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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谟克利特的“原子”
古希腊哲学家、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认为，世界万物包括人的灵魂在内，都是由原子这种不可分割的物质粒子组成的。原子是永恒的，由原子所组成的整个自然界、整个世界也是永恒的。原子本身不变化，但能运动。原子的数量是无限多的，但它们之间没有性质的不同，仅有大小、形状、次序和位置的区别。世界万物由于构成它们的原子在大小、形状、次序和位置上的不同，而形成千差万别的性质。虚空是原子运动的地方，是“非存在”。原子在虚空中互相碰撞，形成旋涡运动，从而互相结合形成万物。原子分离，事物就灭亡。
霍布斯的“物体”
托马斯·霍布斯是 17 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论物体》《论人》《论公民》《论社会》《利维坦》等。霍布斯运用机械力学的观点和几何学的方法构建了一个包括论物体、论人、论国家与论社会在内的哲学体系。
“物体”是霍布斯哲学体系的基本范畴。霍布斯认为，世界上真实存在着的只有物质所构成的物体。他说：“哲学的对象，或者哲学所处理的材料，乃是每一个这样的物体：这种物体我们可以设想它有产生，并且可以通过对它的思考，指导它同别的物体加以比较，或者是，这种物体是可以加以组合与分解的，也就是说，它的产生或特性我们是可以认识的。”霍布斯给物体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他说：“物体是不依赖于我们思想的东西，与空间的某个部分相合或具有同样的广延。”显然，霍布斯所说的物体具有如下特征：它不依赖于我们思想而客观存在；占有一定的空间；能为人们所认识。霍布斯所说的物体概念基本上接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概念。霍布斯还认为，经院哲学所奉行，如同说“圆的方形”一样荒谬。
“存在就是被感知”
18 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西方近代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乔治·贝克莱在其《人类知识原理》一书中，提出了“存在就是被感知”的著名论断。
贝克莱认为，知识起源于感觉，知识的对象就是观念。我们所能知道的只是观念，而不是观念之外的事物。观念不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相反，外在事物是“一些观念的集合”，离开了感觉或经验的“纯客观存在”是不可理喻的。他还认为，物体的广延、形状、运动完全是相对的，是随着感觉器官的结构或位置的变化而相应变化的，因此，它们完全依赖于人心，而不是存在于人心之外的任何地方。“存在就是被感知”是一个站在常识和经验论的立场上难以驳倒的命题。据说，有一天，贝克莱和友人约翰生散步，不小心碰上了一块石头。约翰生便问：“在碰到这块石头产生痛觉以前，它是否存在？”贝克莱回答说：即使此前我没有感知它的存在，还有别的人感知它的存在。即使人人都没有感知它的存在，也还有一个全知、全能、全善的无限精神即上帝在感知它的存在。
“存在就是被感知”是哲学史上最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命题。不过，尽管“存在就是被感知”这一命题十分荒谬，但贝克莱在西方近代哲学中第一次突出强调了人类认识的主观性和相对性问题。著名科学家、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曾经说过：假如贝克莱生活在今天，相对论很可能会被他所发现。
莱布尼茨的“单子论”
德国哲学家、唯理论的代表人物莱布尼茨在世界本原问题上提出了著名的单子论。莱布尼茨认为，构成万物最后单元的实体不应具有广延或量的规定性，而应具有各自不同的质，并应具有“力”作为推动自身变化发展的内在原则。这样的实体是与灵魂类似的某种东西，莱布尼茨起初称之为“实体的形式”或“实体的原子”等等，最后称之为“单子”。
莱布尼茨认为，单子因为没有广延，也没有“部分”，所以真正不可分，是真正“单纯”的实体。单子没有部分，因而就不能由各部分的组合或分离而自然地产生或消灭，其产生或消灭只能出于，上帝奇迹式的“创造”和“毁灭”。同时，也没有事物能够进出单子内部，因此每一单子都“没有可供事物出入的窗子”，是各自彻底独立的。因为与灵魂相类似，所以单子也具有“知觉”与“欲望”。每个单子凭借其知觉“反映”全宇宙，如同镜子映照事物一样，在此意义下，每一个单子就是反映万物的一个不同“观点”。同一个宇宙，由于所处的“观点”不同，就反映出不同的面貌，形成每一单子独特的质。世界上没有两个单子在质上完全相同，也就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事物。由于其知觉的清楚程度不同，单子有高低等级之分。从构成无机物的、具有模糊的“微知觉”的单子，到动物的具有感觉的“灵魂”，再到具有清楚的自我意识或理性的“心灵”，以至比人的心灵更高的“天使”之类，最后达到全知、全能、全善，创造了其他一切单子的最高的单子，即上帝。每两个相邻等级的单子之间有无数中介的单子，从而构成一个连续的系列，其间没有间隙或“飞跃”。莱布尼茨明确肯定“自然从来不飞跃”。尽管单子与单子之间是彼此独立的，但由单子所构成的事物却又是彼此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从而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
列宁的物质观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列宁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思想出发，吸取了 20 世纪初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对物质概念作了新的概括：“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列宁的物质定义在方法上是科学的。它从人类认识和实践中所遇到的最广泛、最普遍、最基本的矛盾——物质和意识的相互关系中把握物质，指出了物质对于意识的独立性及其根源性，这体现了唯物主义基本立场。从物质实体到关系实在，这是唯物主义物质观的深化和发展。
首先，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什么是客观实在呢？可以从两个维度来把握。其一，所谓“客观”是指它的产生或存在与意识无关，这体现了唯物主义一元论立场：其二，所谓的“实在”是指它。定是实存的。同学们一定要把存在和实在两个概念区别开来。存在（existence）不同于实在（reality），通过实践把握到的存在才能称之为实在。人们只有在实践活动中才能认识和把握客观实在，才能确证和改变客观实在。不管当代自然科学对物质结构及其性能的研究深入到何种地步，取得什么重大新发现，只要它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同时又能被人通过实践所把握或确证，都归属于物质范畴，这充分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是与其实践观相统一的。
其次，物质最本质的属性是它的客观实在性。宇宙间的事物千差万别，其具体特性也迥然相异，但它们具有共同的本质属性。列宁把物质的特性归结为“客观实在性”正是把握住了一切物质共同的本质属性。这种本质属性虽然不是感性地存在着的东西，但却寓于一切感性存在物之中。列宁的物质概念把握住了具有无限多样性的物质世界的共性。
再次，物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客观实在。从与人的感知关系的层面规定物质，这为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反对不可知论奠定了基础。由于实践是人感知物质的基础，物质可知性的结论是“在生动的人类实践中作出来的”，所以实践的能动性赋予了人的感知以能动性，这样就实现了能动反映论和可知论的统一。
最后，物质是包括人的实践活动在内的客观实在。客观实在性不仅是自然界物质的本质属性，而且是社会领域内物质的本质属性。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把实践和在实践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理解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找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出发点。把客观实在性原则贯彻到了历史领域，建立起能统一说明自然过程和历史过程的唯物主义原则，实现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
20 世纪以来，自然科学上的种种新发现也引起了哲学上的争鸣。20 世纪 20—30 年代，就有人用量子力学及其“测不准原理”来否定物质及其客观实在性。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学派认为，人们不能单凭自己的感官直接观察、感知微观世界，尤其是处在量子水平的微观粒子，必须借助于电子显微镜及其他实验装置，这样就存在着电子显微镜及其他实验装置对被观察对象存在状态的干扰，结果就造成了微观粒子的位置及其动量（速度）不可能被同时确定，越是精确地知道位置，则越不能精确地知道速度，反之亦然。有些人利用基本粒子这一特性的发现，宣称基本粒子的客观实在性消失了，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站不住脚了”。请同学们思考一下，微观世界的粒子行为具有不确定性是不是意味着它不具有客观实在性呢？实际上，量子力学及其“测不准原理”并没有否定物质的客观实在性，而是表明微观客体具有与宏观客体不同的特性。同时它又启示我们，在认识事物时，不应忽略观察活动对观察客体可能产生的干扰。无论电子显微镜及其他实验装置与微观粒子之间发生了什么样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都是一种客观实在的过程。实际上，确定与不确定都是实在的，不能由此否定物质的客观实在性。
资料来源：许晓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辅导教材》，2008 年版；刘建军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辅导用书》，2020 年版，略改动
1.如何理解物质的本质？
2.量子力学及其“测不准原理”有没有否定物质的客观实在性？
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人类寻求自我进步的重要方式，人类正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一步步走向现代社会。现代化总是具体的，具体的现代化特征具有多样性。从社会制度上划分，有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从地域上划分，有欧美或西方的现代化和中国等国的现代化；从社会领域的角度划分，有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等。《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这一重要论断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概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观辩证把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意涵，不仅能为我们提供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正确认识，而且能为我们继续走好这条道路提供理论指导。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
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矛盾存在的绝对性，决定了矛盾分析方法作为认识工具的必要性。在马克思主义矛盾观的视域内，“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个包含着深刻辩证关系的重大命题，具有对立统一的矛盾属性。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存在中，从矛盾属性看，其实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从实践机制看，是现代化化中国和中国化现代化的双向统一。探讨这两种统一，对于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亦即矛盾的共性和个性、一般和个别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鲜明的特殊性，因为我们所走的这条路是“自己的路”而非“别人的路”。独特的历史命运、文化传统和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只能走适合自己特点的现代化道路，进而造就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从发生学角度看，反映的是我们从中国国情出发而确立的现代化之中国探索。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可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中国式”的基本逻辑意蕴，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切合中国实际。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就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些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客观表现和基本追求。同时，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拥有一系列十分重要的内在规定性或根本特性，如要坚持党的领导，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核心；要坚持人民至上，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其成果要由人民共享的现代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因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指导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验证着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要坚持独立自主，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自己来主导；要坚持中国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当然是一条“中国道路”，这条道路体现和保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只有这条道路，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高度契合，也才能真正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理论和中国国情的有机结合，它呈现着两种逻辑进度：其一是现代化要求的进度，其二是中国特色要求的进度。所谓现代化要求的进度，是指中国式现代化是整个世界现代化的一部分，或是世界现代化之中国化的表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历史的长镜头来看，中国发展是属于全人类进步的伟大事业。”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中国式”，还具有现代化的共性。具体而言，既然中国式现代化是整个世界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遵循现代化的一般规律，要按照现代化的基本原则或基本路径加以推进，要体现现代化的共性，因为这种共性使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了现代化的特征，属于现代化的范畴，而不是别的什么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现代化特征要求我们必须“胸怀天下”，即我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要有一种新时代的“天下观”，要以世界眼光或基于整个人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关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问题，要从世界现代化的大趋势、全球发展的大格局、中国进步的大方向来正确认识和处理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现代化的关系，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进程中，要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坚持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现代化化中国和中国化现代化的统一
在马克思主义矛盾观视域内，中国式现代化既是共性与个性的相互依存与包含，还是共性与个性的相互转化与过渡。这种共性与个性的相互转化和渗透，其实就表现为现代化化中国、中国化现代化的双向互动的实践过程，从而深刻体现着中国式现代化的辩证特性和实践机制。
所谓现代化化中国，表达的是始发于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现代化运动对于中国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置身于现代化洪流中的中国，在掌握和遵循现代化规律、原理和规则基础上，以现代化的方式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由贫穷落后向富裕发达转变。这种转变就反映了现代化对中国的影响，是现代化化中国的具体表现。根据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世界上所有国家最终都要走向现代化，都要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中国也无例外地要接受这种必然趋势的“安排”。基于矛盾逻辑来看，现代化化中国，反映的是由一般向特殊或由共性向个性的转移渗透。这种“化”，具有否定和肯定两种功能。其否定的是中国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国的落后性，肯定的是中国选择现代化道路和从自身国情出发的正确性。近代以来特别是 20 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过程其实是努力追赶现代化的过程。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始于 19 世纪 60 年代，一开始是被动卷入，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才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进程。早在1945 年，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安下心来，使我们可以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由此迈入了主动发展的新阶段。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命题，强调：“我们从 80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
所谓中国化现代化，是指中国通过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而对世界现代化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世界现代化运动在注入了中国因素后所获得的深刻变化。换言之，中国化现代化，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自身的现代化实践及其形成的道路包括取得的成就、产生的经验等以影响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和方向的实践过程。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把自己成功的经验做法以及在现代化实践中取得的成果与世界分享交流，从而充分彰显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意义。在世界现代化运动中，中国是个后来者，也是个后起之秀。中国通过现代化不仅深刻改变了自己的面貌，而且深刻影响着人类历史的进程。正如《决议》所指出的：“一百年来，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以自强不息的奋斗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基于矛盾逻辑来看，中国化现代化是实现由个性向共性、由特殊向一般的转移渗透，在这种转化中，一方面是中国发展或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的充分表现，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借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而彰显其优越性与生命力。中国化现代化，同样具有否定和肯定两种功能。其否定的是现代化单一片面的模式或道路，如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其肯定和维护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马克思主义的成功。总之，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打破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现代化道路和模式的依赖，为人类指明了一条实现现代化的崭新道路。
当然，无论是现代化化中国，还是中国化现代化，主导权或主动权都掌握在中国人民手中，即这“两化”的主体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我们化什么、如何化，既要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现代化规律，要合规律性；还要根据我们的国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独立自主，代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要合目的性。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22 年 6 月 1 日
1.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之“中国式”的基本逻辑意蕴？
2. 现代化化中国与中国化现代化的主动权掌握在谁的手中？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是一部气势蓬勃的自我革命史，也是一部不断推进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伟大斗争史。《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不二法宝，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党的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客观需要，更是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要求。从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角度看，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蕴含着深厚的哲学意蕴。
一、蕴含着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价值论立场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鲜明品格，是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法宝，蕴含着党性与人民性的价值论立场。党性是其所代表的阶级属性的集中体现。政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经过具体实践的锤炼和不断自我革新，高度集中发展和凝结着一定阶级的本性特质而形成了党性。政党一般会要求其成员不断增强党性，使政党的政治目标得以实现，价值立场不断秉承。作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其所固有的明显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特性，构成了自己的党性。正如列宁曾强调，“正因为我们要维护党性原则，从而维护广大群众的利益，使他们摆脱各种资产阶级的影响，使阶级界限非常明确，——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注意力求使党性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而能见诸行动”。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人民性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整个理论和实践价值的旨归。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人民性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必须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中国共产党要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必须始终坚持人民性这一根本政治和价值立场。
从目的上看，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就是要通过不断推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始终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始终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内在地要求必须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这也是由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所决定的。对共产党人来说，不仅要经常打扫“灰尘”，避免“灰尘污物”蒙蔽初心，腐蚀党性，削弱人民性，更要以刀刃向内、刮骨疗毒的自我革命决心，整治顽瘴痼疾，纠正自身错误，自我纯洁净化，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价值旨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内在蕴含着党性与人民性的价值论立场。
二、蕴含着能动性与客观性相统一的认识论自觉
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认识自身、把握自身，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从而达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引领社会革命的实践目的，内在蕴含着能动性与客观性相统一的认识论自觉。由此，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和推进社会革命、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进程中，自觉改造自身主观世界并达致改造客观世界目的的实践活动，展现的是中国共产党恪守党性与人民性相一致的价值立场和使命追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从实践中产生，随实践发展，认识的根本目的是实践，认识的真理性也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和证明。认识的过程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理性改造主观世界到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辩证过程。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明确指出，“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同时强调，“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斗争，包括实现下述的任务：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因此，在辩证唯物论那里，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是辩证统一的，也是相互要求和转化促进的。
党的自我革命实践深刻把握了辩证唯物论的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辩证统一的认识论原则，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和推进社会革命的必然要求，从而在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客观实践过程中不断改造自身主观世界，以保持自身主观世界始终符合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曾出现偏离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客观实际的思想意识及其现实行动。但正是我们始终秉持着自我革命的认识论自觉，才及时纠正了党内的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各种错误倾向，彰显了我们党高度自觉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革命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既展现了我们党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又凸显了高度自觉的主观能动性，带领中国人民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破解自身发展和长期执政的时代课题。
三、蕴含着守正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
“常制不可以待变化，一途不可以应无方，刻船不可以索遗剑。”首先，党的自我革命展现着一种革故鼎新、勇于改革的创新精神。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没有变革就没有发展，不破不立，不变不通。其次，党的自我革命，同时又蕴含着谨守规律与本质、遵循原则与底线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守正要求。无论是一个政党还是一个国家，如果不结合自身实际，不遵循客观规律，不坚守正确思想和道路，那么歪曲的思想、错误的道路必将带来失败与衰落。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样的清醒思维下，一直秉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坚持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必须坚持守正与创新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守正是创新的前提、原则和基础，创新是守正的目的、手段和策略，二者不可偏废或颠倒。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走到今天，带领中国人民战胜无数困难、创造无数奇迹、形成历史伟业的一条重要原因，就是在不断推进自我革命的过程中，坚持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在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把握好守正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在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同时，必须坚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正道，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我们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回顾走过的路，中国共产党正是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正是靠这种极强的自我修复和自我革命的能力，才保持了党越挫越坚、越战越勇、长盛不衰的伟大力量。这也是党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深刻体现。
四、蕴含着经典性与超越性相统一的实践论归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党建战略决策，紧紧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个时代课题，既进一步传承弘扬又建设性升华和超越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建党学说关于共产党执政及党的建设等规律和实践的认识，以自我革命为核心范式的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呈现崭新面貌。由此，可以看出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重大命题，蕴含着经典性与超越性相统一的实践论归宿。
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建党学说，既一脉相承、精髓相通，又与时俱进、凝练升华。比如，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建党重大原则上，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权威”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他们认为“巴黎公社遭到灭亡，就是由于缺乏集中和权威”。列宁特别强调确立党的领袖体制对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要性，认为维护党中央权威，首先就是要维护党的领袖权威。他指出“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把讲政治提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强调必须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忠诚“两个确立”等党内最高政治原则和政治规矩，确保党中央一锤定音、定于一尊的权威，等等。这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建党学说的传承，又是实践性深化和提升。又如，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建党实践要求上，1859 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强调“我们现在必须要绝对的保持党的纯洁性和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列宁说，“宁要好梨一个，不要烂梨一筐”“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正是在传承经典建党学说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提出了诸多关于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论述，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也正是在这些重要思想论述的指导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以上率下、层层推进，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实践，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的建设实践成效显著，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经典性与超越性相统一的实践论归宿。
资料来源：光明网，2022 年 11 月 27 日
1.为什么要将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2. 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如何实现经典性与超越性的统一？
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期间对辩证思维方法有哪些探索与实践？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善于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21 世纪初，浙江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习近平同志运用辩证思维方法科学认识浙江发展的历史方位，系统谋划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取得丰硕成果。
1.抓住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制定实施“八八战略”，推进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转型升级。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坚持辩证思维方法，就是要以积极态度正视矛盾、正视问题，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在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树立鲜明的问题意识，以问题倒逼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在浙江工作期间，为破解浙江面临的种种现实挑战，习近平同志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分析了制约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明确提出浙江遭遇的“成长中的烦恼”，是因为“发展中体制性、结构性、素质性矛盾仍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为此，习近平同志将中央的决策部署同浙江实际紧密地结合起来，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抓住主要矛盾，制定实施了引领浙江发展全面转型升级的“八八战略”。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期间的著作《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副标题就是“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这充分说明，实现新发展是贯穿“八八战略”的主线，其核心要义是解决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追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2015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调研期间明确指出：“我在浙江工作时，浙江省委就提出了‘八八战略’。这不是拍脑瓜的产物，而是经过大量调查研究提出来的发展战略，聚焦如何发挥优势、如何补齐短板这两个关键问题。”他曾深刻地阐述过优势与短板的辩证关系：一方面，八大优势中的不少优势还只是潜在的优势，需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将其转化为现实的优势；另一方面，当下的短板，如果举措得力，同样可以转化为未来的优势，现有的优势如果不顺应时势进行强化，则可能演变为未来的短板。因此，“我们必须具有战略思维和世界眼光，跳出浙江看浙江，进一步认识和把握自身的优势，强化现有优势，发掘潜在优势，努力把原有的劣势转化为新的优势”。“八八战略”实施以来，浙江历届省委始终将转型升级确立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不断增强各方面优势，“八八战略”也因此成为抓住主要矛盾、科学谋划和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卓越典范。
2. 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科学分析和把握 21 世纪之初浙江发展历史方位，确定“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工作目标。习近平同志指出，形势是动态的。推动发展，不仅要全面了解国际形势，准确把握国内形势，还要深入分析省内形势，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要始终坚持全面的、辩证的、历史的观点，善于抓住事物的本质，在认清形势中统一思想，做到审时度势、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切实增强时不再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牢牢把握十分重要的发展机遇。
进入 21 世纪以来，浙江已经从一个相对落后省份发展成为全国经济大省，与此同时，浙江的发展也遭遇了一系列新的挑战，诸多素质性、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开始集中显现。面对这一新形势，习近平同志强调，21 世纪头二十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期”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熟期”，必须紧紧抓住和用好这一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他认为，所谓的战略机遇期，“不是错过了前五年还有后十五年，而是赶不上这个时间表，耽误了前五年就没有后十五年的机会和境遇，失之交臂，悔之晚矣”，“只有抓得早、抓得紧、抓得实、用得好，才能抢占先机，赢得优势”。与此同时，习近平同志深刻地剖析了浙江面临的现实挑战：“随着浙江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规模的日益扩大，我们在发展中又遇到许多困难，既有‘先天的不足’，又有‘成长的烦恼’，原有的一些优势正在减弱，新的矛盾又在产生。浙江的发展正进入一个关键的时期，在这个关键时期，结构需要优化，产业需要升级，企业需要扩张，要素需要保障，环境需要保护，市场需要更大的空间，经济增长方式需要从根本上转变。面对产业升级的动力，企业发展的张力，要素制约和资源环境的压力，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出路，拓展新的空间。”从总体上讲，浙江遇到的挑战，反映的是浙江“先成长先烦恼”的发展境遇，先发的优势使浙江更早地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攻坚阶段，进入了经济发展的腾飞期、增长方式的转变期、各项改革的攻坚期、开放水平的提升期、社会结构的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必然使各种问题在浙江较早呈现出来。
通过科学分析浙江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习近平同志确立了浙江“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工作总基调。“走在前列”，就是要自觉地担负起“探路者”的职责，坚持先行先试，“不仅要使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指标保持全国领先位置，而且要在实践中善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积极为全国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干在实处”，就是要脚踏实地，克服畏难情绪，视困难为考验，把挑战当机遇，变被动为主动，通过改革创新，着力破解浙江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必须始终将“走在前列”的要求落实在“干在实处”上，始终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正是这样一种对形势的辩证分析和科学把握，这样一种“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责任担当，廓清了 21 世纪之初围绕浙江下一步发展存在的种种思想疑惑，标注了浙江改革发展的新坐标，为浙江继续走在前列指明了方向。
3. 着眼于事物的普遍联系，积极探索和完善区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习近平同志指出：“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事物及事物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整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也是相互作用的系统。它要求我们必须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事物，去认识问题，去处理问题。城乡联系、区域联系、经济与社会的联系、人与自然的联系、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联系，都是客观存在的。如果我们违背联系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不注意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就会顾此失彼，导致发展失衡。”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作出了建设绿色浙江、平安浙江、文化大省、法治浙江等一系列战略部署。2006 年，习近平同志指出，建设“法治浙江”与浙江省委作出的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全面建设平安浙江、加快建设文化大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等重大决策部署，有机地构成了浙江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它们之间是内在统一、有机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这“四位一体”的辩证统一，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一致性，反映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动性，每一个方面既具有质的规定性和各自丰富的内涵，同时又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
贯穿于浙江率先探索的区域现代化总体布局各个方面的，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浙江省委于 2004 年制定了《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切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巩固八个基础，增强八种本领”，就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增强党的执政能力进行了全面部署，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党建工作总体布局。更重要的是，“巩固八个基础，增强八种本领”的布局，同“八八战略”总战略形成了高度的契合。习近平同志就此指出，要“切实把党的先进性建设和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与推动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从巩固党执政的各方面基础入手，求真务实，狠抓落实，不断增强执政本领，在推进浙江现代化进程中，全面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可以说，这是习近平同志充分运用辩证思维，在省域层面提出的以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引领现代化建设伟大事业的大思路、大格局。
4. 深刻把握事物发展演变的规律，着力推动各方面各领域工作改革创新。“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发展观点要求我们必须主动顺应形势的变化，科学地分析和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阶段性特征，制定相应的战略对策，推进各项事业的创新发展。习近平同志一再强调，“改革开放始终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源泉”“浙江改革开放二十多年走过的道路，就是一条在不断克服困难中前进的改革创新之路，就是一段‘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的历程”。
在“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探索实践中，习近平同志明确提出，“浙江要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既需要‘立足浙江发展浙江’，又必须‘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同样，在“三农”问题的破解上，习近平同志也提出，“只有跳出‘三农’抓‘三农’，用统筹城乡发展的思路和理念，才能切实打破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体制性制约，从根本上破解‘三农’难题”。2004 年，浙江省委作出了建设“平安浙江”的决定，“平安浙江”的最大特色就是从“大平安”的视野来审视社会平安的治理模式。习近平同志指出，“平安浙江”中的“平安”，不是狭义的“社会平安”，而是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宽领域、大范围、多层面的广义“平安”。针对不同时期社会矛盾的不同表现形式及其生成机理，习近平同志强调，新时期“要树立新的稳定观”，要用联系的观点抓稳定，正确认识影响社会稳定的新情况、新特点，善于全面分析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妥善把握工作展开的重点、步骤、时机与力度；用发展的观点抓稳定，努力做到在经济社会的动态发展中，不断破解发展对稳定提出的新课题，不断探索做好维护稳定工作的有效方法和手段，不断建立完善维护稳定的各项工作机制；用辩证的观点抓稳定，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各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敏于洞察矛盾，敢于正视矛盾，勤于分析矛盾，善于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各类矛盾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这些重要论述都深刻地体现了习近平同志运用发展观点，积极探索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的理念和思路。
5. 强调“十指弹琴”，提出增强工作系统性、防止片面性的一整套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坚持矛盾双方既相互对立、相互冲突，又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相辅相成，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思想。在“八八战略”的实施过程中，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不能非此即彼，要用辩证法，要讲两点论，要找平衡点。在《之江新语》中，随处可见习近平同志处理压力与动力、法治与德治、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好与快、民主与集中、干事与干净、做人与做官、务实与务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等关系上体现的辩证思维方法。从“腾笼换鸟”与“凤凰涅槃”看结构调整，从市场与政府看深化改革，从“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看生态环境，从市民和农民看“三农”问题等表述，充分反映了习近平同志善于抓住关键处理复杂问题的思维方式。“要看GDP，但不能唯GDP”“要‘平安’，不要‘平庸’”“既看经济指标，又看社会人文环境指标”等论述，充分展示了习近平同志对片面性思维方式的科学校正。他强调新官上任既要善于“瞻前”，又要注意“顾后”；试点工作既要“大胆设想”，又要“小心求证”；既要善于“从大处着眼”，又要坚持“从小处着手”等论述，更是深刻地反映了唯物辩证法“两点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在政绩观上，习近平同志深刻地阐述了“潜绩”与“显绩”的辩证关系，指出“潜”与“显”是对立统一的一对矛盾。在社会治理上，习近平同志系统地论述了法治与德治并举的原则，强调道德是法治的基石，法律只有以道德为支撑，才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而成为维系良治的良法。在改革价值导向上，习近平同志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一个长期的方针，公平要建立在效率的基础上，效率也要以公平为前提才得以持续。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习近平同志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的经验，并形象地将其概括为协调好“两只手”。
资料来源：《浙江新闻》，2021 年 3 月 24 日，节选
1.为什么说“八八战略”不是拍脑袋瓜的产物？
2.如何理解“浙江要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既需要‘立足浙江发展浙江’，又必须‘跳出浙江发展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