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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女性主义的兴起，任何关于男性和女性的讨论都将始于区分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生理性别主要是表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解剖学、激素和生理学差异。目前的知识表明，女性染色体（XX）与男性染色体（XY）不同，这在人类社会中或多或少都是如此。专家告诉我们，虽然大多数人认为人类分为两种性别，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还存在性染色体异常的情况。第二性征（例如面部毛发）也因人而异。与此同时，社会性别是一种社会范畴，它专指有关社会行为的经历和期待，这些社会行为在社会人看来适合于男人或者女人（也越来越多适合其他群体，例如变性人）。有时，生物性别角色和社会性别角色的概念可以互换，用于描述社会期望或者男性女性所表现出的社会行为。
在纳米比亚社会中，社会性别角色各不相同。它们随着时间和生命阶段的变化而变化。社会性别是人类社会组织的一个方面，它决定着对物质和非物质资源的获取。一般而言，纳米比亚女性的地位低于男性。在该国农村地区，女性面临许多挑战和问题。本章将涉及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角色对农村地区男性女性及其工作的影响。
男性和女性的工作角色和工作类型存在文化上的差异。根据哈维兰（Haviland，1993）的观点，一般来说，传统的男性工作角色需要体力和高能量的快速调动，经常性远离家庭，承担着较高的风险和危险。人类学的证据还指出女性工作通常是那些可以在家附近进行并且在中断后仍能恢复的工作。正如哈维兰（1993）所坚信的那样，这些性别角色模式中的例外现象在纳米比亚却司空见惯。许多因素影响了纳米比亚的传统性别角色。殖民主义存在的时间虽短，但却对非洲社会，特别是对纳米比亚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通过使土著社会结构有意屈服于欧洲统治者，殖民主义影响了性别角色。当时来自欧洲的掌权者非常重男轻女，他们让其他男性统治，于是强化了传统性别角色中对男性的偏向，以及众多社会的父权性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殖民主义完成了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4）所说的将非洲纳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目标。特别是非洲南部一度变成了大规模的矿产出产地和（规模较小的）农产品产地，这些产品出口到欧洲和北美。这些事件造成了非洲南部地区高频率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现象，最终影响了城乡地区的性别比例，因为最初只有男性有可能被允许迁移到城市中心寻找工作。这种情况带来的后果是女性要负荷双倍的工作量。
双倍的工作量意味着农村女性工作时间更长，工作更为辛苦；与在城市工业环境中的男性甚至其他女性相比，农村女性要完成更多类型的任务，克服更加艰巨的困难（Stock，1995）。她们所做的事情远不止生育（即家庭领域）和生产的琐事。顺着斯托克（1995）的观点，我们将在四个标题下讨论纳米比亚农村女性和男性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家庭内部的家庭劳动；家庭外部的家庭生计活动；赚钱；正式经济中的就业。我们必须意识到一点：我们很难得到纳米比亚农村的生计活动统计数据，而且就算获得了，也很有可能是不具有信度的数据。这是因为收集确切的统计数据需要技能和资金，我们缺乏收集可靠数据的专业知识和资金（尽管这方面的情况有所改善）。此外，许多农村地区不容易进入，并且民众的文盲率很高，他们需要很多帮助才能提供有效的数据。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不信任数据收集者，因为他们把数据收集者与同极权政府有关的税务人员混为一谈（Binn，1994）。尽管存在着上述困难，来自纳米比亚各地的有限样本表明，农村女性为维持生计而做的工作比农村地区的任何其他群体都要多。看待这一主张必须考虑这样的背景，即这些研究依据的工作时长认定采用不同的定义和工作量度，使得对男性和女性工作对比的研究结果可能不太准确。许多人没有考虑到男性似乎过多地投入非农业活动以及随之发展的社交关系中；还有的人固守殖民思想，声称“懒惰的非洲人”不愿从事有辱人格的剥削性采矿和农业工作（Whitehead，2000）。
家务劳动主要以家庭为中心：包括做饭、打扫房屋及其周围、照顾孩子和病人。照顾孩子和病人这项工作在非洲南部许多农村地区被认为是妇女的分内工作（Carr，1991）。亚伦等人（Yorron et al.，1992）发现，纳米比亚的卡万戈村几乎也是一样的情况，在这里，打扫房子、舂小米、做饭、打水和取柴火等家务活或多或少都是女性的工作。人们很少看到男人花时间去照顾孩子或照顾病人。无独有偶，托马斯（Thomas，2006）在卡普里维乡村照顾艾滋病患者时观察到：
照顾他人是卡普里维女性的职责，这涉及准备食物和药品，给患者洗澡，清洗伤口，抱行动不便的病人如厕或帮他们坐到阳光下或阴凉处，清洗脏衣服、床单等。这些活动不仅需要大量的体力，还占去了农村女性大量的时间，使她们与家庭之外的工作和社会活动隔绝。（Thomas，2006，第8页）
亚伦等人（1992）观察到女性在干活时背着孩子。她们用母乳喂养孩子，直到孩子开始蹒跚学步。祖母在帮母亲照顾婴儿方面尤其重要。纳米比亚的孤儿更多在农村地区而不是在城市地区，由于艾滋病肆虐，就更需要祖母照顾孙辈（Monasch and Boerma，2004）。
此外，在农村地区，女性在怀孕、分娩、哺乳、断奶和孩子的幼儿时期，每一阶段都会引起特殊的工作问题（Bantje，1995）。这些事情都会消耗较多的精力，掺杂着狼狈不堪的状态甚至是病痛。在许多农村地区，人们普遍意识到母亲和孩子都面临的危险，因此，一些习俗考虑到妇女的生育周期以保护育龄妇女。“人们还有以下一些观念：在分娩前需要休息；回到女性婚前亲属圈中，最好回到母亲身边；分娩时要有经验丰富的老年妇女参与；分娩后要休息，有特殊营养饮食，以利于哺乳；认为对女性来说隐秘是一种重要的保护机制。”（Bantje，1995）这些风俗在不同文化中虽有差异，但其共同之处恰好印证了人们认为女性最重要的任务是生养孩子的观点。这种观点在非洲南部农村得到广泛认同。以家庭为中心的劳动负担不会平均落在所有农村妇女身上。每个妇女的劳作份额取决于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在许多文化中，年轻的未婚女子帮助她们的母亲干家务活，如果家中有儿媳妇的话，儿媳妇会完成大部分的家务活。与其他农村妇女相比，成年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较少（Crehan，1992，第97页）。亚伦等人（1992）发现，虽然在纳米比亚北部的奥卡万戈地区，女性的中心工作是做家务活和照顾孩子，但根据女性在家中的地位、年龄和生育子女的数量，女性花在家务上的时间有所不同。老年妇女的工作与年轻人不同；12岁的女孩干的许多活和老年妇女所做的一样。女性的家务活内容也因季节而异。
家庭外部维持家庭生计的劳动：虽然家务活烦琐艰辛，但也只在女性日常生活该做事情中占一小部分。卡尔（1991）在她的文献综述中表明，非洲南部大部分地区的女性花费在这些活动上的时间超过了总时间的70%。干农活以维持生计的大多数都是女性。在卡万戈，女性是耕种、除草和收割中的核心劳动力（Yarron et al.，1992）。她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农业和与之相关的活动上，当然男人们也会在耕作、除草、脱粒和运输时协助她们。不同女性花在农业活动上的时间会有所差别，这取决于她们的孩子是否能够在这些活动中帮上忙。当孩子们出去上学时，女性的工作量就增加了。非洲其他地区的研究人员（例如Stock，1975）称，农作物类型可能会决定妇女在农业中的参与度。在生产日常生活所需的所有主要作物（玉米、豆类、红薯等）的农业活动中，女性占主导地位，而男性在种植经济作物（例如棉花、茶叶和咖啡）中花费的时间比女性多。总的来说，经济作物只占农村经济活动的一小部分。在非洲农村，女性负责粮食生产，男性负责种植经济作物，这是普遍的性别分工。这种分工随着殖民统治时期现金经济的出现而兴起（Stock，1975，第240页）。种植和销售经济作物实际上等同于出卖劳动力，因为它们都是纳税、赚钱、获取消费品的方法，主要是男性掌握着种植经济作物带来的收入。由于女性完全忙于操持家务，她们几乎没有机会赚钱（Binn，1994）。比恩（1994）可能夸大了这一点，因为也有一些农村妇女从事非正式部门工作，赚取一些现金以补贴家用。但是，必须注意的是“生计女性化”（Whitehead，1990）。在卡万戈，男性照看家畜，购买、出售和屠宰动物，而女性则肩负着种植粮食作物的大部分责任。在纳米比亚的背景之下，男人们干的这类家务活，其功能等同于农村男性挣钱的工作。
我们需要对本节中所讨论的差异加以细致全面的考虑，以便正确理解这些差异。一是农村女性的工作量远远大于城市女性的工作量。以取水为例，大多数城市女性可以获得安全的饮用水，这意味着她们用的水会被输送到房子里或家附近，没有必要走很远去取水。根据2006年纳米比亚人口统计调查结果，78.8%的纳米比亚城市居民是幸运的，他们的住所中有自来水管道；另有19.8%的居民可以使用附近的公共用水管道，98.8%的纳米比亚城市家庭能够获得安全用水。纳米比亚农村女性的对比数据为：她们中的28.6%在其住宅内有自来水，她们中的17.2%可以使用公共用水管道，56.3%的纳米比亚农村家庭能够获得安全用水。许多纳米比亚农村女性必须为全家去取水。另一个例子是做饭使用的能源。根据2006年纳米比亚人口统计调查，63%的纳米比亚城市家庭依靠电力作为烹饪能源，农村地区的对比数据为7.3%。大约88.5%的纳米比亚农村家庭依靠柴火做饭。如果一家人要吃饭，妇女们就必须出去砍柴。二是“农村和城市家庭的规模存在显著差异。农村地区有13%的家庭拥有9个或9个以上家庭成员，而在城市地区这种规模的家庭只有6%。——这意味着农村地区的平均家庭规模大于城市地区（4.9与4.0相比）”（NDHS，2006，第8—9页）。根据2006年纳米比亚人口统计调查，城市家庭平均规模为3.9人，而农村家庭平均规模为5.2人。无论哪种情况，对农村女性来说都意味着要干更多的活。三是由于环境恶化，农村女性又得照顾家中的艾滋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患者，工作量不断增加。
以非正式和正式部门为主的经济活动：由于殖民统治及后来发生的一切，现金经济几乎渗透到纳米比亚和非洲南部的所有地区。如果理解农村经济的一个维度是生产—再生产二分法，那么另一个维度则是货币化和非货币化的活动。没有人能做到完全不需要钱。许多农村居民确实可以通过非正式经济渠道获得现金。据此，克里汉（1992）认为，活动货币化程度对于理解商品和服务的交换基础以及个人和家庭基于现金支付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程度至关重要。在纳米比亚，大部分以家庭为中心的劳动都是非货币化的，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女性从事的无偿家务劳动。许多家庭维持生计的活动也没有货币化。然而，这些活动有时确实会产生剩余，这样便产生了商品，商品进入现金经济，由此进入货币化活动领域。直接销售劳动力（雇佣劳动力）也是如此。因此，货币化活动分为两类：正式的经济活动和非正式的经济活动。非正式经济活动是指有时涉及现金的交易，这些交易不属于正式就业。这种交易肯定会绕过政府及其规划机构的政策、规则和条例。而正式经济活动是被政府批准的。
非正式部门的经济活动：农村女性在非正式部门工作的情况正在增加。“通常，女性所从事的活动与其农业活动有关，对营运资金的需要较少，这些活动与她们现有闲余时间不冲突并能为她们提供可支配的收入。”（Saito et al.，1994，第25页）在纳米比亚，非正式部门的工人被称为自营工人。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女性自营工人多于男性。
在非正式部门中，城市和农村男性所占比例分别约为7.3%和8.3%，相比之下城市女性的占比却在9%和10%之间。农村妇女的占比最高，2004年至2008年期间略微下降，从16.2%降到13%。因此，在非正式部门工作的更多是农村妇女。尽管有上述数据，焦奇等人（Jauch et al.，2009，第32页）还是提醒“尽管自给女性农民被归类为自营劳动者，但她们的劳动力主要是保障家庭粮食供应，而不为她们提供现金收入”。
亚伦等人（1992）在对纳米比亚奥卡万戈（Okavango）的研究中发现，17%的劳动力在非正式部门工作，接近10%的家庭的收入来自这一渠道。大约13%的非正式部门职业由女性承担。表2-1表明在纳米比亚非正式部门中，女性多于男性；劳动部也证实了此说法（2001）。对卡万戈的研究所涉及的大多数活动都是在家中完成的，都与农业有关，并且与妇女干家务的时长大体相同。它们包括啤酒酿造，编织渔网、垫子和篮子，制作陶器、家具，租牛、捕鱼，出售木柴、食品、搭建茅草屋等活动。对于奥卡万戈的妇女来说，啤酒酿造是这些活动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啤酒（在当地语言中，啤酒为 “cuca”）主要在啤酒商店和社交活动中出售，例如在“纳加木比”上出售（“纳加木比”是当地一种社交活动）（Yarron et al.，1992）。亚伦等人（1992）发现，老年妇女在编织垫子、篮子和渔网方面技巧颇丰。渔网包括溪盾夹（一个直立装置）和溪库库（漏斗形装置）（在当地语言中“溪盾夹”和“溪库库”分别写作“situnga”和“sikuku”）。这些渔网可以出售，也可以自家用来捕鱼。在卡万戈，没有自己田地的女性在其他人的花园里打工以获得报酬。纳米比亚的篮筐大多来自卡普里维、卡万戈和前奥万博兰（Owmboland）的四个地区，来自库内内地区的则较少（Terry et al.，1994；Suich and Murphy，2002）。妇女以传统手艺制作这些篮子，收割时可用于收藏、储存谷物、筛粮食、采摘，运输粮食和其他物品（Suich and Murphy，2002）。
为什么越来越多地农村妇女参与纳米比亚的非正式活动？是由于自然环境恶化、自给经济不景气、干旱、就业机会缺乏、人口增长等因素，妇女别无选择，只能在非正式部门谋职。人不能没有钱，而非正式部门提供了获取现金最明确的方式。为弄明白此事，劳动和社会服务部（2001）发现，在农村和城市地区，在非正式部门干活的人都是因为家庭需要额外收入（49%），他们没有机会找到别的工作（29%）来获取较高的收入（6%），他们更倾向于自谋职业（4%）。
女性在非正式部门工作反映出她们进入这类部门很容易。大多数非正式部门活动实际上是家庭日常劳动的延伸，它们很廉价，不需要许可证，只需要很少的资金投入，使用的技术是当地的技术。非正式部门活动灵活性强，不需要从更艰巨的维持生计任务中占据过多的时间。苏伊希和墨菲（Suich and Murphy，2002，第18页）发现，在卡普里维，“编织不是女性的全职工作，只是用来填补其他生计活动的时间空档的工作。但是女性会优先考虑完成其他活动，诸如种粮食、做日常家务琐事。日复一日，只有完成这些家务，妇女们才会去编织”。这既是非正式部门的优势，也是非正式部门的弱点（Dixon，1979）。非正式部门中以赚钱活动为中心的工作大多数并非全职工作，所以从中赚不到多少钱。“许多至关重要的挣现金的机会都是季节性的，通常一年只有一次收入——出售玉米、割草、割芦苇、割高粱秆。这些活路只有在收割完庄稼后才有”（Suich and Murphy，第20页）。非正式部门活动在资金、技术和时间上的投入均不足，在与更具组织性的正式企业的竞争中，非正式部门越发萎靡不振。当苏伊希和墨菲（2002）向卡普里维的女性问及编织篮子和销售篮子的困难时，她们谈到了收集生产篮子所需原材料的困难、编织的艰辛以及营销困难和回报低的问题。卡普里维一些女性要步行180公里到卡蒂马穆利洛（Katima Mulilo）为她们的篮子寻求销路，可这样的投资并不足以养家糊口。此外，根据规定，非正式劳动部门不在政府备案范围之内，这使得这类行业只能听任政府官员滥用条例搜刮女生产者和服务人员的钱财。
正式部门就业：也即有义务向另一个人、机构或组织交付报酬的正式工作。个人与国家经济之间最重要的联系之一就是他是否有工作。就业是许多人的身份来源，也是收入来源。这在经济日益货币化的非洲南部农村地区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就业显然提高了女性的独立性，因为它有助于女性摆脱家庭角色的限制。通过就业获得的固定收入使得（农村和城市）女性有权决定支配其收入。
正式部门就业困难是整个地区的一个大问题。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率都很低，并演变为经济低迷，以致无法满足公民的就业需求。2008年纳米比亚劳动力调查（劳动和社会服务部，2008）显示，目前的失业率为51.2%。农村地区失业率高于城市地区，在农村地区寻找工作的人有47%处于失业状态，而城市地区则为31%。女性失业率更高，因为66.8%的失业青年是女性。有一些原因造成了就业率的性别差异。影响个人就业状况的因素之一就是教育和培训。纳米比亚女性受教育和职业培训水平相对较低；家务琐事占用了她们的时间，使她们难以找到工作。纳米比亚社会非常重男轻女，尽管这种情况已经有了明显的改观（Mufune et al.，2008），但女性无法搬迁到与男性享有相同工作岗位的地方。最重要的是，与男性相比，女性权力和地位较低，因此在就业方面受到歧视。虽然纳米比亚已通过立法保障妇女平等参与发展，但仍没有给这种平等参与提供机会。
正式就业部门的男女数量存在明显差异。根据2008年劳动和社会服务部的纳米比亚劳动力调查，28.5%的纳米比亚女性有正式职业，而男性就业率为41.6%。如果女性的就业情况普遍较差，那么农村女性的就业情况就更不乐观。农村妇女就业率约为16.8%。农村男性的可比数字为29%，城市女性为46.5%。
表2-1 纳米比亚就业状况分布
农村女性的大部分就业源自于政府服务，如中小学、农村保健中心、农业外延服务和建筑业，她们也受雇于私营部门（例如啤酒商店）。相比之下，城市女性不仅在政府和私营部门工作，她们中略高于四分之一的人（即25.8%）受雇于私人家庭。在农村地区受雇的许多女性不一定来自农村地区，有些女性更有可能来自城市，她们有更多的教育机会，这赋予她们优于农村女性的就业优势。尽管农村地区的许多工作报酬并不理想，被认为是典型的女性职业，但它们仍非常有吸引力。
社会问题：对于关注非洲农村的研究人员和学者来说，女户主家庭（FHHs）一直是他们重点讨论的对象。女户主家庭的潜力及其相关问题极具吸引力（Peters，1995）。女户主家庭可能会扩大女性在生活中的决策自由。它们展示了女性在家庭层面的领导能力，从政策角度来看，社会性别为认真分析和谨慎行动提供了一种方案。它还揭示了非洲农村的许多问题（即贫困、不平等和歧视）。
给家庭这个术语下定义并不容易，因为它因地而异，因文化而异，不同地方不同文化的家庭形式不同、规模也不同。家庭的基础是血缘亲属关系，它的复杂之处在于“不同的文化和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他们对血缘亲属关系以及如何将血缘亲属关系转化为日常生活制度的理解差别很大”（Crehan，1990，第87页）。在西亚和东亚，家庭一词具有代表该地区宗教、法律和金融传统的集体特征，这与其他地方完全不同（Ekejiuba，1995）。最初在非洲背景下使用该术语的西方学者强调典型的家庭由一位父亲、一位母亲和他们的子女组成；男性是主要的养家者和决策者，这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和民族中心主义。关于家庭的界定，家庭内部权威的性质和决策，甚至家庭形式的讨论仍在继续。本书将“家庭”定义为共用一座住宅或一组住宅的所有有血缘关系的及无血缘关系的人。正如艾伦所说，“家庭基本上就是与你共享家园的人”。同时，家庭包括与你有家族联系的人或你以其他方式定义为亲属的人。“无论他们是否与你同住，他们都是你的亲属”（Allen，2007）。
许多情况下，经济生产、消费、养育子女和住房都是在家庭范围内展开的。女户主家庭恰好就是这种类型的社会群体，它们由女性负责。但这个定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女户主家庭的构成和活动是各种各样的。拉方特（La Fonte，2007，第7页）称，在纳米比亚，“39%的城市家庭和44%的农村家庭由女性担任户主”。2006年7月纳米比亚人口与健康调查数据显示“56%的家庭以男性为户主，相比2000年下降3个百分点，而1992年至2000年间则下降10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女户主家庭从1992年的31%增加到2006年的44%，农村家庭的户主比城市家庭的户主更有可能由女性担任（47%与40%例比）”（NDHS，2006）。死亡、遗弃和战争等造成了性别比例失衡，使农村地区女户主家庭似乎更多。
彼得斯（Peters，1995，第103页）表示，“目前对非洲的研究表明，一些女户主家庭的形成纯属偶然”。艾肯（Iken，1999，第179—183页）的研究表明，在纳米比亚南部那马部落的女户主家庭中，女性宁愿终身不嫁，因为她们害怕失去决策权，这种担心源于男性拥有固定收入和高薪工作。她们中的许多人认为大多男性没有达到她们对婚姻伴侣的要求。
由于难以给女户主家庭下操作性的定义，我们无法真正确定非洲南部地区女户主家庭的确切数量。虽然不能否认女户主家庭存在的事实，但大多数女性都会结婚（Peters，1995）。以下这样的婚姻不在少数：分居婚姻、正常的法律意义上的婚姻和由社区或政府批准的婚姻。对于许多女性而言，女户主家庭可能意味着暂时的或者经常性的没有常住男性。根据彼得斯（1995）的观点，女性是生活在女户主家庭还是生活在男户主家庭，取决于是否有男性与她们一同生活，或者她们是否在两名与她们一起生活的男性之间居住。因此，我们可以区分出事实上的女户主家庭（因劳动力迁移，长期没有男性的家庭或一夫多妻制家庭）、法律上的女户主家庭（女性目前没有合法丈夫，并被认可）和女户主家庭（女性是家庭的主要成员，无论男性是否是名义上的户主）。有时非洲的统计数据会混淆这些分类。
齐藤（Saito，1994）将非洲南部的女户主家庭的诸多特征总结为以下四点：（1）家中的女性比男性更年轻。（2）来自女户主家庭的儿童平均受教育年限多于来自男户主家庭的儿童。（3）作为一家之主的妇女受教育程度低于男性和其他妇女。（4）女户主家庭的土地持有量远少于男户主家庭的土地持有量。
齐藤（1994）所阐明的人口变量影响着家庭获得收入的能力，进而影响生活在这些家庭中的人的生存机会。鉴于上述因素，女户主家庭在农村生存机会方面的明显劣势并不令人意外。这种相对缺陷的综合影响使女户主家庭难以生产足够的食物。对此她们采取了应对策略，强调种植较少的作物、吃营养较少的食物及使用简单的耕作方法。这使得她们面临更穷的风险。然而，女户主家庭不应与贫困挂钩，因为并非所有的女户主家庭都是贫困家庭。来自非洲国家的数据表明，有稳定存款的女户主家庭比没有存款的女户主家庭生活好得多（Saito，1994）。那些能妥善处理当地社交关系的家庭必定会过得舒心一些。（Peters，1995）。例如，班德亚帕德耶（Bandyopadhyay，2004）发现，卡普里维的女户主家庭享受的保健净支出比男户主家庭高。农村地区的已婚女性不一定比女户主家庭中的女性过得更好。根据习惯法，在该地区的许多地方，婚后在丈夫的监护下，女性成为“未成年人”，她也可能不会有财产独立性（Osei-Hwedie，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