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秦两汉文学

作家

尹吉甫 西周大臣、诗人。兮氏，名甲，字伯吉甫。尹为官名。伐 狁有功，为卿士。乃《诗经》中极少数名字可考的作者之一。《大雅》中《崧高》、《烝民》二篇为其所作。《毛诗序》又云其作《韩奕》、《江汉》，但无确据。生平事迹见《诗·小雅·六月》。

奚斯 春秋时鲁国大夫。与鲁僖公（前659—前627在位）同时。为《诗经》中极少数名字可考的作者之一。《诗·鲁颂· 宫》：“奚斯所作，孔曼且硕，万民是若。”齐、鲁、韩三家诗谓奚斯作诗。生平事迹见《左传·闵公二年》。

许穆夫人（约前690—？） 春秋时女诗人。为卫宣公之子公子顽与其后母宣姜的私生女。幼年即闻名于诸侯，许穆公与齐桓公皆向卫国求婚。她有志嫁齐，以齐为大国雄邦，可救卫之危难。卫侯不听，遂嫁于许。约十年后，卫亡于狄，宋桓公迎卫遗民于漕邑，而许不能救。许穆夫人奔赴漕邑，作《载驰》，提出：“控于大邦，谁因谁极。”即要联齐抗狄以救卫。齐桓公闻知，即发兵复卫于楚丘。时许穆夫人约三十岁。据魏源《诗古微》考证，《诗经》中《邶风·泉水》和《卫风·竹竿》两首也是她的作品。生平事迹见《左传·闵公二年》、《列女传·仁智篇》。

老子 春秋末期思想家，道家创始人。一称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人。曾任周守藏室之史。传孔子适周，曾向他问礼。后退隐。其学重“道法自然”，提倡无为而治，要求回复原始社会的淳朴生活，故反对一切文化学术和高谈文化学术的“圣人”，所谓“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四十八章》）。由此对文采、音乐和其他艺术持否定态度，以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十二章》）；对言辞辩说也予贬斥，以为“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四十五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八十一章》）。然其所论多“正言若反”，极富辩证机趣。故诸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二章》），“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四十五章》），“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四十一章》）等命题，均隐涵可资益文艺创作的深刻哲理。亦对中国文学批评产生重大影响。今本《老子》（又称《道德经》）共八十一章，记载其哲学观点，然是否为其亲作，历来有争论。生平事迹见《史记》卷六三。

孔子（前551—前479） 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先世为宋贵族。少贫贱。长为委吏、乘田。又聚徒讲学，从事政治活动。年五十任鲁司寇，摄行相事。后又周游列国，终不见用。晚年返鲁致力教育及文化整理。相传弟子有三千，贤者七十余。《诗》、《书》、《礼》、《乐》、《春秋》等典籍皆经其整理编订。由于精熟前代文化遗产，并致力于传授后学，曾发表了许多相关见解，多见于《论语》中。其中颇有与文艺密切相关者。重视文或文艺，并将之作为人格修养的重要方面，是其文艺思想的基本起点，故将文行忠信列为“四教”（《述而》），并称“不学诗，无以言”（《季氏》），“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但其重视的基点还在德行修养，故又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认为“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宪问》），“辞，达而已矣”（《卫灵公》），但又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推崇“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他还重视诗的作用，强调“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又从形式到内容对之作了进一步规范，指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提倡“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平正之美。又要求善于修饰文辞，然不偏废文质而尤尚德行，强调美善兼具与无邪归正。所传《论语》，记载其生前言行，为其弟子及再传弟子编集。此外，《左传》、《孟子》、《荀子》等书亦载有孔子学说。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所创儒家学派自汉代以来成为两千余年封建思想的正统，故其有关文艺观点也对后世文学理论与实践产生巨大影响。生平事迹见《史记》卷四七，魏晋间出现的《孔子家语》和《孔丛子》中有关孔子的言行事迹，虽出于传闻，亦可资参考。

孔丘 即孔子。

墨子（约前468—前376） 春秋战国之际思想家、政治家，墨家创始人。名翟。鲁国（一说宋国）人。曾任宋国大夫。初习儒术，后自开一派，招徒游说诸侯，使墨家成为与儒家齐名的当世显学。其学重兼爱尚同，又本下层人民利益，主张尚用节用。故论文不取无实用价值的刻镂雕琢，主张“先质而后文”（《墨子》佚文）。所举立言三表，“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非命上》），皆以切于实用为务。由此力主非乐，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与“刻镂文章之色”等一样，“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可以废弃（《非乐上》），虽未一概否定音乐的审美作用，而仅反对不顾人民死活的过分张扬和享受，但因过尚功利，乃至以为音乐不如舟车，实与对文学形式美过分轻弃一样，反映其对文艺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规律终隔一层，其所论的影响也因此受到较大的局限。有《墨子》七十一篇，为其门人所编集。今存五十三篇。生平事迹见《淮南子·要略》、孙诒让《墨子传略》等。

墨翟 即墨子。

孟子（约前372—约前289） 战国思想家。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城东南）人。鲁国贵族孟孙氏后裔，孔子之孙孔伋的再传弟子。历游齐、宋、滕、魏等国，见梁惠王，曾任齐宣王客卿，标榜唐虞三代之德，提倡“仁政”、“王道”，反对诸侯争霸。各国诸侯认为其学说迂阔而不合时宜，均不予采用。晚年遂退居讲学，与弟子著书七篇，即为《孟子》。孟子极力捍卫孔子学说，且有发展。其中心思想是“仁义”，主张施仁义以统一中国。政治上强调“民贵君轻”，哲学上主张性善论，教育上重视环境对人的影响，经济上宣扬“井田制”，省刑薄赋，对后世影响极大，历史上常以“孔孟”并称，元文宗时封为“亚圣”。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亦有开创性贡献，其最重要的观点是“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说。指出“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又指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万章下》）其观点为历代批评家所推崇。在创作上，重视“养气”（《公孙丑上》）。行文慷慨激越，气势磅礴，犀利而不失雄浑，铺张而不掩精神，发扬蹈厉，雄辩滔滔，极具纵横家风范。所传《孟子》一书，既是研究其思想、生平的重要资料，亦具较高文学价值。生平事迹见《史记》卷七四。

孟轲 即孟子。

庄子（约前369—约前286） 战国思想家，道家代表人物。名周。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曾任蒙漆园吏，生活贫苦。楚威王闻其贤，于水滨聘其为相，不就。又传曾隐居南华山，妻亡，鼓盆而歌，以示旷达。“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学说力斥儒、墨，主本体，轻人事。哲学上辩证法观点与相对主义论调杂糅，而归于不可知论。政治上敢于揭露社会的黑暗和不平等，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庄子·胠箧》），对统治者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宣扬齐万物、一生死的人生观。认为“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知北游》），因而主张随意自然，无为而不为的生活态度。亦决定了其潇洒自如、奇思幻想的文学风格，与效法自然的审美主张。鲁迅评“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他崇尚自然之美，反对一切人为雕琢，以为“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天道》），是其审美观和文艺思想的大纲。因而反对一切文学艺术，对言辞辩说也持否定态度。但在阐发自己基本观点的同时，却不自觉地涉及与文学创作相关的诸多重要问题。如其“得意忘言”之说（《外物》），以为“可以言记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秋水》），从而更深层地揭示了思维过程与语言表达之间的复杂关系，为后世追求并揭示文学作品的言外之旨、韵外之致开启了道路。在说明人生修养道理方面，提出“虚静”（《天道》）、“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养生主》）等观点，亦给后世文论家以启迪。今传《庄子》三十三篇，为其与后人所撰。生平事迹见《史记》卷六三。

庄周 即庄子。

屈原（约前339—约前278） 战国楚诗人。名平，字原；又自云名正则，字灵均（《离骚》）。故里屈邑，一般指丹阳秭归（今湖北秭归）。为楚王室同姓贵族，先世历代均任楚国要职。初深得楚怀王信用，曾任三闾大夫、左徒等职。参与议论国事，应对宾客，起草宪令，推行变法。外交上主张东联齐国，西抗强秦，曾出使齐国。政治上主张圣君贤相的“美政”，后遭贵族子兰、靳尚等人谗毁，被怀王疏远，流放汉北。顷襄王时，又遭诽谤，再流放江南，辗转流离于沅、湘一带。后因楚都郢被秦兵攻破，深感无力挽救楚国危亡，悲叹国事衰落，“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最后自沉于汨罗江中，以表明忠贞爱国的怀抱。他是我国第一位富有个性的浪漫主义大诗人。所作凡二十五篇，包括《离骚》一篇、《天问》一篇、《九歌》十一篇、《九章》九篇、《远游》、《卜居》、《渔父》各一篇。另据《史记》，尚有《招魂》一篇，亦有人认为《大招》也是其作品。也有人认为，《远游》以下诸篇及《九章》中若干篇，如《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等并非出自其手笔。《离骚》为自叙性抒情巨制，诗人坎坷的身世、崇高的理想、坚贞的节操、炽热的感情熔铸成这一宏伟诗篇，既植根于现实，又充满幻想，意境波澜壮阔，气象万千，具有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和鲜明的个性光辉。《九章》、《远游》、《卜居》、《渔父》诸篇与《离骚》风格近似。《九歌》是经其加工润色的楚地民间祀神乐曲，代为抒写他人或神的感情，风格大都凄清幽渺，细腻动人。《天问》是根据神话和传说创作的诗篇，一连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风格奇特，反映了作者的博学及对自然现象、传统思想、历史人物所持的怀疑思考态度，以及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其作品的基本风格体现在《离骚》、《九歌》中，与《诗经》有较大差别，反映了南楚文学的特点。所作多长篇巨制，并创造了“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较《诗经》有明显进步。想像丰富而奇特，大量熔铸神话，更为《诗经》所罕见。形式上突破《诗经》四言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句法参差多变，句中句末多用“兮”字及其他虚字调和音节。其传世作品保存于西汉刘向辑《楚辞》中。《汉书·艺文志》载《屈原赋》二十五篇，其书已佚。篇目与《楚辞》有所不同，已无法详考。其作品对后世影响极大，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作品成为一代文学的样式。以其生平为题材的诗词、歌曲、戏剧、绘画难以数计。1953年，屈原曾被推举为世界文化名人而受到广泛重视和纪念。楚辞研究已成为专门学科，研究著作不下二三百种。生平事迹见《史记》卷八四。

宋玉 战国楚辞赋家。出身寒微，仕途失意。或称为屈原弟子，曾为楚襄王小臣。《汉书·艺文志》著录其赋十六篇，篇目已无可考。《楚辞章句》说其赋有《招魂》、《九辩》二篇；《文选》载有其《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古文苑》收有其《笛赋》、《大言赋》、《小言赋》、《讽赋》、《钓赋》、《舞赋》。然可确认为其所作者，唯《九辩》一篇。王逸认为宋玉“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赋中情调低沉，意气萧瑟，孤独惆怅之感溢于全篇。鲁迅评宋玉“虽学屈原之文辞，终莫敢直谏，盖掇其哀愁，猎其华艳，而‘九死未悔’之概失矣”（《汉文学史纲要》）。然其辞婉丽，意境独特，描摹细腻，情景交融，为后代许多名家所推崇。司马相如、曹植等赋家多受其影响。有与屈原并称“屈宋”之誉。生平事迹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韩诗外传》、刘向《新序》、晋习凿齿《襄阳耆旧传》。

唐勒 战国楚辞赋家。约与宋玉同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生平事迹未详。《汉书·艺文志》载唐勒赋有四篇，今亡佚。另据《水经·□水注》引《□土记》残文，题为唐勒所作。其他生平事迹无考。

景差 或作景庆、景瑳。战国楚辞赋家。与楚王同姓。《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曾任楚襄王大夫。《楚辞章句》有《大招》一篇，模拟《招魂》，或谓景差所作，难以确定。其他生平事迹无考。

荀子（约前313—约前238） 战国思想家、文学家。名况，时人又尊称为荀卿，因荀、孙音近，故又称“孙卿”。赵国人。齐湣王晚年与齐襄王期间，两度游学稷下，齐惠王时被奉为最富声望的学者，三次担任祭酒，韩非、李斯等皆为其弟子。后被谗，去齐至楚，楚相春申君曾两次任他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荀子罢官，遂居家著书数万言，死后葬兰陵。政治上主张尊王道，举贤能，与孟子同；又主张霸力，法后王，又与孟子异。重视民心向背，宣称“桀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弑君”（《荀子·正论》）。哲学上主唯物主义观点，提出“天行有常”（《荀子·天论》）的命题；主张“性恶论”。文学上，荀子为迄今所知作赋第一人。《汉书·艺文志》载其赋十篇。今《荀子·赋篇》中存有《礼》、《知》、《云》、《蚕》、《箴》五首小赋，以四言韵语为主，亦杂有散文形式，颇类谜语。其文学观点守质尚用，反对繁复，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强调学习儒家的五经。对后世有较大影响。文风犀利，磊落宏伟，辞采纷呈，《劝学》可为代表；赋风清丽，有民歌韵味。班固认为：“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汉书·艺文志》）著有《荀子》（又名《孙卿书》）。生平事迹见《史记》卷七四。

荀况 即荀子。

韩非（约前280—前233） 战国末期思想家，法家思想集大成者。出身韩国贵族世家。曾与李斯同学于荀况。善刑名法术之学，为人口吃，不善言辩，却勤著述。见韩国削弱，屡谏不用，愤而退居，著述十万余言。秦王政见其书，大为叹赏，恨不能与之同游。因急攻韩，迫韩王遣非入秦，又不用。反为李斯等谗害，竟下狱死。韩非反对儒家学说，任法术而尚功利，信赏必罚，排斥仁爱。认为先王不足法，尧舜不必尊，“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韩非子·五蠹》）。自秦以后，历代统治者无不从其学说中吸取权术思想。在文学上，反对文饰虚辞，认为“和氏之璧不饰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韩非子·解老》）。进而排斥一切文学。其文亦未尝修饰，而锋芒毕露，咄咄逼人。分析利弊无微不至，推证事理则切中要害。或韵文，或散文，动辄几千言，为先秦论说文的重要发展。有《韩非子》一书传世，多有后人窜入文章，不尽可信。生平事迹见《史记》卷六三。

李斯（？—前208） 秦代政治家、文学家。楚国上蔡（今河南上蔡西）人。少时为郡小吏，后从荀卿学帝王之术。于秦庄襄王二年（前248）入秦，历任长史、客卿、廷尉、丞相。佐秦王政统一中国，参与一系列重大决策。始皇死，与赵高合谋伪造遗诏，杀始皇长子扶苏及大将蒙恬，拥立胡亥，即秦二世。后被赵高诬蔑谋反，被杀。代表作《谏逐客书》，陈辞慷慨，议论精辟。另有《泰山》、《琅邪台》石刻文字，皆四言韵文。文风上承战国，下引汉晋。鲁迅称：“质而能壮，实汉晋辞铭所从出也。”（《汉文学史纲要》）又有文字学著作《苍颉篇》，已佚。生平事迹见《史记》卷八七。

刘邦（前256—前195，一作前247—前195） 即汉高祖。西汉开国皇帝。字季。沛县（今属江苏）人。曾任泗水亭长。秦二世元年（前209），陈胜起义，他起兵响应，称沛公。初属项梁，后与项羽率领的起义军同为反秦主力。前206年，攻占咸阳，约法三章，废秦严刑苛律。同年，项羽入关，被封为汉王。后与项羽争帝，在楚汉战争中战胜项羽，于前202年即皇帝位，建立汉朝。实行中央集权，先后削平异姓诸侯王，采取重本抑末政策，发展农业生产。诗作有《大风歌》等。生平事迹见《史记》卷八及《汉书》卷一。

项羽（前232—前202） 楚国贵族，秦末农民起义军领袖。名籍，字羽。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楚将项燕之后。秦二世元年（前209），从叔父项梁起义。巨鹿（今河北平乡）之战，击溃秦军主力。秦亡后，自立为西楚霸王，并大封诸侯王。后与刘邦争夺天下，兵败垓下（今安徽灵璧东南），于四面楚歌中突围至乌江（今安徽和县东北）自刎。《汉书·艺文志》著录项羽兵书一篇，已佚。诗今存《垓下歌》一首，用楚歌体吟成，表现生离死别、英雄末路之悲壮情怀，传唱千古。生平事迹见《史记》卷七、《汉书》卷三一。

陆贾 汉初政论家、辞赋家。楚人。秦末从汉高祖定天下，常受命往来于诸侯之间，以善辩著称。高祖平定天下后，主张提倡儒学，“行仁义，法先圣”，又辅以黄老“无为而治”思想，以巩固汉朝统治。曾出使南越，说服南越王尉佗（即赵佗）向汉称臣，官至太中大夫。对汉初政治发生过影响。著有《新语》、《楚汉春秋》等。《汉书·艺文志》著录其赋三篇，已佚。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评：“汉室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其辩之富矣。”生平事迹见《史记》卷九七、《汉书》卷四三。

贾谊（前200—前168） 西汉政治家、文学家。洛阳（今属河南）人。少以博学能文闻名于郡中。文帝时被荐为博士，掌文献典籍，年仅二十余岁。不到一年，又擢为太中大夫。因才高遭忌，文帝又听信部分朝臣谗言，将其贬为长沙王太傅，历时三年。文帝前七年（前173）初召回长安，任梁怀王太傅。后因梁怀王坠马而死，遂悲悼自责，不久去世。其思想以儒家为主，又通晓治乱，间采法家、黄老思想成分。其文气势充沛，富于感染力，又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如《陈政事疏》、《过秦论》等，鲁迅称之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汉文学史纲要》）。其赋主要采取骚体形式，饱含作者济世的热情与怀才不遇的愤懑。语言虽以四言为主但已趋向散文化，显示出骚体赋向汉赋过渡的趋势。代表作有《 鸟赋》、《吊屈原赋》等。由于其赋表达了自己伤悼屈原并引为同调的情怀及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其与屈原一并列传，故后人常以“屈、贾”并称。著有《新书》，汉刘向编，原本佚。后人有辑本。明人张溥另辑有《贾长沙集》。生平事迹见《史记》卷八四、《汉书》卷四八，清汪中有《贾太傅年表》，王耕心有《贾子年谱》。

虞初 西汉小说家。汉武帝时为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汉书·艺文志》把他列为小说家类，著录其《周说》九百四十三篇。该书引应劭语：“其说以《周书》为本。”引颜师古注：“《史记》云：‘虞初，洛阳人。’即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者也”（见《汉书》卷三〇）。后世称虞初为小说家之祖，又成为小说代称（如《虞初志》、《续虞初志》、《虞初新志》、《虞初近志》等）。《周说》原书早已佚失。《太平御览》卷三载晋唐人所引《周书》三则，风格类似《山海经》，故清人曾疑为其佚文。生平事迹见《汉书·艺文志》、《郊祀志》。

庄怱奇 西汉辞赋家。活动于西汉武帝在位时，与枚皋为同时人。或谓乃庄忌子，或云乃庄忌族家子。曾任常侍郎，从汉武帝至茂陵，受诏作赋。《汉书·艺文志》著录庄怱奇赋十一篇。均久佚。生平事迹见《汉书》卷六四。

吾丘寿王 西汉辞赋家。字子赣。赵（治今河北邯郸）人。活动于西汉武帝在位时。早年从董仲舒学《春秋》。后为侍中中郎，因犯法免职。又因上疏愿抗击匈奴，受皇帝诏问，回答得体，遂召为郎官。时东郡盗贼起，被任命为东郡都尉。由于收成不好，郡内盗贼无法平息，朝廷不满，发玺书谴责吾丘寿王失职。复被征入朝，为光禄大夫侍中，曾上书驳斥丞相公孙弘“禁民不得挟弓矢”之策。终又以触犯刑律而被杀。长于辞赋，《汉书·艺文志》著录其赋十五篇。《隋书·经籍志》注云：“梁有《汉光禄大夫吾丘寿王集》二卷，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其文章两篇及残句两则。生平事迹见《汉书》卷六四。

贾山 西汉政论家。颍川（治今河南禹州）人。初为颍阴侯灌婴给事。文帝时作《至言》，借秦兴亡事，以言治乱之道，主张用贤纳谏，轻徭薄赋。要求重视教化和礼义。文字通畅，层层深入，条理清楚，言词恳切。《汉书·艺文志》著录其文八篇，归入儒家。今仅存《至言》及《对诘谏除盗铸钱令》片断。生平事迹见《汉书》卷五一。

晁错（前200—前154） 西汉政治家。颍川（治今河南禹州）人。少习申不害、商鞅刑名之学。文帝时，因通晓文献典故，任太常掌故。曾奉命从故秦博士伏生学《尚书》。后任太子家令，得太子（即景帝）信任，号“智囊”。景帝即位，任为御史大夫。他继承先秦法家“重本抑末”思想，主张中央集权。景帝三年（前154），吴楚等七国以“诛晁错”为借口，发兵叛乱，他遭谗被杀。著文三十一篇，今存十篇。《论贵粟疏》、《守边劝农疏》、《言兵事疏》等，议论切实中肯，言词雄辩有力。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评其与贾谊“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贾谊与晁错》）。生平事迹见《史记》卷一〇一、《汉书》卷四九。

枚乘（？—前140） 西汉辞赋家。字叔。淮阴（今属江苏）人。初为吴王刘濞郎中，上书谏阻吴王谋反，不听，遂投奔梁孝王。吴王反，复上书劝谏，由此知名。景帝召拜为弘农都尉。后称病离职，复游于梁孝王门下，梁客皆善辞赋，枚乘尤高。孝王卒，乃归淮阴。武帝即位，慕其文名，于建元元年（前140），以安车蒲轮征其入京，因年老卒于道中。《汉书·艺文志》著录赋九篇，今存《七发》、《柳赋》、《兔园》三篇，后两篇后人颇疑其伪。散文今存《谏吴王书》及《重谏吴王书》。其文善用比喻，多为排偶，有明显的辞赋特点。《玉台新咏》录枚乘五言诗九首，实皆伪托。近人辑有《枚叔集》。生平事迹见《汉书》卷五一。

枚皋 西汉辞赋家。字少孺。淮阴（今属江苏）人。枚乘庶子。十七岁时上书梁共王，得召为郎。后被谗获罪，家室没入官，只身逃到长安，遇赦。上书自陈乃枚乘之子。武帝大喜，即召见，拜为郎，出使匈奴。皋不通经术，与东方朔等同以诙谐调笑得宠，帝视之如倡优。侍帝游，帝有所感，即命作赋。所作甚多，据本传，赋“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今皆不传。生平事迹见《汉书》卷五一。

邹阳 西汉文学家。齐（今山东东部）人。初从吴王刘濞，有《上吴王书》，劝濞勿起兵谋反，不纳。遂离吴至梁，为梁孝王门客。其为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时梁孝王与羊胜、公孙诡合谋，求立为太子，邹阳以为不可，遂为羊胜等所谗，下狱。写《狱中上梁王书》，申诉冤屈。及孝王阴谋事败，羊胜等被杀，孝王求助于邹阳，他通过景帝妻舅王长君为之说项，使孝王得免治罪。《汉书·艺文志》著录其文七篇，列入纵横家。其文博引史实，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之风。生平事迹见《史记》卷八三、《汉书》卷五一。

严忌 西汉辞赋家。本姓庄，东汉时因避明帝刘庄讳，改为严，时人尊称为庄（严）夫子，一说名忌，字夫子。会稽吴（今江苏吴县）人，一说由拳（今浙江嘉兴）人。始与枚乘、邹阳等俱仕吴，皆以文辞辨博著名。吴王刘濞欲谋反，谏阻不从，遂离吴，客游于梁，颇得梁孝王厚遇。有辞赋二十四篇，今仅存《哀时命》一篇，为哀伤屈原之作。生平事迹见《汉书》卷五一。

严助（？—前122） 西汉辞赋家。本姓庄，东汉时因避明帝讳，改为严。严忌子，一说忌族子。会稽吴（今江苏吴县）人。武帝初，郡举贤良对策，擢为中大夫。建元三年（前138），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告急于汉，武帝命其至会稽发兵救之。三年后，又奉命出使南越。后自请为会稽太守，数年无政绩，复归长安，为侍中。素与淮南王刘安交好，后因刘安谋反遭株连被杀。有赋三十五篇，今不传。现存《谕意淮南王》及《上书谢罪》文二篇。生平事迹见《汉书》卷六四。

淮南小山 西汉淮南王刘安一部分门客的共称。其人物身世不详。《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其中有署此名之作品今仅存《招隐士》一篇。一说以“小山”为文体名，见王逸《楚辞章句·招隐士序》。

刘安（前179—前122） 西汉思想家、文学家。沛县（今属江苏）人。汉高祖之孙，袭封为淮南王。为武帝叔父辈。博学善文，好鼓琴。才思敏捷，颇受武帝敬重。后因谋反事发，自杀，受株连者达数千人。奉武帝之命作《离骚传》，为最早解说《离骚》之著作。曾召集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集体编写《鸿烈》（后称《淮南鸿烈》，又称《淮南子》）。内容庞杂，《汉书·艺文志》列入杂家。有赋八十二篇，今仅存《屏风赋》一篇，载《艺文类聚》。《隋书·经籍志》录其集一卷，久佚。生平事迹见《汉书》卷四四。

朱买臣（？—前115） 西汉辞赋家。字翁子。会稽吴（今江苏吴县）人。早年家贫，卖柴为生，其妻为之改嫁他人。后随上计吏到长安，得同乡庄助（即严助）荐，得封为中大夫，因向皇帝献灭东越之计，又封为会稽太守。归故里道见其旧妻与后夫，其旧妻愧而自缢。元杂剧《渔樵记》、清传奇《烂柯山》、京剧《马前泼水》等即演其夫妻离异事。又因与横海将军韩说等破东越首领叛乱，官至主爵都尉。后与御史大夫张汤倾轧，告发张汤阴私，致张自杀，汉武帝怒，亦将其杀。买臣熟读《楚辞》，被召见，“说《春秋》，言《楚辞》”，颇得武帝喜欢。《汉书·艺文志》录有朱买臣赋三篇，今佚。生平事迹见《汉书》卷六四。

司马相如（前179—前117） 西汉辞赋家。字长卿。小名犬子，后慕蔺相如为人，遂改此名。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少好读书击剑。景帝时为武骑常侍。景帝不好辞赋，时梁孝王来朝，随从有文士邹阳、枚乘、庄忌等，相如一见如故，遂称病免官，客游于梁，作《子虚赋》。孝王死，相如归蜀，路过临邛，结识富商卓王孙寡女卓文君。文君喜音乐，慕相如才，相如携之私奔成都。家贫，同返临邛，文君当垆卖酒，相如穿犊鼻裈，涤器于市。卓王孙深以为耻，乃分与钱财绝之。二人故事遂成佳话，为后世文艺创作所取材。武帝即位，读《子虚赋》，深为赞赏，因得召见。又献《上林赋》，武帝大喜，拜为郎。后又拜中郎将，奉使西南，对沟通汉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颇有贡献，写有《喻巴蜀檄》、《难蜀父老》等，具有明显的西汉散文特色。后被指控出使受贿，免官。过一年，又召为郎，转迁孝文园令。晚年免官闲居，郁郁而卒。《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赋二十九篇，现存《子虚赋》、《上林赋》、《长门赋》等。《子虚》、《上林》为其代表作，两赋内容前后衔接，《史记》统称《天子游猎赋》，描绘天子诸侯畋猎之盛，皇帝苑囿之大，旨在歌颂大一统中央皇朝的气魄和声威，确立了汉赋“劝百讽一”的传统。《长门赋》典型地表现了一个失宠宫人的复杂心理，对后世宫怨诗的创作颇有启发，然后人疑其伪。其赋结构宏大，纵横自如，词汇丰富，文采华茂，对两汉魏晋影响较大。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鲁迅说他“制作虽甚迟缓，而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汉文学史纲要·司马相如与司马迁》）。散文传世有《喻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等，然成就与影响不如其赋。原集已散佚，明人辑有《司马文园集》。生平事迹见《史记》卷一一七、《汉书》卷五七。

董仲舒（前179—前104） 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广川（今河北枣强东）人。专治《春秋公羊传》。景帝时为博士。发愤读书，三年不窥园。武帝时以贤良对策，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此后二千多年以儒学为正统的局面。曾任江都王和胶西王相，后托病辞官，修学著书，卒于家。著有《春秋繁露》八十二篇，语言质朴平易。明人辑有《董胶西集》。生平事迹见《史记》卷一二一、《汉书》卷五六。

刘彻（前156—前87） 即汉武帝。西汉皇帝。沛县（今属江苏）人。景帝子。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上削弱割据势力，打击地方豪强，巩固了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爱好文艺，招揽文士，鼓励创作，设乐府，为文学发展作出了贡献。鲁迅评：“武帝词华，实为独绝”（《汉文学史纲要·汉宫之楚声》）。今存《悼李夫人赋》、《秋风辞》等。《柏梁诗》相传为武帝在柏梁台上与群臣唱和之作，为后世联句之祖，然后人多疑其伪。生平事迹见《史记》卷一二及《汉书》卷六。

东方朔（前154—前93） 西汉文学家。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惠民）人。武帝即位，征四方士人，他上书自荐，诏拜为郎。后任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职。性格诙谐，言词敏捷，滑稽多智，玩世不恭，宫中呼之为“狂人”。常在武帝前谈笑取乐，被视如俳优，“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汉书》本传）。曾上书反对武帝修造上林苑，认为是“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事”（同上）。言政之得失，陈农战强国之策，皆未被重视，故作散文赋《答客难》，以主客问答形式，抒写才智之士怀才不遇的苦闷，揭露统治者的轻视人才。语言疏朗，议论酣畅，刘勰称其“托古慰志，疏而有辩”（《文心雕龙·杂文》）。《非有先生论》亦用主客问答形式，以历史故事，从正反两方面劝谕帝王虚心纳谏，励精图治。另有《神异经》、《海内十洲记》等书亦旧题为其所作。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东方先生集》。生平事迹见褚少孙所补《史记·滑稽列传》、《汉书》卷六五。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十岁随父太史令司马谈至长安，诵读古文，受业于儒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二十岁南游江淮。后任郎中。元鼎六年（前111）奉汉武帝命出使巴蜀，以后又多次随驾出巡，足迹几乎遍及全国，得以接触下层社会，考察风土人情。元封三年（前108），继父职任太史令，“ 史记石室金匮之书”，阅读整理历史资料，作撰史准备。太初元年（前104），参加改革历法，制订《太初历》，着手写作《史记》。天汉二年（前99），为李陵降匈奴事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令，不问朝政，潜心写作，历五、六年，终于完成《史记》。对以“天道”说明人事表示怀疑，努力寻找历史事件发生和历史人物成败的社会根源。对历史人物的褒贬取舍独具慧眼，并充满批判精神，与当时已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学时相径庭。在“本纪”、“世家”、“列传”中，生动地刻画了上百个鲜明的历史人物形象，包括帝王将相、平民倡优、文人学士、刺客游侠、成功和失败的英雄等等。人物形象与历史事实都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典型性。写作时倾入自己鲜明的爱憎态度和激情，具有动人的艺术魅力。后人评其“为文疏宕，颇有奇气”（苏辙《上韩太尉书》），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史记》为“二十四史”之首，开创纪传体史书形式及历史传记文学体裁，对后世史学和文学产生过深远影响，《史记》研究亦成为专门学科。除《史记》外，《汉书·艺文志》曾著录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汉中书令司马迁集》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作二卷。今存《悲士不遇赋》、《报任安书》等。生平事迹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及《汉书》卷六二。

杨恽（？—前54） 西汉文学家。字子幼。华阴（今属陕西）人。司马迁外孙。习《太史公书》，好史学。宣帝时为郎，以才称，擢升左曹。因告发霍光子孙谋反，封平通侯，升中郎将。以居官清廉，位至光禄勋。恽自负而好揭人阴私，人多怨恨。太仆戴长乐被人告发，疑恽唆使，遂上书告恽，被免为庶人。家居治产业，颇骄奢，友人孙会宗以书劝戒，恽复书，多牢骚不平，遭人告发，宣帝怒，判为大逆不道，腰斩。著《报孙会宗书》，情辞愤激，有司马迁《报任安书》风致。生平事迹见《汉书》卷六六。

韦孟 西汉诗人。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秦时苛政，躬耕不仕。秦亡后，初为楚元王傅，后又辅元王子夷王、孙刘戊。戊荒淫无道，孟作《讽谏诗》以规谏。不听，遂去位，迁家于邹。复作《在邹诗》，期戊能改悔，终无用。两诗皆为四言，载本传。刘勰评：“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文心雕龙·明诗》）生平事迹见《汉书》卷七三。

王褒 西汉辞赋家。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工歌诗，善辞赋。宣帝时，受益州刺史王襄推荐，被召入朝，上《圣主得贤臣颂》。常从帝游猎，屡奉命作诗撰赋，擢为谏大夫。神爵元年（前61），方士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宝，奉命前往祭礼，病死道中。《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赋十六篇。今存《洞箫赋》、《九怀》等，载《文选》、《楚辞章句》。赋多用骈偶句，开后世骈俪文学之端。明人辑有《王谏议集》。生平事迹见《汉书》卷六四。

韦玄成（？—前36） 西汉文学家。字少翁。鲁国邹（今山东邹城）人。其父为丞相韦贤，初任为郎。以少年好学、礼士明经，被选为谏议大夫，迁大河都尉。袭爵扶阳侯，为河南太守。又征未央卫尉，迁太常。因受杨恽被杀事牵连，被免官。后又为淮阳中尉。汉元帝即位后，以为少府，迁太子太傅，后升至御史大夫。永光年间拜为丞相。《隋书·经籍志》注其著有《汉丞相韦玄成集》二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亦均著录，后散佚。有《自劾诗》、《戒子孙诗》传世，收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收有文章六篇。生平事迹见《汉书》卷七三。

刘向（约前77—前6） 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本名更生。字子政。沛县（今属江苏）人。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刘歆父。治《春秋穀梁传》。宣帝时，曾和王褒等人同献赋颂，官散骑谏大夫、给事中。元帝时擢为散骑宗正、给事中。屡次上书言事，弹劾宦官外戚，常用地震等自然灾害来附会时政。因直谏得罪权贵，曾被诬下狱，免为庶人，闲居十余年。成帝即位，复进用，改名向，任光禄大夫，受诏整理五经秘书、诸子诗赋等，官终中垒校尉，故后世称“刘中垒”。著述甚多。《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赋三十三篇，今存《九叹》、《请雨华山赋》等。所撰《说苑》、《新序》分类纂辑先秦至汉初佚事，以阐明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列女传》记录有通才卓识、奇节异行之女子事迹。另撰有《别录》，为我国目录学之祖。原集已佚。明人辑有《刘中垒集》。生平事迹见《汉书》卷三六。

扬雄（前53—后18） 一作杨雄。西汉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少家贫，不慕富贵。口吃，不善言辞，然好学深思，博览群书。四十余岁游京师。成帝时任给事黄门郎。王莽时，校书于天禄阁，官至大夫。早年酷好辞赋，模仿司马相如作《甘泉》、《长杨》、《羽猎》、《河东》等赋，沉博绝丽，闻名于世。后世以“扬马”并称。又将赋分为“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认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对后世颇有影响。晚年贬抑辞赋，认为是“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同上），转而研究哲学。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又著《方言》，记载西汉各地方言，为研究古代语言之重要资料。《汉书·艺文志》著录其赋十二篇，今存十篇。后人辑有《扬侍郎集》。生平事迹见《汉书》卷八七。

班捷伃 西汉女文学家。名不详，倢伃为妃嫔称号。楼烦（今山西宁武附近）人。班固祖姑。少有才学，工诗赋。成帝初即位，被选入宫，始为少使，不久立为倢伃。鸿嘉三年（前18），赵飞燕姐妹诬告她同许皇后挟邪诅咒，许皇后因此被废黜，她以善对免祸。恐日久见危，乃自请供奉皇太后于长信宫。成帝卒，她奉守园陵，死后葬园中。原有集，已散佚。作品今存《自悼赋》、《捣素歌》、《怨歌行》三篇，写在宫中的苦闷心情，文辞哀怨动人。然后人多疑其伪。生平事迹见《汉书》卷九七。

毛亨 西汉经学家。相传是“毛诗学”的开创者，今本《诗经》的最早传人。鲁（今山东曲阜一带）人；一说河间（治今河北献县东南）人。班固《汉书·儒林传》说：“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自汉末郑玄《诗谱》中，始有大毛公、小毛公之分，说“大毛公为《古文训传》于其家，河间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三国时吴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谓大毛公即毛亨，小毛公为毛苌。后人多从此说。生平事迹见《汉书》卷八八、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陈奂《诗毛氏传疏》、王国维《书毛诗故训传后》。

大毛公 即毛亨。

毛苌 一作“毛长”。西汉经学家。赵（治今河北邯郸西南）人。相传是“毛诗学”的传播者。因受学于毛亨，故后世称毛亨为“大毛公”，毛苌为“小毛公”。曾任河间献王博士，官至北海太守。班固《汉书·儒林传》云：“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后经汉末郑玄《诗谱》、三国时吴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唐孔颖达《毛诗正义》、清陈奂《诗毛氏传疏》及近人王国维《书毛氏故训传后》等考证，认为小毛公即“毛苌”。生平事迹见《汉书》卷八八、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孔颖达《毛诗正义》、陈奂《诗毛氏传疏》、王国维《书毛诗故训传后》。

小毛公 即毛苌。

谷永（？—前8） 西汉文章家。本名并，字子云。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少时博学经书，曾为长安小史。御史大夫繁延寿知其有才学，荐为太常丞。多次上书，颇受皇帝重视，因擢为光禄大夫。数年间，先后出任安定太守、长史、凉州刺史，太中大夫、光禄大夫给事中、北地太守，仕终大司农。终因病免职。《隋书·经籍志》著录《汉谏议大夫谷永集》二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谷永集》五卷，已佚。治《京氏易》，喜言灾异，前后所上四十余事，言颇切直。无诗赋传世，其遗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多为上疏诏对之类。生平事迹见《汉书》卷八五。

刘歆（？—23） 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天文学家。字子骏，后改名秀，字颖叔。沛县（今属江苏）人。刘向子。初为黄门郎，历光禄大夫、中垒校尉等职。后谋诛王莽，事泄自杀。继父业总校秘府群书，成《七略》七卷，专设“诗赋略”，将文学作品与六经诸子分述并列，并称“《诗》以言情，情者信之符也；《书》以决断，断者义之证也”，表明对文学言志抒情特征的认识。另重视神话故事和稗官小说，有超先儒之处。除《七略》已佚外，另有《三统历谱》三卷。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刘子骏集》。生平事迹见《汉书》卷三六。

崔篆 汉文章家。涿郡安平（今属河北）人。崔骃之祖父。活动于西、东汉之际。王莽时为郡文学，举为步兵校尉，自劾不应举。后为建新大尹，又称疾不问事。东汉初辞归，客居荥阳，闭门而著作，临终作赋以自悼。著有《周易林》六十四篇。《隋书·经籍志》注云“王莽《建新大尹崔篆集》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崔篆集》一卷，已佚，今仅存《慰志赋》一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四二。

冯衍 东汉辞赋家。字敬通。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幼有奇才，二十岁博通群书。王莽时不肯出仕。从刘玄起兵，玄死，从光武帝，为曲阳令，迁司隶从事。因交通外戚而免官，闭门自保，作《显志赋》，抒失意之愤懑，借史以讽今。明帝即位，又遭谗毁，终不见用，潦倒而死。赋多用骚体写成，多骈偶句，对魏晋六朝骈俪文风影响较大。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冯曲阳集》。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二八。

桓谭（前23？—后50） 东汉哲学家、文学家。字君山。沛国相（今安徽濉溪县西北）人。成帝时，其父为太乐令，谭为奉车郎。王莽称帝，为谏大夫，迁掌乐大夫。光武帝时，征为待诏，后拜议郎给事中。后触怒光武帝，被贬六安郡丞，死于赴任途中。生平好音乐，善鼓琴，又谙熟五经。曾与刘歆、扬雄辨疑析异。持论不守故常，至非毁俗儒，故颇遭人嫉恨非议。反对谶纬迷信，指出精神不能脱离形体而存在，主张以礼让仁义治国，提倡尊贤爱民（见《新论》）。其文思想性强，说理透彻，风格质朴又不乏譬喻。著有《新论》、《桓谭集》，均散佚，清严可均有辑本。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二八。

班彪（3—54） 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班固、班昭父。性沉重好古。西汉末年，群雄并起，隗嚣在天水拥兵割据，他避难相随，著《王命论》，劝隗嚣复兴汉室，不从。后至河西，为大将军窦融“画策事汉”。经窦推荐，被光武帝征召，任为徐县令。不久因病免官，专心史籍。晚年任望都长。作《史记后传》数十篇，为班固《汉书》奠定了基础。另著赋、论、书、记奏等凡九篇，今存《北征赋》、《览海赋》、《冀州赋》、《王命论》等文，载本传及《文选》、《艺文类聚》等书。《北征赋》采用楚辞形式，写他从长安到安定的沿途见闻和感慨，重在抒情，开东汉抒情小赋之先声。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四〇。

梁鸿 东汉文学家。字伯鸾。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王莽末，鸿年幼，随父寓居北地。东汉初，曾入太学受业。学毕，于上林苑牧猪，后归家乡，势家大户慕其高节，多欲以女妻之，皆谢绝。同县孟氏有女，貌丑而贤，鸿闻而娶之，为其取名孟光，字德曜。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弹琴以自娱。章帝时，过京城，作《五噫歌》讽世，遭搜捕。改姓与妻南逃至吴，替人做工舂米。每归，孟光即举案齐眉，奉上饭食以表敬爱，后世传为佳话。今存《五噫歌》、《适吴诗》、《思友诗》，载本传。诗富现实性，形式上表现出东汉前期文人创作以骚体为主、又有变化的特点。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八三。

杜笃（？—78） 东汉文章家。字季雅。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少博学疏放。住美阳时，与地方长官结怨，被拘捕移送京师。时大司马吴汉死，光武帝刘秀诏令诸儒作诔文。杜在狱中作文上呈，评为最佳之作，遂免徒刑。此后又写《论都赋》呈光武帝，任郡文学掾。建初三年（78）车骑将军马防领兵攻打西羌，杜笃为从事中郎，终战死于射姑山。其著作包括赋、诔、吊、书、赞、《七言》、《女诫》及杂文，共十八篇。又著《明世论》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后汉车骑从事杜笃集》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杜笃集》五卷。均佚。今存《祓禊赋》、《首阳山赋》、《论都赋》等十几篇（有些已残），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八〇。

赵晔 东汉散文家、经学家。字长君。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约生活于明帝、章帝前后。初曾任县吏，因耻于奉迎而辞。后远至犍为资中，从经师杜抚学《韩诗》，尽通其学。二十年内不与家人通讯，家人以为已死，为之发丧。至师杜抚死，才归故里。州上召补从事，不就。后举有道。卒于家。著有《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诗道微》和《韩诗谱》等。今仅存《吴越春秋》。后人评此书“所述虽稍伤曼衍，而词颇丰蔚”（《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六）。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七九。

崔骃（？—92） 东汉文学家。字亭伯。涿郡安平（今属河北）人。少在太学，与班固、傅毅齐名。以献《四巡颂》为汉章帝所赏识。汉和帝时，窦宪为车骑将军，辟其为府掾。窦率兵抗击匈奴，又以他为主簿。窦擅权骄横，他屡劝谏，为窦所不容，出为长岑长，不赴任而归。《后汉书》谓其著有“诗、赋、铭、颂、书、记、表、《七依》、《婚礼结言》、《达旨》、《酒警》合二十一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后汉长岑长《崔骃集》十卷”，已散佚。明人张溥辑有《崔亭伯集》。其作品《达旨》仿扬雄《解嘲》，可称代表作。其文辞典雅，意气和平，结构、形式与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类似。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五二。

王充（27—约97） 东汉哲学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出身寒门，少孤。后至洛阳，游太学，曾师事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为人不慕富贵。历任郡功曹、治中等官，后罢官家居，从事著述。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汉章帝特诏公车征，病不行。后卒于家。他批判“天人感应”论和谶纬迷信，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世界由“气”组成，自然界的“灾异”是“气”变化的结果，与人事无关。论文强调内容，注重文章的实用价值，力主“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论衡·自纪》）。强调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批判贵古贱今的文学观，注重独创精神，提倡语言浅显通俗，力求书面语与口语统一。清刘熙载评：“王充《论衡》，独抒己见，思力绝人，虽时有激而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诣。”（《艺概·文概》）著作今存《论衡》。生平事迹见《论衡·自纪》、《后汉书》卷四九。

班固（32—92） 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班彪子。九岁能文，诵诗赋。十六岁入洛阳太学。性情宽和谦让，深为当时儒者所重。续其父班彪《史记后传》，被人告发私改国史，下狱。弟超上书力辩，得释。召为兰台令史，转迁为郎，典校秘书。自永平中奉诏修史，历二十余年，于建初中写成《汉书》。章帝爱好文学，固常侍从巡狩，献赋作颂，后任玄武司马。章帝召集诸儒讨论五经同异，令固撰成《白虎通义》。永元元年（89）从大将军窦宪击匈奴，为中护军。后宪因擅权被杀，他受牵连，死于狱中。《汉书》文辞渊雅，叙事详赡，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其中《艺文志》于学术史上尤有重大贡献。作品另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另有《咏史诗》，咏缇萦故事，为完整五言体，虽质木无文，却是现存最早的文人五言诗之一。《隋书·经籍志》著录《班固集》十七卷，已散佚。明人辑有《班兰台集》。生平事迹见《汉书》卷一〇〇、《后汉书》卷四〇。

傅毅（约42—约90） 东汉文学家。字武仲。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少博学。明帝时，于平陵学习解说经义的章句之学，作《迪志诗》以明志。因明帝求贤无诚意，士多隐居，作《七激》以讽谏。建初中，任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校宫廷藏书。和帝永元元年（89），大将军窦宪击匈奴时，以为主记室，迁司马。有《舞赋》，描写细腻，形象生动，可了解当时贵族生活及我国古代舞蹈艺术。尚有《洛都赋》、《雅琴赋》、《扇赋》等。原有集，已佚。残存诗赋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八〇。

黄香 东汉文章家。字文彊。江夏安陆（今湖北安陆西北）人。少贫，苦学经典，以孝闻名于乡，能文章，十二岁为太守召见。京师号称：“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元和四年（87）奉诏入东观，拜尚书郎。永元四年（92）拜左丞。六年，累迁尚书令。延平元年（106）迁魏郡太守，时遭水灾，以俸禄及所得赏赐赈济贫民，而朝廷却责其与水灾事有关，遭免官。数月后病死。著赋、笺、奏、书、令共五篇。《隋书·经籍志》注云：“梁有《魏郡太守黄香集》二卷，亡。”《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黄香集》二卷，均佚。今存有《九宫赋》、《让东郡太守疏》、《天子冠颂》等文章，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八〇。

苏顺 东汉文学家。字孝山。京兆霸陵（今陕西西安东北）人。和帝、安帝时，其才学为人称道。喜养生之术，好隐居求道，曾拜为郎中。著有赋、论、诔、哀辞、杂文共十六篇。《隋书·经籍志》注其著有《郎中苏顺集》二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有《苏顺集》二卷。今存仅《叹咏赋》等残篇与《和帝诔》，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八〇。

李尤 东汉文学家。字伯仁。广汉雒（今四川广汉北）人。少即以文章扬名，东汉和帝永元年间，侍中贾逵将他与司马相如、扬雄相比，举荐于朝廷，召为兰台令史。汉安帝时为谏议大夫，与刘珍等撰《东观汉记》。汉顺帝立，迁为乐安相。所著诗、赋、铭、诔、颂、《七叹》、《哀典》共二十八篇。《隋书·经籍志》注其著“有《乐安相李尤集》五卷”。《宋史·艺文志》著录有《李尤集》二卷。今存的作品有《函谷关赋》、《辟雍赋》、《德阳殿赋》等篇（多为残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编其文为一卷。明人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辑有《李伯仁集》一卷。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八〇。

班昭（约49—约120） 东汉女辞赋家、史学家。一名姬，字惠班。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班彪女，班固妹，曹世叔妻。早年守寡。博学高才。班固死时，所撰《汉书》之八表及《天文志》遗稿散乱，未完成。她奉命与马续共同续撰。《汉书》多用古字，费解难读，她曾教马融等诵读。和帝时，常出入宫廷，担任皇后和妃嫔的教师，称曹大家。每有贡献异物，常令昭作赋颂。及邓太后临朝，她亦参与政事。著有《东征赋》等。另有《女诫》七篇，述女子处世之道。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八四。

曹大家 即班昭。

张衡（78—139） 东汉天文学家、文学家。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市北）人。十七岁离家，先后到长安、洛阳，日夜攻读于太学，博通群书。二十八岁任南阳太守鲍德主簿。二十九岁写成《二京赋》，铺写洛阳、长安的繁华。三十四岁为郎中，升迁太史令，掌管天象观测，创造了当时世界上第一架利用铜壶滴漏带动的浑天仪。顺帝初，复为太史令。阳嘉元年（132），又创造世界上最早测定地震方向的地动仪。后迁侍中，遭宦官谗毁。五十九岁出任河间相。后又召为尚书。天文著作有《浑天仪图注》和《灵宪》。文学作品有《归田赋》，形式短小，重在抒情；《四愁诗》、《同声歌》亦具特色，在五、七言诗发展史上有一定地位。明人辑有《张河间集》。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五九。

崔瑗（78—143） 东汉文学家。字子玉。涿郡安平（今属河北）人。崔骃之子。少师事贾逵，与马融、张衡友善。其兄崔章被州人所杀，为报兄仇而亡命。后遇赦归。至四十余岁始为郡吏。又因事下发干县狱，复被释。后为度辽将军邓遵和车骑将军阎显先后征用。汉顺帝阳嘉年间，被任为汲县令。汉安元年（142），迁济北相。次年即病逝。《后汉书》本传称：“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势》、七言，凡五十七篇。”又善章草，为东汉有名的书法家，然失传。《隋书·经籍志》著录“后汉济北相《崔瑗集》六卷”，今散佚。《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其文二十一篇。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五二。

马融（79—166） 东汉经学家、文学家。字季长。右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有俊才，任性不拘小节。少时从挚恂学，博通经籍。永初二年（108），邓骘闻融名，召为舍人，辞。后为生计所迫应命，为校书郎，典校东观秘籍。桓帝时任南郡太守。一生遍注《周易》、《尚书》、三《礼》、《论语》、《孝经》，及《老子》、《淮南子》、《离骚》等，使古文经学趋向成熟。又广授门徒，常达千人，郑玄、卢植皆出其门。善鼓瑟，喜吹笛。名作有《长笛赋》。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马季长集》。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六〇。

王符（约85—162） 东汉哲学家、散文家。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少好学，有志向。个性耿直，不肯从俗，郁郁不得志。与马融、窦章、张衡等文士友善。一生未得仕进，隐居著述，讥评时政得失，不避豪强。反对谶纬迷信。因不欲显扬自己，故名其著作为《潜夫论》。文章气势磅礴，辞锋犀利，说理透彻，结构严谨，用语多用排偶。论文主张“以信顺为本，以诡丽为末”。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四九。

王逸 东汉文学家。字叔师。南郡宜城（今属湖北）人。安帝时为校书郎，顺帝时官侍中。所作《楚辞章句》，是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除注释字句外，并对作者人品及作品产生背景、创作特点一一说明和评价，尤指出屈原“履忠被谮，忧悲愁思”而作《离骚》等作品，并非如班固所言是露才扬己（《楚辞章句序》），对其艺术成就和深远影响也予肯定，《离骚经序》所谓“依诗取兴，引类譬喻”，《远游序》所谓“意中愤然，文采秀发”，皆贴切地道出了屈赋特点，每为后世所引用。唯依经立义，强为其作品中神话题材寻找根据，不免附会。另有赋、诔、书、论等二十一篇，《汉诗》百二十三篇，今多佚。其《九思》一章存于《楚辞章句》中。《文心雕龙·才略》评“王逸博识有功，而绚采无力”。原有集，亦散佚。明人辑有《王叔师集》。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八〇。

李固（94—147） 东汉散文家。字子坚。汉中南郑（今陕西汉中）人。少好学，至步行千里寻师，结交群贤。汉顺帝阳嘉二年（133），公卿举荐固对策，遂直陈外戚、宦官专权之弊，拜为议郎。永和中，任荆州刺史、太山太守，又任将作大匠、大司空。冲帝时任太尉，与大将军梁冀参录尚书事。冲帝死，固议立清河王。梁冀不从，另立质帝。后又鸩杀质帝，欲立蠡吾侯。又固请立清河王，为梁冀所忌，先被免职，后被诬下狱，终被害。《后汉书》本传云：“固所著章、表、奏、议、教令、对策、记、铭凡十一篇。”《隋书·经籍志》著录“后汉司空《李固集》十二卷”，已佚。《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其佚文十九篇。其文章多为论政事的对策疏奏，内容切实，说理详赡，文中大量运用排比对偶。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六三。

朱穆（99—163） 东汉文学家。字公叔，一字文元。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人。少以孝称，长即致学，博通经籍。二十岁为郡督邮，后举孝廉，为郎中。汉顺帝末，为大将军梁冀所用，掌管兵事，拜为侍御史。梁冀骄奢暴横，他屡谏不听。永兴元年（153），擢为冀州刺史，因严治权贵获罪，输作左校。太学生数千上书救之，赦免归家。数年后，复拜尚书。上疏请罢省宦官，遭诋毁，愤懑病死。蔡邕与其门人私谥之为“文忠先生”。《后汉书》称所著“论、策、奏、教、书、诗、记、嘲，凡二十篇”。《隋书·经籍志》云：“《朱穆集》二卷，录一卷。亡。”《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其佚文十一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其《与刘伯宗绝交诗》一首。其愤世嫉俗之作，最著名的为《崇厚论》与《绝交论》。《绝交论》已残佚。据说，蔡邕非常喜欢其文，曾亲自到他家去抄写（见《后汉书》本传注引《袁山松书》）。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四三。

赵岐（约108—201） 东汉学者。初名嘉。字台卿，改字邠卿。京兆长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初仕州郡，以廉直疾恶为人所畏。桓帝永兴二年（154）辟司空掾，迁皮氏长。延熹元年（158），因得罪京兆尹唐玹，惧祸逃避四方。后易名卖饼于北海市。遇赦，荐拜为并州刺史。复遭党锢免官，闲居十余年。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征拜议郎，迁敦煌太守。汉献帝时，迁太仆，终官太常。《后汉书》本传说他“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辅决录》传于时”。《孟子章句》尚存，《三辅决录》已佚。《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其佚文七篇（有些已残）。文章语言质朴，条理清晰，如《孟子题辞》。今存四言短诗一首，收入《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六四。

王延寿 东汉辞赋家。字文考，一作子山。南郡宜城（今属湖北）人。王逸之子，才华出众。年少游山东曲阜，作《鲁灵光殿赋》。曾做怪梦，梦中有不吉事，乃写《梦赋》以自励。另有《王孙赋》、《桐柏庙碑》等，载《艺文类聚》、《古文苑》。原有集，已散佚。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八〇。

郑玄（127—200） 东汉经学家。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属山东）人。生于经学家郑众之后，世称众为“先郑”，玄为“后郑”。曾入太学学《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张恭祖学《礼记》、《左传》、《韩诗》、《古文尚书》。后师马融学古文经。游学十余年后，归里讲学，弟子众至数百上千。因党锢事被禁，遂杜门潜心著述，以古文经说为主，兼采今文经说，遍注群经，著有《天文七政论》、《毛诗传笺》、《诗谱》等凡百余万字。卒后门人相与撰郑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作《郑志》八篇。是东汉兼通古今文、集汉经学大成的学者。又自成学派，被后世称为“郑学”。《后汉书·郑玄传》评其著述：“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其著述，今仅存《毛诗传笺》，《周礼》、《仪礼》、《礼记》注，收入《十三经注疏》。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三五、清郑珍《郑学录》。

边韶 东汉文学家。字孝先。陈留浚仪（今河南开封）人。活动于顺帝、桓帝年间。敏捷有才，以文学知名，授徒数百人。桓帝时，为临颍侯相，征拜太中大夫。再迁北地太守，拜为尚书令。后又为陈相，死于任上。著诗、颂、碑、铭、书、策共十五篇。《隋书·经籍志》注云：“《陈相边韶集》一卷，录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有《边韶集》二卷。均佚。今存边韶作品有《塞赋》、《河激颂》、《老子铭》等，均收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八〇。

张升 东汉文学家。字彦真。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活动于桓帝时。少好学。为人放荡不羁，遇意气相投者，不问出身俱与之交；如不投机，即王公贵族，亦不屈从。为外黄地方长官时，属吏有贪污受贿者，立即处死。终遭“党锢之祸”丢官，后被杀，时年四十九岁。著有赋、诔、颂、碑、书，共六十篇。《隋书·经籍志》注云：“有《外黄令张升集》二卷，录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张升集》二卷。均佚。今存《白鸠赋》、《友论》、《与任彦坚书》等，均系残篇，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八〇。

崔琦 东汉文学家。字子玮。涿郡安平（今属河北）人。活动于顺帝、桓帝时。少游学京师，以文章称。初举孝廉，为郎。河南尹梁冀闻其才名，与交好。他屡以古今成败的经验教训劝戒梁冀，未纳。于是作《外戚箴》、《白鹄赋》，意作讽谏。后任临济地方官，不敢就职，解印潜逃。梁冀派刺客寻访，刺客见崔躬耕于田野，怀揣书本，休息时仰卧而读，很受感动，遂告来意，劝其速逃。然终死于梁冀之手。著有赋、颂、铭、诔、箴、吊、论、《九咨》、《七言》，共十五篇。《隋书·经籍志》云：“《崔琦集》一卷，注云，梁二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崔琦集》二卷。原集已佚。今存作品有《七蠲》、《四皓颂》、《外戚箴》等，见《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八〇。

高彪（？—184） 东汉文学家。字义方。吴郡无锡（今属江苏）人。出身寒门，不善言辞。郡举孝廉，试经学得中第一名。任为郎中，校书东观。多次作赋、颂奇文，用以讽谏，为汉灵帝重视。时京兆尹第五永为督军御史，督幽州，百官祖饯于长乐观，蔡邕等人皆赋诗为第五永送行，独彪为其写了《督军御史箴》，《后汉书》本传称其文“邕等甚美其文，以为莫尚也”。后出任外黄令，汉灵帝命同僚为其送行，祖饯于上东门，并令东观画其像。彪到任后，有德政，病死于任上。以文章知名于时。据《隋书·经籍志》注云：“梁有《外黄令高彪集》二卷，录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有《高彪集》二卷。已佚。今存作品有《遗马融书》、《督军御史箴（赠第五永）》、《清诫》等，均收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八〇。

秦嘉 东汉诗人。字士会。陇西（治今甘肃临洮南）人。桓帝时，为郡上计吏。奉使洛阳，妻徐淑因病居母家，不及面别，遂赋诗寄书，并赠以素琴明镜。在京任黄门郎。夫妻远隔，互赠诗寄意。数年后，病卒于津乡亭。所作五言《赠妇诗》四首，抒写奉役离家，不得与妻子面别的怅惘和愁思，感情真挚深厚，语言朴素，间用排偶。“词气和易，感人自深”（清沈德潜《古诗源》卷三）。它标志着东汉文人五言诗已渐趋成熟。诗载《玉台新咏》。四言《述婚诗》，载《古文苑》。《与妻徐淑书》、《重报妻书》，载《艺文类聚》。生平事迹见《玉台新咏·赠妇诗序》。

徐淑 东汉女诗人。陇西（治今甘肃临洮南）人。桓帝时，其夫秦嘉为郡上计吏，赴洛阳，淑病居母家，未及面别，遂互赠诗篇，表顾恋思念之意。秦病死，哀痛过度而卒。一说兄弟逼其改嫁，誓死不从，毁形守节，哀恸伤生。今存《答秦嘉诗》，文辞凄怨，一往情深，载《玉台新咏》。另著《答夫秦嘉书》、《又报秦嘉书》、《为誓书与兄弟》等，载《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生平事迹见清严可均撰《铁桥漫稿》卷七《徐淑传》。

崔寔（？—约170） 东汉文学家。字子真；一名台，字元始。涿郡安平（今属河北）人。崔瑗之子，崔骃之孙。性静好学。汉桓帝初，因至孝独行，先为郎，后拜议郎，著作东观。又出为五原太守，复拜辽东太守。于赴任道中逢母病逝，因求归葬。服终，召拜为尚书。因见时局不宁，遂称病不视事，数月免而归。《后汉书》云崔寔“所著碑、论、箴、铭、答、七言、祠、文、表、记、书凡十五篇”。《隋书·经籍志》云：“《五原太守崔寔集》二卷，录一卷。”已佚。《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其佚文六篇。其代表作为《政论》，《后汉书》本传评此文“指切时要，言辩而确，当世称之”。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五二。

蔡邕（132或133—192） 东汉文学家、书法家。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蔡琰父。少博学，师事太傅胡广。喜好辞章、数术、天文，精通音律。初为司徒桥玄属官，出任河平长，又召拜郎中，校书东观，迁议郎。熹平四年（175），与堂谿典等写定“六经”文字，邕自书经于碑，立太学门外，世称“熹平石经”。又从工匠用帚写字中受启发，创“飞白”书。因上书论朝政阙失，被流放朔方。遇赦后，避宦官陷害，亡命江湖十余年。董卓掌权，任为侍御史，官左中郎将。卓遭诛，邕为王允捕获，死于狱中。生前曾著《汉史》未成。散文长于碑记，工整典雅。善辞赋，《述行赋》指责社会，情辞沉痛，为汉末抒情小赋之佳作。《文心雕龙·铭箴》云：“蔡邕铭思，独冠古今。”书法尤工隶书，又精晓医理，善画。原有《蔡中郎集》，已佚。明人有辑本。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六〇。

荀悦（148—209） 东汉政论家、史学家。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荀卿之后。早孤，少好学，十二岁能解说《春秋》。家贫无书，于他人处所见篇牍辄过目成诵。性沉默，貌秀美，好著述。灵帝时，宦官专权，托疾隐居，后应曹操征召。献帝时任黄门侍郎、秘书监等职。献帝因《汉书》文繁难读，命他用编年体改写。乃依《左传》体例，撰《汉纪》三十篇，辞约事详，今存。另有《申鉴》五篇，论治国之术及哲学问题，见本传。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六二。

郦炎（150—177） 东汉诗人。字文胜。范阳（今河北定兴南）人。为郦食其后代。富文才，晓音律，善论辩，人多服其理。灵帝时，州郡召用，未赴。曾作《见志诗》二首，抒发超迈绝尘之抱负、怀才不遇之愤感。为人至孝，后得疯病。因母丧，病情复发，妻正做产，见之惊死。妻家告官，炎遭囚禁，因病无法理对，亡狱中。现存作品除《见志诗》（见本传）外，另有《对事》及《遗令书》四篇，载《古文苑》。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八〇。

张超（150？—200） 东汉文学家。字子並。河间鄚（今河北任丘鄚州镇）人。汉代开国元勋张良的后人。东汉灵帝时，随车骑将军朱儁征黄巾，任别部司马。极有文才。著有赋、颂、碑文、荐、檄、笺、书、谒文、嘲，共十九篇。又善草书，妙绝当时。《隋书·经籍志》注云：“有《别部司马张超集》五卷，亡。”《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张劭集》五卷，无《张超集》，而《宋史·艺文志》又著录《张超集》三卷。然以上诸集均佚。《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仅存大致完整的《诮青衣赋》、《杨四公颂》、《灵帝河间旧庐碑》等三篇及数则残句。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八〇。

赵壹 东汉辞赋家。字元叔。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西南）人。为人恃才傲物，灵帝光和元年（178），为郡上计吏入京。司徒袁逢召集计吏，数百计吏全拜伏庭中，不敢仰视，唯壹长揖。袁甚惊异，亲执其手，延置上坐。经袁逢、羊陟称誉推重，名动京师。后西归，公府十次征召皆不就，卒于家。著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十六篇，今存文七篇，诗二首，载《艺文类聚》及本传。代表作《刺世疾邪赋》和篇末五言诗二首，反映了当时政治的黑暗腐朽。笔锋犀利，短小精悍，别开生面。另《穷鸟赋》为答谢朋友救援而作，用陷于罗网和机阱的穷鸟自喻。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八〇。

应劭 东汉学者。字仲远。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南）人。少笃学博览。灵帝初，拜孝廉，中平六年（189），拜太山太守。后为袁绍军谋校尉。有感于当时旧章湮没，书记罕存，乃缀集所闻，著《汉官仪》及《礼仪故事》，又撰《风俗通义》，一名《风俗通》，今存。另有《汉书集解音义》，唐颜师古注《汉书》多所征引。《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四卷。已佚。《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其遗文九卷。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四八。

边让（？—208？） 汉文学家。字文礼。陈留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少能文博学。曾作《章华赋》。颇受蔡邕看重，邕向大将军何进荐举，以为可比唐、虞之世的“八元”、“八凯”；如遇孔子，则如颜渊之辈。遂被擢用，后出任九江太守。初平年间，东汉大乱，遂辞官还家。以自恃才气对曹操多有轻侮之言。后被曹操借机杀死。所著文章多散佚，今仅存《章华台赋》。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八〇。

孔融（153—208） 东汉末文学家。字文举。鲁国鲁县（今山东曲阜）人。少有俊才。年十岁，随父诣京，名动一时。灵帝时为侍御史，辟司空掾，拜中军侯，迁虎贲中郎将。献帝时，忤董卓，出为北海相，时称孔北海。后征为将作大匠，迁少府，拜太中大夫。为人恃才负气。曹操专权时，多讥嘲之辞，为操所忌，终被杀。文以气胜，为曹丕所深爱，赞为“扬、班之俦”。《典论·论文》称其“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书表尤善，代表作有《荐祢衡表》、《论盛孝章书》等。又能诗。与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徐幹、应玚，号“建安七子”。原有集，久佚。明人辑有《孔北海集》。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七〇。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的《三曹资料汇编》附录有关于孔融及其诗文创作的资料。

阮瑀（约165—212） 东汉末文学家。字元瑜。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少有隽才，受学于蔡邕，邕叹为“奇才”。建安初，曹洪欲使掌书记，以疾辞。后为曹操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后徙丞相仓曹掾属。与孔融、王粲、陈琳、徐幹、应玚、刘桢齐名，号“建安七子”。又与陈琳同以章表书檄擅名，并称“琳瑀”。当时军国书檄，多出二人之手。曹丕《典论·论文》谓：“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代表作有《为曹公作书与孙权》。又能诗，《驾出北郭门行》较有名。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阮元瑜集》。生平事迹见《三国志》卷二一。

应玚（？—217） 东汉末文学家。字德琏。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人。应劭从子。与弟璩（休琏）、璩子贞皆以文章见称。曹操辟为丞相掾属，转为平原侯庶子，后为五官中郎将曹丕文学。卒于疫中。与孔融、王粲、陈琳、徐幹、阮瑀、刘桢齐名，号“建安七子”。曹丕称其“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学足以著书，美志不遂，良可痛惜”（《与吴质书》）。其诗以《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较著名。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应德琏集》。生平事迹见《三国志》卷二一。

陈琳（？—217） 东汉末文学家。字孔璋。广陵射阳（今江苏淮安东南）人。汉少帝时为大将军何进主簿。后避难冀州依袁绍，典文章。尝为绍作檄文骂曹操。绍败，归操，操爱其才，不咎既往，以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后徙门下督。卒于疫中。与孔融、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齐名，号“建安七子”。与阮瑀同以书檄擅名，并称“琳瑀”。当时军国书檄，多出二人之手。曹丕《典论·论文》称：“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与吴质书》亦称：“孔璋章表殊健。”刘勰《文心雕龙·章表》云：“琳、瑀章表，有誉当时，孔璋称健，则其标也。”《为袁绍檄豫州文》为其代表作。诗以《饮马长城窟行》较著名。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陈记室集》。生平事迹见《三国志》卷二一。

刘桢（？—217） 东汉末文学家。字公幹。东平宁阳（今属山东）人。少以才学知名，警悟辩捷。建安中，为曹操丞相掾属，后为五官中郎将文学。卒于疫中。与孔融、王粲、陈琳、徐幹、阮瑀、应玚齐名，号“建安七子”。又与曹植并称“曹刘”，与王粲并称“王刘”。其五言诗以气格胜，当时享誉甚高。曹丕《与吴质书》有“妙绝时人”之称，钟嵘《诗品》有“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之誉。《赠从弟三首》为其代表作。其文，刘勰《文心雕龙·书记》以为“有美于为诗”。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刘公幹集》。生平事迹见《三国志》卷二一。

徐幹（171—218） 东汉末思想家、文学家。字伟长。北海剧县（今山东昌乐）人。博览传记，操翰成文。恬淡寡欲，轻官忽禄，不耽世荣。建安初，辟司空曹操府，后除上艾长，以疾不行。建安中，复为司空军谋祭酒掾、五官中郎将文学。以疾卒。与孔融、王粲、陈琳、应玚、阮瑀、刘桢齐名，号“建安七子”。其诗多言闺情，缱绻低徊，深致宛笃。《室思诗》是其代表作。赋论哀辞称誉当时，曹丕《典论·论文》谓其“《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衡）、蔡（邕）不过也”。所作《中论》认为：“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大义举而物名从之。”反对当时流行的训诂章句之学。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徐伟长集》。生平事迹见《三国志》卷二一。

祢衡（173—198） 东汉文学家。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东北）人。少有才辩，尚气傲物，唯与孔融、杨修善，融称其“淑质贞亮，英才卓砾”。曹操欲见之，衡称狂病辞。操乃召为鼓史，大会宾客，欲当众辱之，反为衡所辱。操怒，遣送荆州刘表，复不合。转送江夏太守黄祖，终被杀。作《鹦鹉赋》，借鸟自况，辞气慷慨，表现才智之士身处乱世之不幸，为咏物小赋之佳作。原有集，已佚。《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存其文四篇。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八〇。

蔡琰 东汉末女诗人。字文姬（一作昭姬）。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蔡邕女。博学多才，妙于音律，善书。初嫁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母家。汉末天下丧乱，为胡骑所掳，嫁南匈奴左贤王，居留匈奴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建安中遣使以金璧赎归，再嫁董祀。《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存其诗三首。其中《悲愤诗》五言、骚体各一。五言《悲愤诗》，为其赎归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而作，具浓烈抒情意味。骚体《悲愤诗》题材与五言体诗同，后人多认为伪作。《胡笳十八拍》相传亦为其作。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八四。

蔡文姬 即蔡琰。

杨修（175—219） 东汉末文学家。字德祖。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杨彪子。累世显贵。少好学，有俊才。建安中举孝廉，除郎中，为丞相曹操主簿。与曹植亲善，被引为羽翼，交往甚密。曾为植谋取太子地位。植失宠于操，操因其有智谋，又为袁术外甥，虑有后患，借故杀之。与邯郸淳、繁钦、路粹、丁仪、丁廙、荀纬，并有文采，后世有外七子之称。原有集，已佚。《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存其文七篇。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五四、《三国志》卷一九裴松之注引《典略》、《世语》。

王粲（177—217） 东汉末文学家。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人。博学强识，才思敏捷。善属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年十四，至长安，深为蔡邕赏识。年十七，除黄门侍郎，皆不就。董卓之乱，避难荆州依刘表，不为所重。后归附曹操，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迁军谋祭酒，官至侍中。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吴，二十二年春，道病卒。与孔融、徐幹、陈琳、阮瑀、应玚、刘桢齐名，号“建安七子”。又与曹植并称为“曹王”。诗赋兼善。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云：“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其诗赋情调苍凉悲慨，反映当时动乱的社会现实，抒写个人的生活情绪和人生态度。代表作有《七哀诗》、《登楼赋》等。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王侍中集》，并附其《英雄记》。生平事迹见《三国志》卷二一。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的《三曹资料汇编》，附录历代有关王粲及其诗文创作的资料。

繁钦（？—218） 东汉末文学家。字休伯。颍川（治今河南禹州）人。少以文才机辩得名于汝、颍间。后为曹操主簿，长于书记，尤善辞赋。其《定情诗》，以乐府民歌手法，抒女子失恋之情，哀怨动人。另有《与魏文帝笺》，描绘音乐，辞丽语绮，曲尽其妙，载《文选》。原有集，已佚。生平事迹见《三国志》卷二一《裴松之》注引《典略》、《文选》卷四〇注引《文章志》。

仲长统（180—220） 东汉末哲学家。字公理。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人。少好学，博览群书，性倜傥，敢直言，不拘小节。二十余岁，游学青、徐、并、冀诸州之间，常托病拒绝州郡召命，被称为“狂生”。建安十一年（206），尚书令荀悦举为尚书郎。后参曹操军事，又复为尚书郎。著《昌言》，批判天命观和谶纬迷信，文章任气骋词，铺张扬厉，骈偶排比，形象鲜明。刘熙载评：“《昌言》俊发，略近贾长沙。”（《艺概·文概》）此书久佚，唯本传载《理乱》、《损益》、《法诫》三篇；《群书治要》亦有断章残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存两卷，另有四言《述志诗》两首。生平事迹见《后汉书》卷四九。

并称　流派

游夏 指春秋时子游、子夏。两人均为孔子学生，长于文学。《论语·先进》云：“文学子游、子夏。”后人遂有此称。

屈宋 指战国时楚国诗人屈原和宋玉。屈原以《离骚》等篇章传名千古。继之者有宋玉，为屈原之后又一著名楚辞作家。其流传作品有《九辩》等，古人常将二人并举。如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屈、宋逸步，莫之能追。”宋玉虽是楚辞大家，然其成就远不能与屈原相比并。

枚马 指西汉辞赋家枚乘、司马相如。枚乘的《七发》是标志着新体赋——汉大赋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则确立了一个“劝百讽一”的赋颂传统，进一步奠定了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其作品都对汉赋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故刘勰《文心雕龙·诠赋》云：“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叩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褒）、扬（雄）骋其势。”

扬马 指西汉辞赋家扬雄、司马相如。司马相如作有《子虚赋》、《上林赋》，描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极尽铺张之能事，名盛一时。扬雄作有《长杨赋》、《甘泉赋》、《羽猎赋》等，在形式上模拟司马相如，后人遂以两人并称。如刘勰《文心雕龙·丽辞》：“扬、马、张、蔡，崇盛丽辞，如宋画吴冶，刻形镂法。”

班马 亦称“马班”。指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和班固。司马迁代表作《史记》不仅是我国最早的通史，亦是优秀的文学作品；班固奉诏修成《汉书》，文辞渊雅，叙事详赡，亦堪继武。二人并有辞赋文章传世。故《晋书·陈寿传论》云：“丘明既没，班、马迭兴，奋鸿笔于西京，骋直词于东观。”

班张 指东汉班固和张衡。二人都擅长辞赋，班固之《两都赋》，张衡之《二京赋》，俱为当时名作，故二人同名。据《晋书·左思传》，左思《三都赋》写成后，张华见而叹曰：“班、张之流也。”

张蔡 指东汉辞赋家张衡和蔡邕。张衡精通天文历算，并著有文学作品《二京赋》、《归田赋》、《四愁诗》、《同声歌》等；蔡邕通经史、音律、天文，工篆、隶，亦作有《述行赋》。旧时文论家因两人都善作辞赋，故以并举。曹丕《典论·论文》称王粲、徐幹“长于辞赋……虽张蔡不过也”。

七子 建安时期文学家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七人的合称。始见称于曹丕《典论·论文》：“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幹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幹，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 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因同处汉末建安中，又称“建安七子”。七人中，除孔融年稍长而早逝外，余六人于建安十三年至十七年间，同居魏都邺（今河北临漳）中，又称“邺中七子”。宋严羽《沧浪诗话·诗体》：“建安体，汉末年号，曹子建父子及邺中七子之诗。”亦有不含孔融，而以曹植代之者，唐释皎然《诗式》：“邺中七子，陈王（曹植）最高。”五代刘昫《唐书·元稹白居易传论》：“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植）、刘（桢）。”

建安七子 见“七子”。

邺中七子 见“七子”。

诗经

诗经 第一部诗歌总集。本只称“诗”或“诗三百”，至汉代被奉为儒家经典，始有此名。作者姓名多不传，可知者极少。约为周代史官采编，曾经孔子校订整理。收集自西周初（前11世纪）到春秋中（前6世纪）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共四万余字。另有《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笙诗”，只存篇名。其产生地域在今黄河、渭水两岸及江汉之北。内容分为风、雅、颂三类。“风”为各诸侯国的土风歌谣，分为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雅”是西周王畿地区的正声雅乐，分“大雅”与“小雅”，共一百零五篇；“颂”为王室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分为“周颂”、“鲁颂”、“商颂”，共四十篇。这些诗篇，原皆为乐舞歌词，后乐舞失传，唯剩歌词，反映了二千五百年前漫长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风貌。其中有周王朝祭祀天地神祇，追颂先王之德业，公卿列士欢聚宴饮，对外征伐用兵，亦有四时稼穑，民俗民情。抒发忧时之思、征戍之苦、离家之悲、劳逸不均之怨、苦乐不平之忿，或刺宫闱丑行，尤多男女恋歌，举凡男女相合之欢、夫妇室家之乐、弃妇悔恨之思、嫠妇悼亡之悲，皆见诸篇什。保存上古史料，则有西周典章制度，尤详于祭祀、祓禊、井田、租役，可补文献之不足；所录丰收饥馑、水旱地震、日月之蚀、天文历法、草木物候、鸟兽虫鱼，颇具自然科学史价值。其艺术表现手法，前人概括为赋、比、兴三类，多用重章叠句、双声叠韵，用词精练生动，语汇丰富，形式以四言为主间以杂言。秦始皇焚书，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得以保存流传。早在春秋时期，不少篇章已流播人口，或作为外交辞令，或作为诲人格言。汉代将之奉为儒家经典后，作为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中国封建社会达二千年。在文学上奠定了我国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与《离骚》同为中国文学之源，后代诗人墨客莫不受其沾溉。对其传注研究，后来亦成为专门学问“诗经学”，著作汗牛充栋。较有影响的读本有汉郑玄《毛诗传笺》、唐孔颖达《毛诗正义》、宋朱熹《诗集传》、清陈奂《诗毛氏传疏》等，今人注本有高亨《诗经今注》、程俊英《诗经注析》等。

关雎 《诗经·周南》篇名。为《诗经》首篇。《诗序》认为“《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但近人闻一多认为是描写“女子采荇于河滨，君子见而悦之”的贵族青年恋歌（《风诗类钞》）。共三章。首章四句，次章、三章各八句。叙述一男子爱上采荇菜的女子，因“求之不得”而痛苦，于是只能在想像中与之亲近、结婚。全诗以“关关雎鸠”起兴并点明主旨，诗人的爱慕之情随物宛转，同自然景致浑然一体。孔子评此诗乐调风格“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清方玉润认为次章“忽转繁弦促音，通篇精神扼要在此”（《诗经原始》）。陈子展谓此篇“当视为才子佳人风怀作品之权舆”（《诗经直解》）。

葛覃 《诗经·周南》篇名。《诗序》以为“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躬俭节用，服浣濯之衣，尊敬师傅，则可以归安父母，化天下以妇道也”。实际是描写女子准备回家探望父母之诗。诗中对采葛、制衣、洗浣、归宁等描写，反映了当时妇女生活的一个方面。共三章，每章六句。首章皆兴，清方玉润谓此章“追叙葛之初生，三句为一截，唐人多有此体”（《诗经原始》）。二、三章为赋。全诗从中谷景物写起，由葛及衣，至末句才点出归宁本意，近人吴闿生认为是“文家用逆之至奇者”（《诗义会通》）。

卷耳 《诗经·周南》篇名。《诗序》认为“《卷耳》，后妃之志也。又当辅佐君子求贤审官，知臣下之勤劳，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朝夕思念，至于忧勤也”。清戴震认为此诗系“感念于君子行迈之忧劳而作”（《诗经补注》）。当是贵族妇女想念远行丈夫之诗。共四章，每章四句。诗中作者的思念之情，通过想像中被思念对方的劳苦之状表现出来，真挚婉转，感人尤深。清刘熙载认为此诗“只‘嗟我怀人’一句是点明主意，余者无非做足此句。赋之体约用博，自是开之”（《艺概·赋概》）。

樛木 《诗经·周南》篇名。《诗序》认为“《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焉”。清方玉润以为诗中“累、荒、萦等字有缠绵依附之意，如茑萝之施松柏，似于夫妇为近”（《诗经原始》）。故此诗当是祝贺新郎之诗。共三章，每章四句。诗人以葛藟附樛木喻女子嫁君子，形象生动。唐李善《文选·潘安仁寡妇赋》注云：“言二草之托樛木，喻妇人之托夫家也。”今人陈子展则认为“樛木恶木，葛藟甜茶，比兴殆有深意”（《诗经直解》）。

螽斯 《诗经·周南》篇名。《诗序》认为“《螽斯》，后妃子孙众多也。言若螽斯，不妒忌，则子孙众多也”。是祝人多子多孙之诗。以蝗虫多子喻人多子，表示对多子者的祝贺。共三章，每章四句。在结构上采用叠咏体，仅换六字，却显示前后之序、深浅之别，读来余味无穷，有一唱三叹之妙。

桃夭 《诗经·周南》篇名。《诗序》认为“《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则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也”。朱熹认为“《序》首句非是”（《诗序辨说》）。当是祝贺新娘之诗。共三章，每章四句。诗人看见春天柔嫩的桃枝、艳丽的桃花，想到新娘的年轻貌美。清姚际恒谓“桃花色最艳，故以取喻女子，开千古词赋咏美人之祖”（《诗经通论》）。钱钟书谓“第二章、三章自‘其华’进而咏‘其叶’、‘其实’，则预祝其绿阴成而子满枝也”（《管锥编》）。全诗以咏物见长，“夭夭”描写桃树少盛的形态，“灼灼”形容桃花盛开的艳丽，体物之工，古今称颂。

兔罝 《诗经·周南》篇名。《诗序》认为“《兔罝》，后妃之化也。《关雎》之化行，则莫不好德，贤人众多也”。清何焯、方玉润皆不以《序》说为然（《义门读书记》、《诗经原始》）。当为赞美猎人之诗。诗人路遇英姿威武的猎人正张网捕兔，见其才力，希望他们能被选拔为保卫国家的武士。共三章，每章四句。清崔述谓：“余玩其词，似有惋惜之意，殊不类盛世之音”，“太平日久，上下恬熙，始不复以进贤为事，是以世胄常蹑高位而寒畯苦无进身之阶。文士或间一遇时，而武夫尤难以逢世。以故诗人惜之曰：‘此林中之施兔罝者，其才智皆公侯之干城、公侯之腹心也’。惋惜之情，显然言外”（《读风偶识》）。其言别有会心，可备一说。

芣苢 《诗经·周南》篇名。《诗序》认为“《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则妇人乐有子矣”。味诗意，当是一群妇女采集车前子时随口唱的短歌。共三章，每章四句。语言反复，篇章重叠，表现对劳动的热爱。诗句简洁，每章仅换二字，层层递进，保存着原始劳动诗歌形态。清方玉润说“读者试平心静气、涵泳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其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今世南方妇女，登山采茶，结伴讴歌，犹有此遗风云”（《诗经原始》）。

汉广 《诗经·周南》篇名。《诗序》认为“《汉广》，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韩诗叙》云：“《汉广》，悦人也。”其说为是。清方玉润进一步认为“此诗即为刈楚、刈蒌而作，所谓樵唱是也”，“盖劳者善歌，所以忘劳耳。其词大抵男女相赠答，私心爱慕之情”（《诗经原始》）。当是描写江汉一男子爱慕女子，而又不能如愿以偿的民间情歌。共三章，每章八句。诗人以乔木无法休歇及江、汉难以渡过为比，抒写失恋的情怀。章末四句叠咏，将游女迷离恍惚的形象，江上浩渺迷茫的景色，及诗人心中思慕痴迷的感情，融入长歌浩叹之中，情不自已。诗句的回环反复，更展现出深远的情境，余音不绝。清姚际恒谓此诗“三章（尾段）一字不换，此方谓之一唱三叹”（《诗经通论》）。

汝坟 《诗经·周南》篇名。《诗序》认为“《汝坟》，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犹勉之以正也”。赞美“文王之化”，语涉附会。当是一首思妇之诗。描写思妇在汝水旁边砍柴时，思念远役的丈夫的情景。共三章，每章四句。各章皆作转折，不仅陈述内容有转换，而且在情感上也有变化。寥寥数语，写尽百感交集之况。清姚际恒评此诗“怒如调饥，妙喻”；“鲂鱼赪尾，造句奥”（《诗经通论》）。

麟之趾 《诗经·周南》篇名。《诗序》认为“《麟之趾》，《关雎》之应也。《关雎》之化行，则天下无犯非礼，虽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时也”。清王先谦云：“韩说曰：‘《麟趾》，美公族之盛也。’”“诗兼言子姓，而专以美公族者子孙之盛”（《诗三家义集疏》）。其言颇确。共三章，每章三句。每章一句叠咏，有一唱三叹之音。措辞简洁，赞美之意溢于言表。吟咏兴叹，所重在神。清姚际恒云：“趾、定、角，由下而及上。子、姓、族，由近而及远。此诗之章法也。”（《诗经通论》）

鹊巢 《诗经·召南》篇名。《诗序》认为“《鹊巢》，夫人之德也。国君积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鸤鸠，乃可以配焉”。味诗意，当为描写贵族家庭婚事之诗。共三章，每章四句。以鸠居鹊巢起兴，比喻女居男室。诗中描写迎亲车辆之盛，清马瑞辰谓“首章往迎则曰‘御之’，二章在途则曰‘将之’，三章既至则曰‘成之’，此诗之次也”（《毛诗传笺通释》）。

采蘩 《诗经·召南》篇名。《诗序》认为“《采蘩》，夫人不失职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则不失职矣”。味诗意，当为描写蚕妇为公侯养蚕之诗。共三章，每章四句。此诗本写蚕事，诗人却轻轻带过，着重写蚕妇的首饰、形态，以见蚕妇之众，侧面描述了蚕事盛况。连提几个问题，可推为设问修辞之祖。清姚际恒认为“末章以变调见长”（《诗经通论》）。清方玉润则谓“末章事烦，偏虚摹之，此文法虚实之妙”（《诗经原始》）。

草虫 《诗经·召南》篇名。《诗序》认为“《草虫》，大夫妻能以礼自防也”。但诗中无“以礼自防”之意。朱熹谓是“南国被文王之化，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独居，感时物之变，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诗集传》）。除“文王之化”之语外，朱说近实。共三章，每章七句。借想像重聚欢情寄托心中愁思。清方玉润解诗意云：“始因秋虫以寄恨，继历春景而忧思。既未能见，则更设为既见情形以自慰其幽思无已之心。此善言情作也。然皆虚想，非真实觏。”（《诗经原始》）现实和梦想形成鲜明对比，表现诗人真实的痛苦，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

采蘋 《诗经·召南》篇名。《诗序》认为“《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则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毛传》则云：“古之将嫁女者，必先礼之于宗室，牲用鱼，芼之以蘋藻。”此说合于《礼记·昏仪》。故当为赞美贵族女子将嫁，告祭祖庙之诗。共三章，每章四句。连用五个“于以”，一个“谁”，一问一答，气势壮阔。至末二句笔锋陡转，表现出诗中人物。清姚际恒认为此诗“其意甚巧，而足以动人”（《诗经通论》）。

甘棠 《诗经·召南》篇名。《诗序》认为“《甘棠》，美召伯也”。司马迁说：“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史记·燕召公世家》）共三章，每章三句。通过“勿伐”、“勿败”、“勿拜”三语，层层递进，显示出对甘棠日益浓厚的情意，表现诗人对召伯的热爱。召伯，前人多以为系周初的召公奭，但《诗经》称奭皆为“召公”（如《大雅·江汉》、《大雅·召旻》），而称周宣王时大臣召虎始为“召伯”（见《小雅·黍苗》、《大雅·崧高》），故此召伯疑指召虎，而此诗创作年代当在西周之末。

行露 《诗经·召南》篇名。《诗序》认为“《行露》，召伯听讼也。衰乱之俗微，贞信之教兴，强暴之男不能侵陵贞女也”。《鲁诗》则谓：申女许嫁，夫家礼不备，女以为轻礼违制，不可以行，夫家致之于讼。女终持义不往。“君子以为得妇道之宜，故举而扬之”（刘向《列女传·贞顺》）。细味诗意，当以《诗序》说为长。朱熹亦言：“女子有能以礼自守，而不为强暴所污者，自述己志，作此诗以绝其人”（《诗集传》）。故当为女子拒绝已有妻室的男子逼婚之诗。共三章，首章三句，二、三章六句。诗中连用反诘谴责对方，钱钟书《管锥篇》：“明知事之不然，而反词质诘，以证其然，此正诗人妙用。”后世诗歌反诘修辞手法当滥觞于此。首章“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宋王柏以为“与二章意全不贯，句法体格亦异”，为“乱入无疑”（《诗疑》）。

羔羊 《诗经·召南》篇名。《诗序》认为“《羔羊》……召南之国，化文王之政，在位皆节俭正直，德如羔羊也”。朱熹之说同。而清崔述则以为“为大夫者夙兴夜寐，扶弱抑强，犹恐有覆盆之未照，乃皆退食委蛇，优游自适，若无所事事者，百姓将何望焉”；“明系太平日久，诸事皆废弛之象”（《读风偶识》）。其言颇合诗旨，故当为讽刺官僚之诗。共三章。每章四句。通过对人物形态细节的描摹，生动表现人物神态，不带感情色彩，在平淡、客观的描述中，透露作者讽刺嘲笑的意味。清姚际恒、方玉润俱认为此诗“摹神”（《诗经通论》、《诗经原始》）。

殷其靁 《诗经·召南》篇名。《诗序》认为“《殷其靁》，劝以义也。召南之大夫远行从政，不遑宁处，其室家能闵其勤劳，劝以义也”。清崔述批评《序》说：“今玩其词意，但有思夫之情，绝不见所谓劝义者何在。”（《读风偶识》）朱熹则认为“妇人以其君子从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诗”（《诗集传》）。实得诗旨。共三章，每章六句。运用叠词“归哉归哉”表达望夫归来之切，衬以语气词“哉”更有余音袅袅之妙。

摽有梅 《诗经·召南》篇名。《诗序》认为“《摽有梅》，男女及时也。召南之国，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时也”。朱熹则以为“南国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贞信自守，惧其嫁不及时，而有强暴之辱也”（《诗集传》）。除“惧其嫁不及时”一语外，余语皆穿凿之言。清龚橙云：“《摽有梅》，急婿也”（《诗本谊》）。此乃诗的本旨。故此诗当写一位待嫁女子之诗。该女子望见梅子落地，引起青春将逝的伤感，产生结婚之愿望。共三章，每章四句。以梅起兴，每章一层紧逼一层，与诗中人物心理活动的变化相适应。首章“迨其吉兮”，尚有从容相待之意；次章“迨其今兮”，已见焦急之情；至末章“迨其谓之”，可谓迫不及待了。三复之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明钟惺评曰：“三个‘求’字，急忙中甚有分寸。”（《评点诗经》）

小星 《诗经·召南》篇名。《诗序》云：“《小星》，惠及下也。夫人无妒忌之行，惠及贱妾，进御于君，知其命有贵贱，能尽其心矣。”后世将“小星”作为小妾的代称。《序》说甚为无稽。《韩诗》谓“任重道远者，不择地而息；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故君子矫褐趋时，当务为急”（《韩诗外传》）。其意乃指卑官奉使，颇合诗旨。宋洪迈以为“是咏使者远适，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容斋随笔》），即本韩说。共二章，每章五句。第一章星、征押韵，东、公、同押韵，第二章略有变化，全诗音调铿锵，和谐悦耳。

江有汜 《诗经·召南》篇名。《诗序》认为“《江有汜》，美媵也。勤而无怨，嫡能悔过也”。清方玉润认为不合诗意，当是“商妇为夫所弃而无怼”之诗（《诗经原始》）。闻一多以为“妇人盖以水喻其夫，以水道自喻，而以水之旁流枝出，喻夫之情爱别有所归”（《诗经通义》）。故当是弃妇哀怨自慰之诗。丈夫喜新厌旧，诗用长江尚有支流予以原谅，幻想丈夫会回心转意。共三章，每章五句。以江面之景，兴起怨望之情。诗中写江，换了三字，写丈夫的态度也相应换了三字。首二章“其后也悔”、“其后也处”中一“悔”字、一“处”字，写出了弃妇想入非非的痴情，形象鲜明。

野有死麕 《诗经·召南》篇名。《诗序》认为“《野有死麕》，恶无礼也。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被文王之化，虽当乱世，犹恶无礼也”。清姚际恒认为此篇“是山野之民相与及时为婚姻之诗”，“定情之夕，女属其舒徐，而无使‘帨感’、‘尨吠’，亦情欲之感无所不讳也欤”（《诗经通论》）。其言颇合诗旨。共三章，每章四句。前二章辞意平平，未见其奇。末章忽作少女口吻，使求爱情景戏剧化，诗也由此风神摇曳，姿态横生。“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龙也吠”，短短三句话，生动表现了少女丰富的感情、娇羞的形态。用笔简洁，描摹入神。

何彼 矣 《诗经·召南》篇名。《诗序》以为“《何彼 矣》，美王姬也。虽则王姬，亦下嫁于诸侯。车服不系其夫，下王后一等。犹执妇道，以成肃雍之德也”。三家诗则谓：“言齐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车远送之”（《诗三家义集疏》）。分歧在于对诗中“平王之孙，齐侯之子”一句的理解。《毛传》云：“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孙，适齐侯之子。”而三家诗则以齐侯之子指齐女。清方玉润则认为是“讽王姬车服渐侈也”（《诗经原始》）。当是描写贵族女子出嫁车辆服饰侈丽之诗。共三章，每章四句。诗人以旁观的立场、比兴手法、回答形式，描绘王姬容貌浓艳、车服侈丽、地位高贵。“曷不肃雍”两句是全诗枢纽，隐含讥刺，足见诗人立言之妙。

驺虞 《诗经·召南》篇名。《诗序》认为“《驺虞》……仁如驺虞，则王道成也”。《毛传》云：“驺虞，义兽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则应之。”流于附会。《鲁诗》、《韩诗》则谓驺虞为天子掌鸟兽官（《诗三家义集疏》）。其说近之。当为歌咏猎人之诗。共两章，每章三句。赞美猎人猎野猪的活动，用三音节的叹词“于嗟乎”抒写了强烈、波动的感情。

柏舟 《诗经·邶风》篇名。《诗序》认为“《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顷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清方玉润以为是邶国贤臣忧谗畏讥之诗（《诗经原始》）。均与全诗作妇人语气不合。朱熹认为是“妇人不得于其夫，故以柏舟自比”（《诗集传》）。闻一多认为是“嫡见侮于众妾也”（《风诗类钞》），颇符诗旨。当是一妇女自伤不得于夫，见侮于众妾之诗。共五章，每章六句。表露其无可告诉的委曲和忧伤。俞平伯评此诗“五章一气呵成，娓娓而下，将胸中之愁思、身世之飘零，婉转申诉出来。通篇措词委婉幽抑，取喻起兴细巧工密，在素朴的《诗经》中是不易多得之作”（《葺芷缭蘅室读诗杂说》）。

绿衣 《诗经·邶风》篇名。《诗序》认为“《绿衣》，卫庄姜伤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诗也”。闻一多则认为“《绿衣》，感旧也。妇人无过被出，非其夫所愿。他日，夫因衣妇旧所制衣，感而思之，遂作此诗”（《风诗类钞》）。而细味诗意，当是诗人睹物怀人思念故妻之作。共四章，每章四句。前三章，均以“绿衣”领起，反复吟咏旁人看来极为普通、于作者却倍觉亲切的旧衣，即亡妻之衣，借此抒写睹物生感、触目伤心之情。

燕燕 《诗经·邶风》篇名。《诗序》认为“《燕燕》，卫庄姜送归妾也”。据诗意，当为卫君送其妹远嫁之诗。共四章，每章六句。诗中描写一感人的送别情境，朱熹赞为“譬如画工一般，直是写得他精神出”（《朱子语类》）。对燕子飞翔时毛羽、形态、声音的描绘，形象生动，富于画意。在诗中起了渲染情境的作用。“瞻望弗及”，三次复叠，层层递进，起了传神写照的效果。“末章乃追念其贤，愈觉难舍。且以先君相勖，而竟不能长相保，尤为可悲。语意沉痛，不忍卒读”（清方玉润《诗经原始》）。清王士禛说此诗“许彦周以为可泣鬼神。合本事观之，家国兴亡之感，伤逝怀旧之情，尽在阿堵中。《黍离》、《麦秀》未足喻其悲也。宜为万古送别之祖”（《分甘余话》）。

日月 《诗经·邶风》篇名。《诗序》认为“《日月》，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答于先君，以至困穷之诗也”。诗以弃妇口吻申诉怨愤。共四章，每章六句。诗人睹日月生感，遂形之于诗。各章前二句反复吟咏日月，陪衬其一再强调的“胡能有定”，末章于无可奈何之时，“忽追痛父母，笔势一纵，而神态并出”（吴闿生《诗义会通》）。清方玉润谓作者“仰日月而诉幽怀”，“一诉不已，乃再诉之，再诉不已，更三诉之。三诉不听，则惟有自呼父母而叹其生我之不看。盖情极则呼天，疾痛则呼父母，如舜之号泣于旻天、于父母耳。此怨极也”（《诗经原始》）。全诗情调极为沉痛。

终风 《诗经·邶风》篇名。《诗序》认为“《终风》，卫庄姜伤己也。遭州吁之暴，见侮慢而不能正也”。朱熹则认为是庄姜受丈夫卫庄公欺侮而作，“庄公之为人狂荡暴疾，庄姜盖不忍斥言之，故但以‘终风且暴’为比”（《诗集传》）。味诗意，确是一妇女写其被丈夫玩弄嘲笑后遭遗弃之诗。共四章，每章四句。写对丈夫既恨又恋的心理过程。首章伤心于丈夫对己的轻薄狂暴，二章却又表现出思念夫君之情，三章的表现更为强烈，末章则由己及彼，希望丈夫反过来也能想念她。各章语气都有一层转折，层层递进，将一种既怨恨又思恋，既知无望又割舍不下的矛盾心理表达得委婉尽致。汉司马相如《长门赋》描写失宠皇后的悲愁，机杼与之相近。

击鼓 《诗经·邶风》篇名。《诗序》认为“《击鼓》，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姚际恒以为是指鲁宣公十二年，宋伐陈，卫穆公为救陈而被晋所伐事（《诗经通论》）。俱无确证。清方玉润认为是卫国戍卒思归不得之诗（《诗经原始》）。共五章，每章四句。前三章概括应征入伍至行伍涣散的过程，第四章笔锋一转，追述当日执手相誓，期以偕老之事，同战乱景况对照，更显出此日情状的可悲。笔墨简洁，揭示深刻，以陪衬烘托突出主题。被清乔亿推为“征戍诗之祖”（《剑溪说诗又编》）。

凯风 《诗经·邶风》篇名。《诗序》认为“《凯风》，美孝子也。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尔”。清魏源以《序》说为非，认为乃“事继母”之诗（《诗古微》）。当是儿子感激继母劳苦并反躬自责之诗。共四章，每章四句。用笔平直，无过分的渲染，太深的寄托，只有朴素明白的描述，感情自然的流露。明钟惺认为“棘心、棘薪，易一字而意各入妙。用笔之工若此”（《评点诗经》）。

雄雉 《诗经·邶风》篇名。《诗序》认为“《雄雉》，刺卫宣公也。淫乱不恤国事。军旅数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旷，国人患之，而作是诗”。朱熹《诗集传》则以为“妇人以其君子从役于外，故言雄雉之飞舒缓自得如此，而我之所思者乃从役于外，而自遗阻隔也”。其说可通。当为妇女思念远役丈夫之诗。共四章，每章四句。前三章言相思之苦，末章口气一转，以教训说理作结。明钟惺谓此诗“深思至爱，无闺阁气”（《评点诗经》）。清方玉润以为此诗为“期友不归，思以共勖”之作（《诗经原始》），亦可参。

匏有苦叶 《诗经·邶风》篇名。《诗序》认为“《匏有苦叶》，刺卫宣公也。公与夫人并为淫乱”。朱熹则认为“此刺淫乱之诗”（《诗集传》）。清方玉润认为是“刺世礼义澌灭”（《诗经原始》）。清王先谦认为是“贤者不遇时而作也”（《诗三家义集疏》）。详味诗意，似皆扞格难通。今人余冠英认为实是一女子在济水岸边等待未婚夫时所唱之诗（《诗经选》）。共四章，每章四句。通篇为“赋”，前三章写渡口所见所闻，在景物的描绘之中，隐约透露出主人公影子，至末章始表出人物，点明主题。诗中景物描写，就眼前所见，信手写出，着物虽多，线索自清。

谷风 《诗经·邶风》篇名。《诗序》认为“《谷风》，刺夫妇失道也。卫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弃其旧室，夫妇离绝，国俗伤败焉”。清方玉润则谓“今味诗词，夫失道有之，妇则未见为失”（《诗经原始》）。朱熹认为是“妇人为夫所弃，故作此诗，以叙其悲怨之情”（《诗集传》），颇合诗意。共六章，每章八句。以弃妇自述口吻，诉说其不幸遭遇。通过今昔对比、新旧对比，对其夫喻之以理，动之以情。弃妇的怨恨，其夫的薄情，人世的炎凉，女子的不幸，尽在诗中。清王照圆云：“《谷风》句句怨，句句缠绵，与薄幸人作情厚语，使人伉俪之意油然而生。诗之温柔敦厚、善于感人如此”（《诗说》）。

式微 《诗经·邶风》篇名。《诗序》认为“《式微》，黎侯寓于卫，其臣劝以归也”。《鲁诗》以为是黎庄公夫人贤，而庄公反不纳。其傅母怜而劝其去，夫人“终执贞壹，不违妇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编诗”（刘向《列女传·贞顺》）。二说皆无实证。今人余冠英以为是“苦于劳役者所发之怨声”（《诗经选》）。其说可从。共二章，每章四句。全用设问，以使怨愤之情溢于言表，婉转而有情致。清方玉润认为此诗“语浅意深，中藏无限义理，未许粗心人卤莽读过”（《诗经原始》）。近人吴闿生则认为“词特悲愤”（《诗义会通》）。

旄丘 《诗经·邶风》篇名。《诗序》认为“责卫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卫，卫不能修方伯连率之职，黎之臣子以责于卫也。”味诗意，当是流亡到卫国的人，盼望贵族救济而不得之诗。共四章，每章四句。首章以旄丘之葛起兴，连用两句疑问，表现出既疑惑又满怀希望之心。次章连用两次自问自答，表现作者自我宽解之情；清姚际恒谓“望人情景如画”（《诗经通论》）。末二章用赋法，从气愤却不敢得罪人的矛盾到声色俱厉，感情臻于爆发点，即自朱熹所谓的“微讽切”到“尽其词”（《诗集传》）。全诗描写不同的心理状态，层层递进，细致入微。

简兮 《诗经·邶风》篇名。《诗序》认为“《简兮》，刺不用贤也。卫之贤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也”。朱熹《诗集传》亦承其说。据近人闻一多考证，“《万舞》与妇人有特殊关系”，“似亦男女爱慕之诗。爱慕之情生于观《万舞》，此则舞之富于诱惑性可知”（《神话与诗》）。可见是一位女子观看舞师表演《万舞》，从而对他产生爱慕之情的诗。共三章，每章六句。前三章是对舞师表演的描写，字里行间充溢赞美之情。末章则毫无掩饰地吐露对舞师的爱慕。诗人的感情炽热坦率。

泉水 《诗经·邶风》篇名。《诗序》认为“《泉水》，卫女思归也。嫁于诸侯，父母终，思归宁而不得，故作是诗以自见也”。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清魏源《诗古微》认为此诗为许穆夫人作，清姚际恒、方玉润认为是许穆夫人媵妾所作（《诗经通论》、《诗经原始》）。味诗意，当是嫁到别国的卫女思归不得之诗。共四章，每章六句。首章“有怀于卫，靡日不思”为诗本旨。“出宿”二章，一忆往昔，一想来日，皆用虚笔。第三章凭空结撰，设想归卫情景，虽非实境，但情文斐然，其迫切之情，跃然纸上。诗人虽有归宁之思，却无自主之权。“不瑕有害”四字，近人吴闿生认为“此一句掉转，文法奇绝”（《诗义会通》），道出诗人疑惧之情。全诗充满故国之思，令人无限低徊。

北门 《诗经·邶风》篇名。《诗序》认为“《北门》，刺仕不得志也。言卫之忠臣不得其志尔”。味诗意，当是一官吏诉苦之诗。共三章，每章七句。各章末都重叠“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三句，一遍遍的叹息，透露出诗人错综复杂的心理：恼怒而又无奈，想自我排解，而又不免黯然神伤。一唱三叹，加强了感情色彩。

北风 《诗经·邶风》篇名。《诗序》认为“《北风》，刺虐也。卫国并为威虐，百姓不亲，莫不相携持而去焉”。当是描写人民不堪卫国虐政，招呼朋友共同逃亡之诗。共三章，每章六句。通过风紧雪盛的景物描述，渲染悲惨的气氛，表现得凛凛有寒意。各章前四句辞尚宽缓，至末二句忽作促音，通过音节变化加深紧张感。运用形象的语言，将迫不及待的气氛表现得淋漓尽致，末章以赤狐、黑乌来比喻暴虐的统治者，尤为形象。

静女 《诗经·邶风》篇名。《诗序》认为“《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德”。朱熹《诗序辨说》谓“此序全然不是诗意”，其《诗集传》解为“淫奔期会之诗”，未免道学气。欧阳修认为此诗“本是情诗”（《诗本义》），可谓中的。此当为男女约会之诗。共三章，每章四句。以男子口吻描写幽期密约的乐趣。“爱而不见”，暗写少女活泼娇憨之态，“搔首踟蹰”，明写男子心急如焚之状。其中写静女所赠之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将物人格化，且道出了物以人重之理。刻画心理细腻入微，语言浅显，形象生动，全诗情趣盎然。

新台 《诗经·邶风》篇名。《诗序》认为“《新台》，刺卫宣公也。纳伋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此为讽刺卫宣公劫夺儿媳的乱伦行径之诗。共三章，每章四句。通过对“燕婉之求”和“得此戚施”这一对矛盾的揭示，鞭挞人世“籧篨”的卑劣无耻，反映一个美好愿望的可悲的破灭，表现了诗人和丑恶现象不能相容的愤怒心情，起到揭露和讥刺的作用。已开我国古代讽刺诗之先声。

二子乘舟 《诗经·邶风》篇名。《诗序》认为“《二子乘舟》，思伋、寿也。卫宣公之二子争相为死，国人伤而思之，作是诗也”。味诗意，当是诗人挂念乘舟远行者之诗。共二章，每章四句。通过对旅人乘舟离开时场景的描绘，抒发对流亡异地者的关心和担忧。语言简洁，感情真挚。

柏舟 《诗经·鄘风》篇名。《诗序》认为“《柏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揆之于史，与事实不符。味诗意，当是一少女要求婚姻自由，向家庭表示违抗之诗。共二章，每章七句。通过热恋之中的女子对爱情坚贞专一的表白，突出其身遭压迫的愤怒抗争，抒发了热烈的情感。全诗直陈，一泻无余。

墙有茨 《诗经·鄘风》篇名。《诗序》认为“《墙有茨》，卫人刺其上也。公子顽通于君母，国人疾之而不可道也”。《左传·闵公二年》载：“惠公之即位也少，齐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强之。”故当是揭露、讽刺卫国统治者淫乱无耻之诗。共三章，每章六句。各章皆以“墙有茨”起兴，暗含内丑不可外扬之意，讽刺尖锐而不直露，似直实曲，似露实隐，作者因有所顾忌而戛然而止，读者却可由言外而悟。

君子偕老 《诗经·鄘风》篇名。《诗序》认为“《君子偕老》，刺卫夫人也。夫人淫乱，失事君子之道。故陈人君之德，服饰之盛，宜与君子偕老也”。当是讽刺卫宣姜不道德之诗。共三章，首章七句，次章九句，三章八句。通过对宣姜服饰之盛、仪容之美的反复描写，以丽辞写丑行，讽刺意味委婉。清王照圆认为此诗“笔法绝佳。通篇止‘子之不淑’二句明露讥刺，余均叹美之词，含蓄不露”（《诗说》）。清姚际恒以为此诗“为《神女》、《感甄》之滥觞，山河天帝，广揽遐观，惊心动魄，传神写意，有非言辞所能释者”（《诗经通论》）。

桑中 《诗经·鄘风》篇名。《诗序》认为“《桑中》，刺奔也。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窃妻妾，期于幽远。政散民流而不可止”。闻一多认为是“思会时也”（《风诗类钞》），颇合诗旨。当是一男子和情人幽期密约之诗。共三章，每章七句。描写诗人在采菜摘麦时，想念恋人，回忆两人相会于桑中、上宫，临别相送于淇水口的情景。诗中女子名每章不同，有孟姜、孟庸、孟弋之别，清许伯政云：“犹世人称所美曰西子耳。”（《诗深》）当属泛称，而非三人。以一问一答形式抒写情感，末用复唱，道出无法忘怀的往事，情意柔和，神采飞扬，文字隽永，音节铿锵，出于天籁自然，而又耐人寻味。

鹑之奔奔 《诗经·鄘风》篇名。《诗序》认为“《鹑之奔奔》，刺卫宣姜也。卫人以为宣姜鹑鹊之不如也”。清姚际恒以为是国君之弟刺宣公，而方玉润则认为是“代卫公子刺宣公也”（《诗经原始》）。味诗意，当是人民讽刺、责骂卫国君主之诗。共二章，每章四句。诗人看见鹌鹑、喜鹊尚有自己固定的匹偶，联想到卫国君主荒淫无耻的乱伦生活，觉得真连禽兽都不如。全诗暗含比喻，以善反衬不善，起到讽刺的效果。

定之方中 《诗经·鄘风》篇名。《诗序》认为“《定之方中》，美卫文公也。卫为狄所灭，东徙渡河，野处漕邑，齐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营宫室，得其时制，百姓说之，国家殷富焉”。当是歌颂赞美卫文公之诗。共三章，每章七句。通过对卫文公建城市，营宫室，劝农桑等措施的一一列举，颂扬其复国大业。是典型的记事诗。描写不似《国风》其他诗生动形象，文字也不若其他诗简洁明快，但叙述细致而不累赘，拙重而不滞涩，别具特色。

蝃 《诗经·鄘风》篇名。《诗序》认为“《蝃 》，止奔也。卫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国人不齿也”。味诗意，当是讽刺一女子争取婚姻自由之诗。共三章，每章四句。以美人起兴，用以象征“淫妇”。透过其带有时代偏见的描绘，读者可看出当时妇女的婚姻不自由状况及其反抗精神。

相鼠 《诗经·鄘风》篇名。《诗序》认为“《相鼠》，刺无礼也。卫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无礼仪也”。《鲁诗》以为是妻谏夫之诗（《白虎通·谏诤》）。味诗意，以《序》说为长。当是人们斥责卫国统治者苟且偷安，暗昧无耻之诗。共三章，每章四句。以鼠起兴，讽刺在位者人不如鼠，表现了人们的反抗精神。是直言怒骂之作。明王世贞《艺苑卮言》以此诗为《诗经》中“以述情切事为快，不尽含蓄”之一例。

干旄 《诗经·鄘风》篇名。《诗序》认为“《干旄》，美好善也。卫文公臣子多好善，贤者乐告以善道也”。当是赞美卫文公招致贤士、复兴卫国之诗。共三章，每章六句，叙述卫国官吏携良马礼物，去浚邑访贤，征聘人才。三章反复述说求贤之意，重章叠唱，表达思贤若渴之心情。

载驰 《诗经·鄘风》篇名。《诗序》认为“《载驰》，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自伤不能救也。卫懿公为狄人所灭，国人分散，露于漕邑。许穆夫人闵卫之亡，伤许之小力不能救，思归唁其兄，又义不得，故赋是诗也”。据《序》，夫人并未回卫，诗为设想之词。清王先谦据诗意以为实往。当是许穆夫人回漕吊唁卫侯，对许大夫表明救卫主张之诗。共五章，分别为六句、八句、六句、四句、四句。章章转折，层层紧逼，其情愈激，其志愈决，其意愈明，表现出诗人强烈的爱国思想。风格沉郁顿挫，哀而不伤，英迈之气充溢。

淇奥 《诗经·卫风》篇名。《诗序》认为“《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大致可信。共三章，每章九句。以虚实相间、富于变化的手法描写人物，虚状君子治学之勤、德器之成、人品之高，实写君子服饰之盛、仪容之美、谈吐之趣，有一往摹神之妙。

考槃 《诗经·卫风》篇名。《诗序》认为“《考槃》，刺庄公也。不能继先公之业，使贤者退而穷处”。未免附会。清方玉润认为是“赞贤者隐居自乐也”，颇近其实。乃抒写隐居生活之诗。共三章，每章四句。记述当时“贤者退而穷处”的政治背景，创造了一个清淡闲适的意境。文字省净，辞兴婉惬，趣味幽洁，怡然自得之意韵，流于字里行间。近人吴闿生认为此篇“读之觉山月窥人，涧芳袭袂”（《诗义会通》）。可推为千古隐逸诗之祖。

硕人 《诗经·卫风》篇名。《诗序》认为“《硕人》，闵庄姜也。庄公惑于嬖妾，使骄上僭。庄姜贤而不答，终以无子，国人闵而忧之”。但诗无闵忧之意，纯是褒辞，故当是卫人赞美卫庄公夫人庄姜之诗。共四章，每章七句。以虚实相生，形神兼备的描写手法，从容貌、神态到动作，摹画出庄姜的绝世美色。其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二句，使前面的形象描写活动起来，化美为媚，传神写照，千古称颂。我国诗歌中对动态美的表现手法实发轫于此诗。

氓 《诗经·卫风》篇名。《诗序》认为“《氓》，刺时也。宣公之时，礼义消亡，淫风大行。男女无别，遂相奔诱。华落色衰，复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丧其妃耦，故序其事以风焉。美反正、刺淫佚也”。朱熹认为是“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诗集传》）。自今人看来，则为弃妇之诗。共六章，每章十句。叙述与氓恋爱、结婚、受虐至被弃的过程，表达悔恨的心情和决绝的态度。是一首夹杂抒情的叙事诗。以鲜明的对比塑造氓和女两个人物形象，生动描述了女子从天真的少女，至辛苦的妻子，再到刚毅的弃妇的性格发展历程。

竹竿 《诗经·卫风》篇名。《诗序》认为“《竹竿》，卫女思归也。适异国而不见答，思而能以礼者也”。朱熹认为是“卫女嫁于诸侯，思归宁而不可得，故作此诗”（《诗集传》）。当是一卫国女子出嫁别国，思归不得之诗。共四章，每章四句。诗中回忆旧时游钓之乐、嫁时途中所经、嫁前嬉戏之况，以“示现”的修辞手法将往事活灵活现地描绘出来，以昔日的欢乐反衬思归不成的深长忧思。清方玉润称此诗“局度雍容，音节圆畅，而造语之工，风致嫣然，自足以擅美一时”（《诗经原始》）。

芄兰 《诗经·卫风》篇名。《诗序》认为“《芄兰》，刺惠公也。骄而无礼，大夫刺之”。朱熹认为“此诗不知所谓，不敢强解”（《诗集传》）。清方玉润以为“此诗不过刺童子之好躐等而进，诸事骄慢无礼，以见先进恂恂退让之风无复存者”（《诗经原始》）。故当是讽刺贵族少年之诗。共二章，每章六句。用形象生动的语言，描绘少年的服饰姿态，从华丽的外表和骄横的架势，反映其无能。用词洗练传神，将人物外形、内心活动融为一体，透露出讥刺之意，使人感到逼真如在眼前，足见诗人立言之妙。

河广 《诗经·卫风》篇名。《诗序》认为“宋襄公母归于卫，思而不止，故作是诗也”。清崔述以为是“宋女嫁于卫，思归宗国，而以义自闲之诗”（《读风偶识》）。味诗意，当为客居卫国的宋人思归不得而作之诗。共二章，每章四句。诗人极言河水之狭，宋国之近，以心中之河代替现实之河，以夸张手法反映出迫切思归的望乡之情，造成真实动人的意境。

伯兮 《诗经·卫风》篇名。《诗序》认为“《伯兮》，刺时也。言君子行役，为王前驱，过时而不反焉”。朱熹认为是“妇人以夫久从征役而作是诗”（《诗集传》）。实得诗旨。共四章，每章四句。后三章集中写一个“思”字，以层递手法，抒写室家怨思之苦，情意至深。清方玉润认为此诗“始则首如飞蓬，发已乱矣，然犹未至于病也。继则甘心首疾，头已痛矣，而心尚无恙也。至于使我心痗，则心更病矣。其忧思之苦何如哉”（《诗经原始》）。其写法对后世闺怨之作影响甚大。

有狐 《诗经·卫风》篇名。《诗序》认为“《有狐》，刺时也。卫之男女失时，丧其妃耦焉。古者国有凶荒，则杀礼而多昏，会男女之无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朱熹更云“国乱民散，丧其妃耦。有寡妇见鳏夫而欲嫁之”（《诗集传》）。诗中似无此意。清方玉润以为是“妇人忧夫久役无衣”之诗（《诗经原始》），颇合诗旨。共三章，每章四句。各章皆以狐起兴，以层递手法，描写狐的神态，联想丈夫久役不归、一贫如洗的境况，忧伤之情溢于言表。

木瓜 《诗经·卫风》篇名。《诗序》认为“《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服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鲁诗》谓“上少投之，则下以躯偿矣。弗敢谓报，愿长以为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报施如此”（《贾子新书·礼篇》）。于诗旨似均不符。朱熹认为“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辞，如《静女》之类”（《诗集传》）。当近其实。共三章，每章四句。每章末叠唱“匪报也，永以为好也”，精神顿出。诗人之意，原不在物，仅欲表达爱慕之诚，以永结情好。这一转折，顿时别开生面，有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之妙。

黍离 《诗经·王风》篇名。《诗序》认为“《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韩诗》则谓“尹吉甫信后妻之谗而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离》之诗”（曹植《令禽恶鸟论》）。二说俱无确证。冯沅君以为当是诗人抒写在迁都时心中难受之诗（《中国诗史》）。共三章，每章十句。全篇以“彼黍离离”起兴，回环反复，表现出绵绵情思。清方玉润云：“三章只换六字，而一往情深，低徊无限。此专以描摹虚神擅长，凭吊诗中绝唱也。”（《诗经原始》）此诗对后世文人影响颇大，“黍离”已成为感慨亡国触景生情时常用的典故。

君子于役 《诗经·王风》篇名。《诗序》认为“《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无期度，大夫思其危难以风焉”。清王先谦认为“乃家室相思之情，无僚友托讽之谊”（《诗三家义集疏》），以《序》说为误。朱熹则谓“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赋之”（《诗集传》）。其说可取。共二章，每章八句。描述一妇女在暮色中看到鸡回窠，牛羊归舍的景象，联想起服役于外的丈夫未有归期，因而倍感寂寥。写得情景交融。清王照圆认为此篇“写乡村晚景，睹物怀人如画”（《诗说》）。清方玉润更认为“晋、唐人田家诸诗，恐无此真实自然”（《诗经原始》）。

君子阳阳 《诗经·王风》篇名。《诗序》认为“《君子阳阳》，闵周也。君子遭乱，相招为禄仕，全身远害而已”。朱熹认为“此诗疑亦前篇（按指《君子于役》）妇人所作。盖其夫既归，不以行役为劳，而安于贫贱以自乐；其家人又识其意而深叹美之”（《诗集传》）。味诗意，当为描写舞师和乐工共同歌舞之诗。共二章，每章四句。描绘舞师生动活泼的神态，格调轻松愉快，迥异于《王风》其他各诗的苍凉悲郁。

扬之水 《诗经·王风》篇名。《诗序》认为“《扬之水》，刺平王也。不抚其民，而远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当是戍卒思归之诗。共三章，每章六句。平王东迁洛阳后，楚国有并吞他国之心，平王派兵戍守申、吕、许三国，兵士不能定期调换，人民怨恨思归而作此诗。诗意含蓄，不言怨恨久戍，反而责怪所思之人不和自己一同戍守。归期无望，而归思难抑，其情其意，愈显悲凉。

中谷有蓷 《诗经·王风》篇名。《诗序》认为“《中谷有蓷》，闵周也。夫妇日以衰薄，凶年饥馑，室家相弃尔”。朱熹说同，且认为是“妇人览物起兴，而自述其悲叹之辞”（《诗集传》）。味诗意，当是描写一弃妇悲伤无告之诗。共三章，每章六句。表现妇人在荒年被丈夫遗弃后绝望的慨叹、呼号和哭泣，反映了东周时代下层妇女悲惨生活的断片。用词颇具推敲，清姚际恒评“干、修、湿，由浅及深，叹、啸、泣亦然”（《诗经通论》）。

兔爰 《诗经·王风》篇名。《诗序》认为“《兔爰》，闵周也。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构怨连祸，王师伤败，君子不乐其生焉”，定为桓王时诗。清崔述则定为平王时诗（《读风偶识》）。味诗意，当是其时一没落贵族因厌世而作之诗。共三章，每章七句。作者留恋西周宣王时代的盛世，感叹“逢此百罹”的社会背景，对比前后期生活而生厌世情绪。清方玉润评此诗“词意凄怆，声情激越”（《诗经原始》）。

葛藟 《诗经·王风》篇名。《诗序》认为“《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朱熹认为“世衰民散，有去其乡里家族而流离失所者，作此诗以自叹”（《诗集传》）。当是一首流亡他乡求助不得之怨诗。共三章，每章六句。反映春秋时代世态炎凉，其时战争频仍，民不聊生，百姓逃亡，到处乞求，所得只是白眼。各章皆以“绵绵葛藟”起兴。《诗经传说汇纂》引邹泉云：“此诗三章一意。但始言父，次言母，次言兄，有次序耳。”

采葛 《诗经·王风》篇名。《诗序》认为“《采葛》，惧谗也”。朱熹认为“采葛所以为 绤，盖淫奔者托以行也。故因以指其人，而言思念之深，未久而似久也”（《诗集传》）。道学气太重。曾遭姚际恒驳斥（《诗经通论》）。味诗意，当是思念情人之诗。共三章，每章三句。男子对采葛、采蒿、采艾的姑娘无限爱慕，遂唱此诗。结句以“一日不见如三月”、“如三秋”、“如三岁”，层层递进，表现思念之情久而愈深。

大车 《诗经·王风》篇名。《诗序》认为“《大车》，刺周大夫也。礼义陵迟，男女淫奔。故陈古以刺今大夫不能听男女之讼焉”。朱熹则认为“周衰，大夫犹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诗集传》）。均与诗上下文龃龉难合。味诗意，当是女子热恋情人之诗。共三章，每章四句。女子想和情人同居，但又不知对方心思，而心怀畏惧，诗末对情人指日明誓，表白其矢志不渝的爱情，大胆热烈，却不失矜持。末章结以誓词，可谓别开生面，清姚际恒认为是“（男女）誓词之始”（《诗经通论》）。

丘中有麻 《诗经·王风》篇名。《诗序》认为“《丘中有麻》，思贤也。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而作是诗也”。朱熹认为是“妇人望其所与私者而不来，故疑丘中有麻之处，复有与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然而来乎”（《诗集传》）。清方玉润认为是“招贤偕隐”之诗（《诗经原始》）。众说纷纭，诗意难明。共三章，每章四句。多用叠句，颇有生活情趣。

缁衣 《诗经·郑风》篇名。《诗序》认为“《缁衣》，美武公也。文子并为周司徒，善于其职，国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国善善之功焉”。味诗意，是一首赠衣诗。共三章，每章四句。但句式多变，有一言、五言、六言形式。一章之中三易句式，将作者与对方的亲密关系充分表达出来。语言明白如话，音节悠扬。

将仲子 《诗经·郑风》篇名。《诗序》认为“《将仲子》，刺庄公也。不胜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谏而公弗听，小不忍以致大乱焉”。朱熹《诗集传》引郑樵说认为“此淫奔者之辞”。清姚际恒谓：“女子为此婉转之辞以谢男子，而以父母、诸兄及人言为可畏，大有廉耻，又岂得为淫者哉”（《诗经通论》）。味诗意，当是一女子拒绝情人之诗。共三章，每章八句，皆为女子对情人的表白，反映其欲爱不能、欲弃不忍，处在矛盾之中的痛苦。以简练的语句，描摹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一波三折，曲尽女子爱畏交织的苦恼。清姚际恒在“岂敢爱之”和“仲可怀也”二句下分别评以“宕”字，点出了诗人委婉曲折心理的微妙（《诗经通论》）。

叔于田 《诗经·郑风》篇名。《诗序》认为“《叔于田》，刺庄公也。叔处于京，缮甲治兵，以出于田，国人说而归之”。语属附会。朱熹则谓“或疑此亦民间男女相悦之辞也”（《诗集传》）。味诗意，当是赞美猎人之诗。共三章，每章五句。极力赞美叔，痛快淋漓地表达对叔爱慕至深的感情。全诗的夸张朴实自然，无刻意雕琢之痕。明孙鑛认为“巷无居人句，下得煞是陡峻”（《批评诗经》）。

大叔于田 《诗经·郑风》篇名。《诗序》认为“《大叔于田》，刺庄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义而得众也”。其说之误与《叔于田》同。味诗意，当是赞美一青年猎手之诗。共三章，每章十句。描写驾车、射箭、打虎、烧火等场面，勾画动作神态具体逼真，衬托出青年猎人勇武好胜的性格。明孙鑛认为此诗“傲然有挟风霜意，便是战国后侠气发轫。诵之，想见其豪举自肆状”（《批评诗经》）。清方玉润认为此篇“描摹工艳，铺张亦复淋漓尽致。便为《长杨》、《羽猎》之祖”（《诗经原始》）。

清人 《诗经·郑风》篇名。《诗序》认为“《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顾其君，文公恶而欲远之，不能，使高克将兵而御狄于竟。陈其师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众散而归，高克奔陈。公子素恶高克进之不以礼，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国亡师之本，故作是诗也”。故当是讽刺郑国将军高克之诗。共三章，每章四句。开篇先极力渲染战马的强壮、武器的精良，末句则点出军中恬然嬉戏、闲散无备的状况。以反衬手法，形成明显对比，不言刺而刺意自见，“诗人之意微婉如此”（清姚际恒《诗经通论》）。

羔裘 《诗经·郑风》篇名。《诗序》认为“《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风其朝焉”。朱熹则认为“盖美其大夫之词，然不知其所指矣”（《诗集传》）。味诗意，当是赞美郑国官吏之诗。共三章，每章四句。从三方面颂扬官吏的品格。清方玉润谓“必当时盈廷硕彦，济美一时。或则顺命以持躬，或则忠鲠而事上，或则儒雅以声称，皆能正己以正人，不愧朝服以章身。故诗人即其服饰之盛，以想其德谊、经济、文章之美，而咏叹如此”（《诗经原始》）。颇能道出诗旨。

遵大路 《诗经·郑风》篇名。《诗序》认为“《遵大路》，思君子也。庄公失道，君子去之，国人思望焉”。朱熹则认为“淫妇为人所弃，故于其去也，揽其袪而留之”，“亦男女相说之词”（《诗集传》）。味诗意，当是一首弃妇诗。共二章，每章四句。寥寥数语，反映了男子喜新厌旧，女子终被遗弃的悲剧。生动地刻画出一个向男子苦苦哀求的女子形象。

女曰鸡鸣 《诗经·郑风》篇名。《诗序》认为“《女曰鸡鸣》，刺不说德也。陈古义以刺今，不说德而好色也”。朱熹则认为是“诗人述贤夫妇相警戒之词”（《诗集传》）。而近人闻一多认为是“乐新婚”（《风诗类钞》），其说可取。当是新婚夫妇的联句诗。共三章，每章六句。夫妇俩以对话形式联句，叙述早起、射禽、烧菜、对饮、相期偕老、执佩表爱的欢乐和睦的新婚家庭生活。有男词，有女词，有诗人旁白，参差错落，颇具情趣，可称联句之祖。朱熹认为“此诗意思甚好。读之，使人有不知手舞足蹈者”（《朱子语类》）。

有女同车 《诗经·郑风》篇名。《诗序》认为“《有女同车》，刺忽也。郑人刺忽之不昏于齐。太子忽尝有功于齐，齐侯请妻之。齐女贤而不取，卒以无大国之助，至于见逐，故国人刺之”。朱熹则谓“此疑亦淫奔之诗”（《诗集传》）。味诗意，当是贵族男女的恋歌。共二章，每章六句。既描绘女子容貌美丽，又赞誉女子品德纯洁。以容饰描写静态美，以“同车”、“翱翔”勾画动态美，塑造出一个朱颜娴雅、德音不忘的完美形象。明孙鑛认为“状妇女总不外容饰二字，此诗艳丽则以‘同车’、‘翱翔’等字点注得妙”（《批评诗经》）。清姚际恒认为“以‘将翱将翔’先之，善于摹神者”。“《神女赋》‘婉若游龙乘云翔’，《洛神赋》‘若将飞而未翔’，又‘翩若惊鸿’，又‘体迅飞凫’，又‘或翔神渚’，皆从此脱出”（《诗经通论》）。

山有扶苏 《诗经·郑风》篇名。《诗序》认为“《山有扶苏》，刺忽也。所美非美然”。朱熹认为是“淫女戏其所私者”之诗（《诗集传》）。味诗意，当是写一女子找不到如意对象而发牢骚之诗，或是女子对情人的俏骂之诗。共二章，每章四句。以“子都”、“子充”代美男子、好人儿，以特称代总名，表达生动。

萚兮 《诗经·郑风》篇名。《诗序》认为“《萚兮》，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朱熹认为“此淫女之词”（《诗集传》）。味诗意，或为仲春“会男女”时的集体歌舞曲。共二章，每章四句。诗中以呼告形式表达男女互相应和，互相期会的要求，体现民歌善于渲染气氛的特色。

狡童 《诗经·郑风》篇名。《诗序》认为“《狡童》，刺忽也。不能与贤人图事，权臣擅命也”。朱熹则认为“此亦淫女见绝而戏其人之词”（《诗集传》）。近人闻一多《风诗类钞》将此诗归入“女词”，解曰：“恨不见答也。”颇得诗旨，当是一女子失恋之诗。共二章，每章四句。缠绵悱恻，依依之情，溢于言表，失恋之意，见于言外。今人钱钟书认为“习处而生嫌，迹密转使心疏，常近则渐欲远，故同牢而有异志，如此诗是。其意初未明言，而寓于字里行间，即含蓄也”（《管锥编》）。

褰裳 《诗经·郑风》篇名。《诗序》认为“《褰裳》，思见正也。狂童恣行，国人思大国之正己也”。朱熹认为是“淫女语其所私者”之词（《诗集传》）。味诗意，当是一女子责备情人变心或与情人调笑之诗。共二章，每章五句。前四句干净利落，活脱一泼辣女子的声口，读来如见其人；末句突然放慢声调，以戏谑口吻作结。明孙鑛认为此篇“狂童之狂也且，语势拖靡，风度绝胜”（《批评诗经》）。

丰 《诗经·郑风》篇名。《诗序》认为“《丰》，刺乱也。昏姻之道缺，阳倡而阴不和，男行而女不随”。朱熹谓“妇人所期之男子已俟乎巷，而妇人以有异志不从，既则悔之，而作是诗也”（《诗集传》）。当是一女子后悔未与未婚夫结婚之诗。共四章，前二章每章三句，后二章四句。前二章只易三字，后二章只易一字，另有两句颠倒次序，均表达希望能同未婚夫重申旧好之意。以反复咏唱，将女子后悔又盼望挽回的心理渲染得非常充分，少量文字改易和语序倒置变化了音节，避免了单调感，体现不加雕琢的自然之美。

东门之 《诗经·郑风》篇名。《诗序》认为“《东门之 》，刺乱也。男女有不待礼而相奔者也”。味诗意，无淫奔之意。清王先谦认为“世风淫乱，己独持正”，较近诗意。当是男女相唱和的民间恋歌。共二章，每章四句。前章男唱，后章女唱，一唱一和，是民间对歌的一种形式。“其室则迩，其人甚远”，将相思不得见的心情曲曲道出，委婉隽永。明孙鑛评云：“两语工绝，后世情语皆本此。”（《批评诗经》）

风雨 《诗经·郑风》篇名。《诗序》认为“《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朱熹认为诗语“轻佻狎昵，非思贤之意”（《诗序辨说》），“风雨晦冥，盖淫奔之时”（《诗集传》）。味诗意，当是写妻子和丈夫久别重逢之诗。共三章，每章四句。皆以风雨、鸡鸣起兴，兼有赋景作用，渲染出一幅寒凉阴暗、鸡声四起的景象，反衬出女子此刻的欣喜之情。

子衿 《诗经·郑风》篇名。《诗序》认为“《子衿》，刺学校废也。乱世则学校不修焉”。朱熹则认为“此亦淫奔之诗”（《诗集传》）。味诗意，当是一女子思念情人之诗。共三章，每章四句。前二章反复吟咏女子相思之切，末章描写女子在城阙等待情人，久不见来，内心焦灼的情景。以夸张手法刻画心理。今人钱钟书评：“《子衿》云：‘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子宁不来？’薄责己而厚望于人也。已开后世小说言情心理描绘矣”（《管锥编》）。

扬之水 《诗经·郑风》篇名。《诗序》认为“《扬之水》，闵无臣也。君子闵忽之无忠臣良士，终以死亡，而作是诗也”。朱熹认为是“淫者相谓”之词（《诗集传》）。近人闻一多认为是“将与妻别，临行慰勉之词”（《风诗类钞》）。味诗意，当是一首劝勉之诗。共二章，每章六句。皆以“扬之水”起兴，与《王风·扬之水》、《唐风·扬子水》同，此乃运用民间流传的诗歌习语，作为歌咏的开端而已，与下文并无意义上联系。诗中对对方动以感情、嘱其防范，现出叮咛备至之情。

出其东门 《诗经·郑风》篇名。《诗序》认为“《出其东门》，闵乱也。公子五争，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民人思保其室家焉”。朱熹以为是“人见淫奔之女而作此诗”（《诗集传》）。清方玉润认为“诗方细咏太平游览，绝无干戈扰攘、男奔女窜气象，《序》言无当于经，固已”（《诗经原始》），对于朱说，方谓“以如云、如荼之女尽属淫奔，亦岂可哉”。味诗意，当是一男子表示对妻子忠贞不二之诗。共二章，每章六句。以“缟衣綦巾”、“缟衣茹藘”称呼爱妻，以素俭的服饰衬托妻子纯朴娴静的性格。借标记代人，糅进自己的情感。《朱子语类》认为“此诗却是个识道理人做。郑诗虽淫乱，然此诗却如此好”。

野有蔓草 《诗经·郑风》篇名。《诗序》认为“《野有蔓草》，思遇时也。君之泽不下流，民穷于兵革。男女失时，思不期而会焉”。欧阳修认为是“男女婚娶失时，邂逅相遇于野草间”之诗（《诗本义》）。味诗意，当是一首恋歌。共二章，每章六句。描写在春草青青，露水晶莹之时，路遇美人，秋水含情，温婉而笑，俨然一幅春日丽人图，可谓诗中有画。清方玉润则认为此为朋友相期会之诗（《诗经原始》），而王先谦则谓鲁诗、韩诗皆以为是思遇贤人之诗（《诗三家义集疏》）。

溱洧 《诗经·郑风》篇名。《诗序》认为“《溱洧》，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焉”。韩诗则谓：“溱与洧，说人也。郑国之俗，三月上巳之日于两水上，招魂续魄，祓除不祥，故诗人愿与所说者俱往观也”（《太平御览》）卷八八六引《韩诗外传》）。实得诗意。共二章，每章十二句。叙事、对话兼具，语言生动，表情真挚，渗透着浓厚的抒情意味，传神地再现青年人趁此机会相聚相乐，互表衷情的热闹场面。清方玉润称此诗“开后世冶游艳诗之祖”（《诗经原始》）。

鸡鸣 《诗经·齐风》篇名。《诗序》认为“《鸡鸣》，思贤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陈贤妃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清方玉润认为是“贤妇警夫早朝”之诗（《诗经原始》），实近诗意。当是一首妻催夫早起之诗。共三章，每章四句。写妻怕丈夫误了上朝时间，引起别人批评，因而再三催促。为问答联句之体，提到朝会之语当皆妻子所说。篇中淹恋枕衾、不愿闻鸡鸣之况，常为后世文人所袭用。

还 《诗经·齐风》篇名。《诗序》认为“《还》，刺荒也。哀公好田猎，从禽兽而无厌，国人化之，遂成风俗，习于田猎谓之贤，闲于驰逐谓之好焉”。但诗实无讥刺意，故当是猎人互相赞美之诗。共三章，每章四句。句式分别为四言、七言、六言、六言，长短错杂，短以取劲，长以取妍，有不受束缚的豪爽之气。尤其是每章后两句，并肩驰马，拱手相许，写出英武潇洒的猎人形象。清方玉润引章潢曰：“子之还兮，己誉人也。谓我儇兮，人誉己也。并驱，则人己皆与有能也。寥寥数语，自具分合变化之妙。”（《诗经原始》）

著 《诗经·齐风》篇名。《诗序》认为“《著》，刺时也。时不亲迎也”。郑玄笺云：“时不亲迎，故陈亲迎之礼以刺之。”指出诗的内容为亲迎。宋吕祖谦以为“时齐俗不亲迎，故女至婿门，始见其俟己”（《吕氏家塾读诗记》）。似误解诗序之意。此篇反映少女出嫁前的喜悦。新郎容光焕发，冠饰华丽，等在堂前迎接。新娘感到心满意足，情不自禁地唱出此诗。共三章，每章只易三字，每句均以虚词“乎而”收尾，音节舒迟宽缓，含蓄曲折，自然入妙。今人陈子展谓此诗“每句半著虚词，余音摇曳，别具神态，有一种优游不迫之美”（《诗经直解》）。

东方之日 《诗经·齐风》篇名。《诗序》认为“《东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礼化也”。朱熹认为此诗为“此男女淫奔者所自作”（《诗序辨说》）。当是反映齐国贵族恋爱生活之诗。以东方旭日初升的光芒，暗喻少女皮肤的白皙。共二章，每章末句“履我即兮”、“履我发兮”，以在室在闼的一蹴一蹑，形象地刻画出女子活泼浮荡的性格，描写精彩传神。

东方未明 《诗经·齐风》篇名。诗序认为“《东方未明》，刺无节也。朝廷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挈壶氏不能掌其职焉”。今人闻一多以为“夫之在家，从不能守夜之正时，非出太早，即归太晚。妇人称夫曰狂夫”（《风诗类钞》）。当是写一妇女的当小官吏的丈夫忙于公事，早夜不得休息之诗。共三章，每章四句。通篇用赋体，把一个忙忙碌碌的小官吏神态刻画得很生动。尤其“颠倒衣裳”一句，以手忙脚乱，穿错衣衫的动作，写出人物的辛苦，颇为传神。在曲尽其妙的铺陈描绘中，表达了作者的感情。

南山 《诗经·齐风》篇名。《诗序》认为“《南山》，刺襄公也。鸟兽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恶，作诗而去之”。当是一首讽刺齐襄公淫乱无耻，与妹文姜私通之诗。共四章，每章六句。由于直刺本国君主，故写得较隐蔽。首章以南山、雄狐起兴，二章以葛屦、冠缕起兴，三章蓺麻，四章析薪。每章各自为兴，兴意各不相同，与一般风诗异。每章末句均用无答的设问式，加强讽刺力量。明钟惺谓此诗“‘齐子’二字笔法可畏”（《评点诗经》）。

甫田 《诗经·齐风》篇名。《诗序》认为“《甫田》，大夫刺襄公也。无礼义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诸侯，志大心劳，所以求者非其道也”。朱熹认为“未见其为襄公之诗”（《诗序辨说》）。味诗意，疑是思念远人之诗。用大田生莠起兴，表达思念远人的苦恼。共三章，每章四句。前两章反复吟咏，表达思念之苦；末章陡转一层，作设想之词，不言思而思意自见，与前两章的“劳心”相应，诗意蕴藉。

卢令 《诗经·齐风》篇名。《诗序》认为“《卢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猎毕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陈古以风焉”。朱熹谓“此诗大意与《还》略同”《诗集传》，意即亦为猎者相誉之词，其言颇合诗旨。共三章，每章两句。章与章之间只变换二三字，诗句质直而复唱，反映出民歌早期粗拙的风格。明孙鑛认为此诗“淡语却有风致”（《批评诗经》）。

敝笱 《诗经·齐风》篇名。《诗序》认为“《敝笱》，刺文姜也。齐人恶鲁桓公微弱，不能防闲文姜，使至淫乱，为二国患焉”。当是讽刺齐国文姜之诗。齐文姜是齐襄公之妹，嫁鲁桓公，而与其兄襄公私通，桓公因此被齐人杀死。文姜子庄公即位，文姜犹不悛如故。此诗即为此而作。共三章，每章四句。用“如云”、“如雨”、“如水”三个夸张性的明喻来比文姜侍从之众多盛大。在当时，这些比喻乃创意之作。

载驱 《诗经·齐风》篇名。《诗序》认为“《载驱》，齐人刺襄公也。无礼义，故盛其车服，疾驱于通道大都，与文姜淫，播其恶于万民焉”。清王先谦据齐诗认为是写鲁庄公至齐亲迎哀姜，哀姜在鲁国边境迟迟不入，待与庄公约定给予专房之宠才肯入境（《诗三家义集疏》），其说可从。描写一位新嫁娘哀姜在鲁国边境迟迟不入的情景。共四章，每章四句。首章四句有两句用叠字（“有荡”即“荡荡”）。后三章有三句用叠字。运用叠字状物、摹声，活画出哀姜故意拖延的神态。

猗嗟 《诗经·齐风》篇名。《诗序》认为“《猗嗟》，刺鲁庄公也。齐人伤鲁庄公有威仪技艺，然而不能以礼防闲其母，失子之道，人以为齐侯之子焉”。清王先谦认为：“春秋庄公四年冬，‘及齐人狩于禚’。故齐人赋之”（《诗三家义集疏》）。可备一说。径看作赞美一艺高貌美的射手之诗亦可。共三章，每章六句。写貌图神，十分出色，能写出动态之美，如“美目扬兮”、“巧趋跄兮”。第一章虚写，第二章实写，第三章特写，层层递进，愈益具体。清方玉润称其“描摹庄公，如见其人”（《诗经原始》）。

葛屦 《诗经·魏风》篇名。《诗序》认为“《葛屦》，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机巧趋利，其君俭啬褊急，而无德以将之”。但朱熹认为“此诗疑即缝裳之女所作”（《诗集传》）。当是缝衣女奴讽刺所谓“好人”之诗。共二章，首章六句，二章五句。全篇用赋体。首章叙缝衣女含辛茹苦地为“好人”缝制衣裳，二章写“好人”挑剔作态的傲慢样子，前后对照，褒贬分明。篇末点明“是以为刺”的诗旨。清方玉润评云：“明点作意，又是一法。”（《诗经原始》）

汾沮洳 《诗经·魏风》篇名。《诗序》认为“《汾沮洳》，刺俭也。其君俭以能勤，刺不得礼也”。《韩诗外传》云：“君子盛德而卑，虚己以受人，旁行不流，应物而不穷，虽在下位，民愿戴之，虽欲无尊，得乎哉！”二说相较，以《韩诗外传》为优。当为赞美劳动者才德之诗。共三章，每章六句。描写一采菜的劳动者，以夸张、比喻手法赞美其高尚品德。末句忽以“公路”、“公行”、“公族”等达官贵人作对比，褒前者而抑后者，且一言即止，给读者以无穷回味。

园有桃 《诗经·魏风》篇名。《诗序》认为“《园有桃》，刺时也。大夫忧其君，国小而迫，而俭以啬。不能用其民，而无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诗也”。味诗意，当为没落贵族忧贫畏讥之诗。共二章，每章十二句。与《王风·黍离》、《兔爰》同一格调，均所谓“悲秋之词”。以园桃起兴，急续“心之忧矣”一句，点明主题。然后句句围绕“忧”字，慷慨悲凉。明孙鑛认为“只一忧字，展转演出将十句，经中亦罕有。余文多，正意少”（《批评诗经》）。诗中全无描状摹态之笔，但胸臆的抒发一波三折，深沉痛切。清姚际恒评：“诗如行文，极纵横排宕之致。”（《诗经通论》）

陟岵 《诗经·魏风》篇名。《诗序》认为“《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国迫而数侵削，役乎大国，父母兄弟离散，而作是诗也”。颇合诗意。共三章，每章六句。反映当时劳役生活的痛苦和劳动人民对征役无已的极度憎恨。诗人在役地思家，但未直说望乡之情，却想像着父母兄长在家中想念他的情景。清方玉润认为“人子行役，登高念亲，人情之常。若从正面直写己之所以念亲，纵千言万语，岂能道得尽？诗妙从对面设想，思亲所以念己之心与临行勖己之言，则笔以曲而愈达，情以婉而愈深，千载之下读之，犹足令羁旅人望白云而起思亲之念，况当时远离父母者乎”（《诗经原始》）。

十亩之间 《诗经·魏风》篇名。《诗序》认为“《十亩之间》，刺时也。言其国削小，民无所居焉”。但朱熹认为是“政乱国危，贤者不乐仕于其朝，而思与其友归于农圃”（《诗集传》）。但采桑古为妇女之事，故疑为一群采桑女子呼伴同归时的歌唱。共二章，每章三句。勾勒出一派清新恬淡的田园风光。与《芣苢》一样，都是反映妇女采摘劳动的民歌，但《芣苢》表达忙碌的快乐，此诗则表达休息的轻松。

伐檀 《诗经·魏风》篇名。《诗序》认为“《伐檀》，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进仕尔”。朱熹则谓“此诗专美君子不素餐”（《诗序辨说》），实逊《序》说。当是一首讽刺剥削者不劳而获之诗。共三章，每章九句。诗中“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貆兮”四句，以反诘的设问手法，宣泄心中愤怒。清方玉润评为“笔极喷薄有力”（《诗经原始》）。而章末两句又一转慷慨激昂为反语式的冷嘲峻刺，点明主旨。一正一反，一热一冷，正适宜于表现劳逸不均，贫富不公的思想内容。

硕鼠 《诗经·魏风》篇名。《诗序》认为“《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鲁诗》云“履亩税而《硕鼠》作”（王符《潜夫论·班禄》）。是一首反对剥削，幻想美好生活之诗。共三章，每章八句。以借喻手法，将贪婪的剥削者比作田间大老鼠；又以同硕鼠讲话的口气，再三呼告恳求，充满无可奈何的怨恨。章末忽发奇想，向往着去寻求一处无忧无虑的乐土。一波三折，语尽意存。

蟋蟀 《诗经·唐风》篇名。《诗序》认为“《蟋蟀》，刺晋僖公也。俭不中礼，故作是诗以闵之，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朱熹则谓：“唐俗勤俭，故其民间终岁劳苦不敢少休。及其岁晚务闲之时，乃敢相与燕饮为乐”（《诗集传》）。当是一首岁暮述怀之诗。共三章，每章八句。诗人感到光阴易逝，应当及时行乐，但又想着自己的职责，不欲荒废。明孙鑛谓“劝行乐意，始于此诗见之。就岁暮起意，但即口头语道尽即止，随用戒语收转，构法最紧净”（《批评诗经》）。清姚际恒认为“感时惜物诗，肇端于此”（《诗经通论》）。全诗结构谨严，说理清楚。

山有枢 《诗经·唐风》篇名。《诗序》认为“《山有枢》，刺晋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国，有财不能用，有钟鼓不能以自乐，有朝廷不能洒扫，政荒民散，将以危亡，四邻谋取其国家而不知，国人作诗以刺之也”。清方玉润认为是“刺唐人俭不中礼也”（《诗经原始》）。实得诗旨，当是一首讽刺守财奴，宣扬及时行乐之诗。共三章，每章八句。诗人厌恶吝啬成性，提倡放荡恣纵。明钟惺认为：“行乐之词，乃以涩苦之音出之，开后来诗人许多忧生惜日之感。末语促节，便可当一部挽歌。”（《评点诗经》）可谓道出了此诗特点。

扬之水 《诗经·唐风》篇名。《诗序》认为“《扬之水》，刺晋昭公也。昭公分国以封沃，沃盛强，昭公微弱，国人将叛而归沃焉”。宋严粲云：“时沃有篡宗国之谋，而（大夫）潘父阴主之，将为内应，而昭公不知。此诗正发潘父之谋，其忠告于昭公者，可谓切至。若真欲从沃，则是潘父之党，必不作此诗以泄漏其事也”（《诗缉》）。清钱澄之认为“此诗故为党沃之辞，乃阴其情以告昭公，使早为之备也”（《田间诗学》）。当是一首告密之诗。共三章，二章六句，末章四句。各章皆以“扬之水”起兴，气氛沉闷哀怨。其语隐晦曲折，表现矛盾抑郁的心理。

椒聊 《诗经·唐风》篇名。《诗序》认为“刺晋昭公也。君子见沃之盛强，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孙将有晋国焉。”近人闻一多认为“《椒聊》喻多子，欣妇女之宜子也”（《风诗类钞》）。其说较确。共二章，每章六句。上二句和末二句皆兴，只中间二句写人。诗末又以椒香远长起兴，前后呼应，含蓄隽永。

绸缪 《诗经·唐风》篇名。《诗序》认为“《绸缪》，刺晋乱也。国乱则昏姻不得其时焉”。清方玉润云：“此贺新婚诗耳”（《诗经原始》）。颇合诗意。共三章，每章六句。诗中充满喜庆欢快气氛，兴句以象征嫁娶的“束薪”、“三星”入景，章末以谐谑新妇新郎的呼告、设问作结，描绘出婚礼的热闹场面、贺客的艳羡神态。朱熹以首章为“其妇语夫之词”，次章为“夫妇相语之词”，三章为“夫语妇之词”（《诗集传》），正合歌曲独唱、合唱之“三章法”。明孙鑛认为“三星入景妙。‘今夕何夕’一语，状心事刻酷，是神来句”（《批评诗经》）。

杕杜 《诗经·唐风》篇名。《诗序》认为“《杕杜》，刺时也。君不能亲其宗族，骨肉离散，独居而无兄弟，将为沃所并尔”。朱熹认为“此乃人无兄弟而自叹之词”（《诗序辨说》）。详味诗意，当是一孤独的流浪者求助不得之感伤诗。共二章，每章九句。各章末四句全同，是副歌式的复唱。连用两个激问：“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无兄弟，胡不佽焉？”宣泄心中难以抑制的孤凄怨愤之感。

羔裘 《诗经·唐风》篇名。《诗序》认为“《羔裘》，刺时也。晋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朱熹谓：“此诗不知所谓，不敢强解”（《诗集传》）。今则人言人殊，有以为述朋友反目者，有以为系奴刺其主者，有以为写婢妾反抗主人者。共二章，每章四句。前二句斥责对方的傲慢，后二句明白告诉对方不要自以为了不起，反映出作者爽朗泼辣的性格。

鸨羽 《诗经·唐风》篇名。《诗序》认为“《鸨羽》，刺时也。昭公之后，大乱五世。君子下从征役，不得养其父母，而作是诗也”。宋王质认为“诗以种蓺为辞，当是农民”（《诗总闻》）。故当是百姓反抗无休止的徭役之诗。共三章，每章七句。反映百姓在重重徭役下哭告无门的社会现实。各章末皆以惨痛呼告作结，震撼人心。清方玉润谓此诗“始则痛居处之无定，继则念征役之何极，终则恨旧乐之难复。民情至此，咨怨极矣”（《诗经原始》）。

无衣 《诗经·唐风》篇名。《诗序》认为“《无衣》，美晋武公也。武公始并晋国，其大夫为之请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诗也”。语涉穿凿。近人闻一多认为“此感旧或伤逝之作”（《风诗类钞》）。当是一首揽衣感旧之诗。共二章，每章三句，是《诗经》中最短的诗。仅几句随口而发的叹息，抒发心中的思念和惆怅，诗情直露。但清姚际恒认为此篇“起得兀突飘忽。二句只一意，无他衬句，章法亦奇”（《诗经通论》）。

有杕之杜 《诗经·唐风》篇名。《诗序》认为“刺晋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贤以自辅焉”。朱熹驳其“全非诗意”（《诗序辨说》），而解为求贤心切之诗（《诗集传》）。近人闻一多以为当是女子向对方表示好感之诗（《风诗类钞》）。共二章，每章六句。以一株孤零零的杜梨树起兴，抒写心中感伤，表现情有所钟，又不知对方心意的心理，诗意甜蜜而略带怅惘。

葛生 《诗经·唐风》篇名。《诗序》认为“《葛生》，刺晋献公也。好攻战，则国人多丧矣”。诗中实无从征不归之意。近人闻一多认为是悼亡诗（《风诗类钞》）。颇合诗旨。共五章，每章四句。以妇女口吻，前三章抒写良人已逝、形单影只的悲哀。后二章写愿死后共葬一穴，极为哀痛。清陈澧《读诗日录》云“此诗甚悲，读之使人泪下”。

采苓 《诗经·唐风》篇名。《诗序》认为“《采苓》，刺晋献公也。献公好听谗焉”。清方玉润《诗经原始》谓：“诗旨未露其意，安知其必为骊姬发哉？”其诘问颇中《序》说之病。朱熹则径言“此刺听谗之诗”（《诗集传》）。共三章，每章八句，各章只换三字。兴句连用巧妙，以三种植物（苓、苦、葑）均非首阳山所宜有来形容谗言毫无根据。措词稳妥贴切。体物细腻，取喻精巧。

车邻 《诗经·秦风》篇名。《诗序》认为“《车邻》，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车马礼乐侍御之好焉”。当是一首反映秦君生活之诗。共三章，一章四句，二章六句。首章全用赋体，车盛马壮，侍御传令，一派庄严气象。二、三章改用兴法，阪桑隰杨之好，鼓瑟鼓簧之乐，逝者其亡之叹，充满及时行乐的欢愉。明钟惺认为此篇“写出草昧君臣真率景象在目”（《评点诗经》）。

驷骥 《诗经·秦风》篇名。《诗序》认为“《驷骥》，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园囿之乐焉”。当是描写秦君打猎之诗。共三章，每章四句，皆用赋体。首章言将狩之时，二章言正狩之时，三章言狩毕之时，脉络清楚。语言平淡，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谓其中“载猃歇骄”一句“太拙”，实非苛论。

小戎 《诗经·秦风》篇名。《诗序》认为“《小戎》，美襄公也。备其兵甲以讨西戎，西戎方强而征伐不休。国人则矜其车甲，妇人能闵其君子焉”。《序》说实无伦次，清方玉润驳之（《诗经原始》）。朱熹则以为是从役者家人之词（《诗集传》）。当是一妇女思念远征西戎的丈夫之诗。共三章，每章十句。各章前六句都用赋体，首章写战车，二章写战马，三章写兵器。笔意铺张，描摹细致，以见军容之盛壮。但后四句转而写妻子的怀念，缠绵温和，以见相思之深。刚柔结合。清方玉润甚至认为其“刻划典奥瑰丽已极，《西京》诸赋迥不能及，况下此者乎”（《诗经原始》）。

蒹葭 《诗经·秦风》篇名。《诗序》认为“《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礼，将无以固其国焉”。朱熹以为“不知其何所指”（《诗集传》）。今人多以为是抒写思慕、追求意中人而不得之诗。共三章，每章八句。首章写秋晨露寒霜重之景，二章写旭日初升，霜露渐融之状，三章写阳光普照，露珠将收之刻。意境飘逸，神韵悠长。清方玉润认为其“在《秦风》中气味绝不相类，以好战乐斗之邦，忽过高超远举之作，可谓鹤立鸡群，翛然自异者矣”（《诗经原始》）。王国维则认为此篇“最得风人深致”（《人间词话》）。

终南 《诗经·秦风》篇名。《诗序》认为“《终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为诸侯，受显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以戒劝之”。朱熹则以为是“秦人美其君之词”（《诗集传》）。宋严粲解诗中“其君也哉”一句道：“其者，将然之辞；哉者，疑而未定之意。”（《诗缉》）清方玉润亦谓末章末句“寿考不忘”，“则是劝戒也无疑”（《诗经原始》）。当是劝戒秦君之诗。共二章，每章六句。章末皆用一句含蓄之语表达劝戒之意。以婉曲修辞手法，闪烁其词以透露诗人的微意。

黄鸟 《诗经·秦风》篇名。《诗序》认为“《黄鸟》，哀三良也。国人刺穆公以人从死，而作是诗也”。《左传·文公六年》云：“秦伯任好（按即秦穆公）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事又见《史记·秦本纪》。故此是秦人挽“三良”之诗。共三章，每章十二句。分挽三人，抨击秦殉葬制度的残酷。以双关词、呼告来渲染悲惨无告的气氛，每章末复叠“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以夸张的修辞控诉黑暗的现实，倾注了对受难者的深切同情。

晨风 《诗经·秦风》篇名。《诗序》认为“《晨风》，刺康公也。忘穆公之业，始弃其贤臣焉”。朱熹以为是“妇人以夫不在”，念其君子之词（《诗集传》）。味诗意，当是一妇女疑心丈夫要遗弃她的诗。共三章，每章六句。章末复叠“如何如何，忘我实多”二句，怨艾之气溢于言表，表达痛苦而无可奈何的心情。

无衣 《诗经·秦风》篇名。《诗序》认为“《无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战、亟用兵，而不与民同欲焉”。但诗中不见刺意。《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赞》云：“山西天水、陇西、安定、北地，处势迫近羌胡，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鞍马骑射，故秦诗曰：‘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其风声气俗自古而然。”故当是秦国流传民间的一首军中战歌。共三章，每章五句。充溢同袍同衣，同仇敌忾，慷慨从军，奋勇杀敌的精神，反映《秦风》的典型风格。明钟惺认为此篇“有吞六国气象”（《评点诗经》）。可称边塞诗之祖。

渭阳 《诗经·秦风》篇名。《诗序》认为“《渭阳》，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晋献公之女也。文公遭丽姬之难，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纳文公。康公时为太子，赠送文公于渭之阳，念母之不见也，我见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诗也”。共二章，每章四句，第二章“悠悠我思”一句，情真意挚，悱恻动人。清方玉润认为此篇“诗格老当，情致缠绵，为后世送别之祖，令人想见携手河梁时也”（《诗经原始》）。舅甥谊重，送别情深，诗之感人处在此。

权舆 《诗经·秦风》篇名。《诗序》认为“《权舆》，刺康公也。忘先君之旧臣，与贤者有始而无终也”。味诗意，当为没落贵族回想当年生活而自伤之诗。共二章，每章五句。两章之间结构变化，使诗意低回深长。清方玉润评：“起似居食双题，下乃单承，侧重食一面，局法变换不测，于此可悟文法化板为活之妙。”（《诗经原始》）

宛丘 《诗经·陈风》篇名。《诗序》认为“《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乱，游荡无度焉”。朱熹认为“国人见此人常游荡于宛丘之上，故叙其事以刺之”（《诗集传》）。味诗旨，当是描写一个以巫为职业的舞女。共三章，每章四句。首章感情奔放，“洵有情兮，而无望兮”，直截了当，略无微言婉曲之意。二、三章用白描手法，不著一情语。首章曼声长吟，二、三章切响低徊，抑扬顿挫。

东门之枌 《诗经·陈风》篇名。《诗序》认为“《东门之枌》，疾乱也。幽公淫荒，风化之所行，男女弃其旧业，亟会于道路，歌舞于市井尔”。朱熹认为“此男女聚会歌舞，而赋其事以相乐也”（《诗集传》）。当是描写男女相爱、聚会歌舞之情歌。共三章，每章四句。所写皆轻歌曼舞，男欢女乐的场面。从“市也婆娑”、“越以鬷迈”等句可见陈国的民风。明孙鑛以为“可见其盘游怠惰之状。‘婆娑’字形容绝妙”（《批评诗经》）。

衡门 《诗经·陈风》篇名。《诗序》认为“《衡门》，诱僖公也。愿而无立志。故作是诗以诱掖其君也”。味诗意实无此旨。《鲁诗》、《韩诗》皆谓言贤者乐道忘饥（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朱熹认为是“隐居自乐而无求者之词”（《诗集传》）。今人认为是没落贵族以安于贫贱自慰之诗（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共三章，每章四句。以设问成章，在知足常乐中透露出一丝酸楚之意。此诗与《卫风·考槃》同称为“隐逸之诗”。

东门之池 《诗经·陈风》篇名。《诗序》认为“《东门之池》，刺时也。疾其君子淫昏，而思贤女以配君子也”。但诗中“绝不见有淫昏之意”（清崔述《读风偶识》）。朱熹则解此为“男女会遇之词”（《诗集传》），颇合诗意。共三章，每章四句。三章一意，诗味平淡。清方玉润认为此篇“辞意浅率，终非佳构”（《诗经原始》）。

东门之杨 《诗经·陈风》篇名。《诗序》认为“《东门之杨》，刺时也。昏姻失时，男女多违，亲迎，女犹有不至者也”。朱熹认为“此亦男女期会而有负约不至者，故因其所见以起兴也”（《诗集传》）。颇近诗意。共二章，每章四句。以写景为主。前二句写所约之地，后二句写所约之时，藉景物烘托感情。“明星煌煌”、“明星晢晢”二句很自然地映衬出焦急不安之情。

墓门 《诗经·陈风》篇名。《诗序》认为“《墓门》，刺陈佗也。陈佗无良师傅，以至于不义，恶加于万民焉”。据《左传·桓公五年》，陈桓公卒，其弟陈佗杀太子免而代之。《序》所指即此。但宋苏辙以为：“桓公之世，陈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及于乱。是以国人追咎桓公，以为桓公之智不能及其后，故以《墓门》刺焉。”（《诗集传》）颇合诗意。当是讽刺统治者无道之诗。共二章，每章六句。以荆棘恶木和鸮鸟恶禽起兴，以喻“夫也不良”的“夫”字，含蓄而不晦涩，使人了然于心。

防有鹊巢 《诗经·陈风》篇名。《诗序》认为“《防有鹊巢》，忧谗贼也。宣公多信谗，君子忧惧焉”。朱熹认为是“男女之有私，而忧或间之之词”（《诗集传》）。颇近诗意。共二章，每章四句。“心焉惕惕”一句，将猜疑、嫉妒、焦虑、思，念等感情交织其中，内涵丰富，余味绵长。“谁侜予美”之句，表现了情人的多疑与过敏，“非必真有侜之者，写柔肠曲尽”（吴闿生《诗义会通》引旧评）。

月出 《诗经·陈风》篇名。《诗序》认为“《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说美色焉”。朱熹认为“此亦男女相悦而相念之辞”（《诗集传》）。当是月下怀人之诗。共三章，每章四句。用词错综变化，通篇句句押韵，一韵到底，加上叠韵的运用，委婉精练的语词和繁音促节的韵律相得益彰。清方玉润认为“此诗虽男女词，而一种幽思牢愁之意，固结莫解，情念虽深，心非淫荡。且从男意虚想，活现出一月下美人”（《诗经原始》）。故此诗被后人推为《诗经》中情诗之杰构。

株林 《诗经·陈风》篇名。《诗序》认为“《株林》，刺灵公也。淫乎夏姬，驱驰而往，朝夕不休息焉”。据《左传》宣公九年、十年所记，夏姬为郑穆公之女，嫁陈大夫夏御叔，生子夏徵舒，字南。陈灵公与大夫孔宁、仪行父皆与夏姬私通。后灵公为夏徵舒所杀，陈亦为楚所灭。《序》说与史实相符。共两章，每章四句。运用婉转的修辞手法，隐约曲折地表达讥刺之意。清方玉润认为：“公卿行淫，朝夕往从所私，必有从旁指而疑之者。即行淫之人亦自觉忸怩难安，故多隐约其辞，故作疑信言以答讯者，而饰其私。诗人即体此情为之写照，不必更露淫字，而宣淫无忌之情已跃然纸上，毫无遁形，可谓神化之笔。”（《诗经原始》）

泽陂 《诗经·陈风》篇名。《诗序》认为“《泽陂》，刺时也。言灵公君臣淫于其国，男女相悦，忧思感伤焉”。朱熹则以为“此诗大旨与《月出》相类”（《诗集传》）。闻一多则认为“荷塘有遇，悦之无因，作诗自伤”（《风诗类钞》）。味诗意，当是怀念情人之诗。共三章，每章六句。以荷花起兴，隐喻女子颜色美丽。以“涕泗滂沱”、“中心悁悁”、“辗转伏枕”等句层层递进，表现了爱而无由相见的深情。“硕大且卷”、“硕大且俨”等句描绘出一个丰满高大的女子形象，从中可窥见其时重肥硕的审美风尚。

羔裘 《诗经·桧风》篇名。《诗序》认为“《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国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遥游燕，而不能自强于政治，故作是诗也”。味诗意，当是怀人伤感之诗。共三章，每章四句。全用赋体。每章前二句描写衣饰和风度，将诗人心目中的大夫构画得英俊潇洒，有此铺垫，后二句所写因思念而忧伤就有了着落。出语自然，而语句间的呼应却颇具构思之妙。

素冠 《诗经·桧风》篇名。《诗序》认为“《素冠》，刺不能三年也”。颇近附会。后人于此诗亦众说纷纭。清姚际恒以为“此诗本不知指何事何人。但劳心伤悲之词，同归如一之语，或如诸篇以为思君子可，以为妇人思男亦可”（《诗经通论》）。味诗意，可当悼亡诗读。不妨想像一妇女抚着丈夫尸体肝肠欲裂，痛不欲生之状。共三章，每章三句。短促激烈，章章递进。始而心情忧郁，继而愿与同归，终而誓同生死，足使读者为之动容。

隰有苌楚 《诗经·桧风》篇名。《诗序》认为“《隰有苌楚》，疾恣也。国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无情欲者也”。朱熹认为“政烦赋重，人不堪其苦，叹其不如草木之无知而无忧也”（《诗集传》）。清姚际恒以为“此篇为遭乱而贫窭不能赡其妻子之诗”（《诗经通论》）。方玉润认为“当是为公室发者居多”。郭沫若进而认为是破落贵族厌世之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共三章，每章四句。诗中所吐露出的忧生情调，使诗歌带上低徊暗淡之美。明钟惺评曰：“亡国之音读不得。此诗更不必说自家苦，只羡苌楚之乐，而意自深矣。凡苦之可言者，非其至也”（《评点诗经》）。这种嗟人世之多忧，见草木而生羡的情调，常为后世诗人所承袭。

匪风 《诗经·桧风》篇名。《诗序》认为“《匪风》，思周道也。国小政乱，忧及祸难，而思周道焉”。味诗意，当是游子思乡之诗。共三章，每章四句。前两句赋体，突兀而起，渲染风起尘扬，车马疾驶，飘零异乡，难抑归思之况。末章反用兴法，淋漓尽致。清姚际恒认为首章“起得飘忽”，末章“风致绝胜”（《诗经通论》）。

蜉蝣 《诗经·曹风》篇名。《诗序》认为“《蜉蝣》，刺奢也。昭公国小而迫，无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将无所依焉”。味诗意，当是叹息人生短促之诗。共三章，每章四句。以蜉蝣朝生暮死起兴，比喻人生虽然美好，然而却很短暂。宋朱熹认为“此诗盖以时人有玩细娱而忘远虑者，故以蜉蝣为比而刺之”（《诗集传》）。

候人 《诗经·曹风》篇名。《诗序》认为“《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远君子，而好近小人焉”。据《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文公“入曹，数之（指共公）以其不用僖负羁而乘轩者三百人也”。诗言“三百赤芾”，与史合。故当是讥刺新贵之诗。共四章，每章四句。首章用赋体，将作者的同情者和讥诮者一起拈出加以对比。二、三章改用兴法，以鹈鹕之不捕鱼，喻暴发户之不称职。末章又改用比法，以虹霓比喻新官颐指气使的气焰。章法灵活多变。清王先谦认为此诗“作诗本意，止于首尾一见，不著迹象，斯为立言之妙”（《诗三家义集疏》）。

鸤鸠 《诗经·曹风》篇名。《诗序》认为“《鸤鸠》，刺不壹也。在位无君子，用心之不壹也”。而通篇无刺义，清陈启源以为是“援古刺今”（《毛诗稽古编》）。而朱熹则以为是“美君子之用心均平专一”之诗（《诗集传》），较合诗意。故当是赞美在位的君王之诗。共四章，每章六句。采用叠句形式，每章重复歌唱“其仪一兮”、“其带伊丝”、“其仪不忒”、“正是国人”，将“淑人君子”的形象渲染得更加鲜明。叠句是每章关键所在，使歌功颂德的意味更为强烈。

下泉 《诗经·曹风》篇名。《诗序》认为“《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忧而思明王贤伯也”。朱熹则认为“王室陵夷，而小国困弊，故以寒泉下流而苞稂见伤为比，遂兴其忾然以念周京也”（《诗集传》）。明何楷认为是“曹人美晋荀跞纳敬王于成周而作”（《诗经世本古义》）。于史有征。共四章，每章四句。一唱三叹，格调十分低沉，寒泉浸稂，叹念周京，有不胜今昔盛衰之感。末章将笔调一转，写出一派生机勃勃景象。欲扬先抑、欲张先弛，将感情表现得详略分明，隐显得当。反面衬托、正面渲染都恰到好处。

七月 《诗经·豳风》篇名。《诗序》认为“《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味诗旨，实是一首农事诗。描写一年的劳动和生活。共八章，每章十一句。按月历述农家生活，包括耕种收获、蚕桑染织、射猎擒兽、修葺房舍、节气物候、风俗典礼。各章参差错互，思绪深沉，格调哀婉。不着意构筑，信口而出，天真纯朴。陈子展谓“此诗可视为殷周之际奴隶制社会典型环境中之典型作品”（《诗经直解》）。

鸱鸮 《诗经·豳风》篇名。《诗序》认为“《鸱鸮》，周公救乱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名之曰《鸱鸮》焉”。所据为《尚书·金縢》，未可尽信。其所寄托，颇难实指。全诗托之禽言，描述一母鸟育子修巢的辛勤劳瘁和目前处境的困苦危险。共四章，每章五句。三、四章连用九个“予”字，表现母鸟真挚的感情和急迫的处境。这种禽言诗的形式，通篇用兴法，对后代颇有影响，可称禽言诗之祖。清姚际恒谓四章“承上章‘予’字，二章逐句以之装首，奇文奇文”（《诗经通论》）。

东山 《诗经·豳风》篇名。《诗序》认为“《东山》，周公东征也。周公东征三年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清崔述认为“此篇毫无称美周公一语，其非大夫所作显然；然亦非周公劳士之诗也。细玩其词，乃归士自叙其离合之情耳”（《丰镐考信录》）。其言颇合诗意，当是一久从征役士兵在归途中思家之诗。共四章，每章十二句。叙室家离合之情诚挚深切。情感的跳跃和递进构成了联系整部作品的中心线索。四章内容悲喜怅惧，浮想联翩，错综歌唱，音调铿锵。“我徂东山”以下四句在每章之首重复出现，形成伤感主题的反复咏叹。每章末尾收勒之笔将现实与想像、感情与理智交织一起。清王士禛认为此诗“写闺阁之致，远归之情，遂为六朝唐人之祖”（《渔洋诗话》）。

破斧 《诗经·豳风》篇名。《诗序》认为“《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恶四国焉。”郑玄笺云：“恶四国者，恶其流言毁周公也。”但细味全诗，似无赞美周公之意。近人闻一多认为是随周公东征的士卒喜获生还之诗（《风诗类钞》）。较合诗意。共三章，每章六句，只换三字，是重章叠唱式的诗篇。章法简单，情绪激昂，一唱三叹，生动地表现了士兵欢快庆幸的心情。全诗粗犷、率直、欢快。

伐柯 《诗经·豳风》篇名。《诗序》认为“《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但诗中不见赞美周公之意。所写只是求婚的方式，以伐柯比喻娶妻。共两章，每章四句。比喻颇为形象，以同类相求，贴切生动。

九罭 《诗经·豳风》篇名。《诗序》认为“《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语近附会。近人闻一多认为“这是燕饮时主人所赋留客的诗”（《风诗类钞》）。颇符诗旨。共四章，首章四句，后三章每章三句。诗人以“九罭”自况，以“鳟鲂”、“鸿飞”兴客人，形象生动，富于幽默感。末章连用三个“兮”字，曼声长咏，情意深长，真挚动人。清姚际恒谓末章“忽入悲调，攀留情状如见”（《诗经通论》）。

狼跋 《诗经·豳风》篇名。《诗序》认为“《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摄政，远则四国流言，近则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圣也”。美诗而以狼起兴，明孙鑛以为是“反兴正承”（《批评诗经》），但《诗经》他诗均无以丑兴美之例，故旧说可疑。细味诗意，当为讽刺贵族公孙之诗。共二章，每章四句。此诗运用较为隐蔽的冷嘲，末句以设问点出刺意，有形象、幽默之妙。

鹿鸣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鹿鸣》，燕群臣嘉宾也。既饮食之，又实币帛筐篚，以将其厚意，然后忠臣嘉宾得尽其心矣”。鲁诗视为刺诗，似与诗旨不合。共三章，每章八句。首章言奏乐，次章言饮酒，末章则并奏乐、饮酒而言之。情绪与气氛层层递进，至末章则达“和乐且湛”之高潮。层次井然。明孙鑛评为调则和平，意则浑融”（《批评诗经》）。古人常用于乡饮酒礼及燕礼之时。

四牡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四牡》，劳使臣之来也。有功而见知，则说矣”。清姚际恒、方玉润皆认为是“使臣自咏”（《诗经通论》、《诗经原始》），颇合诗意。当是使臣思归之诗。共五章，每章五句。全诗反复感叹“岂不怀归，王事靡盬”、“不遑将父”，“不遑将母”，思归不得养之意既立。“四牡 ”的赋句和“翩翩者 ”的兴句皆能含情蓄意，表现诗人风尘仆仆的辛苦和进退维谷的矛盾心理。后世“忠孝不能两全”或即以此诗为滥觞。古人在燕礼、乡饮酒礼中歌此诗。

皇皇者华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皇皇者华》，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礼乐，言远而有光华也”。味诗意，当为使臣外出调查、采访之诗，且系使臣途中自咏。共五章，每章四句。全诗婉而不迫，用词明丽，格调高朗，重章叠唱，展示了一幅意气风发的出使图。二至五章每章只换三、四字，反复吟咏马的高骏、缰绳之称手及对出访民间充满自信和责任感。古人在乡饮酒礼、燕礼上常歌此诗。

常棣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常棣》，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朱熹则认为是“燕兄弟之乐歌”。其说可从。作者有周公及厉王时召穆公虎二说。味诗意，当以后说为长。共八章，每章八句。首章以棠（常）棣之花起兴，形象鲜明，“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二句，直接点明主题。次三章言死丧相怀，急难相救，御侮相助，皆有待于兄弟，以强烈对比给人以深刻印象。第五章则反跌一层，感叹平安时兄弟反不如朋友者。末三章则又扬起，极言兄弟和睦之乐。前五章繁弦促节，多慷慨激昂之音；后三章轻拢慢捻，有洋洋盈耳之趣。明孙鑛评云：“反复缕说，有抑扬，有顿挫，全以气骨胜。”（《批评诗经》）

伐木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伐木》，燕朋友故旧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亲亲以睦，友贤不弃，不遗故旧，则民德归厚矣”。韩诗、鲁诗视其为刺诗（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但诗实无刺意。共三章，每章十二句。诗中“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等对偶句，结构整齐，变化和谐。又用排比手法，三章“有酒湑我，无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两句一排，共两排，整齐中又带错综之致，将亲朋欢宴气氛渲染得颇为热闹。

天保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天保》，下报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归美以报其上焉”。清姚际恒认为此是“臣致祝于君之词”（《诗经通论》），其说可从。朱熹认为此诗为武王以后人所作（《诗集传》）。共六章，每章六句。诗人为歌功颂德，采用博喻手法，连用九个比喻：“如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如松柏之茂”，气势磅礴，联想丰富。明钟惺评云：“前后九如字，笔端鼓舞，奇妙。”（《评点诗经》）明孙鑛评云：“妙处全在重重复复上，惟如此，乃见臣子祝愿无已之意。悃诚殚竭，姿态横溢。”（《批评诗经》）

采薇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 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率遣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车》以劳还，《杕杜》以勤归也”。清姚际恒、方玉润皆以为是戍役还归之诗（《诗经通论》、《诗经原始》），其说可从。当为戍边兵士还乡途中所作。共六章，每章八句。前三章言从军之苦、思家之切。四、五两章回忆久戍不归之苦。末章“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清王夫之《薑斋诗话》），效果更为强烈。晋谢玄甚至认为是《毛诗》中最佳之句（《世说新语》）。

出车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出车》，劳还率也”。实为随征将士描述征伐之诗。清方玉润认为是写征夫还的诗（《诗经原始》）。当是一位出征将士凯旋时所作之诗。三家诗认为作于宣王时，王国维更以金文证成其说。共六章，每章八句。后三章采用不少现成诗句。如四章“昔我往矣，黍稷方华。今我来思，雨雪载途”，袭用《采薇》末章；另五、六章中袭用《召南·草虫》和《豳风·七月》，实开后世集句之风。

杕杜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杕杜》，劳还役也”。齐诗认为是刺繇役繁重之诗（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清方玉润认为“此诗本室家思其夫归而未即归之词”（《诗经原始》）。其说可从。当是一妇女思念久役未归丈夫之诗。共四章，每章七句。前三章皆思妇想像之辞。首章由季节变迁想像战事应该结束，二章想像暮春丈夫当在归途，三章想像丈夫离家已近、不日可归，然丈夫终久盼而不至，末章叙诗人在无可奈何中求助卜筮而得吉兆。人物心情曲折而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明孙鑛评云：“只是妇女思征夫一意，然却俱是郎归意。”（《批评诗经》）足见构思之巧妙，想像之丰富。

鱼丽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鱼丽》，美万物盛多能备礼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于忧勤，终于逸乐。故美万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也”。朱熹认为“此燕飨通用之乐歌”（《诗集传》）。其说可从。共六章，句法参差。前三章，每章四句，且有二字、三字、四字等句式，显得参差错落，充满欢乐气息。后三章一变为每章两句，节奏放慢，曼声骀荡，洋溢酒醉饭饱、鼓腹而歌的满意之情。古人乡饮酒礼和燕礼上常歌此诗。

南有嘉鱼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南有嘉鱼》，乐与贤也。太平君子至诚，乐与贤者共之也”。郑玄笺谓“乐得贤者，与共立于朝，相燕乐也”。朱熹认为“此亦燕飨通用之乐”（《诗集传》），其说可从。此诗主要歌唱宾客之欢乐。疑为乐工所作。共四章，每章四句。前两章用赋法，后两章改兴体。据《仪礼·乡饮酒礼》，此诗用于宴会歌唱。其音乐的意义当更甚于文学。明孙鑛评云：“但透出‘嘉宾’字耳，然不透固有酝藉。”（《批评诗经》）

南山有台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南山有台》，乐得贤也。得贤则能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朱熹则认为“此亦燕飨通用之乐”（《诗集传》），其说可从。当是为统治者颂德祝寿之诗。共五章，每章六句。每章首两句皆为含比义之兴。郑玄笺云：“兴者，山之有草木以自覆盖，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贤臣以自尊显。”颇得诗旨。每章后四句皆为歌功颂德和祝寿之辞，仅末章“保艾尔后”为祝其后继有人。此类下祝上之诗，开后世献颂文体先河。明孙鑛评云：“可谓极其祝颂，然总不出德、寿、后人三意，而所重似尤在德。”（《批评诗经》）

蓼萧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蓼萧》，泽及四海也”。孔疏及清陈启源《毛诗稽古编》皆认为是周公辅成王时之诗，恐不足信。朱熹认为“诸侯朝于天子，天子与之燕，以示慈惠，故歌此诗”（《诗集传》），亦无确据。近人吴闿生认为“据词当是诸侯颂美天子之作”（《诗义会通》），较近诗旨。共四章，每章六句。首章实写宴会情景，渲染和睦亲密气氛。次两章“为龙为光”、“宜兄宜弟”则是虚写，既颂天子之德，又显示了自己身份。末章拓开一笔，实写天子车乘，场面宏大，歌颂之意又进一层。虚实相间，同主题配合默契。明孙鑛评云：“写一时欢乐光景，蔼然可味。首章点得透快。二、三章归之德，是诗骨。末章借车马写意。陡发而缓收，正是顿挫。”（《批评诗经》）

湛露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湛露》，天子燕诸侯也”。《左传·文公四年》记宁武子云：“昔诸侯朝正于王，王宴乐之，于是乎赋《湛露》，则天子当阳，诸侯用命也。”当为《诗序》所本。共四章，每章四句。前两章写劝酒，后两章为褒美。语气和善，尤其“不醉无归”一句，毫无君臣间庄严肃穆气氛，有亲切感。

彤弓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彤弓》，天子锡有功诸侯也”。郑玄笺云：“诸侯敌王所忾而献其功，王飨礼之，于是赐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凡诸侯，赐弓矢然后专征伐。”朱熹认为“此天子燕有功诸侯，而锡以弓矢之乐歌”（《诗集传》）。较得诗旨。共三章，每章六句。宋吕祖谦云：“‘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人所献，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轻与人也。‘中心贶之’言其诚也。中心实欲贶之，非由外也。‘一朝飨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宝藏之弓，一朝举以畀人，未尝有迟留顾惜之意也。”（《吕氏家塾读诗记》）其言说出了诗所表现的主人的心理活动。

菁菁者莪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菁菁者莪》，乐育材也。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朱熹在《诗集传》中云“此亦燕饮宾客之诗”，而作《白鹿洞赋》，用此诗之典则从《诗序》之说，且云“旧说亦不可废”。味诗意，当为一深受贵族栽培与赏赐之人所作，以表示学有榜样的喜悦之情。共四章，每章四句。首三章皆以菁莪起兴，以表对“君子”栽培的感激。末章忽换以杨舟浮沉起兴，当是原有“惧不见用”之虑，见君子后始解其忧。细加体会，可知诗人心情的微妙变化（参宋范处义《诗补传》说）。

六月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六月》，宣王北伐也”。朱熹认为宣王命尹吉甫帅师伐 狁，有功而归，诗人作歌以叙其事如此（《诗集传》）。清姚际恒认为“此篇系吉甫有功而归，燕饮诸友，诗人美之而作”（《诗经通论》），较得诗旨。作者塑造了能文能武的吉甫形象。描写其面对外敌入侵的紧张筹画，对于战事的严肃认真。诗中对敌人气焰之盛和王师军容之盛的刻画更突出吉甫克敌制胜的才略。近人吴闿生《诗义会通》引旧评云：“通篇俱摹写‘文武’二字，至末始行点出。‘吉甫燕喜’以下，余霞成绮，变卓荦为纡徐。末赞张仲，正为吉甫添豪。”

采芑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采芑》，宣王南征也”。清方玉润认为是“南人美方叔威服蛮荆也”（《诗经原始》）。其说可从。共四章，每章十二句。前三章皆言王师军容之盛，大将节制之严，无一字及荆蛮，但为后文作了铺垫，末章方入正题，针对荆蛮，令其归服。清方玉润云：“全篇前路闲闲，后乃警策动人，然制胜全在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故不战而已屈人之师。”（《诗经原始》）指出了谋篇布局之妙。

车攻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车攻》，宣王复古也。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复文武之境土。修车马，备器械，复会诸侯于东都，因田猎而选车徒焉”。其说可从。当为叙宣王于东都会诸侯举行田猎之诗。共八章，每章四句。首两章言修整车马至圃田狩猎。三、四章述猎于敖山，点明诸侯会同，并描写其服饰位次。五至七章写射箭工具、射御技术，猎后收获及严肃气象。末赞宣王会同的成功。描述大规模狩猎场面，言简意赅。秦献公时《石鼓文》于此诗词句多有因袭。清方玉润评云：“马鸣二语，写出大营严肃气象，是猎后光景。杜诗‘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本此”（《诗经原始》）。可见其魅力。

吉日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无不自尽以奉其上焉”。清陈奂云：“《车攻》会诸侯而遂田猎，《吉日》则专美宣王田也。一在东都，一在西都。”（《诗毛氏传疏》）其说可从。共四章，每章六句。一、二章叙猎前，三、四章叙猎时，末章末二句叙猎后。结构严整，井井有条，场面、气象虽不及《车攻》宏伟壮观，却也真实传神。明孙鑛评云：“意态好，悠悠自在，淡以为浓。”（《批评诗经》）

鸿雁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鸿雁》，美宣王也。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至于矜寡，无不得其所焉”。颇为牵强。朱熹则认为“流民以鸿雁哀鸣自比而作此歌”（《诗集传》），实得诗旨。当为流民自叙悲苦之诗。共三章，每章六句。以鸿雁起兴，颇切合流民身分。首章言流民茫然徘徊于原野之上。次章以鸿雁集于中泽，兴流民筑室以居，虽劳苦而终获安定之所。末章以鸿雁之哀鸣兴流民之呼号。语言准确、形象。明钟惺评云：“哀鸣在中泽后，所谓痛定思痛也。”（《评点诗经》）

庭燎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郑玄笺云：“诸侯将朝，宣王以夜未央之时问夜早晚。美者，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因以箴者，王有鸡人之官，凡国事为期，则告之以时。王不正其官，而问夜早晚。”鲁诗谓宣王中年怠政，早朝晏起，姜后脱簪待罪，宣王纳谏改过（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诸说皆可参。共三章，每章五句。各章均用设问开头，突兀而起。三章虽只一意，却层层递进，直至辨色视朝之时方止。通篇皆赋体，全用白描。王夫之《诗绎》评曰：“庭燎有辉，乡晨之景莫妙于此。晨色渐明，赤光杂烟而叆叇，但以‘有辉’二字写之。”乃指出此诗写景之妙。

沔水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沔水》，规宣王也”。清王先谦认为“通篇意惜，非对王之词”（《诗三家义集疏》）。朱熹则认为“此忧乱之诗”（《诗集传》）。颇合诗旨。当为忧乱畏谗而诫友之诗。共三章，二章八句，一章六句。初因乱不止而忧父母，继以国事不安而忧不止，终以忧谗畏讥而告诸友。笔端跳跃，无迹可寻，反映出诗人因祸乱而心绪不宁之心理状态。明钟惺评云：“‘谁无父母’四字，词微意苦，可思可涕。”（《评点诗经》）

鹤鸣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鹤鸣》，诲宣王也”。郑玄笺云：“教宣王求贤人之未仕者。”朱熹则谓“此诗之作，不可知其所由，然必陈善纳诲之词也”（《诗集传》）。《序》说颇可参考，主要抒写招致人才为国所用的主张。共二章，每章九句。通篇用比兴。以鹤、鱼、檀、石喻贤人。清方玉润云：“‘园’字是全诗眼目，前后景物皆园中所有。”这种通篇比兴、托以寓意的艺术手法，对后世影响甚大。清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云：“《小雅·鹤鸣》之诗全用比体，不道破一句，《三百篇》中创调也。要以俯仰物理而咏叹之，用见理随物显，惟人所感，皆可类通。而非有所指斥一人一事，不敢明言而姑为隐语也。”

祈父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祈父》，刺宣王也”。郑玄笺云：“此勇力之士责司马之辞也。”其说可从。共三章，每章四句。首两章责其使自己无所适从，处于忧患境地。末章责其不体下情。每章开首皆呼祈父，抒写不平之气。清姚际恒谓：“三呼而责，末始露情”（《诗经通论》）。明钟惺亦谓“三呼祈父，已见其不聪矣”（《古诗归》）。皆指出此诗呼告修辞的作用。

白驹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白驹》，大夫刺宣王也”。郑玄笺云：“刺其不能留贤也。”鲁诗则谓：“白驹者，失朋友之所作也。”韩诗亦认为是朋友离思之作（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朱熹则谓“为此诗者以贤者之去而不可留也，故托以其所乘之驹食我场苗而絷维之，庶几以永今朝”（《诗集传》），实得诗旨。共四章，每章六句。前三章是客未去而挽留，后一章是客已去而相忆。诗中有主、客两个人物形象。客人德高才大，宜为公侯，然生于乱世，遂思遁世；主人则殷勤待客，拴马留宾，劝勿避世，并望其再来。明孙鑛评云：“写依依不忍舍之意，温然可念，风致最有余。”（《批评诗经》）

黄鸟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黄鸟》，刺宣王也”。郑玄笺云：“刺其以阴礼教亲而不至，联兄弟之不固。”毛传又认为是妇人之作。似均无据。朱熹《诗集传》曰：“民适异国，不得其所，故作此诗。”实得诗旨。当是流亡异国者思归之诗。共三章，每章七句。托黄鸟起兴，喻此邦之人恶如黄鸟，不可与处，不如归去为佳。感情充沛，语言质朴，表达之意与《魏风·硕鼠》相反，但谋篇布局、遣词造句可称酷肖。明孙鑛谓此篇及《白驹》“与《风》无异，不知何以谓之《雅》”（《批评诗经》）。

我行其野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我行其野》，刺宣王也”。郑玄笺云：“刺其不正嫁娶之数，而有荒政，多淫昏之俗。”朱熹则谓“民适异国，依其婚姻而不见收恤，故作此诗”（《诗集传》）。均与诗旨不合。郑玄笺云：“男女失道，以求外昏，弃其旧姻而相怨。”实得诗旨。当是一位远嫁异国而遭遗弃的妇女所作。共三章，每章六句。以恶木、恶菜起兴，孔颖达疏引王肃云：“行遇恶木，言己适人遇恶人也。”此用象征手法，恰与诗人情、意融合无间。

斯干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斯干》，宣王考室也”。郑玄笺云：“考，成也。”“宣王于是筑宫庙群寝，既成而衅之，歌《斯干》之诗以落之，此之谓成室。宗庙成，则又祭祀先祖。”当是歌颂周王宫室落成之诗。汉人多认为乃宣王时作品，或有所据。共九章，四章七句，五章五句。首叙山水竹木之美，兄弟家族之和。次述建筑之事，分述结构之坚固，外观之壮美，气象之深邃。后四章皆祝祷之辞，言室成迁入之后将生男育女，贵为公侯，富贵之极。多用叠字、比喻，生动形象。铺叙有条不紊。明孙鑛评云：“简而浓，华而不骋，有境有态。读此便觉《灵光》、《景福》俱赘”（《批评诗经》）。

无羊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无羊》，宣王考牧也”。郑玄笺云：“厉王之时，牧人之职废，宣王始兴而复之，至此而成，谓复先王牛羊之数。”朱熹则认为“此诗言牧事有成，而牛羊众多也”（《诗集传》）。当是叙贵族牲畜蕃盛之诗。共四章，每章八句。首章言牛羊之多。二章描述牛羊动态及牧人形象，虽似素描，却错落有致，恰如一幅“放牧图”。三章述牧人及牛羊夕归。末叙牧人之梦及其占卜。此诗状物之妙，体物之工，历来为人推崇。清王士禛《渔洋诗话》云：“《小雅·无羊》之‘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糇。’‘麾之以肱，毕来既升。’字字写生，恐史道硕、戴嵩画手擅场，未能如此极妍尽态也。”姚际恒评二、三章云：“此两章是群牧图，或写物态，或写人情，深得人物两忘之妙”（《诗经通论》）。方玉润云：“其体物入微处，有画手所不能到。”“末章忽出奇幻，尤为匪夷所思。不知是真是梦，真化工之笔也。”（《诗经原始》）

节南山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节南山》，家父刺幽王也”。郑玄笺云：“家父，字，周大夫也。”朱熹认为“此诗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乱”。其说可从。当是家父斥责执政者尹氏为政不平之诗。诗中“南山”即终南山，故此诗当产生于西周。共十章，六章八句，四章四句。诗中往往用反意斥责，斥其人却颂其职，效果更为强烈。语言上多呼告之辞，屡言“昊天”，结构上也别具匠心。清胡承珙《毛诗后笺》引许白云《诗钞》云：“此诗刺王用尹氏，前九章惟极言尹氏之罪，而卒章以言归之王心，则轻重本末自见。此家父之善于辞也。”

正月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正月》，大夫刺幽王也”。其说可从。当是周大夫怨刺幽王，忧国忧民，自伤孤立无援之诗。前人据诗之内容及有关史料，断为幽王后期之诗（朱熹《诗集传》、陈启源《毛诗稽古编》）。共十三章，八章八句，五章六句。诗人处于是非不明、贤不肖不分、虺蜴当道、谣言四起之时，同情人民不幸，痛恨小人骄奢淫佚，嗟叹生之不辰，孤独无援，为之忧伤苦闷。多譬善喻，抒写胸中郁结，所用比喻皆生动确切而富有说服力。明孙鑛评云：“是深悲极怨之调，新意层出，愈说愈不能尽。”（《批评诗经》）

十月之交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当是周大夫讽刺幽王宠褒姒、用小人，致有天灾人祸之诗。由首章的日食记载，推知作于幽王六年（前776）。反映了西周末年政治情况与自然灾异。共八章，每章八句。首言有日食、月食、雷电、地震等灾异，乃上之丑，民之哀，政之失。次言小人当政，艳妻邀宠，民怨皇父，而皇父只知自营私邑，搜罗财富。最后诗人表明自己虽劳王事而被谗，但仍决心安命尽职的态度。语言鲜明、生动，如“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将地震时的景象描摹得形象逼真。

雨无正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雨无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众多如雨，而非所以为政也”。朱熹则认为非幽王时诗，疑周东迁后之诗，云：“此时饥馑之后，群臣离散，其不去者，作诗以责去者。”（《诗集传》）味诗意，当是一侍御大夫讽刺周王及群臣误国之诗。共七章，每章六至十句。起句“浩浩昊天，不骏其德”，宏壮而奇峻，结语“昔尔出居，谁从作尔室”，陡峭而暗藏机锋。诗人之眷眷忠心，亦赫然可见。明钟惺评云：“读此诗使人不忍说明哲二字。君子处乱世，身在世外，方可用明哲二字。若身在事中，惟用得一敬字耳。除此则苟免矣。”（《评点诗经》）

小旻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小旻》，大夫刺幽王也”。郑玄笺则谓刺厉王。朱熹认为“大夫以王惑于邪谋，不能断以从善，而作此诗”（《诗集传》）。其说可从。共六章，三章八句，三章七句。首章“谋犹回遹”一句贯串全篇，主题鲜明，结构完整。末章全用比喻，谓暴虎冯河仅危及一身，而为政邪僻将祸延全国。以临深履薄、战战兢兢比喻自己深忧亡国之心。

小宛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小宛》，大夫刺幽王也”。郑玄笺则谓“亦当为刺厉王”。似皆笼统无据。朱熹则认为“此大夫遭时之乱，而兄弟相戒以免祸之诗”（《诗集传》），其说可从。共六章，每章六句。诗中多用比兴。首章以鸣鸠尾短形小，却能高飞摩天，兴己之位卑志大，愿继祖先德业之志。三章采双兴形式，以“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及“螟蛉有子，蜾蠃负之”兴权势财富皆无常主。四章以鹡鸰之载飞载鸣兴兄弟之远行。五章以桑扈之循场啄粟兴穷苦寡财的自己将陷于牢狱，可称反兴。末章连用鸟之集木，如临深谷，如履薄冰三喻写处乱世惧祸之心。其比兴颇具特色。用词准确简明。

小弁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毛传云：“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咎。又说褒姒，生子伯服，立以为后，而放宜咎，将杀之。”鲁诗与齐诗认为是宣王时尹吉甫之子伯奇为后母所谮，为父放逐而作（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近人闻一多则以为是“妻不见答之诗”（《诗经通义》）。味诗意，以幽王太子宜臼作之说为长（清姚际恒《诗经通论》）。共八章，每章八句。首章以呼天自诉总起。二章接写去国景象之触目惊心，为三章的入题，渲染气氛。三章乃全诗中心，点明失去双亲而无所归依之悲。四、五章以舟流无止，鹿奔觅群，坏木无枝，雉鸣求偶为譬，以抒写被逐失亲之忧苦。六、七章用比兴反跌形容父亲的寡恩，整中有散，正中寓奇。全诗哀婉痛切，情文并茂，令人为之动容。明孙鑛评云：“说诗最苦切，真出于中心之恻怛，语语割肠裂肝，此所谓情来之调。”（《批评诗经》）清方玉润则赞之为“离奇变幻，令人莫测”（《诗经原始》）。

巧言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巧言》，刺幽王也。大夫伤于谗，故作是诗也”。当是讽刺周王听信谗言，放任谗人祸国乱政之诗。共六章，每章八句。前三章刺王，述其听信巧言，以致乱政，使正直之人遭殃，自己也难以幸免。后三章刺谗人。一面希望君王应善辨是非，莫信巧言，一面斥责巧言者口不从心，言行不一，最后用呵斥口吻，语气愈逼愈紧，活画出巧言者丑恶形象。诗中言“乱”者十，言“君子”者七，可见其中心思想所在，清胡承珙云：“其词屡言‘乱’者，而深望君子能察而止之”（《毛诗后笺》）。诗中善用“对喻”，如“荏染柔木，君子树之；往来行言，心焉数之”，喻意明显，既有说服力，又给人美的感受。

何人斯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何人斯》，苏公刺暴公也。暴公为卿士，而谮苏公焉，故苏公作是诗以绝之”。朱熹依旧说为释，而又谓“旧说于诗无明文可考，未敢信其必然”（《诗集传》）。味诗意，当是一首绝交诗。共八章，每章六句。前四章指出某人心深难察，过门不入，不入唁我，不见其身，行踪诡秘，怪其不来见。五、六章再责其自朝廷还时亦过门不入。由称“何人”改称“尔”，似直斥，意更进一层。七章作了今昔对比，昔亲如兄弟，今却欲加诅咒。末章叙作诗之由。诗人婉转斥责，而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明钟惺评为：“模写暴公百千闪烁，著骨著髓，只一个内惭耳。微辞缓调，无可藏身，真甚于豺虎有北之投矣。”（《评点诗经》）

巷伯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巷伯》，刺幽王也。寺人伤于谗，故作是诗也。巷伯，奄官也”。朱熹谓“时有遭谗而被宫刑为巷伯者作此诗”（《诗集传》）。其说可从。当是寺人孟子因谗受刑，发泄愤怒之诗。巷伯，乃寺人孟子之官名。共七章，首四章每章四句，第五章五句，第六章八句，末章六句。首两章责谗人，用织锦喻其巧于罗织罪名，用南箕张口喻谗人巧于搬弄是非。次两章言谮人者将自食恶果。五章吁天而诉，六章用示现手法，言谮人者“豺虎不食”，“有北不受”。末章言作诗旨意，并自具名。诗人愤怒之情，溢于言表。人们常引此诗为《诗经》并不总是“温柔敦厚”之一例。

谷风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谷风》，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绝焉”。朱熹即认为“此朋友相怨之诗”（《诗集传》）。今人陈子展疑为弃妇之词（《诗经直解》）。此诗风格绝类《国风》，故清龚橙视之为“西周民风”（《诗本谊》）。共三章，每章六句。首章以习习不断之风，继之以雨，喻连变恐惧之时，同患难，安乐时却相弃。二、三章分别以暴风、大风摧物，草木尽死，加重语意。三章一意，采用层递的修辞手法。

蓼莪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劳苦，孝子不得终养尔”。郑玄笺云：“不得终养者，二亲病亡之时，时在役所，不得见也。”当是反映百姓苦于兵役，悼念父母之诗。共六章。首两章每章四句，三、四章每章八句，末两章每章四句。首两章双譬作起，引出“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以领起全诗。三章以瓶罄起兴，以维罍之耻喻父母死而己独生为可耻。四章用“赋”的手法具体写父母的“劬劳”和“劳瘁”。连用九个“我”字，清人姚际恒谓“勾人泪眼全在此无数‘我’字”（《诗经通论》）。末两章以“南山”和“飘风”起兴，以南山的苦寒衬托自己失去父母的痛苦。诗中的亲子之情富于感染力。晋代的王裒，父亲为司马昭所害；南齐的顾欢，自幼失去双亲，二人读此诗皆痛哭不止，他们的学生也因此废此诗不读。可见其感人之深。

大东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大东》，刺乱也。东国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作是诗以告病焉”。当是东方诸侯国臣民讽刺西周王室剥削、奴役之诗。共七章，每章八句。言东方诸国布帛等财物被搜刮殆尽，百姓劳苦，东、西人之间存在种种不平等待遇。其中自第五章至篇末的描写最为奇特，由东、西人生活的悬殊转至夜观天象，触景生情，呼天而问，以泄胸中积愤。历数诸星之有名无实，以斥王室。诗中赋、比、兴错综运用，诗人“奇情纵恣，光怪陆离，得未曾有”（清方玉润《诗经原始》）。明钟惺评曰：“想头甚奇，出语似谑，颠倒淋漓，变幻鼓舞，只是穷极呼天常态，生出许多波澜耳。不必明解，不必深求，如痴人说梦也。”（《评点诗经》）

四月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贪残，下国构祸，怨乱并兴焉”。朱熹则认为是“遭乱自伤之诗”（《诗集传》）。明朱善认为这是“大夫行役而忧时之乱，惧及其祸之辞”（《诗解颐》）。颇得诗意。共八章，每章四句。诗人由夏及秋，由秋及冬，长期行役在外，受尽寒暑暴风之苦，再加江汉泉水等景物触动，不免触景生情，起伤时伤己之感。其中第七章全用比兴，以鸢飞鱼潜反衬己无法逃避之况。诗中每章首两句皆用兴，贴切自如，写出了风物的凄凉和内心的悲苦。

北山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劳于从事，而不得养其父母焉”。朱熹亦认为“大夫行役而作此诗”（《诗集传》）。清姚际恒据诗中“偕偕士子”、“大夫不均”之句定为“为士者所作以怨大夫”（《诗经通论》），实得诗旨。当为士子怨恨大夫分配工作劳逸不均之诗。主要反映当时统治者内部之矛盾。共六章，首三章每章六句，末三章每章四句。首言登高望家，因王事勤劳，不得养父母。次述同居王土，同为王臣，何以大夫分配不均，使我独为劳苦。继而揣测不均之故。最后以劳逸、苦乐、善恶、是非，两两相形，连用十二“或”字，成六组对比，充分抒发胸中不平之气。对比之后，全诗戛然而止，结束在情感爆发的最高点。清姚际恒称此诗“‘或’字作十二叠，甚奇。末更无收结，尤奇”（《诗经通论》）。

无将大车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无将大车》，大夫悔将小人也”。但诗中不见悔意。朱熹认为“此亦行役劳苦而忧思者之作”（《诗集传》）。清姚际恒则认为是“贤者伤乱世、忧思百出”之诗（《诗经通论》）。其说可从，当是一没落贵族感时伤乱之作。当作于幽王时。共三章，每章四句。各章中只换几字，层层递进，有类《国风》。首章“尘”，指推大车会惹尘土，“疧”指多忧会致病，皆笼统言之。二章换为“冥冥”、“颎”，较前章更为具体。三章用“雍”，形容尘土蔽塞路途；用“重”，指忧愁使人得浮肿病，较上章之“颎”（儆戒）程度更甚。可见诗人忧思之深。

小明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小明》，大夫悔仕于乱世也”。而诗中有勉人在位认真负责之意，实无悔仕之意。朱熹认为“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岁莫而未得归，故呼天而诉之，复念其僚友之处者，且自言其畏罪而不敢归也”（《诗集传》）。当是一官吏自述久役思归、忧时怀友之诗。诗人行役至“艽野”（荒凉边疆），历经苦难，而作此诗。共五章，前三章每章十二句，后二章每章六句。前三章感叹其苦于久役，政事繁多，生活艰苦，虽怀归而不可得。念友至“涕零如雨”，却也无法与之安居。后两章只得勉励其友居安思危，谨慎处世。通过心理活动的抒写，描绘了一个牢骚满腹而又谨小慎微的官吏形象。明孙鑛评曰：“缠绵作絮语，攒簇得意态浓至，意最忠恳。”（《批评诗经》）然末两章遣词颇显枯燥。

鼓钟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鼓钟》，刺幽王也”。郑玄认为此诗为昭王时所作（孔颖达疏引郑玄《中候握河纪》注）。朱熹认为“此诗之义未详”，而引王安石曰：“幽王鼓钟淮水之上，为流连之乐，久而忘反。闻者忧伤，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诗集传》）。清方玉润认为“此诗循文案义，自是作乐淮上，然不知其为何时、何代、何王、何事”，“玩其词意，极为叹美周乐之盛，不禁有怀在昔淑人君子德不可忘，而至于忧心且伤也”（《诗经原始》）。其说近是。当为诗人于淮水上重观周乐，欣慕古圣贤造乐之功而作。共四章，每章五句。前三章述由听乐而心伤，而思古之贤人。末章详述演奏场面，写出了各种乐器的声音。明孙鑛评云：“写奏乐绝妙，直画出音来。凡乐奏皆以钟为纲领，诸音随之，而磬乃齐其节，所谓金声玉振。”（《批评诗经》）

楚茨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楚茨》，刺幽王也。政烦赋重，田莱多荒，饥馑降丧，民卒流亡，祭祀不飨，故君子思古焉”。朱熹《诗序辨说》非之，认为“此诗述公卿有田禄者力于农事，以奉其宗庙之祭”（《诗集传》）。明何楷《诗经世本古义》、清范家相《诗瀋》、胡承珙《毛诗后笺》皆认为是周王祭祀祖先之乐，其说可从。共六章，每章十二句。此诗虽为祭歌，但描写景物颇为形象，其中写同姓私宴场面也有声有色。全篇辞气详和，多肃穆而少缠绵。明孙鑛评云：“气格闳丽，结构严整，写祀事如仪注，庄敬诚孝之意俨然。纯用白描，手法高超。有境有态，而精语险句，更层见错出，极情文条理之妙。”（《批评诗经》）详述仪节，悉合《仪礼》，也颇具史料价值。

信南山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业，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然诗中不见刺意。清姚际恒认为是“王者烝祭岁”（冬祭）之诗（《诗经通论》），其说可从。当为周王冬季祭祖祈福之乐。共六章，每章六句。首章写田事，次章写雨雪，三章才写祀事。田亩整齐，风调雨顺，乃是丰收之兆，而丰收正是祭祖祈佑的目的。看似闲笔，却与祭祀密切相关。全诗先从写景入手，在祭祖的肃穆中掺入一丝灵动，得免祭祀诗板滞之病。

甫田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甫田》，刺幽王也。君子伤今而思古焉”。朱熹《诗序辨说》驳云：“此序专以‘自古有年’生说，而不察其下文。‘今适南亩’以下，亦未尝不有年也。”味诗意，当为周王祭祀土地神、四方神和农神的乐歌。共四章，每章十句。首章泛言农事，次章述祭方（四方神）、社（土地神）、田祖（农神）以求丰年，三章重言农事，末章言终获丰收，乃神灵之赐。全诗有三章言农事，而不及祭祀，看似题外之言，皆围绕祀神这一中心展开，可称形散神聚。清方玉润评云：“全篇章法一线，妥贴周密，神不外散。”（《诗经原始》）

大田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朱熹驳云：“此序专以‘寡妇之利’一句生说。”（《诗序辨说》）味诗意，当是周王祭祀田祖而祈年之诗。是研究古代土地制度、农业生产、生产关系等的重要史料。共四章。首二章每章八句，末二章每章九句。首章言春时选种、备械、播种，次章述除草、去虫，三章描绘丰收，末章言丰收后的祭祀祈福。清方玉润评云：“描摹多稼，纯从旁面烘托。闲情别致，令人想见田家乐趣，有画图所不能到者。”（《诗经原始》）

瞻彼洛矣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诸侯，赏善罚恶焉”。朱熹则认为“此天子会诸侯于东都以讲武事，而诸侯美天子之诗”（《诗集传》），其说可从。共三章，每章六句。以“瞻彼洛矣，维水泱泱”写聚会诸侯之地；“ 有奭”、“鞞琫有珌”描绘“君子”的身分形态；“以作六师”、“保其家邦”，说明聚会的目的。寥寥数语，极形象概括之致。明孙鑛评云：“姿态乃在 、琫珌两语上。”（《批评诗经》）指出了此诗的艺术特点。

裳裳者华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裳裳者华》，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禄。小人在位，则谗谄并进，弃贤者之类，绝功臣之世焉”。朱熹则认为“此天子美诸侯之辞”（《诗集传》），其说可从。共四章，每章六句。首章言见到“之子”的欢愉，寓欢迎之意，次章赞美“之子”的才华，三章写“之子”所乘的车马，末章鼓励“之子”任用贤人，承其祖业。每章均用叠句表示强调，使章旨更明，且带有诚挚的感情色彩。末章叠词叠句尤多，有长声曼咏，一唱三叹之致。清方玉润评云：“似歌非歌，似谣非谣，理莹笔妙，自是名言。”（《诗经原始》）

桑扈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动无礼文焉”。朱熹则认为“此亦天子燕诸侯之诗”（《诗集传》），其说可从。共四章，每章四句。首两章以桑扈有文采之羽毛，喻君子之才足以受福和安邦。兴中含比。三章以屏藩、楹柱象征诸侯保卫、建设国家的重任。末章言其诸侯举止文雅，亦足以受多福。语言具体形象，概括隽永。

鸳鸯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鸳鸯》，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于万物有道，自奉养有节焉”。语颇穿凿。明何楷认为是“诗人追美其初婚”之诗，为幽王娶申后而作（《诗经世本古义》）。言初婚颇合诗旨，言幽王则证据不足。共四章，每章四句。首两章以鸳鸯雌雄同游，兴夫妇爱慕之情。后两章以摧秣乘马，兴结婚迎亲之礼。兴中带有象征意味，颇具特色。

弁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 弁》，诸公刺幽王也。暴戾无亲，不能宴乐同姓，亲睦九族，孤危将亡，故作是诗也”。朱熹则认为“此亦燕兄弟亲戚之诗”（《诗集传》）。味诗意，当为周王宴兄弟亲戚之诗。共三章，每章十二句。诗中反映幽王时代国将亡时贵族的悲观情绪。宋严粲云：“上二章言族人以未见王为忧，既见王为喜。其辞犹缓也。末章言周亡无日，族人纵得见王，其能几乎？当急与族人饮酒相乐于今夕”（《诗缉》）。此诗虽为宴会诗，字里行间却透出贵族的忧国和及时行乐之心。明郝敬评云：“今夕何夕？死丧近矣；而君子惟怡然宴乐。长夜之饮不辍，来朝之事亦可知矣。如后世敌兵四合而帐中夜饮，亡国之惨，千古一辙”，“长歌可以当泣，其《 弁》之谓乎。”（《毛诗原解》）

车舝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车舝》，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无道，并进谗巧败国，德泽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贤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诗也”。朱熹则认为“此燕乐其新婚之诗”（《诗集传》）。味诗意，当是诗人在迎娶新娘途中所赋之诗。共五章，每章六句。首两章写往迎，三章为诗人在途中对新婚宴会的想像，末两章写归来。每章首两句皆为比兴。结构严整。“全诗章法皆灵”（清方玉润《诗经原始》）。

青蝇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青蝇》，大夫刺幽王也”。味诗意，当为斥责谗人害人祸国之诗。明何楷据焦延寿《易林·豫之困》“青蝇集藩，君子信谗，害贤伤忠，患生妇人”之语，谓此诗乃刺幽王信褒姒之谗而作（见《诗经世本古义》）。共三章，每章四句。首章诫君子“无信谗言”，次章则言谗言“交乱四国”，末章述虽同心如我二人者，亦为谗言所构。诗以“营营青蝇”喻谗言，由浅入深，层层递进，使人逐步感到信谗后果的严重。

宾之初筵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宾之初筵》，卫武公刺时也。幽王荒废，媒近小人，饮酒无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诗也”。当是讽刺统治者饮酒无度、失礼败德之诗。共五章，每章十四句。首两章正面描写大射燕饮的场面，用以衬托。后三章写饮酒无度，失仪败德。描述循序渐进，由未醉至既醉，由有礼至失仪，写醉态能抓住特征，层层深入，由初醉、甚醉至极醉，穷形尽相，活画出一幅醉客图。全诗用前后对比之法，布局巧妙。明孙鑛评云：“首两章述礼处甚浓古，三四章写醉态淋漓。”“构法匀整，后三章稍露跌荡。”（《批评诗经》）

鱼藻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鱼藻》，刺幽王也。言万物失其性，王居镐京，将不能以自乐，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朱熹则认为“此天子燕诸侯，而诸侯美天子之诗也”（《诗集传》）。清方玉润则定为“镐民私幸周王都镐，而祝其永远在兹之词”（《诗经原始》）。味诗意，当是写周王朝建都镐京，饮酒作乐之诗。既云“王在镐”，当是西周作品。共三章，每章四句。首两章言王之在镐饮酒作乐，末章述王之在镐，居处安逸。诗中以鱼喻王，藻喻镐京。“鱼在在藻”、“王在在镐”，一句之中自问自答，在《诗经》中实为创格。

采菽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诸侯。诸侯来朝，不能锡命以礼，数征会之，而无信义，君子见微而思古焉”。清姚际恒则认为“大抵西周盛王，诸侯来朝，加以锡命之诗”（《诗经通论》）。其说可从。共五章，每章八句。多以山野之物起兴，清新雅淡，有类《国风》。叙“君子来朝”、“天子所予”之场面，又庄重典雅，确是《雅》诗风格。这种兴句与下文风格迥异的形式，清方玉润评为“事极典重而起极轻微”，故“非出自朝廷制作，乃草野歌咏其事而已”（《诗经原始》）。

角弓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亲九族而好谗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诗也”。鲁诗认为此诗作于幽、厉之际（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但诗中无刺谗语，故清方玉润认为“疏远兄弟而亲近小人是此诗大旨”（《诗经原始》）。当是劝告周王朝贵族不要疏远兄弟亲戚而亲近小人之诗。共八章，每章四句。前四章述兄弟不可疏远，否则相怨，民亦会仿效。后四章言亲近小人，则会造成严重后果。篇末以忧伤作结。全诗前半多用赋法，后半多用比兴，章法变换多姿，中间“民之无良”一句承上启下。明钟惺评云：“相怨一方，说尽千古人情。受爵不让是相怨之根。故老马以下皆承此意。”（《评点诗经》）

菀柳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菀柳》，刺幽王也。暴虐无亲，而刑罚不中，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近人吴闿生认为，“此诗当为刺幽之作，《序》前三语得之，后二语则非。诗中并无不欲朝王及言王不可朝之义，不知作《序》者从何得此异说。此乃有功获罪之臣，作此以自伤悼”（《诗义会通》）。共三章，每章六句。善用比兴，首两章以枯柳之下不可止息，兴在王朝做官不可依靠。末章以鸟之高飞在天，尚可测度，兴周王变化无常，令人莫测。字里行间饱含不平之气。明孙鑛评云：“语意多峻劲，视他篇音调又稍别。”（《批评诗经》）

都人士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都人士》，周人刺衣服无常也。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则民德归壹。伤今不复见古人也”。朱熹则认为“乱离之后，人不复见昔日都邑之盛，人物仪容之美，而作此诗以叹惜之也”（《诗集传》）。考三家诗，此诗无首章，当是逸诗窜入。味后四章诗意，当为怀念意中人之诗。据毛诗本，此诗共五章，每章六句。写了“都人士”和“君子女”两个意象，“都人士”即诗人自己，“君子女”是诗人钟情的对象，诗中倾诉见不到意中人的痛苦。清方玉润评云：“诗全篇只咏服饰之美，而其人之风度端凝、仪容秀丽自见。”（《诗经原始》）

采绿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采绿》，刺怨旷也。幽王之时多怨旷者也”。朱熹认为是“妇人思其君子”之诗（《诗集传》）。清方玉润进而言“幽王之时，政烦赋重，征夫久劳于外，逾时不归，故其室思之如此”（《诗经原始》），其说可从。共四章，每章四句。首两章是少妇采草时思夫的歌唱，通过具体的动作和形象，极写相思之深，刻画情思入微。三、四章乃想像之辞，设想丈夫归后的唱随之乐，愈显别离之苦。吴闿生云：“三四章归后著想，真乃肠一日而九回。结句余音袅袅。”（《诗义会通》）道出了此诗艺术手法之高妙。

黍苗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润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职焉”。三家诗认为是“道召伯述职，劳来诸侯”之诗（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朱熹则谓“宣王封申伯于谢，命召穆公往营城邑，故将徒役南行，而行者作此”（《诗集传》）。元刘玉汝认为“此行者归而作此诗”（《诗缵绪》）。朱、刘二说可从。共五章，每章四句。首章言召伯抚慰南行之众，次两章言功既成而众思归。末两章赞召伯经营之功。用字简洁生动，刻画了召伯忠君爱国、善于发挥群力的大臣形象。二、三章连用十个“我”字，突出了人员众多之气势。清陈廷杰《诗序解》评云：“词颇蕴藉，亦近乎风者，皆宣王全盛时诗。”

隰桑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见君子尽心以事之”。朱熹则认为“此喜见君子之诗……词意大概与《菁莪》相类。然所谓君子，则不知其何所指也”（《诗集传》）。味诗意，当妇女思夫之诗。共四章，每章四句。首三章皆以隰桑起兴，表达其思见之情。末章则极言对君子的爱恋。清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曰：“《隰桑》思君子，犹《丘中有麻》之思留子也……《隰桑》诗音节略与《风雨》同。使编入《国风》，朱子定以为淫词矣。”对此诗主题的分析颇当。

白华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白华》，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国化之，以妾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为之作是诗也”。朱熹则认为“申后作此诗”（《诗集传》）。共八章，每章四句。每章皆先比后赋，以喻寓怨，倾诉幽恨伤怀之情。一个善良、痴情的诗人自我形象便呈现于读者眼前，同时也刻画了一个负心寡情的“硕人”形象。此诗吸收了民歌形式并加以发展。清方玉润评云：“至今读之，犹令人悲咽不能自已，非至情而能若是乎。”（《诗经原始》）

绵蛮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绵蛮》，微臣刺乱也。大臣不用仁心，遗忘微贱，不肯饮食、教、载之，故作是诗也”。朱熹则云：“此微贱劳苦而思有所托者，为鸟言以自比也。”（《诗集传》）宋王质则云：“重臣出行，而下士冗役告劳者也。闻其告劳，而旋生悯心。”《诗总闻》疑为行役者道遇大臣，二人对唱之诗。共三章，每章八句。每章前四句为行役者之词，皆先以黄鸟起兴，言己之劳苦，而鸟犹得其所止，慨叹人不如鸟。后四句皆大臣之词，对行役者表示同情，并请他登上后车。三章一意，重歌叠咏，颇类《国风》。

瓠叶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瓠叶》，大夫刺幽王也。上弃礼而不能行，虽有牲牢饔饩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废礼焉”。朱熹《诗序辨说》驳之云：“《序》说非是。此亦燕饮之诗。”宋王质认为“当为在野君子相见为礼”（《诗总闻》）。朱、王二说可从。共四章，每章四句。首章写主人采瓠叶为菜，后三章写烧烤兔肉下酒。每章末两句叙宾主饮酒，由“尝”而“献”而“酢”而“酬”，菜肴虽简，酬酢甚欢，表现了宾主间的融洽。清陈廷杰评云：“此诗初言瓠叶以为菹，又以兔侑酒，意虽简俭，有不任欣喜之状。”（《诗序解》）

渐渐之石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渐渐之石》，下国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将率东征，役久病于外，故作是诗也”。郑玄笺云：“役，谓士卒也。”当为东征兵士慨叹征途劳苦之作。至于是否在幽王时，史无确证。共三章，每章六句。首两章全用赋体，叙山高路险，征途劳苦。末章，“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离于毕，俾滂沱矣”四句，造语奇峭，清方玉润分析云：“此必当日实事。”“诗人造句结体与文家迥异，不可以辞害意也。”（《诗经原始》）

苕之华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苕之华》，大夫闵时也。幽王之时，西戎、东夷交侵中国，师旅并起，因之以饥馑。君子闵周室将亡，伤己逢之，故作是诗也”。清姚际恒则认为“此遭时饥乱之作，深悲其不幸而生此时也”（《诗经通论》）。共三章，每章四句。首两章以苕之花黄叶青，生机勃勃，反兴人之憔悴忧苦，生不如死。末章更写到了饥馑人相食之惨状。全诗层层递进，感情极为深通。清王照圆《诗说》评云：“至‘牂羊坟首，三星在罶’，真深痛矣，不忍卒读矣。”

何草不黄 《诗经·小雅》篇名。《诗序》认为“《何草不黄》，下国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国背叛，用兵不息，视民如禽兽。君子忧之，故作是诗也”。朱熹则认为“周室将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诗”。其说可从。共四章，每章四句。首两章皆哀苦感叹之辞，末两章言视民如禽兽。末章四句纯为写景，寓情于景，渗透出无法掩盖的悲怆气氛。清方玉润评云：“纯是一种阴幽荒凉景象，写来可畏。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诗境至此，穷仄极矣。”（《诗经原始》）

文王 《诗经·大雅》篇名。《诗序》认为“《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郑玄笺曰：“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朱熹则认为：“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此章言文王既没，而其神在上，昭明于天”（《诗集传》）。其说可采，当为追述文王德业并告诫殷商旧臣之诗。至其作者，《吕氏春秋·古乐》及《后汉书·翼奉传》皆以为周公旦，然从风格推看，似出于西周晚期。共七章，每章八句。首尾以天命相呼应，布局严整，文有曲折波澜。运用蝉联格，章句间相互衔接，语意联贯，音调和谐。明孙鑛评：“全只述事谈理，更不用景物点注，绝去风云月露之态。然词旨高妙，机轴浑化，中间转折变换略无痕迹，读之觉神采飞动，骨劲色苍，真是无上神品。”（《批评诗经》）

大明 《诗经·大雅》篇名。《诗序》认为“《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复命武王也”。郑玄笺云：“二圣相承，其明德日以广大，故曰《大明》。”但据清马瑞辰考证，此诗原名《明明》，《大明》是对《小雅·小明》而言。朱熹则认为“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诗”（《诗集传》）。此诗叙述王季和太任、文王和太姒成婚及武王伐纣事。共八章，一、三、五、七章每章六句，二、四、六、八章每章八句。首以天命难测和殷商失国领起，转而叙王季和文王之婚事，最后实叙伐商而有天下，照应首章。结构严整，重点突出，虚实相间。近人吴闿生《诗义会通》评云：“首章先凭虚慨叹，神理至为妙远。‘天位’二句借殷事作指点，以喝起下文，而恰与后半收束处密合无间。”写牧野之战，以“其会如林”形容殷军的强大，以叠词“洋洋”、“煌煌”、“彭彭”渲染周人军威，以“鹰扬”喻统帅姜尚的神武。虽寥寥数语，却也突出了重点。此篇是周人史诗之一。

緜 《诗经·大雅》篇名。《诗序》认为“《緜》，文王之兴，本由太王也”。朱熹认为“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诗，追述太王始迁岐周，以开王业，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诗集传》）。诗从古公亶父迁岐叙起，描述其开国功业，直写至文王继承古公遗烈，平定夷狄，结好邻邦，任用贤臣，使周日益强大。共九章，每章六句。开篇古朴自然，一至四章自周民初兴写至太王之世，寥寥数语，勾勒出一幅历史长卷。五、六、七章着力渲染建筑宫室庙宇场面的壮观，历历详备，紧凑细密。第八章转折之处不著痕迹。末章“以四句直收，章法甚奇，亦饶姿态”（清姚际恒《诗经通论》）。此篇是周人史诗之一。

棫朴 《诗经·大雅》篇名。《诗序》认为“《棫朴》，文王能官人也”。齐诗说：“天子每将兴师，必先郊祭以告天，乃敢征伐，行子之道也。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兴师伐崇”（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清汪龙《毛诗异义》调和两家之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举此二者以明贤才之用。”味诗意，当为歌颂文王任用贤人，故能郊祭天神后领兵伐崇。共五章，每章四句。首两章言文王之郊祀，三章言伐崇，后两章皆歌功颂德之辞。结构齐整，颂辞雅丽。

旱麓 《诗经·大雅》篇名。《诗序》认为“《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刘之业。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禄焉”。“受祖”，清魏源《诗古微》释为“祭祖受祜”。朱熹则认为“此亦以咏歌文王之德”之诗（《诗集传》）。味诗意，当为颂周文王祭祖得福之诗。共六章，每章四句。前三章皆述周王求福，后三章言享祀获福。除第四章外，余皆首两句为兴，然兴义多与下文脱节，用兴尚嫌生疏、笨拙。

思齐 《诗经·大雅》篇名。《诗序》认为“《思齐》，文王所以圣也”。朱熹认为“此诗亦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诗集传》）。共五章，前二章每章六句，后三章每章四句。首言“周室三母”之德，后述文王修身、齐家、治国之圣。江永认为三、四、五章无韵（《古韵标准》），且句式亦参差不齐，文字简古。当为周初之作，故艺术上较为粗糙。

皇矣 《诗经·大雅》篇名。《诗序》认为“《皇矣》，美周也。天监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朱熹则认为“此诗叙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也”，其说较《诗序》可取。共八章，每章十二句。首写太王开辟岐山，使昆夷退去。次述王季德行美好，传位其子文王。最后言文王伐崇伐密的胜利。叙事虽多，却井然有序，布局亦颇具匠心。明孙鑛评云：“长篇繁叙，规模宏阔，笔力甚驰骋纵放。然却有精语为之骨，有浓语为之色，可谓兼终始条理。”（《批评诗经》）此篇是周人史诗之一，为《诗经》周史诗中最长的一篇。

灵台 《诗经·大雅》篇名。《诗序》认为“《灵台》，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乐其有灵德，以及鸟兽昆虫焉”。清姚际恒《诗经通论》驳之曰：“《小序》谓‘民始附’，混谬语。文王以前，民不附乎？大王迁岐，何以从之如归市也？”据《孟子·梁惠王上》所载，“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乐其有麋鹿鱼鳖。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所言实得诗旨。当为记述周文王建成灵台，游赏奏乐之诗。共五章，每章四句。首两章正面叙人民踊跃为文王建灵台，以见民心之乐。后三章描绘鸟兽虫鱼的自由自在，钟鼓音乐的盛大美好，加以侧面映衬。全诗短小精练，造语生动。清方玉润评云：“描摹物情，体贴入微。”（《诗经原始》）

下武 《诗经·大雅》篇名。《诗序》认为“《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朱熹亦谓“此章美武王能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而有天下也”（《诗集传》）。当得诗意。共六章，每章四句。皆为歌功颂德之辞，颂其“世德作求”、“永言孝思”，上顺天理，下服人心。诗中运用顶真手法，然语言则嫌板滞。清陈廷杰《诗序解》评曰“其体亦类诰”，实隐指其缺乏诗意。

文王有声 《诗经·大雅》篇名。《诗序》认为“《文王有声》，继伐也。武王能广文王之声，卒其伐功也”。郑玄笺云：“继伐者，文王伐崇而武王伐纣。”语颇空泛。朱熹则认为“此诗言文王迁丰，武王迁镐之事”（《诗集传》），实得诗意。共八章，每章五句。前四章言文王作丰邑，为追先人之志，致其孝意。五章为过渡。末三章叙武王作镐京，为子孙谋。明孙鑛评云：“起用两‘有声’字，奇动有态；每章末尾皆用‘烝哉’收，又别是一新格。”（《批评诗经》）

生民 《诗经·大雅》篇名。《诗序》认为“《生民》，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实得诗意。当是追述周人始祖后稷事迹之诗，反映了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过渡的史实和当时的农业发展程度。共八章，一、三、五、七章每章十句，二、四、六、八章每章八句。前三章述其出生之异，母姜嫄“履帝武敏”而孕，诞生后屡弃不死，充满神话色彩和浪漫情调。中间三章转而写实，叙其善于稼穑，教会周人耕作。虽着意其天生聪颖，但落墨处皆是对生活之提炼。末两章铺叙祭祀场面隆重，将人之虔诚和神之感应糅合一处。全诗井然有序，奇谲与平实共存。明孙鑛评云：“次第铺叙，不惟记其事，兼貌其状，描摹入纤，绝有境有态。”（《批评诗经》）此篇是周人史诗之一。

行苇 《诗经·大雅》篇名。《诗序》认为“《行苇》，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事黄耈，养老乞言，以成其福禄焉”。而三家诗则视其为颂美公刘之诗（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朱熹则“疑此祭毕而燕父兄耆老之诗”（《诗集传》）。其说可从，当是写周统治者与族人宴会比射之诗。共四章，每章八句。首章为总纲，言其仁及草木，内睦兄弟。二章叙燕礼之壮观。三章写射礼程序，具体生动。四章言养老之礼，笔触细腻。全诗颇多佳句。

既醉 《诗经·大雅》篇名。《诗序》认为“《既醉》，太平也。醉酒饱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与诗意不符。近人林义光《诗经通解》认为“此诗为工祝奉尸命以致嘏于主人之辞”，其说可从。当为祭祖时工祝代表神尸对主祭者周王所致的祝词。共八章，每章四句。前两章叙醉酒后颂王之辞。后六章，以问答形式，逐层道出神尸以善言相告之内容。诗中运用顶真手法，有章与章之间的连环式顶真，也有句子间的连珠式顶真，显示出连绵不断之气。

凫鹥 《诗经·大雅》篇名。《诗序》认为“《凫鹭》，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乐之也”。郑玄笺云：“祭祀既毕，明日又设礼而与尸燕。”其说可从。共五章，每章六句。每章皆以水鸟所住之处起兴，接以公尸之来燕，继言宴饮之盛隆，结以福禄之来降。明孙鑛评云：“满篇欢宴福禄，而以‘无有后艰’句收，可见古人兢兢戒惧意。”（《批评诗经》）

假乐 《诗经·大雅》篇名。《诗序》认为“《假乐》，嘉成王也”。鲁诗以为美宣王（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明何楷认为美武王（《诗经世本古义》）。而朱熹则认为“疑此即公尸之所以答《凫鹥》者也”（《诗集传》）。味诗意，当为周王宴会群臣，群臣歌功颂德之诗。共四章，每章六句。分述敬天、法祖、任贤、安民。清方玉润评云：“此等诗无非奉上美词，若无‘不解于位’一语，则近谀矣。”（《诗经原始》）

公刘 《诗经·大雅》篇名。《诗序》认为“《公刘》，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将莅政，戒以民事，美公刘之厚于民，而献是诗也”。司马迁《史记·周本纪》则云：“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据此，则“本篇专美公刘，不关戒成王，亦不言召公作”（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味其风格，当是西周晚期之作。共六章，每章十句。首章言迁徙，二、三章言择地及民情欢洽，四、五、六章言祭毕宴饮，率众治田及营建定居。铺叙有条不紊，场面描写精彩壮观，善用叠词和排比。清姚际恒评云：“描摹极有致态，亦复精彩。”（《诗经通论》）此篇是周人史诗之一。

泂酌 《诗经·大雅》篇名。《诗序》认为“《泂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亲有德，飨有道也”。三家诗则认为乃美公刘之诗。均无确据。味诗意，当是歌颂统治者能得民心之诗。共三章，每章五句。皆用兴句开头，三章一意，反复咏唱。清方玉润评云：“其体近乎《风》，匪独不类《大雅》，且并不似《小雅》之发扬蹈厉，剀切直陈者。”（《诗经原始》）

卷阿 《诗经·大雅》篇名。《诗序》认为“《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贤用吉士也”。朱熹则“疑公从成王游歌于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作此以为戒”（《诗集传》）。宋王质认为是颂文王（《诗总闻》）。均推测之词。味诗意，当是周王与群臣出游卷阿，诗人颂王之作。共十章。前六章每章五句，后四章每章六句。首章以“来游来歌，以矢其音”领起，末章以“矢诗不多，维以遂歌”收束。首尾呼应。叙出游则祝颂并起，叙求贤则赋兴兼用，布局匀称和谐。七、八、九三章，用凤凰飞鸣集止起兴，喻王之周围贤才云集，形象生动鲜明。第九章全用比喻，有一种华丽灵动之美，清姚际恒评云：“皆用镂空之笔，不着色。”（《诗经通论》）

民劳 《诗经·大雅》篇名。《诗序》认为“《民劳》，召穆公刺厉王也”。郑玄笺云：“时赋敛重数，徭役烦多，人民劳苦，轻为奸宄，强陵弱，众暴寡，作寇害。故穆公以刺之。”朱熹则认为“乃同列相戒之辞耳，未必专为刺王而发”（《诗集传》）。当是劝告统治者安民防奸之诗。共五章，每章十句。全诗重章叠唱，以“无纵诡随”为主，每章变换字眼，言愈切而意愈深，大意在于恤民、防奸、止乱。章法整齐中见变化，渲染了一派“国将乱矣”之严峻气氛，表达出诗人的沉痛焦虑之情。

板 《诗经·大雅》篇名。《诗序》认为“《板》，凡伯刺厉王也”。郑玄笺云：“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为王卿士。”据清魏源《诗古微》考证，凡伯即共伯和。即周厉王流彘时，诸侯立之为王者。后宣王立，凡伯即退而就国。清方玉润认为此诗乃凡伯规同僚以警王（《诗经原始》），实得诗意。共八章，每章八句。首述劝谏之由，次言变乱起于政教不得民心，继之责同僚不听善言，柔媚无骨，不可救药，继而告以救民之方，教化之法，最后以敬畏天命之诫作结。诗中善用博喻，且取喻奇特，虚实相间，从而使行文灵动流畅。方玉润评云：“较之上篇（《民劳》），意尤深切，而词愈警策，足以动人。”（《诗经原始》）

荡 《诗经·大雅》篇名。《诗序》认为“《荡》，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清方玉润谓：“《荡》，召穆公托古伤周也。”（《诗经原始》）概括最为简洁。共八章，每章八句。首章托言上帝，为全篇纲领。余皆设为文王咨嗟指责商纣之词，而其意则在刺厉王。运用托古讽今之手法，对后世影响深远。清陆奎勋《陆堂诗学》评云：“文王以下七章，初无一语显斥厉王，结撰之奇，在《雅》诗亦不多觏。”委婉中蕴含沉痛之情。其中有些诗句如“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等，极具感染力，为后世常用之成语。此诗与上篇《板》皆刺厉王无道引起的社会变乱，后人遂以“板荡”一词指政局的混乱、社会的动荡。

抑 《诗经·大雅》篇名。《诗序》认为“《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朱熹《诗序辨说》云：“以诗考之，则其曰刺厉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其《诗集传》即从《国语·楚语》记载定为“卫武公作”。味诗意，当为一老臣劝谏周王并自警之诗。共十二章，一至三章每章八句，四至十二章每章十句。主要表现对君王昏庸骄满，沉湎酒色之不满，希望他加强修养。全诗篇幅甚长，说理成分居多，语言简洁洗练，颇富哲理性。清方玉润评“此一篇座右铭也”（《诗经原始》）。许多诗句在后世广泛流传，逐渐演化为成语。

桑柔 《诗经·大雅》篇名。《诗序》认为“《桑柔》，芮伯刺厉王也”。郑玄笺云：“芮伯，畿内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汉王符《潜夫论·遏利》云：“周厉王好专利，芮良夫谏而不入，退赋《桑柔》之诗以讽。”当是芮良夫哀伤厉王暴虐昏庸，任用非人而终遭灭亡之诗，作于共和摄政之后一二年间。共十六章，前八章每章八句，后八章每章六句。反复感叹国事纷乱，不可收拾，申诉自己的焦虑忧痛和无能为力。自第八章，并以“惠君”和“不顺”，“圣人”和“愚人”，“良人”和“忍心”一再对比，衬出现实中昏君的暴虐无道。全诗情调低沉，体现出沉郁顿挫之特色。明孙鑛评云：“语不袭前意，每求新调，法最稳细，句法绝婉妙，绝耐玩味。”（《批评诗经》）

云汉 《诗经·大雅》篇名。《诗序》认为“《云汉》，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厉王之烈，内有拨乱之志，遇灾而惧，侧身修行，欲销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复行，百姓见忧，故作是诗也”。当是述周宣王求神祈雨之诗，作于宣王即位之初。是否仍叔所作，则无确据。共八章，每章十句。首言遭旱求神，次述久旱民困，祭天地，祀祖先，悲呼哀诉，末言百官救灾，以寄望于天作结。感情真挚而哀痛，多次吁天，充分表达无可奈何中的忧惧和焦虑。明孙鑛评云：“重重复复，说了又说，样样说到，喋喋不已，最见忧旱恳切至意。”（《批评诗经》）

崧高 《诗经·大雅》篇名。《诗序》认为“《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复平，能建国亲诸侯，褒赏申伯焉”。郑玄笺云：“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也。”《序》说颇迂远。朱熹则认为“宣王之舅出封于谢，而尹吉甫作诗以送之”，实得诗意。共八章，每章八句。开篇突兀雄伟。次叙宣王赐命申伯之词，详述丰厚赏赐，派臣工为其建城邑、定疆界、筑宗庙。末言王饯于郿，申伯归谢，以颂申伯之德作结。诗中不诉离别之情，却多颂扬之辞。唯开篇颇有气势，清方玉润评云：“起笔峥嵘，与岳势竞隆。后世杜甫呈献巨篇，专学此种。”（《诗经原始》）

烝民 《诗经·大雅》篇名。《诗序》认为“《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不切诗意。朱熹则认为“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筑城于齐，而尹吉甫作诗以送之”（《诗集传》）。共八章，每章八句。首章言仲山甫为辅佐天子而生，次述其德业隆厚，忠于职守，辅佐王业，末言其奉命出行，作诗以勉。全诗风格独特，多以理语入诗，用词精湛，内蕴丰富，极富哲理性和概括性，明孙鑛评云：“语意高妙，探微入奥，又别是一种风格，大约以理趣胜。”（《批评诗经》）

韩奕 《诗经·大雅》篇名。《诗序》认为“《韩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锡命诸侯”。不合诗意。朱熹认为“韩侯初立来朝，始受王命而归，诗人作此以送之”，其说可从。共六章，每章十二句。开篇叙韩侯朝周，受周王册封赏赐。次言其离镐经屠邑抵蹶里，与韩姞结婚，并夹叙韩地物产之丰。末写其受封为北方之方伯。叙事脉络清晰，结构整饬。善用叠词，语言活泼。吴闿生评云：“雄峻奇伟，高华典丽兼而有之。”（《诗义会通》）

江汉 《诗经·大雅》篇名。《诗序》认为“《江汉》，尹吉甫美宣王也。能兴衰拨乱，令召公平淮夷”。已近诗旨，然所言作者，恐系附会。清方玉润《诗经原始》、今人郭沫若《青铜时代》皆以为此诗为器物铭词，诗为召穆公虎所自作。叙周宣王命召虎讨伐淮夷之事。共六章，每章八句。前三章写召公讨伐淮夷，经营江、汉之地。四、五章叙周王册命召虎，赏以土地、圭瓒、秬鬯等。末言召公作簋记事。诗以讨淮夷为主题，写武功之笔墨却颇少，而反复祝颂召公之功、周王之赐，显得雍容典雅，词深意远。明孙鑛评云：“《小雅》北伐南征，皆实用兵，今此平淮、平徐，惟是抚集招来，兵虽陈而不用。”（《批评诗经》）

常武 《诗经·大雅》篇名。《诗序》认为“《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为戒然”。然宋王质《诗总闻》则以为“自南仲以来，累世著武，故曰常武”。其解诗题语较平实。朱熹认为“宣王自将以伐淮北之夷，而命卿士之谓南仲为大祖兼大师而字皇父者，整治其从行之六军，修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乱，而惠此南方之国。诗人作此以美之”（《诗集传》）。其说可从。当是赞美宣王平定徐国叛乱之诗。共六章，每章八句。首言命南仲主兵，程伯为副，宣王自将。次叙军威之盛，敌人之溃。末写凯旋班师，一扫暴风骤雨之势而为天清气朗，又多一层跌宕。全诗铺陈战争全过程，文势汹涌，重点突出，脉络清楚。运用大量叠词，更有助于渲染战争气氛。清方玉润评云：“是一篇古战场文字。”（《诗经原始》）

瞻卬 《诗经·大雅》篇名。《诗序》认为“《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坏也”。朱熹认为“此刺幽王嬖褒姒任奄人以致乱之诗”（《诗集传》），实得诗意。共七章，一、三、七章每章十句，二、四、五、六章每章八句。首两章言天降祸乱，幽王倒行逆施。三、四章言女色之祸。五、六章言天怒人怨，众叛亲离。末章自伤生于乱世，幽王能改过自新。叙事为主，兼以议论、抒情。感情强烈，语言简朴，富有节奏。每章虽各有侧重，但皆围绕“祸乱”这一中心。明孙鑛评云：“篇中语多新峭，然又有率意处。此起章则极其雄肆，勃勃如吐不罄，语尽而意犹未止。”（《批评诗经》）

召旻 《诗经·大雅》篇名。《诗序》认为“《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坏也。旻，闵也。闵天下无如召公之臣也”。朱熹认为“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饥馑侵削之诗也”（《诗集传》），实得诗旨。共七章，前五章每章五句，后二章每章七句。明孙鑛评云：“音调凄恻，语皆自哀苦衷中出，匆匆若不经意，而自有一种奇峭，与他篇风格又别。”（《批评诗经》）奇峭之风格表现在七字句的运用上，如“维昔之富不如时，维今之疚不如兹”等，在《诗经》中显得戛戛独造。近人吴闿生评云：“贤者遭乱世，蒿目伤心，无可告愬，繁冤抑郁之情，《离骚》、《九章》所自出也。”（《诗义会通》）

清庙 《诗经·周颂》篇名。《诗序》认为“《清庙》，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诸侯，率以祀文王焉”。当为周王祭祀文王于宗庙的乐歌。凡一章，八句。歌颂周统治者继承文王之德，歌颂文王德行光明，为周代臣民所永远遵循。读来有雍容肃穆之感。

维天之命 《诗经·周颂》篇名。《诗序》认为“《维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清方玉润以为是“祀文王”之诗（《诗经原始》）。其说可从。凡一章，八句。上四句歌颂文王之德，能上配于天。下四句言子孙要勉力保守家业，以慰祖先。结构上有起、承、转、合之妙。方玉润评此诗三、四、五句：“乘势顺折而下，省却无数笔墨。”（《诗经原始》）

维清 《诗经·周颂》篇名。《诗序》认为“《维清》，奏《象舞》也”。郑玄笺云：“《象舞》，象用兵时刺伐之舞，武王制焉。”朱熹认为“此亦祭文王”之诗（《诗集传》）。当是周统治者祭祀文王之诗，赞颂其征伐之功。凡一章，五句。语言简练，清戴震称之为“辞弥少而意旨极深远”（《诗经补注》）。

烈文 《诗经·周颂》篇名。《诗序》认为“《烈文》，成王即政，诸侯助祭也”。朱熹认为“此祭于宗庙而献助祭诸侯之乐歌”（《诗集传》）。当是成王祭祀祖先时戒勉助祭诸侯诗。考周公摄政七年始致政成王，诗当作于是时。一章，十三句。前八句戒勉助祭诸侯，后五句戒勉成王。结构较严整，条理井然。明钟惺认为“末语无限含蓄”（《评点诗经》）。清方玉润认为“君臣交相勉励，神味尤觉无穷”（《诗经原始》）。

天作 《诗经·周颂》篇名。《诗序》认为“《天作》，祀先王先公也”。朱熹以为“此祭大王之诗”（《诗集传》）。明何楷据季明德、邹肇敏说，定为祭岐乐之乐歌（《诗经世本古义》）。其说可从。一章，七句。诗中“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句，表面上指岐山有平坦的道路，实指“仁义之道”，运用了双关辞格。

昊天有成命 《诗经·周颂》篇名。《诗序》认为“《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朱熹则认为“此诗多道成王之德，疑祀成王之诗也”（《诗集传》），其说可从。一章，七句。通篇无韵，清姚际恒赞为“通首密练”（《诗经通论》）。

我将 《诗经·周颂》篇名。《诗序》认为“《我将》，祀文王于明堂也”。近人王国维考证此篇为《大武》舞曲六篇之一（《大武乐章考》）。叙写武王出兵伐殷时，祭祀上天和文王，祈求保佑。一章，十句。近人吴闿生认为“通篇注意在末三句，所以戒成王也”（《诗义会通》）。清方玉润评：“首三句祀天，中四句祀文王，末三句则祭者本旨，宾主次序井然。”（《诗经原始》）

时迈 《诗经·周颂》篇名。《诗序》认为“《时迈》，巡守告祭柴望也”。孔颖达疏引《左传·宣公十二年》，证明此篇所记为武王事；又引《国语》证明为周公所作。故当是武王克商后巡守诸侯国和祭祀山川百神之诗。一章，十五句。明孙鑛评云：“首二句，甚壮甚快，俨然坐明堂、朝万国气象。下分两节，一宣威，一布德，皆以‘有周’起，‘允王’结，整然有度，遣词最古而腴。”（《批评诗经》）

执竞 《诗经·周颂》篇名。《诗序》认为“《执竞》，祀武王也”。朱熹则认为“此祭武王、成王、康王之诗”，并认为“此昭王以后之诗”（《诗集传》）。三王并祭，似无此例。一章，十四句。颂扬王业绵延广大，永世不匮。全诗押阳韵和元韵，读来抑扬铿锵。

思文 《诗经·周颂》篇名。《诗序》认为“《思文》，后稷配天也”。齐诗认为：“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礼作乐……郊祀后稷以配天”（《汉书·郊祀志上》）。《国语》谓是周公所作。当是郊祀周人始祖后稷以配天的乐歌。一章，八句。《诗经传说汇纂》引张所望云：“后稷配天，一事也。《生民》述事，故词详而文直；《思文》颂德，故语简而旨深。《雅》、《颂》之体，其不同如此。”

臣工 《诗经·周颂》篇名。《诗序》认为“《臣工》，诸侯助祭，遣于庙也”。与诗旨不合。朱熹认为是“戒农官之诗”（《诗集传》）。清姚际恒、方玉润皆以为是王耕籍田以敕农官（《诗经通论》、《诗经原始》）。其说可从。一章，十五句。前四句周王告诫臣工，后四句告诫保介。中四句为周王祈求上天丰年之词，末三句命农夫准备收割。近人吴闿生引旧评曰：“於皇以下，虚拟之词，笔情飞舞。”（《诗义会通》）

噫嘻 《诗经·周颂》篇名。《诗序》认为“《噫嘻》，春夏祈谷于上帝也”。朱熹认为“此连上篇（指《臣工》），亦戒农官之词”（《诗集传》）。味诗意，当是周成王举行籍田典礼时乐工所唱之歌。一章，八句。叙成王在籍田典礼上命田官带领农夫播种百谷，开垦公田和私田，大规模地耕作，反映了周初农夫的劳动情况和田亩制度。《毛传》云：“终三十里，言各极其望也。”指出三十和十千均夸张之词。

振鹭 《诗经·周颂》篇名。《诗序》认为“《振鹭》，二王之后来助祭也”。郑玄笺云：“二王，夏、殷也。其后，杞也，宋也。”当是赞美夏王后裔杞国和商王后裔宋国的国君到周天子宗庙助祭的乐歌。清姚际恒《诗经通论》疑为周王招待诸侯来朝者所奏之乐歌。一章，八句。首两句《毛传》标为“兴也”，以白鹭群飞象征诸侯云集。其用兴在《周颂》中较为罕见。

丰年 《诗经·周颂》篇名。《诗序》认为“《丰年》，秋冬报也”。朱熹认为“此秋冬报赛田事之乐歌，盖祀田祖先农方社之属也。”（《诗集传》）味诗意，当是秋天丰收后祭祀祖先时唱的乐歌。一章，七句。纯用赋体，不杂比兴，“诗眼”在“为酒为醴”一句。前此三句说明酿酒醴的原因，后此三句说明其目的。寥寥数语，朴实无华，辞严义密，不可增减。

有瞽 《诗经·周颂》篇名。《诗序》认为“《有瞽》，始作乐而合乎祖也”。孔颖达疏云：“合诸乐器于太祖之庙奏之，告神以知善否。”当是一首合乐祭祖之诗。描述周代庙堂中祭祀奏乐的盛况。一章，十三句。首述乐师分布的位置，次写各种乐器的陈列，乐声洪亮和谐、肃穆动人。语言简洁生动。清陈奂以为此诗作于周公摄政六年制礼作乐时（《诗毛氏传疏》），可参。

潜 《诗经·周颂》篇名。《诗序》认为“《潜》，季冬荐鱼，春献鲔也”。清方玉润认为是“冬荐鱼”之诗（《诗经原始》）。其说可从。当为周王献鱼求福，祭祀于宗庙时唱的乐歌。一章，六句。前二句指出产鱼地点，中二句以六种大鱼渲染“多”字，末二句说明祭祀目的。词简意赅，语言明快。宋黄櫄云：“《鱼丽》言万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知《鱼丽》之意则知《潜》之意矣。”（《毛诗集解》）

雝 《诗经·周颂》篇名。《诗序》认为“《雝》，褅太祖也”。朱熹认为“此但为武王祭文王而彻俎之诗，而后通用于他庙耳”（《诗序辨说》），其说可从。一章，十六句。前六句形容褅礼，后十句赞美文王。创对偶、排比艺术形式之先。

载见 《诗经·周颂》篇名。《诗序》认为“《载见》，诸侯始见乎武王庙也”。当是周成王率诸侯拜谒武王庙，祭祀求福的乐歌。一章，十四句。首二句言成王讲求谒庙的典章制度，三至六句描写诸侯来朝的旌旗车马之盛，七至九句始点明成王带领助祭者祭祀武王的主题，十至十三句表达向神求福，末句叙祭祀目的。近人吴闿生《诗义会通》引旧评：“起层不急，入助祭，舒徐有度。末以长句作收。”

有客 《诗经·周颂》篇名。《诗序》认为“《有客》，微子来见祖庙也”。当是封于宋地的殷商后代、纣王之兄微子来朝周祖庙后，周王设宴饯行时所唱的乐歌。一章，十二句。前四句述客来，中四句写留客，末四句叙送客。结构严整，语言形象。

武 《诗经·周颂》篇名。《诗序》认为“《武》，奏《大武》也”。朱熹认为“周公象武王之功，为《大武》之乐”（《诗集传》）。当是歌颂周武王功业的乐歌。据近人王国维考证，此诗为周公所作的《大武》乐歌之一（《大武乐章考》）。一章，七句。虽歌颂武王克商的武功，却不忘文王开创之劳，显得曲折有致。

闵予小子 《诗经·周颂》篇名。《诗序》认为“《闵予小子》，嗣王朝于庙也”。郑玄笺认为此诗作于成王三年除丧朝庙时。当是成王遭武王之丧，告于祖庙，思慕父、祖，警戒自己之诗。一章，十一句。前三句语极沉痛，画出孤儿无依的衷曲。下述思慕皇考、皇祖的创业。末抒厉精图治继承前人事业的决心。简洁动人，真情实感，溢于言表。明孙鑛认为此篇“恻然哀思图治之意，由武及文，最婉妙”（《批评诗经》）。

访落 《诗经·周颂》篇名。《诗序》认为“《访落》，嗣王谋于庙也”。当是成王朝武王庙与群臣商议国政之诗。一章，十二句。首两句说明执政召集群臣之旨，中六句为咨询于群臣之词。末四句述祈祷于武王神灵之事。清姚际恒认为“多少宛转曲折”（《诗经通论》）。

敬之 《诗经·周颂》篇名。《诗序》认为“群臣进戒嗣王也”。朱熹认为前六句是“成王受群臣之戒而述其言”之词，后六句是成王“自为答之之言”（《诗集传》）。清方玉润则认为全篇皆成王警戒自己之诗（《诗经原始》）。其说可从。一章，十二句。语言浅近，接近口语，一呼一应，自问自答，表现出年轻君王肩负重任、虚心求教的口气。清姚际恒说：“‘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此《三百篇》言学之始。”（《诗经通论》）

小毖 《诗经·周颂》篇名。《诗序》认为“《小毖》，嗣王求助也”。郑玄笺云：“成王求忠臣早辅助己为政，以救患难。”清方玉润认为是“成王惩管蔡之祸而自儆”之诗《诗经原始》）。诸说均可从。一章，八句。诗多用比喻，含蓄生动。明钟惺认为此篇“创鉅痛深，伤弓之鸣”（《评点诗经》）。清姚际恒认为“愤懑蟠郁，发为古奥之辞，偏取草虫等作喻，以见姿致，尤奇”（《诗经通论》）。

载芟 《诗经·周颂》篇名。《诗序》认为“《载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当是周王在春天籍田时祭祀土神、谷神的乐歌。一章，三十一句。有十二句用叠词（包括以“有”字起头意义相当于叠词者）。描绘准确，富有美感，节奏参差顿挫，琅琅上口。明孙鑛以为：“此描写苗处尤工绝。‘函’、‘杰’是险字，‘厌厌’、‘绵绵’，得态。语不多而意状飞动，所以妙。”（《批评诗经》）

良耜 《诗经·周颂》篇名。《诗序》以为“《良耜》，秋报社稷也”。当是周王在秋收后祭祀土神谷神之乐歌。一章，二十三句。描写农家耕种、送饭、除草、施肥、丰收、纳仓、祭祀等情景，内容繁多但有条不紊，次序井然。“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二句是《周颂》中唯一的明喻，用得贴切具体，夸张传神。

丝衣 《诗经·周颂》篇名。《诗序》认为“《丝衣》，绎宾尸也。高子曰：灵星之尸也”。郑玄笺云：“绎，又祭也。天子诸侯曰绎，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宾尸，与祭同日。”当是周王祭灵星神而宴饮宾客的歌舞诗。一章，九句。赞美祭祀有礼、饮酒有节。前五句写祭祀仪式，后四句写祭祀后宴饮宾客的情形。

酌 《诗经·周颂》篇名。《诗序》认为“《酌》，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也”。当是歌颂武王战胜殷商、建立了丰功伟绩的赞歌。据近人王国维考证，此篇为成王时的《大武》乐歌之一（《大武乐章考》）。一章，九句。首二句“於铄”之赞，唱出王师强盛气概。中叙天下清明、天宠人和的景象。末述成王的祈祷。明孙鑛认为此诗“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批评诗经》）。

桓 《诗经·周颂》篇名。《诗序》认为“《桓》，讲武类祃也。桓，武志也”。郑玄笺云：“类也，祃也，皆师祭也。”据近人王国维考证，为《大武》第六章（《大武乐章考》），是颂扬武王功德的赞歌。一章，九句。描写武王克商以后，各国安定，五谷丰登，天下太平的景象。

赉 《诗经·周颂》篇名。《诗序》认为“《赉》，大封于庙也。赉，予也。言所以锡予善人也”。郑玄笺云：“大封，武王伐纣时，封诸臣有功者。”据近人王国维考证，此篇是《大武》的第三章（《大武乐章考》）。当是武王克商还都，祭祀文王并封功臣的乐歌。一章，六句。语短意赅，三、四、五句互用，表现了西周初年语言古朴的形态。明孙鑛认为此诗“古淡无比。‘於绎思’三字，以劝勉，含味最长”（《批评诗经》）。

般 《诗经·周颂》篇名。《诗序》认为“《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般，乐也”。据近人王国维考证，此篇是《大武》第四章（《大武乐章考》），为周王巡狩祭祀山川的乐歌。一章，七句。表现了巡狩、封禅、祭祀山川的事实，抒写普天之下都臣服于周的喜乐。“嶞山乔岳，允犹翕河”二句以写景为颂扬。清姚际恒评云：“写得精彩。”（《诗经通论》）

《诗经·鲁颂》篇名。《诗序》认为“《 》，颂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谷，牧于坰野，鲁人尊之。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而三家诗说皆认为是公子奚斯所作（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此篇乃歌颂鲁公养马众多，注意国家长远利益之诗。共四章，每章八句。章句复叠，“其体同列国之风”（朱熹《诗集传》）。共举出十六种马名，令人目不暇接；又用“彭彭”、“伾伾”、“祛祛”形容马的神骏。“思无疆”、“思无期”、“思无邪”三字句，为全诗关键，有此方能点明颂意。清王照圆认为“《鲁颂》四篇皆颂祷之溢词，独《 》一篇庶为近道”（《诗说》）。

有 《诗经·鲁颂》篇名。《诗序》认为“《有 》，颂僖公君臣之有道也”。但朱熹以为“此但燕饮之诗，未见君臣有道之意”（《诗序辨说》）。其说近是。当是颂祷鲁公和群臣宴会饮酒的乐歌。表达了喜庆丰收、宴饮欢乐、君臣醉舞的情景。共三章，每章九句。连用叠字叠句，并运用顶真手法。四言与三言参差交错，末句又加上“兮”字，使全诗变化有致，富有音韵之美。前人认为此篇“音节绝佳”（近人吴闿生《诗义会通》引旧评）。

泮水 《诗经·鲁颂》篇名。《诗序》认为“《泮水》，颂僖公能修泮宫也”。朱熹认为“此饮于泮宫而颂祷之辞”（《诗集传》）。味诗意，当是赞美鲁公战胜淮夷，在泮宫祝捷宴客之诗。歌颂了鲁公继承祖先事业，整修泮宫、征服淮夷的文治武功。共八章，每章八句。末章“翩彼飞鸮”等四句，运用了夸张手法，为梁刘勰《文心雕龙·夸饰》引以为例。明孙鑛认为此诗“大体宏瞻，然造语却入细，叙事甚精核有致。前三章近《风》，后五章近《雅》”（《批评诗经》）。

宫 《诗经·鲁颂》篇名。《诗序》认为“《 宫》，颂僖公能复周公之宇也”。朱熹则认为是“僖公修庙之诗”（《诗序辨说》）。味诗意，当是歌颂鲁僖公兴祖业、复疆土、建新庙之诗。共九章，一百二十句，是《诗经》中最长的一篇。诗夸大其词，溢美失实，开后世为帝王、权贵歌功颂德之渐。明孙鑛认为“《诗》长篇，鲜有逾此者。其格宏壮，其词瑰玮，其色苍古，其思沉密。首尾作室，中间祖德、侯封、祭祀、武功，次第铺叙。而赞颂福祉，作三项分插，整然有法。细玩宛似后世一篇纪功碑”（《批评诗经》）。

那 《诗经·商颂》篇名。《诗序》认为“《那》，祀成汤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甫者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大师，以《那》为首”。而三家诗均认为是春秋宋诗，正考父所作。近人王国维从卜辞角度证明《商颂》皆宗周中叶之诗。故《商颂》即宋诗已成定论。此篇侧重描写祭祀祖先的音乐歌舞。一章，二十二句。形式仿《周颂》，不分章；用韵仿《大雅》，但杂乱无章。语言浅显。

烈祖 《诗经·商颂》篇名。《诗序》认为“《烈祖》，祀中宗也”。朱熹则以为此“亦祭成汤之诗”（《诗序辨说》），其说可从，当为宋君祭祀祖先的乐歌。一章，二十二句。共用“鱼”、“耕”、“阳”三部韵。尤其最末十一句，句句入韵，铿锵有节，一气呵成。宋王质认为“前诗（《那》）声也，所言皆音乐。此诗臭（气味）也，所言皆饮食也。商尚声，亦尚臭，二诗当是各一节。《那》奏声之诗，此荐臭之诗也”（《诗总闻》）。

玄鸟 《诗经·商颂》篇名。《诗序》谓“《玄鸟》，祀高宗也”。三家诗则认为是宋公祀中宗的乐歌（清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朱熹认为“此亦祭祀宗庙之乐，而追叙商人之所由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也”（《诗集传》），其说可从。一章，二十二句。诗中追叙部分，带有神话传说及史诗性质。清方玉润认为“诗骨奇秀，神气浑穆，而意亦复隽永，实为三《颂》压卷”（《诗经原始》）。

长发 《诗经·商颂》篇名。《诗序》认为“《长发》，大褅也”。郑玄笺云：“大褅，郊祭天也。《礼记》曰：‘王者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谓也。”朱熹认为“大褅不及群庙之主，此宜为祫祭之诗。然经无明文，不可考也”（《诗序辨说》）。清王先谦认为“此或亦祀成汤之诗”，“诗本亦主祀汤，而以伊尹从祀。其历述先世，著汤业所由开，非皆祀之”（《诗三家义集疏》），其说可从。当为宋君祭祀商汤、伊尹配祀的乐歌。共七章，一章八句，四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全诗四、五、六言互用，参差不齐。六章句句用韵，末章六句三韵，节奏抑扬，音调铿锵。

殷武 《诗经·商颂》篇名。《诗序》谓“《殷武》，祀高宗也”。孔颖达疏谓“高宗前世，殷道中衰，宫室不修，荆楚背叛。高宗有德，中兴殷道，伐荆楚，修宫室。既崩之后，子孙美之，诗人追述其功，而歌此诗也”。当是宋君建庙祭祀高宗之诗。主要歌颂高宗攻伐荆楚之功。共六章，三章六句，二章七句，一章五句。措词虽温实厉，曲而实直。

三百篇 指《诗经》的篇数。后也用以代称《诗经》。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诗》三百篇，大厎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据《史记·孔子世家》称，古诗本三千余篇，经孔子删削后存三百十一篇，其中笙诗六篇有目无诗，实为三百零五篇。“三百篇”举其成数。

笙诗 又称“六笙诗”。指《诗经·小雅》中的《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据《仪礼》记载，六诗在“乡饮酒礼”和“燕礼”中均用笙奏，故名。自汉代以来，六诗有目无诗。《郑笺》以为笙诗本有词，经战国和秦火而亡佚。宋代学者则认为笙诗本有声无词。朱熹《诗集传》：“《南陔》以下，今无以考其名篇之义，然（《礼记·乡饮酒礼》）曰笙、曰乐、曰奏而不言歌，则有声而无词明矣。”

国风 也称“风”。《诗经》篇章之总名。为采自各地的民歌。包括《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称十五国风，一百六十篇。参见“风”条。

小雅 《诗经》篇章之总名。大多是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之作品。共七十四篇。其作者多为统治阶层人物。其中有贵族宴会和祭祀时的乐歌，如《鹿鸣》、《四牡》、《常棣》等；也有表现对国家前途和人民命运关心的政治诗，如《北山》、《十月之交》、《正月》、《小弁》等；还有表现诗人个人情感的抒情诗，如《采绿》、《绵蛮》等。据后人考证，《渐渐之石》、《苕之华》、《何草不黄》等篇乃民间歌谣。

大雅 《诗经》篇章之总名。多为反映西周王室重大措施或事件、歌颂后稷以至武王功业的作品。共三十一篇。大多出自西周王室贵族之手。其中有抨击时弊的政治诗，如《板》、《荡》、《抑》等；也有颇具史诗规模的叙事诗，如《生民》、《公刘》、《緜》、《皇矣》、《大明》等；还有祭祀诗和宴飨诗，如《行苇》、《既醉》等。诗中既宣扬宗法、天命等观念，也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周初史料。

周颂 《诗经》篇章之总名。为西周王朝祭祀宗庙的诗歌。共三十一篇。多为西周初年的作品。因祭祀的对象包括祖先、天地、农神等，故作品有浓厚的宗教气氛，如《毛诗序》所说“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作品的形式板滞，语言典重，内容多歌颂周王朝祖先的功德。有些作品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情况和规模，是较重要的社会经济史料。

鲁颂 《诗经》篇章之总名。为春秋前期鲁国用于朝廷、宗庙的诗歌。共四篇。大抵作于公元前七世纪。关于作者，古文经学派认为是史克，而今文经学派认为是奚斯。内容为歌颂鲁僖公。所述实近于阿谀，故清方玉润评为“褒美失实……开西汉扬马先声”（《诗经原始》）。后世之庙堂文学，实以此为滥觞。因其成诗较晚，故受到雅诗之影响，文学技巧比《周颂》有很大进步。

商颂 《诗经》篇章之总名。共五篇。《毛诗》认为五篇皆用于祭祀，但现代学者认为其中《长发》、《殷武》叙殷之起源和宋伐楚事，与祭祀无涉，疑为祝颂而作。关于作者，古文经学派认为是商代人，而今文经学派则认为是宋国的正考父。近人多从后说，认为是公元前八至前七世纪时人。王国维《古史新证》：“《商颂》五篇，疑亦宗周时宋人所作也。”内容多是对殷代先公先王的颂赞，而所述近于阿谀，同于《鲁颂》。后世之庙堂文学，实以此为滥觞。因其成诗较晚，故创作上受雅诗影响，文学技巧较《周颂》有很大进步。

周南 《诗经》篇章之总名。“十五国风”之一。共十一篇。与《召南》并称“二南”。汉人以为，“二南”产生于陕西岐山一带。后人据诗的内容推测，其地域包括今河南省西南部及湖北省北部，是国风中最南的地区。据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考证，南是古国名，在今陕西省。周王将此地分封给周公旦和召公奭作采邑。采邑不能称国，故编诗者称之为“周南”、“召南”。方玉润《诗经原始》则认为周是地名，在雍州岐山之阳；南是周以南地区，故周地以南的诗称“周南”。关于产生时间，《诗序》、郑《笺》及后来的崇“毛诗”者均认为是西周初年的作品。而据后人考证，大多数约作于西周末东周初。由于“二南”的写作技巧远胜《周颂》，故今人多以为可能是平王东迁以后之作。

召南 《诗经》篇章之总名。“十五国风”之一。共十四篇。与《周南》并称“二南”。汉人以为“二南”产生于陕西岐山一带；后人据诗的内容分析，认为其地域包括今河南省西南部及湖北省北部，是国风中最南的地区。据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考证，南是古国名，在今陕西省。周王将其分封给周公旦和召公奭作采邑。因采邑不能称国，故编诗者称之为“周南”、“召南”。方玉润《诗经原始》则认为召是地名，召以南的诗便称“召南”。关于产生的时间，《诗序》、郑《笺》及后来的崇“毛诗”者均认为是西周初年的作品。而据后人考证，大多数约作于西周末东周初。今人据“二南”的写作技巧远胜于《周颂》等材料，多以为是平王东迁以后之作。

邶风 《诗经》篇章之总名。“十五国风”之一。共十九篇。为邶地民歌。周武王克商，分商都朝歌以北为邶，南为鄘，东为卫。故地在今河南汤阴县东南。朱熹《诗集传》卷二：“邶、鄘不详其始封，卫则武王弟康叔之国也。”“其后不知何时并得邶、鄘之地。”故《邶风》所涉均为卫国事。《邶风》、《鄘风》、《卫风》为同一地区的民歌，故春秋时人已把它们看成同一组诗。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在鲁国参观周乐，“使乐工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其为卫风乎’”（《左传》）。今文学派三家诗以《邶》、《鄘》、《卫》为一卷，《毛诗》则分为三卷。

鄘风 《诗经》篇章之总名。“十五国风”之一。共十篇。鄘地民歌。周武王克商，分商都朝歌以北为邶，南为鄘，东为卫。故地在今河南省卫辉市境内。朱熹《诗集传》卷二：“邶、鄘不详其始封，卫则武王弟康叔之国也。”“其后不知何时并得邶、鄘之地。”故《鄘风》所涉均卫国事。《邶》、《鄘》、《卫》诗原为一地民歌，故春秋时人均视之为卫风。今文学派三家诗以《邶》、《鄘》、《卫》为一卷，《毛诗》则分为三卷。

卫风 《诗经》篇章之总名。“十五国风”之一。共十篇。卫地民歌。周武王克商，把商都朝歌封给纣子武庚；并分朝歌以北为邶，由其弟霍叔监之；南为鄘，由其弟蔡叔监之；东为卫，由其弟管叔监之。周公平定武庚的叛乱后，把商都及邶、鄘、卫地分封给其弟康叔，都朝歌（今河南淇县东北朝歌城）。《邶》、《鄘》、《卫》诗原为一地民歌，故春秋时人均视之为卫风。今文学派三家诗以《邶》、《鄘》、《卫》为一卷，《毛诗》则分为三卷。

王风 《诗经》篇章之总名。“十五国风”之一。共十篇。“王”即王都的简称。平王东迁洛邑（也称“王城”，在河南洛阳西），疆土限于河南北部，从此周室衰微，无力统御诸侯，其地位等于列国，只是名义上仍受到一些诸侯的拥戴，故称“王风”。各篇约作于平王东迁以后。产生的地域包括今河南省洛阳、孟县、沁阳、偃师、巩义、温县等。诗风悲凉伤感，折射出“幽王昏暴，戎狄侵陵；平王播迁，家室飘荡”（崔述《读风偶识》）的历史背景。

郑风 《诗经》篇章之总名。“十五国风”之一。共二十一篇。郑地民歌。周宣王封其弟姬友于郑（今陕西省华县北），是为郑桓公。后犬戎杀周幽王和桓公，桓公子武公继位，仍称郑，都新郑（今河南新郑）。诗皆作于武公建国后的东周时期。新郑为一大都会，青年男女有在溱洧等地游春之习俗，故诗多言恋爱、婚姻之事。孔子云：“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公》），即就声调和内容而言。

齐风 《诗经》篇章之总名。“十五国风”之一。共十一篇。齐国民歌。周武王封吕望（即姜太公）于齐，都营丘（后称临淄，今山东淄博）。朱熹《诗集传》卷五：太公“既封于齐，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民多归之，故为大国。”疆土包括今山东省东北部和中部。诗约作于东周初年到春秋时期。

魏风 《诗经》篇章之总名。“十五国风”之一。共七篇。魏国境内的民歌。魏之故城在今山西省芮城县东北。周初封同姓于魏，公元前661年被晋献公所灭，故魏诗当为魏亡前即春秋前期的作品。但朱熹以为：“苏氏曰：‘魏地入晋久矣，其诗疑皆为晋而作，故列于《唐风》之前，犹《邶》、《鄘》之于《卫》也。’今按篇中公行、公路、公族皆晋官，疑实晋诗；又恐魏亦尝有此官，盖不可考矣。”（《诗集传》卷五）

唐风 《诗经》篇章之总名。“十五国风”之一。共十二篇。晋国民歌。周成王封其季弟叔虞于唐，都于翼（今山西翼城）。唐地有晋水，后改国号为晋，故唐风即晋风。诗成于东周和春秋时。其地包括今山西省太原、翼城、曲沃、绛县、闻喜等地区。朱熹《诗集传》卷六：“其地土瘠民贫，勤俭质朴，忧深思远，有尧之遗风。其诗不谓之晋而谓之唐，盖仍其始封之旧号耳。”

秦风 《诗经》篇章之总名。“十五国风”之一。共十篇。秦地民歌。秦本为周的附庸。西周孝王封他的臣非子于秦（今甘肃天水故秦城），疆土逐渐扩大，庄公迁犬丘（今陕西兴平县东南槐里城），襄公迁汧（今陕西陇县汧城）。周幽王时，犬戎入侵西周，平王东迁，襄公赶走犬戎，并派兵护送平王至洛阳，始封为诸侯，于是西周王畿及豳地等遂归秦所有。其地包括今陕西地区和甘肃东部。诗作于东周末至春秋时期。《汉书·地理志下》：“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故秦诗充满尚武精神、阳刚之气。

陈风 《诗经》篇章之总名。“十五国风”之一。共十篇。陈地民歌。周武王封舜之后人妫满于陈，都宛丘（今河南淮阳），是为胡公。其地包括今河南柘城、安徽亳州等地。诗约为东周以后的作品。《汉书·地理志下》：“妇人（指武王长女太姬，嫁胡公满）尊贵，好祭祀用巫，故俗好巫鬼。击鼓于宛丘之上，婆娑于枌树之下，有太姬歌舞遗风。”其诗反映了爱好歌舞、崇信鬼巫的民风，内容则多半涉及婚姻恋爱。

桧风 《诗经》篇章之总名。“十五国风”之一。共四篇。桧（也作郐）国民歌。地在今河南中部（都城在今河南新密市东北）。国君姓妘，相传是祝融之后。始封者不知为谁。东周初年被郑武公所灭。诗当作于西周。一说“桧风”即“郑风”（见朱熹《诗集传》引苏氏说）。

曹风 《诗经》篇章之总名。“十五国风”之一。共四篇。曹国民歌。地在今山东省西南部的菏泽、定陶、曹县一带。周武王封其弟姬振铎于曹，都定陶（今山东定陶西北）。东周敬王时被宋国所灭。诗约作于春秋时。《史记·郑世家》说：“虢、郐之君贪而好利，百姓不附。”故诗多悲观失望之语。

豳风 《诗经》篇章之总名。“十五国风”之一。共七篇。豳地民歌。豳（也作邠）地在今陕西旬邑、彬县一带。周族祖先公刘由邰（今陕西武功西南）迁于豳。西周时封于何人已无可考。西周亡，豳归秦所有。诗均作于西周，是《国风》中年代最早的诗。周族重视农业，故《汉书·地理志下》说：“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一说为周公之诗。朱熹《诗集传》：“武王崩，成王立，年幼不能莅祚。周公旦以冢宰摄政，乃述后稷、公刘之化，作诗一篇以戒成王，谓之‘豳风’。而后人又取周公所作及凡为周公而作之诗以附焉。”今人又有疑其为鲁诗者。

正变 诗经学名词。“正风”、“正雅”和“变风”、“变雅”的合称。首见于《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正，指儒家理想的太平盛世；变，指时世由盛转衰，政教纲纪大坏。东汉郑玄《诗谱序》以为，文王、武王、成王、周公时的诗为“正风”、“正雅”，而周懿王、周夷王至陈灵公时的诗为“变风”、“变雅”。清马瑞辰则以为《风》、《雅》之“正”、“变”不以时间为界，凡讥刺时政者皆属“变风”、“变雅”（《毛诗传笺通释·风雅正变说》）。

变风 诗经学名词。指《国风》中作于周王朝政治衰乱时的作品。与“正风”相对。《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关于区分正、变的标准，郑玄《诗谱序》以为周懿王、周夷王至陈灵公时的诗为“变风”、“变雅”；陆德明《经典释文》以为《邶风》以下的十三国风都属变风；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风雅正变说》则认为《风》、《雅》正、变的区分标准是“政教得失”，而不以时间为界，凡讥刺时政者皆属变风、变雅。《诗大序》则强调了变风的特点：“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变而不失其正，正是儒家“温柔敦厚”诗教的体现。参见“正变”条。

变雅 诗经学名词。指“二雅”中作于周王朝政治衰乱时的作品。与“正雅”相对。《诗·大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关于区分正、变的标准，郑玄《诗谱序》以为周夷王至陈灵公时的诗为“变风”、“变雅”；《毛诗正义》以为“王政既衰，变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变者，谓之‘变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变者，谓之‘变小雅’”；陆德明《经典释文》以为《小雅》自《六月》至《何草不黄》五十八篇为“变小雅”，《大雅》自《民劳》至《召旻》十三篇为“变大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风雅正变说》以为《风》、《雅》正、变的区分标准是“政教得失”，而不以时间为界，凡讥刺时政者皆属变风、变雅。参见“正变”条。

四始 诗经学名词。始见于《诗·大序》。对其解释，历来众说纷纭。一说指《风》、《小雅》、《大雅》、《颂》。孔颖达《毛诗正义》引郑玄答张逸云：“《风》也，《小雅》也，《大雅》也，《颂》也，此四者，人君行之则为兴，废之则为衰。”又引《郑笺》：“始者，王道兴衰之所由。”一谓《风》、《小雅》、《大雅》、《颂》皆以文王时诗为始：“《关雎》，《风》始；《鹿鸣》，《小雅》始；《文王》，《大雅》始；《清庙》，《颂》始”（清陈奂《诗毛氏传疏》）。又一说指《诗经》中《大明》、《四牧》、《嘉鱼》、《鸿雁》四诗。“《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牧》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诗·关雎序》疏引《诗纬汎历枢》）。

六义 诗经学名词。《诗·大序》说“《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据郑玄注，风是“言贤圣治道之遗化”，即风教；赋就是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是“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是“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雅是“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颂即歌颂，是“颂今之德，广以美之”。今人一般以为，风、雅、颂为乐歌的三种体制，赋、比、兴是诗歌的三种艺术表现手法。

六诗 诗经学名词。《周礼·春官宗伯·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今人一般认为风、雅、颂是乐歌体制，赋、比、兴是写作手法，统称之为“六诗”与原意不符。《诗·大序》则将“六诗”称为“六义”。参见“六义”条。

南 舞乐名。《诗经·小雅·鼓钟》：“以雅以南，以籥不僭。”《毛传》：“南夷之乐曰南。”一说诗体名。清崔述《读风偶识》：“南者，诗之一体。”梁启超《释四声名义》也认为：“《诗·鼓钟》篇‘以雅以南’，‘南’与‘雅’对举。雅既为《诗》之一体，南自然也是《诗》之一体。”又一说古国名。清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以为“南为古国名”，“云周、召取风者，盖二公分治南国之地”。又一说乐器名。现代有学者认为，“南”本是钟镈一类的乐器，后衍变为乐曲名称。郭沫若《甲骨文研究》认为“南”即乐器“铃”。

二南 《诗经·国风》中《周南》、《召南》的合称。共二十五篇。汉人认为“周南”、“召南”均指地域；周南大致在今陕西、河南之间，召南大致在今河南、湖北之间。宋代有人据“以雅以南”（《小雅·鼓钟》）等诗句，认为“南”是诗之一体，而朱熹则认为“南，南方诸侯之国也”（《诗集传》）。现代有学者认为，南是一种类似钟镈的乐器，后演变为乐曲名称，故“南”是一种曲调。关于作品年代，《诗序》说产生于周初，现代有学者认为是在东周，也有人认为西周、东周的作品都有。参见“周南”、“召南”条。

四家诗 “鲁诗”、“齐诗”、“韩诗”和“毛诗”的合称。汉代传《诗》的有《鲁》、《齐》、《韩》、《毛》四家，前三家是今文学派，西汉时皆立于学官，置博士。魏晋以后，三家诗先后亡佚。“毛诗”是古文诗学，较晚出，系私学相传，后盛行于东汉。魏晋以后，直到现在，通行的《诗经》即为“毛诗”。四家诗均在注释中力图宣扬儒家思想，但对诗之解释大同小异。清陈乔枞《四家诗异文考》可资参考。

三家诗 《诗经》今文学派“鲁诗”、“齐诗”、“韩诗”的合称。三家对《诗经》的解释十之七八同，十之二、三异，西汉时皆立于学官，置博士。魏晋以后，三家诗逐渐亡佚。“齐诗”亡于魏；“鲁诗”亡于西晋；“韩诗”虽存无习者，至南宋亦亡佚，仅存外传。三家诗的遗说散见于魏晋以前的古籍中。清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范家相《三家诗拾遗》、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把三家诗的佚文大致收集无遗。

齐诗 《诗经》今文学派三家之一。汉初齐人辕固生所传。景帝时，立为博士。后传于夏侯始昌、后苍、翼奉、萧望之、匡衡、伏黯等。喜以谶纬说诗，以阴阳灾异附会时政。《汉书·艺文志》称辕固生曾为《诗经》作传，又著录《齐后氏故》二十卷、《齐孙氏故》二十七卷、《齐后氏传》三十九卷、《齐孙氏传》二十八卷、《齐杂记》十八卷等。至三国魏时皆亡佚。清人陈乔枞著《齐诗遗说考》，曾加辑释。

鲁诗 《诗经》今文学派三家之一。汉初鲁人申公（名培，或称申培公）所传。文帝时，立为博士。在三家诗中最为先出。申公受诗于浮邱伯，又以诗故训传授弟子。西汉时传授最盛，瑕丘江公、刘向、孔安国、司马迁、褚少孙等均治《鲁诗》。《汉书·艺文志》谓申公曾为《诗》作故训，又著录《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至西晋时皆亡佚。清人陈乔枞著《鲁诗遗说考》，曾加辑释。

韩诗 《诗经》今文学派三家之一。汉初燕人韩婴所传。文帝时，立为博士。此后传“韩诗”者有淮南贲生、蔡义等。《汉书·艺文志》著录《韩诗内传》四卷、《韩诗外传》六卷，另有《韩故》三十六卷、《韩说》四十一卷。南宋后仅存《外传》。清人赵怀玉曾辑录《内传》佚文，附于《外传》之后。清人陈乔枞著《韩诗遗说考》，曾加辑释。

毛诗 《诗经》古文学派。相传为秦汉间人毛亨、毛苌所传。《汉书·艺文志》著录《毛诗》二十九卷，《毛诗故训传》三十卷，但称毛公，不著其名。东汉郑玄《诗谱》始称大毛公、小毛公。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始称大毛公为毛亨，小毛公为毛苌。《毛诗》自称源于子夏，用战国时大篆书写，取儒家政教合一之理，不杂谶纬神异、阴阳五行，事实多联系《左传》，训诂多同于《尔雅》，称为古文。西汉时，今文学派的齐、鲁、韩三家诗立于学官，而毛诗不得立，独为河间献王重视。东汉时，经学家郑众、贾逵、马融、郑玄均治《毛诗》，而郑玄《毛诗传笺》问世后，学《毛诗》者渐多。魏晋以后，今文三家诗渐次散亡或无传，独《毛诗》大行于世。唐孔颖达定《五经正义》，于《诗经》取毛、郑所传，从此《毛诗》为后世所宗奉。

风 又称《国风》。《诗经》类名之一。一般认为多是采自各地的民间歌谣。朱熹《诗集传》卷一说：“国者，诸侯所封之域；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音乐上则反映了周代各诸侯国的地方曲调。包括“十五国风”，共一百六十篇。大部分是东周的诗，小部分是西周后期的诗。其中有的反映了先民的劳动生活，有的抒写了人民在沉重的徭役、兵役负担下的痛苦怨愤；有的以恋爱、婚姻为主题，有的则讽刺统治者荒淫无耻；有小部分诗反映了统治者的心声。其最显著的艺术特色是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对中国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雅 《诗经》类名之一。大多是周代朝廷上的乐歌。包括《小雅》和《大雅》，故又称“二雅”。其中《小雅》七十四篇，《大雅》三十一篇，共一百零五篇。雅诗作者大多是统治阶层人物，但有小部分是下层人民。雅诗为何有小大之分，前人异说甚多。《诗大序》：“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朱熹《诗集传》卷九：“雅者，正也，正乐之歌也。其篇本有大、小之殊，而先儒说又有正、变之别。”清人惠士奇《诗说》则谓小、大雅当以音乐来区别，如律有大、小吕，诗有大、小明。《小雅》绝大部分和《大雅》的少数篇章是周室衰微到平王东迁时作品，反映了社会变革的现实；《大雅》的大部分和《小雅》的少数篇章是西周初社会比较繁荣时的作品，歌颂太平的内容较多。后期雅诗艺术上有很大进步，其篇幅较大，句法整齐，辞气畅达；且受民歌影响后，有些诗善用比兴，有较强的形象性。《大雅》中《生民》、《公刘》、《緜》、《皇矣》、《大明》等，开后世叙事诗之先河。

颂 《诗经》类名之一。多为庙堂祭祀乐歌。朱熹《诗集传》卷一九：“《颂》者，宗庙之乐歌，《大序》所谓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据后人研究，其中部分为舞曲。包括《周颂》、《鲁颂》、《商颂》，故又称“三颂”。其中《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商颂》五篇，共四十篇，均为贵族统治者的作品。其内容多为统治者歌功颂德，但也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三颂 《诗经》中《周颂》、《鲁颂》、《商颂》的合称。《周颂》时代最早，约为西周初年的作品；《鲁颂》和《商颂》约作于东周。参见“颂”条。

二雅 《诗经》中《小雅》和《大雅》的合称。共一百零五篇。古文经学派以为此外另有《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笙诗，但有目无诗。有学者以为，周王畿的周人称为夏，而古代“雅”、“夏”通用，故“雅”即是周王畿的乐歌；雅分大、小，意同后世的大、小曲。雅诗多是西周王畿之诗，只有少数是东方诸侯国之诗。参见“雅”条。

诗序 《毛诗序》的简称。《诗经》今文学派三家诗都有序（据清魏源《齐鲁韩毛异同论》），但久佚，而《毛诗序》独存。前人认为现存《诗序》有大、小之分。列于各诗之前解释各诗主题的为“小序”；首篇《关雎》的小序之后有一大段文字概论全部《诗经》，为“大序”。关于作者，郑玄《诗谱》以为《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后汉书·儒林传》以为卫宏作。也有认为《大序》、《小序》都是子夏所作（王肃、孔颖达），还有认为是诗人自作（王安石）。对此，《四库全书总目·经部》一五的《诗序》提要及清崔述《通论诗序》可资参考。

小序 《毛诗》中列于各诗之前解释各篇主题的文字。往往先列教义，从美刺立言，以见诗人之情；随附史事以明之，材料则多取自《左传》。其论各篇之主旨，除《颂》之外，《国风》一百六十篇中，美诗仅十六篇，刺诗七十八篇；《小雅》七十四篇中，美诗仅四篇，刺诗四十五篇；《大雅》三十一篇中，美诗七篇，刺诗六篇，故后人有“强分美刺”之评。朱熹云：“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朱子语类》卷八〇）然《诗序》的讽刺之说于后人作诗多寄托、言于此而意在彼不无影响。

大序 《毛诗》首篇《关雎》的“小序”之后一段概论全部《诗经》的文字。据孔颖达《毛诗正义》说，应自其中的“风，风也”句起。《大序》阐述了诗歌的特征：内容、分类、表现方法和社会作用，堪称先秦儒家诗论的系统总结。它进一步阐明了诗歌言志抒情的特征和诗与音乐、舞蹈的关系，明确揭示了诗歌音乐和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把《诗经》的分类和表现手法概括为“六义”说，特别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这些思想对古代诗歌的创作与批评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经学 对《诗经》及其研究史作阐释和研究的学科。先秦时的孔子诗教和孟子的一些论《诗》观点，为封建时代的《诗经》研究奠下了理论基础。之后历代的《诗经》研究大体包含了以下内涵：《诗经》的体制与性质，产生的地域与时间，最初的编订、流传与应用，孔子删诗说，“诗序”及其作者，诗与音乐的关系，总体内容与艺术特征及其分类，具体各篇的旨意与艺术形式，史料的考订辨析，文字、音韵、训诂、名物等的考证，传授流派与研究流派研究，以及校勘、辑佚等。这些内容基本上属经学、史学与文学三大范畴。由于历史与时代因素，封建时代的《诗经》研究较多地局限于经学范围，旨在为封建统治与儒家说教服务。自汉代始的二千多年《诗经》研究大致分为四个阶段：汉至唐的汉学时期，宋至明的宋学时期，清代的新汉学时期和“五四”以后的新时期。汉代出现了四家传《诗》者：鲁、齐、韩三家为今文经学，毛亨的毛诗为古文经学。西汉武帝时，三家诗立，毛诗不兴；东汉时，郑玄以毛诗为本，兼采三家诗，使今古文合流；此后，毛诗盛行，三家诗渐趋衰亡。但今古文经学两派的对立与论争还在继续。到唐初孔颖达完成《毛诗正义》（毛传、郑笺、孔疏），才正式确立了毛诗在《诗经》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六朝文人和唐代诗人分别从文学角度总结了一些《诗经》创作经验。宋代兴自由研究之风，对汉学的训诂、诠释，尤其毛诗大小序，提出了怀疑与批评，其集大成著作是朱熹的《诗集传》，它以理学为思想基础，重义理，略训诂，杂采毛传、郑笺，间取三家诗义，成为宋学的一大里程碑，其影响波及元明两代。清代考据学兴起，提倡复兴汉学，冲破宋明理学桎梏，斥宋学空疏，尊毛、郑、“诗序”，从而产生了新汉学；其中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对新汉学的建立颇有贡献。新汉学内部也展开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两派的斗争，陈启源《毛诗稽古编》、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陈奂《诗毛氏传疏》等为古文经学代表，陈著是集大成者；魏源《诗古微》、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是今文经学代表，王著是辑录三家诗遗说的集大成者。此外，清代还出现了不依附于汉宋学派、今古文经学派的独立思考派——姚际恒《诗经通论》、崔述《读风偶识》、方玉润《诗经原始》。“五四”以后，经学彻底没落，鲁迅对《诗经》的一系列论述，开了新时期诗经学的风气之先。胡適对《诗经》的训诂、解题等提出过一些新见，却不免附会曲解之处。“古史辨”派学者对《诗经》作了大量辨伪、辑佚、考证工作，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成果。郭沫若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扎实研究为其阐发认识《诗经》价值提供了充实的证据，其《诗经》今译，既开风气之先，又是新时期《诗经》研究的新尝试。闻一多的《诗经新义》、《风诗类钞》等，显示了厚实的学问功底和敏锐的识见，同时开创了用新训诂学与民俗学研究《诗经》的路子。朱自清《诗言志辨》功力深厚，精见迭现。陈子展在50年代与80年代先后出版《国风选译》、《雅颂选译》和《诗经直解》，是近四十多年来的重要诗经学著作。这一时期，余冠英《诗经选》、张西堂《诗经六论》、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高亨《诗经今注》，以及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向熹《诗经语言研究》等，均各显特色，具有一定价值。

韩诗外传 杂著。西汉韩婴著。今本十卷，三百十章。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婴曾撰《内传》四卷、《外传》六卷。南宋后仅存《外传》，清赵怀玉辑《内传》佚文，附于本书之后。是书汇集旧闻传说，先讲故事，后引《诗经》句子作证，以诗明故事，而非阐发诗旨，与经义无关，类似诸子百家之书。大旨评论风气厚薄，政治得失，培养情操，开发知识。所载前人嘉言懿行，多具教育意义。保存先秦史料，颇有参考价值。为研究西汉今文诗学的重要资料。其中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逼真，论说犀利明快，言语简洁清丽，多用比喻。有《汉魏丛书》、《四库全书》、《丛书集成》诸本。

毛传 《毛诗故训传》（一作诂训传）的简称。《诗经》研究著作。西汉毛亨著，东汉郑玄《诗谱》以为鲁人大毛公作。三十卷。三国吴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以为毛亨作，《后汉书·儒林传》谓毛长（《隋书·经籍志》作毛苌）作。《汉书·艺文志》著录三十卷。今本同。大旨崇王化，尚诗教，温柔敦厚，不取谶纬神怪。各篇之前，分缀《诗序》，传文与之多合。此书所言，制度与三《礼》合，事实与《尚书》、《左传》、《国语》、《孟子》合，发明意旨同《荀子》。训诂多本《尔雅》，有益于考据者不少。章首标明赋比兴，尤详于兴，词章家每有所取。西汉古注，存者无多，后得郑玄作笺，相得益彰。为汉学重要文献。有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据以影印。

郑笺 全名《毛诗传笺》。《诗经》研究著作。东汉郑玄著。三十卷。以《毛传》为主，兼采今文三家诗说，加以疏通发挥，以阐扬儒学。《毛传》只限训诂，过于简略，此书既释字义，又讲文理，且通贯章指，足以补其阙漏，发明隐微。如见《毛传》不合经文，则用三家之说，或出己意，以纠其失，有数百处之多。然亦有不及《毛传》精当之处。诗人本诸性情，郑笺几无发明。拘泥于《诗序》，尤为明显。承《毛传》之误，亦时有所见。且有自造之误解。说“兴”多与“比”混。然此书一出，“毛诗”日盛，三家诗废。尤能与诸经注相沟通，两汉《诗》学，荟萃于此。后与《毛传》、《孔疏》（唐孔颖达疏）合刻，有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合刊本。中华书局曾据以影印。

诗谱 《诗经》研究著作。东汉郑玄著。一卷（一作三卷）。《诗》三百篇，非作于一时，郑氏据《春秋》与《史记》年表，纂为此书，篇按时代先后，排列世次，点明其缘起及部分作者，颇有益于理解诗义。书前有序概述源流，有如《诗经》大纲。唐孔颖达《正义》列此书于前，原本已失传，而《正义》所载，亦有缺脱。北宋欧阳修得残本，更加参订，为《诗谱补亡》。清人戴震、吴骞、丁晏、胡元仪都曾从事过《诗谱》的考订和辑补工作。此书与《毛诗》篇次，除《国风》小有出入外，余皆一致。有《皇清经解续编》本。

毛诗正义 《诗经》研究著作。唐孔颖达著。七十卷。主要阐释《毛传》和《郑笺》，汇集魏、晋、南北朝学者的《诗经》研究成果。然由于此书恪守“疏不破注”的原则，因而也承袭了毛、郑注解中的一些错误与曲解。《四库全书总目》评其“融贯群言，包罗古意”。故仍不失为唐代研究《诗经》的集成之作。后人将之与《毛传》、《郑笺》并称，名为“孔疏”。唐代列为官书，明经科取士、考试谨遵此书，故影响极大。宋以后各代均有刻本。通行有清阮元校勘《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曾据以影印。

诗本义 《诗经》研究著作。宋欧阳修著。十五卷。不录经文，皆作论体。前十二卷论诗一百余篇。先论《诗序》及毛郑是非，后述篇旨。卷一三《一义解》，凡二十节，各举一篇，解其一义。卷一四为《时世论》等杂论五篇。卷一五《诗统解》六篇，明经之统要，以益《毛传》之略，而志《郑笺》之妄。自来说《诗》，皆遵毛、郑与《序》。此书不守故训，开宋人以己意说《诗》之端。其后新说日出，旧义渐微，实滥觞于此。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三编》本。

诗集传 《诗经》研究著作。北宋苏辙著。二十卷（一作十九卷）。逐篇为注。本唐成伯玙之《毛诗指说》。以《小序》反复繁重，似非一人之词，因只存其首句，其下疑为毛亨续作，悉从删汰。于成说采其可者，不可则明著见失。其后攻《序》者蜂起，其源盖出于此。有《四库全书》本。

诗辨妄 《诗经》研究著作。宋郑樵著。以为汉时传诗原有四家，毛诗仅一家之言，不可偏信。指毛、郑之非，斥《诗序》为“村野妄人所作”。同时又通过考证，指明《诗序》乃汉人所为，揭穿了《诗序》伪托圣贤欺世的实质。原书六卷，已散佚，顾颉刚从其《六经奥论》和其论敌周孚《非诗辨妄》中辑出二卷，由景山书社1930年出版。

诗辑 或作《诗缉》。《诗经》研究著作。宋严粲著。三十六卷。逐篇为注。以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为主，杂采众说，以相发明。旧说有未妥者，则别以己意阐发，运词婉转曲折，能得诗人之意。考证音训名物，尤为精核。于时令地理，则颇失实。在宋代说《诗》家中，与吕祖谦之《吕氏家塾读诗记》同为重要著作。有《四库全书》本。

吕氏家塾读诗记 《诗经》研究著作。宋吕祖谦著。三十二卷。遵从《诗序》，坚守毛、郑之说，与朱熹相持。博采西汉以来诸家，存其名氏，而剪裁贯穿，使如出一手。训诂具于前，文义陈于后，简要浅近。有所发明，则别出之。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续编》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诗集传 《诗经》研究著作。宋朱熹著。二十卷。杂采《毛传》、《郑笺》和今文三家说，务求探明《诗经》本意，往往能突破《毛诗序》的解说，而以己意出之。注释较为浅易，为明清两代最重要之《诗经》传注本。如《卫风·木瓜》，《毛诗序》以为乃“美齐桓公”，此书释为“男女相赠答之辞”；又注《周南·关雎》“窈窕”为“幽闲贞静”。皆中肯綮。于难解之处，亦不为臆断。如《卫风·芄兰》题解云“此诗不知所谓，不敢强解”。对于诗的艺术表现手法也时有评析。但仍有一些解释曲从毛氏《序》、《传》，特别是将民间爱情篇章斥之为“男女淫佚”之诗，不出恪守封建道德的理学范围。元皇庆二年（1313）试行科举，规定经学用程（颐）、朱传注，考《诗》即用此书。明、清两朝相承，故天下士人皆习之，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晚期达六百年。此书自宋代以来，历代均有刻本。通行有《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三编》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点校本。

诗疑 《诗经》研究著作。宋王柏著。二卷。上卷《诗说》为杂论，分章段而不标目。下卷《诗辨》为《毛诗》、《风雅》、《王风》、《二雅》、《赋诗》、《豳风》、《风序》、《鲁颂》、《诗亡》、《经传》十篇。前有一序。大抵对比各篇及古书所引，据经文推究，证明今本多错简、窜乱及脱佚。自朱熹《集传》攻《序》，学者多宗之。王氏为朱门三传弟子，此书更改篇名，移易卷次，不仅非毁旧义，进而攻驳经文，甚而删改经文。如据理学卫道之义，斥恋诗为邪说恶行，欲删风诗三十二篇。指《小雅》有怨诮之语，欲退《变雅》于《王风》。宋人疑古，此为最甚。有《通志堂经解》本、顾颉刚点校的中华书局排印本。

诗传通释 《诗经》研究著作。元刘瑾著。二十卷。元人学术皆受朱熹牢笼，此书列朱熹《集传》于前，疏之于下。卷首纲领，备录朱氏辨《诗序》之言，多引经传及宋儒之论，且论《诗经》源流、章句、音韵、诗乐、删次等。此书与朱熹《集传》，犹毛郑之有孔疏。明初御纂《诗经大全》，即以此为蓝本。有《四库全书》本。

诗广传 《诗经》研究著作。明清之际王夫之著。五卷。前二卷论《国风》，次二卷论二《雅》，卷五论三《颂》。共二百三十七篇。皆读后杂感。时引《周易》、《老》、《庄》及古人行事，发挥《诗经》各篇，表现一己之政治主张与哲学思想。如谓《蒹葭》乃刺秦不仁不义，逆取逆守；《六月》则论名实难兼。有清刻《船山遗书》本、王孝鱼点校的中华书局排印本。

诗经通论 《诗经》研究著作。清姚际恒著。十八卷。经文列于前，皆分章段，句末标明叶韵；注语置于后，先论篇义，后释章旨，不训文字，亦不释草木鸟兽之名，故名。成于康熙年间，其时汉学宋学之争方炽，考据之风渐起，《诗序》之讼已久。向来废《序》必宗朱，攻朱必遵《序》。此书既斥《小序》之误，又攻《朱传》之短，而自涵咏篇章，寻绎文义，辨别旧说。不知则宁存疑而不妄断。着重章法，精析比兴之义，尤详于文学鉴赏。影响于方玉润之《诗经原始》者不小。然以男女恋诗为刺淫，则未免理学之腐论。卷首《诗经论旨》简论历代著作，揭示不信《小序》之意，《诗韵谱》则昌明古韵。有《丛书集成初编》本、顾颉刚点校的中华书局排印本。

毛诗稽古编 《诗经》研究著作。清陈启源著。三十卷。正文二十四卷，依次解《诗》，而不载《诗》句，仅题篇名。凡前人论说已明，不作复述，篇目亦略。次为总括五卷，考证文字音义名物，皆义通全经，词连数篇者。末为附录一卷，则统论风雅颂之旨。取名“毛诗”，明其所宗；“稽古编”则标明尊奉唐以前之汉学。参酌旧注，不创新解，训诂准诸《尔雅》，篇义一依《小序》《毛传》，而以《郑笺》佐之，名物则依陆德明疏，并多有辨正。康熙钦定《诗经传说汇编》附汉注于朱熹《诗集传》之后。此书始与宋学分流，致力于崇汉抑宋。有《四库全书》本、《皇清经解》本。

读风偶识 《诗经》研究著作。清崔述著。四卷。专论《国风》，阐述风诗之旨。通论《小序》、二南、十三国风。分论二南十风，至《陈风》而止，《桧风》以下从略。成于嘉庆年间。其时古文经学正盛，时论本《小序》而非朱熹。此书力攻《小序》美刺之说，附会史事，及言《朱传》之非，不在其驳《序》之多，而在从《序》处不少。提倡即词以求其意。又谓“南”乃诗之一种体裁，二南不但非文王时诗，且亦不尽系成康时诗。最后通论读诗。显示独立思考的治诗特点。有《崔东壁遗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毛诗后笺 《诗经》研究著作。清胡承珙著。三十卷。《泮水》以下未完，为陈奂所补。大旨申解毛氏《序》、《传》，时驳郑笺孔疏，开后人舍郑用毛之渐。征引颇富，断制亦严，既详究训诂名物，亦深识词言文理。对于今文三家，则唯与毛氏合者取之，亦有吸收宋人见解处。为清代研究《诗经》的重要著作。有《皇清经解续编》本。

毛诗传笺通释 《诗经》研究著作。清马瑞辰著。三十二卷。不录经文，有新解则条举之。以篇名为别，不标细目。并释传笺，以纠孔疏之误，兼正毛、郑之失。多从时代地理、训诂名物及音韵转变、文字引申假借之义疏释各篇，且引今文三家及宋人之说为证。不事穿凿，时有新义。卷一附论辨多篇，亦言世次地理，引申假借，合诸正文，如纲在目。所论诗皆入乐，足证宋人之说。清儒多同此说。其时朴学鼎盛，此书多所凭依，得失亦两承之。乾嘉考据学者成《诗经》三疏，此以宏博见长，谨严稍让陈奂。有《皇清经解续编》本、《四部备要》本、陈金生点校的中华书局排印本。

诗毛氏传疏 《诗经》研究著作。清陈奂著。三十卷。《郑笺》后于《毛传》四百余年，不仅训诂名物有异，且兼三家，学者多以为疑。故此书舍《郑笺》而专疏《毛传》。多有强三家以牵合毛义者。书末附《毛诗音》四卷，《毛诗传义类》一卷，分别存汉以前之声韵训诂；《毛诗说》一文为作者治诗之条例，又附《郑氏笺考徵》一卷，指出郑氏用韩、鲁诗者。有《皇清经解续编》本、中华书局点校本。

诗经原始 《诗经》研究著作。清方玉润著。十八卷。不用旧《序》而寻绎篇旨，别拟一序，列于题下，使读者一览而得诗人之意。次录经文，全篇连属一气，而章段分疏明白。总论大旨于后，大抵论断于《小序》、朱熹《集传》之间。原本旁批，勾入经义句下，眉评移于集释之前。末乃集释物名，标明音韵。卷首二卷，附图九幅，及论诗旨。成于光绪初。其时学风，已由东汉古义，上溯西汉今文，宋学已稍复燃，而此书不入门户，唯循文按义，推原诗人始意。屏弃考据义理，而着眼于情感音节，布局笔法之开合变化，及字句研炼之法，作文学之研究，颇多精义，深受当今专家推重。有清一代，能逾经学旧垒，不过姚（际恒）崔（述）数人，方氏最称翘楚。唯喜言诗教温柔敦厚，犹维护封建旧道德，推求言外之意，有时未免牵强，名物训诂，亦多疏失。有《云南丛书初编》本、李先耕点校的中华书局排印本。

诗三家义集疏 《诗经》研究著作。清王先谦著。二十八卷。合《邶》、《鄘》、《卫》为一卷。收集齐、鲁、韩三家今文《诗》说为注，兼取秦汉以下各类古书中所载逸文遗说，条分缕析。次为疏，首列毛传郑笺，复征引自宋及清数十家之论，兼综并蓄，以次排比，且参己意。此书历时久长，用力尤勤。汇集清人诸家成果，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几全收录。凡文字音韵，名物地理，乾嘉考据家之说，多所征引。至于《毛诗》著作，亦折中异同，时有称述。包罗宏富，可称完备。治今文《诗》学者得所凭藉。然亦有漏收误说。其于三家无说者，辄注三家无异义，或谓早逸，后世不可考，未免草率。不失为清人重要的《诗经》研究著作。有家刻本及吴格点校的中华书局排印本。

诗经学 《诗经》研究著作。近代胡朴安著。二十节。前九节分述命名、原始、作诗采诗删诗、诗序、六义、四始等，介绍《诗经》内容大略。次六节分述春秋以下历代《诗经》之研究，为《诗经》研究之简史。后五节为《诗经》之文字学、文章学、礼教学、史地学、博物学，系对我国学术之分类，并依类分析《诗经》，俾读者由此可得自行研究之便利。书前列绪论，后附《诗经》书目，收录凡一百十四种。有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本。

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 《诗经》研究论文集。孙作云著。共十五篇。内容为据《诗经》以研究两周历史礼俗。凡礼乐刑政，井田租役，无不言之可信，尤详于情恋与祓禊关系。取《桑柔》以述厉王流彘之祸，则合《国语》、《左传》、《天问》诸书；取《大东》以言东周赋役之重，则引铜器铭文，发前人所未发。论《大雅》前十七篇为祭祀诗，《小雅》四十五篇为祭祀享宴之诗，实属颂体，作于宣王之世。打破二千年来划分雅颂之成例。此书言必有据，务求征信，足资治《诗》者参考。有中华书局排印本，1966年出版。

诗经研究史概要 《诗经》研究著作。夏传才著。先述《诗经》基础知识，次述各时代各家各派之研究，分先秦、汉、宋、清、“五四”以后等五时期，择要评述。有关《诗经》的研究历史、争讼要点，大体详备。末附《诗经》书目版本举要。有中州书画社排印本，1982年出版。

诗经直解 《诗经》研究著作。陈子展著。三十卷。分卷依毛诗，篇前分缀《诗序》，经文亦取毛诗，而附三家异文于其下。译文列于下，以便由浅入深。篇皆分章，各作章旨于后，且加音注，简明扼要。篇后为总论一篇。卷后皆附简注，注字义音读，及疏通句文。多引旧说，兼采新学，如以动植物科学知识，解草木鸟兽虫鱼，以考古新技术发掘所见证地名。全书资料丰富，尤便初学。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排印本。

诗经楚辞鉴赏辞典 《诗经》、《楚辞》鉴赏文汇编。周啸天主编。收入现存所有《诗经》作品三百零五篇，王逸《楚辞章句》所收楚辞作品十七题六十五篇。又据朱熹《楚辞集注》补收贾谊作品二篇。包括了现有全部《诗经》、楚辞作品。每篇作品后均有一篇赏析文章，由国内大专院校及研究单位教师、学者分别撰稿。所撰赏文注重分析其文学特征，在吸收前人陈说基础上，颇有发明。四川辞书出版社1990年出版。

楚辞

楚辞 ➊诗体名。战国时兴起于楚国。其名最早见于西汉前期。是源于江淮流域的歌谣，受到北方《诗经》的影响。主要作者是屈原。他所作的《离骚》、《九歌》、《九章》、《天问》等，奠定了该诗体的文学地位。汉代皇室大臣多为楚人，故这一文学样式在汉代得以勃兴。西汉末刘向编定《楚辞》，更使此诗体在中国文学史上流传广远。其特征大致如宋黄伯思云：“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校定楚辞序》）因《离骚》为其代表作品，后人亦以“骚”代指楚辞，如萧统《文选》中列“骚”一类，刘勰《文心雕龙》有《辨骚篇》。与《诗经》并称，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两大渊源。其浓郁的情感、瑰丽的文辞、丰富的想像，对后世诗、赋、骈文产生了深远影响。➋诗总集。西汉刘向辑、东汉王逸章句。收战国楚屈原、宋玉及汉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及王逸自作辞赋。共十七卷。《四库全书总目》云：“初，刘向裒集屈原《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宋玉《九辩》、《招魂》，景差《大招》，而以贾谊《惜誓》，淮南小山《招隐士》，东方朔《七谏》，严忌《哀时命》，王褒《九怀》及刘向所作《九叹》，共为《楚辞》十六卷，是为总集之祖。逸又益以己作《九思》与班固二‘叙’，为十七卷，而各为之注。”刘向所编十六卷久佚，仅见新、旧《唐书》著录。今所传皆王逸十七卷本。有《四库全书》、《湖北丛书》、《丛书集成初编》等本。

离骚 亦称《离骚经》、《离骚赋》、《骚》。《楚辞》篇名。战国楚屈原作。司马迁认为“离骚者，犹离忧也”（《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班固认为“离，犹遭也；骚，忧也”（《离骚赞序》）。王逸认为“离，别也；骚，悲也”（《离骚经序》）。王夫之认为此篇作于怀王之世（《楚辞通释》）。今人游国恩则认为作于顷襄王朝再放江南之时（《屈原作品介绍》）。司马迁认为“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同上）。郭沫若称此篇为“以烦恼为主题的一部回旋曲”（《屈原赋今译》）。三百七十三句，近二千五百字，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前半篇回溯已往历史，叙述自己的家世、品质、修养、抱负以及政治上的遭遇，表达坚持理想，至死不屈的品格。后半篇是对未来道路的探索，先写因女媭劝责而向重华陈辞，进而神游天地，上下求索，继写请灵氛占卜，巫咸降神以决去留，终不忍离去，决心以死来殉自己的理想。反映出热爱楚国的思想感情，表现了憎恶黑暗，嫉恶如仇的精神。前半篇重在叙写现实，后半篇重在驰骋想像。全诗由诗人自己的理想、遭遇、热情、痛苦以至整个生命熔铸而成，集中表现了诗人个性。诗中驰骋想像，大量驱使各种神话传说，历史人物，日月风云，山川流沙等，把历史、现实、天国、人间、幻境交织在一起，创造出奇特瑰丽、绚烂多彩的神话幻想世界，表现出积极浪漫主义的精神。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生动形象地表现抽象的意识品性和复杂的现实关系，把《诗经》中单纯、片断的比兴发展成连贯、系统、整体的比兴，具有明显的象征性质。规模宏伟、结构雄阔，气势磅礴，感情奔放。语汇丰富，词藻华美，大量使用方言词汇，双声叠韵词和虚词，带有浓厚的南国情调和地方色彩。句式整齐中有变化，错落中见整齐，又多用对偶，节奏和谐，音调抑扬。司马迁在屈原传中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按据班固《离骚序》，司马迁所引为淮南王刘安《离骚传叙》中语）。明陈深评“《离骚》凡字二千四百七十六，可谓肆矣。然气如纤流，迅而不滞；词如繁露，贯而不糅”（《批点本楚辞集评》）。与《诗经》并称为中国文学的渊源。对后世的文学与知识分子的人格精神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

九歌 《楚辞》篇名。“九歌”本古乐曲名。“九”字概言其多，并非实指，亦有学者以为“九”乃吴语之“鬼”字。王逸、朱熹以为屈原放逐江南时仿民间祭歌加工而成。为一组祭祀鬼神的乐歌。共十一篇，依次为《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清陈本礼谓：“《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倡而众巫和者。”（《楚辞精义》）内容多涉及男女恋情而富宗教色彩。

东皇太一 《楚辞·九歌》篇名。战国楚屈原作。《文选》五臣注云：“太一，星名，天之尊神，祠在楚东，以配东帝，故云东皇。”此篇是祭祀最尊贵的天神东皇太一的乐歌。先写择吉宴乐天神，次写主祭者带剑佩玉礼拜天神，表示典礼的隆重，再写祭祀物品的芳洁、丰厚，最后写以竽瑟歌舞娱乐天神。篇首以“穆将愉兮上皇”统摄全文，篇末以“君欣欣兮乐康”作结，前后呼应。节奏平缓和谐，气氛庄严肃穆。清蒋骥谓：“《九歌》所祀之神，太一最贵，故作歌者但致其庄敬，而不敢存慕恋怨忆之心。盖颂体也”（《山带阁注楚辞》）。但朱熹以此篇为全用比体（见《楚辞集注》）。

云中君 《楚辞·九歌》篇名。战国楚屈原作。王逸注以云中君为云神（《楚辞章句》）。是祭祀云神的乐歌。前八句以绚丽的色彩描摹云神降临。后六句以惆怅的笔调抒写云神离去。描写状貌神态，缥缈灵动；抒发情感变化，亦复精妙。二者融为一体。“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 ”两句，有所寄托。宋洪兴祖谓“此章以云君喻君，言君德与日月同明，故能周览天下，横被六合，而怀王不能如此，故心忧也”（《楚辞补注》）。

湘君 《楚辞·九歌》篇名。战国楚屈原作。王逸释云：“君，谓湘君也。”“言湘君蹇然难行，谁留待于水中之洲乎？以为尧用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从而不反，道死于沅湘之中，因为湘夫人也。所留，盖谓此尧之二女也。”（《楚辞章句》）洪兴祖云：“逸以湘君为湘水神，而留湘君于中洲者二女也。”（《楚辞补注》）故湘君与下篇的湘夫人均湘水之神，男神称湘君，女神称湘夫人。唐韩愈以二女分属湘君、湘夫人（《黄陵庙碑》），实误。当是祭祀湘水之神的乐歌。先写湘夫人迎候湘君未至，表现其思念之深。次写她驾船北行前去相会，情绵悱恻。再写因不遇而对湘君的怨望，以及孤独惆怅之情。最后写她以芳草寄意。写湘夫人心理活动入情入理，曲尽其妙。采取独白方式展示人物的心理，并以环境气氛的渲染作烘托。清刘熙载评云：“有逍遥容与之情”（《艺概》）。

湘夫人 《楚辞·九歌》篇名。战国楚屈原作。与《湘君》是姊妹篇。当是祭祀湘水之神的乐歌。以湘君的口吻表达对湘夫人的期待与爱慕，表现其一片痴情。全诗将写景抒情与刻画人物内心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两句为全诗定下了基调，既描绘秋景，又烘托出主人公等爱人不至的惆怅。“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有景有情，构成一种绵邈的意境。清林云铭认为“开篇‘嫋嫋兮秋风’二句，是写景之妙，‘沅有芷’二句是写情之妙，其中皆有情景相生，意中会得，口中说不得之妙”（《楚辞灯》）。

大司命 《楚辞·九歌》篇名。战国楚屈原作。清王夫之以为“大司命统司人之生死，而少司命则司人子嗣之有无。以其所司者婴稚，故曰少。大则统摄之辞也”（《楚辞通释》）。而清蒋骥则以为“大司命主寿，故以寿夭壮老为言；少司命主缘，故以男女离合为说，殆月老之类也”（《山带阁注楚辞》）。此篇即祭祀大司命的乐歌。前十六句写大司命从天门降临人间的情景，后十二句写人们对大司神的情感及诗人对人寿命长短不齐的看法。蒋骥评云：“大司命之辞肃，少司命之辞昵，尊卑之等也。其寓意则一而已。”（《山带阁注楚辞》）

少司命 《楚辞·九歌》篇名。战国楚屈原作。为祭祀主宰人类子嗣之神少司命（今人郭沫若《屈原赋今译》认为是司恋爱的处女神）的乐歌。先描写祭祀的环境，点明求子之意。中间两节写少司命与恋人之间爱深盼切的心情，表现对爱情的渴求。末节写少司命登天抚彗、竦剑拥幼的形象，表达了求神为民作主的愿望。诗中以秋兰、蘼芜烘托女神降临时的氛围，语言简洁，抒情性强。其中佳句甚多，“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二句概括人们相思离别之情，脍炙人口，明代王世贞称之为“千古情话之祖”（《艺苑卮言》）。此外，“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写己独蒙青睐，隐示受命运眷顾者之少；“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写命运之神的神秘，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东君 《楚辞·九歌》篇名。战国楚屈原作。闻一多认为此篇当次在《云中君》之前（《楚辞校补》）。是祭祀太阳神的歌辞。歌颂太阳神的光明崇高，描写了光明驱除黑暗的胜利。前十句写太阳神从东方出发时的情景，接下八句具体描绘音乐、舞蹈等祭祀场面，后六句歌颂太阳神为人们除害及其自强不息的精神。全诗以迎神者的目光和心情来体察日神的存在与变化，想像丰富。清蒋骥谓“《东君》首言迎神，次言神降，中言乐神，既言神去，末言送神，章法最有次第”（《山带阁注楚辞》）。

河伯 《楚辞·九歌》篇名。战国楚屈原作。朱熹以为河伯“大率谓黄河之神耳”（《楚辞集注》）。是祭祀黄河之神河伯的祭歌。描写了迎神巫者追随神灵遨游黄河的情景，展示河伯与恋人共同畅游的欢快场面。情绪热烈，格调明快。以水流来衬托河伯与恋人的生活，“冲风起兮水横波”，“流澌纷兮将来下”，“波滔滔兮来迎”写风浪翻腾，流水哗哗，水波滔滔，生动地烘托出共游的奔放之情。今人游国恩认为此篇乃咏河伯娶妇之事（《论九歌山川之神》），可备一说。

山鬼 《楚辞·九歌》篇名。战国楚屈原作。清蒋骥谓此篇“盖涉江之后，幽处山中而作”（《山带阁注楚辞》）。山鬼，指巫山神女。清顾成天《九歌解》认为“楚襄王游云梦，梦一妇人，名曰瑶姬。通篇辞意，似指此事”。着重描写女神赴约不遇，失恋后悲哀的情景。以抒情为主。善于刻画人物心理，把一个多情女子在追求爱情时的自信与苦恼表现得淋漓尽致，十分感人。诗中描写始终以自然山林为背景。“风飒飒兮木萧萧”，既写景物，又象征着山鬼思念情人的忧思缠绵之情。清贺贻孙谓此篇“不作人佞鬼语，奇；作鬼佞人之词，更奇”（《骚筏》）。

国殇 《楚辞·九歌》篇名。战国楚屈原作。清戴震说：“殇之言伤也，国殇死国事。”“歌此以吊之，通篇直赋其事”（《屈原赋注》）。是追悼楚国将士为国作战而英勇献身的祭歌。先写作战场景，后写牺牲者的顽强战斗精神。格调激越，悲愤异常，由美人香草、怨诽不怒的阴柔之声变为疾风暴雨的阳刚之调。全篇十八句，每句七言，一气呵成，首尾相顾。表现出浪漫主义的英雄气概。

礼魂 《楚辞·九歌》篇名。战国楚屈原作。宋洪兴祖引旧说曰：“《礼魂》，谓以礼善终者”（《楚辞补注》）。明汪瑗以此篇为“前十篇之乱辞”（《楚辞集解》）。清王夫之亦谓“凡前十章，皆各以其所祀之神而状之，此章乃前十祀之所通用；而言终古无绝，则送神之曲也”（《楚辞通释》）。其说可从。全篇仅五句，首言“成礼”，与前诸篇相接，表示祭祀的完成，接叙祭祀场面，重申祭祀娱神之意，最后以祀典终古不绝作结，表现祀神的虔诚。谭介甫以为此篇与《国殇》即《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所言屈原所作之《招魂》（《屈赋新编》），可备一说。

天问 《楚辞》篇名。战国楚屈原作。汉王逸谓“天尊不可问，故曰‘天问’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圣贤圣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楚辞章句》）。清王夫之认为是为讽谏楚王而作（《楚辞通释》），清戴震则认为“问，难也。天地之大，有非恒情所可测者，设难疑之”（《屈原赋注》）。游国恩以戴说为近，进而认为“《天问》云者，犹言以此自然界之一切事理为问耳”（《天问纂义》）。实则此篇并不限于自然现象，全篇由一百七十余问题组成，涵盖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历史人物等方面，反映了诗人对传统哲学、政治、伦理观念深刻的怀疑和批判，表现出大胆的探索精神。鲁迅谓此篇“怀疑自邃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摩罗诗力说》）。全诗结构宏伟，气势磅礴，奇气逼人；句式以四言为主，间以杂言，大体四句一节，有一句一问，又有二、三、四句一问，圆转活脱，参差有致，显示超人的创造力。诗中保存了大量的神话传说和部分史实，是上古社会历史和文化研究的重要资料。清蒋骥认为“《天问》一篇，多漫兴语。盖其闳览千古，仗气爱奇，广集遐异之谈，以成瑰奇之制，亦舒忧娱哀之一助也；其意念所结，每于国运兴废、贤才去留，谗臣女戎之构祸，感激徘徊，太息而不能自已，故史公读而悲其志焉”（《山带阁注楚辞》）。

九章 《楚辞》篇名。汉王逸以为屈原作。但后人多有不同意见。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橘颂》、《悲回风》共九篇。其名王逸训“章”为“著也，明也，言己所陈忠信之道甚著明也”（《楚辞章句》），朱熹认为乃“后人辑之，得其九章，合为一卷”（《楚辞集注》）。一般认为此九篇诗歌非出于一时一地，故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多有不同。

惜诵 《楚辞·九章》篇名。战国楚屈原作。汉王逸认为“惜，贪也；诵，论也。”“言己贪忠信之道，可以安君，论之于心，诵之于口”（《楚辞章句》）。朱熹则认为是“爱惜其言，忍而不发”之意（《楚辞集注》）。清蒋骥则认为“惜，痛也；诵，增韵，公言之也，通作讼”，“深自痛惜，而发愤为此篇以白其情也”（《山带阁注楚辞》）。戴震则认为“诵者，言前事之称。惜诵，悼惜而诵言之也”（《屈原赋注》）。今人游国恩则谓“惜诵是喜欢谏诤的意思”（《屈原作品介绍》）。谭介甫则认为是叹惜读《诗》、《书》之意（《屈赋新编》）。蒋骥谓“《惜诵》盖二十五篇之首也”，“余固知其作于《骚经》之前”（《山带阁注楚辞》）。当是屈原早年的作品。此篇揭露了群小妒嫉、仇视、诽谤、陷害忠良的卑鄙行径，突出表达自己被谗见疏后极为苦闷、忧伤的心情，也表现出诗人忠君爱国的高尚品德。风格沉郁顿挫。朱熹谓“全用赋体，无它寄托，其言明切，最为易晓。而其言作忠造怨、遭谗畏罪之意，曲尽彼此之情状”（《楚辞集注》）。

涉江 《楚辞·九章》篇名。战国楚屈原作。宋洪兴祖认为“此章言己佩服殊异，抗志高远，国无人知之者，徘徊江之上，叹小人在位，而君子遇害也”（《楚辞补注》）。清王夫之认为顷襄王时放于江南时所作（《楚辞通释》），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戴震《屈原赋注》从之。描写自鄂渚到溆浦行程的艰苦和诗人处境的幽独，抒发郁积愤懑的情感，表明自己高贵的品格和坚强的性格。回环往复，情真词切，运用浪漫主义的比兴，揭露黑暗现实。全篇仰承俯转，起伏顿挫；前呼后应，结构谨严。蒋骥评云：“其命意浩然一往，与《哀郢》之呜咽徘徊、欲行又止，亦绝不相侔。”（《山带阁注楚辞》）

哀郢 《楚辞·九章》篇名。战国楚屈原作。宋洪兴祖认为“此章言己虽被放，心在楚国，徘徊而不忍去，蔽于谗谄，思见君而不得。故太史公读《哀郢》而悲其志也”（《楚辞补注》）。明汪瑗认为作于白起破郢时（《楚辞集解》），清王夫之亦主其说（《楚辞通释》）。诗人以悲愤的心情，抒发对郢都的眷恋，表现了对祖国危亡的关怀和对人民苦难的同情，以及对自己遭谗被逐的愤懑。共六十六句，由纪行、思归、斥奸三部分组成，以乱词总收全诗。纪实与抒情合而为一，格调深邃凄怆。多用反诘句，可见愤激之深。清徐焕龙认为“《哀郢》于《九章》中最为凄惋，读之实一字一泪也”（《楚辞洗髓》）。

抽思 《楚辞·九章》篇名。战国楚屈原作。宋洪兴祖认为“此章言己所以多忧者，以君信谀而自圣，眩于名实，昧于施报，己虽忠直，无所赴愬，故反复其词，以泄忧思也”（《楚辞补注》）。清蒋骥认为作于被怀王斥居汉北之时（《山带阁注楚辞》）。首先忆当初辅佐楚王的往事，后叙初放汉北时孤独苦闷的处境和日夜思念郢都的心情，倾吐怀念楚王而不得见的幽怨。情意缠绵，如怨如慕。直接陈述与各种比喻交错运用，创造了虚实交错的整体艺术形象。结构奇特，“少歌”为总结前文，使抒情深化，“倡曰”为发歌句，“乱曰”是总摄其要，概括全篇主旨。回环往复，无限低徊。

怀沙 《楚辞·九章》篇名。战国楚屈原作。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谓屈原作《怀沙》后，“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朱熹遂以“怀沙”为“怀抱沙石以自沉”（《楚辞集注》）。清蒋骥则认为“‘怀沙’之名，与‘哀郢’、‘涉江’同义”（《山带阁注楚辞》）。“沙”即今之长沙。本篇交代去长沙途中的时间、气候和内心的郁闷；抒写坚持正道的高尚节操和现实社会的种种不平，表现了生不逢辰的感慨和死的决心。用比喻和对比结合的手法表现政治的黑暗以及谗人与诗人的对立。文字简练，多用短句，音节急促，节奏明快。清屈复以为“汨罗自沉之情景，总收上文也。阴森之气，直涌纸上，不可卒读”（《楚辞新注》）。王夫之谓此“盖绝命永诀之言”，“故其词迫而不舒，其思幽而不著，繁音促节，特异于他篇云”（《楚辞通释》）。

思美人 《楚辞·九章》篇名。战国楚屈原作。宋洪兴祖认为“此章言己思念其君，不能自达，然反观初志，不可变易，益自修饬，死而后已也”（《楚辞补注》）。汉王逸以为思美人即念怀王，而清王夫之则以为“美人”指顷襄王（《楚辞通释》）。此篇表达了诗人对楚王的忠贞之心，想效法彭咸死谏，希望楚王能幡然醒悟，任用贤人，发愤图强。足见诗人在逆境中的忧愤与对国家命运的关注。诗中反复申言，感情深挚。清陈本礼评云：“以‘思’字起，以‘思’字结。”（《屈辞精义》）

惜往日 《楚辞·九章》篇名。战国楚屈原作。宋洪兴祖认为“此章言己初见信任，楚国几于治矣。而怀王不知君子小人之情状，以忠为邪，以僭为信，卒见放逐，无以自明也”（《楚辞补注》）。叙述得楚怀王信任的往事和后被谗迁谪的情况，表明其沉湘自杀的原因。实是诗人之绝笔。诗中列举古人的遇合，痛惜自己的境遇，表明死前对国家前途的忧虑。语言明白浅易，结构严密完整。清蒋骥认为“《九章》惟此篇词最浅易。非徒垂死之言不暇雕饰，亦欲庸君入目而易晓也”（《山带阁注楚辞》）。林云铭认为此篇“以明法度起头，以背法度结尾，中间以‘无度’两字作前后针线，此屈子将赴渊，合怀王、顷襄两朝而痛叙被放之非常，谗谀之得志，全在法度上决人才之进退，国势之安危”（《楚辞灯》）。

橘颂 《楚辞·九章》篇名。战国楚屈原作。汉王逸认为是屈原自比志节而作（《楚辞章句》）。以拟人手法咏橘寄志，颂橘抒怀，实际是歌颂作者“独立不迁”、“苏世独立”、“秉德无私”的理想人格。清林云铭以为“句句是橘颂，句句不是橘颂”（《楚辞灯》），概括了其咏物述志的特点。此篇为《九章》中最短小的一篇，也是文学史上最早的咏物赋。

悲回风 《楚辞·九章》篇名。战国楚屈原作。宋洪兴祖认为“此章言小人之盛，君子所忧，故托游天地之间，以泄愤懑，终沉汨罗，从子胥、申徒，以毕其志也”（《楚辞补注》）。清林云铭定其作于为顷襄王放屈原于江南时（《楚辞灯》）。抒写遭受贵族势力打击、政治理想无从实现的悲哀，结尾透露出欲负石自沉之意。从回风摇蕙起兴，全篇笼罩着忧郁悲凉的抒情气氛，状写心理而不叙事；后半篇多用双声叠韵联绵词和对偶句，音节优美。清洪亮吉以为“古诗《青青河畔草》一篇连用叠字，盖本于《离骚·九章》之《悲回风》”（《北江诗话》）。

远游 《楚辞》篇名。汉王逸《楚辞章句》题为屈原作。朱熹认为“屈原既放，悲叹之余，眇观宇宙，陋世俗之卑狭，悼年寿之不长，于是作为此篇”（《楚辞集注》）。写因遭时混浊，不容于世，故离群遁逸，轻举远游，自南至北而西，浮游八极的情形。表现出强烈的出世思想。明黄文焕谓“其意甚简甚明，十数言可了，而文阵乃层叠百变，以致其曲，以致其幻”（《楚辞听直》）。宋洪兴祖认为“司马相如作《大人赋》，宏放高妙，读者有凌云之意，然其语多出于此；至其妙处，相如莫能识”（《楚辞补注》）。近人吴汝纶则以为“此篇殆后人仿《大人赋》托为之”（《古文辞类纂评点》）。

卜居 《楚辞》篇名。汉王逸题为屈原作。清王夫之谓“卜居者，屈原设为之辞，以章己之独志也”（《楚辞通释》）。诗人向太卜所提出的问题是自己与朝中群小斗争的写照，借此表明心迹，宣泄愤世嫉俗之意。屈原诉疑一节，清何焯评为“主意已定，姑用抑扬之词以抒其愤耳。一正一反，反复陈之。奇绝，横绝”（《义门读书记》）。全篇以寓言设问设答的方式，开头部分用散文句式，后面部分用韵文，已初具赋体规模。“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揭露黑暗政治尤为深刻，已成为传世名句。清崔述以此篇为后人所伪托（《观书余论七则》），今人郭沫若亦主此说（《屈原赋今译》）。

渔父 《楚辞》篇名。汉王逸题为屈原作。宋洪兴祖认为“《卜居》、《渔父》，皆假设问答以寄意耳”，非实录（《楚辞补注》）。此篇以诗人与渔父的问答表明自己的格高志洁。渔父劝诗人与世俗同流，不必独醒高举，诗人则说明自己志趣高远，宁肯投水自沉也不能玷污清白。屈原行吟泽畔的憔悴，渔父“莞尔而笑”和“鼓枻而去”的神态动作都写得生动传神。这种假托人物问答的表现手法，发展成后世辞赋的重要特征。语言上趋于散文化。明蒋翚谓此篇“结语冷甚！有月照寒潭、雨侵疏竹之致”（《楚辞集注》明蒋之翘评校本）。清崔述以为乃后人所假托（《观书余论七则》）。

九辩 《楚辞》篇名。战国楚宋玉作。汉王逸认为是宋玉悯惜其师屈原忠而放逐而作（《楚辞章句》）。明焦竑《焦氏笔乘》、清牟庭相《楚辞述芳》、近人吴汝纶《古文辞类纂校勘记》则皆以为当为屈原所作，而无确证。今人多认为是宋玉为抒发自己“贫士失职”的不平与感慨而作。本篇叙述作者在政治上不得意的悲伤，表达了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善于借景抒情，融情于景，且句法多变，语言优美。清何焯谓“去白日之昭昭二句，惊心动魄，实是开辟以来美句”（《义门读书记》）。有关秋景的描写脍炙人口，朱自清称宋玉“是第一个描写‘悲秋’的人”（《经典常谈》），对后世文学中“悲秋”传统的形成影响很大。清吴世尚以为“《九辩》比兴居多，最得风人之致。其于世道衰微，灵均坎 ，止以一‘秋’字尽之。何其言简而意括也”（《楚辞疏》）。明胡应麟认为此篇“模写秋意入神，为千古言秋之祖”（《诗薮》）。鲁迅则谓此篇“虽驰神逞想，不如《离骚》，而凄怨之情，实为独绝”（《汉文学史纲要》）。

招魂 《楚辞》篇名。司马迁认为是屈原所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王逸以为是宋玉作，因“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楚辞章句》），朱熹《楚辞集注》从之。近人吴汝纶认为是屈原招楚怀王之魂（《古文辞类纂校勘记》），今人郭沫若从之（《屈原赋今译》）。清林云铭认为是屈原自招其魂（《楚辞灯》），今人游国恩从之（《楚辞概论》）。“序”、“乱”部分用骚体，正文主要用四言句式，隔句句尾用“些”字作语助。内容系借巫阳口气，陈说四方上下之可畏，故乡之可爱，劝所招之魂魄归来安享。清吴世尚认为“《招魂》之前半篇以惊吓为阑截，后半篇以引诱为系传，此最得‘招’字中说不出的神理”（《楚辞疏》）。文中铺写饮食、居处、游戏、女乐、陈设等，穷极奢华。通篇想像奇诡，辞藻华赡。陈子展谓此篇“铺陈周匝，词藻纷披，已导汉赋《二京》、《两都》先路”（《楚辞直解》）。

大招 《楚辞》篇名。汉王逸《楚辞章句》：“《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朱熹以其语“平淡醇古，意亦深靖闲远，不为词人墨客浮夸艳逸之态”，断为景差为招屈原之魂而作（《楚辞集注》）。清林云铭认为是屈原招怀王之辞（《楚辞灯》）。均无确据。其内容形式略同于《招魂》，今人游国恩即以为系后人模仿《招魂》而作（《屈原作品介绍》）。通篇基本是四言形式，隔句句尾用“只”作语助。竭力渲染四方之可怕，家乡之美好，劝魂魄归来安享，万勿他去。其中对居止、饮食、游戏、女乐、陈设极力铺张，亦类《招魂》。朱熹认为“其于天道之诎伸动静，盖若粗识其端倪，于国体时政，又颇知其所先后，要为近于儒者穷理经世之学”（《楚辞集注》）。清蒋骥认为“《大招》所以招君，故其辞简重尔雅；《招魂》所以自招，则悲愤发为谐谩，不妨穷工极态。故为不检之言以自嘲。盖立言之体各殊耳”（《山带阁注楚辞》）。

惜誓 《楚辞》篇名。传为汉贾谊作，或以为系西汉文人摹仿屈赋之作。汉王逸《楚辞章句》解题云：“惜者，哀也。誓者，信也，约也。言哀惜怀王，与己信约，而复背之也……盖刺怀王有始而无终也。”全篇摹写屈原放逐后的游历、见闻和感慨，并叙写屈原不能忘怀国事，对楚国奸佞当道、仁人遭黜的现象和国事日非的状况发出的深沉感慨。

七谏 《楚辞》篇名。汉东方朔作。由《初放》、《沉江》、《怨世》、《怨思》、《自悲》、《哀命》、《谬谏》七篇组成。记述屈原自初被流放到自沉的悲愤、哀怨的痛苦和不忘朝廷，讽劝国君的情感。实际却是作者心态的真实反映。东方朔滑稽多智，喜诙谐，善辞赋，被称为“滑稽之雄”；能“直言切谏”，颇有正义感，又“高自称誉”，但其一生却未能施展抱负。《七谏》便是借屈原之口，代屈原抒情来曲折表达自己的失意之悲和对朝廷政治的讽谏。王逸《楚辞章句》说《七谏》“追悯屈原，故作此辞以述其志，所以昭忠信，矫曲朝也”。《七谏》运用骚赋形式，叙述屈原的身世，表达屈原的人生、政治态度，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汉武帝的劝谏，并嗟叹自己悒郁不得志的沉沦境遇。

招隐士 《楚辞》篇名。题淮南小山作。《汉书·艺文志》著录有“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此为仅存的一篇。对其主旨，汉王逸《楚辞章句》以为系“悯伤屈原”，“以彰其志”。清王夫之《楚辞通释》以为此作“为淮南王召致山谷潜伏之士”而作。通过对隐士所居深山环境幽深、险恶的渲染，发出“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的召唤，表露了对隐居高士的钦敬。结构精巧，一气呵成，为后代所推崇。王夫之称其“绍《楚辞》之余韵，非他辞赋之比”（《楚辞通释》）。清刘熙载《艺概》亦谓：“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后来难并矣。惟奇倔一境，虽亦《诗》《骚》之变，而尚有可广。此淮南《招隐士》所以作与？”

九叹 《楚辞》篇名。汉刘向作。由《逢纷》、《离世》、《怨思》、《远逝》、《惜贤》、《忧苦》、《愍命》、《思古》、《远游》九篇组成。王逸《楚辞章句》云，刘向“追念屈原忠信之节，故作《九叹》。叹者，伤也，息也。言屈原放在山泽，忧伤念君，叹息无已”。作者摹拟屈原，抒发屈原遭受贬谪、放逐的痛苦心情，以及强烈的爱国热情和追求理想的执着精神。气势恢宏，语言优美流畅，每篇自成一体。

哀时命 《楚辞》篇名。汉严忌作。汉王逸《哀时命·序》称，“忌哀屈原受性忠贞，不遭明君而遇暗世，斐然作辞，叹而述之，故曰《哀时命》也”。然从全文看，其内容虽亦为愤世疾俗，且略与《离骚》相通，但文中也多处流露出追求功名、全身避祸的情绪。反映出作者生不逢时、怀才不遇的慨叹，同时也表现了作者洁身自好、关心国事的节操。

九怀 楚辞篇名。汉王褒作。由《匡机》、《通路》、《危俊》、《昭世》、《尊嘉》、《蓄英》、《思忠》、《陶壅》、《株昭（附乱曰）》九篇组成。汉王逸《楚辞章句》云：“褒读屈原之文，嘉其温雅，藻采敷衍，执握金玉，委之污渎，遭世混浊，莫之能识。追而愍之，故作《九怀》，以裨其词。”可知王褒有感于屈原的遭遇，对屈原执着的爱国之情寄于深切同情，在摹写屈原的思想情感时，也表现了对现实黑暗的不满、怀才不遇的痛苦以及对祖国家乡的热爱。篇章结构跌宕有致，语言流畅、生动，且富于想像。

楚辞学 对楚辞（包括屈原、宋玉等作品）及其研究史作研究的学科。自汉代开始的楚辞研究，内容大体包括：楚辞的产生与楚国历史及社会背景，楚辞的命名及其构成，楚辞与楚风俗及神话，楚辞与先秦历史及诸子思想，楚辞与楚文化，楚辞与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屈原其人（身世、思想及成就等），屈原作品的篇章辨伪、背景介绍、史地考证、名物训诂、词语注释、题旨诠解、内容与艺术特色分析，宋玉其人及其作品辨析，楚辞其他作品及其作者研究，辞赋辨析，拟骚诗研究，以及版本、校勘、辑佚等；20世纪末期的研究还包括楚辞美学、楚辞文化学、楚辞比较学等多学科的交叉研究。历代楚辞研究大约出现过四个高潮阶段：汉代、宋代（南宋）、清代及“五四”以后新时期。西汉司马迁首撰《屈原列传》，高度肯定屈原其人及其作品，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基本可信的传略史料；刘向将屈原、宋玉等人作品首次结集，题名“楚辞”；东汉王逸推出第一部完整的楚辞注本《楚辞章句》，确立篇章、介绍背景、发掘楚语、肯定屈原其人及其作品成就与风格，虽依经立论，毕竟树起了楚辞学史上第一个里程碑。魏晋至隋唐，评楚辞文字多为散见于各类诗文中的片言只语，其中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论述楚辞较为全面。宋代（南宋）出现洪兴祖《楚辞补注》，校异文、考方言、引文献，对王逸《章句》疏通证明，多所阐发，后世传本多以《章句》、《补注》合一行世。朱熹《楚辞集注》在汲取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基础上有所辨证，旨在阐发义理，多微言大义，然评驳旧注中亦间杂臆测；是一部有重大影响的楚辞注本。元明两代，汪瑗《楚辞集解》等颇值得注意，有一定参考价值。清代王夫之《楚辞通释》、林云铭《楚辞灯》、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戴震《屈原赋注》等，或阐发屈赋大义，或订正旧注谬误，或藉注骚明志，虽不免牵强误说，却各具特色，均显价值；其时，研究楚辞的学者之多、著述之丰，在楚辞学史上前所未有，达到鼎盛时期。到近代，梁启超突破前人格局，在时代与社会的广阔背景下考察屈原及其作品，使“知人论世”传统方法富有现代意义，打破了依经立论的旧框框。“五四”以后的楚辞研究开始出现新气象，郭沫若《屈原研究》从实事求是、尊重历史角度评价屈原及其作品，考证详实，征引宏富；其《屈赋今译》，熔铸了再创作的功力。闻一多从诠释词义、校正文字角度着重文字训诂与考辨，其《楚辞校补》、《天问疏证》等显示了深湛的学问功底，不乏独创性见解。游国恩在1949年前后相继出版《楚辞概论》、《读骚论微初集》、《楚辞论文集》，并主编《离骚纂义》、《天问纂义》等，用历史的眼光、求实的态度研究楚辞，成果卓著。姜亮夫先后出版了《屈原赋校注》、《楚辞书目五种》、《楚辞学论文集》、《楚辞今绎讲录》，及四大卷《楚辞通故》等。此外还有：陈子展《楚辞直解》，林庚《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天问论笺》，汤炳正《屈赋新探》、《楚辞类稿》，以及马茂元主编的《楚辞研究集成》等。80年代以后，又有萧兵《楚辞新探》、徐志啸《楚辞综论》、周建忠《当代楚辞研究论纲》等相继出版。

楚辞章句 楚辞研究著作。汉王逸著。十七卷。前十六卷注屈原至刘向作品，第十七卷注王逸自作《九思》。各篇前皆有序，《离骚》、《天问》有后序，以揭示篇旨命意。厘定章句，逐句注释，详于训诂，言多有据。所注皆出己意，亦杂采众说，多传旧训，虽有曲说，然保存古文献不少。《九章·抽思》以下诸篇，注文隔句用韵，可资研究古韵。王氏为楚人，去古未远，能一一指明楚地方言，后人受惠不少。为传世最早的《楚辞》注本。李善注《文选》、《离骚》诸篇，大抵照录此书。其时尊经，此书谓“《离骚》依托五经以立义”，未免牵强附会。《四库全书总目》以为此书“自宋以来，已非逸之旧本”。今有《四库全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四部丛刊》本、白化文点校的中华书局1985年排印本。

楚辞补注 《楚辞》注本。宋洪兴祖著。十七卷。旨在补王逸《章句》之所未备。先列原注于前，补注于后，逐条疏通证明。先校订原文，及王逸注文。如《离骚》“曰黄昏以为期”二句，据王逸无注，且《九章·抽思》重出，定为衍文。《九章·抽思》“愿荪美之可完”，“完”一作“光”，“光”字协韵义长，皆为后世注家所信从。次为训诂名物，考证诠释，广征博引，力求详尽。如《九章·哀郢》“至今九年而不复”，博稽史传，颇为征实。凡驳正原注之误，别释原文之义，往往可见，且保存汉以来遗说不少。所引已佚《楚辞释文》七十七条，于研究《楚辞》古字古音，颇具参考价值。尤推崇屈原特立独行、舍生取义之大节，斥班固、颜之推之非议为“无异妾妇儿童之见”，是能识屈原之志。其失则原注之误仍而不改，甚至原注不误而为曲说，反而难解。如《九歌·湘夫人》，原注“帝子谓尧女也”，补注曰“帝子以喻贤臣”。然瑕不掩瑜。朱熹《楚辞集注》多取其说。《四库全书总目》评此书为“于《楚辞》诸注中，特为善本”。有《四库全书》本、《惜阴轩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3年排印本。

楚辞集注 《楚辞》注本。宋朱熹著。八卷。前五卷收屈原所作二十五篇，统称“离骚”。后三卷录宋玉诸人所作十六篇，统称“续离骚”。篇前各立解题，多从王逸之说。正文各分章段，大抵四句为断。先校文字异同，音读是非，然后通解章旨，以《诗经》赋比兴三义为说。以为王逸、洪兴祖所注，详于训诂名物，而未能窥见大义，申明当年屈原之志，及见白于后世，故虽有取于王、洪二注，亦有所纠匡，尤多新解，往往在于推寻言外之意，且加发挥。如谓屈原操守过于中庸，而不可以为法，唯忠君爱国之忱，足以增重三纲五常，藉以宣扬儒家伦理道德，巩固宋室统治。旧注只言屈原忠君，至此书始发扬屈原爱国大义，以斥其时宋金和议之非，以张战守之策。《天问》注中，多言理气，不失理学本色。凡不能入注而独立成篇，别为《楚辞辨证》二卷，详列旧注之失，皆加纠驳，列为专条。《楚辞后语》六卷，则选录荀子至北宋吕大临辞赋五十二篇，前十七篇有注，多理学家言，寡于文学意味。后三十五篇无注，盖未完之本。王（逸）、洪（兴祖）之后，此书流行最广，影响最大。有《四库全书》本、《古逸丛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排印本。

楚辞通释 《楚辞》注本。明清之际王夫之著。十四卷。前七卷录屈原之作，后七卷录宋玉诸人之作。篇目依王逸《章句》而删去《七谏》以下五篇，增入江淹《山中楚辞》、《爱远山》和他本人的《九昭》，共四十四篇。篇前各有解题，稽考作者生平，阐述时地背景，发明微言大义，订正旧说之误。次为诠释字句原文分段作释。时据文义，推断篇旨，多拨正旧说之误。卷首列《史记》本传及序例五则。作者身遭家国之变，辗转流离，备极艰辛，尤感沦亡之痛，其身世之慨，与屈原一揆，故著此书，用达微言。有《船山遗书》本、中华书局1959年排印本。

楚辞灯 一名《楚辞易读》。《楚辞》注本。清林云铭著。四卷。只注屈原作品，续拟之作一概删除。逐段分疏，逐句诠释，且明叶音，旁加圈点，末以总论概括全文。引用典实，及花木鸟兽，玉石器物，酌采旧注。意义脉络，则必断以己意，所求大旨吻合，层次分明。多在首尾承接，段落转折，线索通贯处立言，每有会心之妙。略似评点时文之法，《四库全书总目》讥为“乡塾课蒙之本”，不足为病。《九歌》、《九章》原本篇名列于后，今移于前，别加总论。重订《九章》篇次，《涉江》以下不同旧本。卷前列自序、凡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末附《楚怀襄二王在位事迹考》，以楚国大事为正文，下附屈原事迹，及作品系年。有康熙年初刻本、民国六年中华图书馆石印本。

山带阁注楚辞 《楚辞》注本。清蒋骥著。六卷。另附《楚辞余论》二卷、《楚辞说韵》一卷。卷首列《史记》本传，节录《楚世家》怀襄二王事迹，及《楚辞》地图五帧，以考屈原事迹经历，期于知人论世，不作空言。正文只录屈原作品，分段作释。皆据行事年月，道里远近，以定所作之时地，从而探求所处之境遇及其用心，以阐发文章义蕴，寻绎命意条理。如于《哀郢》，详考洞庭湖流域山川地理，以见与《涉江》路途不合；文气呜咽低回，亦与《涉江》浩然一往不侔。虽穿凿附会不能必无，而征实之谈终胜悬断。《余论》二卷，通论《楚辞》，分论诸篇，驳正旧注得失，考证典故同异。其间诋诃旧说，亦有率尔之处。如以“少司命”为月下老人之类。至于汰其冗繁，以存精要，亦自瑕不掩瑜。《说韵》一卷，先列诸篇韵目于前，又博引古音异同，每部列通韵、叶韵、同母叶韵三例。清人诸注，王夫之发抉隐伏，戴震考证翔实，此书堪称鼎足而三。有《四库全书》本、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8年排印本。

屈原赋注 《楚辞》注本。清戴震著。七卷，附《通释》二卷，《音义》三卷。正文释屈赋二十五篇，释义注音，且录异本。微言实旨，具见疏抉，时有胜义，其义原显者不复赘言，颇以简明见长。分《离骚》为十段，皆作评语，述其大意，不尚臆测空谈，而从训释章句，考订制度名物入手，探求大义微旨。卢文弨谓其“指博而辞约，义创而理确”（《屈原赋注》序）。为乾嘉学派《楚辞》研究的代表作，对后世有重要影响。后二卷《通释》，上卷释山川地名，下卷释草木鸟兽虫鱼。有《广雅书局丛书》本、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安徽丛书》本、世界书局《楚辞五种》本。

屈骚指掌 《楚辞》注本。清胡文英著。四卷。以王逸本次序收录屈原作品，又列入《招魂》、《大招》。其基本特点是“于地理、名物考索最精，不为空言疏释，而骚之旨趣自出”（王鸣盛《屈骚指掌》序）。考求写作年代，作者经历，详于山川地理、禽兽草木。自称“两涉楚南，三留楚北，询之耆宿，按之众图”，不得然后参阅旧注，择采其善。亦有疏谬之处。如所指错简，皆凭臆定。有乾隆五十一年富艺堂刊本、北京古籍出版社1978年影印本。

屈赋微 《楚辞》注本。清马其昶著。二卷。题目下皆系解语，韵字皆注音。诠释文字章句，遍采汉以来专注之书，及文集笔记中语，约四十六家。广集众长，取其大意，由博反约，锻炼而熔铸之，以己意为折中，且加发挥。言简意明，自立新说，则极审慎。旧注多言忠君，此书尤重爱国。清人注释《楚辞》，此最后最精。有《集虚草堂丛书》本、《抱润轩全集》本。

屈原赋校注 《楚辞》注本。姜亮夫著。七卷。注《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七篇，每篇为一卷。以洪兴祖本为底本，题下均为解语，正文皆分章段，注于其中。先标异音异字，次释字义，末抉章旨。征引异文，以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为主，旁及《史记》、《文选》，以及类书。如《离骚》“曰黄昏以为期”二句，引《洪补》外，又据诸本《文选》皆无，且举《离骚》用韵，皆四句一协，决无例外，此二句不与上下文协，断为衍文。此书注解繁简适中，颇便研读。卷首列序言、凡例、《史记屈原传疏证》。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排印本。

离骚纂义 《离骚》注本。游国恩编，金开诚补辑。据此书正文前“本编选辑旧说总目”，共收西汉至晚清旧注一百六十六家。注疏前有游国恩所撰“总序”，阐明注解《离骚》之宗旨。尔后分列原文，以两句或一句为一节，下列各家旧注，而以时代先后为次。末加编者“按语”。然对旧注存而不论，于本文解释则颇有新义。有中华书局1980年排印本。

楚辞选注 《楚辞》注本。马茂元编。录《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魂》、《大招》、《九辩》共十篇，分段注释。前有解题，说明题旨，末有通论，综述篇义章法。于旧说择善而从，以一说为主，或择要并存，断以己意。深入浅出，详而不烦，颇便初学。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排印本。

楚辞要籍解题 《楚辞》研究书目提要。洪湛侯编。收历代流传较广的专著六十二种。先简介作者生平及著作，次述著书缘起、体例、大旨、得失、版本，后附《楚辞专著目录》，取学独成书，不论内容优劣，旨在存目，断于1982年刊行止，共二百三十五种。清代以前按时代排列，今人著作以出版先后为序。所录诸书，列卷数、作者、版本等项。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排印本。

楚辞书目五种 《楚辞》目录学著作。姜亮夫编。分《楚辞书目提要》、《楚辞图谱提要》、《绍骚隅录》、《楚辞札记目录》、《楚辞论文目录》五部分。收录自汉代刘向、刘歆、王逸以来一千九百多年间有关《楚辞》的研究著作。为一部收集《楚辞》资料较完备的工具书。中华书局1961年出版。

屈赋新探 《楚辞》研究论文集。汤炳正著。二十篇。以类相从，依次论屈原生平事迹、《楚辞》成书与传本、屈原思想、屈赋神话传说、屈赋语言艺术。考证翔实，颇多新见。首篇《屈原列传理惑》，取班固、王逸二《离骚序》，相比勘，认为《史记》所载本传中“离骚者”、“虽放流”二段，为淮南王刘安《离骚传》文，乃后人窜入，剔出之后，原文上下遂脉络通贯，风骨划一。又与刘向《新序·节士》详略互见，梗概略同。又认为本传止言怀王疏原，未尝言放，《离骚》当作于怀王既疏之后。《九章》篇第，前人各执一词，皆凭主观臆断。此书《九章时地管见》一文，据新出土《鄂君启节》竹简，定各篇写作时地。旧说《楚辞》定名编集，出于刘向一手。《楚辞成书之探索》一文，则据古本编次，定纂辑曾迭经五次，出自宋玉、刘安、刘向、佚名、王逸之手。名则起于汉武帝时。有齐鲁书社1984年排印本。

散文　辞赋

尚书 亦称《书》、《书经》。上古历史文献集。“尚”即“上”。意为“上古帝王之书”（《论衡·正说篇》）。相传由孔子编选而成。原为一百篇，秦焚书时，博士伏生将之藏于壁中，汉初取出残存二十八篇，加上一篇伪《太誓》共二十九篇，用当时隶书写定，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鲁恭王刘馀从孔子宅壁中发现用先秦文字书写的《尚书》四十五篇，谓《古文尚书》，后因战乱散佚。东晋时梅赜献《古文尚书》，比《今文尚书》多二十五篇，又将原《今文尚书》二十九篇析成三十三篇，总成五十八篇。从宋代始，历代学者考定梅书为“伪《古文尚书》”。今人所据一般为二十八篇之《今文尚书》。记事上起尧舜，下迄秦穆公，按虞、夏、商、周四部分排列。体例分为典（典范的经籍）、谟（通“谋”，讨论策划国事的文体）、训（教诲开导的文体）、诰（统治者对臣民训诫勉励的讲话）、誓（征伐或交战前的誓师词）、命（君主奖励赏赐臣僚的命令）六种。反映了我国早期散文的面貌。唐韩愈《进学解》谓“周诰、殷盘，佶屈聱牙”，乃准确地概括了《尚书》古雅艰深的语言文字特点。作为早期散文的代表，其叙事记言有其独到之处，为后世散文之典则。叙事散文如《顾命》写成王临终遗嘱、康王册命即位情况条理井然，层次分明，具有肃穆庄严之风范。《金縢》围绕金縢藏书、启书的情节，叙述周公忠贞、遭谗以至终获谅解的发展过程。记言文章能描摹人物语气、神情，如《盘庚》中写盘庚的训话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并注意用形象的比喻阐述道理。其书《舜典》中虞舜对乐师夔所云“命女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对后世诗乐文论极有影响。“诗言志”一语，被称为我国古代诗论“开山的纲领”（朱自清《诗言志辨序》）。全书亦被奉为儒家“五经”之一。现存《古文尚书》以李盛铎原藏宋刻本《附释音尚书注疏》最早。注本有唐孔颖达《尚书正义》（有《十三经注疏》本）、清孙星衍《尚书今古文注疏》（辑录汉魏隋唐人旧注，附以己疏，有《平津馆丛书》本、《四部备要本》等）。今译本有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出版。

盘庚 散文篇名。见《尚书·商书》。《书序》谓：“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认为是盘庚时人作。《史记·殷本纪》则云：“帝盘庚崩，弟小辛立，是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认为是小辛时后人追忆盘庚而作。近人认为乃周时写定。商王盘庚欲迁都于殷，遭贵族和一些民众反对，然盘庚力排众议，决定迁殷。本文记述了盘庚迁殷前对臣民的劝告和命令。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迁殷后而未定居之时所言。中篇乃迁殷前所言。下篇为迁殷后人民已定居时所言。全篇感情充沛、言辞古奥简练。朱熹认为“《盘庚》劝论百姓迁都之类，是出于记录”（《朱子语类》）。

汤誓 散文篇名。见《尚书·商书》。据《书序》说此为汤在“鸣条之野”发布的灭夏战争动员令。痛斥夏桀暴政，语气慷慨激昂，引用百姓诅咒夏桀“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之语，表达了人民对暴政的极度不满，成为千古名言。全文气势宏阔，文字晓畅，不类《尚书》其他篇章古奥难读，故有人疑或经战国时人润色。

秦誓 散文篇名。见《尚书·周书》。据《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载，秦穆公听信杞子意见，不顾蹇叔劝阻，派大将孟明等三人率师远道袭郑，结果于崤山被晋师击败。本文即为穆公事后追悔自责之辞。全文感情沉痛、语意恳挚。通篇运用对比说明亲近佞人、疏远良人之危害，表示应采取亲君子而远小人的用人之道，才能“保我子孙黎民”。虚字运用也颇能传神。实为后代帝王“罪己诏”之始。

礼记 礼仪论著选集。相传为孔子死后其门人所记。各篇写作年代不一。编定成书则在西汉。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组织、生活习俗、儒家学说和文物制度的重要著作。据汉郑玄《六艺论》，汉儒戴德传《礼》八十五篇，称《大戴记》；其侄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即为今本《礼记》，故又名《小戴记》。《礼记》中的议论文如《礼运》、《乐记》等，气势宏伟，结构谨严；记叙小品如《檀弓》、《仲尼燕居》等写得生动形象，反映出不同环境中的人物心理；《檀弓下·苛政猛于虎》篇，文笔简练，篇末点题，发人深省；《齐大饥》章只八十余字，却把黔敖的倨傲，饥者之不屈，写得栩栩如生。而对服饰、语气神态的描写又近于小说，不少篇章在文学上作了合理的想像。其中《乐记》篇，对后世文艺思想有重大影响。此书至唐列为“九经”之一，宋列“十三经”中，是士人必读之书，对后代的思想、文学有一定影响。注本有汉郑玄《礼记注》、唐孔颖达《礼记正义》、清朱彬《礼记训纂》、孙希旦《礼记集解》等。

礼记·乐记 散文篇名。分“乐本”、“乐论”等共十一篇。旧传为孔子再传弟子公孙尼子作，一说为汉武帝前儒者作。全文由音由心生，感物而动，论及各种音乐特点及其与人情感的对应关系，进而说明“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的道理，同时指出乐为德华，先王致乐怡心，寓礼于乐，在其“可以善民心”。古代诗、乐不分，故其所论反映出当时人对文学的基本认识。对后代古文论中的物感说、创作中提倡关注现实、缘事而发均深有影响。

周易 亦称《易经》，简称《易》。占筮书。“易”有变易、简易、不易三义，相传为周人所作（另一说“周”有周密、周遍、周流之义），故名。全书分为“经”和“传”两部分。“经”有六十四卦，每卦有卦象、卦名、卦辞。一卦分六爻，每爻有爻辞，共三百八十四爻。“传”部分主要是对卦象、卦爻辞所作的解释和说明，共十篇：《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传》上下、《序卦》、《说卦》、《杂卦》，统称《十翼》或《周易大传》。相传伏羲画卦，周文王作卦辞、爻辞，孔子作《易传》，但近人多持异议，认为“经”“传”并是“人更多手，时历多世”的众人撰成之作。“经”约产生于周初，“传”则产生于战国至西汉。全书以八卦的形式，推测解释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变化，总结天道人事的规律，阐发了关于阴阳矛盾、运动变化的朴素辩证观念，不仅具有哲学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卦、爻辞中保存了一些短小简朴的古代诗歌和民谣，创造了淳朴多样的诗歌形象，寄托着作者的思想感情。其诗歌在比兴的运用、声韵的技巧等方面与《诗经》相似，体现了我国古代诗歌在萌芽阶段的艺术特征。卦、爻辞中还有一些简短凝练、韵散相间的散文片断，类似于格言，富有生活经验和哲理。“传”部分多为论证严密，系统规范的说理散文，其对天道人事现象的论述，已形成系列的专题，带有明显的战国、秦、汉散文特色。有时还涉及“文”与“辞”的关系问题，对后代文论很有影响。如以仰观俯察为人文产生之渊源，提出“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系辞》下）；“圣人立象以尽意”，“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系辞》上）；并进而对言、意、象三者关系作了探讨，既指出“圣人之情见乎辞”（《系辞》下），要求“修辞立其诚”（《文言》），又针对“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情况，提出立象设卦以尽情意，所谓“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远，其辞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隐”（《系辞》下）。这些见解对刘勰等人的文学观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提倡“变通尽利”、“鼓舞尽神”（《系辞》上），要求“迭用刚柔”（《说卦》），“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系辞》上），对后来古代文学批评中的风格论、因革说等也深有启发。本书注本有唐孔颖达《周易正义》；唐李鼎祚《周易集解》集旧注之大成，搜采最富；宋朱熹《周易本义》以义理释《易》，颇多新意。清则有焦循的《易学三书》（《易章句》、《易通释》、《易图略》）和姚配中的《周易姚氏学》。今人高亨的《周易大传今注》为目前通行的排印本，由齐鲁书社1979年出版。

论语 儒家著作。由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汇集孔子言行而成。共二十篇。内容多为孔子思想言行的记录，亦有弟子之间、弟子与再传弟子之间的谈话记载。不少具有文学意味，且与文学理论相关。如重视德行对于文化（包括文学）修养的决定作用，提倡“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宪问》）；既重视六艺之文，立为“四教”之一，认为“不学诗，无以言”（《季氏》），又反对“巧言令色”（《学而》），要求“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辞达而已矣”（《卫灵公》），以求“尽善尽美”（《八佾》）等，对后世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都有规范作用。至于“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阳货》）、“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等著名言论，更具开创性理论价值。由于其论文以儒家道德礼义为准，强调无邪归正，极力排斥“郑声”，直接影响了以后“发乎情，止乎礼义”以及“温柔敦厚”诗教的形成。成为正统保守文学观的理论基础。本书汉代有今文《鲁论语》、《齐论语》和古文《论语》三种，后两者已佚。今本《论语》系东汉郑玄以《鲁论语》为基础，参考、混合各本遗存编集而成。注本以三国魏何晏《论语集解》、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宋邢昺《论语疏》见重于时，何“解”邢“疏”被收入《十三经注疏》（有《四部备要》本）。宋朱熹《论语集注》、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亦为研究《论语》的重要著作。今人杨伯峻有《论语译注》，由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 散文篇名。见《论语·先进》。题目为后人所加。记孔子四弟子侍坐，孔子问志。时在晚年。子路性刚勇，志在军旅，其言奔放直捷。冉与公西性谦退，志在政事，其言含蓄婉转。曾晳性和平，志在太平盛世之寻常日用，所言尤为雍容安详。于平淡中见深远，因而深得孔子赞许。为以后理学家津津乐道，朱熹更赞为“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缺”。前段四子言志，后段孔子评语，章法整齐，层次分明。四子侍坐，盖为下文曾晳起言制造气氛，曾晳所言一段，以其鼓瑟从容，对照子路率尔仓卒。文词优美，形象生动。南朝丘迟《与陈伯之书》脱胎于此。全篇趣味盎然，线索条达。此章于全书中篇幅最长，人物最多，最具文学意味，于后世颇有影响。

季氏将伐颛臾 散文篇名。见《论语·季氏》。通过孔子对鲁国贵族季氏将攻打小国颛臾的谴责和对学生批评教育，反映其行仁政、施教化之政见。共三段，首先是孔子责备其学生季氏家臣冉求未尽劝阻之职，正面立论；针对其推卸责任而驳之，并说明为臣之道，用巧喻证其言辞之错误；随之乘势追究其过，疾言厉色，锋芒毕露。末段则条分缕析，循循善诱，和蔼可亲。此篇乃《论语》中难得之长篇。句式参差有致，善用比喻，启人思考。语言精练警策，有些句子如“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既来之，则安之”，“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已为后世所习用。

楚狂接舆 散文篇名。见《论语·微子》。述孔子至楚，楚昭王欲任其为相，遭子西反对而罢；佯狂避世的楚人接舆，歌《凤兮》过孔子车旁，言其终不见用于世。运用对比手法，用楚狂接舆高远淡泊、来去无踪之隐士形象，反衬孔子栖栖遑遑、徒劳无功的圣者遭遇。虽着墨不多，却亦栩栩如生。清康有为评：“隐士之高远奇僻，及圣人之优容接引，皆可见焉。”（《论语注》）

长沮桀溺耦而耕 散文篇名。见《论语·微子》。主要反映孔子济时救世之志。所述乃孔子离楚返蔡途中，命学生子路问津于隐士长沮、桀溺，长沮以孔子“知津”答之，意指孔子周游列国，已识天下大道，桀溺则劝子路改换门庭，如他们过隐逸生活；子路言于孔子，孔子“怃然”而叹。全文重在记言，间有记事，明写二隐士之傲岸与子路之窘蹙，实映衬孔子之仕进坎坷，路途多艰。语言简练含蓄，人物个性鲜明，音容毕肖。近人方存之《论文章本源》评：“记二人傲倪、孤高如画。末记孔子一谈，深情至切。……二人一讥孔子为知津，一以天下滔滔，莫非津也，语意妙极。其不告津者，正所以告之也。”

晏子春秋 散文著作。旧题先秦晏婴著，实为战国时人搜集有关晏婴事迹辑成。今本共八篇，二百十五章。每章以晏子为中心，记述一事。内容多以晏子或犯颜直谏，或婉言讽喻，表现了作为国家重臣辅弼君主的思想。对统治者的奢侈腐败、诸侯国间的勾心斗角以及人民的饥寒苦难均有反映。所述晏子的传说故事，颇富文学色彩。如《晏子使楚》、《景公夜从晏子饮》、《楚王欲辱晏子》等，皆情节生动，形象鲜明，语言个性化。章末多有“君子曰”或借“仲尼”、“墨翟”评赞以表明编者观点。不少警句格言发人深省。注释本有清人孙星衍、黄以周《晏子春秋音义校记》，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由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

晏子使楚 散文篇名。作者不详。见《晏子春秋》。写晏子出使楚国受到无端羞辱，但他用巧妙的外交辞令反击楚王，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使楚王处于被诘难的尴尬境地。记事简练，在有限的短篇中表现丰富内容。“缚盗”一段写酒宴时交锋，形神皆备，自然生动，将楚王的骄横自信与晏婴“避席对曰”的机智勇敢、义正辞严相对照，将这两个人物形象、内心活动作了淋漓尽致的刻画。针对楚王挑衅性的提问：“齐人固善盗乎”，晏婴以“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成枳”为喻，不仅维护了自己国家的尊严，更进一步引出“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邪”的质问，使楚王狼狈不堪。取喻、推理步步紧逼，充分表现晏婴从容应对、巧语反击的杰出才能。

庄子 又称《南华真经》、《南华经》。道家著作。战国时庄周及其门人著。《汉书·艺文志》著录五十二篇，西晋时已散佚。今传晋郭象注本凡三十三篇，分内（七）、外（十五）、杂（十一）三篇。其中内篇一般认为乃其自作，外、杂篇出于后学之手。其内容虽在于宣传道家思想，却有极高文学价值。它“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天下》），运用大量生动的寓言故事与形象比喻将玄冥的天道描绘得可感可知，又充满丰富的想像与抒情意味。另外包含丰富的文论见解，如主张“灭文章，散五彩”（《胠箧》）；不取言辞辩说，以为“大辩不言”（《齐物论》）。倡“言不尽意”、“得意忘言”说，以为“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秋水》），向往一种非人为的自然美。至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天下》）论风格，则是对文学创作浪漫特征的首次揭示。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论形成明显区别，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现存以晋郭象注本为最早，有明邹之峰刻本、胡氏世德堂大字本、涵芬楼《续古逸丛书》影宋大字本等。清末有王先谦《庄子集解》、郭庆藩《庄子集释》。另有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

逍遥游 散文篇名。见《庄子·内篇》。阐述人所以不能绝对自由，是因“有为”，只有达到“无己”、“无功”、“无名”之境界，才可无所拘束，自由畅达。主旨虽深奥抽象，作者却未流于抽象论述。文中从大鹏说起，复言野马尘埃，芥舟蜩鸠，又举冥灵大椿、朝菌彭祖，以明小大之辨、有待之旨。尔后才引出主旨，以为只有“无己”之“至人”、“无功”之“神人”、“无名”之“圣人”才可“游无穷”。此如千里伏流，曲折迂回，至此豁然显露。以后数段寓言，或明或暗，随物赋形，分别补充说服之。全文层层推演，汪洋恣肆，机趣横生；叙事、引证、譬喻、议论，断续回复，如草蛇灰线；语言铿锵和谐，行文纷繁错落，虚实相映。清胡文英评：“前段如烟雨迷离，龙变虎跃。后段如风清月朗，梧竹潇疏。善读者要须拨开枝叶，方见本根。”（《庄子独见·逍遥游》）

养生主 散文篇名。见《庄子·内篇》。讲述养生之道。首段揭示全篇主旨，即“缘督（顺守中道）以为经”。随之用三则寓言生发。首则“庖丁解牛”说明处世要“依乎天理”，“以无厚入有间”。此为养生之核心。次则“公文轩见右师”说明养生非养血肉之躯，而要使精神自由，身与万物为一。末则“老聃死”说明养生之道在于安时处顺，摒弃哀乐，不以生死为怀。全文说理明晰，文势如龙行空，言在此而意在彼。“道”本为不可言之抽象之物，在作者笔下却具体而生动。并刻画了庖丁等人物形象。清余诚评：“起首正言六十余字，既详且尽。下面滔滔三、四百言，只申明缘督为经之意，而却无非一片灵气，酝酿而成。真绝世奇文，绝世奇文。”（《重订古文释义新编》卷五）

胠箧 散文篇名。见《庄子·外篇》。胠，撬开；箧，小竹箱。主要阐述绝圣弃智之观点。首以日常生活中防盗之事落笔，新奇突兀，由此推及社会、政治问题，将圣、智之伟大与助盗为虐之恶行相联系生发，极力阐述仁义圣智之弊。先后用田成子弑齐君夺齐政，夏、商、周三代之贤者龙逢、比干、苌弘、子胥皆被杀戮等历史事实，揭示圣、智之危害，说明“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圣人生而大盗起”。随后围绕绝圣弃智展开正反论证。因“智”而产生之斗斛、权衡、符玺，却成诈骗之工具；仁义本为治天下之法宝，反成乱天下之罪魁。由此要人焚符破玺、掊斗折衡，灭文章、散五彩、弃规矩，返朴归真，回到“至德之世”，结绳记事，淡情寡欲，则天下太平。作者视人类文明、进步为罪恶，观点虽偏激，然不无警策之处。全篇言锋犀利，极富感染力；善用对偶、排比，酣畅淋漓。清王夫之评此篇“盖惩战国之纷纭，而为激愤之言”（《庄子解》）。

秋水 散文篇名。见《庄子·外篇》。阐发万物齐一、顺应自然之理。由“望洋兴叹”、“风蛇互怜”、“井蛙与鳖”、“邯郸学步”、“庄子钓于濮水”、“鹓 与鸱”、“濠梁论鱼乐”等寓言组成。主张“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全篇取譬设喻，运思奇诡，行文恣肆汪洋，自成锦绣；说理精微而善辩，不乏追求个性自由的思想光华。清浦起龙评：“只是泯小大之迹，一意翻腾。”（《古文眉诠》卷一六）

列子 道家著作。旧题战国郑人列御寇著。今人多疑为魏晋人伪托。但其中保留有先秦资料。原书佚。今本为东晋张湛辑注。共八卷。学说接近庄周。唐天宝后，《列子》列为道教经典之一。内容庞杂，多宣扬道家虚无思想，兼言佛儒及神仙之说，尤有先秦流传之民间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如反映古代人民不畏艰难、战天斗地的《愚公移山》，庸人自烦的《杞人忧天》，以及《歧路亡羊》、《人有亡铁者》、《纪昌学射》等，形象生动，想像丰富，有较高文学意义和思想价值，均为后世熟知。其中《黄帝》篇，系由《庄子·齐物论》中寥寥数语扩充润色而为一结构完整的寓言。《汤问》篇不仅故事曲折、夸张得有声有色，且首尾联贯情节相当完整，已有从寓言衍变为小说之迹象。注释本有东晋张湛《列子注》、宋刻宋元递修本《冲虚至德真经注》八卷。另有通行本杨伯峻《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

伯乐荐九方皋 散文篇名。见《列子·说符》。题目为后人所加。记秦穆公问伯乐相马之术谁能继承，伯乐舍其子而荐友人九方皋。九方皋求马三月后，返报穆公得“牝而黄”之马。穆公派人视马乃“牡而骊”，不悦。于是伯乐劝解说，九方皋相马“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且其术远不止于相马而已。待穆公亲见马后，果然为“天下之马”。文旨在于说明对事物的观察了解应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真正认识其本质。写伯乐的极力荐举和穆公之不识真才，从正反两方面衬托九方皋之高明。故事生动形象，蕴含哲理，耐人寻味。后亦成为荐举人才的著名典故。故晋张湛评篇末乃“言皋之此术岂止于相马而已，神明所得，必有贵于相马者”（《列子注》）。

孟子 儒家著作。战国孟轲及其门人著。《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谓孟子游说齐、宋、滕、魏等诸侯国君，不成，乃“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书中亦有孟子卒后门人所述。孟子晚年退居讲学。全书大旨是“仁义”，主张行“仁政”、讲“王道”，强调“民贵君轻”，重视民心向背。提出“性善论”。其文以雄辩著称，气势磅礴，感情激越，词锋犀利。如《滕文公》下篇站在维护儒家学说立场，对杨朱、墨翟之言的抨击“其锋不可犯”（苏洵语）。同时，在记述孟子主张、论辩时，常深入分析对方心理、因势利导，善用一连串排偶句式，层层进逼，使论辩获胜，如《梁惠王》上篇“齐桓晋文之事”章。又善用譬喻说明道理，汉赵岐说《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孟子章句》），如传诵至今之“揠苗助长”、“五十步笑百步”、“缘木求鱼”等。此书发展了《论语》语录体特点，由短篇对话发展为长篇大论，后世贾谊、韩愈、柳宗元、苏洵、苏轼等散文名家都深受其影响。另在文学理论方面提出“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充实之为美”等论点，对我国文学批评有重大影响。现存注本有汉赵岐《孟子章句》、宋朱熹《孟子集注》、清焦循《孟子正义》。今人注本有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

荀子 亦称《荀卿新书》、《孙卿子》。儒家著作。战国荀况著。刘向《别录》作《孙卿子》三十二篇，《隋书·经籍志》作《孙卿子》十二卷。今本乃唐杨倞所注，改名《荀子》，分二十卷，共三十二篇。其中多数篇章为荀况自作，少数出于门人记述。其文长于论辩，说理精透，结构严密，有很强的逻辑性。语言丰富多彩，善用譬喻，多排偶句，形成质朴又醇厚的独特风格，对后世说理文有一定影响。又有五篇短赋，为一种散文式的赋体；另《成相辞》篇，运用说唱形式表达作者政治思想，有人认为乃后世弹词之祖。《劝学》、《正名》、《儒效》、《乐论》、《非相》等篇，论及与文学有关问题。大旨宣扬人性本恶，强调后天努力的必要性。其中“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大略》），尤被重视。对言辞辩说的要求是“心合于道，说合于心，辞合于说”（《正名》），“道”即儒家的礼义道德，认为《诗》、《书》、《礼》、《乐》皆归之（《儒效》）。实开后世文章必须明道、征圣、宗经之先河。而《乐论》论及诗乐的产生与政治的关系等特有的社会作用，既继承孔子等人的儒家传统，又有不少发展，对后世具有深远影响。通行有清王先谦《荀子集解》本，梁启雄《荀子柬释》，商务印书馆1936年刊印。

劝学 散文篇名。见《荀子》。论述人的才能是后天学习、教育的结果，强调客观环境对人的影响，提出要把“礼”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体现了一代胜过一代的积极进取精神。是我国古代最早对于学习的目的、意义、作用，乃至内容、方法、态度作系统论述的文章。结构条理清晰，说理明白透彻。述中取喻形象，语言精练。往往把众多的自然现象加以概括，并用富有启迪的内涵加以归并和排列，使之为说理服务。有些精辟的语言流传至今，如“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谷，不知地之厚也”等。有些含义深刻的比喻，成为历代勉励人勤学苦练的至理名言，如“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等。文中排比、对照、对偶等手法运用亦熟练而精彩。

赋篇 散文篇名。见《荀子》。《汉书·艺文志》著录十篇，现仅存五篇。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以“赋”命名的作品。五赋分别叙写礼、知、雲、蚕、箴五种事物，以四言为主，半诗半文，韵散间杂，设为问答。表现手法如刘勰《文心雕龙·谐隐》云“遁词以隐意，谲譬以指事”，有用隐语猜谜式之特点。是由铺陈发展到以“赋”名篇之先声，对赋体文学的形成发展有一定影响。

韩非子 法家著作。先秦韩非著，并加入他人有关论述编成。据《汉书·艺文志》载，共五十五篇，十余万字。作者反对复古、主张变革，综合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法，慎到的“势”治，提出以“法”为中心，提倡君主集权，是先秦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认为文章亦要以“功用”为目的。其说理文风格独特，思想锐利，文字冷峻，逻辑严密，说服力强。说理常先提论据，再论证，后得出符合逻辑的结论，如《五蠹》即为范例。其论辩往往通过冷静的分析来进行，对不同意见，总用“或曰”客观地列出几种说法来说理，如《难一》至《难四》诸篇。又善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对方进退失据。运用寓言故事来增强形象性和说服力，已臻挥洒自如的境地，如“郢书燕说”（《外储说左上》）、“守株待兔”（《五蠹》）等，已成为众人熟知的成语典故。注释本有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另有今人梁启雄《韩非子浅解》，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陈奇猷《韩非子集释》，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出版。

五蠹 散文篇名。见《韩非子》。主要抨击当时无益于耕种的五种人，即儒生（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依附权贵者）和商工之民，斥其为对社会有害的“五蠹”。阐述治国须根据时代变迁而取顺应社会发展之措施，劝说人主“以法治为教”，“以吏为师”，以勤耕之民、力战之士为贵而养之，以“五蠹”之民为贱而除之。反映了韩非主张变革，反对复古，提倡法治的观点。全篇文笔犀利，逻辑严谨，而又波澜壮阔。文中运用宋人“守株待兔”的寓言故事，尖锐嘲笑了墨守成规，痴想不劳而获的蠢人形象，尤显风趣生动。后人评其文为“胸中如万斛泉涌，滚滚不竭，而纵横变化，无中生有，愈出愈奇”（袁了凡《韩子迂评》）。

吕氏春秋 亦名《吕览》。杂家著作。为秦相吕不韦集门客三千编成。“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史记·吕不韦列传》）。二十六卷。由“十二纪”、“八览”、“六论”组成，共一百六十篇。因书出众手，各记所闻，被《汉书·艺文志》列为杂家类。内容以儒、道思想为主，亦取墨、法、名、农、阴阳等诸家学说，总结了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之成果，为秦统一天下服务。所涉虽广，但大旨仍如汉高诱《吕氏春秋·序》曰：“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书中保存有许多古代失传的思想史资料。全书体例一致，结构完整，常以议论发端，再以事实及比喻为例证，最后回复立论。语言简洁、生动、形象，说理极富逻辑性。有《刻舟求剑》等寓言故事流传至今。注释本高诱《吕氏春秋注》，有《经训堂丛书》本。通行有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出版；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学林出版社1984年出版。

国语 我国最早的国别体史书。记载周王朝及诸侯各国之事，主要为记言，故名《国语》。二十一卷。分《周语》三卷、《晋语》九卷、《鲁语》、《楚语》、《越语》各二卷、《齐语》、《郑语》、《吴语》各一卷。记事起于周穆王征犬戎（约前967年），迄于赵、韩、魏灭智伯（前453年），记载了约五百年的春秋史。司马迁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太史公自序》）。他和班固皆认为是鲁国史官左丘明所作。然据近人考证，非出自一人一时之手，约编定于战国。又有人以《左传》、《国语》为同一作者，而《左传》乃传《春秋》之书，故又称之为《春秋外传》。此说虽不恰当，但说明了两书之密切关系，可相互参证。内容多与《左传》重复，又往往详略互异。文学成就虽不及《左传》，然不乏精采篇章，如《勾践灭吴》、《召公谏厉王弭谤》等，故事生动，人物刻画也较成功，“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尤为至理名言。记言之文亦有风趣绝佳者，如《晋语》记姜氏与子犯谋醉重耳一段，语颇幽默传神。较早注本有三国吴韦昭作《国语解》，保存了一些颇有价值的古注。清洪亮吉有《国语韦昭注疏》。近人徐元诰作有《国语集解》。另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国语》点校本。

召公谏厉王弭谤 散文篇名。见《国语·周语上》。题目为后人所加。叙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不满，厉王派卫国巫者监视，发现有敢指责自己者即杀之。大臣召公用“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作比，谏诤厉王，对人民不满意见，只能宣泄疏导，不能遏制堵塞。然厉王不听，最后因拒谏被国人所逐。全文记言为主，简括有法，比喻贴切自然，极有说服力。清林云铭评：“召公所谏，语语格言”。全文“回抱防川之意，融成一片，警健绝伦”（《古文析义》卷三）。

里革断罟匡君 散文篇名。见《国语·鲁语上》。题目为后人所加。叙鲁宣公夏季张网捕鱼，大夫里革断其网而弃之，向宣公阐述自古猎捕禽兽皆应适时，不可获取无度。宣公最后接受其忠告。文章内容新颖，意味深长，所用对比手法尤为成功。清林云铭评文中所述“不害其生”、“不害其长”之意，与宣公夏季捕鱼之“不时不度，紧紧对针，则‘贪无艺’之过，宣公岂能辞哉”（《古文析义》卷三）。

王孙圉论楚宝 散文篇名。见《国语·楚语下》。题目为后人所加。叙楚大夫王孙圉出访晋国时，赵简子在筵间炫耀所佩白玉，并欲借此羞辱楚国。王孙圉针锋相对，回答楚之宝主要是贤才与物产，而非身佩之玉。从而回击了赵简子的挑衅，维护了楚国的尊严。文中人物刻画颇成功，赵简子虽寥寥数语，其自傲、浅薄的形象却呼之欲出；而王孙圉避实就虚的辩驳方式，委婉得体的语言，也是本文特色。

范蠡佐勾践灭吴 散文篇名。见《国语·越语下》。题目为后人所加。记述越之贤臣范蠡辅佐勾践灭亡吴国之事。初，越王勾践不听范蠡之劝，贸然伐吴，不胜，只得向吴妥协求和，自己亦与范蠡入吴为臣仆。三年而返。勾践吸取教训，一系列治国强兵之事皆求教于范蠡。范蠡用“持盈者与天，定倾者与人”之思想劝其休养生息，静待时机。后时机成熟，遂促其伐吴。交战中又劝勾践以静制动，与吴师相持三年，终使吴军不战自溃。吴派人求和，勾践欲许之，范蠡又谏阻，终灭吴国。最后写他功成身退，泛舟五湖更显其明智。全文专详范蠡之言，洋洋洒洒，叙事纷繁而条理清楚。清俞桐川评：“‘持盈’、‘定倾’，要语首尾，血脉关通。”（《古文分编集评》）

左传 《春秋左氏传》的简称。亦称《左氏春秋》。配合《春秋》的编年体史书。其作者历来众说纷纭，司马迁、班固皆认为是鲁人左丘明所作；近人则以为非一人一时之作，于战国初编定成书。《春秋》仅是简括的大事记，《左传》则详写其本末，与《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同为《春秋》三传之一。记事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并附记灭智伯之事（前454）。虽按鲁国国君顺序记事，所叙却包括春秋列国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活动及有关言论。书中表现的主要是民本思想和爱国精神，也有颂扬统治者勤于政事，鞭挞荒淫昏庸，还有礼仪、天道、鬼神、卜筮等事，不乏科技史、军事史的价值。其文学成就表现在叙事富于故事性、戏剧性，重点突出，有条不紊；尤善写战事，不仅注意战争场面的描写，且能把军事和政治结合起来，揭示决定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通过个性化语言和典型细节，刻画一系列人物形象；语言简洁生动，善用比喻说理；行文辞令曲而达，婉而有致。其直书无隐的精神，为司马迁以来的“良史”所继承。诸多文学成就对汉代以来的散文创作有深远影响。另外还包含丰富的文论观点，如“赋诗言志”和“观志”“观风”说等。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周乐，强调审乐观诗可以知政，提倡“思而不贰，怨而不言”，“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哀而不愁，乐而不荒”（《襄公二十九年》）的中和之美；穆叔“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三不朽说（《襄公二十四年》）都是影响极大的文艺思想。至于分见于书中各处的论文谈艺，如孔子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襄公二十五年》）等也很有价值。晋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是现存最早的注本（有《四部丛刊》本），后与唐孔颖达讲疏、陆德明音义合为注疏本，收入《十三经注疏》（有《四部备要》本）。另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据《四部丛刊》本影印宋刻本《春秋经传集解》标点本，更名为《春秋左传集解》，杨伯峻有《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

郑伯克段于鄢 散文篇名。见《左传·隐公元年》。题目为后人所加。叙郑国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郑武公妻姜氏偏爱次子共叔段，支持他推翻长子郑庄公。双方矛盾渐剧，庄公初不动声色，至叔段发动叛乱时，才一举将其击败于鄢。庄公进而立下“不及黄泉”不与母相见之誓言。后又后悔，采纳大夫颍考叔意见，掘地及泉，在地道中与姜氏相见，既不违背誓言，又使母子重归于好。在记载重大政治事件同时，以生动的对话刻画了各种鲜明的人物形象。明钟惺评：“庄公之狠，叔段之痴，姜氏之愚，可谓三绝。”（《精校左传杜林合注》卷一）

石碏谏宠州吁 散文篇名。见《左传·隐公三年》。题目为后人所加。叙卫大夫石碏谏诤卫庄公应教子州吁以“义方”，切勿宠子骄纵，以免后患。先述“宠”之流弊，是纳子于邪，而非爱子。又以“六顺”、“六逆”相对比，言明今宠州吁乃“去顺效逆”，会招致祸端。然庄公不听其劝。石碏最终只得告老致仕。而州吁在庄公死后果然弑继位的桓公而自立为君。全篇谏辞一气三叹，语意恳切。清王源评：“前入州吁之宠，笔笔曲；后序石碏之谏，笔笔切。”（《左传评》卷一）

臧僖伯谏观鱼 散文篇名。见《左传·隐公五年》。题目为后人所加。叙隐公欲离国都观鱼，臧僖伯进谏对其晓以大义，加以劝阻，然隐公终以“略地”为借口往而观之。全文阐述国君应按礼法行事，以国事为重，游乐为轻。历陈典故，俱与观鱼相映照，指出人君举动关系甚大，观鱼不得视为小节。通篇以小见大，环环相扣。清浦起龙评臧僖伯进谏“口中不曾一字说出观鱼，而观则非轨，鱼则非物，非轨非物，即是非礼。言归典则，法归丝扣。”（《古文眉诠》卷二）

郑庄公戒饬守臣 散文篇名。见《左传·隐公十一年》。题目为后人所加。叙郑庄公会合齐、鲁伐许，许败，许庄公奔卫。经一番谦让，齐、鲁将许让给了郑。郑庄公安排许大夫百里侍奉许叔，驻于许之东；派郑大夫公孙获驻许之西，并对双方各作了一番告诫，表明自己不会久有许。全文以辞令取胜，委婉地表现出郑庄公复杂的内心世界。清吴楚材评：“郑庄戒饬之词，委婉纡曲。忽为许计，忽为郑计，语语放宽，字字放活。”（《古文观止》卷一）

齐伐楚盟于召陵 散文篇名。见《左传·僖公四年》。题目为后人所加。叙齐桓公联合诸侯侵蔡获胜后又攻楚。楚成王派屈完如齐师交涉。齐桓公邀屈完阅兵，以武力威胁，屈完不卑不亢，机智应对，维护了楚国尊严。桓公最后只得与楚结盟。文中人物语言虽寥寥数语，神态却维妙维肖。清吴楚材评：“篇中写齐处，一味是权谋笼络之态。写楚处，忽而巽顺，忽而诙谐，忽而严厉，节节生峰。”（《古文观止》卷一）

宫之奇谏虞假道 散文篇名。见《左传·僖公五年》。题目为后人所加。叙晋国借道虞国伐虢，虞大夫宫之奇洞察形势，力谏虞公不借道予晋，然虞公固执己见，终致被晋灭亡。文章成功地刻画了虞公昏庸、顽固和宫之奇深谋远虑之形象。写宫之奇力谏虞公，或用事实，或引史书，或据事理，精密透彻。清吴楚材评：“宫之奇三番谏诤，前段论势，中段论情，后段论理，层次井井，激昂尽致。”（《古文观止》卷一）

齐桓下拜受胙 散文篇名。见《左传·僖公九年》。题目为后人所加。叙齐桓公主盟一诸侯间重要集会时，周天子赐齐侯胙（祭肉），显示对齐侯的尊宠。周天子派宰孔赐胙时，本无须其下阶而拜，齐侯却不顾年老衰弱，仍谨守君臣大礼，坚持下阶拜受。受胙仪式的繁文缛节，只用“下、拜、登、受”四字，足见其语言之精练。又将齐侯的宽厚、识大体、顾大局的形象写得很丰满。清林云铭评：“君臣堂陛之分凛然，较之晋文请隧，不啻霄壤。”（《古文析义》卷一）

子鱼论战 散文篇名。见《左传·僖公二十二年》。题目为后人所加。叙宋、楚泓之战，及战后子鱼对作战的评论。战前，子鱼曾劝宋襄公不宜参战。战时，又两次抓住有利战机，请襄公出击，然皆未被采纳，宋终致惨败，襄公负伤，遭国人责难。战后，襄公却以虚伪的“仁义”掩饰自己败绩。针对其迂腐见解，子鱼逐点反驳，即为本文重点。人物刻画较成功，襄公的迂腐、子鱼的明智形象皆跃然纸上。语言简洁、透彻，论述有理有据。清吴楚材评：“层层辨驳，句句斩截，殊为痛快。”（《古文观止》卷一）

晋公子重耳出亡 散文篇名。见《左传·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年》。题目为后人所加。叙重耳长达十九年之流亡生活及在秦穆公帮助下回国夺取政权之经过。晋国内乱，重耳被迫出亡，流亡途中受到各国不同礼遇。卫成公、曹共公、郑文公等小国皆“不礼焉”，而大国如齐桓公妻以女，宋襄公赠以马，楚成王享之，秦穆公纳之。终在秦军直接支持下夺得政权。全文通过富有情趣的细节和复杂的矛盾冲突，刻画了一系列人物形象。重耳从胸无大志的贵公子磨练成一个有雄韬大略的政治家，见其性格发展。其从者亦皆各具特征。还表现了季隗、姜氏、怀嬴等女子的美好品质。清浦起龙评：“事之一冷一热，文之一抑一扬。天生波折，斗成结构。”（《古文眉诠》卷二）

介之推不言禄 散文篇名。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题目为后人所加。叙晋文公归国接位后，封赏随从出亡之臣，独介之推不争利禄，与其母“隐而死”。重点描写介之推与其母之对话。先向其母说明文公能回国即位乃天意，批评“二、三子”“贪天之功”，表示自己不愿与之共处。接述其不愿求利、不愿求名的理由。通过介之推对其母的回答，既展现介之推的高洁，亦映衬出其母的品格。全篇通过设问应答，推波助澜，逐层递进，表现人物性格。清吴楚材评：“篇中三提其母，作三样写法，介推之高，其母成之欤。”（《古文观止》卷一）

展喜犒师 散文篇名。见《左传·僖公二十六年》。题目为后人所加。叙齐孝公兴师伐鲁，鲁僖公却派大夫展喜出迎犒劳齐师。展喜援引先王之遗命，齐之先辈辅周之遗德，以道义说服齐侯，并申明鲁之所恃者乃认为齐不会“弃命废职”。展喜机敏镇定，善于言辞，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使齐侯还师，巧妙地取得外交上的胜利。全文峰回路转，结构精巧。展喜的胆识和才智也通过其富有说服力的言辞得以充分表现。清吴楚材评：“大义凛然之中，亦复委婉动听。”（《古文观止》卷一）

晋楚城濮之战 散文篇名。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题目为后人所加。叙晋、楚为争霸而在城濮交战。晋在战前促成晋、齐、秦三国联盟，又离间楚与盟国曹、卫之关系。临战时晋文公虚心纳谏，上下团结；而楚方君臣矛盾重重，主帅子玉轻敌，致使晋军重创楚师两翼而大获全胜，楚帅子玉兵败自杀。全文突出“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的主旨，揭示战争胜败之要素。描写重点是战前双方的外交纠纷、君臣对战争的态度，而于战争本身着墨不多，然人物性格如晋文公的老成持重与子玉的刚愎自用却刻画得十分鲜明。清冯李骅评文中交战“写得极其奇妙，然不过数行而止，文却于未战之前作无数翻腾，于既战之后作无数铺垫”（《左绣》）。

烛之武退秦师 散文篇名。见《左传·僖公三十年》。题目为后人所加。叙晋、秦两强联合围郑，在郑伯请求下，烛之武冒险去说服秦王。他利用秦、晋间矛盾进行分化，向秦王阐述亡郑将使晋得利，只有让郑存在，才有利于秦；又以晋之不守信的事例，推论亡郑后，晋必西犯，使秦受害。终于说服秦王放弃联晋灭郑之计划，转而派兵戍郑御晋。而晋文公权衡利害，亦不战自退。烛之武在国家危难之际，临危不惧，说服强敌，表现出机智善变的外交才能。通篇富有雄辩的逻辑力量，分析入情入理。清金圣叹评：“其文皆作连锁不断之句，一似读之急不得断者。”（《天下才子必读书》卷一）

秦晋殽之战 散文篇名。见《左传·僖公三十二、三十三年》。题目为后人所加。叙秦、晋发生在殽的一次战争，结果晋胜秦败。晋文公卒，秦欲过晋去袭郑，蹇叔力劝无效。然郑已得其信而有所备，迫使秦军无劳而还。晋遂乘机攻秦师，“败秦师于殽”，并俘其三帅。不作平铺直叙，而把事件进程作情节化安排，由“蹇叔哭师”、“王孙满观秦师”、“弦高犒师”、“皇武子请客行猎”、“文嬴请三帅”、“秦穆公哭师认罪”等一系列故事组成，从具体事件和人物身上揭示战争胜负的原因。文中人物虽多，却各具个性。如清余诚所评：“至叙述诸人问答，描画诸人举动形声，无不婉然曲肖，更为写生妙笔。”（《重订古文释义新编》卷二）

郑败宋师获华元 散文篇名。见《左传·宣公二年》。题目为后人所加。全文由几个小故事串连而成。先写郑伐宋，宋师惨败，宋帅华元被俘。继而追叙作战时，宋人狂狡助敌反被敌俘获；为华元驾车的羊斟因私愤废公，故意驾车直入郑师，使华元被俘，而致宋师兵败。宋国正欲设法赎之，华元却逃归并原谅了羊斟。然羊斟终出奔鲁国。结尾以华元巡视筑城工程时，通过歌谣的对唱，赞扬了华元气量宽宏。全文亦庄亦谐，趣味横生，乃《左传》又一副笔墨。清王源评：“以谐谑易干戈，以歌讴易严厉，闲闲散散，着而不着，有多少变态。”（《左传评》卷四）

晋楚邲之战 散文篇名。见《左传·宣公十二年》。题目为后人所加。叙楚攻郑，晋发兵救郑，与楚军会于邲，后见郑、楚已订和议，本欲退兵，而晋将先縠主战，擅自进军，主帅荀林父怕承担“失属亡师”之责，亦令全军率尔出击。楚庄王挥师迎战，双方大战于邲。战时，晋军将领各自为政，主帅荀林父无能，决策无方，指挥失职；而楚军则上下一致，作战勇敢，晋终惨败。最后以楚王谦和、清醒的议论作结。整个战役的描述，明快而精彩，胜负的必然性是纷繁头绪中的一条主线。围绕主线穿插几段有关和战的生动故事。清王源评：“局阵环浑雄阔，诸大战文中独为用正。”（《左传评》卷四）

楚归晋知䓨 散文篇名。见《左传·成公三年》。题目为后人所加。叙晋楚邲之战，晋俘楚公子穀臣，楚俘晋大夫荀首子知䓨。楚迫于荀首权势，同意交换俘虏。楚王送知䓨时，问他“是否有怨、是否感德、何以图报”，知䓨断然答曰“无怨、无德、不知所报”，并表示归国后如受刑戮，死且不朽；若能免刑而继承官职，则将率兵戍边，不避与楚战，以报国家。知䓨身虽在楚，却表现出忠于晋国、维护国家尊严的不卑不亢气度，从而得到楚王敬重。通篇文字简练有力。清吴楚材评：“楚王句句逼入，知䓨句句撇开”（《古文观止》卷二），其义正词严，慷慨之态毕现。

吕相绝秦 散文篇名。见《左传·成公十三年》。题目为后人所加。叙秦、晋交恶，晋国派使臣吕相到秦国宣布与之绝交。吕相先历数穆公为德不终、私与郑盟、乘危灭晋等等罪状，尔后归入绝秦主旨。此为一篇保存完整的外交辞令。语言生动，极富波澜而又咄咄逼人。清吴楚材评：“此文饰辞驾罪，不肯一句放松，不使一字置辨。”（《古文观止》卷二）

鄢陵之战 散文篇名。见《左传·成公十六年》。题目为后人所加。叙晋、楚在鄢陵的一次战争，结果晋胜楚败。晋伐郑，郑求救于楚，郑、楚联合御晋。此乃晋、楚第三次交锋。时两国内部皆矛盾重重，晋范文子希望败于楚，以引起晋之警惕而修明内政。而楚内部亦混乱不堪，子重、楚王缺乏作战决心，子反主战却又因酒误事，楚终仓皇撤退，晋获意外胜利。用双管齐下的叙述方法，突出了战争的紧张，亦显新颖活泼。以细节描写表现复杂矛盾。清王源评：“但零写一人一事，而胜败带序其中”（《左传评》卷五）。文中还写了战争进行中的几次雍容揖让，成功地刻画了一系列人物群像，如范文子的老成识远，养由基的善射等。

晋灵公不君 散文篇名。见《左传·宣公二年》。题目为后人所加。主要写晋灵公和大臣赵盾的矛盾冲突。先叙晋灵公厚敛、杀宰夫等残暴之举，其不听劝谏，虽口头承诺改过，实仍我行我素。赵盾屡谏，使灵公恼恨，遂派 麑往杀之， 麑见其忠，不忍下手，反自戕。灵公又欲在宴中伏击赵盾，幸有提弥明拼死相救，另一灵公卫士灵辄，曾受恩惠于赵盾，亦全力救之，使其得以脱身，于未逃出国境之时，灵公已被杀，遂返。史官认为不讨杀君之人，也有杀君之罪。然近人王源谓：“通篇处处借他人写赵盾，见弑君之罪，非其罪也。”（《左传评》）全文情节生动，扣人心弦。灵公的残暴无道、赵盾的忠诚仁厚，皆经由细节描写而栩栩如生。

祈奚请免叔向 散文篇名。见《左传·襄公二十一年》。题目为后人所加。叙叔向因其兄连累而被宣子囚禁，乐王鲋曾主动要为其求情，叔向却“不应不拜”，以其为曲意顺君者，只有正直的祈奚才可救他。事实果如所料。祈奚闻其被囚，立往见宣子，陈述利害，言叔向之才能有关社稷之固，不免其身即为弃社稷，并用历史上父子、兄弟罪不株连事例为证，终使叔向得免。结尾更饶有趣味，叔、祈两人互不相见，以知为公非为私。清林云铭评“社稷”二字为篇中眼目，叔、祈“二人不相见，皆明其为社稷”（《古文析义》卷一）。

吴公子札来聘 散文篇名。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题目为后人所加。叙吴公子季札对音乐和政治的见解。季札使鲁，鲁人为之演周乐，季札闻歌见舞，便能尽察其意，推知兴亡盛衰。通篇逐层摹写，品评各有侧重，通过语言摹绘，使季札形象鲜明突出，人如在目，声如盈耳。其借助比喻作评的方式亦对后世文艺批评理论有深远影响。清王源评：“文中论乐，悠扬顿宕，希微杳渺。”（《左传评》）

郑子产相国 散文篇名。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题目为后人所加。以表现子产的政治家风度为中心。先总括子产知人善任，用人所长，“是以鲜有败事”。郑人于“乡校”议政，有人欲毁之，子产却认为正可利用众人舆论以作监督。见其为政之开明。子产劝阻郑大夫子皮使尹何为邑一事，更显其非凡才识，针对子皮之言，连用“操刀”、“栋榱”、“制锦”、“田猎”四喻，委婉而有说服力，层进转折，妙趣天成，终使子皮打消了“爱人”则授之以政的想法。作者每写子产为政之事后，必以他人评论作结，可谓春秋笔法之一种发展。末段叠喻，“最是生新出色处，开后人大题小作法门”（冯李骅、陆浩《左绣》）。

曹刿论战 散文篇名。见《左传·庄公十年》。题目为后人所加。叙齐、鲁长勺之战。战前，曹刿请见鲁庄公，通过分析国情，肯定庄公取信于民可以一战。战时，曹刿正确把握反攻、追击时机。战后补叙其战略见解。全文突出曹刿的远见卓识。描写上采用对话、衬托、补叙等方法，逐层推进，显得生动活泼。清林云铭评：“以‘远谋’二字作眼，……步步详审持重处，皆成兵机妙用。”（《古文析义》卷一）

申包胥如秦乞师 散文篇名。见《左传·定公四年》。题目为后人所加。叙楚王昏庸，杀伍子胥父兄，伍子胥逃亡吴国发誓报仇，后楚国内政腐败，吴军终攻入楚之郢都，楚王逃至随。楚大夫申包胥向秦王历陈利害，恳请秦出兵相救。初遭秦王婉拒。申包胥便依庭墙日夜号哭，七日勺水不进。秦王感其诚意，遂发兵助楚败吴。文中重点刻画申包胥忠诚顽强、不达目的不休之坚韧品格。近人吴闿生评：“字字切到，如亲见秦庭之哭。”（《左传文法读本》）

战国策 简称《国策》。国别体史书。一般认为由秦汉间人杂采各国史官或策士的史料、笔录编纂而成，非一时一人之作。最后编定者乃西汉末刘向。刘向校录群书时发现诸抄本“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便依国别、按时序重新编订，去其重复，得三十三篇。“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刘向《校战国策书录》）。此名遂沿用至今。此书记载春秋以后至楚汉之起的二百四十五年间史事（前453—前209）。内容主要为当时策士、谋臣纵横捭阖的外交活动和有关主张、言辞。广泛地反映了战国时代错综复杂的历史。较之其他史书，则显虚构成分多，文学性强。全书分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等十二国策。其中所记策士、谋臣之思想、情操及所起的历史作用各不相同：有不择手段追名逐利者，如苏秦、张仪之流，朝秦暮楚，权谋谲诈；有排难解纷、消兵弭战者；有不畏强暴、沉毅勇决者，如荆轲、唐雎等。也颂扬了一些有作为的统治者，表现了一些以民为本、崇尚革新的进步思想。所记多有夸张失实处，其思想内容在封建时代颇遭非议。然艺术成就却为世所公认。其文特点长于记事，善夸张渲染；说辞气势磅礴，旁征博引，条分缕析，或曲折迂回，巧设机彀，或危言耸听，颇具说服力；善以对话刻画人物形象；大量运用寓言、比喻、典故，尤显生动活泼；语言铺张扬厉，富于文采。对汉以后的辞赋家、散文家均有深远影响。对后世小说、戏剧创作之作用巨大。东汉末高诱为之作注。流传至唐以后残缺不全，北宋曾巩曾予辑补。南宋初，姚宏据曾本及高诱残注重加校定，即今三十三卷高注本。又有鲍彪作《战国策注》，元吴师道作《战国策校注》，纠鲍本之失，为一较佳注本，即今鲍、吴注十卷本。1972年马王堆出土西汉帛书名《战国纵横家书》，是研究《战国策》的重要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出版《战国策》点校本，以姚本为底本，将鲍、吴诸注及清黄丕烈札记汇集而成，并将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释文附于书后。

苏秦始将连横 散文篇名。见《战国策·秦策》。题目为后人所加。叙苏秦游说秦、赵，表现苏秦之类策士投机取巧，热衷名利及当时世态之炎凉。先写见秦王，慷慨陈辞，始将连横说秦惠王无成，终至狼狈回家，嫂不为炊，家人鄙视。遂发奋苦读，引锥刺股，反省揣摩后复出，以合纵之策游说赵王，一举成功，挂六国相印，尊贵无比。最后写功成后的苏秦路过洛阳，家人前倨后卑之态，引出其对世态人情之叹。文章气势磅礴，善铺排夸饰，既写苏秦作为政治家叱咤风云、纵横捭阖的才智，又写其作为普通人经历之坎坷艰辛。其家人虽仅着数语，亦皆神态毕现。清余诚评：“通篇反复相形，起结相应，议论叙事相间，参差错落，慷慨激昂，无不各尽其妙。”（《重订古文释义新编》卷四）

司马错论伐蜀 散文篇名。见《战国策·秦策》。题目为后人所加。叙秦惠王欲称霸建立“王业”。秦臣司马错同张仪就向外扩张这一战略问题发生论争。张仪力主“攻韩劫天子”、“争天下之市朝”。司马错则认为此举只会徒得“恶名”而无实利，主张伐蜀，以“广国”“富民”，终于驳倒张仪，说服秦王伐蜀成功。通过两人论辩，刻画了各自不同个性。张仪重气势，务虚不务实，夸夸其谈；司马错沉着冷静，注重实际，分析透辟，虽无耸人听闻之辞藻，却切中要害。清浦起龙评：“错意图王，原与张仪同旨，但其策主于蓄基而假义，故为胜之。”（《古文眉诠》卷一三）

范雎说秦王 散文篇名。见《战国策·秦策》。题目为后人所加。叙魏人范雎初见秦王时双方的交谈。当时秦之国力已强，然实权却在太后和穰侯之手。范雎以一客卿身分欲说服秦王废太后，逐穰侯，把权力握于己手。因说辞事关重大，稍一不当，即有杀身之祸，故其屡次欲进言而故作难色，盘旋作势，直到取得秦王信任后，才点出太后、奸臣把持朝政状况及危害，终于感动秦王，迫其表态。全文语意委婉，周转斡旋，极尽游说之能事。清浦起龙评：“为欲进深言之言，特先演无说之说。”（《古文眉诠》卷一五）塑造了范雎胆识过人而又谨慎精明的形象。

邹忌讽齐王纳谏 散文篇名。见《战国策·齐策》。题目为后人所加。叙邹忌以切身体验启发齐王纳谏除弊，说明纳谏可以兴国之理。前半写邹忌因妻、妾、客人对自己容貌之溢美，悟出位高权重者易受蒙蔽，由此进谏齐王应广开言路，以免受蔽。后半写齐王深受启发，设赏求谏，齐之实力与威望因此而大增。全文采用生活中常见事例，类比贴切，妙趣横生。善描摹人物动作、心理、情态。行文明白晓畅，其风格与他文纵横博辩迥异。清吴楚材评：“千古臣谄，君蔽，兴亡关头，从闺房小语破之，快哉。”（《古文观止》卷四）

淳于髡谏齐勿伐魏 散文篇名。见《战国策·齐策》。题目为后人所加。亦作“韩子卢逐东郭逡”。记载辩士淳于髡劝谏齐王勿攻魏。用疾犬逐狡兔，两败俱伤，坐使田父得利的寓言故事，类比齐、魏和强秦、大楚之关系，说明今若齐、魏相残，强秦、大楚即有“田父之功”。终使齐王惊惧，打消了伐魏计划。此文与苏代以“鹬蚌相争”谏赵王伐燕，可谓同工而异曲。清王符曾评此篇“更健峭可喜”（《古文小品咀华》）。

赵威后问齐使 散文篇名。见《战国策·齐策》。题目为后人所加。写赵威后“以民为本”的政治见解。据史籍记载，威后曾执赵国之政。威后接见齐使，不看来信，先问农作物收成、人民生活情况，最后始及齐王。由此发问次序，可见其民贵君轻之思想。针对齐使的反诘，威后进一步阐述观点，用齐国四位有影响的人物为论据，逐个提问，正反对照，说明齐之贤人、孝女得不到尊敬和重用，奸诈之徒又不予根除，这正是齐之轻民表现。全文前后七问，波澜起伏，一气贯注，却不显呆板凝滞。句式亦参差多变，摇曳生姿。清林云铭评：“意庄而词甚婉，读之惟见威后灵心慧舌，满纸飞动而已。”（《古文析义》卷五）

冯谖客孟尝君 散文篇名。见《战国策·齐策》。题目为后人所加。叙冯谖在孟尝君门下作食客，出谋划策，助其在齐之权力角决中保住权位。战国时，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多方网罗人才，“养士”之风盛行。此即表现士人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先写冯因贫而为孟尝君门下客，有引剑铗作歌之不寻常举动。接着写冯受命收债，矫命焚券，买义复命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效果，使其锋芒初露。随之又为孟尝君谋复相位，请立宗庙。全文欲扬先抑，有意蓄势，造成悬念，颇有戏剧性。刻画人物时，因事显人，事由人发，多用对比烘托之法，结构奇妙。清余诚认为：“真有武夷九曲，步步引人入胜之致。”（《重订古文释义新编》卷四）

颜斶说齐王 散文篇名。见《战国策·齐策》。题目为后人所加。叙齐之隐士颜斶与齐王对话，表现颜斶的睿智和超脱。起笔突兀，直接展开矛盾冲突：“君贵”还是“士贵”？颜斶举出“柳下季垄”之实例，说明士贵于君。针对群臣汹汹气势，沉着应对，旁征博引，以历史上贤王为例，并引老子的话论证自己观点。终使齐王心悦诚服，表示愿做其学生，并许之以爵禄，而他却出人意外地讲出其不慕富贵、甘于淡泊的处世信条。全文如一独幕剧，用对话展示人物性格。颜斶之倔强与自得其乐，迥异于战国时游说之士的追名逐利。清吴楚材评：“战国士气，卑污极矣，得此可以一回狂澜。”（《古文观止》卷四）

不死之药 散文篇名。见《战国策·楚策》。题目为后人所加。叙有人献不死之药予楚王，然却被卫士夺而食之，楚王怒，欲杀之。卫士辩解说今因食不死之药而被杀，此可谓死药，则献药之人为欺王，而自己食之无罪；楚王若杀他，即证明王已受骗。楚王无奈而赦之。文虽仅百十来字，却充分表现了卫士的机敏、善辩。正如清林云铭所评：“秦之徐福，汉之乐大，唐之柳泌，惜未遇得此等对头，贻误人主不小耳。”（《古文析义》卷五）

庄辛论幸臣 又作“庄辛见楚襄王”。散文篇名。见《战国策·楚策》。题目为后人所加。叙庄辛劝谏楚襄王远佞人，戒淫侈，说明居安忘危，必致后患。全文纯用比喻，自小而大，以蜻蛉、黄雀、黄鹄等逸乐丧生的寓言引入正题，再由物及人，以蔡灵侯淫逸失国被俘的史实为鉴，最后由人及己，终使襄王震恐、警醒。庄辛深谋远虑，善于审时度势，谏辞颇能切中要害。襄王耽于逸乐，然尚能迷途知返。层层设喻，步步进逼，颇富感染力与说服力，兼有委婉、雄辩之长。清金圣叹评：“妙在闲说蜻蛉起，后来却劈面直取君王，使人读之骇然。”（《天下才子必读书》卷三）

鲁仲连义不帝秦 散文篇名。见《战国策·赵策》。题目为后人所加。叙齐高士鲁仲连同辛垣衍就是否“帝秦”一事而论战，塑造了鲁仲连见义勇为、功成不居的高士形象。时秦围赵，赵求救于魏。魏将辛垣衍劝赵尊秦为帝，以息秦之怒。正在赵国的鲁仲连闻之，遂求见辛垣衍，随之展开针锋相对的舌战。鲁仲连先说明自己不忍为秦民的态度，接着援古证今，旁征博引，既有反面教训，又有正面榜样，终以史实驳倒辛垣衍“帝秦”之论。秦军退兵后，鲁仲连功成不受赏，显示其“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的美德。清俞宁世评此文为“《国策》第一篇文字”（《国策评林》）。

触詟说赵太后 一作“触龙言赵太后”。散文篇名。见《战国策·赵策》。题目为后人所加。叙触詟以巧言劝谏赵太后派长安君入齐为质，以使齐出兵援赵。当时赵太后初执政，秦攻赵，赵向齐国求救，齐提出必以赵太后幼子长安君为人质，方肯出兵，太后不允，众臣力谏无效。左师触詟于此紧急关头求见赵太后，初由拉家常入手，打开僵局，再抓住太后爱子心理，由远及近，引入正题，提出“父母之爱子”应“为之计深远”，并将赵之利益与长安君利益相联系，使太后幡然醒悟，将长安君质之于齐，齐国终于出兵。此文意味深长，谏辞婉转机巧，动之以挚情，晓之以利害，极有说服力。宋真德秀评：“皆以从容纳说而取成功，与夫强谏于廷，怒骂于上……力少而功倍矣。”（《文章正宗》卷六）

鲁共公择言 散文篇名。见《战国策·魏策》。题目为后人所加。叙梁惠王在范台宴集诸侯时，鲁共公于席间所致之祝酒辞。先概述梁惠王与诸侯宴饮情景。随之写鲁共公“避席”祝酒，他首先列举夏禹、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等人的切身经验，说明古代贤明君主对酒色淫逸之乐的警惕。再由古及今，将梁惠王与古之贤王对比，告诫他力戒纵欲。梁惠王终于心悦诚服。文虽短，含义深刻，劝谕有力，结构谨严，前半以参差错落句式取胜，后半以整饬见长。清吴楚材等评：“整练而有扶疏之致，严重而饶点染之姿。”（《古文观止》卷四）

唐雎不辱使命 散文篇名。见《战国策·魏策》。题目为后人所加。叙唐雎使秦，不畏强暴，与秦王针锋相对斗争，使之屈服。始写秦王假言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实欲吞之。安陵君委婉抗争，并派唐雎使秦。秦王恃其强大，以质问方式提问，唐雎则理直气壮予以反驳，使秦王忿然，以“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相威胁，唐雎则以布衣侠士为楷模，挺剑而起。秦王不得不慑服。全文在矛盾冲突中展示人物性格，辅以人物情态、行为的简洁描绘，侠肝义胆的唐雎、色厉内荏的秦王皆神态毕现。语言豪迈犀利，富有气势。清高嵣评：“凛凛有生气，读之快意，不必论其事之有无。”（《公荆国语国策钞》）

燕昭王求士 散文篇名。见《战国策·燕策》。题目为后人所加。叙燕昭王采纳郭隗建议，广招贤才，复兴燕国。时燕国因内忧外患而积弱不堪。昭王欲发奋图强，自知治国必需贤才，遂愿“得贤士与共国”，他问计于郭隗。郭详细分析古代侍奉贤者、招徕人才之法，请昭王先聘用自己并虚心师事之。于是天下贤士闻讯后“多趋燕”。加之昭王关心百姓疾苦，终得以富国强兵而报齐仇，实现了宿愿。全文善用衬托比喻，如以“厮役”、“徒隶”反衬天下贤士，用古人以五百金买死马之首喻爱才如渴。皆用意深妙。清浦起龙评此文：“为‘招’字写义，前以臣役陪说，则贤者之价高；后以马骨为影，则自诩之迹泯，互救使乖。”（《古文眉诠》卷一四）

乐毅报燕王书 散文篇名。见《战国策·燕策》。题目为后人所加。叙燕昭王时，大将乐毅率兵伐齐，先后占其七十余城。惠王即位中齐反间之计，以骑劫代乐毅，乐毅畏祸出奔赵，燕乃败。惠王遣使谴责，乐毅乃作书辩说。先缅怀先王对其知遇之恩，追述伐齐之功业，也表明自己对燕之耿耿忠心。极力颂扬先王之贤明，君臣之融洽，反衬惠王之昏庸。最后言自己奔赵正是为全先王之名和惠王之义，以古之君子为榜样。同时也对惠王提出了希望。全文无正面批驳，而从表明自己心迹入手，心平气和，情辞恳切。清浦起龙评：“无一语遮盖，一字粉饰，浑厚平直，昌明磊落，战国第一流人，第一等文。”（《古文眉诠》卷一四）

苏代止赵王伐燕 又作“鹬蚌相争”。散文篇名。见《战国策·燕策》。题目为后人所加。叙策士苏代，用“鹬蚌相争，渔者得利”的寓言故事劝阻赵王勿攻伐燕国。说明赵今若伐燕，必致两败俱伤，而强秦即可坐收渔者之利。全文篇幅短小，但故事生动，寓意深刻。清王符曾评：“曲畅有味，诞谩有情。”（《古文小品咀华》）“鹬蚌相争”也成后人常用之成语典故，而传之久远。

荆轲刺秦王 散文篇名。见《战国策·燕策》。题目为后人所加。叙燕太子丹为个人恩怨与燕之存亡，欲行刺秦王，荆轲慨然应命，然功败身死。时秦兵临易水，燕武力不足抗之，太子丹遂问计于鞫武，鞫武引见了智勇双全的田光，田光因己年衰又荐侠士荆轲，并为激励荆轲自刎而死。太子丹待荆轲若上宾。樊於期为使其成行，亦慨然自杀。易水饯别，悲壮感人。荆轲假言献樊於期首级和燕国地图至秦庭，“图穷匕首见”，击刺秦王未成，反被杀。秦王怒，终发兵破燕。此文是一篇出色的史传文学作品，激昂悲壮，淋漓酣畅。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人物群像，尤其荆轲之英勇、豪迈、沉着的性格更是鲜明动人。

谏逐客书 散文篇名。秦李斯作。见《史记·李斯列传》。题目为后人所加。秦王为统一而广揽人才，韩国借此派水利专家郑国（人名）来秦，企图通过实施开渠灌田的巨大工程以削弱秦之实力，后计谋败露。秦王遂下逐客令。作者也在被逐之列，于是在事关秦国强衰成败之际写下此奏章，结合秦之实际，力陈逐客之非。先引证史实，次举现实事例，最后郑重提出广招人才有益之建议，反复说明逐客有害的道理。后秦王收回成命。作者紧紧抓住秦王急于统一天下的心理，围绕客卿去留对秦国成败之关系，反复论证，把逐客之错层层揭示。文章铺陈排比，词采华丽，读来顿挫铿锵，显示出散文辞赋化的倾向。清余诚评：“妙在绝不为客谋，而通体专为秦谋，语意由浅入深，一步紧一步，此便是游说秘诀。”（《古文释义》）

求贤诏 散文篇名。汉刘邦作。见《汉书·高帝纪》。作者用周文王、齐桓公的史实和自己成就大业的实际，说明要成功立业必须依靠贤士，要维护、发扬大业亦必依靠之，并指出当时并非无此类人才，其无以由近的原因在于“人主不交”。表现一代帝王礼贤下士的可贵品质和思贤若渴的迫切心情，与《大风歌》有异曲同工之妙。艺术上“流丽端庄，跌宕劲峭，兼而有之。高帝之雄气伟略，始具足见矣”（清余诚《古文释义》）。

赐南粤王赵佗书 散文篇名。汉刘恒作。见《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秦亡后，赵佗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粤武王，高祖时立佗为南粤王。高后（吕后）时，佗自立为南粤武帝，并用兵于长沙。高后派兵征讨，不胜。文帝即位，一面派人守护佗先人在真定之陵墓，按时祭祀，并给佗从兄弟以官职和赏赐；一面派人给佗送去礼物及此书。书中对以上问题的解释说明，都为劝佗削去帝号，而全篇又无一“去帝号”字面，“委曲回护，不自尊大，所据者正，所以感动而诏谕之者深矣”（宋楼昉语，见《汉书评林》引）。“妙在含而不露，吞吐间耐人咀味，更妙在立言有体，和婉中自具笔挟风霜之意，能使人不得不心悦诚服”（清余诚《古文释义》）。佗接此书，回复表示愿取消帝号，可谓一纸胜于十万师。

过秦论 散文篇名。西汉贾谊作。见《新书》。分上、中、下三篇。《史记·秦始皇本纪》引此文时与谊之《新书》次序不同，其中“秦孝公据崤函之固”一段，《史记》列为中篇，《新书》列为上篇，全文以此篇最有代表性。文中极力渲染秦国如何强盛，六国如何竭人力、物力欲胜之而不得，但由于不行“仁义”，失去民心，结果在建立帝业后毁于一旦，旨在说明秦为何灭亡。后来统治者应引以为戒。虽为散文，而铺张排比如辞赋，既反映作者政论家的远见卓识，又表现了文学家的艺术才华。先秦两汉诸子散文，虽大部分带有论辩性质，而单篇论文则以此为最早。西晋陆机曾有意模仿而作《辩亡论》，但南朝梁刘勰认为其“效《过秦》而不及”（《文心雕龙·论说》）。

论积贮疏 散文篇名。西汉贾谊作。见《汉书·食货志》。原为作者给汉文帝的奏疏，题目为后人所加。针对当时弃农经商的社会现象，论述农业生产对治国的重要性，指出生产者少于消费者的严重后果；并从灾荒、战争等方面论述了贮备粮食之重要性；最后归结到劝汉文帝提倡积贮、重视农业之本意。在奏启类散文里，刘勰列举了六篇“理既切至，辞亦通畅”的篇目，此篇列于首位（见《文心雕龙·奏启》）。

陈政事疏 又作《治安策》。散文篇名。西汉贾谊作。见《汉书·贾谊传》。针对汉文帝时国家表面升平而内伏矛盾危机的局面，指出国家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从儒家政治理想出发，要求汉文帝“定经制”，严别等级，削减诸藩，加强中央集权，安定国家。文章条理缜密，感情充沛，指陈时弊言辞激切，陈说道理透彻精辟，善用比喻而富于形象。于政论性散文一体，“沾溉后人，其泽甚远”（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论贵粟疏 散文篇名。西汉晁错作。见《汉书·食货志》。原为作者给汉文帝的奏疏，题目为后人所加。针对当时大地主、大商人势力日益兴起，土地兼并日趋严重，广大农民破产逃亡，贫富矛盾日趋尖锐等社会问题，提出了重农贵粟的主张和办法。全文中心明确，按“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结构组织材料，前后相承，层层发展，严密周详，文笔矫健流利。与贾谊《论积贮疏》相比，虽文采稍逊，而言辞“疏直激切”（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则过之。

言兵事疏 又作《上书言兵事》。散文篇名。西汉晁错作。见《汉书·晁错传》。主要论述抗击匈奴的形势与策略问题。疏中说明用兵之法在“得地形”、“卒服习”、“器用利”。文章结构严谨，议论深刻，切中要害，言辞犀利，简洁明畅，被视为作者代表作，亦被人看作是西汉散文的代表作之一。南朝梁刘勰在《文心雕龙·奏启》中将此文与贾谊《论积贮疏》并提，赞其“理既切至，辞亦通畅”。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将其与贾谊之《治安策》并提，以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谏吴王濞书 散文篇名。西汉枚乘作。见《汉书·枚乘传》。汉景帝时，吴王刘濞欲谋反，时作者为吴王郎中，因上书谏阻。书中痛陈利害，说明谋反之事危如累卵，不会成功。后吴王事败，作者因此文而知名。上书时濞谋反计划尚未公开，故书中多不明言，仅用暗语曲折示意，比喻层出不穷。含蓄而不隐晦，说理剀切。虽为散文，但偶句排比迭出，具有明显的辞赋特点。

喻巴蜀檄 散文篇名。西汉司马相如作。见《史记·司马相如传》。题目为后人所加。汉武帝使唐蒙通夜郎、 中，蒙在西南大肆骚扰，引起当地人民不满。武帝便使相如责蒙，并写此文告谕。文中一面开脱蒙的骚扰非武帝之旨意，一面又威胁巴蜀人服从汉朝之命令。文章恩威并重，古朴苍劲，颇具西汉散文特色。

难蜀父老 散文篇名。西汉司马相如作。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题目为后人所加。可视为《喻巴蜀檄》之姊妹篇。作者受汉武帝命责唐蒙后，又受命“略定西南夷”，遂写此文。文中假托蜀人非难，引出自己的正面意见，说明通西南夷的意义。并以禹治洪水为例，说明凡举大事必极劳苦，待功成始“天下晏如”。全篇“结构浑成，文气古茂”（清余诚《古文释义》）。间杂排偶与夸饰，“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刘勰《文心雕龙·檄移》）。

非有先生论 散文篇名。西汉东方朔作。见《汉书·东方朔传》。文中假托有一非有先生在吴国做官，三年默默无言，吴王问他，他乘机用一些在昏暗朝廷中谏诤遇祸的历史故事启发吴王，促使其在政治上作了一些改革。篇中几个“谈何容易”，意味深长地引出感慨，乃传神之笔，反映了作者直言切谏，终不见用的压抑与愤懑，表现出虽“避世于朝廷间”（《汉书》），然对政治终难忘怀的用世思想。虽为散文，但有不少整齐句法，故有人认为是赋体，后人常以此与其《答客难》并提。

史记 原名《太史公书》。通史著作。西汉司马迁著。约于汉武帝太初元年至征和二年间（前104—前91）写成。一百三十卷。原书有缺佚，后由汉元成间博士褚少孙补《武帝本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诸篇。体例分“本纪”十二篇，记历代帝王事迹；“表”十篇，为历史大事记；“书”八篇，记重要文献；“世家”三十篇，记历代诸侯贵族事迹；“列传”七十篇，记各类著名人物生平。上迄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前104—前101），全面记叙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历史发展。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史学思想、编纂体例对后代史学家有深远影响。《史记》成“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有着独特的思想高度，“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下同）。同情下层人民，敢于揭露帝王隐私，这种有悖儒学传统观念的强烈批判精神，为后代思想家所鲜有。论史则严谨求实，班固认为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亦为后代史籍之楷模。在文学上，实为我国纪传文学鼻祖。人物描写极为成功，尤擅长于冲突中展示人物丰富、鲜明的性格，情感充沛。语言生动，极富感染力，使人“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引茅坤语），堪称纪传文学之典范。对唐以后散文传奇、戏剧小说有直接影响。郑樵所说“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实为至公之论。历代刻本流传较多，现存最早本子有南宋黄善夫刻本，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通行本有清武英殿《二十四史》本，中华书局据此出版标点本。历代注释本中最著名为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原各自单行，宋代将三家注分别排入正文之下，合为一书。清梁玉绳有《史记志疑》，曾对书中史事加以考证，亦为重要的研究资料。张森楷有《史记新校注》，日本学者泷川资言有《史记会注考证》，汇集诸书，解释最为详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

项羽本纪 散文篇名。西汉司马迁作。见《史记》。项羽虽未成帝业，但曾以西楚霸王主盟，号令天下，分封诸侯，有帝王之实。作者不以成败论英雄，犹列其为本纪。叙项羽一生经历，再现其叱咤风云、英勇盖世的雄杰形象，歌颂其在灭秦战争中之不朽功绩。全篇笔力雄健，叙事生动，一些重大的历史性场面如巨鹿之战、鸿门之宴、垓下之围、乌江之刎，更是描述得出神入化，绘声绘色。清李晚芳评：“羽之神勇，千古无二；太史公以神勇之笔，写神勇之人，亦千古无二。迄今正襟读之，犹觉喑哑叱咤之雄，纵横驰骋于数页之间，驱数百万甲兵，如大风卷箨，奇观也。”（《读史管见》卷一）

留侯世家 散文篇名。西汉司马迁作。见《史记》。着重叙留侯张良辅佐汉高祖刘邦建立帝业的经过，在时代风云中展示张良的个性风采，突出其运筹帷幄、谋略过人的特点。作者在“实录”的基础上，赋予本篇以较强的传奇色彩。正如清鹿兴世所云：“观其文律，盖以黄石公为始终，而中间以辟谷为枢纽，直可作《列仙传》读也。”（《史记私笺·留侯世家》）

陈涉世家 散文篇名。西汉司马迁作。见《史记》。《史记·太史公自序》云：“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作《陈涉世家》。”叙陈涉发难之始末，推究其失败原因，同时展示当时农民大起义波澜壮阔而又喧扰杂乱的历史画面。通过对陈涉年轻时生活片断和起义过程中言语、行动的描写，塑造了一个敢于反抗暴虐而又足智多谋的有血有肉的农民领袖形象，表现了作者不同于儒家正统观念的立场感情。全文涉及人物二十余，事件错杂，却一一详尽，“不漏不支不窜不乱，岂非神乎”（《清汤谐《史记半解·陈涉世家》）。

绛侯周勃世家 散文篇名。西汉司马迁作。见《史记》。为西汉功臣周勃、周亚夫父子合传。叙周勃父子在协助刘邦兴兵建汉，和后来平定内乱再造汉室方面的不世之功及其功成遭谗的悲惨结局。感情充沛，虚实相间，渲染得当。清汤谐评：“绛侯（周勃）诛吕安刘大功，具在《吕后》、《孝文》语中，此不复详；而独缕叙其功成自危，系狱惕息情事，感叹作波折，举重若轻，剪裁之妙也。条侯（周亚夫）细柳军容，写得浩瀚沉雄，真有云垂海立意象；写吴楚功，亦坚致密栗；后写刚直不容，感慨跌宕，无限烟波，视叙绛事，为尤可悲涕矣。”（《史记半解·绛侯周勃世家》）

商君列传 散文篇名。西汉司马迁作。见《史记》。叙战国时秦国改革家商鞅变法之经过及其悲剧性结局。以平实冷峻的笔调刻画商鞅机敏善辩、刻薄少恩的性格。以一“法”字为骨架，一脉贯串，章法生动超逸。清吴汝纶评：“此传以刻薄少恩为主。变法为强国之本，破魏则强国之效也。商君功业，叙次简劲，而后半但载赵良之言，以平议之为获祸作势，运实于虚，气体骏迈无匹，《霍光传》所自出也。”（《桐城先生点勘史记》卷六八）

伯夷列传 散文篇名。西汉司马迁作。见《史记》。为西周初年隐士伯夷、叔齐合传。二人本孤竹国王子，因谦让不肯即王位，逃亡隐居，又反对武王暴力，不食周粟，遂饿死首阳山。作者极力推崇二人仁德，置列传之首。写法别具机杼，不类传而颇似论。全文以孔子赞语为主，以许由、务光、颜渊诸人为客串，议论中叙事迹，步步顿折，步步呼应，杂引经传而脉理不乱，为传记散文中变体范例。通篇用曲笔，借古伤怀，借孔子赞论，抒己不平之怨。清吴见思评：“通篇纯以议论咏叹回环跌宕，一片文情极其纯密。”（《史记论文》

平原君虞卿列传 散文篇名。西汉司马迁作。见《史记》。为战国时赵国公子赵胜（平原君）及上卿虞卿合传。平原君身居相位，颇好声色犬马，然在国难当头之时，尤能远色散财；功成之后，又去谗而不居傲，可谓“浊世之佳公子也”（本传赞）。文章着意于人物性格矛盾，寓贬于褒，通过一系列细节如斩美谢客、毛遂自荐、毁家完城等，刻画平原君风度优雅、忠贞爱国，却又缺乏主见、不识大体的贵族公子形象，写得有血有肉、完整丰满。于虞卿，则多记言论，以显其善辩之长。割地一事，反复论说；合纵之策，多番进言，“写得生气勃然，使千载之下，赫赫若有当时情事”（徐与乔《经史辨体》史部《平原君虞卿列传》）。尤特记虞卿引去一笔，于细微处见真情，“虞卿非穷愁，亦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本传赞）一语，更使全文生辉，令读者于直叙中体味人事之跌宕，世情之翻覆。

孟尝君列传 散文篇名。西汉司马迁作。见《史记》。为战国时齐国公子田文（孟尝君）传记。作者作“四公子传”，皆有好客之名，而于孟尝君，更大写其养士而得养士之报，别具一番用意。孟尝君借鸡鸣狗盗之徒，得以死里逃生；仗魏子散财之功，又全身以免祸。更写冯驩事迹，一波三折，又始终写诸食客伴孟尝君风采，略胜主人，实可称为《食客传》。又写魏国滥杀，其失意则怨客。作者褒贬之意，不用评论，尽寓于事实之中。明唐顺之评此文“赞其好客，美刺并显，太史公断之曰‘自喜’，盖斥其非公好云”（《精选批点史记》卷三），可谓有心得之语。

廉颇蔺相如列传 散文篇名。西汉司马迁作。见《史记》。为廉颇、蔺相如、赵奢、李牧四人合传。四人皆战国时赵国的贤臣名将。文中叙其事迹如“完璧归赵”、“渑池会”、“将相和”等著名故事，至今脍炙人口。作者着力突出各人个性品格和言论丰采：蔺相如不辱使命，廉颇勇于改过，赵奢公而忘私，李牧善于治军。记叙或分或合，或详或略，俱得奇正错综之法。明钟惺评：“以廉颇、蔺相如主名，中间赵奢、李牧周旋穿插，断续无痕，而赵之兴亡，节目全在于此。数人共一传，只如一人。”（见葛氏《史记》卷八一）

魏公子列传 散文篇名。西汉司马迁作。见《史记》。叙魏国公子魏无忌（信陵君）的事迹。《史记·太史公自序》云：“能以富贵下贫贱，贤能诎于不肖，唯信陵君为能行之，作《魏公子列传》。”围绕窃符救赵这一事件，展示信陵君一系列结客待士的活动。语言描写和环境烘托，突出地表现了信陵君礼贤下士，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品质及其在魏、赵两国举足轻重的地位。人物刻画形象传神，史料剪裁简繁得体。尤文中呼“公子”凡一百四十七处，无限唱叹，无限低徊，极尽作者慨慕之意。明茅坤评：“信陵君是太史公胸中得意人，故本传亦太史公得意文。”（《史记钞》卷四五）

鲁仲连邹阳列传 散文篇名。西汉司马迁作。见《史记》。为战国策士鲁仲连及西汉名士邹阳合传。叙鲁仲连以尊秦之弊说魏将军新垣衍，使其收回尊秦为帝的主张。主要通过语言及书信表现鲁仲连善辩之才，使其谈笑风生、解人危难之策士形象跃然纸上。邹阳为西汉梁孝王门客，虽蒙冤下狱而不屈志，故作者曰：“邹阳辞虽不逊，然其比物连类，有足悲者，亦可谓抗直不桡矣，吾是以附之列传焉”（本传赞）。写仲连全以其言语为精神，写邹阳，竟独载《狱中上梁王书》全文，前后映照，气节相连，重不在记事，而在凸显人物飘然俊拔之性格。故梁启超认为此传乃为人物之“特别的性格，特别的行为”而作（见《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人的专史》）。

田单列传 散文篇名。西汉司马迁作。见《史记》。叙田单巧用智谋，出奇制胜，大破燕军于即墨，并乘势收复齐国的经过。歌颂田单非凡的智慧和卓越的功绩。全文如事写来，不复添设，于简淡中曲尽笔意。精于剪裁，以破燕全齐为线索，以即墨保卫战和火牛阵为中心事件，由浅入深，紧凑生动；自首迄尾，融结宛然。清吴见思评：“田单是战国一奇人，火牛是战国一奇事，遂成太史公一篇奇文。”（《史记论文》）

屈原贾生列传 散文篇名。西汉司马迁作。见《史记》。为战国楚国诗人屈原和西汉文学家贾谊之合传。二人虽处异代，但遭际相同，故将二人合为一传。多用虚笔，以抑郁难遏之气，抒写怀才不遇之感，字里行间流露作者无限感慨。行文夹叙夹议，一唱三叹，跌宕宛转。清陶必铨认为此篇“顿挫悲壮，读之如见其人，《史记》合传中之最佳者也”（《萸江古文存》卷三《屈贾合传论》）。为我国第一篇文学家评传。

刺客列传 散文篇名。西汉司马迁作。见《史记》。叙春秋战国时期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等五位刺客的事迹。曹沫劫持齐桓公，索还侵地，气夺霸主；专诸感公子之豢养，亲刃王僚，以身赴义；豫让不忘旧君，抗节致忠，杀身而不悔；聂政刺韩相侠累，忠勇愤激；而荆轲慷慨赴秦，满篇萧瑟，独具气势。谋篇布局采用逐段脱卸法，故其论事则一人胜过一人，论文则一节更深一节。清吴见思评：“刺客是天壤间第一种激烈人，《刺客传》是《史记》中第一种激烈文字，故至今浅读之而须眉四照，深读之则刻骨十分。”（《史记论文·刺客列传》）

淮阴侯列传 散文篇名。西汉司马迁作。见《史记》。为汉朝开国功臣淮阴侯韩信之传记。前半叙韩信的将略，表现其军事统帅之才能以及其赫赫战功。后半不厌其详地叙齐人蒯通的说词及韩信之答语，以表明韩信本无意谋反。韩信以佐命元勋而死于冤狱，正反映汉高祖、吕后之薄情寡恩。全篇文辞疏密缓急，皆得佳妙。正笔写韩信之谋画武功，奇笔写武涉、蒯通之说词，皆用意深刻，文情无限。明杨慎评：“此篇取譬反复，极人情之所难言。此文在汉初第一。”（《史记题评》卷九二）

魏其武安侯列传 散文篇名。西汉司马迁作。见《史记》。为西汉大臣窦婴（魏其侯）、将军灌夫和田蚡（武安侯）三人之合传。以魏其侯与武安侯两人的矛盾斗争为主线，灌夫与两人的关系穿插其间，展示当时汉王朝的政治情状，刻画了三人的性格和精神面貌。窦婴荣势以亲交，田蚡挟诈以肆横，灌夫负气以任性，均写得须眉欲动。结构安排错综周密，三人活动水乳交融，争构之事叙述尤详，使其恩怨相结、权势相倾、杯酒相争之情形宛然在目。清李景星赞云：“奇文信史，兼擅其长，宜乎古今史家中首占一席也。”（《史记评议》卷四）

李将军列传 散文篇名。西汉司马迁作。见《史记》。叙汉代名将李广英勇善战、抚爱士卒的事迹，赞颂其保卫国家之战功。全篇感慨李广数奇不遇，对其屡建奇功而终生坎坷，尤其是含愤自杀的悲惨结局，予以无限惋惜与同情。宋黄震评：“看《卫霍传》，须合《李广》看。卫、霍深入二千里，声振夷夏，今看其传，不值一钱；李广每战辄北，困踬终身，今看其传，英风如在。史公抑扬予夺之妙，岂常手可望哉。”（《黄氏日钞》卷四七）

游侠列传 散文篇名。西汉司马迁作。见《史记》。为汉兴以来游侠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人合传。俱写其出言必诺、解人危困、惩强诛暴之侠义风范。传中写郭解尤详，其刚烈之情性，恭敬之态度，冷静之处事，栩栩如生。班固谓此篇是“退处士而进奸雄”（《汉书·司马迁传赞》），实因侠客行为悖于儒道。而太史公以之为传，乃欲彰其轻身重义之行，抒己不平当世之忿，故其言悲壮，其文离奇，所谓“咨嗟慷慨，感叹宛转，其文曲至百代之绝矣”（见明凌稚隆《史记评林》卷一二四引董份语）。

酷吏列传 散文篇名。西汉司马迁作。见《史记》。为汉代酷吏郅都、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减宣、杜周十人合传。十人中，有清廉而刚愎者，有贪污而多谋者，有暴虐而奸诈者，有干练而刻薄者，行多相类，叙各不同，笔力极其变化。不因一恶事废全人，不因一善事称全功，正所谓不隐恶，不没善，而首尾相应，不露于词，人物褒贬自由、文笔风格流畅，故清牛运震评：“《酷吏传》别是一种笔墨，立格用意以短悍为主，奥字峭句，隐然有肃杀阴惨之气。其刻深次骨处，往往如老吏断狱。太史公亦可谓文中之酷吏矣。”（《史记评注》卷一〇）

滑稽列传 散文篇名。西汉司马迁作。见《史记》。《史记·太史公自序》云：“不流世俗，不争势利，上下无所凝滞，人莫之害。以道之用，作《滑稽列传》。”叙淳于髡、优孟、优旃、东方朔等人以委婉而风趣的言词，帮助国君改恶从善，而又能全身免祸的事迹。文章杂采诸书，涉笔成趣。清吴见思谓太史公“乃忽而撰出一调笑嘻戏之文，但见其齿牙伶俐，口角香艳，清新俊逸，另用一种笔意，亦取其意思所在而已，正不必论其事之有无也，而已开唐人小说传奇之祖矣”（《史记论文·滑稽列传》）。

货殖列传 散文篇名。西汉司马迁作。见《史记》。介绍先秦至汉以来中国各地区的生产、商业状况，记叙陶朱、白圭、卓氏、宛孔氏等富豪的发家业绩，提出求富乃人之本性，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乃我国最早之经济文献，开《汉书》以下《食货志》之先河。文章叙古今，记人物，描山川，画风俗，笔法错综，却纲目了然。清刘光 评此篇“如深山大壑，万峰回环，以博大胜也”（《烟霞草堂遗书·史记货殖列传注后论》）。

太史公自序 散文篇名。西汉司马迁作。见《史记》。为《史记》序言。叙作者家世及其父司马谈的学术思想，记载作者的生平事业以及各时期的学习、漫游和著述等活动，并排列了《史记》的目录，总括了各篇的写作旨趣。是研究司马迁生平思想及其《史记》的重要资料。清牛运震评：“《自序》高古庄重，其中精理微旨，更奥衍宏深。一部《史记》，精神命脉，俱见于此太史公出格文字。”（《史记评注》卷一二）

报任少卿书 散文篇名。西汉司马迁作。见《汉书·司马迁传》。是作者给西汉益州刺史、北军使者护军任安（少卿）的一封回信。时值武帝太初四年（前93）十一月，任安因事下狱，情形危急，故司马迁于文中虑及任安生死，并借此倾诉自己的不幸遭遇，揭露武帝的喜怒无常、刚愎自用给自己带来的巨大屈辱，申述了创作《史记》的动机及为此忍辱负重的坚韧决心，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著名生死观。是研究作者生平及其《史记》的重要文献。文章感情淋漓酣畅，愤激之词，忧思之音，抑扬顿挫之至，为历代传诵之名篇。

僮约 散文篇名。西汉王褒作。见《艺文类聚》。叙作者买卖僮仆奴婢、订立契约之事。主要载录买奴契约的内容。先开宗明义说“奴当从百役使，不得有二言”，然后陈列种种杂活，从晨起早扫、洗涤，至“夜半无事，浣衣当白”；从二月春种，至十月收仓；从晴天拾栗采橘，至雨季编蒋织薄；从田桑农事，至贩鹅易货，皆要“自教精慧，不得痴愚”，最后还以“奴不听教，当笞一百”为警告，以致奴仆读毕浑身发抖，没了声气，“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觉得“不如早归黄土陌”。全篇以买奴契文为主线，反映了奴隶的不幸命运及黑暗的奴隶买卖制度。用散文体间杂骈偶，文字通俗浅易。后世多有仿作，如晋石崇《奴券》、宋黄庭坚《跛奚移文》等。胡適认为此“是一篇很滑稽的白话文学”（《白话文学史》）。

报孙会宗书 散文篇名。西汉杨恽作。见《汉书·杨恽传》。是杨恽在被贬后，针对其友孙会宗来信中的劝戒所作的复信。当时作者归家闲居，经商治业，结交宾客，颇为人注目。先简述自己的官场沉浮史，起笔以反语“恽材朽行秽，文质无所底”奠定全篇忿懑郁结之基调。再叙自己“长为农夫”、“戮力耕桑”的经历，由此竟遭人讥讽，不平之气溢于言表。又写“田家作苦”、“贾竖之事”的生活感受，几同怒骂。以下笔锋陡转，写闲居作乐情景，在“酒后耳热，仰天拊缶而呼乌乌”、“拂衣而喜，奋袖低昂，顿足起舞”的描述中，将满腔委屈及激愤之情表露无遗。接着责问孙，岂能用卿大夫之规矩来责一贬谪之人？信末则进一步借战国时人事以暗示人各有志，不可相强。文中所附《拊缶歌》，极傲岸恣狂之致。清浦起龙评：“兀傲恢奇，笔陈酷类其外祖（指司马迁）；而旷荡之襟与偃蹇之态，不双管而并行，亦怪事也”（《古文眉诠》卷三五）。

论起昌陵疏 散文篇名。西汉刘向作。见《汉书·楚元王传》。为作者针对成帝时朝廷劳民营造昌陵之举而上书直谏之文。以《易》“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起头，点明文旨。然后历述上古至汉各代兴衰存亡之过程缘由，尤以秦始皇葬骊山之阿，极尽奢华繁盛，却遭项籍燔毁发掘之故实，发出“是故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无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陇弥高，宫庙甚丽，发掘必速”之感慨。文中陈说其时民间苦状“功费大万百余。死者恨于下，生者愁于上”，“因之以饥馑，物故流离，以十万数”，极言其为害之大。最后希望圣主“上览明圣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仲民之制”，下观汉时各朝俭朴之举及其各大臣劝谏之意，奉廉自励以安神养生、利国利民。全文风格雄峻，语言丰富，许多哲理性文字至今犹可称引，如“死者无终极，国家有废兴”等等。论理畅达，叙事简约，称典切实，于舒缓平易中表现深沉恳切之意，对唐宋古文有一定影响。

战国策书录 又称《战国策语》。散文篇名。西汉刘向作。见《汉书·艺文志》。为刘向校理《战国策》后所写序言。先叙其编订《战国策》的经过及版本的流传沿革。再简述所校书之历史背景及主要内容。描述总结了自西周文武重视礼义教化而国兴家旺，春秋之后礼崩乐坏、古风弃毁，直至六国覆灭、秦国败亡的历史兴亡情况。对《战国策》所包含的有关当时各国军事、政治、外交，特别是士人阶层的各种活动有简约概述，而对其内容，作者一再持斥责态度。文中不时提到“诈谲之国”、“诈伪并起”、“化道浅薄”、“纲纪败坏”等情形，表明作者对儒家正统观念的信奉和维护。末以解说孔子语作结，说明崇尚道德仁义、摒弃伪诈权谋才是治国安民平天下之本。全篇内容丰富而铺陈简洁得当，概括切实有序，文风从容平易，论证详备，语言华赡流畅，委婉多姿，独具风采。清姚鼐评此文“冲溶浑厚，无意为文而自能尽意”（《古文辞类纂》卷六）。有较高文学价值。

剧秦美新 散文篇名。西汉扬雄作。见《文选》。为扬雄上书大新王朝、对王莽的劝进之文。先阐明作文之由，后历述秦王朝发迹史及其苛政暴行、汉代的兴起及其未展之宏图，末以颂扬大新王朝顺乎天命人意作结。全篇洋洋洒洒，重点在于批判秦朝而赞美新政。文中以王莽之前“帝典阙而不补，王纲驰而未张，道极数殚，闇忽不通”来为后面层出叠起的赞美之词作铺垫，起到峰回路转、奔突泉涌的艺术渲染效果。又多处以排比句增强气氛。其手法独具特色，充分体现扬雄铺张夸饰的行文风格。由于王莽在历史上为篡夺汉朝帝位之逆臣，而此文却对其大加颂美，故颇受后人轻议。

汉书 又名《前汉书》。纪传体史书。东汉班固著。一百二十卷。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体例上因袭《史记》，仅改“书”为“志”，把“世家”并入“列传”。分十二纪、十志、八表、七十列传。武帝以前的纪、传、表大都采用《史记》原文。全书记西汉二百三十年之史事。在塑造人物、表现手法、语言运用等方面都取得很高成就，对后代史学、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世遂以“班马”、“迁固”、“史汉”并称。从传记文学角度看，此书刻画人物不逊于《史记》。书中描写了各种不同类型人物，如坚贞不屈的爱国者苏武，飞扬跋扈的大将军霍光，良臣龚遂，官僚陈万年、张禹，遍尝世态炎凉的文人朱买臣等等，皆性格鲜明、形象生动。列传中还常以生活细节来展示人物心理及其思想感情，如《陈万年传》写其训子，儿子却厌倦不听的生活场景，刻画出一个专事谄媚的佞臣及不驯服的后生形象。全书富丽博雅，体裁严密，言至意尽，为文整饬从容，不动声色。如《霍光传》对君臣关系的描写，《公孙弘传赞》借公孙弘以综述一代人物等笔法皆是。此书在一些传记中暴露了当时社会的种种人生相，如《外戚列传》、《佞幸列传》、《张禹传》等，表明作者对所处社会环境的清醒头脑和深刻认识。其开创的《西域传》、《刑法》、《五行》、《地理》、《艺文》诸志为后代史书所沿用。《艺文志》记先秦至汉以来书籍流传沿革情况，为最早的目录学专著。《汉书》对文学史的研究也有一定价值。其人物传记中辑录了大量辞赋和散文，为研究汉代文学保存了珍贵资料。书中还有作者对辞赋的看法，认为汉赋源于古诗，是“雅颂之亚”、“炳焉与三代同风”，肯定了汉赋中歌功颂德的内容。《汉书》本身亦极具文学性。其句法在整齐骈丽之中寓以变化，遣词雅驯工丽，雍容有致，不少文学用语成为后世楷模。此书唐以前已有二十三家注。后以颜师古注本最为畅行，有清武英殿聚珍本、中华书局1962年标点本。

霍光传 散文篇名。东汉班固作。见《汉书》。记述霍氏家族的兴衰史。分五段。第一段写霍光的出身及其受武帝遗命辅佐昭帝的经过。其中武帝病笃时，与霍光、金日䃅的对话，勾画出霍光“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的封建达官形象。第二段叙霍光辅国治乱的才具，以及诛灭权贵上官桀等的经过，对霍光倍加赞美。第三段写霍光废刘贺立汉宣帝，同时描写其生前死后炙手可热、盛极一时之情形。霍光送被废的刘贺至昌邑邸的一段对话描写，毕现其老谋深算、谙于权术、翻云覆雨的形象。第四段写霍光子孙谋反被诛。其门庭的破落及遭际的惨状，恰与前所描写的炫赫贵宠形成鲜明对比，将统治阶层内部互相倾轧及贵族子弟的骄奢腐朽暴露无遗。第五段追叙并补述有关霍氏家族的情况。文中引俗谚“威震主者不畜”作为史论，亦昭示了霍氏一门的所作所为及其历史作用。全篇形象刻画鲜明，叙事详略相宜。明徐中行评“杂而不乱，事详词整，叙事最优”（《汉书评林》引）。茅坤评为“《汉书》第一传”（同上）。

苏武传 散文篇名。东汉班固作。见《汉书》。叙汉武帝天汉元年（前100），苏武奉命出使匈奴被拘留，前后达十九年，受尽威逼利诱，终不肯降，歌颂其临危不惧、威武不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思想。分四段。首段介绍苏武家世、任职及其所处时代，叙述其出使原因、受牵连及被扣留后不屈的忠贞气节。第二段描写李陵两次劝诱苏武，而武终不为所动，后历尽曲折终于回到汉土。第三段写苏武回朝后国事变迁及其晚年遭遇。末段载麒麟阁壁上摹绘苏武画像，表明其功业德行和当时对他的肯定和称颂。全篇结构严密，语言精练，描写生动，尤其第二段中描绘李陵劝说苏武离开匈奴时，李陵置酒起舞歌咏的场景渲染，使人恍若置身大漠异域而听其凄怆道别之声。明茅坤评：“武之仗节，为汉绝盛事，而班椽亦为汉绝世文。”（《汉书评林》引）有较高文学艺术价值，对后代影响深远。后人据此史实衍化出苏李诗（见《文选》卷二九）、《别诗》（见《古文苑》），敦煌变文《苏武李陵执别词》亦以此故事为基线。元代有题为《苏武持节》的北曲牌。可见此文对中国文学的深远影响。

封燕然山铭 散文篇名。东汉班固作。见《后汉书》。其时车骑将军窦宪自请北伐，与副将耿秉率军大破单于之师，威震朔方，遂登山勒石以昭铭其事。朝廷令班固以此作铭文以纪汉朝之雄威功德。文中叙窦宪出征的时代背景、具体过程及封山之由，最后以勒石铭辞作结。通篇文风沛然，气势磅礴，语言典丽华赡，凝练晓畅。一些词汇成为常用语，如“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等等。此铭亦成为后代模仿之范文。

西汉文选 文总集。清孙琮辑评。七卷。按时间先后、文章种类分卷。关于选文范围，其《例言》中曾言：“龙门兰台，自宜专行，兹不复载；两汉诸子裒然成书者，别为学家，不列文目；诗赋骚歌，连珠七体，汉儒最长，有韵之言与文殊路，复设一选，不关其科。”作者有感于历来选文者，所选汉人之文寥寥，汉人醇厚之风衰息，遂辑此书。选文有旁批、尾评。旁批侧重文字技巧，遣词用语，句法气势等。尾评则往往先列前人之评，再述己意，侧重于布局谋篇及思想内容之评。有《山晓阁丛书》本。

东汉文选 文总集。清孙琮辑评。五卷。作者《自序》言：“惟汉人以胸中之造，出为尔雅之章，虽西东递降，风尚攸分，而谨严典则要自相去不远。盖其时，战国之纵横已尽，六朝之雕绘未兴……当其振笔奋词，类皆有沉毅严洁之致，贯乎中而溢于外。”阐述对汉文之评价，其评点中也皆渗透此旨。选文搜罗较全，而又突出重点。王莽当政近二十年间之文皆废置不录。汉末之文录之特详。旁批侧重文学技巧，尾评综括大旨，使人一目了然。精采之处皆加圈点。有《山晓阁丛书》本。

两汉文举要 文总集。高步瀛编。为作者系列古文选本之一。包括《过秦论》、《陈政事疏》、《至言》、《谏猎书》、《喻巴蜀檄》、《议禁民挟弓弩对》、《报任少卿书》、《史记·魏公子列传》、《史记·李将军列传》、《史记·货殖列传》、《报孙会宗书》等东、西汉散文二十五篇。继承桐城派传统，广泛吸收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每篇题名之下有解题性文字，扼要介绍作家和作品；每段文章的第一个注中，都用简练的文字说明分段原因及段落大意；异文的定字、疑难文字的断句都引证大量资料加以说明。选目重点突出，选文具有典范性。注释详博谨严，信而有据，多所发明，并能突破旧注约束，密切结合原文，有开创性。每篇文末的评语大多简练扼要，言之有物，为学习、研究两汉文学发展的重要参考材料。本书民国间有作者手定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排印本。中华书局1990年据此重新标点整理出版。

风赋 赋篇名。见《文选》。题战国楚宋玉作。以君臣问答的方式，以风为喻，将风分为“大王之雄风”和“庶民之雌风”两种。认为前者之起虽“激扬熛怒”、“萧条众芳”，但一至深宫，便“宁体便人”；而“庶民之风”则是“塕然起于穷巷之间”，使人“生病造热”、“死生不卒”。采用对比手法，巧妙揭露王公贵族骄奢淫佚与普通百姓穷困悲惨生活的对立，讽刺统治者自诩“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的虚伪性。对风的描写抓住其动态特征，生动细致地铺排其发生、发展过程。如写“大王之雄风”，准确运用动词，极尽渲染，反衬出“庶人之风”的凄凉。后世许多写风之作都曾受到其影响。

高唐赋 赋篇名。见《文选》。题战国楚宋玉作。与《神女赋》皆写高唐神女事。李善注曰：“此赋盖假设其事，讽谏淫惑也。”一般认为乃刺楚襄王淫乱而作。分两部分。前一为序，叙宋玉与楚襄王游云梦之台，望高唐宫观，并为楚王述说楚之先王与高唐神女相恋的故事。后一为正文，铺陈刻画高唐的山水形胜物产以及楚王纵猎的情况，最后讽谏楚襄王应“思万方，忧国害”，点出题旨。全篇在描写上既有简要传神的刻画，又有极尽形容铺陈的渲染，特别是对高唐山川地物的铺写尤为出色。语言句式参差变化，四、五、六、七言交杂，楚辞体韵语错落有致，形成高低疾徐的音调节奏。其对话式结构，铺排的章法，对汉大赋的创作产生很大影响。明陈第评：“楚辞之变体，汉赋之权舆也。《子虚》、《上林》实踵此而发挥畅大之耳。”（《屈宋古音义》）

登徒子好色赋 赋篇名。见《文选》。题战国楚宋玉作。写登徒子在楚王面前诬陷宋玉好淫，要楚王勿使宋玉进宫。作者答难自辩，揭示尚德不好色之主旨。写出三种对待女色之态度：一是登徒子那种即使丑陋肮脏的女人也“悦之”的贪淫；二是宋玉那种坐怀不乱的自守；三是秦章华大夫“目欲其颜，心顾其义”的尚德。作者肯定了第三种态度，将爱美与好淫区别开来。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善用对比突出描写人物。如将登徒子妻“蓬头、挛耳、齞唇、历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之丑与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之美对比，突出登徒子的好色贪淫。登徒子被后人指为淫滥之徒的代称。梁刘勰评：“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文心雕龙·谐隐》）

神女赋 赋篇名。见《文选》。题战国楚宋玉作。与《高唐赋》皆写高唐神女事。其序以宋玉与楚襄王问答发端，写襄王梦遇神女，宋玉奉王之命而作此赋。正文以反复形容神女姣丽的仪态和华丽的衣饰为主，至神女以礼自防，襄王求之不得，惆怅垂涕终结。艺术手法与《高唐赋》相似，其特点在于对神女的玉颜、眸子、蛾眉、朱唇、衣饰等作铺张细致的刻画，并多借比喻来加强形容和描写的生动性。这种写法对后代的文学创作有深远影响。曹植的《洛神赋》不但形式上模仿它，内容上也受其启发。赋中所写的襄王与巫山神女的故事也成为后世作品中常用的有关男女媾合的典故。

吊屈原赋 赋篇名。西汉贾谊作。见《文选》。是作者谪往长沙途中经湘水时所作。借凭吊屈原抒发自己的感慨。赋中哀叹屈原“遭世罔极”、“逢时不祥”，以致“鸾凤伏窜”，“鸱枭翱翔”，于悼念先贤的同时，抒发自己郁闷不平的心情和愤世嫉俗的思想。全文声情激越，悲愤感人，虽用骚体，但形式上趋向散体化，显示出从楚辞向新体赋过渡的痕迹。梁刘勰评：“贾谊浮湘，发愤吊屈，体同而事核，辞清而理哀，盖首出之作也。”（《文心雕龙·哀吊》）

鸟赋 “ ”一作“服”。赋篇名。西汉贾谊作。见《文选》。作者为长沙王太傅时，有鸮飞入居舍，止于坐隅。楚人称鸮曰服，视为不祥之鸟。“贾生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文中假托与 鸟问答，抒发怀才不遇的抑郁，表达对现实不满的情绪。同时以老庄齐死生、等祸福的思想自我排遣。主要采用散文形式，不务辞藻，颇多说理，蕴义深刻，且富有感情色彩。是荀子《赋篇》和《楚辞》之流变，亦可视为汉赋之先声。清刘熙载评：“《 鸟》为赋之变体。”（《艺概·赋概》）

七发 赋篇名。西汉枚乘作。见《文选》。文中假托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用七事来启发太子，故名《七发》。吴客先陈说音乐、饮食、车马、游观之乐，然未能使太子兴起；又说田猎、观涛，使之略有起色；最后论道，太子听了出一身汗，霍然病愈。其主旨乃说明享乐腐朽的生活是致病之根源，而听取“要言妙道”以振作思想为治病的最好药石。全文规模宏大，词汇丰富，描写铺张细腻。“观涛”一段写得尤为淋漓尽致，惊心动魄。是由楚辞与骚体赋过渡到典型汉大赋的关键之作。后人沿袭其形式写作，称为“七”体。梁刘勰认为“枚乘摛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文心雕龙·杂文》）。

子虚赋 赋篇名。西汉司马相如作。见《史记》及《汉书》本传。《子虚》与《上林》原为一篇，《文选》始分为二。赋中虚构子虚、乌有、亡是公三人，通过他们相互问答辩难，描写诸侯王与天子田猎之乐、苑圃之盛，极尽铺张夸饰之能事。在歌颂国势强盛的同时，也暴露出统治者耽于声色犬马的奢侈淫荡，其意在“引之节俭”（《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赞》）。全文规模宏大，恣肆博辩，气势雄伟。文辞绮丽，描写细致。然亦往往夸张失实，且好用奇词僻字。明王世贞以为“《子虚》、《上林》，材极富，辞极丽，而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意极高”（《艺苑卮言》）。此赋确立了“劝百讽一”的赋颂传统，也奠定了一种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

上林赋 赋篇名。见“子虚赋”。

大人赋 赋篇名。西汉司马相如作。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武帝好神仙，然相如以为列仙之传，居山泽之间，形容甚癯。此非帝王之仙意，遂作此赋。文中以中州之仙“大人”喻天子，写其背离中州，驭风骑气，漫游仙乡天国，复转寒门，则满目荒凉寂冷。全篇旨在以颂为讽。但武帝读后大悦，“飘飘有凌云之志”（《汉书·扬雄传》）。故朱熹谓其“亦终归于谀”（《楚辞后语》卷二）。然文中想像丰富，藻辞华丽。司马迁评：“《大人》赋说，靡丽多夸。”（《史记·太史公自序》）

长门赋 赋篇名。旧题西汉司马相如作。见《文选》。《南齐书·陆厥传》提出“《长门》、《上林》殆非一家之赋”，而后顾炎武因叙文不符事实，遂断为“后人托名之作”（《日知录》）。据赋叙，该篇为武帝陈皇后失宠而作。集中刻画一失宠的妃嫔昼夜伫立望幸，直至绝望的悲剧形象，抒发了美人见弃的哀怨情感。全文委婉曲折，悲凄感人，是一篇别具风格的抒情小赋。其概括的封建时代皇宫里多数女子可怜可悲的命运，具有一定典型意义，对后代“宫怨”题材诗歌创作有深远影响。朱熹认为“此文古妙，最近楚辞”（《楚辞后语》卷二）。

士不遇赋 赋篇名。西汉董仲舒作。见《艺文类聚》。文章感叹贤士正身待时而不遇，只得正心而独善其身。继承先秦屈、荀辞赋体格，同时也受汉初贾谊赋之影响。篇幅短小，文辞朴实。司马迁《悲士不遇赋》、陶渊明《感士不遇赋》均受其影响。

悲士不遇赋 赋篇名。西汉司马迁作。见《艺文类聚》。作者晚年因李陵事被祸受宫刑，身心极为痛苦，因作此赋，抒发自己内心的愤懑和悲哀，又表达了自己的理想与节操。一方面以儒家“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格言勉励自己，另一方面又用道家“逆顺还周”、“委之自然”的思想来求得解脱。本文思绪明澈而沉静，语言质朴而深刻，与汉大赋“体物”异趣，为抒情“写志”之作。上承董仲舒《士不遇赋》之格调，下开东汉小赋之先声。梁刘勰评此赋：“丽缛成文，亦诗人之告哀焉。”（《文心雕龙·诠赋》）

洞箫赋 赋篇名。西汉王褒作。见《文选》。为赋中描写音乐的最早篇章。描写竹的生长环境，箫的制作、形状，吹箫者的感情、姿态，箫声的高低变化及其感染力。其构思和表现方法成为音乐赋的基本格式，东汉马融《长笛赋》、三国魏嵇康《琴赋》、晋潘岳《笙赋》等皆沿袭此格式而成。本篇附声测貌，文辞巧密，且多用虚词提挈转折，开魏晋六朝咏物骈体赋之端。梁刘勰评此篇：“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文心雕龙·诠赋》）

羽猎赋 又名《校猎赋》。赋篇名。西汉扬雄作。见《文选》。扬雄尝从成帝田猎，见宫馆园林尚泰侈丽，猛兽羽禽杀伤无算，故作此赋以讽之。首明五帝三皇道德仁义，复极力铺张帝王田猎之盛，与往昔圣明之君“不夺百姓膏腴谷土桑柘之地”的轻俭相对照，末以虚拟之人的进谏语收束，以见规颂讽谕之旨。本篇沉绵侈丽，穷极声貌，与司马相如《上林赋》仿佛。故清何焯评：“《羽猎》拟《上林》，《长杨》拟《难蜀父老》，子云本祖述相如。其奇则相如所不能笼罩，丽处似天才不逮也。”（《义门读书记》卷四五）

长杨赋 赋篇名。西汉扬雄作。见《汉书·扬雄传》。时成帝为向胡人炫耀本国物产丰饶，驱民入南山捕捉珍禽野兽陈于长杨射熊馆。作者因“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讽”。极力歌颂对汉朝统一大业作出杰出贡献的高祖、文帝、武帝，一再强调“安不忘危”，以巩固帝业。针对当朝皇帝之铺张奢侈进行讽谕。全篇以宏阔之笔写汉朝声威之盛，风格似司马相如之《难蜀父老》。亦开后来叙事赋之端倪。清方伯海评：“篇中无不达之意，难显之词。层层宛转，以完其说，理足气昌，词文旨远。”（《评注昭明文选》引）

甘泉赋 赋篇名。西汉扬雄作。见《文选》。甘泉本秦朝离宫，汉武帝曾予扩建，更为华美。孝成帝好宫室，乘舆往甘泉宫郊祀。子云乃上此赋以讽，意在崇俭刺奢。以藻丽之辞敷陈郊祀之事，并极力称赞甘泉宫之瑰奇。思理密察，气态沉雄，文辞庄重，全用骚体句法。梁刘勰评此篇：“语瑰奇则假珍于玉树，言峻极则颠坠于鬼神。”（《文心雕龙·夸饰》）又评：“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文心雕龙·诠赋》）

逐贫赋 赋篇名。西汉扬雄作。见《艺文类聚》。此赋乃抒发在贫穷生活中的牢骚。由于居贫，因思逐之，然“贫”亦作答，教以“君子固穷”之理，藉此表达作者坚守节操之品格。全用四言成句，为学习《诗经》的“诗体赋”，与仿楚辞的“骚体赋”及韵散结合的“散体赋”迥异。以寓言体拟人化手法铺陈描写，寓庄于谐，言浅旨远，发人深思。此体式实为扬雄之创造。对后世颇有影响，仿作甚多，如韩愈《送穷女》、黄省曾《礼贫赋》、杨于庭《驱戆赋》等均承此。近人胡朴安评：“采绝浮藻，声无繁弦，事虽游戏，辞可法则。”（《读汉文记》）

自悼赋 赋篇名。西汉班倢伃作。见《艺文类聚》。作者遭谗，恐日久见危，求得养太后于长信宫，因作赋以自悼。以哀丽动人之笔，先述其自身的经历，再叙引退后在宫中苦闷的心情，表现出女作家感情蕴藉、学问深奥的高洁品性。用骚体写成，哀怨绵绵，凄恻感人。朱熹谓其“情虽出于幽怨，而能引分以自安，援古以自慰，中正和平，终不过于惨伤”（《楚辞后语》卷二）。

北征赋 赋篇名。东汉班彪作。见《文选》。据李善注云：“《流别论》曰：更始时，班彪避难凉州（今属甘肃），发长安至安定（故治在今宁夏固原），作《北征赋》也。”记述作者北行历程，抒写怀古伤时之感慨，表现安贫乐道的思想。用骚体写成，文辞雅练而有情韵，与西汉记叙体大赋之铺张扬厉迥异，开东汉抒情小赋之先声。后来仿效者甚多，其女班昭曾仿之作《东征赋》。清孙执升评此篇“哀音历落，具见黍离之感。唐人吊古诸作，仿佛似之”（《评注昭明文选》引）。

两都赋 赋篇名。东汉班固作。分《西都赋》、《东都赋》两篇。见《后汉书·班固传》。据其自序，自东汉建都洛阳，“西土耆老”仍希望复都长安，因作此赋以为驳议。《西都赋》假设西都宾客向东都主人夸耀长安形势险要，物产富庶，宫廷华丽；《东都赋》则借东都主人之口称说洛阳之盛况。前篇着重暴露西都天子之逾制，而后篇则极力赞颂东都天子之合度，“以折西宾淫侈之论”。全篇体制宏大，文势辐辏，繁简得当。此赋虽模仿司马相如、扬雄，然在宫室游猎之外，又辟写京都题材，为后来张衡《二京赋》、左思《三都赋》所法。清陆葇评“前篇以藻腴胜，而极烹炼之工；后篇以简实胜，而尽旋折之法。笔力劲，姿态丰，虽脱胎扬、马，固已出其范围矣”（《赋格》）。

二京赋 赋篇名。东汉张衡作。分《西京赋》、《东京赋》两篇。见《文选》。是作者早年因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后汉书·张衡传》）而作。《西京赋》写西汉统治者奢侈生活，讽刺他们只图享乐而无远虑；《东京赋》虽歌颂东汉初期的政治，而重在言“民怨”、“下叛”之可忧可危，警告当时统治者加以重视，以免王朝倾覆。此赋题材体制均仿班固《两都赋》，但结构更为宏大，对西汉末年统治者生活的铺叙也更为具体、深入。还描写了以前同类大赋未载之新事物，如都市商贾、侠士、辩士的活动，以及杂技和角抵百戏的演出情况，虽不免烦冗，然对于后人研究汉代文化史有重要价值。清孙执升评：“其搜词宏富，布采陆离，洵足追班（固）轶左（思）。”（《评注昭明文选》引）

归田赋 赋篇名。东汉张衡作。见《文选》。时宦官专权，朝政日非。作者既愤世嫉俗又忧谗惧祸，因拟辞官归田以独善其身。李善《文选》注谓“张衡仕不得志，欲归于田，因作此赋”。抒写作者不满黑暗现实，情愿归返田园从事著述的心情，反映抱负无法伸展又不愿同流合污的思想矛盾。又描绘田园的春色之美及隐居之乐。此赋一扫大赋铺采摛文、板滞模拟、虚夸堆砌之陈规，文句平浅清丽，结构短小灵活，而情志深厚。对后世抒情写志的小赋有示范作用，又开创了田园诗赋潇洒平淡的风格。胡朴安评其“寥寥二百字而有无尽之藏”（《读汉文记》）。

鲁灵光殿赋 赋篇名。东汉王延寿作。见《文选》。灵光殿为汉景帝时鲁恭王刘馀所建。作者游鲁时，有感于西汉以后宫室皆隳坏，而鲁灵光殿岿然独存，遂作此赋以记颂。主要描写宫殿的栋宇结构、彩绘雕刻及雄伟气势。全篇用骈语铺陈，藻采夸饰，极力形容，为后世写殿阁者所法。清何焯评：“奇诡尽致，此为造极。”（《评注昭明文选》引）传蔡邕曾作此赋未成，及见此作，甚为赞赏，并因之辍笔。文中对宫殿的描写，亦反映出古代宫殿建筑的成就，对研究我国古代建筑艺术史极有价值。

刺世嫉邪赋 赋篇名。东汉赵壹作。见《后汉书·赵壹传》。文中历数春秋至秦汉的统治者的“利己而自足”，邪恶奸佞的得势，权门豪族的不法，正人贤才和贫贱阶层的被压抑，社会道德风气的败坏，显示作者愤世嫉恶的批判精神与正直耿介的性格。一反传统汉大赋歌功颂德、板滞典雅、为文造情之习气，而是情理相生，慷慨激昂，辛辣尖锐，具有很强的感染力。篇末有托秦客和鲁生所作两首五言诗，抒发刚正之士不能见容于时的强烈愤慨，形象生动，风骨遒劲，为东汉五言诗中之佳作。

述行赋 赋篇名。东汉蔡邕作。见《古文苑》。桓帝时，中常侍徐璜等五侯擅权，蔡邕因善鼓琴而被迫应召往洛阳，行至偃师，托病而归。此赋即记录其从陈留到偃师的途中所见，并联系古人往事，意在借古刺今，抒发对人民贫困生活的同情和志士仁人被压抑的愤慨，充满感时伤乱情绪。将记叙、描写、抒情相结合，提高了抒情小赋的表现力。胡朴安评：“意决而辞婉，思深语长。”（《读汉文记》）

青衣赋 赋篇名。东汉蔡邕作。见《艺文类聚》。此赋细致地刻画一出身卑微的青衣女子形象，其容貌美丽端庄，心灵高尚纯洁。作者惋惜、同情其身世遭遇，又大胆坦露对其爱慕之心情。此因与当时讲究贵贱尊卑的观念相左，作者同时代人张超曾作《诮青衣赋》以讥之。全篇文辞清丽，感情真挚。摹写女子形象尤传神动人。

长笛赋 赋篇名。东汉马融作。见《文选》。赋序谓“追慕王子渊、枚乘、刘伯康、傅武仲等《箫》、《琴》、《笙》颂，唯笛独无，故聊复备数，作《长笛赋》”。文中描述笛子的制造过程和笛声的美妙，广泛运用比喻，借物象形，描摹笛声，出神入化。全篇铺陈扬厉，淋漓尽致，表现出大赋的体制特点。

鹦鹉赋 赋篇名。东汉祢衡作。见《文选》。借鹦鹉自况，抒写才志之士生于末世屡遭迫害之感慨。描述鹦鹉身陷樊笼、委曲求全的遭遇，同时也表现其不肯媚俗的品性。清何焯认为此赋“全是寄托，分明为才人写照。正平豪气不免有樊笼之感，读之为之慨然”（《义门读书记》卷四二）。

登楼赋 赋篇名。东汉末王粲作。见《文选》。因西京（长安）战乱，作者去荆州依刘表，不为所重。偶登当阳县（在今湖北）城楼，乃作此赋。文中所抒之情，既有对天下动荡不安、个人远离故乡的愁苦，也有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愤懑。感情真挚而深沉，常被后世戏剧家取作哀感之题材。写景和抒情结合，具有浓厚的诗意，脱尽汉赋铺陈堆砌的习气，显示了抒情小赋在艺术上的成熟。朱熹认为此篇“犹过曹植、潘岳、陆机《愁咏》、《闲居》、《怀旧》众作，盖魏之赋极此矣”（《楚辞后语》卷四）。

诗歌　乐府

南风歌 古歌名。《孔子家语·辩乐》载：“昔者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其诗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史记·乐书》也云：“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南风》之诗者，生长之音也。”歌中充满对南风之起的喜悦，歌颂它的及时和温润。前二句亦见于《尸子·绰子》篇。此歌语言交错，形式整齐，艺术上也较成熟，后世学者多疑其为战国时人作。

采薇歌 古歌名。见《史记·伯夷列传》。周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为周民，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食之以明其志，于饿死前作此歌。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歌中向往神农、虞、夏时代的生活，将周王伐纣诋为“以暴易暴”以示不满。有学者认为此歌当作于秦之末年，周平殷乱当暗指汉诛暴秦，然无确证。

卿云歌 古歌名。见《尚书大传》。舜将禅位于禹，与臣下相和而歌《卿云》。歌云：“卿云烂兮，糺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接着舜臣八伯都稽首而唱《八伯歌》，舜又歌。“卿云”即“庆云”，古人谓吉祥之气。从《八伯歌》及舜歌中言及“日月光华，弘于一人”，“配天之灵，迁于贤善”，“菁华已竭，褰裳去之”等语看，《卿云歌》中“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句隐寓了舜决定告退禅位于禹之意。然《尚书大传》出于晋梅赜之伪托，其说为舜帝时歌，后世学者皆以为不足信。

易水歌 亦名《荆轲歌》、《渡易水歌》。古歌名。见《战国策·燕策三》。战国时，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送荆轲于易水（今河北易县境）之上，送者皆着白衣冠。高渐离击筑，荆轲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听罢，“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歌辞慷慨悲壮，情景交融，为后人所称道，堪称历代悲歌之首。近代梁启超谓此篇为“千古不磨的杰歌”，“虽仅仅两句，把北方民族武侠精神完全表现，文章魔力之大，殆无其比”（《中国美文学史稿》）。

麦秀歌 古歌名。传为商箕子作，或谓宋微子作。见《尚书大传》和《史记》，文字互有出入。歌辞为：“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史记》）。据传箕子朝周，过殷墟故都，见宫室毁坏，杂生禾黍，乃作此歌，抒发感慨，流露怀殷而不胜悲伤的情感。后多借以指亡国之痛。

孺子歌 古歌名。作者不详。见《孟子·离娄》。歌辞为：“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歌辞又见于传为屈原所作《渔父》。战国诸侯纷争，时代处于急剧动荡之中。为避战乱，多有隐居山林者。《孺子歌》或出于这类隐士之口。歌辞以水之清浊，喻指时局，时局清明，当进身仕途一展抱负；时局混乱，则归隐山林以老终身。表现出有济世之志者“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之人生哲学，对后代知识分子影响颇大。

大风歌 亦名《三侯之章》、《大风起》。古歌名。汉高祖刘邦作。见《史记·高祖本纪》。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东讨淮南王英布后，西归京都长安，路过故乡，与父老子弟欢饮。酒酣，站起击筑（一种古乐器）而歌，令乡童子一百二十人从而和之。全诗只三句，二十三字，抒发其统一天下后的喜悦心情及渴望巩固、加强统治的强烈愿望。内容蕴含丰富，气魄宏大，感情深沉，是一首风格豪迈、质朴、震铄古今的杰作。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九称此歌“志气慷慨，规摹宏远，凛凛乎已有四百年基业之气”。

鸿鹄歌 亦名《楚歌》。古歌名。汉高祖刘邦作。见《史记·留侯世家》。刘邦初立吕雉之子刘盈为太子，后宠爱戚夫人，欲改立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但为张良等大臣所劝，加之吕后四处活动，得商山四皓辅助刘盈，遂使刘邦打消改立太子的念头。戚夫人闻之泣涕，刘邦伤之，用楚地曲调唱此歌。全诗用鸿雁高飞，无法射及，比喻无力更易太子，对戚夫人诉说自己无可奈何的心理。诗中表露感情微妙深刻，比喻生动恰当。亦反映西汉王朝初期帝室内部嫡庶斗争的激烈。

垓下歌 亦名《力拔山操》、《垓下帐中歌》。古歌名。西楚项羽作。见《史记·项羽本纪》。公元前202年，项羽被汉军围于垓下，兵少粮绝，夜闻汉兵高唱楚歌，疑汉军已得楚地，顿感凄切，乃夜饮帐中，慷慨悲歌，后人故名之。全诗七言四句，是一首楚歌体的抒情短歌。用楚歌特有的语气词“兮”字，表现感喟的语调，造成舒缓悠扬的节奏。慷慨悲壮，情真意切，生动地展示了主人公项羽的性格特征和英雄末路之悲叹，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是汉楚歌体抒情短诗的代表作。清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三称它“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真极缠绵呜咽”。

戚夫人歌 亦名《永巷歌》、《舂歌》。古歌名。汉高祖刘邦妃戚夫人作。见《汉书·外戚传》。戚夫人争立亲子赵王如意为太子，与吕雉成仇。及刘邦去世，吕雉为皇太后，将其囚之永巷，令其整日舂米，与世隔离。此诗为戚夫人舂米时自编自唱之辞。全歌六句二十六字，辞句质朴凄婉，叙述作者悲苦的生活，倾诉其思子情怀和满腔哀怨。

秋风辞 诗篇名。汉武帝刘彻作。见《乐府诗集》。西汉元鼎四年（前113）秋，武帝行幸河东郡，于汾阴祭祀后土之神，然后泛舟汾河。此为舟中与群臣饮宴时所作。以描写秋日景色起兴，通过秋季泛舟燕饮欢乐的描写，抒发感秋、怀人、叹老之心情。艺术上继承楚辞风格，每句中间嵌一“兮”字，音乐节奏舒缓而不拖沓，在语句相谐中又显出跳荡，避免了汉赋方兴时诗风华丽奢靡之势。全诗感情起伏，清丽雅致，文词质朴，情与景完美结合，在文学史上影响很大。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称“缠绵流丽，虽词人不能过也”。

柏梁诗 诗篇名。汉武帝刘彻等联作。见《东方朔别传》。汉元封三年（前108），武帝修柏梁台，在台上大宴群臣，酒酣时命群臣联句。凡官禄二千石以上者每人作诗一句，计有丞相石庆、大将军卫青和东方朔等，共得二十六句。全诗每句七言，句末皆用平声韵，一句一意，为七言古诗之权舆，亦是联句诗之首创。后人将此种每句用韵的七言诗称作柏梁体。宋章樵注《古文苑》卷八称“齐梁间多效其体，而骨气寖不及”。

黄鹄歌 古歌名。传为汉昭帝刘弗陵作。见《西京杂记》。汉始元元年（前86）春二月，黄鹄飞临建章宫太液池中，昭帝作此歌以记之。首句写黄鹄之来，次两句写其形貌，四五两句写其动作，末两句为获此嘉祥的自谦之词。全诗描摹生动细致，联想自然。

定情诗 诗篇名。东汉繁钦作。见《玉台新咏》。属乐府《杂曲歌辞》。“定情”为“安定其情”之意。描写女子追求男子终遭遗弃的伤痛之情。先追述初恋情景。次写热恋，以衣饰玩好相赠。末写失恋之悲伤，刻画抒情主人公东山、南山、西山、北山屡盼恋人不及的哀怨情怀。全篇运用排比、对比手法，细致描绘人物心理。明陆时雍评：“掇艳情之最胜，然情思摇荡极矣。”（《古诗镜》卷六）明胡应麟称“气骨稍弱陈思，而整赡都雅，宛笃有情”（《诗薮》卷一）。唐乔知之《定情篇》、施肩吾《定情乐》皆本于此。

怨歌行 亦名《怨诗》、《团扇歌》、《纨扇诗》。诗篇名。旧题西汉班倢伃作。见《文选》。全诗五言十句，以一女子口吻自喻为团扇，男子需要时出入于怀袖之中，不需时“弃捐箧笥”，揭示了封建社会妇女地位低下，处于被玩弄、被抛弃的悲惨境地。意蕴丰富，言浅意深，既委婉含蓄，又清新明快。构思新巧细密，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和感染力。梁钟嵘评：“《团扇》短章，词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诗品》）

五噫歌 诗篇名。东汉梁鸿作。见《后汉书·梁鸿传》。作者途经洛阳，登北邙山，见宫殿之华丽，感人民之疾苦，触景生情，遂作此诗。全诗五句三十字，前三句写所见，后两句写所感，通过宫室民劳之对比，刺统治者之奢靡，叹生民之劳苦。在结构上连用五个“噫”字作停顿，加强感情语气，历来广为传颂。清张玉谷《古诗赏析》卷六称“无穷悲痛，全在五个‘噫’字托出，真是创体”。

四愁诗 诗篇名。东汉张衡作。见《文选》。共七言四章。通过思恋远在泰山、桂林、汉阳、雁门等地之美人，抒发明主难遇、壮志不酬的忧思。诗汲取《诗经》借物表情、重章叠句的艺术手法，又效法屈原以“香草美人”作比的方式，委婉曲折地抒写心曲。诗句保留骚体痕迹，辞采华丽，音韵顿挫，是七言初创期的杰作。清沈德潜评：“心烦纡郁，低徊情深，风骚之变格也。”（《古诗源》卷三）

悲愤诗 诗篇名。东汉蔡文姬作。见《后汉书·列女传》（另有骚体《悲愤诗》，系伪作）。全诗五言一百零八句，五百四十字，是我国第一首文人创作的自传体长篇叙事诗。先叙自己蒙难的历史背景及被掳入胡途的悲惨遭遇，次写异域思乡之情与别子之痛，末抒归乡后的孤独、忧惧之感。诗人以诗史的规模描绘了汉末社会大动乱中自身和广大人民的苦难。诗取法汉乐府，又糅入文人抒情诗写法，语言明白晓畅，叙事抒情紧密结合，悲剧意味浓厚。末尾“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一联，“虽顶末段，却是总束通章，是悲愤大结穴处”（清张玉谷《古诗赏析》卷六）。

胡笳十八拍 古乐府《琴曲歌辞》名。相传东汉女诗人蔡琰作。见朱熹《楚辞集注·后语》。共十八章，一章为一拍，故名。描写诗人身遭离乱、流落匈奴的羞辱悲怆之感与思念故国的哀伤凄楚之情，以及返家乡、别亲子的悲喜交织的复杂心怀。诗以骚体形式，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细腻刻画内心的愁怨与矛盾。郭沫若认为是“一首自屈原的《离骚》以来最值得欣赏的长篇抒情诗”（《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由于此诗不见于《后汉书》及魏晋南北朝至唐有关文献，后人颇疑其伪。50年代末国内曾有过专家讨论，有关文章结为《〈胡笳十八拍〉讨论集》出版。然其真伪仍无定论。

李陵与苏武诗三首 诗篇名。旧题西汉李陵作。见《文选》。旧有选本将其与《苏武诗四首》合题为《苏李诗七首》。经今人研究，实为托名之作，原作者已无考。约产生于东汉桓帝、灵帝时，内容亦非李陵在匈奴地送苏武归汉所作。三首同为送别友人之诗。第一首“良时不再至”，通过野外送别场景的描写，表述诗人对友情的珍惜，及即将长期离别的感怆。第二首“嘉会难再遇”，通过朋友相别劝饮无绪的情形描绘，写出惜别之情与相思之苦。第三首“携手上河梁”，寄希望于未来，相信相见有日，写得较为轻松、乐观。整组诗文体省净，语短情长，含蓄有味，为别诗之典型与五言诗之佳作。清沈德潜《古诗源》卷二称“一片化机，不关人力，此五言诗之祖也。音极和，调极谐，字极稳，然自是汉人古诗，后人摹仿不得，所以为至”。

苏武诗四首 诗篇名。旧题西汉苏武作。见《文选》。旧有选本将之与《李陵与苏武诗三首》合题为《苏李诗七首》。经今人研究，实为托名之作，原作者已无考。约产生于东汉末年。或称此为苏武赠答李陵之辞，实非。第一首“骨肉缘枝叶”为送别兄弟之作；第二首“黄鹄一远别”为送客之诗；第三首“结发为夫妻”旧题《留别妻》，写新婚夫妻临别之情。第四首“烛烛晨明月”写朋友分别的嗟叹。整组诗情谊款款，委婉缠绵，感人至深，被后人称为五言古诗正宗。清沈德潜《古诗源》卷二称“一唱三叹，感寤具存，无急言竭论，而意自长，言自远也”。

上山采蘼芜 诗篇名。东汉无名氏作。见《玉台新咏》。整首五言写弃妇，始三句是作者自述，以下写弃妇与故夫的对答。诗不从正面写弃妇的哀怨，而从故夫的话中隐喻其被弃的无辜，又从弃妇淡淡的叙说里透示哀伤不平之意。全诗截取片断生活场景，运用白描、对比手法，平实自然，含蓄深沉。清范大士评：“一篇用蝉联脱卸之法，忽起忽止，笔兴翔飞。”（《历代诗发》）

赠从弟 诗篇名。东汉刘桢作。见《文选》。共三首。诗热情赞美从弟之高风亮节，显示作者的志趣与性格。其一用蘋藻喻从弟的高洁，其二借松柏喻其正直，其三以凤凰喻其壮志。咏物为主，以物喻人，手法新颖别致，立意深远，语言质朴，结构严谨。体现了刘桢诗的“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梁钟嵘《诗品》卷上）的特色。

室思 诗篇名。东汉徐幹作。见《玉台新咏》。诗凡五言六章，写少妇思夫之情怀。首章描绘少妇念夫出神：“端坐而无为，仿佛君容光。”中间四章以高山、浮云、春草、兰华，触物引思，辗转难寐，泪下涟涟。末章表示坚贞不二之情。全篇语言形象，“思君如流水”句，缠绵悱恻，借景生情，据物抒怀，反复咏叹，揭示主人公哀怨希冀、失望交织的复杂心理。或以此借闺怨而托喻君臣。故清沈德潜评：“托言闺人之词也。自处于厚，而望君不薄，情极深至。”（《古诗源》卷六）

七哀诗（西京乱无象） 诗篇名。东汉王粲作。见《文选》。共三首，此为第一首。“七哀”为乐府诗题。此首反映兵祸横行时避难情景。先写流亡荆蛮的原因，次叙沿途之悲惨景象，末发思治的时代强音。层次分明，结构谨严，叙事、议论、抒情相结合，对后世影响深远。清沈德潜评：“此杜少陵《无家别》、《垂老别》诸篇之祖也。”（《古诗源》卷六）清方东树评：“感愤而作，气激于中，横发于外，后惟杜公有之。”（《昭昧詹言》卷二）

饮马长城窟行 诗篇名。东汉陈琳作。见《玉台新咏》。描写筑长城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由三段对话构成，先写主人公与监工之对话，反映役夫无可奈何与满腔怨恨；后叙役卒与妻子两次书信，丈夫沉痛劝妻改嫁，妻则誓不相违。运用对话形式，富民歌色彩；长短句交替，整齐中有变化；只作客观描述，具独创性。形象生动，层次井然。“结发行事君”四句，“无问答之痕而神理井然，可与汉乐府竞爽矣”（清沈德潜《古诗源》卷六）。

城上乌 童谣。汉无名氏作。《后汉书·五行志》谓：“此皆谓为政贪也。‘城上乌，尾毕逋’者，处高利独食，不与下共，谓人主多聚敛也。”表现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起首以秃尾的“城上乌”起兴。“公为吏”下六句，写统治阶级中“一徒死”后的排场，极言其奢靡。“河间姹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表现上层社会盘剥人民及其享乐挥霍的情况。而人民只得“石上慊慊舂黄粱”，终日劳苦不辍。诗人欲为人民鸣不平，要击梁下之悬鼓。前八句三字一句，读来朗朗上口，后半部七言五句一气呵成，结尾戛然而止，表现统治阶级压制言路、人民感情不得伸张的郁忿状态。

民谣（举秀才） 民间歌谣。汉无名氏作。见《后汉书·五行志》。全篇六句，以名与实严重不符的事实，对比描写当时社会现象，进行辛辣的嘲讽。“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说明其时选拔用人之不当。“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说明号称出身贫寒、一身清白之人，其行为却污浊如泥，所谓高门大第的良将，却胆怯如鸡，将社会的腐败黑暗揭露无遗。

董逃歌 童谣。汉无名氏作。见《后汉书·五行志》。每句三字，均和以“董逃”二字，以此预言董卓必逃窜覆灭。《风俗通》曰：“卓以《董逃》之歌，主为己发，大禁绝之。”清陈祚明云：“句句断，而意必紧接。其中语意不可住，上句迫待下句。”（《采菽堂古诗选》）正可见其歌谣特征。

小麦谣 童谣。汉无名氏作。见《后汉书·五行志》。《玉台新咏》卷九题作《汉桓帝时童谣歌》。全诗六句，表现当时农村百姓的痛苦生活，表达反对穷兵黩武的感情。初两句写麦收时节在田里收割者只有“妇与姑”。接着写“丈夫何在西击胡”，点明成年男子都已应征参战。同时，朝廷还在到处买马备车、征集粮草，以继续打仗，贫苦农民将受更惨重的盘剥。全诗借童谣传达出广大人民忍气吞声而又不得不言的痛苦怨恨心情。形式上三、七言错杂，明白活泼，诗韵中矩有度。

古诗十九首 组诗名。东汉无名氏作。见《文选》。因其篇数而得名。内容特色如清沈德潜所说：“古诗十九首，不必一人之辞，一时之作。大率逐臣弃妻，朋友阔绝，游子他乡，死生新故之感。或寓言，或显言，或反复言。初无奇辟之思，惊险之句，而西京古诗，皆在其下。”（《说诗晬语》卷上）作品熔叙事、写景、抒情为一炉，形成曲尽衷情而又委婉动人的独特风格。特别是语言皆五言句，平易质朴，不假修饰，如肺腑中自然流出；又善于抓住细节表现心理活动。具有自然美与整体美，不乏乐府民歌的特色。其中的游子诗多用感兴手法，寓意深长，耐人寻味；而思妇诗意在动人，故形象鲜明，感情含蓄。它标志着五言诗歌已由以叙事为主的乐府民歌发展到以抒情为主的文人独创阶段。梁钟嵘评其“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诗品》卷上）。对后世诗人影响深远。单传本有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等。

行行重行行 《古诗十九首》篇名。见《文选》。《玉台新咏》收录时题作枚乘《杂诗》。题目为后人据首句所拟。表现女子思念异乡游子之情怀。始则追叙初别，次述路遥阻隔，相会难期，末以宽慰自勉之词作结。结构往复曲折，温厚情意，溢于言表。“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二句，于叙事中插入比喻，尤为奇警。清张玉谷评：“忽用马鸟两喻，醒出莫往莫来之形，最为奇宕。”（《古诗赏析》卷四）

青青河畔草 《古诗十九首》篇名。见《文选》。《玉台新咏》收录时题作枚乘《杂诗》。题目为后人据首句所拟。表现少妇春日思夫之情怀。为《古诗十九首》中唯一用第一人称所写。前半描绘一幅精美的丽春少妇图，后半从叙事中发出“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的寂寞凄楚之叹，情真意切。明陆时雍评：“疏节亮音，浅浅寄言，深深道款。‘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一语罄衷托出。”（《古诗镜》卷二）

青青陵上柏 《古诗十九首》篇名。见《文选》。虞世南《北堂书钞》收录时题作《古乐府》。题目为后人据首句所拟。为失意之士忧世伤己之作。先托物起兴，以松柏与石之恒久，反衬人生之短促；后抒人生苦短，及时行乐之意；末对为名利所困者作讽刺。后人评末二句“极宴娱心意，戚戚何所迫”为“反扑作收，矫健之甚”（清张玉谷《古诗赏析》卷四）。

今日良宴会 《古诗十九首》篇名。见《文选》。虞世南《北堂书钞》引作曹植诗。题目为后人据首句所拟。为贫士不平、自勉之作。由宴会入手，听曲起兴，言人生短促，当力图富贵。与《青青陵上柏》感喟相似，愤慨尤深。“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为传世名句。清张玉谷评：“感愤自嘲，不嫌过直。”（《古诗赏析》卷四）

西北有高楼 《古诗十九首》篇名。见《文选》。《玉台新咏》收录时题作枚乘《杂诗》。题目为后人据首句所拟。表现听歌自伤知音难遇的感怆。共十六句。起四句以实笔写环境，点明歌声来源，余均为听者之感受、想像。从听者角度触景生情，以感情发展为线索，写得空灵缥缈，含蕴深沉。清方东树评：“此言知音难遇，而造境创言，虚者实证之，意象笔势文法极奇，可谓精深华妙。”（《昭昧詹言》卷二）

涉江采芙蓉 《古诗十九首》篇名。见《文选》。《玉台新咏》收录时题作枚乘《杂诗》。题目为后人据首句所拟。表现游子怀乡思亲、欲归不得的忧伤情怀。首言采芳欲遗，点出所思在远方；次言长路漫漫，难遂心愿；末叙同心离居、有家难归之哀怨。遣词造句，仿效《楚辞》，诗风凝练，情真意切，委婉有深致。明陆时雍评：“落落语致，绵绵情绪。”（《古诗镜》卷二）清张玉谷称：“透笔作收，短章中势却开展。”（《古诗赏析》卷四）

明月皎夜光 《古诗十九首》篇名。见《文选》。题目为后人据首句所拟。写失意之人对炎凉世态的怨愤。诗人秋夜感兴，由时节之易变想到人情之翻覆，最后发出“虚名何益”之感喟。全篇转换自然，浑然天成。“妙在忽蒙上文众星历历，借箕斗、牵牛，有名无实，凭空作比然后拍合，便顿觉波澜跌宕”（清张玉谷《古诗赏析》卷四）。

冉冉孤生竹 《古诗十九首》篇名。见《文选》。然《文心雕龙》称“‘孤竹’一篇，傅毅之词”。题目为后人据首句所拟。写新婚久别的忧伤之情。共十六句。前半写新婚与远别。托物起兴，自比“孤生竹”、“兔丝”，用“泰山阿”、“女萝”喻夫，暗示孑然一身之悲哀。后半叙相思之情。交织迟暮之感。构思新颖，对比鲜明，比喻确切，意蕴丰富。后人评其“情何婉娈，语何凄其。”（明陆时雍《古诗镜》卷二）

庭中有奇树 《古诗十九首》篇名。见《文选》。《玉台新咏》所收题作枚乘《杂诗》。题目为后人据首句所拟。描述思妇怀恋游子之情。共八句。前六句借物起兴，以嘉木奇花渲染环境，睹物思人，感怀今昔；末二句“此物何足贵，但感别经时”，点明诗旨。以浅语造深情，全篇“无聊自解，眷眷申情”（明陆时雍《古诗镜》卷二）。清朱筠评：“数语中多少婉折，风人之笔。”（《古诗十九首说》）

迢迢牵牛星 《古诗十九首》篇名。见《文选》。《玉台新咏》收录时题作枚乘《杂诗》。题目为后人据首句所拟。写织女、牛郎遥隔银河相思之苦。以牛郎、织女星起兴，次叙织女为情所苦、无心织布之情景，末以深沉感叹作结。通篇想像，境界澄明，情致浓郁，富浪漫气息，是以牵牛、织女星歌咏夫妇情爱之最早最完整篇章。清李因笃评：“写无情之星，如人间好合绸缪，语语认真，语语神化。”（《汉诗音注》卷一〇）

回车驾言迈 《古诗十九首》篇名。见《文选》。题目为后人据首句所拟。抒发客游失意者的人生感慨。始即刻画前路茫茫、空虚无着之悲凉；续写旅途景色，由物无长盛想到人无永年，发出“立身苦不早”之慨叹；末叙无可奈何的悲哀。明陆时雍评此篇写得“语素而老”（《古诗镜》卷二）。

东城高且长 《古诗十九首》篇名。见《文选》。《玉台新咏》收录时题作枚乘《杂诗》。题目为后人据首句所拟。抒写岁月易逝、久不得志、欲放情娱乐之心怀。前半从所游之地起笔，由景物变化念及时序流迁、岁月匆匆，抒发当及时行乐之意；后半写游历燕赵情景。后人评结句“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为“驰情几往，敛襟怃然”（明陆时雍《古诗镜》卷二）。

驱车上东门 《古诗十九首》篇名。见《文选》。题目为后人据首句所拟。洛阳城北之北邙山，为王侯卿相葬地。诗人遥望墓地，触发人生感喟。共十八句。前八句写出门所见，墟墓萧飒，人死难复生。后十句由墓中人念及人生如寄、神仙亦妄，不如甘饮华服，及时行乐。语意愤激，思绪悲凉。清方东树评：“此诗意激于内，而气奋于外，豪宕悲壮，一气喷薄而下。”（《昭昧詹言》卷二）

去者日以疏 《古诗十九首》篇名。见《文选》。祝穆《事文类聚》题作《古墟墓诗》、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题作《古乐府》。题目为后人据首句所拟。抒写过墟墓之感想。共十句。首八句描绘岁月变迁，人事不永，人间多难，与《驱车上东门》用意、笔触近似；末二句“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写出思归心切却又欲归不得的复杂愁绪。全篇于此“突转勒住，如收下坡之骏”（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

生年不满百 《古诗十九首》篇名。见《文选》。题目为后人据首句所拟。抒发人生短促、及时行乐思想，与《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诗旨相近，但此诗讥刺贪恋富贵、执迷不悟者。全篇情感奔放，与《古诗十九首》其他篇章触物起兴、借景抒情有别。前半连用诘问句式，一气贯注，末以登仙难求作结，前后呼应。后人评其“起四句奇情奇想，笔势峥嵘飞动。收句逆接，倒卷反掉，另换气换势换笔”（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

凛凛岁云暮 《古诗十九首》篇名。见《文选》。题目为后人据首句所拟。描写思妇想念远方游子之情怀。从岁暮空闺，孤枕梦思，写到清泪凄凉。全篇情致宛曲，细腻动人，“真写得相思苦况出”（清张玉谷《古诗赏析》卷四）。

孟冬寒气至 《古诗十九首》篇名。见《文选》。题目为后人据首句所拟。描写思妇的挚爱之情与忧虑心绪。先从景生发，触景生情，从寒夜漫漫，转写思妇难寐，对月相思；接着叙述思妇珍藏三年前的来信，抒发满腔怀恋之情；末写相思不被理解之忧惧。明陆时雍评“置书怀袖中，三岁字不灭；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四句：“深于造情。善造情者，如身履其境而有其事，古人所以善于立言。”（《古诗镜》卷二）

客从远方来 《古诗十九首》篇名。见《文选》。题目为后人据首句所拟。描写伉俪两地相思，忠贞不渝之深情。共十句。从客来寄绮起笔，即物生情，花绸半匹，物微情深，鸳鸯锦裁合欢被，情意绵绵。末以比喻作结，点醒诗旨。“著以长相思，缘以结不解”二句词意双关，语浅情深。明陆时雍评：“极缠绵之致。”（《古诗镜》卷二）清方东树评：“即绮借作双关喻意，奇情奇想。”（《昭昧詹言》卷二）

明月何皎皎 《古诗十九首》篇名。见《文选》。《玉台新咏》收录时题作枚乘《杂诗》。题目为后人据首句所拟。抒写女子闺中思念丈夫之情（一说此写游子久客思归）。先叙月夜难眠，盼夫早归；次写出门徘徊，愁绪满怀；最后万般无奈，独回闺房，泪洒衣裳。诗人因景缘情，“见月起思，一出一入，情景如画”（清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二）。

唱经堂古诗解 研究著作。清金圣叹著。详评古诗二十首，实则评《古诗十九首》，因作者将《东城高且长》分为二首，多出《燕赵多佳人》一首。高度评价“古诗二十首”，认为“此不推为韵言之宗不可也”，并极力推重古诗作者，说他们有“锦心绣口”。作者将古诗十九首看作是一整体，认为“行行重行行”句，是“二十首总冒”，而《明月何皎皎》则“总收前十九首”。深切体悟诗人的情感世界，评“泪下沾裳衣”句：“知二十首，字字皆是泪痕，皆从无可奈何中挥洒出来也。”又从解诗中总结出“读古人书者，于断处见其续，于续处知其断，则金针度人矣”的读书经验，有启发意义。有《唱经堂才子书》本、《风雨楼丛书》本。

古诗十九首解 研究著作。清张庚著。对十九首古诗逐一解说。认为“古人作诗惟恐露，故多含蓄之；今人作诗惟恐不露，故必明言之”。善于挖掘诗人的内心世界，评《凛凛岁云暮》曰：“诗境极幽奥，反复讽诵，凄其欲绝。”但有时又以政治比附诗义，如评《行行重行行》、《庭中有奇树》等诗，认为是“君臣之义”，并不恰当。有《艺海珠尘》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和隋树森编著《古诗十九首集释》本。

古诗十九首说 研究著作。清朱筠口授、徐昆笔述。分总论和分论，总论概述作者之文学观点及对《古诗十九首》的看法，分论对每一首诗展开述说。艺术特点和思想内容并重。评论不落俗套，以抒发读后体验为主。认为“《十九首》包涵万有，磕着即是。凡五伦道理，莫不毕该，却又不入理障，不落言诠，此所以独高千古也”。评《行行重行行》：“此等诗不必拘定一说。”让读者发挥能动性，显示出进步的文学观。有《啸园丛书》本、隋树森编《古诗十九首集释》本等。

古诗十九首注 研究著作。清刘光 著。以注释诗文内容为主，兼及艺术特色分析。从逐首分析到总体论述，较有条理。评《明月皎夜光》：“甚矣，人之相与贵相知心也。”评《冉冉孤生竹》：“此初有所约而终相见背者，自抒其怨思也。情则缠绵，词尤温柔敦厚。”评述多恰当中肯。注本存诗仅十八首，《涉江采芙蓉》缺。有《烟霞草堂遗书》本、隋树森编《古诗十九首集释》本等。

郊庙歌 乐府歌曲名。为古代帝王祭祀祖先和天地神祇时专用乐章。其辞典雅华丽，古奥艰深，多为赞颂之语。汉代郊庙歌原有《宗宙乐》、《昭容乐》、《礼容乐》、《安世房中歌》、《郊祀歌》五种，现除后两种外，余皆失佚。

郊祀歌 乐府《郊庙歌》名。西汉司马相如等作。见《乐府诗集》。共十九首。为汉武帝时作品，乃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神祇时专用乐歌，皆为楚声。协律都尉李延年为之配乐。内容主要是赞美天地神祇，兼及其他神灵和祥瑞，多陈乐舞声歌之盛，语言板滞典重。惟七言运用较多，在楚辞变化为七言的过程中起承前启后作用。代表作有《练时日》、《日出入》等。汉以后，历代王朝都沿袭作郊祀歌，以供祭祀天地。

练时日 乐府《郊祀歌》篇名。汉无名氏作。见《乐府诗集》。为合享众神之乐章。通篇铺排描绘自迎神、神降至神留宴喜之经过。写法自远而近，按层递进，秩序井然。清沈德潜《古诗源》卷三称其“古色奇响，幽气灵光奕奕纸上，屈子《九歌》后另开面目”。

象载瑜 乐府《郊祀歌》篇名。汉无名氏作。见《乐府诗集》。西汉太始三年（前94）二月，汉武帝刘彻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此诗，乃制此歌。描写赤雁之状，实为歌颂祥瑞。全诗通为三言，描述细致，为典型歌颂体作品。

安世房中歌 又称《房中祠乐》、《安世乐》。乐府《郊庙歌》名。汉高祖妃唐山夫人作。见《乐府诗集》。共十七章，但各书所载章数及段落不一，各章标题亦大多失传。为汉代贵族用于宗庙祭祀的乐章，皆为楚声。内容则在歌颂高祖以孝治天下，并承天意而施德于民，纯以儒家思想为宗，而侧重于孝道。句法体式多变，以四言为主，杂以三言、七言，体现出汉初诗歌的特点，在诗歌由楚辞变化为三言与七言的过程中起过渡作用。清沈德潜《古诗源》卷二称其“古奥中带和平之音，不肤不痛，有典有则，是西京极大文字”。

鼓吹曲 又名《短箫铙歌》。乐府歌曲名。古乐中有鼓吹乐，用鼓、箫、钲、笳等合奏，并多有歌辞配合，用于田猎、游行、道路、朝会等不同的场合。汉乐府鼓吹曲辞今仅存《铙歌十八曲》。

铙歌 乐府《鼓吹曲》名。汉乐府原有二十二曲，四曲有篇无辞，现仅存十八曲，通称《汉铙歌十八曲》。初为西北民族乐曲，用铙、笳、箫、鼓等演奏，于西汉初年传至中土后被采入乐府，至武帝、宣帝时有辞，有文人制作的，也有出自民间歌谣。初用于军事礼仪，后亦用于朝会、道路、赏赐。形式、体裁迥异于雅乐、楚声，多用长短句，辞多虚字，格调自成一派，为我国诗歌有杂言之始。声调悲壮激烈，实开后世豪放一派。内容分战歌、恋歌、祝歌、谏歌等，文字时挟奇趣，颇有生气，具民歌本色。现存部分作品因抄传时歌辞与声辞不分，文字多有讹误，故十分难解，至有全篇不可句读者，以致众说纷纭。代表作有《战城南》、《有所思》、《上邪》等。魏晋以后文人拟作颇多。

朱鹭 《汉铙歌十八曲》篇名。作者不详。见《乐府诗集》。共八句。朱鹭为古代一种礼仪所用的鼓上的图饰，其鼓为谏者敲击所用，人臣要进谏君主，事先击鼓，君主便接见听谏。诗中描写朱鹭衔鱼，不食不吐，等着送给来进谏的贤者，以此说明谏鼓待贤求谏之义。或以为此戒谏臣勿迟疑不言、模棱两可，应恪守本职。清陈本礼《汉诗统笺·铙歌》引彭士望语称其“辞谊皆奇隽，可作谏鼓铭”。

思悲翁 《汉铙歌十八曲》篇名。作者不详。见《乐府诗集》。共十一句，字句参杂。歌辞由于离今时久，词义变化大，内容不易理解，故诠释纷纭。一般认为表达一女子的悲愤控诉。其夫为贼所执，其家为贼所侵，为躲避还有可能降临的灾祸，只得携孩子出逃远方。从一个侧面反映汉代社会之紊乱。清陈本礼《汉诗统笺·铙歌》称之为“绝世奇文”。

艾如张 《汉铙歌十八曲》篇名。作者不详。见《乐府诗集》。共八句。后人疑为武帝时诗。此曲讥刺统治者刑法苛密，民不愿受其危害而远去，犹黄雀之高飞以避网罗。一说为戒田猎之词。

战城南 《汉铙歌十八曲》篇名。作者不详。见《乐府诗集》。是“十八曲”中唯一叙写战争的一首。后人断定产生于武帝、宣帝时期。描写遍地死尸、鸟啄兽食和水深草长、战士有出无归的荒凉恐怖景象，反映出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并以沉痛的心情，对战死者表示悲悯和哀悼。清陈本礼《汉诗统笺·铙歌》称之“犹屈子之《国殇》也”。

巫山高 《汉铙歌十八曲》篇名。作者不详。见《乐府诗集》。自古对此诗主题众说纷纭，或以为“似忧吴楚亡国之事”，或以为“士自伤不达于朝廷”。一般认为抒写游子流离失所、远处他乡、久别亲人而生思乡之情，托巫山、淮水之高深，以言不能归之故里。全篇为民歌风格。清陈本礼《汉诗统笺·铙歌》称其“较《悲歌》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词更凄惋”。

有所思 《汉铙歌十八曲》篇名。作者不详。见《乐府诗集》。为情感挚热的民间情歌。通篇用女子自诉口吻，写听到情人移心他人后的复杂心情。初叙平日相思，转写对情人变心的怨怒，继而描述对将来的担心和期待。有学者以为与《铙歌》另一篇《上邪》相合才为完诗，不应两分。清沈德潜《古诗源》卷三称其“怨而怒矣。然怒之切，正望之深，末段余情无尽”。

上邪 《汉铙歌十八曲》篇名。作者不详。见《乐府诗集》。此为一首自誓形式的情歌，主人公大胆热烈地表示了自己对爱的决心。其中一连排列五件绝难出现的自然界现象，诸如“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以显示对爱情的坚贞不渝。句式参差不齐，二、三、四、五言错杂。有学者认为与《有所思》在内容上相连贯，不应割裂为两篇。全诗语短情长，撼人心魄，富于想像，在抒情诗中独树一帜。清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五称其“一气赶落，不见堆垛，局奇笔横”。

十五从军征 又题《紫骝马歌辞》。乐府《横吹曲辞》篇名。东汉无名氏作。见《乐府诗集》。写一十五从军、八十始归之老兵形象。先写老兵返家遇乡人情景，次述故居零落破败之景，末描绘其年迈无依、孑然一身之凄惨情状。深刻反映不合理的兵役带给人民的沉重灾难。形象鲜明，感情真挚，具强烈感染力。清方东树评：“此只是叙述本事，而状乱离之景象，令人不堪想，此盖小雅之遗响，后来杜公时学此。”（《昭昧詹言》卷二）唐杜甫之《兵车行》、《无家别》、《石壕吏》等受其影响。

相和歌 乐府歌曲种类之一。原为民间流行歌谣，汉代立乐府，取以入乐。据《宋书·乐志》，此歌是指以弹拨乐器和管乐器伴奏，由一人手持叫做“节”的乐器，一面打节拍，一面唱的民歌俗曲。《古今乐录》谓：“凡相和，其器有笙、笛、节歌、琴、瑟、琵琶、筝七种。”《乐府诗集》按演奏乐歌的次序将此歌分为十小类：《相和六引》、《相和曲》、《吟叹曲》、《四弦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侧调曲》、《大曲》。演唱此歌诗时，有引有和，有先有后，乐器不同，曲调多变。又以奏乐唱和时的次序分为相和引和相和曲二种类型。“引”为序奏之意，即“曲引”，尔后引出相和诸曲辞。其中有许多汉乐府的优秀民歌。

公无渡河 亦称《箜篌引》。乐府《相和六引》篇名。传为朝鲜津卒霍里子高妻丽玉作。见《乐府诗集》。据西晋崔豹《古今注》记载，某日子高晨起划船，见一白发狂夫披发提壶，乱流而渡，其妻随而止之，不及，堕河而死，乃援箜篌鼓之，声音凄怆，曲终，亦投河而死。子高还家，以其声语妻丽玉，丽玉伤之，拟其声而作《箜篌引》。全诗四言四句，表达一妇女对亲人溺亡悲痛欲绝的感情。整首诗简洁质朴，起伏突兀，是汉乐府中最短的歌辞，却有摄人心魄的气韵。唐王建在《箜篌引》诗中云：“幸无白刃驱向前，何用将身自弃捐？”使诗中主人公堕河自裁的行为蒙上一层神秘色彩。清张玉谷《古诗赏析》卷六称其“逐句停顿，一气旋转，尤妙在末四字，拖得意言不尽”。

薤露 乐府《相和曲》篇名。作者不详。见《乐府诗集》。据崔豹《古今注》，以为是齐田横门人伤横自杀后之悲歌。后为出殡时挽柩人唱的挽歌。至汉武帝时，李延年乃分《薤露》为专送王公贵族出殡时所歌。歌词以人生之短暂，比作薤露之易干。

蒿里 乐府《相和曲》篇名。作者不详。见《乐府诗集》。据崔豹《古今注》，以为是齐田横门人伤横自杀后之悲歌。后为出殡时挽柩人唱的挽歌。至汉武帝时，李延年乃分《蒿里》为专送士大夫庶人出殡时所歌。歌词写蒿里聚敛众多不分贤愚的魂魄，为鬼伯火急催促，从而发出人命无常的慨叹。

平陵东 乐府《相和曲》篇名。汉无名氏作。见《宋书·乐志》。诗中控诉官府压榨百姓的暴行。写一被称作“义公”的人，被吏人劫持至高堂之下，勒索“钱百万”和“两走马”。“义公”因畏惧“追吏”的凶暴，只得“卖黄犊”以应付官府敲诈。全诗三句为一节，每节间用顶真句法，哀婉动人。崔豹《古今注》谓：“《平陵东》，汉翟义门人所作也。”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云：“义，丞相方进之少子。字文仲，为东郡太守；以王莽方篡汉，举兵诛之。不克，见害。门人作歌以悲之也。”似与内容不尽符合。三国魏曹植亦有《平陵东》诗一首，内容为游仙，与此诗无关。

乌生 乐府《相和曲》篇名。汉无名氏作。见《宋书·乐志》。歌词由乌之惨遭射死，自悔隐藏不密，迁居人家桂树上，转而想到苑中白鹿、摩天黄鹄、深渊鲤鱼，悲其距人虽远，人亦得而烹煮之。最后深深感叹人生寿命之长短，只能听天由命。表现了迫害者的残暴和受害者的无可奈何。全诗借乌鸦中弹身死而自责自宽的禽言诗手法，表达作者的人生感慨，用意新颖，设想奇妙，情思哀婉。故清李因笃评曰：“章法奇横伸缩，妙不可言。”（《汉诗音注》）

江南曲 乐府《相和曲》篇名。汉无名氏作。见《宋书·乐志》。以“鱼戏莲叶间”的反复咏唱，表现江南水乡的美丽风光和采莲人的愉悦心情。语言简洁明快、生动形象而又纯朴自然，音调铿锵和谐。清沈德潜评其为“奇格”（《古诗源》）。清张玉谷评：“前三叙事，不说花偏说叶，叶尚可爱，花不待言矣。鱼戏叶间，更有以鱼比己意，诗旨已尽。后四，忽接上‘间’字，平排衍出东西南北四句，转见古趣。”（《古诗赏析》）

陌上桑 乐府《相和曲》篇名。汉无名氏作。见《宋书·乐志》。原题为《艳歌罗敷行》。写采桑女秦罗敷拒绝一“使君”即太守之类官员调戏的故事，歌颂其美貌与坚贞。分三部分：起始到“但见观罗敷”为第一，烘托描写罗敷的美貌。“使君从南来”至“罗敷自有夫”为第二，叙使君对罗敷的非分之求。“东方千余骑”至结尾为第三，写罗敷用夸张口吻，描绘其夫婿才华、官位、相貌，从而将有非分要求的使君置于十分难堪之境地，令人想见其败兴与狼狈之状。全篇从虚处着笔，俱见映衬之妙。明王世贞评为“两汉五言神境”（《艺苑卮言》）。

清商三调 乐府歌曲名。以声调较清越而得名，即《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汉魏时流行。前人或归入《相和歌》，或自为一部，与前者并列。

平调曲 乐府《相和歌》名。与《清调曲》、《瑟调曲》合称“清商三调”，后又加上《楚调》、《侧调》，称“相和五调”（亦称“清调正声”）。《魏书·乐志》：“陈仲孺言：依琴五调调声之法，以均乐器，其瑟调以角为主，清调以商为主，平调以宫为主。五调各以一声为主，然后错采众声以文饰之。”此曲乐器有笙、笛、筑、瑟、琴、筝、琵琶七种。古有七曲，现存汉古辞五首：《长歌行》三首，《猛虎行》题解中附一首，《君子行》一首。

猛虎行 乐府《平调曲》篇名。汉无名氏作。见《乐府诗集》。诗名下题解中引古辞一首：“饥不从猛虎食，暮不从野雀栖。野雀安无巢，游子为谁骄？”诗以首句为名。前两句意为不能因环境的恶劣无常而改变节操，后两句引申出游子的无奈与哀怨。清陈祚明评：“语语转上，是择地而蹈，不轻傍人也”（《采菽堂古诗选》）。三国魏曹丕，晋陆机，宋谢惠连，唐储光羲、李白、韩愈、张籍、李贺、僧齐己等皆有同名之作，然托意各异。

长歌行 乐府《平调曲》篇名。汉无名氏作。见《乐府诗集》。全诗十句。主旨为喟叹草木易秋，人生不再，从而要求人们珍惜岁时，努力进取。如《文选》五臣注所云：“言当早崇树事业，无贻后时之叹。”首以“园中葵”起兴，言其正盼阳光。“阳春”两句，写春光明媚清新，万物欣欣向荣。“常恐”以下笔锋一转，自然界的变化与时间的飞逝使诗人浮想联翩：秋天降临，百花凋零，青叶枯黄，河水奔腾永不复归。在前八句的比喻、铺垫之下，引出最后“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警策绝伦的千古名句。清王淇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冉冉老至，恰如逝水赴海，岂有复西之日哉！轻弃重宝，那不悲伤”（《汉诗选笺》）。清陈祚明评：“劝学之语，千古至言。”（《采菽堂古诗选》）

清调曲 乐府《相和歌》名。与《平调曲》、《瑟调曲》合称“清商三调”，后又加上《楚调》、《侧调》，称“相和五调”（亦称“清调正声”）。《古今乐录》载此曲乐器有“笙、笛、篪、节、琴、瑟、筝、琵琶”八种。清调古有六曲，现存汉古辞四篇：《豫章行》、《董逃行》、《相逢狭路间行》（一称《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

豫章行 乐府《清调曲》篇名。汉无名氏作。见《乐府诗集》。用白杨自悼口吻，写其变成殿中栋梁，述说根枝分离之苦。古辞原有二十四句，中缺十三字。始“白杨初生时，乃在豫章山。上叶摩青云，下根通黄泉”，想像奇特，富有情趣。后自述如何被人砍伐、搬运，枝株被凿成柱子作房梁，以致“身在洛阳宫，根在豫章山。多谢枝与叶，何时复相连”，形象地抒发树木之遭遇和感情。结尾“何意万人巧，使我离根株”，以巧妙的疑问表达此乃非其所愿。诗意似本庄子《山木》之喻。清陈祚明评：“此诗最有章法，‘上叶’一句，伏通篇之根，末句身想枝叶各在一方，大可悲。中间枝叶根株错落点缀，甚变化，语亦古雅生动。‘颠倒’句活，‘锯墨’句有致。将言相去之远，且道‘一驱四五里’，章法有绪。”（《采菽堂古诗选》）

董逃行 乐府《清调曲》篇名。汉无名氏作。见《宋书·乐志》。《乐府原题》谓：“《董逃行》，作于汉武之时。盖武帝有求仙之兴。董逃者，古仙人也。”为游仙诗，写五岳山上有黄金宫阙，多灵兽仙草，可求药成仙，故上山采摘，以献君主。并祝福皇帝长生百年，威加四海，得天神护佑永保平安。诗中诸言杂陈，叙事写意融会贯通，状物摹形华彩生动。清李因笃评：“幻想直写，朴淡参差，而音节殊遒，乐府之本也。”（《汉诗音注》）

相逢行 一作《相逢狭路间行》。乐府《清调曲》篇名。汉无名氏作。见《乐府诗集》。表现富贵之家气派声势及种种享受，极尽铺张渲染。亦有谓乃讥刺富贵人家享乐，看似恭维而实奚落。开头即以“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表现其高车大马之状。“不知”下四句写其门第显赫，人无不知。“黄金”下六句，极言其室内之精美堂皇。接叙其子弟官位显要，门庭生辉。然后写庭园内风光，鸟鸣噰噰，鸳鸯无数。家中妇女或巧手织布，或弹琴作乐，结语“丈人且安坐，调丝方未央”，一派其乐融融，颐养天年气氛。全诗叙述流畅，用语雕缋镂金，代表了汉乐府诗铺陈热闹的一种特色。清陈祚明评：“写繁华甚盛，变宕百出，古雅纷披。”（《采菽堂古诗选》）

长安有狭斜行 乐府《清调曲》篇名。汉无名氏作。见《乐府诗集》。集中以为：“《相逢行》……亦曰《长安有狭斜行》。”其词句与《相逢行》相近，但较简略。或为一曲之异辞。参见“相逢行”条。

瑟调曲 乐府《相和歌》名。与《平调曲》、《清调曲》合称“清商三调”，后又加上《楚调》、《侧调》，称“相和五调”（亦称“清调正声”）。《古今乐录》载其乐器有“笙、笛、节、琴、瑟、筝、琵琶七种。《乐府诗集》载瑟调三十八曲。现存汉代古辞有：《善哉行》、《饮马长城窟行》、《妇病行》、《孤儿行》及《上留田》、《箜篌引》等。其曲辞多以叙事为主。

善哉行 乐府《瑟调曲》篇名。汉无名氏作。见《乐府诗集》。写宴会时主客赠答。篇名即魏明帝《步出夏门行》所言“善哉殊复善，弦歌乐情”之意，为“叹美之辞”。全辞分六解：一解劝宾尽欢，二解颂客长寿，三解客答自惭贫寒无可报答，四解主人夜深谢客，五、六两解为客人应答主人开头的致辞，以淮南王比颂主人长寿无期。整篇为四字句，用语古雅，典故叠出，宾主之情宛然在目。清张玉谷谓“此寒士饮宴于富贵之家，有感而作”，诗末则“暗兜作结，意境空灵”（《古诗赏析》卷三）。

陇西行 乐府《瑟调曲》篇名。汉无名氏作。见《乐府诗集》。《汉书·艺文志》载有《燕代讴、雁门、云中、陇西歌诗》九篇，结合本篇歌辞内容看，本诗当为当时采集的“陇西歌诗”。诗篇塑造歌颂一位能操持门户、应酬宾客的“健妇”形象。分三部分：开头八句写“白榆”、“桂树”、“青龙”、“凤凰”等星宿，描绘各自的位置、形态，与下面诗意不甚连属，为起兴部分。中间二十句是诗旨，细微描述“好妇”的礼节周到，落落大方，进退得体，从迎客、宴客、送客的具体过程中，突出其美好形态。最后四句是对主人公的正面歌颂，由衷称誉“齐姜亦不如”，“亦胜一丈夫”。全诗明晓流畅，辞意通达，格式整齐，叙中寓情。曾受一些封建文人曲解，以为是讽刺妇人不守闺范。然全诗健康自然，朴实无华的字里行间，分明令人感受到当时西北一带的民俗风情。如《乐府古题要解》所评：“始言妇有容色，能应门承宾；次言善于主馈；终言送迎皆合于礼。”张玉谷谓“篇中所叙，事事中礼，却处处引嫌”（《古诗赏析》）。亦可见其时妇人处世为人之不易。

折杨柳行 乐府《瑟调曲》篇名。汉无名氏作。见《乐府诗集》。列举夏桀、殷纣、胡亥、夫差、戎王、虞君等人物史实，说明君主昏庸必致不良后果。第四解中引用“三人成虎”的实例，叙述曾子母亲被惑轻信的故事，说明以众口混淆是非最为可怕，其结果或贤人遭残害，或逃世避居以远祸。此篇虽是规戒之作却表述有序，情感宛然，特别是以史实入歌诗，在汉乐府里尤为别致。清陈祚明谓此诗“应是贤者谏不得行而作诗以讽，其言危切……使事中用意作转法，妙”（《采菽堂古诗选》）。

西门行 乐府《瑟调曲》篇名。汉无名氏作。见《乐府诗集》。为一首感叹人生苦短，富贵易逝，劝人及时行乐之诗。诗中之西门，即“上西门”，系洛阳十二城之一。诗中写道：“今日不作乐，当待何时？”劝人“酿美酒，炙肥牛，请呼心所欢，可用解忧愁”。接着喟叹：“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最后指出，不知行乐解忧者实为爱惜钱财所致。与《古诗十九首》中《生年不满百》相表里。整篇结构如清张玉谷所言“及时不可少待，意十分醒透，指出其惜费病根，受嗤明验，真有神龙掉尾之势”（《古诗赏析》）。

东门行 乐府《瑟调曲》篇名。汉无名氏作。见《乐府诗集》。写一贫民在无衣无食的绝境中走上反抗之路。初写男主人公决心铤而走险，不再考虑回家，由于内心有所顾念，又转回家中。但回到家却是“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随即又将“拔剑东门去”。女主人苦苦劝阻，动之以情，然终被丈夫愤然拒绝。一位被逼造反、义无反顾的男子形象跃然纸上。叙事曲折，形象逼真。清范大士评：“写男子愤郁，女子谆复，情事如生。”（《历代诗发》）

妇病行 乐府《瑟调曲》篇名。汉无名氏作。见《乐府诗集》。其辞叙述病妇临终遗言及死后家境贫困之惨境。分两段：“乱曰”之前写病妇临终托孤；“乱曰”之后写丈夫抚养孩子的艰难困苦。妻子弥留之际，念念不忘“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有过慎莫笪笞”，其殷殷母爱，顾念幼子之情感人肺腑。后段写病妇死后，丈夫“闭门塞牖”，将“抱时无衣，襦复无里”的孩子关在家中，只身行乞。遇善良亲友施舍，并到其家探望，不料见到幼儿以为母亲睡着，正“啼索其母抱”，令人不忍卒睹。丈夫在家徒四壁的房中徘徊，发出无可奈何的哀叹：“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舍此，他已无路可走。全诗抒情与叙事紧密结合，寓悲忿辛酸之绪于平实自然的语句之中。清宋长白《柳亭诗话》云：“情与境会，口语心计之状，活现笔端，每读一遍，觉有悲风刺人毛骨。后贤遇此种题，虽竭力描摹，读之正如嚼蜡。”

孤儿行 又名《孤子生行》、《放歌行》。乐府《瑟调曲》篇名。汉无名氏作。见《乐府诗集》。写一孤儿自述其在父母去世后，遭兄嫂欺压虐待的不幸生活。分三层叙述三件事：行贾、汲水、收瓜。第一层悲叹自己命运身世，“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如今则像奴隶一样被逼去经商。第二层描述孤儿“汲水”途中的痛苦。“手为错，足下无菲”六句，极言其不堪忍受，产生“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的厌世念头。第三层写农田劳作的辛苦，收瓜时，“助我者少，啗瓜者多”，孤儿只能哀求吃瓜者把瓜蒂留下，以便让兄嫂过目，可作交待。寥寥数语，写尽其惊恐不安及兄嫂之刻薄凶残。结语“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惨痛之至。清沈德潜《古诗源》评：“极琐碎，极古奥，断续无端，起落无迹。泪痕血点，结缀而成。”

雁门太守行 乐府《瑟调曲》篇名。汉无名氏作。见《宋书·乐志》。为东汉时百姓祭祀洛阳令王涣的歌辞。诗中记载其博学多才、善行贤德、长于理财治乱的各种事迹，并说明写此诗即为“欲令后世，莫不称传”。《后汉书·王涣传》：“元兴元年（105）病卒……民思其德，为立祠安阳亭西，每食，辄弦歌而荐之。”知与史实相符。《乐府题解》说“古歌辞历述涣本末，与《传》合，而曰《雁门太守行》，所未详。”朱嘉征《乐府广序》说：“古辞咏雁门太守者不传，此以乐府旧题《雁门太守行》咏洛阳令也，与用《秦女休行》咏庞烈妇者同……凡拟乐府有与旧题全不对者，类用此例。”全诗以四言为主，诸言并用，较散文化，为乐府诗中鲜见。清陈祚明谓其“笔甚古劲”（《采菽堂古诗选》）。

艳歌何尝行 一作《飞鹄行》。乐府《瑟调曲》篇名。汉无名氏作。见《宋书·乐志》。记述夫妇不能相随，遂以白鹄为喻，表达夫妻深情。开头以“双白鹄”起兴，“十十五五，罗列成行”。然后写“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随”的情景，“五里一反顾，六里一徘徊”，极言其情之悲切。接下八句皆为雄鹄拟人之词，叙其不忍将伴侣抛下，但最终不得不独自离去的凄怆情状。以下是女子对将要分别的丈夫吐诉衷曲：“各各重自爱，远道归还难”；“妾当守空房，闭门下重关”，并表示了生死不离的决心。最后二句为祝颂之词，系乐工所加套语，与全篇文义不相关涉。张玉谷谓此诗“将一时情事，皆于比意中显出，运实于虚，笔饶古趣……以劝慰作结，真达得无可奈何，心口相违意出”（《古诗赏析》）。

楚调曲 乐府《相和歌》名。汉古辞有《白头吟》、《泰山吟》、《东武吟》、《怨诗行》等。《乐府诗集》卷四一云：“凡楚调，其器有：笙、笛弄、节、琴、筝、琵琶、瑟七种。”

白头吟 乐府《楚调曲》篇名。汉无名氏作。见《玉台新咏》。原题作《皑如山上雪》。《乐府诗集》谓其含意乃“疾人相知，以新间旧，不能至于白首，故以为名。”《西京杂记》云：“司马相如将聘茂陵人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但此说并不可靠。当是写一女子向用情不专的丈夫表示决绝之诗。起首以“山上雪”、“云间月”起兴，隐含男子另有所爱。“闻君有两意，故来相决绝”，点明主旨。“今日”以下四句，描述比喻男子变心之快，如流水般无复重合。“凄凄”下四句，表明自己对婚姻的态度：嫁娶时不必为离开娘家而悲伤，但求婚后合两意为一心，白头相守。末二句“男儿重意气，何用钱刀为”，强调了男女间的纯真感情。清李因笃评：“旨厚而词清，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得风人之婉切。”（《汉诗音注》）

梁甫吟 乐府《楚调曲》篇名。汉无名氏作。见《艺文类聚》。原题蜀汉诸葛亮作。以《三国志·诸葛亮传》有“诸葛亮躬耕南亩，好为《梁甫吟》”之句。然后人多不以为然。《乐府诗集》曰：“梁甫，山名，在泰山下。《梁甫吟》盖言人死葬此山，亦葬歌也。”此为齐国百姓悼念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的古辞。诗叙齐国相晏子用智谋诱三勇士上钩自裁，亦即著名的“二桃杀三士”故事。对三勇士的刚烈正直寄予同情，对晏子的阴谋有所谴责。全诗从野望写到三士墓，追述史事不着议论，然自有褒贬寓其中。清王尧衢评其写法为“春秋之笔”（《古唐诗合解》）。后世多有同题之作，然内容与此诗无关。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亦名《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妻》。乐府《杂曲歌辞》篇名。原为建安时期无名氏作，约经后人润色。见《玉台新咏》。全诗均为五言，三百五十三句，一千七百六十五字，为我国五言叙事诗中独有之长篇。叙汉末庐江府小吏焦仲卿与妻刘兰芝爱情笃厚，然焦母不喜儿媳，苛刻挑剔，决意驱兰芝归家。仲卿难违母意，告妻暂回，旋当再娶。临分手，两人盟誓决不相负。兰芝归家后，遭兄逼迫，命嫁太守。兰芝不屈，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作者通过这一婚姻悲剧，揭露和鞭笞封建礼教罪恶，对主人公悲惨遭遇和反抗精神给予同情和赞扬。诗末以焦、刘死后化作一对鸳鸯的美丽幻想，表达了青年男女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理想。诗作通过人物对话、行动，刻画出坚贞不屈的兰芝、秉性忠厚的仲卿、独断蛮横的焦母、势利凉薄的兰芝兄长等一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叙事曲折，矛盾尖锐，结构谨严，语言质朴，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标志着汉乐府叙事诗发展的高峰，与《木兰诗》合称乐府民歌中的“南北双璧”。明胡应麟评：“不假雕琢，工极天然。百代而下，当无继者。”（《诗薮》卷二）其影响深远，至今仍有以此为题材编成的戏剧。

孔雀东南飞 乐府《杂曲歌辞》篇名。即《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董娇饶 乐府《杂曲歌辞》篇名。东汉宋子侯作。见《玉台新咏》。董娇饶，女子名，余冠英疑为乐府旧题（见《汉魏六朝诗选》）。诗以花拟人，感喟花落尚可重开，红颜老去不复返，伤悼欢爱永逝。先以桃李花起兴，描绘秀丽春光；次写人花对答；末为感慨自解之辞。全诗托物遣兴，一波三折，含蓄蕴藉，宛转动人，不似乐府民歌的质直、单纯。后人评其“婀娜其姿，无穷摇曳”（清沈德潜《古诗源》卷三）。

羽林郎 乐府《杂曲歌辞》篇名。东汉辛延年作。见《玉台新咏》。本乐府旧题，此以旧题咏新事。叙一酒家女不畏强暴，拒绝豪奴调戏事。用民歌夸张、铺陈手法，层次井然，波澜叠起，意趣盎然。“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为诗中警句。清沈德潜评：“骈丽之词，归宿却极正，风之变而不失其正者也。”（《古诗源》卷三）清李因笃评：“皎皎高节，却以艳诗传之，与十九首语气正同……想像风流，偏于闲处设色。”（《汉诗音注》卷四）

枯鱼过河泣 乐府《杂曲歌辞》篇名。汉无名氏作。见《乐府诗集》。全诗共四句，以拟人手法，借“枯鱼”（已被捕离水之鱼）过河时警告同类的话语，说明处世待物要谨慎小心，否则后悔不及，难以补救。说理明白，用语质朴。清李因笃评：“枯鱼何泣？然非枯鱼则何知泣也？写得生动。过河字用得妙，作书更奇想。”（《汉诗音注》）

悲歌行 乐府《杂曲歌辞》篇名。汉无名氏作。见《乐府诗集》。描写游子思归不得的悲切心境。起首“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道尽游子心酸。次句“思念故乡，郁郁累累”，形容怀乡心情的迫切殷然。三句“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活现一孤苦无依、处处受阻、走投无路的羁客形象。末句“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更将痛苦的体验结束得非常深刻形象。全篇比喻妥贴，以浅语写深情。清陈祚明评：“情意曲尽。旅客至情不能言，乃真愁也。”（《采菽堂古诗选》卷二）

汉鼓吹铙歌曲句解 研究著作。清庄述祖著。作于嘉庆十一年（1806）。有感于以往著录的铙歌多为坊刻本，讹误不少，文字尤甚，因而作者注重文字考证和古音校正。认为铙歌大多“文从字顺，意见言表，转吻玲玲，天籁自合”（《汉鼓吹铙歌曲句解》自序）。解释时广征博引，如考证《巫山高》、《朱鹭》等篇，论述源流，细致精当。然受儒家诗教影响较深，如评《有所思》：“衰乱之俗，婚姻之礼废，夫妇之道苦，男女各以其私相约誓而轻绝焉。”又说“女子当以礼自处，无礼则不知所至极矣”。全书对研究汉代铙歌有一定参考价值。有《珍埶宦遗书》本。

汉鼓吹铙歌十八曲集解 研究著作。清谭仪著。辑录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张琦《宛陵书屋古诗录》、庄述祖《汉铙歌句解》、陈沆《诗比兴笺》的各种观点，加上自己评语，作成《集解》一卷，可谓“采获群书，附益稍备”。如评《战城南曲》：“庄、陈皆谓代死者之言，愚以为亦生者自念之辞”，颇具识见。然其受儒家诗教影响较深，如评《上邪》各家注，不取庄述祖男女相思之说，却赞成陈沆的观点，认为是讽喻之作。全书解释详尽，对汉代铙歌研究有参考价值。有《灵鹣阁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等。

汉乐府三歌笺注 研究著作。清陈本礼著。“三歌”即“郊祀歌”、“铙歌”、“安世房中歌”之合称。注意三歌的不同特点，作出不同的笺注。认为“《铙歌》难读异乎《郊祀》，其义深骤，难探其微；其词奥邃，难析其理”（《铙歌》自序）。而《安世房中歌》“章法之周密，词旨之高古，远在《郊祀》之上，一唱三叹，有余音焉”（《安世房中歌》自序）。全书注释详尽，分析透彻。如《铙歌》的注释，综合沈归燕、董若雨诸家之说，引证大量经史子集材料，结合自己观点，别具新意；注《安世房中歌》，力纠谬误。为研究汉乐府歌辞的重要参考资料。有《江都陈氏丛书》本。

别集

贾长沙集 诗文别集。西汉贾谊著。《汉书·艺文志》著录贾谊赋七篇，文五十八篇。《隋书·经籍志》卷四载《贾谊集》四卷，录一卷。今已佚。明张溥辑本一卷。收录赋、骚、疏、论等各体作品共十三篇，并附录本传，其中包括《过秦论》、《惜誓》等名篇。张溥称“西汉文字，莫大乎是，非贾生其谁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贾长沙集题词》）。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另有明成化十九年（1483）乔溍刊《贾长沙集》十卷本，明叶绍泰辑《贾长沙集》不分卷，收入《增定汉魏六朝别解》中。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据清抱经堂本《新书》，又从其他书籍中辑录，共收辞赋文章六十八篇，并有多种附录，编成《贾谊集》出版。

晁错集 文别集。西汉晁错著。《汉书·艺文志》著录其文三十一篇。《隋书·经籍志》卷四载《晁错集》三卷，录一卷。今已佚。清严可均辑本一卷。收录策、疏、上书等各体作品共六篇，其中包括《贤良文学对策》、《上书言兵事》等名篇。收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清人马国翰辑有《晁氏新书》一卷，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中。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晁错集注释》，后附各家评论，收罗较全。

枚叔集 诗文别集。西汉枚乘著。《汉书·艺文志》著录枚乘《赋》九篇。《隋书·经籍志》卷四著录《枚乘集》二卷，录一卷。《文献通考·经籍考》卷五七有《枚叔集》一卷。明张幼白曾将枚乘诗赋与《七发》、《上吴王书》等合刻为一集。但均佚。今有清丁晏辑本一卷。收录赋、书、诗等各体作品，包括《七发》、《柳赋》、《菟园赋》等名篇，诗收九首，其中八首见于《古诗十九首》中，经后人考证非其所作。有《楚州丛书》本。

司马文园集 诗文别集。西汉司马相如著。《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集》一卷。已佚。明张溥辑本一卷。收录赋、书、檄、难等各体作品，并附录本传，其中包括《子虚赋》、《上林赋》、《论巴蜀檄》等名篇。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另有明汪士贤辑《司马长卿集》一卷，收入《汉魏诸名家集》。丁福保辑本二卷，收入《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以上各辑本收录内容基本相同。

东方大中集 诗文别集。西汉东方朔著。《汉书·艺文志》著录其文二十篇。《隋书·经籍志》卷四载《东方朔集》二卷。今已佚。明张溥辑本一卷。收录骚、疏、书、序、铭等各体作品，并附录本传，其中包括《答客难》、《非有先生论》、《七谏》等名篇。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另明康丕显刊有《东方先生文集》三卷。汪士贤辑有《东方先生集》一卷，收入《汉魏诸名家集》。以上两本收录内容与张辑本基本相同。

董胶西集 文别集。西汉董仲舒著。《汉书·艺文志》著录其作品一百二十三篇。《隋书·经籍志》卷四载“《董仲舒集》一卷，梁二卷”。皆已佚。明张溥辑本一卷。收录赋、策、章、颂等各体作品共九篇，并附录本传，其中包括《士不遇赋》、《贤良策》等名篇。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另明正德年间吴郡卢雍刻有《董仲舒集》七卷。万历、天启间，汪士贤据卢刻本成《董仲舒集》一卷，收入《汉魏诸名家集》。

王谏议集 诗文别集。西汉王褒著。《汉书·艺文志》著录其赋十六篇，《隋书·经籍志》卷四著录《王褒集》五卷。今皆佚。明张溥辑本一卷。收录赋、骚、论、颂、移文、约、文等各体作品，并附录本传，其中包括《洞箫赋》、《九怀》等名篇。张溥认为其“歌诗尤善……然辞长于理，声偶渐谐，固西京之一变也”（《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王谏议集题词》）。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刘子政集 诗文别集。西汉刘向著。《隋书·经籍志》卷四著录《刘向集》六卷，今已佚。明张溥辑本一卷。收录赋、疏、上书、封事、对、议、颂等各体作品共二十二篇，并附录本传，其中包括《请雨华山赋》、《条灾异封事》等名篇。张溥认为“其书皆非无谓而作者。虽《九叹》深雅，微逊《骚经》，其他文辞宏博，足相当矣”（《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刘中垒集题词》）。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另明叶绍泰又辑有《刘子政集》不分卷，收入《增定汉魏六朝别解》。

褚先生集 文别集。西汉褚少孙著。明张溥辑。一卷。收录补司马迁撰《史记》缺佚部分的文章，共计论八篇、列传十八篇、《三代世表》及《建元以来侯者年表》。其中若干篇经后人考证，并非为褚少孙所补而系张溥误收。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

扬侍郎集 诗文别集。西汉扬雄著。《汉书·艺文志》著录扬雄《赋》十二篇。《隋书·经籍志》卷四载《扬雄集》五卷。皆已佚。明张溥辑本一卷。收录赋、书、颂、箴、诔等各体作品五十八篇，并附录本传，其中包括《甘泉赋》、《长杨赋》、《羽猎赋》等名篇。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又宋人谭愈曾从《汉书》、《古文苑》等书中辑录古文四十余篇，次为五卷。明万历间，郑朴就此复加辑录，次为《扬子云集》六卷，包括《法言》、《太玄经》等，后清修《四库全书》即用此本。另有明汪士贤辑《扬子云集》三卷，收入《汉魏诸名家集》。叶绍泰辑《扬侍郎集》不分卷，收入《增定汉魏六朝别解》。今人丁福保辑《扬子云集》四卷，收入《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上述三本收录内容与张辑本基本相同。

冯曲阳集 诗文别集。东汉冯衍著。《后汉书》本传称其有赋、诔、铭等五十篇。唐李贤注云：“衍集见存二十八篇”。今有明张溥辑本一卷。收录赋、疏、笺、书、铭等各体作品共十七篇，并附录本传，其中包括《显志赋》、《自陈疏》等名篇。张溥评其文章“若言豁达激昂，鹰扬文囿，则必首敬通（冯衍字）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冯曲阳集题词》）。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张鹏一又就张集本厘正增补，成二十篇，收入《关陇丛书》。

班兰台集 诗文别集。东汉班固著。《隋书·经籍志》卷四著录《班固集》十七卷，《新唐书·艺文志》卷四著录《班固集》十卷，皆亡佚。今有明张溥辑本一卷。收录赋、诗、表、笺、书等各体作品共二十八篇，并附录本传，其中包括《两都赋》、《与弟超书》等名篇。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另明叶绍泰又成《班兰台集》不分卷，收入《增定汉魏六朝别解》。今人丁福保又据张辑本增删，成《班孟坚集》三卷，收入《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另张鹏一亦对张辑本作了补订，得文三十一篇，成《兰台集》一卷，收入《关陇丛书》。

崔亭伯集 诗文别集。东汉崔骃著。《隋书·经籍志》卷四著录十卷，已佚。今有明张溥辑本一卷。收录赋、书、笺、箴、颂等各体作品共四十篇，并附录本传，其中包括《大将军西征赋》、《与窦宪书》等名篇。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另明叶绍泰辑本不分卷。收入《增定汉魏六朝别解》。清严可均在张辑本基础上又增残篇，收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张河间集 诗文别集。东汉张衡著。《隋书·经籍志》卷四著录“《张衡集》十一卷，梁十二卷，又一本十四卷”，均已佚。今有明张溥辑本二卷。收录赋、诰、疏、策、铭等各体作品，并附录本传，其中包括《西京赋》、《东京赋》、《归田赋》等名篇。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另明人张燮辑有《张河间集》六卷，附录一卷，收入《汉魏六朝七十二家集》。明叶绍泰辑本不分卷，收入《增定汉魏六朝别解》。清严可均又据张溥本重加辑录，分四卷，内容与张溥本比较，有所增损，收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王叔师集 诗文别集。东汉王逸著。《后汉书》本传称其共著赋、诔、论、书等二十一篇，又作诗一百十三篇。《隋书·经籍志》卷四著录“南朝梁有《王逸集》二卷、录一卷，已亡”。今有明张溥辑本一卷。收录赋、论、骚、诗等各体作品，并附录本传。作者以研究楚辞著称，集中骚体作品较多，其中包括《九思》、《逢尤》等名篇。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丁福保在张辑基础上又进行删订，收入《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

马季长集 诗文别集。东汉马融著。《后汉书》本传称其所著赋、碑、诔、表、颂、书、记等共二十一篇。《隋书·经籍志》卷四著录有《马融集》九卷。已佚。今有明张溥辑本一卷。收录赋、疏、颂、书、序等各体作品十余篇，并附录本传，其中包括《长笛赋》、《广成颂》等名篇。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清严可均在张辑基础上有所增益，收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蔡中郎集 诗文别集。东汉蔡邕著。《后汉书》本传称其所著诗、赋、碑等凡百四篇。《隋书·经籍志》卷四著录“《蔡邕集》十二卷。梁有二十卷，录一卷”。《宋史·艺文志》卷七作十卷。皆已佚。今有明张溥辑本二卷。收录诗、赋、箴、铭、记等各体作品一百三十六篇，并附录本传，其中包括《陈政要七事》、《述行赋》等名篇。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另有明嘉靖间杨贤刻六卷本。汪士贤刻本八卷，收入《汉魏六朝诸名家集》。清杨以增刻《蔡中郎集》十卷，外纪一卷，外集四卷，收入《海源阁丛书》。杨辑本搜录较备，舛误亦少，为其中较好的辑本。

孔少府集 诗文别集。东汉末孔融著。《后汉书》本传称其有诗、颂、文等二十五篇。《隋书·经籍志》卷四云“《孔融集》九卷。”已佚。今有明张溥辑本一卷。收录表、疏、书、对、教、碑等各体作品，并附录本传，其中包括《荐祢衡表》、《答王修教》等名篇。张溥评：“东汉词章拘密，独少府诗文，豪气直上，孟子所谓浩然，非邪？”（《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孔少府集题词》）。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四库全书》收《孔北海集》一卷，并附后世诸家对孔融的论赞。今人丁福保辑有《孔文举集》一卷，收入《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孙至诚评注《孔北海集评注》，只录文，不取诗。

阮元瑜集 诗文别集。东汉末阮瑀（字元瑜）著。《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瑀集》五卷，注云“梁有录一卷，亡”。《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并著录《阮瑀传》五卷。宋时已佚。今存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辑本一卷。另有明杨德周《汇刻建安七子集》本、清杨逢辰《建安七子集》本、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本。俞绍初有《建安七子集》辑校本，《阮瑀集》编在卷五，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其诗文较备。

应德琏集 诗文别集。东汉末应玚（字德琏）著。《三国志·魏书》本传谓其尝“著文赋数十篇”。玚卒后，建安二十三年（218），曹丕曾为结集。《隋书·经籍志》著录《应玚集》一卷，注云“梁有五卷，录一卷，亡”。《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并著录《应玚集》二卷。已佚。今存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辑本一卷，另有明杨德周《汇刻建安七子集》本、清杨逢辰《建安七子集》本、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本。俞绍初有《建安七子集》辑校本，《应玚集》编在卷六，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其诗文较备。

陈记室集 一作《陈孔璋集》。诗文别集。东汉末陈琳（字孔璋，曾为曹操管记室）著。琳卒，建安二十三年（218），曹丕曾为结集。《隋书·经籍志》著录《陈琳集》三卷，注云“梁十卷，录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著录《陈琳集》十卷。宋后亡佚。今存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辑本一卷。另有明杨德周《汇刻建安七子集》本、叶绍泰《增定汉魏六朝别解》本、清杨逢辰《建安七子集》本、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本，及明冯惟讷《诗纪》所辑琳诗。今人俞绍初有《建安七子集》辑校本，《陈琳集》编在卷二，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其诗文较备。

刘公幹集 诗文别集。东汉末刘桢（字公幹）著。桢卒，建安二十三年（218），曹丕曾为结集。《隋书·经籍志》著录《刘桢集》四卷，注云“录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并著录《刘桢集》二卷。宋时俱佚。今存明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辑本一卷。另有明杨德周《汇刻建安七子集》本、清杨逢辰《建安七子集》本、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本，及明冯惟讷《诗纪》所辑桢诗。俞绍初有《建安七子集》辑校本，《刘桢集》编在卷七，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其诗文较备。

徐幹集 一作《徐伟长集》。诗文别集名。东汉末徐幹（字伟长）著。幹卒，建安二十三年（218），曹丕曾为结集。《隋书·经籍志》著录《徐幹集》五卷，注云“梁有录一卷，亡”。《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著录《徐幹集》五卷，宋时已佚。今存明杨德周《汇刻建安七子集》辑本六卷、清杨逢辰《建安七子集》辑本一卷、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辑本一卷。今人俞绍初有《建安七子集》辑校本，《徐幹集》编在卷四，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收录其诗文较备。

王侍中集 诗文别集。东汉末王粲著。《三国志·魏书》本传载其有诗、赋、论六十篇。《隋书·经籍志》卷四著录《王粲集》十一卷。约亡于宋末。今有明张溥辑本一卷。收录赋、书、檄、赞、铭、诗等各体作品，并附录本传，其中包括《登楼赋》、《游海赋》等名篇。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清陈朝辅辑有《王仲宣集》四卷，收入《汇刻建安七子集》。杨逢辰辑本一卷，收入《建安七子集》。俞绍初在丁福保《汉魏六朝名家集初刻·王仲宣集》三卷本基础上重新辑补整理成《王粲集》诗一卷，文二卷，并附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

杂著　小说

山海经 地理著作。十八卷。《四库全书总目》以为乃“周秦间人所述”。现一般认为是战国时记录成文，秦汉间又增补，故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前半部是《南山经》、《北山经》等五篇，称为《五藏山经》，简称《山经》；后半部为《海外》、《海内》、《大荒》等十三篇，简称《海经》。内容为古代民间故事和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等。不仅对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民俗、中外交往有参考价值，更被人视为中国“小说之最古者”。其中“黄帝战蚩尤”、“鲧、禹治水”、“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刑天舞干戚”等著名神话传说，是后代作家和文学史家所珍视的材料。注本有晋郭璞《山海经注》、清毕沅《山海经新校正》、郝懿行《山海经笺疏》。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

淮南子 一作《淮南鸿烈》。杂家著作。西汉刘安（淮南王）主编。最初所作《外书》、《中篇》已佚，今存《内篇》二十一卷。杂采先秦诸子之说，以阴阳五行和道家天道自然观立论，杂糅儒、墨、法、刑、名诸家学说，反映了作者“澹泊无为，蹈虚守静”的黄老无为思想（见高诱《淮南鸿烈解序》）。书中保留了许多先秦以来的原始资料，其文体与《吕氏春秋》近似，其中神话传说和史事，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姮娥奔月”、“夏禹治水”、“共工怒触不周山”等，均有很高的文学、史料价值。一些寓言故事含意深刻，极具教育意义，如《人间训》中“塞翁失马”、“鲁人报仇”；《道应训》中“公仪休嗜鱼”、“善呼者”等。论文方面主张因自然，灭文章，依道废艺，指责儒家诗书礼乐是“言华”、“行伪”的产物，不切实用。然在具体论述中，却提出诸如“哀乐之袭人情也深”，“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系于中而欲发外者也。以文灭情则失情，以情灭文则失文，文情理通，则凤麟极矣”（《缪称训》）等见解，乃至反对“尊古而贱今”，要求“作书以喻意以为知音也，诚得清明之心，执之鉴于心，照物明白，不为古今易意，摅书明指以示之，虽盖棺亦不恨矣”（《修务训》），大多深切文理，发展了道家文艺思想。注本有汉代许慎及高诱本，两者至宋代相混。今通行有清庄逵吉校本；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出版。

说苑 一名《新苑》。笔记小说集。西汉刘向著。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原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后仅存五卷。经宋曾巩辑补校订，编为二十卷，六百三十九章。清人增补为六百六十三章。分为君道、臣术、建本、立节、贵德、复恩、政理、尊贤、正谏、敬慎、善说、奉使、权谋、至公、指武、谈丛、杂言、辨物、修文、反质二十类。按各类记述春秋战国至汉代的遗闻轶事，每类之前列总说，事后加按语。是根据《说苑杂事》和编写《新序》后的剩余资料加以编排撰述而成。其中以记述诸子言行为主，不少篇章中有关于治国安民、家国兴亡的哲理格言。有的具小说雏形，如《权谋》类中对东郭垂故事的叙说，集中表现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写得生动形象，细腻逼真。不少篇章具讽喻劝世作用，对后代小说不无影响。另外也反映出作者有关文学的观点。如认为“有文无武，无以感下；有武无文，民不可亲。文武俱行，威德乃成”（《君道》）。作文则要求有感而发，“内悦而形”（《修文》）、“有诸内必形于外”（《杂言》），诗由“思然后积，积然后满，满然后发”（《贵德》）。对语言文辞的表达与修饰也很看重，指出“无思虑之心则不达，无谈说之辞则不乐”（《谈丛》），“辞不可不修，说不可不善”（《善说》）。此外又十分强调文学的美刺讽劝作用。此书有宋、元两种残本。清黄丕烈校宋本、四部丛刊影印明抄宋本等。另有赵善诒《说苑疏证》本附历代著录及序跋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新序 笔记小说集。西汉刘向著。《隋书·经籍志》著录三十卷，又序录一卷。已佚。后经宋曾巩校订，编作十卷，一百六十六条。分杂事、刺奢、节士、义勇、善谋五类。记录从舜、禹至汉初的历史人物的各种事迹。作者根据古史及各家之书、史记录，而用文学笔法再传之。不少篇章善于对特定史实进行渲染，如《节士》写子贡访原宪的故事，注意人物性格细节描写，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有的具有浓厚的小说意味，如《孙叔敖》、《丑女无盐》等篇，曲折有趣、耐人寻味，开魏晋小说之先河。其记载与《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有所不同，亦可补诸史之不足。文笔朴素洗练，委婉流畅。有《汉魏丛书》本、《百子全书》本、《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翻宋本、《丛书集成》本、清人卢文弨《新序校补》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卢元骏《〈新序〉今注今译》本。

法言 哲学著作。西汉扬雄著。十三卷。模拟《论语》，所论皆以儒家思想为旨归。其中《吾子》、《问神》、《君子》等篇论及文学问题。提倡明道、征圣、宗经的文学模式，在内容与形式关系上要求“弸中彪外”（《君子》）、“华实相副”（《修身》），以“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为归（《问神》）；在继承与创新的关系上又要求“可则因，否则革”，“新则袭之，敝则益损之”（《问道》）。其对当时辞赋过肆文辞以至讹滥的批评尤中肯綮。然立论多拘执儒家正统思想，以至为征圣宗经而倡文必艰深之说。旧有晋李轨、唐柳宗元、北宋宋咸、吴祕注和司马光集注本，元明时汇刻为五臣音注本十卷。宋刊本李轨注十三卷附宋阙名音义一卷，为现存较早本子，通行有近人汪荣宝《法言义疏》二十卷，收入中华书局1987年版《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

春秋繁露 政论著作。西汉董仲舒著。十七卷。八十二篇。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取阴阳五行学说，把殷周以来的“天命”思想系统化、理论化。各篇均以阐述“春秋大一统”为旨意，建立“天人感应”系统，以“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来确立“君权神授”观，提出一整套集权统一思想，以实现其“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政治主张。在述说其封建统治术的哲学体系的同时，揭露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诸如“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的不合理现象，提出“限名占田，以澹不足”等反对土地兼并，限制富者为所欲为的进步主张。立论高远，逻辑性强，援引丰富有据，叙述平正通达，语言质朴平易，与汉初政论文章枯燥严峻、极事铺张的文风迥然有别。故宋代有人疑其伪。但刘熙载所言此“乃汉文本色”（《艺概》卷一）。有清抱经堂刻本、《四部丛刊》影印聚珍本、清光绪五年定州王氏谦德堂刻《畿辅丛书》凌曙《春秋繁露注》本、中华书局1975年排印本。

盐铁论 政论著作。西汉桓宽编著。十卷。六十篇。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朝廷召集天下贤良、文学六十多人到京城举行会议，“问民间所疾苦”，并让其与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讨论盐铁、酒类诸事，史称“盐铁会议”。宣帝时侍郎桓宽据会议文献概括整理，“推衍盐铁之议，增广条目，极其论难，著数万言”（《汉书·公孙刘田传赞》），因成此集。篇各标目，诸篇皆首尾相属，内容互相连贯，反复问答，使论点不断深化。书中记载以“文学”、“贤良”为一方，“丞相”、“御史”为另一方，互相诘难，引据抨击，比喻说理，叙述生动形象。内容涉及当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议论从实际出发，针砭时弊，切中要害，语言简洁流畅，浑朴质实。如第二十一篇《殊路》，记叙桑弘羊与“文学”们对本质与现象之间的讨论，两方从孔子及其弟子的出处行藏说到西施、毛嫱，滔滔不绝，言语犀利，口吻毕肖，将当时辩战情形鲜明地呈现出来。后人评是一部“对话体的历史小说”（郭沫若《盐铁论读本》中语），实不过誉。有《四部备要》本、郭沫若校订《盐铁论读本》、科学出版社1957年出版；王利器《盐铁论校注》本，中华书局1992年出版。

论衡 杂著。东汉王充著。三十卷。八十五篇（其中《招致》篇已佚），二十余万字。论述哲学、政治、宗教、文化等各方面问题。关于文学批评的见解，散见于《自纪》、《对作》、《佚文》、《艺增》、《超奇》、《案书》、《须颂》等篇中。认为文章必须起积极的社会作用：“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自纪》）。主张写“真”，反对虚妄的描写：“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评，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对作》）。提倡通俗易懂的文风，主张内容与形式相一致：“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世俗所患言事增其玄，著文垂辞，辞出溢其真，称美过善，进恶没其罪”。但同时也认为文章要有文采才能“开心通意，晓解觉悟”。注重行文的独创性，反对因袭模仿：“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等等。然其对文学艺术的论点亦有偏颇之处，如未将学术著作与文学作品加以区别对待，片面强调真实，否定虚构和夸张；在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批判形式主义倾向时，忽视艺术表现力的重要作用。有明嘉靖吴郡苏氏通津草堂刻本，《汉魏丛书》本、《四部备要》本。刘盼遂有《论衡集解》，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

新论 杂著。东汉桓谭著。二十九篇。旨在“言当世行事”（《后汉书》本传》，间及文学。认为文章须为“褒贬”、“兴治”而发（《本造》），反对尊古卑今，肯定创新精神；对文学创作的甘苦和欣赏有具体深入论述，触及创作规律、作品风格等重要问题。至论“贾谊不左迁失志，则文采不发”，“扬雄不贫，则不能作《玄》、《言》”（《求辅》），尤中肯綮。原本唐宋后即散佚。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有辑本。通行有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据严辑本校补整理本。

风俗通义 一名《风俗通》。笔记。东汉应劭著。原书三十二卷，北宋时亡佚二十二卷，现存十卷。包括皇霸、正失、愆礼、过誉、十反、声音、穷通、祀典、神经、山泽十目，一百三十七条。主要收录有关古代历史、风俗礼仪、时人流品、音律器乐、山河薮泽、怪异传闻等内容。其中有关东汉社会风俗的描述，透露出当时社会各种矛盾及世态百相。如“过誉”、“愆礼”条目中对一些官场人物及富贵大家的虚伪、腐败有生动形象的描绘记录。保存有丰富的神话传说资料，如“女娲造人”、“李冰斗蛟”，为此两种传说故事的最先记录。关于“三皇”、“五帝”，封禅泰山梁甫以及对灶神、稷神和民间祭祀的记述，可见出古代神话传说在汉代的流变过程。在有关乐器的专篇叙述中，介绍了各种乐器的制作者及演奏时的情态。对神异鬼怪的片断记录则反映其时人们敬天畏神的心态。作者谓其写作宗旨在于“言通于流俗之过谬，而事该之于义理”（《风俗通义序》），对于民间口传，采取“俗间行语，众所共传，积非习惯”的态度，并指出“为正之要，辨风正俗最其上也”的见解。此书确也起到反映汉之前典章礼仪，风俗民情及各类世相的作用。叙事委婉有致，语言通俗明了，“杯弓蛇影”等成语即出于此书。有元大德本、《四部丛刊》影印本、《四部备要》本、《丛书集成》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风俗通义校注》本。

潜夫论 政论著作。东汉王符著。十卷。三十六篇（包括叙录一篇）。以《赞学》起始，以《五德志》叙帝王世系，《志氏姓》考谱牒源流作结。各篇分题论述王朝政府的用人、政事、边防等内外统治政策和时政弊端，同时批评当时社会迷信卜筮、虚伪势利等不良风气。在认识论上强调后天学习奋进的重要性，认为上圣“犹待学问，其智乃博，其德乃硕”。在文学上，主张文章要“遂道术而崇德义”，认为诗赋应“颂善丑之德，泄哀乐之情”，批评当时文人“苟为饶辩屈蹇之辞，竞陈诬罔无然之事，以索见怪于世”。而《潜夫论》则是其文学主张的实践结果。书中是非明确，内容充实，说理透辟。语言上通篇排偶，遣词骈丽，表现了东汉后期散文的骈化趋势。有《湖海楼丛书》汪继培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排印本、中华书局1979年排印本。

穆天子传 又名《周王传》、《周王游行记》。传记著作。著者不详，旧题晋郭璞注。为晋太康二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墓所得古籍（《汲冢书》）之一。六卷。前五卷记周穆王驾八骏北征戎族，会西王母于瑶池，东归洛阳，会见诸侯等故事，并记有昆仑黄帝之宫、河伯、长肱诸事。第六卷记盛姬之死及其丧仪。明胡应麟评为：“文极赡缛，有法可观。三代前叙事之详，无若此者。然颇为小说滥觞矣”（《少室山房笔丛·三坟补逸下》）。《四库全书总目》以其所叙事实“恍惚无徵”，归于子部小说类。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认为系后世伪作。流传版本主要有天一阁本、《汉魏丛书》本、《古今逸史》本、明赵标刊本、《四库全书》本、《道藏》本、《四部丛刊》本、《四部备要》本等。清代以降，注家颇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穆天子传汇校集释》，收罗详备。

逸周书 原名《周书》。古文献汇编。著者不详。《汉书·艺文志》著录七十一篇。颜师古注引刘向云：“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余也。”因有此名。晋太康中盗发汲郡魏襄王墓，得竹书《周书》，有人以为即此书。故又称为《汲冢周书》。经后代学者考定，此书约作于西周春秋时期，汉代口传，与汲冢所出竹书异。今存此书连序共七十一篇。内容庞杂，篇次错乱，文章风格不一，或似《尚书》，或近《左传》，有的近乎小说。如《太子晋》、《王会》、《殷祝》诸篇。有晋孔晁注本。通行有《汉魏丛书》、《四库全书》诸本。清朱右曾《周书集训校释》、孙诒让《周书斠补》、刘师培《周书补正》、陈汉章《周书后案》可资参考。

燕丹子 古小说。著者不详。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新、旧《唐书》直记为“燕太子撰”，显系误传。一卷，分上、中、下三篇。为现存唯一较完整的汉人小说。写秦时民间流传的荆轲刺秦王故事。记叙燕太子丹反对暴秦的一系列活动，歌颂荆轲义无反顾的英勇行为，其基本线索与《战国策·燕策》、《史记·刺客列传》大体相合。同时又运用想像力虚构“乌白头”、“马生角”、“黄金投蛙”、“决秦王耳”等小说情节，并结合各种传闻，塑造了不同类型人物，使故事起到感染激励作用，为我国古代小说之雏形。现存书后附有关于荆轲刺秦王的文献资料。胡应麟谓其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少室山房笔丛》卷三二）。有《平津馆丛书》本、《岱南阁丛书》本、《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程毅中点校本。

赵飞燕外传 原名《赵后别传》，又称《飞燕外传》。古小说。旧题汉伶玄著。一卷。宋朱胜非《绀珠集》引用。初著录于《郡斋读书志》，《四库全书》归入小说家类。文字纤靡，无古朴之气，似非汉人所作。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称“疑是唐宋人所为”。作者根据《汉书·孝成赵皇后传》之史实敷衍生化，主要描写汉成帝时赵飞燕与其妹婕妤争宠斗智、极尽享乐奢华的故事。对成帝、飞燕、婕妤、樊嫕及赤凤等人物的描绘叙述曲折有致，表现其外貌姿态生动细腻。故事情节较为紧凑集中，写了飞燕姐妹一生遭遇。尤可重视的是她们两人的对话、心理、性格及与成帝间的微妙关系，读来有宛然在目、身临其境之感。有《顾氏文房小说》本、《汉魏丛书》本、《说郛》本、《古今逸史》本。

列仙传 志怪小说集。旧题西汉刘向著。二卷。《汉书·艺文志》未著录。宋陈振孙等断为伪托，疑为汉末方士所作。记载赤松子、玄俗等共七十一位仙家道人的事迹。每位传人前有四言赞语，篇末有总赞语，仿《列女传》体例。运用一定的文学手法和语言，将各类人物的仙风道骨描写得栩栩如生，如写其炼丹服药、隐形变化、长生不老、白日升天等等。有清道光十三年癸巳在兹堂刊本、清光绪十三年扫叶山房刊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十洲记 又名《海内十洲记》、《十洲三岛记》、《十洲三岛》等。志怪小说集。旧题汉东方朔著。一卷。一般认为成书于曹魏之世。分序、十洲、三岛三部分。其序云：“汉武帝既闻王母说八方巨海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长洲、元洲、流洲、生洲、凤麟洲、聚窟洲等十洲，并是人迹所希绝处。又始知东方朔非世常人，是以延之曲室，而亲问十洲所在，方物之名。”书中即叙东方朔所言十洲及沧海岛、蓬莱山、扶桑岛等地所有之真仙神官、仙草灵药、奇禽异兽、怪物珍宝等，并作道教宣传。叙述生动细腻，文风夸饰缛丽且想像丰富。有《道藏》、《顾氏文房小说》、《百子全书》等本。

汉武故事 又名《汉武帝故事》。小说集。旧题汉班固著。一般认为成书于曹魏时期。二卷。叙述汉武帝刘彻一生的杂闻琐事。如记其年幼时钟意长公主之女阿娇，并云“若得阿娇作妇，当作金屋贮之也”。即位后举贤用能，但又专横独断，好大喜功，北伐匈奴，南讨西越，招致天下骚乱。晚年大兴土木营造宫观，沉湎酒色，迷恋长生不老之术，曾与西王母会面，然于临终前方明白神仙之虚妄。全书既有历史成分又杂糅神话传说，虽荒诞无稽，情节怪异，却丰富地表现出汉武帝的性格特征。其中的典故轶闻为后代诗文广泛称引。原本已佚。今存为后人所辑。有《古今说海》、《粤雅堂丛书》、《说郛》、《古小说钩沉》等本。

汉武内传 又名《汉武帝传》、《汉武帝内传》。志怪小说。旧题汉班固著，一作晋葛洪著。《隋书·经籍志》著录三卷，新、旧《唐书》著录二卷。今传本一卷。记叙汉武帝刘彻出生至崩葬事，但与《汉武故事》多有不同，犹详于其会西王母一节，极尽铺排渲染之能事。书中人物大为增多，如增加董仲舒、王子登、董双成、石公子等；另有王母授《五岳真形图》、上元夫人授《五帝六甲左右灵飞方》等事，亦为《汉武故事》所无。摹写细致，文采侈丽。其中故事多为后代诗文家所称引。有《广汉魏丛书》、《五朝小说》、《龙威秘书》诸本。又有《道藏》本，另附《外传》一卷。

研究著作　参考资料

汉诗总说 研究著作。清费锡璜、沈用济编，杨复吉辑。一卷。费、沈曾取冯惟讷《诗纪》、梅鼎祚《诗乘》所收录的汉代诗歌，加以评论述析，编成《汉诗说》十卷。后清杨复吉将《汉诗说》前总论之语单独辑出，编成此书。共收录论断四十五则，专论汉诗，颇具心得。如认为汉诗具有“天成”、“自得”之特点，绝少人工斧凿，故对其应从总体上把握。作者强调“学诗须从第一义著脚，如立泰华之巅，一切培 ，皆在目中”，而所谓“第一义”，便是“熟读楚骚汉诗”。还认为“文章关乎时代，千古绝调，必成于失意不可解之时”等，皆有独特见解。有清《昭代丛书》本。丁福保将其收入《清诗话》。

史汉方驾 研究著作。宋倪思著。是书将《史记》、《汉书》所载相同内容列于一卷，如第八卷将《史记》、《汉书》所载《陈涉（胜）》传记并列。两书文字相同处以大字刊出，相异处分左、右行以小字并列或单列。班固作《汉书》继承《史记》，而对其多有删改，列其异同则优劣自见。并加以眉评、旁注，使读者一目了然。从用字遣词，直至思想、语义无所不评。有明许相卿撰辑、徐禾校锓的三十五卷明刻本。

读汉文记 研究著作。胡朴安著。为《朴学斋丛书》之一。作者《自序》言：“两汉学者无不读书富，更事深，见理明，故其为文也，据事直书……即辞赋箴铭之属，亦浩灏流转，朴与华兼，由是好之。綦至暇，辄讽诵以益神思，久之甘苦略知一二，随笔记之，聊以自课云。”内容有专论某作家，评其文章风格、体例，述其作品版本、后人注疏等，亦有专论某种文体、某篇作品及其在艺术上之相承关系。多引用史料、传说，文人趣闻逸事，并结合其文风格、内容加以评说。形式灵活多样，不拘一格，语言亦简洁明快。有民国十二年安吴胡氏刻本。

汉赋研究 原名《汉赋之史的研究》。研究著作。陶秋英著。分总论、骚赋、汉赋三篇，每篇又分若干章节。总论部分系统阐述赋的概念、源流衍变、与同时代其他文体的关系；骚赋部分叙述其由来、代表作、名作家等，并对其在赋史中的地位进行历史的和文学的评价；汉赋部分为全书重点，详论其形成、派别源流、与当时学术的关系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并介绍汉赋的作家、作品。在此基础上总结汉赋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本书原是1932年作者在燕京大学研究院的硕士论文，也是其所作《赋史》中的一部分，因故先行抽印，193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据中华书局本重印时，抽掉了对《离骚》、《招魂》两篇的介绍，把最后一章《结论》改为《汉赋的后身》，并对个别文字作了改动，然后将书名改为现名。

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 研究著作。日本泷川资言、水泽利忠著。《史记会注考证》由泷川资言在20世纪30年代撰成。以清金陵书局《史记》本为底本，引录南朝宋裴胭《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三家之注以来有关中日典籍约一百二十多种，上起盛唐，下迄近代，别择缀辑于注文中，时加审辨说明，将一千二百年来诸家众说，以事串联，较为系统地加以介绍。《史记》三家注自宋代合刻于《史记》正文下之后，其中的《史记正义》经不断删削，大失原貌，以致佚文极难搜集。作者从日本所藏几种古本《史记》校记中辑得《正义》佚文一千二三百条，补入书内。全书末附作者所撰《史记总论》，论述司马迁生平事迹和《史记》作书资料、体例、流传、演变、版本等情况。《考证》虽参校了一些本子，然不作校记和改补。20世纪50年代，水泽利忠撰《史记会注考证校补》以补其缺。以《考证》本为底本，广校众本达三十多种，参考中日校记资料近四十种。针对《考证》辑录《史记正义》佚文时省略出处的缺点，《校补》为之一一注明，又据二十多种日本古抄本校记等资料增辑《正义》佚文二百多条。同时对《考证》移录三家注张冠李戴的错误也加以订正。两书是继三家注后对《史记》的又一次大规模整理，资料翔实，考订精确，堪称目前为止资料最丰的《史记》注本，为研究《史记》和中国古代史的重要参考书。《考证》与《校补》两书，原各自刊行。北京古籍刊行社五十年代曾据日本本影印《考证》。70年代台湾广文书局又影印《校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将《校补》分附于《考证》每卷之后，予以影印，成《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

先秦文学史 研究著作。徐北文著。分“古代神话”、“《诗经》”、“散文的发展”、“楚辞与屈原”、“先秦文学的成就”五章，研究了先秦文学发展的历程。认为先秦文学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一、各种作品形式不同，但其主导思想都体现了关心人民生活、同情人民疾苦的民本主义思想；二、确立了文言文的地位；三、产生了神话、史传、散文、寓言、谐隐与辞赋等多种文学体裁；四、创作出许多典范作品。本书将谜语、寓言、民间传说与故事等列为专节介绍，并肯定其地位，较有识见。山东齐鲁书社1981年出版。

汉文学史纲要 研究著作。鲁迅著。为作者1926年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的讲义。共十篇，题为“自文字至文章”、“书与诗”、“老庄”、“屈原及宋玉”、“李斯”、“汉宫之楚声”、“贾谊与晁错”、“藩国之文术”、“武帝时文术之盛”、“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书中所论新颖精警。如评论司马迁时，针对班彪所谓“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的观点，认为司马迁“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高度概括了《史记》的思想与艺术成就。本书在作者生前未正式出版，后被编入《鲁迅全集》。

汉代散文史稿 研究著作。韩兆琦、吕伯涛著。论述自高祖元年（前206）至建安二十五年（220）散文发展的历史。依据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把汉代散文分为西汉前期、西汉后期与东汉前期、东汉后期三个阶段，加上“司马迁与《史记》”专章，共成四章。每章开头有“社会概况”，介绍该时期对散文发展影响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和社会思想状况；最后有一节概括介绍该阶段散文的基本特征，以及它对以前散文的继承和对以后散文的影响等。原文中较艰深的字句均有注释。还附录了本书重点分析评述的作品篇目。本书对汉代散文的发展作了较全面的探讨，考察了它们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及其自身发展变化的规律，为研究汉代散文发展史的参考书之一。由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先秦文学史参考资料 资料汇编。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游国恩等选编。是为配合该系“中国文学史”课程的教学而编选。包括古代神话、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尚书》、《诗经》、《左传》、《国语》、《战国策》、《论语》、《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楚辞》十五大类。除甲骨卜辞、铜器铭文二类外，各类作品都有较详细的注释，并附录一部分研究资料，如各书作者、时代、内容的考证、成书的过程及评价等。本书选录作品较丰富，基本反映了先秦文学的发展概貌。是学习和研究先秦文学史的重要资料集。由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出版，后由中华书局重版。

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 资料汇编。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研室游国恩等选编。是为配合该系“中国文学史”课程的教学而编选。包括两汉辞赋、《史记》、《汉书》、两汉乐府诗、汉代五七言诗五大类。各类作品都有较详细的注释，并附录一部分研究资料，如作者及事迹的考证、文学体裁的起源及源流演变过程、后人的评价等。本书选录作品丰富，基本涵盖了两汉文学的发展过程。是学习和研究两汉文学史的重要资料集。由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出版，后由中华书局重版。 jlRMCfOYsY0eFxhRTYrn51Fxsx/RQdoqkuSyk4JL8DeNI1kYruavtR8ubYDZ45zP