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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不过，李白是“心雄万夫”的人，即使他崇拜司马相如这样的人，他所要做的，也并不是成为司马相如第二。这是他高傲的心性、极度的自尊心受不了的。他所要做的，就是超越他们。他后来说他年轻时就已“作赋凌相如”，并对司马相如、扬雄他们的文章大为不满，说历代都称赞他们的文章，称他们是什么文雄，不敢提出批评意见。依发展形势来看，他们文章的缺点很明显，一是心胸狭小，二是格局不大。
我们知道，司马相如和扬雄文章的特点就是能吹、善吹，但此时李白却已嫌他们吹得不够大、不够好了。
这无异于与他昔日的偶像正式决裂：拜拜了，偶像，俺可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你的阴影下。
而另一些人，却在慢慢走近他的生命。
他们是谢安、诸葛亮、张良、范蠡等人。而他反复提及，一生都顶礼膜拜的，却是一个叫鲁仲连的人。
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名气没有司马相如大，但在李白心目中，却是一个接近完美的人。
鲁仲连是战国时代的齐国人，一没钱，二没权，只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一生却干了两件当官作宰的人也干不出来的大事：一是凭三寸不烂之舌击败了前来为秦国劝降的魏国特使，挫败了敌人的图谋，解了赵国的围；二是给齐军包围中的燕国聊城守将写了一封信，用箭射入城中，使其自杀，兵不血刃进入了齐军攻打了一年也拿不下来的聊城。
这是他一生中的光辉业绩。但让李白念念不忘的，不仅是他的光辉业绩，更重要的是他对待权力、金钱的态度，或者说他取得世俗成功后的人生态度：当初他解了赵国的围，成了赵国的大功臣，赵国的平原君要给他封官，他不要；给他金钱，他也不要。他说了一句让后来多少人汗颜不已，也让李白一生都为之追求的话：“人们之所以看重天下之士，就在于他们为人排解危难而分文不取。不然的话，那就成了重利轻义的商人。那是我鲁仲连说啥也不干的事。”说罢，就头也不回地走了，留给了平原君这种贵公子们一个永远也思解不透的背影。
二十多年后，他帮助齐军拿下聊城，齐国要给他官爵，他的态度和对待赵国给他权位、金钱的态度是一样的：他跑到海上隐居去了，也留下了一句话：“我与其富贵而看人眼色，宁可贫贱而自在地活着。”这几乎可作为李白的座右铭。或者可以说，是鲁仲连代他做出了他想做的事，也代他说出了他想说的话。
他和鲁仲连都是平民老百姓，却都想着要做“天下之士”，要干出一番事业来。凭什么干出事业？凭自己的能力和本事。他们都对自己有着无比的自信。鲁仲连在围城之中，见到天下鼎鼎有名的平原君，问他怎么办，这位高官、大名人给他的回答是：“我现在还敢说什么呢？”鲁仲连当即表示了他的失望：“我原本以为你是当今天下的贤公子，现在才知道你不是。”在那一刻，他肯定深深地意识到了，地位之高，权位之重，名气之大，也掩盖不了他们这些达官贵人识见的平庸、能力的孱弱。而他这个平民，却拥有远大的抱负、对自己才华和能力的自信，在这个危难时刻，自觉肩负起了挽回时代危局的重任。
李白从他的故事中，难道没有得到什么重要的启示吗？他面对达官贵人那么自信，他屡屡向人表明，等他做出伟大的成就后，就要功成身退，做一个潇洒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人，难道不是受鲁仲连的影响吗？当他后来和一个又一个的达官贵人交往时，难道没有产生一种“富贵与否并不是判定一个人是否聪明的标准”的念头吗？在某种程度上，鲁仲连是他精神上的父亲。他一生都在向鲁仲连靠近，在向鲁仲连致敬。只是他在政治上，没取得鲁仲连的功绩，也就无法像鲁仲连那样“功成身退”。他是一个“失败了的鲁仲连”
。
他后来用诗频频向鲁仲连表达倾慕之情。他用两个词来评价鲁仲连：一是“倜傥”。何为倜傥？今天这个词几乎不怎么用了，但在当年，凡是和这个词沾边的人，一定是一个潇洒的人、超凡脱俗的人、能力超群的人、有着特殊个人魅力的人。二是“高妙”。不论是“高”还是“妙”，单个用来夸人，已是不小的赞誉，而李白对于鲁仲连，他觉得他必须把这两个词全数送给他，才足以表达他的敬佩敬慕之情。
他说，鲁仲连一出场，就像海上升起明月一般，整个世界都是一片光明。在他眼里，鲁仲连简直就像光明使者一样：“带光明给世界，带温暖给人类。”
他说，谁说泰山高，和鲁仲连的高风亮节相比，一点也不高；谁说秦军人多，还不是让鲁仲连的三寸不烂之舌打退了。
他说，鲁仲连就像独立于天地之间的兰花和白雪一样，在清风的吹拂下，又高洁，又自在。
他说，他击退秦国，举世敬仰，却一不要官，二不要钱，只是向平原君笑笑而已。
为什么向平原君笑呢？这是轻蔑的笑啊。笑平原君你太庸俗，你太小瞧我鲁仲连，小瞧天下之士，我是那种爱权爱钱的人吗？帮助赵国，是为了权为了钱吗？你侮辱了我，也侮辱了天下之士。
他说了一大堆，既是在说鲁仲连，更是在说自己，在向整个社会表明他的人生态度。这相当于他的人生宣言。
他最后说，他和鲁仲连是一个脾性，受不了条条框框的约束，他们是一路人，最终都要“拂衣而去”。往哪里去？往名山去，往江海去，往那没有约束、没有羁绊、自由自在的仙境一般的处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