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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比亚农村老年人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将老年人概念化为一种社会建构(Giddens,1989;Weeks,1992)。在非洲的许多地方,人们基于外表、衰弱程度甚至能力诸因素定义和再定义老年。虽然老年与实际年龄相关,但很少有老年人真正清楚他们的实际年龄(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确切年龄,你怎么定义你有多老)。

在西方国家,老年与享受退休福利待遇的特定年龄有很大关系(Giddens,1989)。在非洲南部农村许多地方(包括纳米比亚),老年与退休并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许多老年人可能从未有过正式职业。许多老年人仍然倾向于养牛及其他牲畜,他们以做园艺工作、做饭、缝纫等许多方式协助养家。即使是那些体力较弱的人,也会参与舂谷、剥玉米、串豆子等家务活,并干一些有用却耗时的活。在农村地区,年轻人去城镇工作,将自己的孩子留给家中的老人看护。桥本(Hashimoto,1991)发现在津巴布韦农村地区这种“越代”家庭很常见。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许多儿童因父母死于艾滋病而成为孤儿,老人更多地肩负起养育孩子的重任。非洲南部的艾滋病被称为祖母的病,这并非毫无缘由(Lesetedi,1996)。

正如韦克斯(Weeks,1992)认为的那样,老年人的社交圈与年轻人的社交圈大不相同。造成差异的部分原因是老年期是失去社会关系的时期。它意味着失去了工作和同事关系,失去了子女——因为子女搬去了他们自己的家,以及失去了故去的和移民他乡的亲朋好友(Giddens,1989)。更重要的是,老年也因年龄分层而不同,因为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角色也会发生变化(Weeks,1992),他们所承担的义务和期望也会改变,他们的某些行为会被认为是不适当的。

在西方已经发展出好几种年龄分层理论。其中包括冲突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一般而言,冲突理论家认为,老年人是少数人,他们无力保住自己的工作和社会特权(Eshleman and Cashion,1986)。在这种情况之外的就是那些能够维持其财富的人。在为社会机构服务了一辈子之后,他们遭到社会的抛弃并被更健康、更强壮、更敏捷的年轻人所取代。如果他们仍留在这些机构工作,他们得到的回报比年轻人少。年轻一代负责制定政策的人和立法的人歧视老年人,由于担心增加税收,他们不主张给老年人提供福利支持。当然,老年人的情况因性别、阶级和种族而异。结构功能主义者则坚信,使用技能更熟练的年轻劳动力时,社会运作会达到最佳状态。因此,老年人退休对社会有好处,因为这可以阻止身心能力下降的人(老年人)处于领导地位(Eshleman and Cashion)。当老年人从社会角色中退出并开始为离世做准备时,他们会做出正常的、健康的调整以适应衰老,这种观点被称为脱离理论。脱离理论与象征性互动论者的活动理论不同,活动理论认为老年人倾向于在中年后期改变路线,从而找到新的角色、状态和活动。他们不会简单地退出社会,他们会与孙子孙女一起嬉戏、旅行、找到新的追求等。

结合冲突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以及对有关现代化作品的见解,考吉尔(Cowgill,1979)试图弄明白第三世界老年人的情况。他观察到,虽然西方工业国家的老年人地位也在下降,但在传统的农村地区,老年人的地位往往会上升。考吉尔(1979)提出了一个以医疗卫生技术、经济技术、城市化和教育为中心的现代化解释。在工业环境中,这四个因素通常会降低老年人的地位(Weeks,1992)。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首先,医疗卫生技术给许多人活到老年提供了保障。这类老年人尝试与年轻人竞争,但最终失败了,退休成为他们的命运。由于身份地位主要来自工作,退休后失去工作会降低他们的身份地位。其次,经济技术造就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现代化。年轻人迁移到城市,他们找到的工作比他们父母的工作更为体面。再次,城市化本身也是一个因素,它使得一家几代人居住在不同的地方(Weeks,1992)。这减弱了老一辈人对年轻人的管控,进一步降低了老年人的权力和身份地位。最后,现代化带来的教育比经验更具有技术含量,更多年轻人接受过这种正式教育。与老年人相比,年轻人受到更多教育(以现代正式术语),这提高了年轻人的身份地位。

非洲南部农村地区的老年人社会状况如何呢?他们的社交圈是怎样的呢?与其他大洲相比,非洲(指纳米比亚)的老年人较少。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非洲的贫困不发达导致了人均寿命极低。女性的人均寿命较长,因此比男性更容易活到老年。该地区关于农村老年人的数据库甚至比青少年的更为精简。尽管当今老年人口中城市居民越来越多,但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口仍然远远多于城市地区(Martin and Kinsella,1994)。

世界各国对待老年人的方式各不相同。在西方国家,社会保障计划比较到位,可以帮助穷人,这其中就包括老年人。特别是在美国,大多数65岁以上的人(即老年人)从社会保障中获得大部分收入,这项计划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期(Eshleman and Cashion,1986)。那些因某种原因没有资格获得社会保障又没有其他收入的老年人有资格获得补充保障收入。这些计划所需的资金不多,但对他们却非常有帮助。在南部非洲只有少数国家如南非及其曾经的殖民地纳米比亚、博茨瓦纳、莱索托(Lesotho)和斯威士兰等国制定了针对老年人的社会保障计划。

在纳米比亚,卫生与社会服务部(MHSS)先前实施了这一计划。2004年,养老金(OAP)的责任从卫生和社会福利部转移到劳动和社会服务部。60岁及以上的人,无论他们过去和现在的工作收入如何,只要他们是纳米比亚人或永久居住在纳米比亚,就会得到养老金。目前,养老金领取者通过银行(12.8%)、邮局(19.6%)或流动单位(64.5%)领取款项。其余的通过其他机构(如养老院)领取补助金(Levine et al.,2009)。

根据莱文等人(Levine et al.,2009)的说法,养老金基于两项法律:1928年的《养老金法》和1992年的《国家养老金法》。同时还必须提及1973年通过的旨在专门帮助老年人的《社会养老金法》。1990年以前,无论收入和性别如何,政府都必须向所有60岁以上的公民每月支付92兰特养老金。但根据种族隔离政策的规定,不同种族和族裔之间养老金额存在差别(表2-2)。

表2-2 独立前后社会现金转账总值

1990年(独立年)之后,这种差别消失了,最低养老金现金转账为120兰特。1994年到1996年,逐渐提高到每月135兰特。最低金额在1996年4月提高到160兰特,2004年4月提高到250兰特。这样做的目的是最终平衡各民族和各种族之间的社会养老金差别。养老金数额并不算多,即使在纳米比亚也是如此,但它们能帮助老年人面对潜在的巨大经济困难。到1990年,在纳米比亚,约有5.6万名60岁以上的人每月获得国家养老金。截至2008年12月,有130455名年龄超过60岁的纳米比亚老人获得国家养老金(Levine et al.,2009)。

在某些地区,养老金覆盖率超过100%。卡普里维,奥穆萨蒂和奥沙纳的农村地区就属于这种情况。这可能是因为它们都是边境地区,来自邻国的老年人可能会参与该计划。莱文等人(2009)对这种异常现象的解释是,因为“养老金领取者的实际人数超过了有资格领取养老金的人数,这展现出了一些错误迹象,即一些不符合条件的人正在领取养老金,但这更可能是由于以缺乏准确性的人口预测作为确定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的基础”(Levine et al.,2009,第17—18页)。

根据艾肯等人(Iiken et al.,1994)的报告,在纳米比亚南部的农村地区,由于沙漠环境恶劣,人均收入很少。养老基金是老年人和许多家庭唯一的可靠稳定的收入来源。艾肯等人(1994)的调查显示,社会养老金是41%的家庭和46%的女户主家庭主要收入。在很多情况下,四人或四人以上的大家庭完全靠祖父母的养老金过活,因为在农村地区祖母养育孙子女是很常见的,而他们的孩子则在城镇工作。德弗罗(Devereux et al.,1996,第548页)也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说,“南部的班图斯坦农村的条件如此严峻,如在纳米布沙漠边缘的纳马兰(Namaland)和达马拉兰(Damaraland),除了饲养山羊之外几乎没有任何营生可选择——整个社区都依赖于社会养老金,失去了社会养老金就无法生存”。根据德弗罗等人(Devereux et al.,1996)的观点,养老金对贫困家庭生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许多家庭中,每月135纳米比亚元的养老金是这些家庭唯一的现金收入。

表2-3 纳米比亚各地养老金统计(特定年)

过去,养老金计划本身就存在许多问题:尽管纳米比亚的养老金在改善贫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沿袭下来的养老金体系具有极端不平等性和随意覆盖性。在北方有超过80%符合条件的人享受养老金,而在卡万戈地区只有不到30%的人能享受到养老金。在所有符合条件的人当中,养老金覆盖率约为61%(SIDA,1996,第57页)。如表2-3所示,目前情况有了很大改善,因为在卡万戈有接近99%具有资格领取养老金的人已在享受养老金。

先前负责该计划的卫生与社会服务部表示,符合领取养老金条件的人太多将导致财政赤字。该计划负责人还在1996年9月9日的纳米比亚国家电台(NBC)电视脱口秀节目中透露该养老体系是人工运作的。因此,很难追查出哪些人在多个地方登记领取养老金,还有哪些人领取多份补助。一旦养老金领取者去世,很难确定其亲属已停止领取款项。主任巴齐巴·卡朱安戈(Batseba Katjuango)女士表示,她所在部门工作人员短缺,难以保证对养老体系滥用的纠正。在同一个计划中,养老金领取者抱怨该系统效率低下。例如,一旦养老金领取者错过了领取某月的款项,就很难再得到此款项。这些年来似乎已经解决了大部分问题,但仍然存在的一个困难就是养老金计划的成本。根据莱文等人(2009)的说法,社会支付体系的总成本接近GDP的2%和总预算的6%,其中三分之二的支出来自养老金和残疾养老金。苏巴拉奥(Subbarao,1998)指出,养老金的行政费用约为支付总值的36%并仍在增长,但其他人则不太确定(Levine et al.,2009)。同样,德弗罗等人(1996)表示,由于人口自然增长和人均寿命延长,纳米比亚社会养老金的成本也在逐年上升。

在整个纳米比亚农村地区,农村老年人可能具有相当高的地位,原因是他们仍享受养老金,他们对家庭的自给自足有着重要的贡献。在埃龙戈和库内内南部的实地考察期间,德弗罗等人(1996年)发现在该地区分发粮食援助的红十字会并未将老年人列为弱势群体,因为他们的养老金使他们能够买食物,没有必要给他们提供免费的食物。

纳米比亚是一个非常干旱的国家,干旱造成的灾害的确时有发生。在这些年里,政府实施粮食援助或其他抗旱救灾计划。养老金领取者,即60岁及以上的老人是此类计划最早的受益群体之一。

续表 2FBlSx++AOQ1ejwGY+wdVZCnnFOKiAkhxeBxt/0Iq/+ex96+C7UvypoVdyprWy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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