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傅璇琮

《中国文学大辞典》是由上海辞书出版社组织编纂，并列入国家重点图书规划的大型辞书。现在这部五百余万字的大书，经过百余位专家学者的辛勤劳作，共同努力，历时十余年，终于问世。我作为曾参预本书编撰的工作者之一，回顾这些年来的编写历程，目睹这一劳动成果得以呈现在广大读者之前，确实是倍感欣慰。

“十年辛苦不寻常”。这部《中国文学大辞典》的编纂，不仅融汇了众多文学史专家长期积累的研究心得，而且也在大型专科辞书如何适应现代学科发展与读者需求上，提供了新的经验。

在八十年代初期，在构思本书规模、框架时，曾有一种多卷本的设想。出版社的编辑与一些高等学校的研究者商讨，曾初步形成两千万言、多卷本的格局。作为源远流长、丰富多采的中国文学，特别是长达二、三千年的古典文学来说，这样的规模不是不、可，但是根据现有的研究状况以及目前处于多样化求知环境的读者意向，过大的规模对广大读者来说恐不太合适。且从辞书的收词、释文等规范化要求来说，过于宽泛的构想容易造成收词较散，譬如说把左思的《咏史》诗八首，陶渊明的《饮酒》诗二十首，每一首都立为一个词目，看似详尽，实为拖沓。因此后来在取得各分卷主编与编写者的理解与支持下，上海辞书出版社决定压缩规模，把多卷本改为一卷本，对框架、体例、立目、释文等，从更高层次上加以调整并充实，从提高质量的总原则出发，突出大、精、新三个特点，努力使这部《中国文学大辞典》在当今辞书林中显出其不同寻常的秀枝劲干。

“大”是容易理解的。虽然不是多卷本，一卷本的“大”仍可包罗宏富，纲目齐备，而且经纬分明，结构合理。从纵向上说，它上起远古，历先秦、汉魏六朝，中经唐、宋、元、明、清，直至本世纪九十年代；从横向上说，它包括作家（含理论家）、风格流派社团、别集、戏剧作品、小说、笔记、总集、名篇、文学人物、期刊、名词术语、研究著作、资料汇编、工具书等十余个门类，可以说是既反映中国文学数千年的发展全貌，又力求突出文学进程的历史轨迹。这里我想就构思、布局的角度来谈一谈提高与普及的问题，即作为一部大型的专科辞书，如何兼顾研究者与较广泛的读者群这两个不同的层面。

大家知道，中国古典文学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同样有悠久的历史，我们过去往往只注意前者而忽略后者。应开展对研究的研究，这将是提高研究素质的有效途径。这也就是近些年来开始为人们注意的学术史、学科史的研究。一门学科至可以建立学术史，是成熟的标志，而它的建立又可以进一步推动研究的深入。各自总结本学科的研究，就会大大丰富古典文学整体研究的内容，由此而总结出现在还可行之有效的传统方法，并科学地吸收国外的或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方法，就会使我们的研究方法真正建立在科学的、民族的深厚基础上。这部《中国文学大辞典》的一个引人注意的特点，就是有意识地安排学术史的条目。它选择中国文学史上较有广泛历史影响的作品，如《诗经》、楚辞、《昭明文选》、敦煌文学、《红楼梦》，设有综论性和专题性的词条，阐述其学科发展的历史。“楚辞学”条目，提出楚辞研究曾出现四个高潮，即汉代、宋代（南宋）、清代及“五四”以后新时期，并举出每一个高潮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回顾前人走过的探索道路，他们的成功在哪里，不足又在哪里，有哪些可以作为成果肯定下来，有哪些则还要继续探讨。“《文选》学”词条，则不以时代分，而是指出过去的《文选》学大致分为训诂考据、摘录辞章、增广续补三类，而其中训诂考据类数量最多，也较有价值；在论到宋代的《文选》学研究时，辞典指出宋代有关这方面的专著不多，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则散见于沈括《梦溪笔谈》、姚宽《西溪丛语》、吴曾《能改斋漫录》、葛立方《韵语阳秋》、叶梦得《石林燕语》、王应麟《困学纪闻》等笔记、诗话中，并时有精见。我觉得，辞典条文文字虽不多，但如果对《文选》学的研究没有下过工夫，是决说不出来的。这应当是这部辞典重学术性、注意于提高的一大特点。

而与提高相对称的，则是以一定的篇幅注意于文学史知识的普及，以满足广大读者求知的渴望。这里应特别提出的是设立名篇、文学人物、小说戏剧故事等类目，使读者可以从多种侧面来了解古典文学的丰富内容。值得指出的是，名篇（诗、文、词、散曲）的条目着重于背景介绍，创作缘起、内容特点的概括，以与一般的鉴赏文字相区别。还有些条目除了准确叙述原意外，还力求以当代意识作新的阐释，使古代的作品更能与现代生活贴近，如对文学人物贾宝玉的解释。这样，学术史的条目与知识性的条目有机地融会于这部大书中，就既能使一般读者扩大知识面，又可以适应专业工作者研究和教学上的需要，确实很好地体现了提高与普及并重的极佳构思方案。

至于这部辞典的“精”和“新”的特点，我想读者打开书本，查阅有关条目，定会有自己的感受。精与新是分不开的，求精才能体现新，而一本辞典充分吸收学术新成果，反映本学科发展的前沿水平，才能构成精的主要内容。这方面的例子可以说是举不胜举。

本书的历代部分作家小传都注明出处，以显示严谨求实的学风。这种无征不信、言必有据的作法，应是辞书编撰的基本要求，也是一项高标准，尤其是在当前往往辗转抄袭、快速成书的不良风气下，更应大力提倡，以树立正气。本书各分卷作家条目的撰写都有其特点，而其征引材料的信实与广泛，则是共同的。以唐代而言，除了基本史书如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外，就我浏览所及，政书类有《册府元龟》、《唐会要》、《唐郎官石柱题名考》，金石及类书有《宝刻丛编》、《金石萃编》、《玉海》，史料笔记有《唐摭言》、《云溪友议》、《唐诗纪事》，目录类有《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书画类有《历代名画记》、《宣和书谱》。值得提出的是，作家生平事迹的记述还大量引述了民国时期以来及至近一二十年新编的出土墓志，如《芒洛遗文》、《千唐志斋藏志》、《唐代墓志汇编》。近十余年来唐代文史研究固然成果不少，可资参考者亦多，但编撰者如不细加检寻、拣选，以上的材料根据是不可能获得的。清代的作家，除了一般的史书如《清史列传》、《碑传集》、《清史稿》外，还引用了不少地方志，这是其他辞书所极少见的，如袁于令，引及《光绪苏州府志》、《民国吴县志》；冯舒，引及《民国重修常昭合志》；黄翼圣，引及《民国太仓州志》；马之瑛，引及《安庆府志》等等。而且都注明卷数，出于第一手材料，不是转引他书，这一点是极可宝贵的。

至于充分利用今人成果，也随手可见。各分卷主编与撰写者，大多是该学科的专家，他们长期沉潜于专科领域，既能搜辑旧籍，又能鉴别新说，确使读者看了后有一种继续探索与创新进取的意趣。如唐代诗人孟郊，列了今人的两种年谱；李贺，既列有今人所作的年谱、评传，又列有关于其诗歌的评论资料与索引。宋人如王禹偁，列有当今学者徐规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柳永，列有词学大师唐圭璋的《柳永事迹新证》。又如提及南宋人李壁《王荆文公诗笺注》一书时，除注明中国所刻版本外，还特别提及：“另有日本蓬左文库藏高丽排印本，文字较元明刻本为多，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以影印，1994年出版。”这一日本藏本是复旦大学王水照先生前些年刚从日本得到的，撰写者及时将这一域外刻本写入条目。这些都极大地增加知识信息量。有些看似极不显眼的作家，撰写者也能发人所未发地提供不经见的材料，如清初诗僧读彻（1588—1656），恐一般文学史著作也不会提及，但本书立有专条，并说其字苍雪，陈乃乾有《苍雪大师行年考略》。能写到如此之细，实在使人钦佩。

以上多就微观而言，至于大的方面，如古代、近代、现当代及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的结构安排，其篇幅、字数都较匀当；清代、近代、现当代文学，特别设置社团流派与报刊，显示文学发展的时代特色；每一时期的古代文学，均列有通论性的学术专著及有代表性的资料、工具书；注意我国古代理论批评史的特点，特地安排概念、术语的阐析，以及词牌、曲牌的注释，等等，都可见出本书在编纂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而表现出的精思与匠心。

最后我想说的是，以上所述本书在大、精、新三方面所体现的独创性，当然是百余位撰写者辛勤劳动的结果，但上海辞书出版社在这部大辞典的整体编纂上是起主导作用的。从发凡起例、确定规模，组织人力、提供样稿，以及每一词条的审阅、修改、补充，直至在校样出来后的校阅、修订，都蕴含着上海辞书出版社从社级领导到编辑室同志的才识与操劳。《中国文学大辞典》的编纂为学术界和出版界通力合作、取得成功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当然，本书在词条的具体编写上，定会有不当之处，我们诚恳地企望广大读者给予指正。

一九九五年五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