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增强以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自觉性

旗帜鲜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意识形态工作中所强调的带有根本性的一条。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立破并举、激浊扬清，就意识形态领域许多方向性、战略性问题作出部署”，主要是“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以此“推动全党动手抓宣传思想工作，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敢抓敢管、敢于斗争，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 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抓住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所在。而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专设一章，这在党代会报告中是仅见的。

在新时代语境中，以党的二十大为新的起点，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中所指的“马克思主义”，从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可以获得更加清晰更加明澈的认识。

（一）这个“马克思主义”既泛指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更确指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之所以得出这个判断，是因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这样的表述：“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而在党的二十大之前，这段话的“前身”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从语义上说，重心是在论证马克思主义，并且这里被论证的马克思主义通常指向的是一般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党的二十大报告作出这样的表述，其语义重心就转移到了对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的论证上来，其指向就从泛指转为了确指。

与之相伴随的，以党的二十大报告为依据解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就是要理解：重要的是坚持“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摆在第一位的要求就是推动全党全社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二）这个“马克思主义”是坚持“两个结合”、经由“两个结合”而不断丰富发展壮大的马克思主义

从意识形态角度分析看，“两个结合”凝结着诸多经验教训，且教训更深刻一些。第一个结合，本身就是反教条主义的产物。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众所周知，教条主义看似“革命”和“正统”，实际上不仅有害于革命事业，也使得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吸引力下降、社会号召力减弱。教条主义是意识形态僵化的内在机制，或者说教条主义是使意识形态僵化的原因之一，这已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所充分证明。党的二十大报告在阐述第一个结合时，特别指出：“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 应该说，这个道理，我们党自革命年代起就反复向党内外强调和宣示了。但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郑重强调这个道理，自有其特定的意识形态功能。这实际上表达了一以贯之、旗帜鲜明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这对那种试图从“左”的角度理解和解读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心态与言论，是一种提醒和劝诫。

在第二个结合上，自20世纪以来更是负载着不少意识形态的纷争话题。如果考虑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其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在思想理论、社会舆论上所产生的种种纠葛关系，再来思考第二个结合，就会发现，提出第二个结合本身，就体现了某种直面意识形态尖锐问题的理论创新勇气。以此为思考背景，再来品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相关表述：“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 进而审视第二个结合在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功能，可以体悟到，这是在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中国发展的指导思想提供文化根基和血脉上的合法性，以及为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提升自己的魅力和吸引力的战略空间。这种合法性的厚植、战略空间的扩大，对于巩固壮大“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对抗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具有根本性的战略意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贯通”“融通”，其实就是既反对文化虚无又反对文化复古，向理论自信注入文化自信，用文化的深度滋养理论的厚度，之中和之后的意识形态功效大可研究发掘。

（三）这个“马克思主义”还是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自我驱动，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

党的二十大报告以“六个必须坚持”的表述，梳理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这“六个必须坚持”所承载的理论功能或者意识形态功能看，呈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另外，更为重要的是，这“六个必须坚持”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发展，提供了原则遵循。

比如，强调“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强调“一切脱离人民的理论都是苍白无力的，一切不为人民造福的理论都是没有生命力的” ，强调“我们要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实际上就反对了理论上的“精英主义”。众所周知，持精英主义立场的理论可能也声称自己“为了人民”，但这样的理论绝不会以“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为追求。

再比如，强调“必须坚持自信自立”，强调“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强调“以更加积极的历史担当和创造精神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新的贡献，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 这种“自我做主”的气概，与一切习惯于戴上精神枷锁、怠于增强精神独立性的言行，与一切不希图创造中国思想、不努力展示中国立场的言行，都是格格不入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 总体上看，“六个必须坚持”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推进提供了自我前行的强大驱动力量，使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具备了强大的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理论逻辑。这种思想理论上的自觉自信自强自立，从全世界范围看，是极为少见也是极为可贵的。

因而“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这一章的单独设置及其相关表述，丰富了人们对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传递了人们对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中的“马克思主义”应有的新的科学态度。这种政治认识和政治态度上的知识增量，代表和体现了党的二十大报告的重要意识形态功能。 fL/+Tj2WahIP6OmbgntXd4p2gaEYyO7wyenQi6jYc8TPKmaI4RN4jsnVf8WJMoJ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