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钱仲联

在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明中，最浩繁丰富的莫过于文学了。在窎远不可纪年的上古时期，先民结绳而记，商契文字，有感而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是为文学之萌芽。至文、武周王及春秋战国时期，始有《诗经》、《离骚》，奠定了中国文学的宏伟基座与发展渊薮，犹如黄河长江，泽被千秋。顺次而下，则有汉赋、魏晋南北朝乐府民歌、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一代有一代之大家，形成了中国文学推陈出新、鼎革通变的发展格局。另一方面，一代虽有一代突出的文学成就与文学体式，但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发展往往又是全方位的。如宋代虽是词的天下，但宋诗仍足与唐诗分庭抗礼，不能说诗到唐人已经写完，宋以后大可不作了；清代小说虽有《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翘楚之作，但当时诗文作家在总结元明两代复古流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怎样继承和发展前代遗产的实践中，在沧桑变革时代风暴的振荡下，开出了清一代诗文名家辈出、超越元明、抗衡唐宋的新局面。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中国文学在自己民族的生存土壤、文化环境中开放出绚丽的花朵，但同时也吸取了外来文化的血液，促进了中国文学从内容到形式的不断变革，如印度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从晋宋就开始了，直到晚清，还有它的余辉远霭；又如欧美政治思想与文学作品，是随着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炮舰叩开中国古老的大门的，它同样给中国文学注入了新的养料，特别是给现代文学带来了新世纪的亮色。

“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故能驰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文心雕龙·通变》）。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既体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创造灿烂文明的心路历程，亦反映出中华各民族人民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古人恒言：“贤者识其大者”（《论语·子张》）。中国文学原来是从古代辞章之学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除了文人专门编纂的总集与别集外，还有大量文学作品及资料散见于其他典籍，乃至类书、笔记、方志等著作中，可谓沉沉颗颐，如星汉无际。吾生有涯而学无涯，若尝鼎一脔，难免只照隅隙，鲜观衢路，唯有识其大者，才能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做到将中国文学的丰富瑰宝了然于胸。于是有了工具书的编纂之举。

隋末唐初虞世南的《北堂书钞》，可算是中国古代较早的辞典。该书有一百六十卷，分十九部，列八百五十一目，词条计二万一千多，隋朝以前的百科知识（包括文学），大体包涵在内。继此而起的《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已具备文学工具书的性质，它们按类别将各代诗赋辞章排列在一起，给人以检索之便。但所录只是古书原文，没有辞典形式的条目。清代所编《骈字类编》与《佩文韵府》，虽有助于士子舞文弄墨，但也只是语词性的类书。

文学类辞典的编纂是现代才有的事，较早的有孙俍工的《文艺辞典》、杨家骖的《中国文学百科全书》、周梦蝶的《中外文学名著辞典》、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文运昌盛，辞书编纂也盛况空前，文学类辞书较著者有《唐诗鉴赏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辞海·文学分册》等，近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天津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八卷本《中国文学大辞典》，标举古代文学、近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三分天下的宗旨。本辞典的编纂始于1982年，作者、编辑前后披阅十数载，以突出传统文学为宗旨，以光大民族精神为宏愿，释文则取春秋笔法，以精要客观为风范。悬此鹄的，全体专家学者兢兢业业，努力以赴，为弘扬中国文学的精华，贡献绵薄力量，而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编辑先生，亦以一丝不苟的精神和长期的辛苦劳动，终使这一巨著有杀青之日。我们希望，爱好中国文学的读者，有此一编在手，无异读了多种文学史、各种史书的《艺文志》，此亦有助于“贤者识其大者”也。限于水平，难免错误，殷切希望专家、读者们指正。八十七叟钱仲联书于苏州大学中国近代文哲研究所。

一九九四年六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