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米比亚农村青年

在进入主流生活之前，青年阶段正是探索世界、畅想未来和思考人生的好时候（Braungart，1986）。在我们理解农村青年的生存模式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定义青年这一概念，然后通过纳米比亚的例子来讨论农村青年的经历。

定义青年这个概念绝非易事。一般来说，童年和成年之间的时期被称为青年，但这个时期的界限实际上会因社会而异，会根据社会中的不同角色发生变化，会因社会变革和所处社会日益复杂的程度而不同。考虑到这一点，霍罗曼（Hurrelman，1989）不禁指出，对青年的真正定义不应该有固定的年龄限制。它应该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具有集体经验的人生阶段，是社会文化的特殊产物。这是社会结构性问题对个人发展和社会定位提出的要求和必要的生命阶段（Hurrelman，1989）。根据希思（Heath，2007）的观点，“社会学家使用青年这个词来指代一个社会建构的生命阶段，这个阶段不仅具有文化特异性，而且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按照这种观点，青年被广义地解释为由社会结构、特定年龄结构和社会期望所塑造出的集体经验”。尽管如此。纳米比亚仿照联合国系统和英联邦国家以年龄来界定青年——15至35岁被视为青年（纳米比亚共和国政府的国家青年政策）。纳米比亚的人口金字塔中基础部分庞大，这表明出生率较高，因此较低年龄段的人口集中。所以，该国大多数人都在此青年定义的范围之内。

由于年龄、性别、教育等存在差异，因此不宜对青年下概括性的定义。尽管如此，对其他发展中地区的研究表明，农村青年对农村群体的态度最“现代”。在个人志向、价值观和世界观上，他们最接近城市群体。这并不让人惊讶，因为农村青年所处的环境使他们接近所谓的现代性。青年人比农村地区任何其他群体更有可能接受教育。特别是在纳米比亚，超过90%的男女青年都能接受教育。农村学校开设的课程与城市学校的课程相似而不相同。他们的课程中最重视阅读、写作和算术等技能的学习。但学校作为社会化的机构，通过地理、历史和理学教给青少年世界性的重大议题。潜在课程包括传授社会价值观（在许多情况下包括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城市价值观）。在纳米比亚，学校主要是为未来工作做准备，这些工作大多位于城市地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获得良好教育的年轻人（高中教育就为此类教育）终会移居到城市地区。

谈到移民，农村青年是农村地区最具流动性的群体。他们通过旅行和阅读了解城市的情况。这种情形并非只出现在纳米比亚或非洲南部地区，其他发展中地区的研究也反映出同样的情况。斯里瓦斯塔瓦（Srivastava，1990）在对印度农村青年的研究中发现，正式教育是决定青年现代化程度的关键因素，它对个体现代性的各组成要素有着明显的影响。埃孔（Ekong，1988）比较了尼日利亚（Nigeria）城乡300名中学生的未来职业和教育愿望，卡方分析显示，两组青年之间没有明显差异，因此他认为，尼日利亚政府提供的免费教育与青年愿望的相似性有因果关系。对纳米比亚城乡青年的研究表明了什么呢？情况似乎相当复杂。费尔韦瑟（Ian Fairweather，2006）对那些说恩顿加语的农村青年的研究表明，尽管政府极力强化青年的农村性，农村青年仍带有“现代性”。据他介绍：

在中北部农村地区，说恩顿加语的年轻人并没有表现出与国家的对立。但他们为象征着全球现代化事物而生的热情，特别是对音乐时尚的热情，的确挑战了国家强加于他们身上的乡村性和地方性。然而，他们并不认为参与传统文化表演是与现代性相对立的。相反，在这种情况下，表演“传统”音乐和舞蹈使他们有机会把传统定位为久远且浪漫的过去，这种过去与当今大都市有着明显的区别，青年人们以这种方式来展示他们的现代性。在重现过去的过程中，年轻人只认同过去的部分文化，这种情况对创造性的发明总是间接的和开放的，因此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界限总是表现得不明显。（Fairweather，2006，第10页）

费尔韦瑟（2006，第13页）继续论述，农村青年的快速发展正在模糊农村传统主义与城市现代性之间的界限，“这不是城市化而是全球化，在决定对‘传统’的态度上全球化的作用最为显著，并且被科马雷夫斯（Comaroffs）称为‘电子时代产物’的那一代人越来越多地用这些基本要素来主张其现代主体性”。

厄纳·丘德（Erna Keulder，2003）的深入研究着眼于纳米比亚青年的文化和行为。这些青年样本来自大温得和克地区（因此能代表城市青年）。通过询问青年未来的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潜在障碍来确定他们的目标和志向。大多数（83.7%）年轻人表示他们对未来持乐观态度。他们指出，纳米比亚青年的主要问题是教育、就业和健康。虽然年轻人与各种各样的人亲近，但他们把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看得最重要。在这次调查中，大约91%的年轻人认为农村和城市文化之间存在差异。然而，这一结果来自城市青年样本，他们中一半人是在农村地区度过童年的，但他们觉得自己优于农村青年。丘德（2003）发现，这个样本中的都市青年对农村地区的印象就是人们关于着装的规定（例如女性的传统服装）以及讲什么语言（“北方不讲英语”），农村人对如何行事也有规定。通过总结城市青年对自己与农村同龄人差异的看法，丘德（2003）认为，如果将两种生活方式描述为两种类型，可能会看到以下词语：

城市：先进高级，享有特权，现代化程度高，教育良好。

农村：勤劳，规规矩矩，作风传统，民风淳朴。

不幸的是，丘德（2003）的研究出于比较城乡的目的，由于缺少农村青年代表而有局限性。

因多戈（Indongo，2006）的研究考察了纳米比亚农村和城市青年在计划生育、性与繁衍后代（SRH）等方面的行为。她发现农村地区的年轻女性使用避孕药具的可能性低于城市地区（比值=0.623）。据她介绍，居住在城市地区的年轻女性中，58%的人使用避孕药具，而农村地区只有48%。因多戈（2006）发现生活在城市或农村影响着与母亲就计划生育问题的讨论。农村地区的女性青年与母亲讨论计划生育的可能性比城市地区更高（比值=1.694）。这项研究与纳米比亚人口与健康调查（2006）结果相符，该研究发现，青少年的住所影响着他们对避孕套来源的认知。所以，94.5%的城市青年知道在哪可以买到避孕套，相比之下，农村青年这一比例则为85%。纳米比亚人口与健康调查研究发现，农村（64.5%）和城市（65.4%）青年在艾滋病综合知识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在性行为方面也没有重大差异。考虑到医疗服务的便捷程度，因多戈报告中城乡女性青年避孕药具使用存在显著差异是可以理解的。纳米比亚农村地区的人去诊所和保健中心的机会极少，这些机构恰好又是计划生育技术的主要提供者，包括提供避孕药和避孕套。同样地，尹登戈的研究有局限性，因为它只考虑到女性、性和生殖行为。

丘德和斯比尤克（Spilker，2001）探讨了纳米比亚年轻人参与该国社会政治生活的程度。他们研究的关注点是青年人参加公民会议、政治会议以及抗议活动的情况。在此基础上，他们将青年参与者分为四种类型：潜在的抗议者，社会参与者，政治参与者以及无心社会活动或对社会活动不积极的人。据他们说，首先，城乡差异对人们参与抗议活动的影响微乎其微（城市和农村青年都有可能不是抗议者）；其次，他们发现抗议者平均而言比其他人更穷，无论是住在农村还是城市，抗议者都来自收入最低的家庭。整体而言，丘德和斯比尤克（2001）发现抗议者的受教育程度略低于其他人。然而，在城市地区，抗议者受教育程度高于其他地区，在农村地区，抗议者受教育程度低于平均水平。尽管根据丘德和斯比尤克的观点，纳米比亚人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并不局限于任何青年团体或地区，但在政治方面农村地区比城市地区更为活跃。与此同时，城市青年会更积极地参与社会活动。

总的来说，纳米比亚研究中出现的问题是，农村和城市地区的青年人在世界观和人生追求方面几乎没有差异；当涉及与服务便捷程度相关的事物（即发展因素）时，则出现了差异。虽然避孕药具较少、学校较少、收入较少等，但农村青年的看法、志向和世界观可能与城市青年没有太大区别。玛菲尤恩等人（Mufune et al.，1994）对赞比亚城乡青年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果。 IldnBVzUyuJPvQ/BPzrPBxMkRgVojpoQzGz7WDdbNEOPTpsycBoEnCYMKU04iHi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