：要么与当权者合作，像他所崇拜的诸葛亮那样；要么与当权者不合作，像陶渊明那样。而不合作，独善其身，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不会产生丝毫的影响，这是李太白式的读书人所不甘心的。李白一生很少提及陶渊明，原因也就在这里。对此，他看得很清楚，他后来所说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之类的话，也只是他无数的大话之一罢了。而且，这里的权贵，无疑是不包括君王的。至于他所说的“荣亲之义”，也无非是要“光宗耀祖”。这是一个世俗社会男人正常的想法，我们的大诗人也未能免俗。而这样的“未能免俗”，别人也许是只做不说，而我们的大诗人却是又做又说。
第三步，像战国时的范蠡、汉朝的张良那样，在世俗社会做出大成绩后，随即抽身而退，按自己的心意，去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这里，李白显出了与别人的不一样：别的人也许仅仅是规划了第一步、第二步，通过跳跃式发展，进入朝廷中心，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而他并不满足于此。他给自己规划了两个人生，一个是为他人，通过自己获得的权力，让国家安定，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还有一个，是为自己。别人过上好日子了，那自己的人生价值就实现了，还待在这个位置上干什么？他要辞官归隐，修仙访道，享受生活。他要向别人表明，他追求权位，却并不贪图权位。一旦天下安定了，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了，他才不稀罕这些东西呢！
这是他对人生的一个规划。在这个规划中，他把儒家的理想和道家的理想毫无障碍地结合在了一起。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梦想，以及他的人生态度。大诗人和小诗人的区别是，前者不仅会做梦，更会做伟大的梦。他的梦，都是与社会，与整个人类的生活和发展息息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