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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0月初，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战场。10月25日，志愿军与敌军遭遇，打响出国作战的第一次战役。全国掀起大规模抗美援朝运动。1953年7月27日，《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签署。到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分三批全部撤出朝鲜回国。
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经此一战，中国人民粉碎了侵略者陈兵国门、扼杀新中国于摇篮之中的图谋，帝国主义再也不敢作出武力进犯新中国的尝试。经此一战，中国人民彻底扫除了近代以来任人宰割、仰人鼻息的百年耻辱，彻底扔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经此一战，人民军队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愈战愈勇，取得了重要军事经验，实现了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转变。经此一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乃至全世界的战略格局得到深刻塑造，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义事业受到极大鼓舞，有力推动了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这一战，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人民军队战斗力威震世界。这一战再次充分证明，正义必定战胜强权，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同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这一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
新中国成立时，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新解放区还没有完成土地改革，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从1950年冬到1952年底，党领导广大新解放区进行了废除封建制土地制度的改革。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该法总结了党过去领导土地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又适应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形势确定了新政策，提出保存富农经济，不动中农土地，限制没收地主财产范围等，以保护中农和分化地主阶级，减少土地改革阻力，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到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在中国大陆基本完成，封建土地所有制被彻底摧毁。
土地改革的完成，标志着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被彻底消灭了，农民真正成为了土地的主人。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它从根本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也促进了农村文化教育的发展，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这条总路线。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过渡时期总路线写入“序言”，使之成为整个国家的统一意志。
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体两翼”和“一化三改”。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一化”）是总路线的主体；实现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改”）是总路线的两翼。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和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是彼此联系、相互促进的。这条总路线明确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任务，这是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采取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
三大改造，是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叫农业合作化运动。从1951年12月开始，党中央颁发了一系列的决议，规定了我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到1956年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三阶段后基本完成，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96.3%。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3年11月开始至1956年底结束，全国90%以上的手工业者加入了合作社。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4年至1956年底全面进行。党对之采取了“和平赎买”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形式，逐步将其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而且将所有制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努力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极大地促进了工、农、商业的社会变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党的八大肯定了党中央从七大以来的路线，同时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中国阶级关系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确定把党的工作重点转向社会主义建设。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此，大会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大会在总结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经验的基础上，继续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
党的八大通过的新党章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制定的第一部党章。新党章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新党章对贯彻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作出了许多新规定，同时在党员义务方面增加“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对党忠诚老实”等内容。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指出，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绝不能用专政的方法，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实行对全国城乡各阶层协调安排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方针；在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民族关系上，实行各民族平等团结，采取民族区域自治，真诚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的方针。这些方针都是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1945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向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跳出历史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以“民主”作为答案。如今，时代给出了第二个解答，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精神。
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自我剖析，在纷繁复杂的斗争中始终保持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才确保了党始终成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中流砥柱。
“自知者英，自胜者雄”，坚持以史为镜，强肌健体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回顾党的百年历史，从苏区时期出台党史上第一个反腐败法令，到延安整风巩固全党团结统一；从新中国成立之初果断处理腐败分子刘青山、张子善，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打虎”“拍蝇”“猎狐”以“零容忍”的态度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这一切都证明了只有以刮骨疗毒、重典治乱的决心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才能实现去腐生肌、固本培元、永葆生机的目的。“打铁必须自身硬”，广大党员干部是党的肌体细胞，要炼就“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定力，持续以“正在进行时”的紧迫感抓准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自觉把自己摆进去，直面自我，勇于修正错误，始终保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的清醒。
“与人亦求备，检身若不及”，敢于咬耳扯袖，红脸出汗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能够在复杂斗争中永葆纯洁性和先进性的一剂良药。《尚书·伊训》中有一句话：“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不但要“与人求备”，更要“检身及己”。要时常主动检视自我、打扫政治灰尘，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增强政治免疫力，净化政治生态。面对问题要本着不回避、不逃责、不避难的态度，有敢于接受批评的胸襟与气度，既要经得起鲜花掌声，也要经得起揭短亮丑。时常给自己问诊把脉，做到“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看到他人在工作上存在的缺点和不足，绝不能做“沉默的大多数”，作为党员干部要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讲政治、讲原则、顾大局，以对同志和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筑牢自我革命的“保护屏障”。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钜”，保持蹄疾步稳，久久为功
“窑洞对”良言还言犹在耳，新“赶考路”的号召已振聋发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越是在四海承平的稳定期，越是在海晏河清的发展期，越需要我们居安思危，打起十二分精神。每一个党员干部都必须牢记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自我革命的道路上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松松劲的念头。广大党员干部要久久为功抓落实，涵养“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把自我革命，检身正己作为日常生活的“必修课”，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如此，我们这个百年大党就能始终风华正茂，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
“窑洞对”的故事已经过去七十余年，但其传达出的时代精神却越发浑厚，它时刻提醒着共产党人，只要我们不断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以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勘误纠错、革故鼎新就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航船劈波斩浪、一往无前。
（来源：共产党员网2022年2月24日）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512人。当时全国有2200万名党员。毛泽东致开幕词，林彪作政治报告。政治报告的基本思想是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违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并制定了一系列错误的指导方针，使全局性的“左”的错误继续发展了下去。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249人。当时全国有2800万党员。从总的方面看，党的十大不论是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还是在组织路线上，都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这样的“左”倾错误使“文化大革命”愈拖愈久，破坏性后果日益明显。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发表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巨大的反响，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决不是一般哲学问题的争论，而是在思想上、理论上最根本的拨乱反正。这场讨论的意义和作用是伟大而深远的。首先，它使全党和全国人民从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其次，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为进一步拨乱反正准备了思想条件。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离世，“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社会主义秩序得以恢复，党和国家的工作开始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粉碎“四人帮”10个月后，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77年8月在北京召开。大会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实现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化；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党的工作重点，初步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重建了一个有活力、勇于担当、敢于探索的中央领导集体，为中国未来的现代化建设准备了干部基础。但是，这次大会的政治报告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未能从根本上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总体上来看，党的十一大是一次结束过去、开启未来的胜利的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