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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后真相时代,站稳立场成为极重要的意识形态素养

乌克兰事件(俄乌冲突)在中国的知识界和党员群众中间所引发的认知冲突,构成了对每个人的意识形态立场的重大考验——

有的人认为:“俄罗斯对此应该负主要的责任,因为这个国家不顾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而武装入侵了乌克兰……”

有的人认为:“乌克兰对此应该负主要的责任,因为这个国家的政客们不顾本国家本民族整体利益,处于大国之间而不愿周旋平衡,将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有的人认为:“美国和欧盟对此应该负主要的责任,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客们一味拱火乌克兰,刺激俄罗斯,最终彻底恶化了俄罗斯的战略环境,使其最终不得不举兵自卫……”

对于这些基于不同立场的看法,党员干部到底该如何作出判断呢?

显然,这是一个重大考验,但这还不属于意识形态考验。

当以下事实出现的时候,意识形态考验就出现了——

观点一:因为“俄罗斯对此应该负主要的责任”,所以我们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国和安理会成员国,应该对俄罗斯进行谴责,而不能因为俄罗斯此举减轻了我们面对来自西方的战略压力的实际利益的好处而失掉道义的制高点……

观点二:因为“乌克兰对此应该负主要的责任”,所以我们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应该对乌克兰进行施压,使之尽早回归到理性的、以和谈方式实现和平的状态上来,以免更多的乌克兰人民和俄罗斯人民遭受战争灾难……

观点三:因为“美国和欧盟对此应该负主要的责任”,所以我们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国和安理会成员国,应该发挥平衡和协调的作用,向美国和欧盟施压,使它们尽早促成俄乌之间的和谈与和平……

当以上三种观点呈现在党员干部面前,要求他们作出自己的选择的时候,意识形态考验就来了。

特别是,基于以上三种观点带有强烈情感诉求的画面和视频在中国的互联网舆论场广泛传播的时候,这种考验就更具有挑战性了。

场景之一:一位年迈的顿涅茨克地区的俄罗斯族妇女,举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联政府颁授给她父亲的勋章,告诉镜头前的观众,如果没有伟大的苏联红军,就不可能有后来的乌克兰,而如今的乌克兰却系统性地“去苏联化”,这种违背人类基本历史准则的行为,怎不应该遭到天谴……

场景之二:一位年轻的基辅地区的乌克兰女子,指着历史悠久的乌克兰古迹被轰炸后的惨象,告诉镜头前的观众,违反国际法的残暴的、粗鲁的俄罗斯军队,竟然对爱好和平的乌克兰人民下了如此的毒手,这种违反人类基本法的行为,怎不应该遭到天谴……

场景之三:一位年幼的巴黎地区的法兰西女孩,指着长长的排队购买保暖用品的人群,告诉镜头前的观众,法国人民、德国人民以及英国人民、美国人民等,仅仅是因为支持自由民主的乌克兰人民捍卫自己的自由民主免遭一个专制帝国的压制与胁迫,就遭到了这个“专制帝国”断供天然气的威胁,这种违反人类基本道义的行为,怎不应该遭到天谴……

利益、道义、策计充分混合在一起,使得以上的选择变得困难重重。

那么,只要甄别出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虚假的,从而基于真实的情况进行立场选择不就行了吗?

然而,真相是:它们都是真实的。

对于这众多的真相,怎么理解?这就要用到一个概念:“竞争性真相”。

《后真相时代》的作者赫克托·麦克唐纳对于“竞争性真相”给出的一个不那么严谨的但已经有足够启发性的描述是:

每个故事都有多面性。如果对一句谚语稍做调整,我们可以说,任何一组事实通常可以得出不止一个真相。我们很早就知道这一点:每个新手辩论者和犯错误的小学生都知道如何挑选最有利于自己的真相。不过,我们可能不知道这些真相为沟通者提供了多大的灵活性。许多时候,你可以通过许多方式描述一个人、一起事件、一件事物或者一项政策,这些描述可能具有同等的真实性。

我将它们称为“竞争性真相”(competing truth)。

知道了“竞争性真相”的存在,是不是意味着更容易作出选择了呢?事实并非如此。

这里还需要引入另外一个概念,叫作思维模式。

思维模式是指我们关于自己和周围世界的一组信念、思想和意见。我们的思维模式决定了我们对于事物的看法以及我们选择的行为。

竞争性真相和思维模式之间的关系是:

我们往往更容易接受与我们现有思维模式相符的真相,抗拒那些与我们内心观点相冲突的真相。

我们根据我们所相信的真相而投票、购物、工作、合作和斗争。一些真相终生伴随着我们,决定了我们最重要的选择,定义了我们的性格。不管我们面对的是警察射击、公司使命声明、难民群体、总统候选人、神圣文本、科学发现、争议性雕塑还是自然灾害,我们的思维模式都会决定我们的反应——包括剧烈反应、转型反应和暴力反应。

当党员干部知道了竞争性真相的存在,知道了我们的思维模式对于我们选择相信哪些真相具有重要的影响,是不是就意味着,党员干部能够相对比较容易地作出正确的选择了呢?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以上述乌克兰事件为例继续往下说。

即便我们知道了这些观点和看法阐述的都是真相,知道了我们自己本有的思维模式使得我们倾向于选择其中的某一种观点,我们也仍然不能够确信我们的选择就一定是正确的选择。很显然,这是因为阐述那些观点和看法的人,他们也都是有着自己的特定思维模式的人,而且我们深刻地知道,正是他们的思维模式决定了他们为什么要作出这样而非别样的阐述。

对于我们的党员干部来说,这里面存在着一些直抵心灵的问题:

他们会不会为了迎合或者说操纵我们的想法而有意进行观点和看法的阐发呢?

如果相信那些迎合了自己的观点意味着自己被这些观点所操纵,那么“相信”的性质和意义是什么呢?

于是,在后真相时代,认识到自己身处一个可能广泛存在的“迎合/被迎合(操纵/被操纵)”框架体系中,既能够从这个框架体系中汲取特定的、必需的知识点,又能够适度跳出这个框架体系,对于我们的党员干部而言,就成了一个极重要的任务和命题。可以把这个任务和命题归结为:做一个立场坚定的人。

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任务和命题,是因为,只有我们自己拥有坚定的立场,才能够将别人的框架体系中的知识点整合到自己的认知体系中,而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继续以乌克兰事件为例来说明。那么,我们对于这个事件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2022年11月14日,习近平主席在巴厘岛会见美国总统拜登时谈及乌克兰事件,讲了三个核心观点:

一是冲突战争没有赢家;二是复杂问题没有简单解决办法;三是大国对抗必须避免。

其中,尤其是第二点“复杂问题没有简单解决办法”这一观点甚为精彩。拓展开来,可以说,对于乌克兰事件这样一个复杂事件,既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也没有简单的态度、看法。对于俄罗斯的安全困境、乌克兰人民的苦难遭遇,我们是理解同情的等等。任何逼着我们简单表态的做法,本质上都是不尊重中国立场的表现,都有可能使我们陷入某种意识形态上的被动……

理想中一个立场坚定的党员干部是什么样子的呢?

对自己的思维模式有清晰的认知,对竞争性真相有清晰的认知,对自己基于什么思维模式而作出的什么样的竞争性真相选择有清晰的认知,并且还能够清晰认知自己的选择所产生的社会政治影响与后果,才能知道自己怎样在恰当的情况下作出恰当的选择,发出怎样的声音,以及如果能够达到更高要求的话,动态地调整自己的选择和声音。 2YRw9nxXXSMoOhwnWgf9ATVo47EQTrAGdyVoW25KKPBAV2Cx8ONzZcntXaAWUJ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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